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消除贫困，仍需齐心奋斗共努力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农业基础薄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全省70%的人口在农村，70%以上的耕地是山旱地，近80%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山区。长期以来，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小旱小灾、大旱大灾，年年遭灾、年年抗旱的被动局面。如何解决农业的稳定发展问题，始终是甘肃人民必须面对的现实。

　　远离贫困，这是每一个人的美好夙愿。但是，由于历史的、经济的、体制的、地域的、环境的、人口素质的种种原因，目前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中，自主脱贫的意识仍然在人们的思想中十分淡漠，扶贫开发的难度仍然很大。

　　许多贫困地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差，没能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往往一次大的灾害，就导致一次大的倒退，贫困人口大大增加。多数县乡干部认为，要真正实现基本解决温饱，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天帮忙”。

　　中国西部农村扶贫开发的成就有目共睹，令人振奋，但在新的世纪和新的历史阶段，缓解和消除贫困仍然是整个中国农村，特别是甘肃“三农”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和严峻的挑战，我们要走的路依然很长。

　　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做好新形势的扶贫工作，是我们应当为之思考和探索的重大课题。

　　话题之一：新阶段，甘肃省扶贫工作面临的形势

　　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甘肃省农村大面积绝对贫困的现象有了巨大改变，大多数贫困地区已从整体上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自然条件差、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贫困比重大这一基本省情没有改变。全省整体性贫困、收入性贫困、生态性贫困、能力性贫困等相互交织和叠加的特征仍然存在，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等问题更加突出。

　　2009年6月，国家各部委联合调研组来到甘肃，为陇原的发展出谋划策。调研组认为：甘肃贫困成因复杂、贫困程度深、贫困类型多，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是：

　　一、增收难度大，收入性贫困仍是最突出的问题。表现为：一是城市化水平低。全省城市化水平为32.15%低于全国近13个百分点。43个重点县劳动力70%分布在第一产业，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不足，不仅使农产品难以形成规模，创出品牌，也影响农产品进入市场，从而成为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二是经济总量差距大。以2008年为例，全省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国的1.05%，财政收入(大口径)只占全国的0.8%。重点县一般财政收入在25千万元左右，而年支出则在45个亿以上，自给率在1015%左右，80%以上的支出只能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吃饭建设都靠国家支持。三是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2008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2724元，比全国2038元。2001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是3.57∶1，2008年扩大到4.03∶1。贫困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更为突出。收入差距反映了区域性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势必导致欠发达地区农民贫困程度的加深。

　　二、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整体性贫困仍是主要问题。甘肃省扶贫和统计部门建档立卡的实际在册贫困人口为680.5万人，比国家统计局抽样监测数442.4万人多238.1万人，占全省农村人口的32.69%。其中，绝对贫困(低保对象)人口174.2万人，占贫困人口的25.6%;低收入人口506.3万人，占74.4%。贫困发生率为21.3%，贫困发生率居全国首位(21.3%)。而且，贫困人口以“两州两市”和革命老区为重点，分散分布现象突出。

　　三、产业化水平低，带来的返贫率高仍是最大困扰。据不完全调查，全省贫困户用于家庭生产和经营性费用支出仅相当于全省农村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由于生产技术性投入不足，创新等长期处于徘徊或停滞不前状态。贫困地区浓厚的传统观念影响扶贫开发工作起点和水平。由于现有贫困乡、村大多都集中在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极干旱地区、高寒阴湿地区、偏远山区等一些自然环境更恶劣、自然灾害更频繁地区，扶贫、返贫恶性循环问题非常突出。从自然条件看，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属于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气候类型，突出特征是严重干旱缺水，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流域乃至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干旱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以陇南、临夏、甘南等地州为主的南部高寒阴湿及少数民族地区，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西秦岭山地的交汇地带，山大沟深坡陡，土地贫瘠，气候寒冷阴湿，作物生长期短，冻、旱、涝、雹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繁，地形条件恶劣，交通极为不便，是全省贫困程度最深、剩余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扶贫、返贫恶性循环问题非常突出。

　　四、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性贫困问题仍难摆脱。从宏观上讲，世界气候变暖，大气污染等，必然继续给扶贫工作带来新问题，增加新难度，不可预见因素增多。尤其全省农村山地面积占70%，多年平均降水量只有277mm，而蒸发量1200之多mm,人均水资源量只为1330m3，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十年九旱是常态现象。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导致的人地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不仅会出现“越穷越挖，越挖越穷”的生态植被破坏现象和“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不良循环现象，而且既就是现在生产条件相对好的地区，也会出现抢资源、抢土地，加之不断的征、占、用土地等，导致新的贫困因素和社会不和谐、不稳定问题的发生。

　　五、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劳动力素质不高，能力性贫困问题仍将严重制约工作水平提升。全省51个扶贫工作重点县的行政村，10.7%的村没有学校、40.6%的村没有正规卫生所，儿童失(辍)学率为7.3%，其中一半以上是因家庭贫困辍学。全省农村劳动力总体上文化素质偏低，青壮年文盲率占18.7%，比全省平均水平高4.7个百分点。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计算，甘肃省农村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5.64年(其中男性6.66年、女性4.53年)。据抽样调查推算，受过各种技术培训的人数占整个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7.07%。全省贫困地区返贫人口中，因学致贫的占24%、因病致贫的占18%。而这种问题在民族地区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在2000年全省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临夏、甘南和陇南，农村文盲率仍然分别高达34.94%、30.36%和26.73%，其中东乡、合作两县(市)高达48.62%和50.31%。后来，尽管实施“两基攻坚”等，但整体情况变化不大。能力素质仍是致贫、返贫、扶贫工作难以创新，难以提高水平的关键性原因。

