第 三 十 章 几多欢喜几多忧
甘肃教育事业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走过了一段辉煌的发展之路，走出了一条“穷省办大教育”的成功之路，用不断进取谱写了甘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壮丽诗篇，为农村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李贵富将其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义务教育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过艰苦努力，全省义务教育发展取得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的历史性成就。2008年，全省82个县区实现了“两基”目标，“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了96.78%，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两基”目标的实现，有力地推动了普通高中教育和幼儿教育的快速健康发展。二是中等职业教育得到跨越式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办学规模从建国初期的1949人增长到36.7万人，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壮大，实现了教育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三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甘肃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和储备了最有活力，最具优势的战略资源。四是民族教育日益发展壮大。截至2008年，全省民族地区21个县中实现“两基”的县达到17个，民族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80.95%，民族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民族教育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使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快速提高，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民族教育事业已成为民族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五是民办教育异军突起。全省的民办教育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成为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成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不可替代的教育资源。六是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省中小学校舍面积达到249.15万平方米，占地面积扩大到17.71万亩。如今，在农村，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最优美的环境是校园。
一、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走进21世纪，走进阳光和雨露!
近年来，甘肃省”两基“攻坚捷报频传，到2007年底，全省实现“两基”的县累计达到了79个，人口覆盖率提高到95.2%，基本做到幼有所教。
不知不觉间，孩子们不会再因贫穷而失学，朗朗的读书声将永远回荡在乡村的上空，一幅“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生”的美丽画卷铺展在世人面前……
镜头一：民族教育，展开腾飞的翅膀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建国初期，民族教育极端落后，全省为少数民族专设的小学只有389所，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率仅20%。在各民族的共同关心和精心呵护下，甘肃民族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截止2008年，民族地区共有中小学2186所，在校生达到了59.93万人，小学和初中适龄儿童入学率分别达到98.1%和87.9%。特别是1950年西北民族大学和1985年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建立，为民族地区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
2005年3月，一个捐资助学的热潮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大地上掀起。党政干部率先垂范，民营企业慷慨解囊，宗教界人士爱心奉献，各族群众尽其所能，短短一月就有407万元的资金走进了教育战线。时任州委书记姜信治同志指出：“不重视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重视教育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不重视教育的家长是不负责的家长。”他的话从此成为临夏各民族干部群众的共识。
民族教育的发展首先与当地政府的重视和群众的办学积极性是分不开的。要发展民族教育，首先需要改善教育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改善得益于国家和省上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倾斜政策，史无前例的巨额资金源源不断注入临夏教育，资金总额近8亿元。
临夏县土桥中学在政府几乎没有投入的情况下，靠贷款、借款和工程队垫资的方式，修建起了新的教学楼、学生宿舍楼、理化实验楼，学生容量由一千多名增至三千五百多名。校长孟有廉说，农村学生到城里上学没钱，如果我们不扩建，很多孩子就上不了高中。
巨大的资金投入，使得临夏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州小学校的危房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农村学校的教学楼成为当地最漂亮的建筑。随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的启动，全州初中办学条件也将迎来“大变脸”。全州高中建设如火如荼，保安族中学、广河独立高中等一批新项目建成使用。
临夏农村尤其是偏远乡村，每学期总有一些学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辍学。在有些乡村，“第一学期抓入学率、第二学期抓巩固率”成为学校、教育部门和乡村经常性的工作。为此，州上出台政策，把适龄儿童入学率、升学率、巩固率等作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硬指标，实行“一票否决”。
东乡县2003年在普初攻坚的关键时刻，时任县长向州委、州政府立下军令状：完不成目标立即辞职。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是少数民族地区普初的最大“瓶颈”，该县北岭乡政府的一名炊事员不愿意送女儿入学，乡党委书记听说后对他说：如果不送，先辞退再追究法律责任。
很快，全州小学生入学率达到96.67%，初中生入学率为72.8%;全州各级各类在校生达到近33万人，比5年前增加了7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超过一半。2003年底，全国56个民族中两个稀有民族——东乡和保安族历史性地实现了“普初”目标。
临夏民族教育的发展为摆脱贫困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镜头二：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打开一片新世界
同在蓝天下，共享好教育。一张小小的光盘、一座卫星收视点、一台计算机，如此简单的组合打开了乡下娃放眼世界的窗口，搭建起农村教育信息化的舞台。
2004年，根据国家的规划，甘肃省开始实施国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项目。到2008年底，甘肃省农村初中全部都建有计算机教室，农村小学都将建有卫星教学收视点，农村教学点都建有教学光盘播放点和拥有成套的教学光盘，实现了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在全省所有农村中小学校100%的覆盖。完成了15528所农村学校的远程教育工程建设任务，省级培训教师达到11893名，项目投入总资金36393.9万元，其中国家投入25015.3万元，省级投入5678.1万元，市县投入5700.5万元。
同时，全省已初步建立了农村远程教育平台和优质资源传输通道，信息技术教育课程在农村初中基本普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在各校普遍开展，并在全省建立了12个省级“远教工程”教师培训基地，层层开展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的集中培训，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得到提高，有效地解决了一些教学中的难题，促进了本地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由此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意识明显增强，教得轻松、学得愉快逐步变成现实。山里的教师和学生开始学习标准的普通话，不少学校开齐了多年来无法开设的音乐舞蹈课，有些地区尝试利用光盘开设英语课，通过互联网与世界沟通。
“从纸与笔走进光与电，从点与面走进线与网，农村校园网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城乡之间教育水平在时空上的差距，大大缓解了城乡之间教育不平衡的矛盾。”
手握鼠标、放眼世界，祖祖辈辈生活在深山僻壤的乡下娃，今天也能同城里的同龄人一样，在无界的网络时空里自由翱翔。现代化教育，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照亮了西部山区的沟沟岔岔，照亮了孩童们一颗稚嫩的心灵。
镜头三：辍学娃娃返学堂
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平，有了教育公平，从个体看，多少个农村孩子的命运将因此而出现光明的转折;从整体看，出生在农村的公民的素质提高了，就奠定了农村脱贫与发展的基石。
中央决定，从2005年春季学期开始，592个国贫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学生将全部享受免费教科书、免学杂费政策。此次加快国贫县“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步伐主要采取“扩大范围”和“提高标准”的措施。
“扩大范围”是指从2005年春季起，国家将对592个国贫县的约160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贫困的中小学生，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杂费，同时逐步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对于新增的贫困学生，中央财政将增加免费教科书专项资金数额;“提高标准”是指全面提高国贫县和非国贫县中央免费教科书的补助标准。原有的免费教科书补助标准为每学期小学生27.5元、初中生50元、特教生30元。中央财政从2005年春季起，将国贫县免费教科书补助标准提高到每学期小学生35元、初中生70元、特教生35元。
2005年，甘肃省开始在农村义务教育阶级贫困家庭学生中实行免杂费，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举措。当年，省、市两级财政共同拿出6000万元，承担了全省43个国扶贫困县免杂费的资金。
2006年1月20日，省政府出台《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意见》，全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面启动。春季开学，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406万中小学生全部免除杂费，262万贫困家庭学生享受免费教科书，53万多名贫困寄宿生得到了生活补助，仅2006年全省用于“两免一补”的总资金多达9.6亿元。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这一关键问题，从而使甘肃省农村义务教育走上了健康发展轨道。
长期以来，农村中小学运转经费中相当一部分通过学杂费由农民负担，如今，这个现象一去不返!免除学杂费，平均每个农村小学生和初中生分别年减负140元、180元;享受免费教科书的贫困生，小学生和初中生分别平均年减负210元、320元;既享受免费教科书又享受生活费补助的贫困寄宿生，平均年减负小学生510元，初中生620元。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弟与城里孩子在学校享受同样待遇，他们就近入学，免交学杂费和借读费。
随着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在人人“有学上”和“上得起学”之后，“上好学”成为人们的迫切期待。为整合教育资源，推进教育布局调整，从2008年8月开始，甘肃省各地开始建立寄宿制中小学，改变过去村村有小学、乡乡办初中的局面。
总投资9.54亿元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集中在29个“两基”攻坚县实施，648所项目学校新增校舍面积116万平方米。“二期义教”和“二期危改”工程实现改扩建校舍279.4万平方米。总投资4.3亿元的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工程，则实现了全省1.86万所项目学校全部覆盖，439万农村学生从中受益。农村学校“破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的是泥孩子”的状况，已经被“小洋楼、砖瓦房、漂亮建筑是学堂”的崭新景象所替代，“昨天牧羊女，都成学生妹;打工少年郎，如今返学堂”。
为了提高办学效益，省上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对中小学布局结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目前，全省共有小学14685所，比2001年减少2792所;共有初中1660所;比2001年增加116所。2003年，省上对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核定后，下达编制26万多名。编制下达后，一些教师缺员的地方和学校及时补充了师资。通过培训，全省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初中达94%，小学达到97%，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得到明显提高。
省上还通过撤点、并校、建立寄宿制学校，学生适当向县镇和中心学校集中，使教育资源得到优化，师资力量加强，办学条件有所改善。
2009年全省新增各类教学及辅助用房151.7万平方米，共排除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危房105.35万平方米，新增寄宿生14.09万人，基本完成了农村寄宿制初中建设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的任务。
长期以来，甘肃省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存在投入少、欠账多的问题。据统计，2008年全省初中在校生142.02万人，其中校内寄宿生59.88万人，寄宿率仅为42.16%;全省中小学建筑总面积为1806.77万平方米，危房面积350.38万平方米，危房率为19.39%。2009年年初，省委、省政府决定结合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和灾后恢复重建，统筹规划全省44个地震灾区县和43个非灾区县的农村寄宿制初中建设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危房改造，并将实施“农村寄宿制初中建设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列入为民办的12件实事之中。
2009年，全省共安排农村寄宿制初中建设工程项目57个，投入资金2.3亿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资金1.32亿元;安排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项目109个，投入资金2.3亿元，其中，中央和省级资金1亿元。另有未“普九”县资金2.5亿元、灾后重建资金38.06亿元。为了进一步加快中小学危房改造步伐，我省2009年还启动了“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该工程已完成对省内各级各类中小学现有校舍的全面排查鉴定，形成了每一座建筑的鉴定报告，计划在2010年之前全面排除我省中小学现有的350.38万平方米的危房。
镜头四：“两基”建设强力推进
甘肃省20多年的“两基”之路，主要经历了从“普初”到“普九”再到“两基”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从此，甘肃省踏上了“两基”攻坚的历史征程。
从1980年普及小学教育、普及初等教育到1992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任务提出的这10多年，省委、省政府和全省教育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和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战略决策，遵循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步实施、分类指导的工作思路，认真研究制定全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规划方案。在教育改革中不断完善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充分调动了基层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经济支撑能力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大力开展集资办学，两年先后6次在不同类型的地区召开了集资办学工作会议。当时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张学忠因大力推动集资办学，成为此后被人称道的著名甘肃教育名人。据统计，1983年到1990年，社会集资和群众捐资就达2.16亿元，占当时改善办学条件资金投入的37.6%。正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甘肃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过去那种“找学堂不用问，瞅见破房只管进”，“泥巴屋、泥巴台，里面坐着泥巴娃”的广大农村校舍的破旧状况，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办学条件的改善，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和“两基”攻坚进程。到2000年，全省实现“普初”的县、市、区达到81个，“普初”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97%;实现“两基”的县达到58个，“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70.68%。
2003年，国务院发出了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号令。省委、省政府把“两基”攻坚作为全省教育的重中之重，全力落实各项措施。国家和省上投入巨额资金，实施了多项农村义务教育工程。
2004年，全省最贫困的地区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两基”攻坚战，让孩子们都有学上，这是大家的共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主战场在农村，而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的“普九”将是一场“硬仗”，省上提出了中小学“一无两有”的举措：让全省的中小学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省各地掀起了修学校、建学校的热潮。
“两基”攻坚的关键是让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为了“进得来”，国家投资100亿元，启动了西部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工程覆盖了全省28个县，中央专项支持8亿元，省市配套8900万，共建设项目学校566所，建筑面积114.9万平方米，解决了17.6万名学生就学和23.6万名学生的住宿问题。为了“留得住”，按照国务院的统一要求，在实行“两免一补”的基础上，2006年春季正式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全省87个县、市、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部得到公用经费补助，406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杂费，262万名贫困家庭学生享受了免费教科书，53万名贫困寄宿生得到了生活补助，全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总资金达到了13.37亿元。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新机制的建立，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和农村孩子“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又好又快发展。为了“学得好”，国家从2003年开始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工程以“三种模式”全面覆盖了全省农村中小学，440万名学生从中受益。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作的建设实施，使农村学校也能共享发达地区先进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对于促进农村学校提高教育质量，让“同在蓝天下，共享好教育”成为现实。
从2006年起，甘肃省又面向“两基”攻坚县，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两年中，从应届本、专科毕业生中，共聘用特岗教师2300多名。农村教师“特岗计划”计划连续5年招聘本、专科毕业生到“两基”攻坚县县以下农村学校任教，聘期3年，对于符合相应条件要求的特岗教师，可按规定推荐免试攻读教育硕士，服务期满后自愿留在本地学校继续任教且经考核合格的，县区负责落实工作岗位，将其工资发放纳入当地财政统发范围。该计划实施两年来，特岗教师服务的县区由最初的“两基”攻坚县扩大到国扶贫困县、省扶贫困县以及民族县。2008年，特岗教师的服务范围扩大到了41个县区，比上年增加6个。其中包括瓜州县、玉门市两个移民基地。到2008年，全省第三批农村教师“特岗计划”招聘的大学生已经全部到位，开始在41个县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至此，甘肃省农村教师“特岗计划”已向全省农村中小学输送本、专科毕业生4000多名。
借助“两基”攻坚的有利时机，全省各地坚持扫除青壮年文盲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验收”，反对轻“一基”、重“一基”，较好地促进了全省的扫盲工作。据统计，“十五”期间，甘肃省共完成34万人的扫盲任务。
在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中，各攻坚县共划拨土地3100亩，减免各种规费2281万元。攻坚县广大干部群众、民营企业家、宗教人士，积极捐资助学，劝返辍学学生。一组闪亮的数字反映了甘肃“两基”攻坚取得的辉煌成就。截至2007年底，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94%，比2002年提高了0.39个百分点，全省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97.65%，比2002年提高了3.68个百分点;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95.09%，提高了10.28个百分点。全省青壮年文盲率降到了5%以内，一批农村劳动力接受了技术培训。
教育部门是推动“两基”攻坚的主要职能部门。长期以来，教育厅主要领导全力以赴，其他领导包片包县，坚持“不走油路走土路、不走大路走小路、不走熟路走生路”，深入基层检查指导“两基”攻坚工作。省属各高校、教育厅各处室和直属各单位“三位一体”、“一县一策”，帮助攻坚县完善政策措施，培训教师，募捐资金和实物，“两基”攻坚真正成了各级教育部门工作和整个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发改、财政、建设、国土、监察、审计等部门，在项目支持、经费投入、用地审批、工程建设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大力支持“两基”攻坚。社会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智献智;新闻宣传系统不断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全社会支持“两基”攻坚的良好社会氛围;团的系统、民政、扶贫、慈善机构等部门和单位及有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海内外仁人志士捐资兴学，为“两基”攻坚做出了无私贡献。
镜头五：甘肃省民革，扶羊助学惠桑梓
“朵羊羔吃奶双膝盖跪，大羊的腰弓着哩，卖下的羊羔钱啦交学费，省民革学生们心疼着哩……”这是一首发自真情的临夏花儿，唱歌的人是“扶羊助学工程”受助学生的家长韩全祥。这是在2003年10月民革中央在甘肃省临夏县召开的扶贫工作现场会上，受助户用动听的临夏花儿表达着他们对“扶羊助学工程”、对民革甘肃省委的感激之情，是发自群众心中的赞美。
1997年7月，时任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主委俞正和甘肃民革领导班子反复研究后提出了治贫先治愚、治愚办教育”的扶贫理念，确定了“以点代面，辐射带滚动发展”的思路，把韩集镇确定为在临夏县实施扶贫开发的示范点。
从1998年初开始，民革甘肃省委先后筹资27万元在临夏县韩集镇实施了与助学相结合的“扶羊助学工程”项目。该项目由民革甘肃省委筹措资金，购买小尾寒羊作为基础母羊，资助因家庭困难而辍学的贫困学生。该羊由学生和家庭共同饲养。因为小尾寒羊产羔率高，滚动快产生的经济效益较好，完全能够支付该学生的学费，并于2年内在所生后代小羊羔中贡献2只小母羊，传递资助给另一名学生及家庭，以此形成滚动发展，产生“造血”式扶贫效应。经过俞正主委和班子同志多次挨家挨户的摸底调查，确立了“优先照顾纯女户、独生子女户、少数民族女童户”的原则，实行一名女童扶2只羊，以期能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女童接受教育。
为了搞好“扶羊助学工程”项目的实施，俞正又多次深入扶贫点指导和监督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当地党委、政府和受助群众进行沟通，及时提出改进意见。由于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摸底普查，他们与当地的农民成了好朋友。有的同志长期在临夏蹲点早出晚归，一天要走几十里山路，饿了吃干饼子，渴了到农户家喝碗水，脚上磨出了泡，脸上晒破了皮。其中的艰辛不为人知!