　　六、投入不足，基本条件建设欠账多，仍是最迫切的问题。全省贫困地区仍有12.3%的村不通车,0.3%的村不通电,人均水地不足0.5亩，1073.34万人存在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等等。

　　随着全省扶贫开发向干旱山区、高寒阴湿山区贫困片带纵深推进，山大沟深信息闭塞、交流不便、危房改造、村组道路维修、人饮工程、梯田建设等等成本陡增。从投入需求看,初步测算的情况是: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解决1个人的贫困，约需1万元，其他地区解决1个人的贫困，需要5000至8000元。甘肃省扶贫成本比西部地区高出约2530%。若按现行投入水平到2020年实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的目标，共约需540多亿元，年均投入达54亿。2008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007万人，其中甘肃为442.4万，占全国的11.04%;若加上当年因地震灾害返贫的230万，全省实际贫困人口达680多万，约占全国的21.2%。国家2008年财政扶贫资金(含以工代赈)为167.34亿元，其中分配甘肃为11.2亿元(含以工代赈)，只占全国的6.7%。照此看，投入的需要与可能之间的矛盾仍将制约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的步伐。投入不足带来的困惑还将继续存在。

　　甘肃省发展中不平衡的问题还相当突出，而贫困地区又尤其突出。而且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推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这个“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凸现，贫困地区要素流失将进一步加剧，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等各种差距呈现全面扩大之势，农村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形势更严峻，挑战更多，任务更繁重。

　　话题之二：制约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矛盾依然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有了较大发展，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无疑为今后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矛盾和困难仍然不少，建设新农村，实现全面小康，任务依然极其艰巨。

　　我们应该看到，制约甘肃农业发展的矛盾还很多，甘肃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依然突出，几乎在全国倒数第一。甘肃推动农业科学发展和加快农民收入的任务十分艰巨。甘肃除了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田水利条件落后，以及地理、文化等的因素外，还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一是农业和加工业、服务业之间的发展比例不协调。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高，发展手段落后，农业标准化水平低，农业产品外向度不高。服务体系不完善，导致发展缓慢;作为第二产业的加工业，由于投入不足，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档次低，多是农副产品初级加工型，产业链条短、产业附加值低;与农业产业化利益连接不紧密，对区域经济发展带动不强;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滞后，成为制约农业市场竞争力提升的障碍。2007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386.42亿元，占生产总值的14.3%;第二产业为1282.22亿元;占47.5%;第三产业为1030.56亿元，占38.2%。国际上把第一产业产值不超过10%(亚洲国家为15%)、第三产业产值超过40%作为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的分界线。就全国而言，2007年第一产业为11.3%，第三产业为40.1%，基本实现了由工农业为主向一、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转变。相比之下，我省三大产业的比例还不够协调，还处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型期。

　　二是区域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不协调。虽然甘肃粮食实现了省内自求平衡，但粮食生产一直维持在低层次的自给水平。2007年全省粮食总产量824.4万吨，比上年增长2.03%，人均占有粮食315公斤(农民人均395公斤)，刚越过生存型粮食安全保障线(300公斤)的标准，比全国人均占有粮381公斤低66公斤。一遇自然灾害，粮荒随即而来，缺粮人口就将增加。从林、草、牧的角度讲，甘肃有林地面积3487万亩，加上灌木林等面积达1.4亿亩，森林覆盖率为13.42%，比全国的平均覆盖率少11个百分点。有牧草地1440.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1.68%，是全国的五大牧区之一，牧业应该是大产业，但还没有做强，2007年和2008年两年全省肉类总产量一直徘徊在90万吨左右，人均只有35公斤，比全国人均占有量低16公斤。农业内部的种植结构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仍然存在。经过多年调整，甘肃的种植业结构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投入扶持力度有限，加之种植业上的习惯力量，粮经作物比例仍然不很理想。2007年和2008年粮经作物的比例基本上7∶3。这种比例有利于保证粮食安全，但又限制了特色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需要进一步科学合理地加以调整。

　　三是农产品优势不突出，农业产出和商品率低。主要是生产基地规模小，具有明显区位、传统优势和市场潜力的产业产品的开发还没有形成规模，市场竞争力不强;土地资源密集型产品多，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少;传统大路型产品多，优质特色农产品少。

　　四是区域发展不协调。2008年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723.8万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7.21%(全国为4761元)，与全国差距由上年同期的1712元扩大到了2038元，大体是全国2003年(2622元)的水平，存在6年差距。从市州看，省内最高的市达到近6000元，最低的只有1600多元，低4000多元;贫困地区人均纯收入为1857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少800多元。从城乡差距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2001年，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比是3.57∶1，2008年扩大到4.03∶1。再从地理环境上看，南部山区资源丰富、雨量充沛，但山大沟深、土地贫瘠、人多地少、农村贫困面大;中东部地区地势开阔、交通便利，经济发展较快，但干旱缺水，发展农业受到限制，部分地方仍然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