“扶羊助学工程”现场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肯定了民革甘肃省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把有限的启动资金以实物滚动信贷的形式投入扶持贫困家庭经济的造血式扶贫模式。
为了使“扶羊助学工程”能够在更广的面上推行，俞正不厌其烦地到政府职能部门登门拜访，争取他们的资助，先后又筹集资金20万元，陆续投入到该项目中。当地各族群众纷纷称赞这是个得民心、办实事的好工程。2004年两会期间，周铁农向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介绍了在甘肃开展的“扶羊助学工程”项目，马万祺副主席非常重视，马万祺与其子马有为及杨光先生各捐款l0万元港币共30万元港币，表达了对民革扶贫工作的大力支持，献上了对贫困地区人民的一片爱心。
“扶羊助学工程”成功的扶贫模式，吸引了香港嘉德理基金会、北京爱心委员会和北京一些慈善机构的目光。他们为临夏州资助l35万元，采用“扶羊助学工程”的模式，实施了“爱心助学工程”等扶贫救助项目。2004年以来，在俞正的大力倡导和建议下，甘肃省扶贫办将该项目纳入全省“整村推进”计划，争取到更多的资金，从而得以在有条件的贫困地区大力推广。“扶羊助学工程”被纳入省上的“整村推进”计划。
2005年初，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要求甘肃省扶贫办对该项目给予支持，同时建议在宁夏、内蒙等地推广。
民革甘肃省委在临夏县韩集镇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实施的扶贫与扶教相结合的“扶羊希望工程”得到了国务院的关注，1999年和2005年，在第三、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甘肃民革被国务院授予模范集体称号。截止2008年底，“扶羊助学工程，已连续滚动4次，受助家庭628户，受助学生813人，总数1525只，受助户的羊只累计产羔2517只，许许多多的回、汉、东乡、等各民族的孩子们由于加入了“扶羊助学工程”的行列而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这项工程以较小的投人，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走出了一条智力开发扶贫的新路子。当地干部群众也由此确立了扶贫之本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强扶贫的“造血”功能的思想，树立了依靠教育和科技致富的信心。
二、“会宁现象”背后
那年，会宁县坪岔学校通过《兰州晚报》向社会求助，他们请求仁人志士给予学校学业上的帮助。信中说：“学校绝大多数学生每学期40元的书本费都要赊欠，来年从靠天吃饭的薄田里挣还。学生们的学习用具十分欠缺，晴天在院子的土地上写生字、做数学;遇到阴雨天，就只有四五个人挤在一张东倒西歪的课桌上，用细木棍叮叮当当地在桌子上写着老师看不见的作业。省吃俭用买一个本子，也是正面写完了，再用背面写。有些同学就因为家里缴不起那几十元学费，被迫回家与牛羊为伍。”
报社党团组织对此高度重视，短短几天，便将价值数万元的钱物送往该校。几天后，编辑部收到兰州大学学生王鹏的来信，他在信中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提出“穷则思变，变则忘穷?”文字不多，却振聋发聩，令人深思。他在表达感谢之情后，问“走出会宁的大中专学生和硕士、博士、博士后们，当母亲含辛茹苦把你们养大成人后，你们又是怎样回报她的呢?”“中午洋芋煮，晚上煮洋芋，要想生活改善，就把洋芋剁烂”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会宁学子都经历过，我们也都熬过来了，是不是我们这些被称作“有出息了”的人被洋芋吃怕了，连奔带爬地出了会宁再也不愿回头看看?”
近几年，媒体纷纷报道，说在北京中关村，会宁籍的高材生就多达几百名，其中不乏大公司的“老总”。恢复高考30年，58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累计输送大中专学生4.5万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500多人，硕士学位的近3000人，学士学位近2万人。
不容置疑的是，会宁县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在“干部苦抓、教师苦教、家长苦供”的“三苦”精神的感召下，一大批会宁人相继迈入高等学府的殿堂，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作出了巨大贡献，对转变当地群众观念，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是，严酷的自然条件，落后的生产方式，要使会宁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转变，还面临巨大困难。其背后的一些情况，仍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青年报记者狄多华先生告诉我，至今财政收入每年不过1600万元的会宁县，每年教育投入八九百万元，近年教育支出占到财政支出的57%，接近60%。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所谓会宁教育现象，其实质就是较快发展的教育和经济发展缓慢之间的矛盾，是穷县办教育现象。强大的内力推动下，会宁超前安排，举债兴办教育。2005年11月，国家审计署驻兰州特派办审计表明，会宁基础教育累计负债6600万元，相当于全县好几年的县级财政收入。
张元忠先生认为，会宁人崇尚教育，教育虽然发展了，但会宁因缺乏资金，而不能建立起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会宁人崇尚人才，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最后，自身却人才匮乏，没能力建设好会宁;会宁的学生艰苦奋斗，其目的却是跳出农门，这样的目的注定了高投入低回报这一教育上的怪圈，所以出现了人才培养基地却缺少人才的怪事。
他进一步提出，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转变观念尤为重要。当会宁人分享今日教育上的成功之时，是否清醒地认识到这样残酷的现实：会宁依然贫困，依然落后!
就在全社会都对脱贫致富重在教育达成共识并纷纷为之作出自己的贡献的时候，我了解到这样几个情况——
曾多次受到社会爱心人士广泛帮助的甘肃省中部地区某中学里，发生了一幕幕令人心寒的情景。
先是10岁孩子挖山背石，时时面临塌方危险。
该中学是一所由小学和初中合并的学校，孩子的平均年龄只有10岁左右。从2003年9月以来，学校加开了一门“劳动课”，让学生轮流到学校后面的山上去挖土和石头，再背回来为学校铺路、垫操场、砌围墙。
在校园里处处可见正在干活的学生。这些学生有的年纪稍大些，十一二岁的样子，有的只有六七岁，个头很矮小，却同样吃力地用筐背着土，还有的小孩子脱下自己的衣服包着石头，几个人一起往前拖。学生们劳动的环境十分危险：山路坡度较大，路上沙石滑脚，即使不背土石，下山都要格外小心，否则很容易滑倒;被挖过的山土石疏松，容易塌方，踩空。有学生透露，2004年春天，就有3名学生在挖山时发生了塌方，被土埋了。出事的三名学生被刨出来时已经休克，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
学校为了挖到合适的石材和土，曾用绳子绑住一些学生的腰，把他们吊到山崖中间挖。学校还让学生把木梯搭在半山崖上挖土，虽然下面有学生扶着，但站在梯子上的人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好多同学都很害怕。
另外，在该校，体罚学生一度成了家常便饭……
另据报载：不少投入巨资兴建在偏远山区的，寄托人们希望的“希望学校”，想留住师范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却难上加难。
某县由“希望工程”捐助和企业协办的“希望小学”达十几所，这些学校无论教学场地还是设施建设，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然而，在已建成的“希望学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相对比较偏远的山区。“希望学校”建好了，而由谁来授课却成了大问题。全县的400多名教师中，就有100多人是连初中都没有上的代课教师，而真正的教师缺口已近千人。全县近年兴建的十所希望学校，竟没有留住一名大中专师范院校毕业生，在真正偏远地区援建的学校，要想留住一个正式教师更是难上加难。
最近一次小范围调查表明，有相当数量受国家资助的师范学生，希望将来能离开教育战线，特别是远离边远山区学校。其中很多学生是受过“希望工程”引发的助学活动资助的，然而，他们却没有回来播种希望。
“代课教师长期生活在公众视野之外，收入之低令人震惊。”
甘肃省渭源县县委副书记李迎新在上书教育部的《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一文中披露：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的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经拿了20年!仅甘肃，有代课教师3万多人，占农村小学教师的28%，而在中国西部农村有逾50万名代课教师，另一种说法是不少于60万名，这些人承担了1000多万农村孩子的教育工作。
这是2006年的事情!
而在一些人口稠密、经济欠发达地区，代课教师占的比例更大，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西北，尤其边远地区，代课老师成了教师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不仅仅存在着身份歧视，而且与自己一起工作的公办教师同工不同酬。
“我们不能靠教师的良心来维持我们的教育。
“千年孔孟道，桃节谢恩师，数载解惑疑，白鬓传新知平……吾乃凡凡辈，读文泪潸流……”
这是网上一名网友看到代课老师被清退后发出的感慨。
在甘肃省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开始逐步清退代课老师之时，民盟甘肃省委员会通过调研，对全省代课老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建议中称，对代课教师，应从工作实际需要出发，从岗位管理人手，淡化公办或代课这种身份上的区别。甘肃省应择优聘用一批学历合格、具备教师资格、教学成绩优秀的代课教师。对新聘用的代课教师，要更新用人机制，不搞铁饭碗，明确职责、权利和义务，实行双向选择，合同化管理，同时为他们办理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险。省政协委员康映梅认为，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师资力量极其紧缺的情况下，代课教师以每月两百元甚至几十元的工资，心甘情愿地坚守在教学岗位上，他们担起了最艰巨的农村教育的重担。因此，社会和有关部门应该客观评价这些代课老师，妥善解决相关问题，最大可能地让那些有经验、水平高、钟爱教育事业的代课老师留任，并提高相关待遇，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教育事业中来。
第三十一章
星光灿烂照田间
科技扶贫是中国反贫困计划中，由原国家科委于1986年率先提出并实施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二十多年来，科学技术这个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支撑力量，在贫困地区广袤的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贫困地区发展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科技扶贫发展规划。二是推广了一系列实用技术，为贫困地区调整农业结构作出了贡献。三是在科技扶贫实践中培养了一批基层干部和新一代的农民。四是探索了一些科技扶贫的好模式和好机制，并将催生中国农民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生存模式等众多方面发生革命性的变迁——它将使中国西部农村踏上一条真正富裕之路。
科技扶贫不仅为贫困地区人民的脱贫致富起到了难以代替的作用，而且还为今后的经济发展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技的精髓已深深植根于贫困地区的经济机体中，成为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原动力。
一、农业科技，农村经济发展原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农业科技工作取得了较大发展，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大范围推广应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农业科技贡献率由1978年的不足20%提高到2007年的48%。
农业科技体系不断完善。经过30年的建设和发展，甘肃农业科技体系不断完善和加强，现有中央在甘及省市级国有涉农科研、教学单位42个，农业科研人员近3000人，科技资源得到进一步整合，科研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1980年，省、地、县、乡四级种植业和畜牧兽医科技推广机构仅240个，从业人员4394人。2007年，全省四级农业、畜牧兽医草原、水产、农技、经营管理等技术推广机构发展到4697个，在岗职工27699人，专业技术人员18880人。初步形成了产业门类基本齐全、网络体系基本健全、布局结构相对合理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斐然。30年来，全省先后取得了2500多项科技成果，育成了200多个不同系列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畜禽新品种，为全省农业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培育出了兰天系列冬小麦、甘春系列春小麦、甘啤系列啤酒大麦和甘肃白猪、甘肃高山细毛羊、大通牦牛等一批优质高产动植物新品种;研制出了喹烯酮、六茜素、口蹄疫疫苗等一批安全高效新兽药和疫苗;总结完善了塑料暖棚养畜、设施农业生产、地膜覆盖栽培等一批重大技术体系。开展了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在抗逆性基因的克隆与转化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加强了农业信息技术研发应用，开发了小麦、马铃薯等28个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加快。全省主要农作物实现了3～5次更新换代，良种覆盖率达到90%以上，畜禽良种化程度达到70%以上。粮食单产由1978年的113.61公斤/亩提高到2007年的204.55公斤/亩，增加90.94公斤，在粮食播种面积减少463.43万亩的情况下，总产增加313.85万吨。全省地膜覆盖栽培总面积达到1600多万亩，有效地解决了旱作农业中保墒保温等关键问题;节水灌溉面积达到1000万亩，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设施农业面积达到108万亩，实现了瓜果、蔬菜的常年均衡供应。
但今天，当我们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审视这个问题时，仍会十分清楚地看到，西部农村在农业生产劳动中，传统的技术手段和生产要素仍占主体，在边远地区和山区欠发达地区，扁担、箩筐、镰刀和犁依旧是主要的生产工具，农业生产的诸环节仍以人力和畜力为主;我国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只有35%，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发达国家已达80%)，我国每万名农民人口仅拥有农业科技人员6人;广大农民文化和科技素质没有得到实质性提高，对科技接受的能力还非常有限，大部分农民至今仍在使用沿袭了数千年的牛耕技术，习惯于按照累世相传的经验和技能从事农业劳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有着明显的差距。
兰州市副市长戈银生指出，科技扶贫的科学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扶贫开发工作;第二，在贫困地区推广运用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第三，在贫困地区普及推广科学技术知识，提高贫困农民的科技素质。科技扶贫是”一体两翼“战略的重要内涵，是扶贫开发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科技扶贫工作必须与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化扶贫紧密结合。
科技进步是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础。近年来，全省高度重视对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累计引进和推广新技术、新品种1400多个(项);在全国首创全膜双垄集雨沟播新技术，在旱作区增效十分明显;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等设施农业发展到70多万亩，使全省成为全国五大蔬菜产销基地之一;组培快繁、胚胎移植等高新技术已开始进入到生产领域……。这些新技术、新成果的应用，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说明，依靠科技进步是发展本国农业的最佳选择方案和方法，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改善着作物的品种品质，而且使作物的立地条件和生长条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使农业越来越成为可控性产业，发展的潜能是无限的。当代农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农业产品的科技含量高，农业科技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大。农业科技越来越成为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的关键力量。
同时，先进农机设备对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推动作用日益显现。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来，甘肃省农机化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体经历了计划经济阶段、体制转换阶段、市场导向阶段、加速发展阶段四个阶段，取得了从无到有的巨大成就，到2008年底，全省农机总值达到108亿元，农机总动力达到1686万千瓦;灌溉机械达到20.8万台套;配套农具发展到86.6万台套。全省农机经营服务人员达到106.9万人，全省农机户达到85万户，农机专业服务户达到8.3万户，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达到12.8万个。全省机耕、机播、机收水平分别达到46.6%、26.6%、13%，全省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31%，农机化对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达到13%左右。全省农机经营服务总收入、农机经营纯收入分别达到66.7亿元和23.1亿元，农机经营服务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额近130元。新中国成立时，甘肃省只有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山丹县创办培黎学校用于教学实验的3台轮式拖拉机。几十年来，甘肃省农机化事业在改革中前进，在创新中发展。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不断提高，农机化服务领域日益拓宽，为推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解放农村劳动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双垄沟：旱作农业起惊雷
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指出，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是旱作农业的一场革命。
2008年8月5日，陆浩在光明日报发表《旱作农业的一场革命——关于总结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思考》一文，他说，甘肃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旱作农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我们总结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正在旱作农业区引发着一场新的革命。
2005年至2008年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累计推广350多万亩，总增产粮食超过5亿公斤。
2008年9月18日上午，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省委副书记刘伟平，省政协副主席、兰州市市长张津梁，省长助理夏红民陪同下，调研考察甘肃省旱作农业发展情况。危朝安高度评价全膜双垄沟播技术，认为甘肃在发展旱作农业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为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展旱作农业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危朝安认为，甘肃创新探索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其产量之高、推广速度之快、增产效益之好、受益面之大，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都是少有的。他提出，甘肃要进一步完善技术体系，加大推广力度，为中国北方地区闯出一条依靠科技、主动抗旱的路子，为保障全国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农业部种植司司长叶贞琴在详细查看试验田长势和询问收益农民后，也对榆中县能在其他农作物种植上成功利用“双垄沟”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在此之前的9月3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农业专家、代表来到榆中县连搭乡石头沟、小康营乡范家山两个千亩旱作农田节水技术示范点，实地查看双垄沟试验情况，均受到深刻启发。
甘肃省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大省，境内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全省旱地面积360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0%，近80%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以干旱为主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给全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制约和困难。作物以小麦为主，结构单一，自然降水时间分布与作物尤其是夏粮生长期错位，农作物出苗、拔节、灌浆的关键阶段往往是最干旱的时期，作物产量低而不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提高降水利用率、提高旱作农业产量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逐步酝酿形成。
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是甘肃省农技人员针对半干旱地区降雨量少、分布不均、利用率低的问题，将传统地膜覆盖栽培技术改造创新，拓展地膜保墒和垄沟集雨功能的一项全新旱作农业生产技术。该技术在覆盖方式上由半膜覆盖变为全膜覆盖，显著地保蓄了土壤水分，从根本上解决了旱地土壤水分蒸发的问题;在覆盖时间上由播种时覆膜变为秋覆膜和顶凌覆膜，最大限度抑制了秋冬春三季土壤水分的蒸发，实现了自然降水全年均衡利用，满足了早春干旱条件下作物出苗和前期生长对水分的需求;在种植方式上由平铺播种变为起垄沟播，利用双垄面进行集流，充分接纳作物生长期间的全部降雨，实现了田间雨水的集流和富集叠加利用。特别对10mm以上的无效降雨能够汇集在作物根部，使无效降雨被有效利用，在春季具有十分显著的抗旱效果。
全膜双垄沟播技术，集工程措施与生物技术相结合、蓄墒技术与保墒技术相结合、传统抗旱措施与现代抗旱技术相结合、良种与良法相结合、农机与农艺相结合，变单一的抗旱技术为综合的抗旱技术，为降水在300毫米左右的半干旱地区农作物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人工集雨小环境，从根本上解决了西部干旱地区春季降雨少、作物无法出苗和保苗的难题，为“风险”旱作农业“买”了保险!