　　五是农村劳动力结构不协调。由于长期受贫困的制约，甘肃的农村劳动力相对文化程度低，专业型、技术型人才少。留在农村从事家庭经营性生产的，往往受科技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基本上是简单再生产;每年外出打工的500多万农民工，多数从事的是修路、挖矿、摘棉花、拆建房等体力型劳动。尽管教育、劳动、扶贫等部门在努力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但扶持性培训力度与每年500多万的外出劳动力人数相比，明显不足。这就使得农村发展规模化和现代化农业受到了影响，也使农民的收入很难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务工挣钱，农村大量青壮年长期外出，造成了农业生产缺劳力，新农村建设缺人才，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程正明认为，这五个方面的不协调，都是制约甘肃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深层次问题，也是影响农民增收的严重障碍，必须有针对性的逐步加以解决。

　　话题之三：粮食安全，应时刻紧绷这根弦

　　在2010年新年到来的第一天，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入河北廊坊农村看望、慰问农民群众时，语重心长地叮嘱当地负责同志，农业始终是我们国家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这几年，我国农业形势比较好，特别是粮食连续6年增产，农民收入连续6年较快增长。越是形势好，越不能掉以轻心。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认真落实中央支持“三农”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不断增加“三农”投入，依靠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确保农民收入不徘徊，确保农村发展好势头不逆转。

　　“民以食为天，民以粮为本。”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粮食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基础。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国务院通过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中提出了确保我国粮食自给率95%，201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2020年达到1.08万亿斤以上的奋斗目标，这是新时期我国强国富民安天下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

　　经过长期努力，甘肃省已经结束了吃救济粮的历史，基本实现了省内粮食供求总量平衡，并开始为全国粮食安全作贡献。表现在，粮食播种面积基本稳定，粮食产量稳中有增。粮食基本能够自给，缺粮比例低。种植结构调整效果明显，人均占有粮稳中有升。但2008以来，国际粮食紧缺影响到甘肃，出现了省内市场粮源减少、价格上涨、供给趋紧的情况。在新的形势下，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总量平衡、结构平稳和质量安全的压力不断加大。

　　从总量看，全省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60亿斤以上，保持了供求总量低水平紧度平衡的态势。从结构看，粮食特别是口粮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大米、小麦缺口较大，全省大约有40多亿斤的小麦和10亿斤的大米依赖调入。玉米供应偏紧，马铃薯、玉米种子、啤酒大麦、豆类外销量较大。从区域看，粮食供求矛盾日渐突出，河西商品粮基地对全省的粮食贡献率逐年在降低，粮食产量已不能满足当地的需要。陇东商品粮主产区调出量下降，全省吃商品粮的农民越来越多。从质量看，全省优质专用粮食呈不断增加的态势，产量比重已达48%。

　　调查显示，当前贫困地区粮食生产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差，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二是农民的科技素质较低，粮食生产的科技含量不高。三是由于贫困地区农民经济收入普遍偏低，对粮食生产投入不足。四是由于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增加。五是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六是粮食生产的规模化水平较低，很难形成规模效益。

　　为此，甘肃省扶贫办科教处处长马永泽认为，贫困地区发展粮食生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进一步提高对粮食安全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粮食生产事关国计民生，粮食安全直接关系着贫困地区农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如果贫困地区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多年的扶贫成果将化为乌有，群众生活就会立即陷入返贫状态。况且，许多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和养殖等产业是建立在粮食生产基础上的，如果粮食出问题，这些产业会马上跨下来，恢复起来需要较长的周期。因此，要采取得力措施，搞好粮食生产，增加群众收入，巩固温饱成果;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生产特别是对粮食生产的投入。继续加大贫困地区农业基础条件改善项目的投入力度，开展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财政扶贫资金投入，扶持贫困地区农民发展具有市场前景的粮食作物，使贫困地区农民通过粮食生产直接增加经济收入。改进农村金融服务，为农民提供生产信用贷款，可利用国家贴息的办法支持农民发展粮食生产;三是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力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加强耕地管理，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纠正随意改变农田用途的现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土地征用和补偿机制，确保贫困地区基本农田的稳定;四是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从提高粮食价格和平抑生产资料价格两个方面进行宏观调控，减轻贫困地区农民因种粮食带来的负担。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强粮食市场管理和调控，通过直接补贴的方式，鼓励贫困地区农民多种粮、种好粮。粮食补贴方式建议采用缴粮补贴的办法，多缴多补，调动农民多种粮、多缴粮，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对严重缺粮的贫困地区，要继续实施地膜温饱工程和科技增粮工程，对贫困农户给予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补贴和科技方面的扶持，帮助他们比较稳定的解决粮食问题，减少返贫率。同时，要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监管和调控，确保农民种粮的利益;五是进一步加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广农业生产实用技术。改革县乡两级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调动农业技术部门人员的积极性，加大科技推广力度。加大对农民技术员的培训力度，为贫困地区培养一批用得上、留得住的农民技术员和科技示范户，带动贫困地区农民依靠科技发展粮食生产。对于科技含量高、示范效益好的先进实用技术推广实行直接补贴制，调动农民群众学科学、用科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尽快将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六是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贫困地区要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推进产业化经营为切入点，大力发展优质、高效、高产、生态、安全的农业，提高粮食产品质量和竞争力，结合当地实际，适应市场要求，培育起县内粮食作物的主导品种，按照农户分散小面积种植，县内集中大规模经营的方式，培育主导产业，提高粮食的商品率，增加粮食种植效益，提高农民收入。

　　在甘肃省，强调粮食安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粮食供求总量平衡，是推进结构调整的基本前提。不论是全国还是甘肃，都是在告别粮食短缺之后，才提出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如果粮食供给出现短缺，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只有粮食安全有了保障，农业结构调整才能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甘肃省农村贫困面大，城乡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水平低，一旦出现粮食数量短缺，价格大涨，农民买不起，政府补不起。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将持续增加，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将持续上升，粮食需求刚性增长与人增、地减、水缺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非常艰巨，切不可掉以轻心。

　　话题之四：新农村建设，人才流失谁担此责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惠农政策，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发展，扶持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但这些都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来实施，而在现实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向外输出，使农村发展缺乏生力军，这对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极为不利。周正平先生认为，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将直接影响着农村、农业、乃至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务必心存忧患，高度重视。

　　一个农业大国的农民，不种田地也能养活自己，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进步，但就我国的国情看，却令人担忧。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而且人口众多，“吃饭”仍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倘若只剩下老人和妇女种地，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就要大大减慢。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实现这个目标，关键是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农村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2007年4月，甘肃省推出了“新农村建设人才保障工程”，该工程涵盖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素质提高等各个方面，主要内容包括八项子工程：一是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工程。二是农村教育基础工程。三是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四是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智力援助工程。五是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及劳动力培训工程。六是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程。七是农村政法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八是少数民族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工程。

　　之后，又制定了三项举措助推新农村建设。

　　甘肃省委组织部会同省教育厅、省人事厅、省财政厅、省农牧厅等有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培训工作的意见》、《关于实施“医疗卫生大学毕业生进农村计划”的意见》和《关于实施“甘霖计划”人才培养项目的意见》，标志着甘肃省正在着力搭建农村人才“高地”，以实际举措推动新农村建设。

　　《意见》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开发培训要按照“分类培训、服务产业、注重实效、创新机制”的原则，突出“知识、能力、素质”三个方面，以农业技术人员岗位培训和产业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为重点，充分利用现有培训资源，采取分层次培训的办法，每年培训农业专业技术人员5000人，力争3三年内使全省80%的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接受一次系统培训;每年培训种养加能手、能工巧匠、农村经营能人、乡村科技人员10万余人。依托有关院校和高新技术园区，分别建立甘肃省西部、中部和东部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中心，作为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重点培养草畜产业、农业机械化、日光温室蔬菜产业和农业综合产业的实用人才骨干。

　　选聘100名省级农业培训专家，建立省级农业培训专家库，组成省级培训专家团，切实充实培训力量。突出培训重点，对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农村种养能手、农村经营能人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采用“请进来、走出去”和“以工代训”等培训模式，推广交流式、互动式、启发式培训，让农民在交流中学习，在互动中研讨，在启发中增智。

　　针对农村卫生人才匮乏、农民看病难的问题，着力加强乡镇卫生院人才队伍建设，真正建设一支用得上、留得住、服务农村、奉献农村的实用型卫生人才队伍。《意见》提出，从2007年起，每年从省内外普通高等医学院校公开选拔300名左右学习成绩优良、吃苦耐劳、具有敬业奉献精神的大学专科以上毕业生，到省内乡镇卫生院工作。录用人员试用期半年，试用合格的每人补贴进修费用1.2万元。试用期满合格5年内，每年年底根据年度考核结果每人发放生活补贴2000元。

　　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选派县乡专业技术人员到技术力量强的单位进修培养，以提高基层各类人才的能力和素质，提升县乡教育、卫生和农业整体水平。省委组织部决定，每年从县乡选拔100名教育、卫生和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到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对口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培养。重点培养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县乡青年专业技术人才。进修人员的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省委组织部按每人每年1万元的标准给予资助，一次性划拨接收单位，专款专用。

　　甘肃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杨郃说，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一大批高素质的农村人才。加强农村人才开发，不断壮大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话题之五：政治生活边缘化，一个严峻的时代命题

　　《新华每日电讯》刊登记者专稿说，“打工者歌谣”在一亿民工中传唱引起广泛关注。

　　“你来自四川/我来自河南……无论我们来自何方/都一样的要靠打工为生……无论我们从事着哪一行啊，只为了求生存走到一起来。”

　　在北京的外来农民工中，正流传着一首首打工歌之歌：

　　“生命可以无奈和简单/但不能没有尊严……正义自由之声将永远/永远流传在这人世间!”

　　这是辛勤劳动却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从心底发出的呐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谁来保护如此庞大的劳动者群体的利益?如何营造出令他们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健康环境?这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全国总工会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人数为1.2亿，并以每年500万人的规模迅速增加着。但这些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处于没有保障的状况下，与资方的强大相比，他们是那么的无奈和无力。

　　在沉重的自下而上压力下，农民工发出了团结一心，反抗不公的呐喊。《团结一心讨工钱》的歌曲正在打工者中流行着：“辛辛苦苦/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办法/只有横下一心/跟他干……周二熊嬉皮又笑脸/好说/好说/到了夜里十二点/准时结工钱/到了夜里十二点/骗人招数露了馅……幸亏有/身经百战的王老汉/他挺身而出揭骗局/周老板乖乖结工钱!”