特写一：风乍起，吹皱一江春水
早在1990年，甘肃省庄浪县率先开展了宽垄全膜覆盖垄上栽培技术研究。1992年，省农科院在河西灌区和榆中等县进行了玉米全地面平铺覆盖保墒技术试验。1997年，又在中部地区最干旱的定西开展了小麦全地面覆盖垄作沟播技术试验。这些试验为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积累了经验。2003年，全膜双垄垄沟播技术首先在榆中县清水驿乡杨河村研究并试验成功。2004年，榆中县进行了3000多亩的试验示范，其保墒、集雨、增产效果非常明显。2005年，省农技总站在全省开展了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不同生态区域示范性试验，种植面积达到2.18万亩，玉米平均亩产551.1公斤，比半膜亩增产143.8公斤，增产35.3%。
通过边示范、边改造、边创新，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在理论上提出了“主动抗旱、现代抗旱、综合抗旱”的理念，在操作上完成了“秋季全覆膜、早春顶凌全覆膜”以及推广范围、技术规程等一套全新的旱作农业栽培技术体系。2005年7月，省农技总站组织在定西召开了全省旱作农业现场会。2006年，省农技总站在全省不同生态类型的14个旱作农业县区进行示范推广，种植面积达到10.02万亩，玉米平均亩产达561.50公斤，增产达37.9%。2006年7月，省上再次召开旱作农业大会，充分肯定了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抗旱增产效果，并决定单列专项资金1000万元，在全省推广30万亩全膜双垄沟播技术。2007年4月，省政府在静宁、庄浪两县召开了春季动员现场会，使全省推广面积达到50多万亩。面对几十年不遇的大旱，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经受住了大旱的考验，玉米平均亩产达到558.4公斤，较半膜覆盖玉米亩产408.7公斤增产150.7公斤，增产率37%，获得了显著的抗旱增产效果。5月份省委书记陆浩在静宁、庄浪等旱作农业区调研，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了这一技术，提出今后要在全省旱作农业区大面积推广。
2007年11月，省政府下发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旱作农业发展的意见》，标志着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在甘肃省全面推广。2008年，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得到省政财5000万元专项资金的支持，全省共有30个县区推广250万亩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在经受住又一次大旱后，全膜双垄沟播玉米取得了大丰收，项目区玉米平均亩产达到607.7公斤，较对照半膜玉米亩产470.23公斤，亩增产137.47公斤，增产率29.2%。2008年9月，省委、省政府在静宁县召开了全省旱农业现场会议，省委书记陆浩做了重要讲话，刘伟平副书记主持会议并安排部署了2009年推广任务。至此，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在全省得以全面推广和运用。
2008年6月17日，全国农技中心在甘肃召开了北方10省参加的“全膜双垄沟播及免耕技术学术交流与技术培训”会议，标志着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同年9月14日，省科技厅和省农牧厅联合召开“甘肃省重大农业科技成果——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现场观摩及旱作农业学术研讨会”，与会旱农专家山仑院士表示，该技术是旱作农业的重大突破，从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看到了旱作农业的希望和潜力。9月18日，农业部危朝安副部长考察后说，“甘肃创新探索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其产量之高、推广速度之快、增产效果之好、受益面之大，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都是少有的。”
2006至2007年，宁夏、青海、陕西、内蒙、辽宁等省区农业部门组织人员先后来甘肃考察学习这项技术，对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取得的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2004年9月，埃塞俄比亚旱作农业技术培训团来甘肃参观、考察、交流旱作农业技术。2007年8月，朝鲜政府代表团到榆中县石头沟旱作农业示范点参观学习。
说“双垄沟”好的，不仅有领导，有专家，“种了几辈子庄稼的老把式们也连声叫好：“双垄集雨效果好，贫壤旱田焕青春;上面的雨水跑不了，下面的水分蒸发少;双垄作物长势旺，玉米棒子粗成棒……”
石头沟村的杨春发是个靠种植庄稼过日子的老农人，2007年种了1亩双垄沟番瓜，年底净赚了3000多元。2008年加种了两亩双垄沟番瓜。他掰指头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以前一亩旱地种小麦产量不过200斤，收入也就150多元，种植双垄沟玉米后，亩产达到了1000多斤，收入翻了3倍多，而现在把双垄沟种植用于番瓜、莲花菜等蔬菜后，产量超过6000斤，收入可达3000元，在购买地膜、种子时，乡政府还给予补助，整个庄稼生长期乡政府还联系农业技术人员给我们指导施肥、农药、灌水、防病等技术，蔬菜种植的风险越来越小了。他高兴地说：“种了半辈子地，总也刨不出‘光阴’来。现在好了，种地能赚钱了，咱农民可以大干一场了!”
石头沟村阴洼社社长郭维才说：“前些年双垄沟玉米种植可以说是解决了农民的粮袋子，这两年双垄沟特色种植，解决的将是农民的钱袋子。石头沟村属于干旱山区，土地比较多，唯一缺的就是水，旱地双垄沟番瓜、莲花菜的种植成功，使我们真正找到了一条致富路。”“今年全社共种植双垄沟玉米600亩，双垄沟番瓜、莲花菜100亩，人均双垄沟种植两亩以上。就目前长势来看，玉米已经半米多高，长势良好，番瓜已经上市销售，莲花菜也即将上市。今年村上还利用双垄沟种植了经济作物胡麻，现在长得比水地胡麻都好，预计亩产400斤是没有问题的，按去年的价格亩收入可过千元。”
“过去，总祈求老天下雨，但等雨水下下来，又眼巴巴看着这些和油一样珍贵的水分，一点点从地埂上流失!”连搭乡村民张云鹏说：“现在，稍微下点雨，都让庄稼‘吃’上了。旱地里种庄稼，这技术还真管用!”
“双垄沟”勾画出了新型农业的另一番天地。
特写二：让土地长出奇迹
为了加快双垄沟播技术的推广，省委、省政府2007年7月在静宁召开了全省旱作农业现场会议，省委书记陆浩专门作出批示，并发表了书面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全膜双垄集雨沟播技术在甘肃省农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要求加快技术推广步伐，把全省旱作农业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省长徐守盛，省委副书记刘伟平，副省长冯健身、陆武成、郝远对全膜双垄沟集雨沟播技术推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系统部署。
刘伟平指出，省委省政府之所以高度重视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推广工作，是因为经过3年时间的试验，特别是在今年遭受60年不遇的大旱之后，全省近50万亩全膜双垄沟播玉米在夏粮几乎绝收的情况下，显示出了明显的抗旱增产优势;是因为这项技术完全适应我省旱作农业区的自然条件和降水规律，不仅能够有效克服旱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且为旱作地区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了技术保障。多年来想解决的难题现在有了重大突破。今天这个会议，就是在旱作农业区大面积推广这项重大技术的动员会。以省委省政府的名义召开会议推广一项技术，在我省还是第一次。这既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发展旱作农业的重视，也表明了对推广这项成功技术的决心。
2008年9月6日、7日，兰州市在榆中县举办双垄全膜栽培技术推广现场观摩会，来自市农牧、财政、发改委、扶贫、水利以及农技、农机、种子、畜牧、农科、牧研和各县区的代表等100多人先后前往榆中县哈岘乡仁和村，贡井乡大坪村、吕家岘村，中连川乡中连村，连搭乡石头沟村和永登县柳树乡教场村、七山乡长沟村7个有代表性的示范点现场观摩学习。从现场观摩的情况看，双垄全膜覆盖沟播玉米出苗齐全，生长旺盛，与露地玉米和半覆膜玉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预计平均亩产达400公斤以上。当年，全市推广此项技术栽培玉米达到21万亩，预计平均每亩增产300公斤，总增产6300万公斤，总增产值1亿元。
兰州市委常委段英茹高兴地说，双垄全膜覆盖沟播技术在农业抗旱增收上取得的重大突破，比较好地解决了在干旱条件下粮食作物的收成难题，给旱作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今天的现场会，让全市致力于推广这一技术的“农口”干部们再次眼前一亮，信心倍增。
段英茹还要求参加观摩会的代表要增强旱作农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充分认识这项技术对发展旱作区农业的重大意义;科学发展，用系统的方法落实旱作农业综合配套设施;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推进这项技术的健康发展。
随着这项技术在兰州市大范围推广及趋于熟练的技术操作经验积累，兰州市制定了每年新增推广面积10万亩，力争通过3年的努力，到2010年，全市双垄全膜覆盖栽培技术推广面积达到50万亩，占旱作区农作物种植面积的四分之一的总目标，以此实现粮食总产25万吨，秸秆青贮5万吨，羊存栏84万只，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30%，旱作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普遍增加800元左右。
榆中县小康营乡小康营村曾因干旱缺雨，村民王维仁把种庄稼称作“赔本”买卖，大旱之年，颗粒无收，连种子、化肥等本钱都收不回。而全膜双垄沟播技术，让他和村里人摆脱了“旱魔”，搭上了科技高产车。“今年遭遇霜冻、旱灾、冰雹等自然灾害，但全膜双垄沟播玉米亩产600多公斤，真是冻不死、旱不垮、打不烂的‘铁杆庄稼’。”
在榆中，采用双垄全膜技术栽培的玉米一株能结3到4个玉米棒子，在这样的旱作农业区，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在永登，大旱之年其他农作物绝收的情况下，双垄全膜玉米实现保收。不仅如此，当地还引导群众积极推广玉米秸秆青贮技术，发展舍饲圈养，使得增粮兴牧良性互动。
来自甘肃日报的消息说，农历惊蛰前后，从关山脚下到泾水河畔广袤的田野上，平凉市万余名干部群众挥汗如雨，共同绘制40万亩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的壮丽画卷。
静宁县是全省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推广的先进示范县，2008年，县上推广面积达到了10多万亩。全县的技术人员包乡包村包地块，帮助农民现场解决难题。惊蛰后的第一场春雨，给甘沟乡梁岔村年过六旬的村民王天时带来了喜悦。他说，春雨贵如油呢，咱要抢墒顶凌覆膜，他花了195元钱买了一台机械覆膜机，可是在地头怎么也起不好垄。县农技中心主任李占武和农艺师李利香及时赶到地头帮他找原因。李占武说，全站的17名技术人员在春耕生产期间全部包乡镇、包重点区域，到农户地头搞技术服务。平凉市有1000多名技术人员深入到春耕生产第一线，指导农民把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种成“胎里富”。
春耕生产开始之际，正是农民外出打工的时候，铺膜不仅需要掌握一定的技术规程，也需要不少劳动力。泾川县2008年落实的全膜双垄沟播玉米4万亩，顶凌覆膜刻不容缓。3月14日到15日，县上的1700多名机关干部来到田间，和农户连成了互助组，拉犁、铺膜。县委书记王学书挽起裤腿，走进党塬乡高丰、代家村的田间，亲自给农民示范技术要领。副县长牛启寿虽然腰部有病，但是到了旱作农业示范地里，帮助农民拉犁、起垄、覆膜，一点也不含糊。
省农牧厅副厅长、农学博士生导师尚勋武说：“由国家审定的一项良种，研究人员至少研究十多年时间，目前增产幅度大约是5%。‘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增产幅度达到20%左右，真是很了不起!而我省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增产幅度达到30%以上，可以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相媲美!”
尚勋武说，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技术显示的威力，带给我们很多启示，主要有三点：一是对于传统产业来说，挖掘自身潜在优势，就需要“科技”这个助推器;二是不断优化农业结构，就必须遵循自然和市场经济两大规律，才会赢得市场主动权;三是好的科学技术是重要的，但强有力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同样不可或缺。而这项技术之所以能够如此之快在全省大面积推广，并产生极显著的增产效果，除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就是靠多年来培养出来的一支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农技推广队伍。他们深入农户和田间地头，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指导群众规划地块、落实面积、整地覆膜、配方施肥，确保了广大种植户能够采用适宜优良品种，按照技术规程适时播种、科学施肥，充分发挥了这项技术的效益。全省农业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政策、投入的保障，如果没有科技服务体系、科技创新和科技推广的支撑，是难以想像的。
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结束了甘肃省半干旱地区被动抗旱的局面，改写了旱作农业产量低而不稳的历史，在国内率先闯出一条变被动抗旱为主动抗旱，变传统技术为现代技术的旱作农业新路子，“正在旱作农业区引发着一场新的革命”。仅2009年就在全省推广692万亩，增产粮食达95万吨，为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天的陇原大地，中东部广大干旱、半干旱地区露出稳定增产增收的曙光，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洋芋、蔬菜等作物绿意荡漾，生机无限。
特写三：为了大地的丰收
——记“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奇迹的创造者杨祁峰
2009年9月30日，是许许多多的人们都会永远铭记的一天，上午九点，庄严的甘肃省人民政府礼堂里，杨祁峰作为“感动甘肃人物”，静静地坐在第一排台下，面含幸福，聆听省委陆浩书记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讲话。
会后，在宁卧庄宾馆“感动甘肃人物”的颁奖仪式上，杨祁峰发表了简短却充满激情的获奖感言。他说：“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认识到，这个称号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也是奖给常年辛苦奋战在农业一线的广大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者的。这是省委、省政府对农业工作者的关怀和爱护的体现，是广大农业工作者长期共同努力和奋斗的结果……”
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推广应用，颠覆了传统的旱作农业，从根本上改变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实现了农业的稳定发展，实现了甘肃省粮食由长期短缺到省内自求平衡、丰年有余的巨大转变。这一切，是杨祁峰和全省9000多名农技推广人员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艰苦奋斗的结果。
一
1976年初，17岁的杨祁峰从武威二中高中毕业，不久即来到武威县永丰公社大路五队插队落户。转眼之间，30多个年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如过眼的烟云，消失的无影无踪，但下乡生活中发生的一件小事，却让他至今不能忘怀，那就是农民朴实的感情。
杨祁峰说，那是自己第一次割麦子，但镰刀一下去，手就被割破了。见此情景，队里的一位大嫂二话没说，把衣襟子打开，顺手就从里面扯下一条布，过来给自己包扎伤口。她的动作是那么自然，那么随意，那么温馨……
这件事，让年轻的杨祁峰十分震撼，他当时就觉得，以后有机会了，一定要认真报答这些乡亲们。
两年的知青生活，使他熟悉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从冬天的积肥，春天的播种，夏天的管理，秋天的收获，全经历过来了。杨祁峰也因此对农村、对农民有了感性认识，同时也体味到了劳动的快乐。
1977年的高考让杨祁峰成为甘肃农业大学农学系的一名大学生，成为了一名“时代骄子”，他如饥似渴地从书本中吸取养分。他说，同学们中，老三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勤奋学习的精神对自己的影响很大，把自己带的很好。从农村插队对农业的感性认识，到在农业大学学习农学专业上升到理论，让他的大学生活非常充实，也为自己今天从事农技推广打了个很好的基础。
1982年初，年方22岁的杨祁峰毕业分配到省农牧厅植保站工作，当年三月份，他就去陇南的徽县蹲点，参加粉锈宁防治小麦锈病的大田示范，这是一个世界性病害，也是一个难题，让这个充满了理想和抱负的小伙子十分庆幸：“从大学毕业，有幸直接进入了到实践中去，为我今天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让杨祁峰记忆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在陇西农村搞“中部地区三年停止破坏”调查时，他们和农民同吃同住一个多月。“吃派饭，住土炕，满身的虱子都带回来了”。但他没有后悔，他说，“很充实，那种经历一生都忘不了。”
那些年，老一辈农技推广工作者 对他的影响、带动很大。
省植保站站长卫润屋，省农技站站长周丕炯等等老一辈的专家们敬业的精神，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都对杨祁峰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说，这笔财富，我终身享用不尽。他们既是专家，又是领导，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好的工作条件，而且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二
经过几年的工作实践，杨祁峰发现自己更喜欢在农业生产中搞一些综合性的技术，“因为农民对技术的要求是全方位的。”1985年底，杨祁峰调入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从此开始了献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征程。
他从当时传统的旱作技术，包括推广半膜覆盖的地膜玉米、穴播小麦、膜侧沟播技术等一点一点干起，在农业技术推广上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和经验，又一次为今天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推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92年，勤奋好学肯干的杨祁峰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农艺师，同时任农技站副站长，1995年，在正当干事的35岁时，便挑起了省农技推广总站站长的千斤重担。他感到肩头沉甸甸的，他深知，农业技术对农业的贡献率越来越大，自己的岗位意味着的是奉献、牺牲，也意味着责任与光荣。
这期间，他干了很多有意义的事。从感性上说，已经把能收集到的旱作农业的所有资料都收集到，并消化、吃透了，因而对旱作农业有了全面的了解。而多年从事实际工作，农技推广中正面的经验、反面的教训又给了他许多启示，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比如什么是农技推广，农技推广怎么去干?
杨祁峰给我说，农技推广的“魂”就是不断创新，并将创新的成果进行推广。
我问：怎么理解呢?
他说，你知道的农民也知道，就没有什么价值，只有你干的农民不知道，才能引导农民不断地推广应用新的技术。
杨祁峰同时认为，农技推广中必须把握好两个原则：一是新，有效果、有使用价值。二是要简单，操作简单，才易于推广。没有这两条，农民群众难以接受，就更难在农业上得到大的推广。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杨祁峰对农技推广有了这样一个定位：农技推广就是要搞新东西，就是要搞操作简单的技术，以带动农民实现增加收入为目标。
有了这样一个目标，他在工作中就常注意发现新成果新技术，对新的成果、新的技术非常关注，对发现的每一个好东西都盯住不放，抓在手上。
双垄沟播技术的成功推广，就是杨祁峰不断创新和求索的结果。
2003年，榆中县农技站试种了1.2亩双垄沟播玉米，杨祁峰去鉴定时，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种将传统的全膜平铺与膜侧沟播结合起来的好东西。
回来以后，他立即组织力量对这项技术从技术层面等诸多方面进行全面升华和挖掘，在许多人们对这项技术表示疑虑时，他却义无反顾地坚持领着大家去干。他坚定地说，抓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我们必须明确两点：一是要执著。认准的技术就坚决要搞，不干出样子不罢休，就是失败了也有个交代，也有个说明，知道自己为什么失败了;二是要严谨。只有严谨才能真正探索出事物的客观规律，才能以科学的态度解决一些错误的东西，才能真正找到一些它的规律，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
作为一个领头人，杨祁峰在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推广的理念，技术的集成，区域的界定上，迈出了异常珍贵的几大步，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很快就实现了几个大的跨越：一是从以往的四月份铺膜，改变为头年的秋季覆膜和早春顶凌覆膜;二是将全地面覆盖与垄面集流、雨水富集理论有效结合，将春季3～5mm的无效降雨变为有效降雨，解决了春季因干旱而无法播种的问题;三是因地制宜，集成推广不同区域的种植模式。
全膜覆盖栽培技术从此迅速打开局面，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005年，他在不断总结甘肃省地膜覆盖栽培技术20多年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使这项技术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又从理论走向实践，不断得到完善，在全省不同生态区域开展全膜双垄沟播创新技术的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从而开始了甘肃省旱作农业由被动向主动抗旱、粮食生产由低而不稳向高产稳产的转变。
“2004年秋，我们开始设想在全省布点试验，并按照不同生态区域，选择了6试验个点。2005年，我们初步明确了在什么区域种植，用什么样的品种，以及施肥的方法。同时开始大胆尝试秋覆膜和顶凌覆膜。2006年扩大到在全省14个县进行试验。为大面积的示范提供了很好的支撑，确保了2007、2008、2009三年的成功。”对于这一技术怎样一步步走向成熟，亲历者杨祁峰历历在目。说完这番话，禁不住长出了一口气。
2007年，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技术人员开始对双垄沟播技术进行大面积推广，但仍然在不断试验、探索、丰富这项技术，使种植的区域更加合理，技术的集成更加成熟，农民的种植更加规范。更重要的是，突破了年降雨量250mm左右的半干旱山区不能种植玉米的禁区。由不能种植玉米到能够种植，由最初的亩产100公斤左右达到亩产500公斤左右，创造了旱地玉米种植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2006年到2009年全省连续四年大旱，但大旱没有压垮勤劳的甘肃人民：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经受住了大旱的考验，让人们的眼前一亮，获得了喜人的丰收。其中仅2008年，全省就完成示范推广面积289.52万亩，平均亩增产141.92公斤，受益农户65.31万户，用占全省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7.2%的土地，生产了占全省粮食总产量20%的粮食，为旱作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三
今天，当全省上下都在为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给旱区人民带来的福祉而欢欣，而鼓舞的时候，杨祁峰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他说：我有几点体会，也是成功的经验——
他真诚地说，人一生中遇到好的机会不多，但让我们赶上了。一个是遇上了这么好的技术，从科学的角度解决了被动抗旱的问题。二是有这么好的领导，没有行政领导的认识和决策，没有他们的强力推动，哪能有今天的局面?三是有这么好的一支队伍，在技术的落实过程中，广大农技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手把手给农民做示范，尽量把技术做到轻简化，让农民易于接受，喜欢接受。
这些年，最让杨祁峰欣慰的莫过于省农牧厅几届领导的大力支持、重视，为农技推广总站的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说，今天成绩的取得与他们的关心培养与支持都是分不开的。多年来，农业厅的刘兴邦厅长、赵麟祥厅长、蒋文兰厅长、武文斌厅长及郑复智等分管厅长都给予了他的事业以大力支持。
2005年，人们还对该技术不认识，认为地膜技术已经搞了十几年，没有什么意思。但2006年，武文斌厅长去石头沟现场查看生长情况后，马上敏锐地认识到这个技术的价值，武厅长继而请分管农业的陆武成副省长也去看。陆武成看后很高兴，说：这个技术好，今年我们大力宣传，明年扩大推广。
2007年5月，陆浩书记去平凉、庆阳检查、指导、抗旱工作，当时只看到两片绿色：一个是双垄沟播地膜玉米，一个是紫花苜蓿。
这片绿色让陆浩书记深邃的目光中顿时放射出无比欣慰的光芒，陆书记从这片绿色中看到了旱作农业的希望，他非常高兴，深刻地指出：这是一场革命，是旱作技术的一场革命。
陆浩书记和徐守盛省长亲自批示推广该技术。8月，刘伟平副书记组织召开会议进行全面部署、安排。刘伟平副书记要求，全省上下要统一思想，全力抓好双垄沟播这项革命性技术的推广，县委书记、县长是第一责任人。并当场提出：要贯彻好陆书记和徐省长的指示，省财政拿出5000万，在2008年推广这项技术。
在欠发达的甘肃省，一个单项技术，拿出这么多钱支持，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也就从这时候开始，省上连续进行大量资金投入，2009年高达1.2亿人民币。这真是莫大的鼓舞与光荣啊!全省广大农技推广人员从此更是鼓足了劲，拼上了命……
与此同时，各项目县主要领导亲自抓，广大技术人员分解任务，分片包干，开展技术服务。他们选择适宜的区域，提出一些适合当地的栽培规程，下发农膜、分解目标、落实任务，进行技术指导等等，做了大量工作。双垄沟播技术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他们功不可没。
杨祁峰说，最让我感动的是覆膜时，我们的农技人员和乡镇干部吃住在农村，一个多月回不了家，十几天不洗澡，都是常态，很苦。有的农户家缺劳力，但又要完成任务，乡镇干部和县乡的农技人员就挽犁挥铲，铺膜点种，亲自动手干。他们还要培训农民，利用冬闲入户培训，放片子，看图片，讲理论。
正是这些牺牲和奉献，保证了推广任务的全面落实。
如果说，过去农技人员在社会上地位不高，风里来雨里去，有时候一些领导还不重视，农民不理解，工作真是苦上加苦、难上加难的话，今天，全膜双垄沟播玉米的推广和巨大成效，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增加了对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了解和情愫，他们受到农民兄弟的深深爱戴和尊敬。
四
甘肃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时任省农牧厅厅长蒋文兰这样评价杨祁峰的工作，她在全厅干部大会上动情地说：我们有一些站长放弃了到厅里工作的机会，仍然留在站上工作，干他喜欢干的工作，仅仅因为项目还没有结束……
那是2005年，省农牧厅机构改革时，厅领导要他去当处长，但他没去，原因是总想做点推广工作，多年了，他熟悉这块工作，更有那些让他牵挂的一项又一项待转化成生产力的凝聚着许许多多科研人员心血和汗水的科研成果。
这些年，杨祁峰每年有半年在县乡，在基层跑。省站其他人员下乡时间也在两个月以上，县站农技人员下乡天数也在几个月上下，多的达大半年。
常有人问：累不累，苦不苦，为什么要坚持干这个工作?
杨祁峰会说：你看看农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再看看基层同志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我们算是好的，应该满足。
推广很苦很累，但对于杨祁峰来说，不断的创新，不断取得的新成果，也是一种很大的乐趣和巨大的动力，所以他乐在其中。
我问杨祁峰，这些年，你风里来雨里去，有没有想到过离开这支队伍?