　　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天勇忧虑地说，如此庞大的劳动群体却长期成为政府管理的盲区，没有一个组织来为他们排忧解难。面对日益激化的农民工与工头的矛盾，如果政府不能把农民工及时组织起来，通过正当渠道保护他们的权益，就会被别有用心的组织利用。

　　大批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城市工作，但由于社会缺乏合法性的制度认同和主流文化的接纳，社会规范的不健全和某些歧视政策的存在等多种原因，他们虽进城工作多年，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长期处于城市与农村两地的边缘性状态。这种边缘性不仅表现于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地位、居住环境、社会交往、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同时严重地表现在政治参与上。与此同时，农民工正在完成代际转换。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工的公平意识、平等意识、维权意识等均在快速强化，需求在全面升级。

　　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之分。仅从制度性政治参与中投票和选举等活动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现状。一项详尽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无论是在参与农村社区政治活动方面，还是参与工作单位的政治活动方面，乃至参与城市居住社区政治活动方面，几乎都是空白，存在的问题无不令人忧虑。

　　江西省委党校郑传贵先生指出，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明显的边缘性特征，使得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城乡政治参与的边缘性地位。如果农民工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就成为农民工的首要选择。近年来，许多地方出现农民工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普遍的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的摩擦性关系等，比如，当发生劳资纠纷时，许多农民工不是求助于法律或劳动仲裁，而是通过暴力胁迫，甚至绑架等非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许多城市中的刑事案件，外来人口作案比例超过80%以上，一些老乡会演变为黑社会组织。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整合程度。

　　造成目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旧二元社会结构存在。二是农民工利益组织的缺失。三是现实信息渠道不畅所致。四是其他社会心理因素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社会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组织结构正发生激烈的变革与重组。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其政治权利与政治地位却没有受到法律的很好保障。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在更大范围上说，农民享有的政治民主权利与国家的主人这一身份不符。二是从总体上看，农民关心政治生活、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偏低。三是从实质上分析，农民政治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与巩固，农民没有真正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四是从现实情况看，农民政治民主权利缺乏法律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很好维护。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政治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在当前的建设与发展工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没有占全国人口近70%的农民的参与是不可实现的。保障与实现农民政治民主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前提。因此，千方百计保障和真正实现广大农民的政治权利不仅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

　　话题之六：新时期，扶贫体制亟待创新

　　解决贫困问题，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扶贫曾被一些人认为就是政府注入资金、移民等行政办法，但他们恰恰忽视了真正能使当地富裕起来的根本因素：制度性变革，尤其是政治体制上的变革。只有抓制度变革，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解决科技进步、发展比较优势、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都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一

　　有关调查显示，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没有严格执行“一把手”任期制，班子成员任职时间不够稳定，以及市县两级班子换届不同步，造成全国县(区)委党政一把手的任职时间平均为2.7年，最少的只有3个月。这与笔者在兰州市委组织部调研室工作期间，曾参与的一项由上级党组织下达的《关于县区党政正职任职情况的调研》课题的结论相一致。

　　党政正职在任期内频繁变动，直接影响到一个县(区)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一种说法，在县区主政，没有三年摸不清情况，五年才能干大事，出成效。但我们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是，县区往往是换一位主要领导，就变一个工作思路，形成一套新的战略目标，使前任正在实施的目标付诸东流，干部群众感到无所适从，丧失了机遇，最终影响了发展。县区一把手在扶贫事业上事关重大，其决策水平影响着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任期内的频繁变动，使个别县(区)党政正职产生了不恰当的心理预期，不肯沉下身子，下苦功夫，没有长远打算，而是“一年看、两年盼、三年等着换”，心浮气躁，甚至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和期望快速升迁的短期行为。新书记上任，人都没有认下，干的第一件事，却是在干部们头上摸来摸去，嘴里喊的是“不换脑子换位子”，弄得全县干部无所适从，心思用不到工作上。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乡镇领导心思用不到工作上，只想着一门心思“适应”、“跟进”新书记，所作的决策全然不顾群众的感受和党的事业的损失。我在一个“两年时间换了三个县委书记”的县上采访时，干部群众对此反映强烈。这不能不说是扶贫事业之大忌!因此，保持县(区)党政正职队伍的相对稳定，对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贫困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兰州市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陈宽先生所见略同。

　　另外一件让我十分郁闷的事，是在一个贫困县，有干部向我反映，曾经，该县农口的几名主要领导干部工作常常只会抓皮毛，弯路走了一个又一个，影响了该县扶贫攻坚目标的实现。原因是个个都是“专家”，个个又都是“外行”，农牧局长是学林业的，水利局长是学畜牧的，林业局长又是学农业的。学啥的不干啥，虽然他们也个个想把自己的工作抓上去，但却往往眉毛胡子一把抓，总也抓不到点子上。还尽想着引进人才，引来人才又有何用?一把手没水平，副职和整个班子的水平都降低了，发挥不了作用，这是个干部的边缘化问题，这样安排干部，不知是不是书记的脑子进了水?影响的，又何止是几个人的心情，学非所用的专业，还有扶贫事业的进程。

　　还有少数干部身在贫困地区或扶贫工作岗位，却对贫困地区的发展不关心，对困难群众的疾苦不关注，与其担当的职责不适合不适应。不走正路，不干正事，不思进取，其最大的乐趣就是跑官要官，甚至不惜贪污挪用手中的扶贫资金“放鸽子”，为自己谋取官位，巴结讨好上级，求得欢心，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一个经典的真实案例是，某县扶贫办主任在“双规”期间跳楼自杀，案子因此宣告结案。之后，其坟头上据说香火常有，一些收受了好处的人暗自庆幸……

　　在一个贫困县采访时，一位姓滕的当地女干部给我谈了自己的担忧。她说：“感觉一些人越扶越贫，依赖性很强，贫困户在等着拿东西，等靠要思想严重。认为穷是资本。我穷，就等着救济，没有想着自己去改变。”特别令她感到不安的，是“许多干部从上到下不求上进。除着想当‘官’外，很少想着通过什么来提高自己，干部和农民都是!”

　　而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利用我国体制上的某些弱点，好大喜功，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搞不切实际的“大跃进”，采取不正当的手法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败坏了党风、政风，特别是在贫困地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已成为扶贫事业最大的毒瘤，是“一代官的政绩，几代人的包袱”。

　　二

　　在连续多年对农村反贫困事业的采访中，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和与干部群众的沟通交流，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在欣喜地看到帮扶工作带来的可喜变化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帮扶工作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诸多问题——

　　一是贫困山区自然环境严酷、生产生活条件落后，实施项目帮扶难度较大。二是扶贫资金分散，很难形成合力，效果不明显。三是产权归属不明确，后续管理跟不上。四是定点帮扶资金近年只用于水利、道路、校舍、产业基地建设方面，而如何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方面则很少考虑，投入相对较少，更谈不上如何使帮扶资金进一步增值和滚动发展，再用于扶贫。五是挂职干部来自于上级机关或大型企业集团，这些干部大多数缺乏“三农”知识和扶贫工作经验，对基层工作和农村工作比较棘手，工作难干，更有甚者是满头雾水，一窍不通。六是个别群众素质不高、自主意识不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帮扶目标的实现。七是帮扶工作的连续性不强、科学性不够。

　　专家认为，9亿农民的致富问题归根到底只能依靠自己动手解决，外力只能起帮助、引导和创造条件的作用。

　　在与贫困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大决战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一种是救济型的，着手于“给”——没钱花给钱花，没粮吃给粮吃，没衣穿给衣穿，没房住给房住;另一种是开发型的，着眼于“教”——没有文化扫盲，不懂技术培训，缺乏信息提供，资金困难贷款。其结果亦大相径庭：前者似水逆流，进退维谷;后者如日方升，自强不息。这正是“给人一斗，不如教人一手。”“给”是权宜之计，犹如为气息奄奄的贫血病人输血，虽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教”则是长久之策，就像使贫血患者恢复自身的造血功能一样，可活其生命之源。

　　凡叶先生认为，“家有千金不为富，身无一技才算贫。”“给”来的“千金”，抵不住“教来的”“一技”。救济型的恩赐扶贫，会使懒人更懒，坐吃山空;开发型的引导扶贫，才有可能使其释放出自身蕴藏的能量，靠勤劳脱贫，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给”是下策，“教”是上策，在扶贫工作中各级干部须权衡利弊，择优而从。

　　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徐静指出，对口帮扶应由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化基础上政府与非政府非赢利的民间志愿者组织共同推动型。

　　他认为，对口帮扶作为一种特定扶贫阶段的指令性扶贫手段，一开始就以政府主导人手。这在起步阶段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当它的初始成效因为一种新举措的能量骤放而短暂显现之后，实践中不断体现出政府主导下多计划而少市场弊端带来的能量短缺，直至趋零。主要表现为帮扶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一定意义上产生了帮扶疲劳症。单一行政计划机制下的扶贫行动已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转换帮扶方式，引进市场因素。

　　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的优势，集中关注那些带有普遍性的贫困问题。积极为贫困人口脱贫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制定正确的宏观政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围绕在贫困地区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核心，采取经济的、组织的、生态的、社会的综合措施，发挥市场在反贫困资源配置上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方面。同时，为避免政府扶贫高成本、低效率、敏感性不足、创新动力不够的缺点，积极从扶贫项目的具体实施者身份中退出，将目前承担的具体执行工作如扶贫资金运用、贷款发放、项目选择及决策、项目的执行、监督和评估，以适当方式和适当途径下放给非政府非赢利的民间志愿性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参与中国扶贫过程中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形势下的对口帮扶，只有政府、非政府组织与市场三者优势互补的新模式，无疑才是最优的选择。