他淡淡地说：还真没想过，因为常在农村跑，对农民也就了解越多，对农村也就了解越多，也就有了一种情结，就想为农民干点事。其实，这些年，杨祁峰有几次离开的机会，去国外，去南方，去机关，但他都主动放弃了。
采访杨祁峰，让我感受到的，是他身上特有的那股豪情。这种情怀时时都感染着我，本身很苦的一件事，但到了杨祁峰那里，却变得轻松愉快：2008年4月，他舌根囊肿做全麻手术，但第三天就随厅长下乡了;2009年9月，他又因急性阑尾炎做手术，但第四天就拔下针头参加全省农膜采购集中招标。
别人评价：工作太狂了，不要命了。
但他有点不以为然，他说，这是一种责任。他还说，我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一个老农业，是我无穷动力的一个重要源泉。
杨祁峰的父亲杨作良不是学农的，但一辈子搞农业，文革前就是武威地区农业局副局长，文革后又任局长，以后在金昌市当农委主任，后任分管农业的副市长，最后从市政协主席职位退下来。他对农民对农业的感情都很深，每当儿子取得一点成绩，都十分高兴。高考报志愿时，他给儿子讲学农的好处，动员去上农大。2008年11月，老人不幸身患肺癌去世，患病期间“每一次回去探望，或打电话问候，老人家怕影响我的工作，都大声说：我好着呢!”他说：“父亲熟悉农业，所以有很多可以交流的，有共同点，父亲的离去，让我感到失去了一个交流的人。”
2008年度感动甘肃10大“陇人骄子”于2009年1月13日隆重颁奖，但老人家没有看到，成为杨祁峰终生的遗憾。后来，他将自己的奖牌带到坟上，告慰老人在天之灵。
杨祁峰动情地说，农业的发展靠科技、科技的转化需要农技推广技术人员的努力工作，甘肃农业生产自然生态条件恶劣，生产落后，农业的发展更要靠科技、靠科技成果的转化，靠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正是在全省农业科技和农技推广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甘肃农业实现了粮食生产的自给有余的喜人局面，他们常年深入基层，搞调研，抓推广，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农业技术推广这块绿野上辛勤地耕耘者，为全省农业先进实用技术的普及应用和农民科技素质的提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些年，在杨祁峰和班子的共同努力下，带出了一支奋发向上，成果卓著的农技推广队伍，他们脚踏实地，精神抖擞地行走在陇原广褒农村的大地上。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给予了应有的荣誉，近年来，全省四级农技推广队伍中有多人被评选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先进个人”，他们是：王多胜、秦志前、李书寿、杨迎萍、王作慰、杨祁峰、赵怀勇、张禄国、刘秦、李宗明、熊春蓉;有6人被评选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他们是牛建彪、王佩汤、陈建华、田忠益、常瑞奇、杨祁峰。
“大旱不减产，小旱大丰收，这对旱作农业大省甘肃来讲，无疑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在田间地头扑下身子一干就是26年的杨祁峰。他用自己的实践推广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扎根于深厚泥土之中的创新，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创新。”
——“感动甘肃2008十大陇人骄子”颁奖词对杨祁峰的农技推广人生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2013年，杨祁峰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大地之子”年度十大农业科技任务)。
三、播撒金色的种子
科技兴农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个根本措施。但要让科技真正在农民群众中扎根，使困扰我们的贫困彻底退出这方天地，就必须要让农民群众从思想上、认识上脱贫，和传统的习惯告别。
星火计划是经中国政府批准实施的第一个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科技开发计划，是我国科技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是把科技火种撒向广大农村，指导广大农民依靠科技振兴农业，引导乡镇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帮助农民走向富裕，促进农村发展以科技为支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随着中国“星火计划”的建立与发展，在中国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广大科技工作者依靠科技振兴农村经济，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用科技武装传统农业，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之光洒遍陇原大地……
镜头一：我们要做明白人
农民群众在接受新的农业科技知识时是非常慎重的，这与农民的生活处于高风险状态有关，也与小农生产的风险很大有直接关系。一种新的技术一旦失败，意味着农民来年没有收成，一家人就要饿肚子。所以，农民常常要看别人使用新技术的效果如何，然后才考虑自己是否应用这一技术，这是农民思想意识的落后，这恰恰也是农民的聪明!
谈到这个问题，我的记忆又回到了高台明水河移民村这片土地，我几次亲临采访，深有感触，也可以说，我也是这个移民村发展变迁的见证人吧。十几年前，写《百万移民》时，我就来到这儿，记录了许多属于这些移民辛酸的创业史;在《世纪决战》上卷的写作过程中，我再次来到这块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命运的土地，感慨颇多!看到他们生活的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令人欣慰，对于我这个关注西部反贫困问题的人而言，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但看到那里的基础建设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又让我陷入深思!
曾经，高台“番茄酱厂”的问题让我愤慨万千，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番茄，好不容易交到酱厂，却换来了一张张的白条!这事，就是换成谁，都会有点想不通。不过这一切已成历史，最近，听高台移民村在兰州读大学的吕鹏瑞朋友讲，这几年番茄酱厂给农民带来了不少的收入，很多农民种番茄的激情特别高昂，甚至有的农民除了种够口粮之外，全种成番茄!但我了解，当初高台当地番茄酱厂刚成立的时候，为了推动种植，种番茄的任务完全是摊派，甚至是强制性的。有的农民种的小麦，已经出苗了，却被乡上和酱厂的人强制犁掉，让打埂种番茄!即使这样，许多农民依然不敢种。毕竟，番茄这东西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是个新鲜东西。考虑到全家的吃饭问题，孩子的上学问题，谁敢种呢?这是大多数农民都有的思想。但是，这几年，许多农民看到番茄种植和加工，是一项农业新技术，也是农民增收的好途径，便不约而同都种了起来。
在我熟悉的高台明水河，很多农民已经改变了以前除了种植小麦、玉米，不敢种植其他作物的保守思想，接受科技的热情很高。另外，据我了解，现在骆驼城移民村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很多，什么玉米制种，番茄、番茄制种，万寿菊、药材、水果、辣椒等等，可谓种植繁多，百花齐放。
从移民们种植思想的改变，我看到的是他们科技观念的改变。放大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农民不容易接受新的科技，这是受农民意识结构和思想观念所制约的，但当他们看到别人用新技术取得良好效益之后，便会立即一呼百应，因为农民最希望让自己耕耘的土地长出最多的粮食，产出最大的效益。
在农业科技推广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农民的这一心理，需用引导的方式，先做出榜样，让农民兄弟吃上定心丸，再加大推广。庄稼人总是要眼见为实的。贸然地强制农民接受某项农业科技或某个品种，只能适得其反，加大推广难度。
要让科技在扶贫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搞好科技推广是关键。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陇南山区一个有20来户人家的村子里，大家穷得丁当响，他们把生活的目标就定在够吃够穿上。可就是这样一个山村，你要向他们推广科学技术，让他们的生活变个样子，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的思想像这个深山一样封闭。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政府将尿素和磷肥无偿投资给这个村。这个村有个叫杨狗蛋的却带头反对使用化肥。杨狗蛋是这个村上的大能人，他说了化肥不能用，大家也就都跟着他说不能用。当时，队上强行推广，他们只好把化肥用牲口驮到地头，一到地头，杨狗蛋就把化肥埋到了地埂下。“老祖辈哪有上这种肥料的?”工作组听到这个情况后，就把他叫到另一个地方，去看施了尿素的洋芋和荞麦。杨狗蛋一看，同样的地同样的庄稼，施了化肥的和没施化肥的竟有天壤之别。第二年，正好包产到户了。杨狗蛋就偷偷地把前一年地里埋的化肥掏来，施到了自家的田地里，可由于施过了量，又加上旱情严重，禾苗反而一片枯黄。这一下，他急了，又去向乡上的农技员咨询，乡上的农技员给他详细讲了施肥的比例和时间。第二年，他按照科学方法种了一荐庄稼，果然喜获丰收。从此，杨狗蛋才有了一点“科学”头脑。他这一带动，黄村的几十户人家也都走上了“科学”种田之路。现在这个村，洋芋、玉米都不仅施化肥，还实行地膜种植，正由“温饱”向“小康”迈进。杨狗蛋回顾这一切变化时，十分感慨地说：“要脱贫我们首先要做明白人!”
司空见惯的地膜种植，飞速成长的马铃薯产业……均在“送科技下乡”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到陇原的田间地间。
枯燥数字的背后，是“送科技下乡”人员的辛勤汗水。10年来，甘肃省累计推广农村先进实用技术20多大类1000多项，科普大篷车“陇上行”受惠群众90多万人次，发放各类培训资料400多万册。
在“送科技下乡”过程中，科技攻关、星火项目、星火科技培训、科技扶贫、科技特派员行动、科普之冬(春)、科技赶集、科技活动周等活动如雨后春笋般在陇原大地上崛起。
更加可喜的是，在“送科技下乡”的过程中，甘肃省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农业专家大院”、“专家+农户”、“专家+企业、协会”等形式层出不穷。
近年来，扶贫攻坚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各贫困地区从单纯的对“物”的开发转向了对“物”与“人”的双向开发。“村有带头人，户有明白人”，就是其中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它绝非嘴上喊喊、做做样子，而是作为一项硬指标，纳入了各地政府扶贫考核的重要目标。
在科技培训的形式方面，各地摸索出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法，如现场讲座观摩，宣传“大篷车”、小分队、科技赶集和夜校等等。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接受，对于我国的农业由粗放传统向精准的现代农业转变，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学科技、用科技、“抢”科技的令人欣喜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层出不穷——
张建农博士是甘肃农业大学农学院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自1983年以来一直从事瓜类(主要为西瓜和甜瓜)作物的遗传、育种、生理、栽培研究、良种繁育和推广工作。
在从事品种研究和推广的同时，张建农始终致力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村农民技术的培训工作。参加工作近30多年来，经常深入相关蔬菜、瓜果生产第一线举办讲座、座谈、现场指导，普及提高农业相关技术知识。特别是近年来，参与国家产业体系和省级培训项目，与相关专业人员合作，在甘肃省甜瓜主产区瓜州县、民勤县进行实地培训与指导，每年培训基层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技术骨干上千人次，为相应地区的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宁县郭城驿镇有个八百户村。
初春的一天，白银市农业局局长、高级农艺师武宁祥来到这里，一下车，地头的农民就围了上来。一开始还是你一言、我一语问些温室种植上的事。后来，附近的菜农们便三三两两从100多座大棚里钻了出来，一会儿，有近百名乡亲把武宁祥围住了。一时，地头上吆喝声、喧哗声汇成了一片，大家都要请专家到自家大棚里看看。急不可耐的张学忠站在外围大声问：“专家，你往高处站，你说黄瓜花大顶怎么治?”村民曹宗祥指着身边的妻子道：“她按书上讲的把药施上，却把叶子打了，我说与温度有关，是不是?”说着急忙让妻子跑回棚里拿来了黄瓜病株，请武宁祥诊断。这时，一位30多岁的妇女上前拉着武宁祥就走：“还是请专家到棚里去看，我们才放心。”于是新一轮的抢专家又开始了。张家温室里察看，李家大棚里指导，大半天功夫，武宁祥钻出钻进40多家温室，解答了乡亲们许多问题。就是临走时，人们还跟着问这问那，一直问到武宁祥上了车。
就在两年前对科学种田还充耳不闻的八百户村的人们，却在这两年把温室种植搞得如火如荼。八百户村的人们也变得崇尚科技了，他们从科学种田上尝到了甜头，看到了希望。
方兴未艾的科技甘露，像春雨一样洒遍每一座贫瘠的大山，滋润着每一个贫困农民的心田，也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产方式。
镜头二：“科普惠农”在行动
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史振业指出，科技在农业发展、农民致富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甘肃省科协和甘肃省财政厅决定，从2009年开始正式启动甘肃省“科普惠农兴村计划”，每年由甘肃省财政安排资金，在全省范围评比、筛选、表彰奖励有突出贡献和较强区域示范带动作用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村科普示范基地、农村科普带头人和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以带动更多的农民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掌握生产劳动技能，引导广大农民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为保证“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顺利实施，甘肃省科协和省财厅制定下发了《甘肃省“科普惠农兴村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各级科协组织和财政部门认真做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申报、评审和实施工作，确保“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真正成为“惠农兴村”的惠民工程。
按照实施方案，甘肃省每年将评选农村专业技术协会4个，每个奖励5万元;农村科普示范基地4个，每个奖励5万元;农村科普带头人5个，每个奖励1万元;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1个，每个奖励5万元。
甘肃“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实施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甘肃省委省政府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指示精神，充分调动全社会开展农村科普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甘肃省农村科普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科学素质。
史振业说，2006年以来，甘肃省各级科协组织和财政部门认真组织实施中国科协、财政部“科普惠农兴村计划”，有力推动了甘肃农村科普工作的深入开展，加快了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2006—2008年，全省共有23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19个农村科普示范基地、19个农村科普带头人和1个少数民族科普工作队受到了中国科协、财政部的表彰奖励,共获得奖补资金985万元。
近年来，全省各级科协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竭诚为经济建设服务，采取有效措施，围绕“三农”，在科普工作中，努力探索将自身的技术优势与当地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结合起来，把科学技术带给农民，把致富的希望带给群众。各市、县、乡科协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在引导、示范、技术指导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效推动了农村专业协会的发展，开发特色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结合农村集日开展各种教育活动，采取张贴挂图、散发资料、举办讲座、开办电视专题和科普宣传专栏等形式，以新农村建设以及农业实用技术为重点，举办科普宣传活动，散发各类科普资料，印发科技书籍，举办科普展览，举办科普讲座，制作科普专栏。同时，科协组织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周”和“科普日”活动。乡镇科协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户院落，开展农村实用技术现场培训指导，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为全省广大群众学科学、用科学，不断提高科技文化素质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镜头三：农业科研院所，撑起科技扶贫一片天
科技在甘肃农业发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甘肃省农业科研单位的“老大”——省农科院的几组统计数字可使人窥见一斑：“十五”以来，该院投入7073万元科研经费，产生的科技成果累计推广1.31亿亩，新增粮食70亿公斤，新增纯收益43.8亿元，全省农民人均获纯收益434元。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科技用在农业上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是培育新品种，可单靠“拿来”解决不了问题，必须通过创新。如果引进的品种因为不适应当地土壤气候，要么全军覆没，要么就会重演“橘生淮南则为桔，橘生淮北而为枳”的故事。省农科院的科研人员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创新路子：利用引进的国内外种质资源或品种，改良新品种，培育和筛选出新品种，该院在“十五”期间培育的40多个新品种中，马铃薯、啤酒大麦、冬小麦、胡麻、糜子5类作物的11个新品种每年种植面积均分别超过了100万亩。
累计推广700多万亩的马铃薯新品种陇薯3号，为甘肃省农民新增8.7亿元收入。针对目前马铃薯产业“瓶颈”——缺少大面积推广的马铃薯加工型品种，省农科院的专家们最近又培育出了陇薯6号。
获得省科技一等奖的冬小麦新品种“陇鉴127”，抗旱、优质，而且对小麦杀手——“条锈病”的大部分类型免疫。该品种在全省累计种植500多万亩，新增产1.5亿公斤小麦，为甘肃省粮食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获得省科技一等奖的啤酒大麦新品种甘啤3号，带动了河西地区啤酒原料产业的形成和发展。目前，甘肃省啤酒大麦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30%以上，而甘啤3号占到甘肃省种植面积95%以上。