　　三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保障方式逐步陷入了困境,面临以下挑战和难题：一是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存在耕地减少与农业人口增多的矛盾。小规模的家庭农业经济投入产出比极低，同时还要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农民收入极不稳定。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还要受到国外发达农业的冲击，进一步增加了农业风险。二是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农村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将使未来家庭不堪重负。同时，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工经济”，造成农村无子女共处、只剩下老年人独自生活的“空巢家庭”增多,使农村养老问题面临更严峻的考验。三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农村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导致社会劳动人口减少、社会负担加重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养老的压力。四是农村税费改革的遗留问题。税费改革后，原本就处于“吃饭财政”状态的县乡两级财政实力进一步削弱，村级集体经济趋于瓦解，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相当有限，致使原由乡镇统筹和村级集体经济负担的部分五保户和其他一些农村贫困对象失去了救济保障，未能实现应保尽保。五是疾病问题依然是困扰农民生活的瓶颈因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覆盖面还太小，农民因长期过度劳累，日晒雨淋，缺少劳动保护，往往落下一身疾病。但在医疗费用日益高昂的情况下,相当多的农民无钱治病,有病难医,不少农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据抽样调查，农村慢性病患病率达85%，疾病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二元社会结构下形成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导致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缺位，对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模式的过度依赖已无法适应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建立符合现代文明，体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四

　　科技被认为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发挥好它应有的作用，科技之花才会结出累累硕果。

　　但农业技术推广面临重重困难。

　　据调查，受财政困难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省87个县级农技推广中心(站)建设的综合实验室中，能开展基本测试、分析等技术工作的不到20个。实验室仪器设备也大多数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购置，陈旧老化，许多已不能使用。相当一些乡镇推广站办公用房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年久失修，甚至部分乡镇畜牧站目前还在使用六七十年代保留下的饲养场办公。“一张嘴、两条腿”，“在家办公一张桌，出门骑车带支笔”成了农技人员工作现状的典型写照。经费短缺的现实，使基层农技站陷入“有钱养兵、无力打仗”的尴尬局面。

　　面对现代农业发展对农业科技服务提出的新要求，甘肃省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还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概括起来就是“经费缺、待遇差、人员少、素质低、功能弱”。具体表现在：一是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经费严重不足。全省纳入财政全额拨款的县级农技推广机构占到87.5%，乡镇级只占62.5%。大部分县乡推广机构根本没有推广事业费，更谈不上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试验示范。二是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待遇差。目前，仍有37.5%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属差额拨款或自收自支，相当一部分农技人员工资难以保障，另一方面，农技推广人员的职称晋升条件与科研人员一样，乡镇农技人员中初级及以下职称占到88%。三是基层农技推广机构队伍断层、知识老化问题严重。由于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工作条件艰苦、福利待遇差、职称晋升困难，队伍长期难以得到补充，造成人员匮乏。全省县乡两级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有专业技术人员16727人，如果按种植业、畜牧兽医等分行业计算，每名专业技术人员则要服务近千户。另一方面，由于受经费制约，技术人员缺乏进修学习的机会，知识更新缓慢，已不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三高两低”(高学历、高职称、高年龄，技术层次低、推广服务能力低)现象突出，这样的农业人才分布状况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形势和千家万户的技术信息需求。四是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管理体制不顺，服务功能弱化。一些地方政府改革县乡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指导思想，往往不是如何为农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而是如何甩掉财政“包袱”。一些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了生存甚至蜕变为涉农公司的代理，或直接从事经营活动。

　　在全省大部分乡镇设立综合推广机构后，有84%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人、财、物由乡政府管理或双重管理，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精力被转移到计划生育等乡镇中心工作上，职能交叉不清，无力从事农技推广工作，他们的工作成了“服务中心工作后的工作”，服务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三年荒一个秀才”，“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在位，姓农不务农”现象十分突出，造成政府、农技人员和农民均不满意的局面。

　　专家认为，现行管理体制不仅造成农技人员吃饭难，还带来职称评审无门，业绩考核无序，推广业务无钱的问题，进而导致农技推广体系“网破、线断、人散”，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机关党委副书记王明学先生认为，基层农业科技人员是科技兴农的一支中坚力量。在农业向现代化迈进中，在农村反贫困的伟大事业中，这支队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有“庙拆人散”的问题出现。

　　五

　　多年来，甘肃省的扶贫开发，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先后采取了区域扶贫、大规模扶贫、扶贫攻坚及项目管理和到村到户等方式，对完成阶段性扶贫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

　　一是对扶贫对象的瞄准存在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解放初期，由于全面贫困，国家主要采取了从制度上帮助农民实现有其田和提高农民经营土地的积极性。后来进行的“两西”和确定贫困县，都是区域性扶贫开发。直到“八七”扶贫虽然提出了“进村入户”，但由于区域性贫困的问题仍然很突出，资金的投放，项目的安排仍然以解决区域贫困为主。另一方面在“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指导思想下，广大农村公共设施不仅欠账很多，而且投向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所形固定资产和直接效益，大多数也被行业和部门占有，而广大农民只能从中得到条件的改善，却享受不到真正的实惠。这种投资体制上是一种挪用行为，也是脱贫速度慢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用扶贫资金建设的发电、输变电和水利等设施等，农民虽然用到了电、用到了水，但必须足额缴纳包括设备折旧和管理者的工资在内的电费和水费，特别是一些边远山区的贫困群众很少、或者没有享受到国家的扶持，这些貌似有理的“理由”，恰恰背离了扶贫资金的扶贫属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项目到村、效益到户”就难以实现，因而凸现出区域已经解决温饱，而贫困户生产生活仍然十分困难的问题。

　　二是贫困群众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尚未确立，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不够。长期以来，在农村工作中，特别在扶贫开发中，行政命令多，注意调动和发挥群众积极性却很不够，容易使扶持对象产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使扶贫开发工作长期处于被动状态。