此外，彩色棉新品种、油菜新品种等在甘肃省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中起到重要作用。针对黄土高原旱地条件培育出的小杂粮品种，曾在干旱严重时变成了“大作物”，仅陇糜5号累计种植面积就过624万亩。专用于温室、大棚种植的陇椒2号，已成为甘肃省辣椒主栽品种。而胡麻新品种陇亚8号则占到全国油纤兼用亚麻种植面积的30%。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成立于1958年，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与利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主要农作物高产优质高效栽培、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设施农业、土壤培肥及科学施肥、农作物病虫草害灾变规律及综合治理、农业生物技术、林果花奔、畜草品种改良、农产品储藏保鲜加工、无公害农产品检验监测和农业工程咨询设计等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建院以来共取得各类成果807项。其中获国家级奖励成果21项、省部级奖励227项，国家专利5项。“十五”以来，共承担各类研究和成果推广课题306项，取得各类科技成果154项。其中奖励成果67项(国家一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项，省部级一等6项、二等奖23项、三等奖28项)。这些科研成果的示范推广，为解决我省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可以称道的是，为了提高农业科技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撑力度，省农科院于2006—2008年启动实施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增收科技行动计划”。他们以促进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为目标，举办各类培训班133场(次)，培训科技人员、农民72314人(次)，发放培训材料5.94万份。同时依托农村基点、综合试验站，组织推广农作物新品种59个、新技术46项、新产品38种，累计示范推广面积3175万亩，新增总产量3.1亿公斤，为当地农民增加纯收益6.1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215元。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了五个突破：一是示范推广了一批主导品种，提高了农业良种化水平。二是应用了一批主推技术(产品)，提升了农业科技应用水平。三是培育了一批区域优势特色产业，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四是组织开展多层次的科技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五是不断加强院地合作，形成了科技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机制。
50年来，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的几代科研人员无私奉献，为之奋斗毕生。今天，年轻的一代高扬着前辈的旗帜，沿着他们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一大批可以传佳誉于后世的各学科主要领军人物脱颖而出，他们是：马铃薯专家王一航;冬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椿;中药材专家漆燕玲;小麦锈病专家金让林;冬小麦育种专家张国宏;玉米育种专家寇思荣;畜牧专家苏永生;农业生态专家高世铭;油料育种专家党占海;旱农专家樊廷录;设施农业专家郭晓冬;杂粮育种专家杨天育;啤酒大麦育种专家潘永东;农业技术推广专家包兴国;昆虫专家陈明;土壤肥料专家郭天文;果树专家王发林;辣椒育种专家王兰兰;春小麦育种专家杨文雄;农产品贮藏保险专家张永茂;农业生物技术专家张正英;旱农专家罗俊杰;作物栽培与节水农业专家马忠明;农药专家吕和平;食用菌专家张桂香;农产品质量安全专家车宗贤等等。
甘肃农业大学依靠学科和科技优势，努力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近年来，多次组织科技人员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和科技服务活动，为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先后与嘉峪关、金昌市、平凉市、甘南州、临夏州、临夏县、民勤县、景泰县、环县、合水县、天祝县、静宁县、定西市安定区人民政府等地(市)、县(区)签署了长期科技合作协议。学校多名教授专家被聘为各市县科技顾问和特聘专家，为地方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咨询意见，解决生产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同时，以重大项目为依托，广泛开展产学研合作，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近年来，学校先后承担了“内陆干旱封闭生态系统中盐渍化防治生物工程及产业化研究”、“祁连山农牧交错带优势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开发”、“优质饲草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开发”、“甘肃旱生、寒生苜蓿等原种基地建设”等国家级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为当地农业生产和科技发展注入了活力，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建立起了区域农业生产新模式，带动了当地农业生产，增加了农民收入，培养了科技人才。
甘肃农业大学还经常性组织专家团到全省各县进行科技服务和科技培训，先后编写培训教材数十种，发放专业资料十几万份，举办专业培训班五百多次，培训农民五万多人。通过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为农业现代化、科学种植和养殖奠定了基础，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学校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科技扶贫。先后承担省扶贫开发办、省“两西”建设指挥部、省世行项目办下达的科技扶贫项目，项目覆盖甘肃省扶贫攻坚的十几个高寒阴湿和少数民族及中部干旱贫困县，为甘肃省贫困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作出了积极贡献。
学校科技人员充分发挥多学科整体优势，积极推广先进配套的农、林、牧适用技术，并进行农业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为贫困地区依靠科技脱贫致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近年来，学校在组织科技人员推广先进实用技术的同时，逐步将扶贫开发的目标转向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上，走出了一条依靠改善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发展高新技术支柱产业脱贫致富的新路子。“高效节能日光温室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项目针对适宜日光温室种植蔬菜品种缺乏的问题，先后从国内外引进蔬菜品种46个，筛选出了适宜在高效节能日光温室种植的蔬菜优良品种30多个。在靖远、甘谷、临夏等贫困县示范、推广高效节能日光温室蔬菜标准化技术380公顷。日光温室综合生产效能提高了30%，创产值7600多万元，获经济效益2486万元。
学校在积极承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同时，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工作。农作物和畜禽新品种、配套生产技术的示范与推广，提高了农作物、蔬菜、水果种植和畜禽养殖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品质，增加了经济收益，在推动甘肃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在科技服务与推广工作中成绩突出，农学院常永义教授2007年3月被农业部评选为“全国农业科技推广标兵”。
镜头四：科技特派员，活跃山乡助农增收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新时期科技有效服务三农的重大机制创新。农业科技管理和推广则是整个科技兴农战略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2002年科技部根据甘肃省申请，在武威、天水率先进行科技特派员制度试点。从此，5000多名原来坐在办公室的农业科研人员奔走在陇原大地。在工资、待遇、福利不变的情况下，他们下乡与农民或农企结成利益共同体。五年多来，科技特派员工作在全省取得显著成效，产生较大的带动效应。描绘出一幅幅农民增收的新画卷。
在寒意渐浓的陇南山区，无论是在偏僻的康县、成县乡村核桃定植现场，还是在白龙江两岸冬播洋芋的田间地头，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个个科技特派员活跃的身影。在全市下派1000多名科技特派员的精心指导下，陇南市年新增春茶、大红袍花椒、良种核桃、冬播洋芋160多万亩，形成有规模的特色产业基地12个，为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陇南市还积极鼓励科技特派员通过技术参股、技术承包、返租倒包等形式，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礼县科技特派员张晓峰承包了雷坝乡关西村1亩耕地进行高效农业试验示范，在他的带动下，该村群众共发展各类日光温室蔬菜棚49座35亩，基本达到了户均1亩的目标，目前已生产蔬菜120多万公斤，收入94万元，户均1.35万元，实现了当年脱贫的目标。
在临夏州，康乐县康美牛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科技特派员提供技术指导，将黄牛冻配点由原来的4个扩大到12个，带动农户“订单”冻配黄牛增加到7000多头，成为远近闻名的畜牧养殖科技示范点。近年来，临夏先后从州、县市涉农部门、科研和技术推广单位选派328名科技人员，进驻242个乡村、企业和经济实体，开展科技创业服务活动，其中优先选择专业村、产业大户、养殖基地示范园区和龙头企业为服务对象的有120名，占下派总人数的37%。他们以畜牧养殖技术为载体，创办、领办规模养殖场，建立技术服务组织，与养殖大户、龙头企业创建经济利益共同体，既盘活了机关、事业单位闲置的人才资源，又实现了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为了增强科技示范带动效应，他们还采取集中辅导、专题讲座、现场示范指导等多种形式，培训农民群众3.4万人次，并发挥专业特长，引进推广种植业、养殖业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上百项，把科技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农户和农业产业化经营领域，帮助服务区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1626元。
秋日的阳光下，临洮县洮阳镇南园村的花卉基地姹紫嫣红，煞是好看。在一块大丽花地里，一位花农说：“我家的一亩花卉收入在2500元以上，这多亏县上派来的科技干部帮了大忙。他们引进新品种、组织防病、联系客户……真是服务到家了。”这位花农所说的“干部”，是活跃在田间地头的临洮县科技特派员。
科技特派员制度在该县实施以来，建立了腾胜、三易、新兴、美兰、康庄、虎狼湾、南园村等10多个科技特派员示范点，推动了农村科技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选派的100多名科技特派员，深入38个村社、14个企业、1个园区和5个基地，组织开展科技培训845期，受训农民2.6万人次;实施科技项目49项，推广新技术、新品种245项。
甘肃日报记者李峰报道说，2007年初夏，一场灭顶之灾静悄悄地向天水苹果产业袭来。6月13日，天水果树所40岁的科技特派员郭建明，在麦积区伯阳镇马岘村村民马三生的苹果园里，发现苹果叶片有些不规则的斑点。他摘下叶片，回到果树所，与其他3位科技特派员一起，在显微镜下研究了一两天，感觉像是疫腐病。
疫腐病是一种恶性传染病，是苹果的“瘟疫”，会迅速使果实腐烂。不过，天水苹果以前没有这种可怕的病。突然冒出来，这可能吗?几位科技特派员找到农业教授，再次研究。结果证明确实是疫腐病。
时间已过去了3天。马三生已买了两次“最贵”的农药喷到了果树上，但不起任何作用。他绝望了。
这时，果树所派驻天水市49个点上的80名科技特派员陆续传来消息：除武山县外，其余县区均发现苹果疫腐病，有大面积蔓延趋势。果树所负责人逮国文情急之下找到有关部门负责人说明情况，对方也吓了一跳。
他们立即冒着大雨找到天水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汇报，争取到了25万元经费，并得到了高度重视，要求全市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各单位科技特派员迅速下乡，防治苹果疫腐病。
大家心里明白，天水市的71万亩苹果树，是当地农业支柱产业之一。疫腐病一旦蔓延，苹果会大面积绝收，后果不堪想像。
在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天水市大大小小的苹果园里迅速展开了防治疫腐病行动。疫腐病蔓延趋势被遏止。村民马三生的苹果也保住了，卖了4万元，比去年还多。马三生说：“要不是科技特派员，怕连一分钱也没了。”
其实，天水果树所全体科研人员组成的团体科技特派员，不仅挽救了这场灭顶之灾，而且培育了好几个果品产业。以前，天水花牛苹果是圆型的。科技特派员们研发出果型剂，喷上后，花牛苹果变成长圆型的，价格翻了一番。
以前，天水农民引进效益好的欧洲樱桃，光长树，不结果，农民挖掉了。科技特派员们试种成功，把农民请来亲眼看真假。这一下，挖掉樱桃的农民又重新种上樱桃树，一时间全市种了2.1万亩。一公斤欧洲樱桃卖20多元，一个新的产业正在崛起。
天祝县的牧民见识也越来越广了。
以前，那里的牧民几乎没见过蔬菜。十几年前，牧民偶尔能吃上蔬菜。五六年前，牧民开始试着种菜。如今很多牧民靠种菜为生。
靠菜挣了钱，有先见之明的人们，视线又盯上了水果。
驻天祝县打柴沟镇和华藏寺镇的科技特派员，引导农民种植反季节蔬菜。当群众看到荷兰豆亩产值竟能达到5000多元后，纷纷把特派员请到家里来学习种荷兰豆。仅此一项，当地种植户新增收入466万元。
驻华藏寺镇岔口驿村的科技特派员王道霞，看准了种植红提葡萄的效益，动员村民种。种葡萄在河西走廊常见，但是在海拔高的天祝县没见过。至于价格很贵的红提葡萄，当地人根本没听说过。岔口驿村的老汉张全信说：“祖祖辈辈没听过的东西咋种呢?”王道霞便雇了大客车，拉着几十名村民外出参观了两次。她又自己设计了钢架葡萄棚，编了种植技术规程。
张全信和村民们，出于对科技特派员的信任，家家户户将信将疑开始搭建红提葡萄棚。
不料，去年冬天冻得厉害，张全信的葡萄棚的墙热胀冷缩，塌了。
老张失去信心。王道霞力劝再建棚：“不重建，前面投进去的钱就没了。”老张重建了新棚。
葡萄一般要第3年才大量挂果。如今，老张的新棚一年时间就有了少量果实。凡是结出的葡萄，都被老张稀罕地用小袋子一一套上。
老张和老伴干脆把家搬到了棚边的小房子里。老张找来亲戚的孩子，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小房子和葡萄棚相连的门口——“科学建成丰收园，勤劳结出致富果。”
老张高兴了，特派员王道霞的心也放下了。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
农业科技人员下乡，把科技送到田间地头，是政府推行科技扶贫战略的一个好措施，也是一条成功之路。农业科技人员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必然会启发、带动周围和相关地区的群众学习、运用农业科技知识、市场信息等有利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为农业科技人员提供了用武之地，从而把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转化成了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四、以身相许，大地增收
红心柳两张杈，地膜洋芋碗口大，大得锅里煮不下;斧头要剁榆树呢，地膜粮食致富呢，还要靠科技干部呢;
灯盏洼对的牧儿山，中间是米粮的会川，地膜小麦嫩闪闪，赛过尕妹妹的打扮……
这优美的花儿，这朴素的诗句，唱出了千百万农民对科技的喜爱，对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对党的富民政策由衷的赞美。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良种作为高度物化的科技成果，最受农民朋友欢迎，在生产中也能很快见效，对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起着关键作用。
在国家最高科技奖中，袁隆平、李振声两位获奖者都是育种专家，这充分说明我国科研创新与国家重大需求结合紧密。
“民以食为天”，育种正是粮食增产的首要和关键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改革开放30年间，一批又一批的农业科技人才，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投身于中国西部农村扶贫的伟大事业之中，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从生活富裕的大城市奔赴艰苦的农业生产第一线，雨天一身泥，晴天顶烈日，长年四季奔走在田间地头创造出一项一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科技成果。今天，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已经变成了千百万农民群众致富的福音，他们的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串感人肺腑的故事。
人物一：无私奉献的周祥椿
2000年，甘肃省政府决定，授予周祥椿“甘肃省科技功臣”奖，奖金60万元!周祥椿成为甘肃省第一位获得“科技功臣”奖的科学家。
今天，甘肃省的冬小麦绝大多数已经实现良种化，但有谁知道，其中40%的冬麦播种的种子是周祥椿培育出来的。
培育一个作物良种一般需10年时间，而在周祥椿工作的45年中，却育出了26个小麦新品种、4个亚麻品种，在国内也罕见，难怪同行们评价，他是名副其实的“陇上育种王”。
周祥椿不仅是育种专家，还是推广专家。他育出的小麦品种，占甘肃省冬小麦播种面积的40%以上，亚麻品种仅一个天亚5号1995年就占到全国播种面积的1/3以上，两种作物累计推广520万公顷，新增效益18亿元!
周祥椿1955年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当时学校准备让他留校任教。听到消息的周祥椿急了，连打三次报告，要求到边疆去，到最艰苦地地方去建功立业。就这样，他只身来到地处偏僻的大西北，在兰州农校扎下根来。执著的信念，不懈的努力，周祥椿真的为甘肃农业的丰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面对巨大的成功和荣誉，周祥椿并未感到满足。他说，学无止境，育种和科技工作永远没有终点，只有起点。为此，年逾古稀的周祥椿仍然孜孜不倦地耕耘在他的实验田里。这个目标就是对小麦条锈病的防治控制。条锈病是迄今为止对小麦威胁最大的常见病，常常大范围传播流行，严重时可导致颗粒无收。国外锈病专家认为，要实现对小麦条锈病的持续控制，需要一百年时间。但周祥椿不信这个邪，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到2010年争取首先在陇南地区实现这个目标。他说，陇南地区是全国唯一的锈菌越夏越冬地，因而也成为全国最大的条锈病发源地，只要在陇南控制住条锈病，也就掐住了流行病传播的咽喉。经过多年的摸索，周祥椿已有了一套成熟的想法：通过基因布局、多种抗性利用和作物结构调整这三大途径，达到对锈菌的持续控制。他信心十足地说：“我相信，我们的思路是对头的，就是我不能亲眼看到这一目标的实现，我也要跑好自己这一棒，让接力者能最先达到终点，使条锈病持续控制的设想首先在中国成为现实。”
人物二：王一航的“洋芋人生”
甘肃省委书记陆浩算了一笔账：王一航培育的洋芋新品种，一亩增产的效果可以达到一吨，现在推广了2000万亩。一亩地农民直接得到的收益保守估计是400块钱，2000万亩增收的效益就能达到80个亿。
陆浩书记在2006年“感动陇原十大骄子”颁奖大会上的一番话，是对王一航“洋芋人生”的最好诠释!
马铃薯是甘肃省的主要农作物之一，适宜在中部干旱地区和高寒阴湿、二阴地区种植，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全省乃至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发展洋芋种植事关粮食安全，意义十分重大，而甘肃农业科学院马铃薯研究所所长王一航，在长达20年里，相继育出马铃薯新品种8个，累计在省内外推广2000余万亩，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成为我国马铃薯育种史上的第一人。2008年10月14日，经农业部专家组实产测定，安定区马铃薯最高亩产超过1.2万斤，在该区高峰乡牌坊等3个村，平均亩产高达8478.88斤。
据此，有人计算过，由王一航培育的陇薯3号这一个品种，至少会创造18个亿的财富。陇薯3号，仅仅是他的众多优品种中的一个。抗病能力强的陇薯3号，高产量的陇薯6号，适合于薯条薯片生产工业用薯的陇薯7号，都已发挥出了它们各自的优势。如今，土豆变成了金蛋蛋，王一航就是这个点土成金的人。“用科学技术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让广大农民能过上幸福生活”是王一航最大的心愿和追求。
今天，王一航培育的良种遍布西北，已经撑破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他讲授的技术应用于生产中，改变了千家万户千百年来的传统种植模式;他培育的加工用薯，延长了马铃薯产业链，马铃薯已成为现代农业大家庭中的一员。
王一航的故乡渭源县，在他的指导和带动下，已经形成马铃薯良种培育、繁殖、销售的产业体系，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马铃薯良种之乡”。在甘肃省中部地区，马铃薯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奔向小康之路的主导产业，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一来自于马铃薯。2007年，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900万亩，产量首次超过1000万吨，产量跃居全国第一。这其中，凝结着王一航的几多心血与汗水!
人物三：陇人骄子张永茂
张永茂是农业科技人员中又一位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人。这种创新的精神，让他研发出3项原始创新成果，均开创了国内相关领域的先河，累计带来2.3亿元的经济效益。
他几乎白手起家创建了省农科院农产品贮藏加工学科，培养了一批高科技人才。每一项自主创新与学科创建，无不经历了酸甜苦辣。但张永茂觉得乐在其中。
首先，他把眼睛瞄向了软罐头的研发，但作为省农科院的农业科研人员，研发软罐头超出了专业范围，涉及机械设备、包装材料、加工技术等诸多行业，难度可想而知。但他不言放弃。软罐头要用铝塑复合包装，当时国内的材料不过关，也没有现成的加工专用设备。张永茂北上北京、天津，南下上海、广州、深圳，与国内数家企业联合攻关。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他最终攻克了难题。首创“高酸低糖、液体保护、最低热杀菌及急速冷却”新工艺，研制出体积小、重量轻、食用方便、能保持水果生鲜风味的软罐头，开创了我国软包装食品的先河，被国家科技部等4部委评为国家级新产品，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填补了国内空白。靠他的技术，甘肃、四川、海南等地建了多个加工厂，开发出10余种软罐头产品。
20世纪90年代，美国“蛇果”进入中国市场。1个“蛇果”至少卖10元人民币，而我国的花牛苹果1斤才卖7毛钱。这让喜欢创新的张永茂心里很不舒坦。因为张永茂知道，“蛇果”是经过“打蜡”处理的，如果“花牛”苹果及时打蜡，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他下定决心要搞出有中国知识产权的果蜡。
为了研究出自己的果蜡，张永茂又经过了5年的攻关，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纳米保鲜果蜡终于研发成功了。这项技术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垄断经营的局面，而且新产品中添加了纳米材料，气调保鲜效果更好，价格只有美国产品的三分之二。成为我国唯一符合国家标准的果品涂膜保鲜剂，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从2005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开始，产量逐年上升，目前已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
甘肃是苹果生产大省，年产苹果约140万吨。可惜的是，平均每10公斤苹果中，有4公斤是次等果。果农损失很大。张永茂想通过加工，使次等果升值。于是，20世纪90年代末，他开始致力于“苹果脆片”的研发。经过3年多的反复探索和上千次实验，能够保持苹果营养成分、生鲜风味、口感酥脆、形态饱满、膨化均匀的苹果脆片宣告诞生了，进而，他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这项技术使原本每吨1500元的次等果，经过膨化加工，产值达到6000元，身价至少增长了4倍。目前这项技术已实现了产业化。为苹果的多元化加工开辟了新的途径。
张永茂说：“没有农产品加工的农业是不完整的产业，没有农产品加工的农业是低效益的产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22年间，他创建的省农科院农产品贮藏加工学科，使省农科院的研究领域由产前、产中延伸到了产后。张永茂本人也先后两度被国家科技部评为“全国星火先进工作者”，并被聘为甘肃省政府特聘科技专家。
人物四：魏公河，心怀农民忙增收
在甘肃省白银市，有一位给白银区7万农民送去先进的农业科技，使他们走上了致富道路的的人，他就是全国“人民最满意的公务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魏公河。
1981年，魏公河从清水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白银区农技站工作。在和农民群众的接触中，他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农民需要科技，农业需要科技。于是，他下定决心，要为穷困的农民群众干出个名堂来。他发现，这里的西瓜上市晚，卖不上好价钱。他和同事一商量，就以王岘乡为点，尝试着进行地膜西瓜种植试验。这是他参加工作后做的第一个实验，他告诫自己“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为了“成功”二字，他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于实验点和单位之间，细心地观察生长情况，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所有有用的数据。皇天不负有心人，魏公河成功了。西瓜比往年提早了一个月上市，卖出高出往年一倍的好价钱。但魏公河并没有因此而高兴，因为在这个试验过程中，他发现农技推广不是难在技术上，而是难在改变农民传统的种植观念上，而要破除这个传统观念又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后来魏公河发现四龙乡的农民种植果树时，根本不剪枝，而任其自然生长，致使果树产量低，品质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特意举办了一期果园管理培训班，可竟然没人来参加。原因何在，观念作怪。老农们认为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种过来的，所以，你要变个样，他们心里首先通不过。魏公河在挫折面前没有泄气，他深知“帮助农民转变观念，比传授技术还重要”。但怎么才能调动农民群众学习科技的积极性?他想出了一个积极的措施：凡听课的农民免费送一把剪子和锯子，并管一顿午饭。这一着真灵，各村的农民们便奔走相告地赶来了。他详细地讲解了果树的栽培、修剪以及病虫害的防治之后，就把大家带到一户农家的果园里进行现场修剪示范。就在他剪刀如飞地做演示时，果树的主人却一把扼住了他的手腕，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动他的果树了。魏公河在无奈之下，便说：“若果树减产了，我就给你赔钱!”果树主人还不松手：“若减产几年呢?”“减产几年赔几年!”第二年，修剪过的果树比往年增产三倍。果农笑憨了，乡亲们也心服口服了。魏公河深有感触地说：“帮助农民转变观念比传授技术还重要!”
1991年，日光温室在山东、辽宁等省悄然兴起，他到山东寿光考察学习之后，在水川镇桦皮川村建起了全省最早的一座日光温室大棚。那些日子，他格外地操心，从建棚到田间管理，他都亲临现场，亲自示范。冬天，温室外面天寒地冻，万物萧条，温室里却是温暖如春，生机盎然，一根根鲜嫩的黄瓜垂吊在架子上诱使人们来摘取。农民眼看着这种奇特的景象，心里“哗”地开了窍，他们真正地感受了科技在农业生产中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他的精心呵护下，这座温室的黄瓜最后亩产达到1万公斤以上，纯收入2.8万元。白银市轰动了，十里八乡的人纷纷前来参观学习。第二年，魏公河和他的同事们把这项技术在全区进行了推广，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此，科技的种子在白银人的心里生根发芽了。以率先引进日光温室技术的水川重坪和四龙北坪为核心的两个农业科技示范园区被誉为“省级科技推进的孵化器”，白银区被评选为“全国科普示范基地”。农民人均从温室获得的纯收入，占人均总收入的近一半。
1995年，魏公河担任白银区科技局局长。2001年，又兼任白银市科协副主席。他地位变了，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一点都未变，自己的老本行从来没丢掉，每逢下乡，每逢看到谁家果树上哪根枝杈长得不合适时，他就手心发痒，非要爬上去修剪一番不可。为了让从未栽种过果树的武川乡农民能种成果树，魏公河深入到那里，经过六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让他们吃上了自己亲手种植的苹果。60多岁的老农民窦明珠感叹说：“吃自己种的苹果，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现如今，不仅自己吃，还能卖钱供娃娃念书，真是多亏魏局长啊!”
“他心里永远装着农民!”农民群众由衷地赞美说。
特写一：高振华，点亮心灯为增收
在对科技扶贫事业的采访中，在前后十余年的时间，我先后四次拜见高振华，其中，有两次是在他的家乡靖远。每一次见到他，我都有一种高山仰止的震撼一一
1995年，西北甘肃边远山里走出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汉子，一直走到中南海，站在了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的领奖台上，站到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面前，接受了祖宗几辈从未领略过的礼遇。他就是高振华，甘肃省靖远县北湾乡金山村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带领群众靠科技致富的科技尖兵、全国扶贫先进个人。
1968年高振华高中毕业，抱着雄心壮志回到了家乡，暗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科技知识来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高成分的高振华，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只能偷偷地在自家自留田里搞一些小试验。包产到户后他方开始大胆地在自家承包地里搞一些种植试验，当年粮食产量明显高于他人，一时小有名气。1980年他被群众选为社长。至此他科技致富的雄心壮志才有了施展的机会。他觉得，凭着金山村优越的自然条件，应该调整种植结构，引进科技，走科技致富之路。所以，担任社长后，第一件事就是办科技夜校，提高群众的科技意识和知识。他举办了科学施肥技术培训班，并多方筹资调运来氮肥70吨、磷肥50吨和钾肥10吨，合理配方，让群众大胆使用，年终全社的粮食产量猛增，人均口粮分配由原来的260斤，增加到450斤，一时轰动全乡。第二年又抓了耕作技术转变，推广深耕新技术，他调回社里在外搞副业的两辆拖拉机进地深耕，并搞了几处对比试验田，小麦出苗后长势截然不同，深耕的明显优于浅耕的，而且越长差别越大，外社社员都前来观摩取经，年底分配社员的口粮，又由上年人均450斤猛增到560斤，名列全县前茅。那以后，他开始大胆地与省、市、县科技部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搞“联姻”，引进科技试验项目，先后承担了12个水稻试验、玉米带田种植试验课题，并都取得了成功，创造出玉米—小麦—黄豆三熟作物套种模式，成为全县至今还沿用的套种当家模式。
金山村濒临黄河，有4088人、3820亩耕地;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发展蔬菜、林果、渔业等条件十分优越。但是1990年以前，以种粮为主间或栽几棵果树，根本不种菜和其他经济作物，花钱全靠外出搞建筑挣点副业收入，群众生活处于低水平、不富裕的状态。金山村土肥水丰，但不为村民所用，抑或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1990年高振华任村委会主任后，立志要改变这一贫穷落后的面貌。他觉得凭金山村优越的自然条件，应该调整种植结构，引进科技，走科技致富路。1991年，他有幸参加了国务院三西培训班，从此对如何利用本村水丰、土肥、光足、地利的优势搞开发农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不久，他带领村社一班人去山东寿光、北京窦店、河南新乡参观学习，亲眼看到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高振华信心倍增，一幅全村共同致富的蓝图清晰地出现在他面前：即面向市场，以示范推广先进实用技术为主要手段，从种植、林果、蔬菜、渔业4个方面突破，有计划地调整产业结构和粮经比例，推动事业全面发展。
多年来，高振华每天大半时间泡在田间地头，每年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两个月，并且经常工作到深夜。一天晚上在泰安村办完培训班，高振华又应群众的要求，打着手电，深入各家各户的温室现场查看病虫害的原因。等他将全村20多户人家的温棚全部看完，已是夜半时分，鸡都叫了，他才骑着摩托回家。不料路上被冰雪滑倒，摔坏了摩托，摔破了双腿，被人扶回家后他倒在床上就昏睡过去。妻子心疼地埋怨他说：“自家的事你不操心，为了大家的事，你连命也不要了。”高振华说：“我是村长，干的这个工作，担的这个担子，大家的事我不管谁管?”一席话说得妻子服服帖帖。伤未全好，他又整日在田间地头奔忙。一次，他出外搞培训，多日没回家，自家的半亩西红柿全部病死，损失4500元;最使他痛心和难忘的是，1992年元月他带领村社干部赴山东学习考察，恰巧父亲病重，接到加急电报后，他犹豫再三，强忍悲痛，硬是坚持学习结束后才赶回家。他不但没有见上父亲最后一面，还让父亲灵柩等了他十一天，他回来后才得以安葬，亲朋怨他无孝心，乡人骂他忤逆子。另一件发生在同年8月，正当第一批日光温室放线打墙的关键时刻，家人忙于建棚，他外出指导培训，唯一的小孙子无人照看，不慎溺水身亡，让他无比自责。
很多不了解高振华的人，认为他这样拼命工作，一定是为了钱。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高振华办班授课，现场指导从来就分文不取。一次在中堡办班，乡政府派人收取学费，高振华知道后断然制止，让他们把收来的钱还给群众。不仅如此，他还为会宁中川、永登秦川、临洮八里铺等地方登门取经的农民免费提供食宿，让他们吃住在自己家里。他说，自己富不算富，先富带后富，共同富才是富。为搞科技培训，他最可贵的是培训对象不分层次，培训技术分文不收，他的所作所为皆是一种无偿的奉献。那年，崇信县政府派人来学习技术，给他付报酬1000元，他坚决不接受;会宁河畔乡和中川乡派人来学习，不知底细的客人，怕学习后漫天要价，便旁敲侧击地问及培训费问题。高振华生气地说：“要给学费趁早回去。”同时他又耐心地说，“你们是贫困乡，来我村学技术我很高兴，省点钱用在培训群众身上吧。”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995年，高振华完成兰州军区实验农场百米百棚的日光温室设计规划和技术指导，此后先后应邀前往酒泉、武威、临夏、康县以及宁夏的银川、中卫等20个市、县讲学，指导日光温室生产，每到一地，当地都给他准备丰厚的“红包”，但他都分文不收。2004年，天水市分管副市长邀他为高科技示范园区把脉，恋恋不舍的该市领导欲聘他为常年技术顾问，每周五专车迎接，周一上午送回，每月酬金2000元，高振华婉言谢绝了。有一年春天，武山县的四大家领导率团来靖远学习日光温室生产技术，高振华面对提问对答如流，并结合武山气候、土壤及生产中的问题分析了日光温室不增产的原因，赢得了阵阵掌声，该县欲高薪聘用他，高振华又一笑拒之。他说：“是故乡热土培育了我，给了我荣誉和地位，寸草春晖，我要为靖远农村脱贫、农民致富贡献光和热。”
1998年4月，靖远县成立蔬菜研究所，县上决定调高振华同志担任副所长。兰州军区农场知道后，立即找到高振华，每年许以2万元高薪聘请他负责日光温室蔬菜生产，且包吃包住，时间最少5年。但他不被丰厚的报酬所吸引，婉言谢绝，毅然赴县就职。到县蔬菜研究所后，他立即全身心投入到了全县的日光温室蔬菜技术研究开发和农民技术培训工作中，全县9个蔬菜基地，处处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的讲授深入浅出，生动通俗，最受农民欢迎，每年巡回全县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90多场次，7200多人次。春华秋实，他手把手带出了510名科技骨干，培养军地两用人才125人，教会外县籍弟子 640人，接待外地学习技术人员560多人，接待过省内8个地、州、市，26个县(市、区)慕名前来取经的“参观团”2000人次，还接待了以色列、日本、英国、联合国粮食作物所等20余名外国专家的考察指导。通过他的传帮带，现在靖远沿河蔬菜栽培基地村村都有科技高手，户户有种菜能手，他的外县籍的弟子也在当地成了农民技术骨干，真可谓“木杏林春深，桃李满天下”。
科技星火，正从金山村向四面八方延伸辐射……
特写二：郑海，播撒“科技火种”的人
郑海，庄浪县农业科学技术带头人，高级兽医师。多年来，他立足畜牧业生产发展的技术难题，开展试验探讨和课题研究，取得了多项成果，走出了一条科技扶贫的新路子，为扶贫开发和农民增收作出了贡献。
郑海认为，依托扶贫项目，促进产业开发，方能增加农民收入。他在全面考查论证全县畜牧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托扶贫整村推进项目促发展，围绕草食畜牧业上规模，扩大粮饲兼用玉米种植解决饲料来源，推广青贮氨化、防疫冻配和绵羊常温人工授精技术提高效益的工作思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们组织技术人员，配合县扶贫办在全县7个乡7个村，落实舍饲养羊户1000户，建暖棚式羊舍1000间2.5万m2，引投良种肉羊6000只;在13个乡37个村，落实养牛示范户4000户，建暖棚式牛舍4000间10万m2，引投良种肉牛7200头，实现了肉牛、肉羊业规模的扩张。同时大力开展推广青贮氨化和冻配改良技术，在全县建青贮氨化示范户340户，建青贮池340口7000m3，建肉牛冻配点22个，引进南德温细管冻配技术，实现肉牛业效益的提升，仅此一项，全县1340户贫困家庭、6000多人实现了稳定脱贫。
破解技术难题，增加产业效益，是郑海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的好办法。多年来，他主持和参与完成专业技术课题17项，从而克服了一系列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限制因素，为促进畜牧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他主持完成的《IBD组织灭活疫苗及高免卵黄制备技术研究》课题，有效控制了县内IBD病的发生，新增经济效益1016万元。《仔猪黄白痢灭活疫苗及高免卵黄制备技术研究》课题，挽回直接经济损失790.64万元，新增总产值1980.8万元，《羊焦虫病防治技术研究》课题，获社会效益1177.55万元，这三项课题，均获平凉市科技进步一等奖。郑海说，科技要创新，产业才能发展，农民才能得实惠。为此，他们创新工作思路，积极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快速转化。一方面提出了“加快发展肉牛、做大做强猪鸡、推广现代科技、完善产业体系”的畜牧产业总体工作思路。同时，鼓励、支持专业技术人员创办、领办养殖实体。带动和促进了畜牧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引进推广健康养殖理念，加快了县内畜牧生产方式的转变。2008年，指导全县新建标准化养殖小区12处，其中0.4～2.5万头标准化仔猪扩繁小区5处，3000～6000头育肥猪小区6处，2万套父母代蛋鸡孵化小区1处。推广应用了地热供暖、自动控温、自动通风、自动饮水、自动供料、自动清粪、程序防疫、常温人工授精等现代综合配套养殖技术，大大提高了养殖效益。
这些年，郑海身兼县农牧局副局长，畜牧兽医局局长，肩头的担子很重，但在做好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仍不忘扑下身子抓示范，扎扎实实搞推广。每年春秋两季的防疫正好和农忙季节相冲突，群众出门劳作，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是关门上锁的，推广农技和搞防疫就只能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间抓紧搞。为此，他们常常忙到大半夜，吃住也在群众家里，有时，10来天回不了家，每年有1/2的时间在乡下跑，经常没明没黑，没有节假日。
一些大家畜的发病高峰往往都是在春秋农忙季节，一家死上两头就是1000多元。作为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困难家庭死上一个牲畜，全家人常常抱头痛哭，看到这一幕，每一个有良心的专业技术干部都会激起强烈的责任感。郑海说：“咱是搞这一行的，解决不了，就有愧于老百姓!”为此，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畜牧兽医技术的研究推广工作之中。他们通过抓点示范、科技咨询、技术培训等辛勤工作，换来了广大农民对科技的重视，并因此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郑海突出的工作业绩，得到了各级组织的肯定和群众的赞许，先后获“全国畜牧技术推广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00年被国家科学技术部科技扶贫办公室授予“振华科技扶贫奖励基金王义锡科技扶贫奖励基金服务奖”，2007年被甘肃省科技厅评为“星火科技先进工作者”，2008年被平凉市委、市政府评为“平凉市优秀科技人才”。
郑海深情地说，“成绩里有大家共同的心血，魏军、万喜太、苏举鹏、刘新瑞、文列秀等同志都曾参与课题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工作中，郑海体会最深的有四点：一是要勤奋，否则服务的能力提不高。作为技术人员，要活到老学到老，不学不行，同时一心要扑在工作上;二是要务实，必须针对当地畜牧业生产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进行研究，切实解决当地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找到切入点，不务实就发展不了;三是要创新，要围绕一些问题大胆试验、大胆示范，一旦获得成功，立即组织推广，使其变成促进当地畜牧业生产发展的生产力;四是要尽职尽责地搞好推广工作，推广工作搞好了，就是一项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好途径。
郑海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为庄浪梯田建设二次创业，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畜牧业作出了贡献。
特写三：张成荣，耕耘在旱作农业的田野上
张成荣，榆中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研究员。
多年来,他心系农民、心系农技推广事业、心系全县农业发展，带领全县农技推广工作者，以满足农民的科技需求为出发点，潜心于农业新技术的试验研究和示范推广，解决了旱作区雨水高效利用的技术难题，拓展了贫困地区农民致富增收的渠道;首创甘肃省农民田间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为促进全县粮食丰收、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实现了一个基层农技推广工作者的人生价值。
推广应用“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张成荣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针对半干旱地区降雨量少，时空分布不均匀，春旱出现频次高，影响春播作物的播种、出苗和生长的气候特点，他带领大家 ,按照玉米前期生长缓慢，需水量少，比较耐旱，在拔节后生长迅速，需水的关键时期与自然降雨分布规律基本吻合的生理特性，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借鉴传统地膜覆盖技术、地膜全地面平铺栽培技术、垄沟种植技术的优缺点，依据旱作节水农业技术“农田微工程覆膜雨水富集叠加理论、雨水就地入渗理论和覆盖抑蒸理论”，与同事们共同试验研究，探索出了“早春整地起垄，趁墒全膜覆盖，集雨蓄水保墒，增温垄沟种植”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为旱作农业由“被动抗旱”变“主动抗旱”创出了一条新路。为了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他进驻示范点，采取算账对比，与群众谈心交流，用成功的实例启发群众。他放弃节假的休息，长期奔忙在田间地头，忘我工作。除了抓好全县农技推广管理工作外，还亲自抓石头沟省级旱作农业示范点工作，从选点、整地、施肥、起垄、覆膜、播种及田间管理各个环节，手把手给农民教技术操作要领，指导群众规范种植，直到他们确实掌握技术操作要领。推广工作中，他坚持“实用、实地、适时”的原则，经常结合农事季节，深入村落、田间地头，进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一膜两用技术及病虫害综合防治等配套技术的培训，提高了示范区广大农民群众的科技文化素质以及应用旱作农业实用技术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榆中县玉米的适种海拔由此提高近500米，扩大了玉米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
张成荣十分重视在实践中学习。他看到有农民在上年玉米收获后，将玉米秸秆砍倒覆盖在地膜上，下年继续种玉米的做法，起初不理解，认为这些人都是种的懒汉庄稼，可看到第二年的玉米长势与新覆膜的地块差不多，并节约了地膜投资和耕地的畜力、刨根茬的人工投入，根茬又直接还田，增加土壤有机质，改良土壤结构。他就及时总结，提出了玉米地膜覆盖“一膜用两年”免耕技术，在全县玉米种植区大面积推广，仅此一项，每亩直接节约生产投入80多元，为“全膜双垄沟播技术” 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拓展了内涵。
在示范区, 张成荣白天奔忙于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晚上又加班整理资料、撰写培训教材、制作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多媒体技术讲座幻灯片在服务区进行讲座，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每年举办技术讲座和现场演示50多场次，培训技术骨干和农民近千人次。并为来自国外、国内和省内各地的考察学习团进行技术介绍30多场次，在全省培训了一大批技术骨干，为全省乃至全国同类地区大面积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在示范点，他还选了爱科学、有文化、善管理的新型农民50户，采取按照农时季节重点集中培训，再由每户带动10户的示范带动模式，培训了一批新型农民，使新技术的示范推广，做到了“成功一块，带动一片”有利的促进了榆中县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为旱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特写四：喜看稻菽千重浪
在甘肃农村反贫困事业的伟大征程中，不仅有像周祥椿、王一航等创造了丰产奇迹的“科技功臣”，还有数以万计的各级各类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人才，他们的无私奉献，为甘肃省广大农村稳定脱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陇原大地上诞生了一项震惊华夏的农业科技成果——地膜小麦，自1996年起，这项技术从大西北迅速推向全国。连续3年在北方十几个省和产麦区推广1160万亩，获经济效益9亿元，节水4.6亿立方米。甘肃省累计推广4758万亩，平均亩增产86.2公斤。1999年，地膜小麦在全国推广突破1100亩，其推广速度之快，适用地域之广，增产幅度之大可与南方的杂交水稻相媲美。专家们说：“南有杂交水稻，北有地膜小麦。”而这项技术的创造者，就是甘肃省优秀专家、省农科院研究员、我国著名小麦栽培专家李守谦。
秦富华，在甘肃省的陇东旱塬上，这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他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由他主持选育的抗旱、抗锈、丰产的冬小麦新品种“陇鉴”系列，迄今仍为陇东地区主要小麦品种，该品系累计推广354.2万亩，增产粮食1.17亿公斤，获经济效益8231万元，并在陇原大地上广为流传。秦富华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能为自己的父老乡亲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心愿。不然，要我这些学农技的人有啥用?”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确实，对事业，秦富华是执著无悔的，对群众，秦富华付出了满腔的热忱。在他的骨子里，浸透着一种对农民的挚爱。
徐宗贤，甘肃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一位被人们亲切地称作“小麦之父”，为甘肃农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1957年，徐宗贤从北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毕业时，学校希望品学兼优的他留校任教，但是年轻的徐宗贤却早已抱定了献身祖国大西北建设的决心。就这样，出身于江南水乡——江苏吴县的徐宗贤义无返顾地来到了条件艰苦的甘肃临洮农业学校任教。1959年，他光荣的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接见。1962年，徐宗贤到甘肃农业科学院工作，从此，与农业科技结下了不解之缘，解决农民吃饭问题成为他毕生的追求，辛勤的汗水和希望的种子一起播撒在了陇原的大地上。30多年来，徐宗贤长期从事小麦的品种选育研究和良种推广工作，主持完成的“八五”省列科技攻关项目，筛选和创造出一批农作物优异资源;参加完成的“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项目”获1986年国家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主持完成的“甘肃省主要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项目”获1998年甘肃省农业科技进步一等奖和1999年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参加完成的“中国农作物品种征集保存和利用研究”项目，200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由他主持完成的“陇春”8号、9号和“矮丰”3号推广167万公顷，增产小麦10亿公斤。
唐瑜，1961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促使她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定西工作，而这一干就是几十年，从如花似玉的女大学生，一直到饱经沧桑的老人，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甘肃贫困地区的农业科技事业。多年来，她先后培育出适宜于干旱地区的小麦品种20多个，被称为“小麦妈妈”。
杨忠勋，这位在环县革命老区工作了几十年的农技工作者，先后进行了30多个专题的调查研究和40多项课题的试验示范，主持参与国家、省、县科技项目28项，获奖24项，1999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0年被评为“甘肃省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杨忠勋以他清醒的理性和非凡的智慧取代人们那原始的耕作方式，让文明之风早日吹绿革命老区那片荒芜且又充满希望的土地。
李城德，农业推广研究员，甘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副站长，甘肃省领军人才，2006年入选《中国农业高级专家库》，农业部“全国农业科技年活动先进工作者”。二十多个春秋中，他投身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和一系列先进实用技术的引进、试验和示范推广事业，常年深入基层、搞调研，抓推广，组织科技培训，帮助解决农民在实现增产增收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实施重大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世界农业》、《中国蔬菜》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8篇，主编或参编《甘肃主要农作物新优品种》、《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等10多部专著，主笔完成的《紧凑型玉米栽培技术规程》、《紧凑型玉米杂交种生产技术规程》等9项技术规程以甘肃省地方标准发布实施。近年来，李城德致力于旱作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对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全膜覆土穴播小麦、马铃薯黑色地膜垄作侧播技术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主要贡献，这三项技术的成功推广应用，全面破解了水分对甘肃农业发展的制约瓶颈，拓展了旱作农业研究的新领域，引领了旱作农业技术发展的新方向。累计参与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5000多万亩、生产粮食1000多万吨;全膜覆土穴播小麦150多万亩;引进农业新技术70多项(次)、农作物新品种(系)300多个、农用新材料64个;参与选育甜瓜新品种3个，为增产增收提供了技术储备。累计参与组织粮油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275个，面积300余万亩，总增产68万吨，直接经济效益10亿元以上。作为本专业、本学科学术技术带头人，他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谱写了一曲感人的科技推广乐章。先后主持和参与项目40多项，获奖成果20多项，其中省部级奖励14项，“甜瓜新品种甘蜜宝大面积推广”项目获2010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三等奖和甘肃省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为甘肃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致富奔小康做出了突出贡献。
李思敏，白银市畜牧兽医局高级畜牧师，20多年来，他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布全市的69个乡镇699个村，积极开展畜牧科技推广和宣传工作，为农民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多项畜牧技术推广和研究项目，亲自给农民传授技术达上万人(次)。研究和开发的多项畜牧实用技术，为广大农民所喜爱，并多次受到省、市政府部门的表彰和奖励。主持和参与的项目为农民脱贫致富闯出了新路子，扩大了就业门路，共为农民增加经济收入达3.26亿元。其中导入小尾寒羊血液提高滩羊产羔率试验示范项目执行十多年，累计培育高产滩羊品种16万只，对推进白银市养殖业的科学规范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还有许许多多为甘肃农村的扶贫事业贡献力量的科技英才，他们都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