　　三是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机制不完善，多头管理，挤占挪用现象个别地方十分严重。“各炒一盘菜，共做一桌席”，一方面国家的扶贫资金由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民族地区发展资金和扶贫贷款等组成，分属财政、计划、民委、农行和扶贫等系统管理，就已经很难形成合力，使扶贫资金的效益大大减弱。另一方面农村的生产和建设非常缺少资金，不少市、县都是“空壳”财政，如何保证国家职工工资的发放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一些地方侵占扶贫资金现象因之非常严重。

　　四是过去单一的扶贫方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能解决村域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不同的扶贫方式对扶贫工作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而采取什么样的扶贫方式，是根据不同阶段人们对扶贫工作的认识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经过30年的扶贫开发，贫困人口的数量、分布和贫困的表象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基本特征是数量相对少了，但却是难啃的“硬骨头”;分布呈现出“点、线、面”并存、“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贫困的表象是缺钱花和缺乏脱贫致富的能力等等。面对新的形势，如果仍然简单的采用以往的扶贫形式，已经很难奏效。必须进一步收缩扶持范围，以提高扶贫对象的瞄准率;整合扶贫资源，以提高扶持强度;调整项目内容，以增加农民收入;突出群众参与，以提高群众的主动性和自我发展能力等，通过扶贫方式的完善和创新，达到促进村域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的问题。

　　话题之七：“六大类型区域”，最难啃的硬骨头

　　经过多年的全面扶贫，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甘肃省扶贫工作的最大难点都集中在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中部极干旱区和南部石山区、高寒阴湿区、边(偏)远山(林)区和各类移民区。

　　一是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任务十分紧迫与突出。甘肃省少数民族人口24万，占全省总人口的9.3%，占全省农村人口的13.5%。主要集中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和临夏回族自治州2个自治州，7个自治县和35个民族乡。其中，东乡、裕固、保安族为独有的少数民族，甘南藏族自治州和临夏回族自治州在藏区和伊斯兰教地区有特殊重要的影响。2008年，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36元，比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平均水平低730元，比全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平均水平低224元。7个自治县和35个少数民族乡涉及县(区)中，有15个县(区)为国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含迭部县)，占全省重点县的1/3;有1653个村为重点贫困村，占全省重点贫困村总数的19%。近20年来，在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推动下，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但由于民族地区绝大多数自然条件严酷，各种自然灾害频发，扶持项目建设成本成倍增加，少数民族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低，更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以及历史、文化等各种原因，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关系民生的住房难、饮水难、行路难等问题尤为突出，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很大，不平衡、不和谐现状日益突出。民族地区扶贫难点攻坚已成为甘肃省扶贫开发工作整体推进中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

　　二是革命老区贫困程度深，压力大。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建立政权和给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或在革命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老区涉及迭部、岷县、宕昌、通渭、会宁及庆阳市的8县区，共13个县市区。特别是延安时期，中央政权所在地的庆阳革命老区辖8县区，有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5个，比照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1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乡68个，重点村490个，贫困人口89.98万人，贫困面达40.8%。庆阳革命老区自然环境严酷，基础建设欠帐大，群众增收基础不稳，新形势下扶贫开发任务重，特殊类型地区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部干旱山区、北部半农半牧区、东部子午岭林缘区、南部塬边咀梢及地方病高发区等贫困片带。老区40%农民居住在土窑洞中，安全隐患多。受“5·12”地震波及，贫困农户20093间(孔)窑洞(房屋)倒塌，46696间(孔)成为危窑(危房)。

　　三是中部极干旱区和南部石山区灾害频繁，分布人口集中。以定西市、白银市，天水市东南部，平凉市、庆阳市部分地区和陇南市、甘南州部分地区为代表，是甘肃省贫困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涉及27个县区，近1000万人口。这一区域自然条件极其严酷，水土资源配置矛盾极其突出，十年九旱，灾害频繁，局域性的农作物歉收或绝收年年都有。需要设立专项，进行移民搬迁和水土资源整合配置，解决水土资源配置矛盾，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条件。

　　四是高寒阴湿区贫困情况特殊，群众生产、生活处于最低水平。甘肃省高寒阴湿地区和二阴地区主要分布在甘南、临夏、定西、陇南、天水、平凉、兰州以及河西祁连山地区等5市州的15个县、160个乡，总面积有1.7万平方公里，农业人口约201.3万。由于受特殊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区位经济规律所限,这一广大区域主要以传统的简单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生产生活方式单一粗放，农民生活和生产一直处于最低水平，但该区域又是甘肃乃至全国主要的生态屏障地区。该区域同时具备发展特色农业的立地条件。扶植该区域广大农民摆脱贫困、步入温饱,已成为新阶段甘肃扶贫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五是边(偏)远山(林)区闭塞落后，扶贫效果差。主要指以散布在洮河、白龙江流域以及关山、六盘山、子午岭、小陇山、祁连山等沿线的，以农业资源、林业资源等赖以为生的贫困人口所居住区域，该区域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部分地区至今还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扶贫开发的难度很大。

　　六是各类移民区群众生活困难，矛盾突出。20多年来，通过多种安置形式，先后向各类移民区移民55.79万人，其中，河西地区疏勒河流域、黑河流域迁移18.88万人，向沿黄提灌区及有灌溉条件的县内就近安置37.05万人。移民主要分4种类型：一是因贫困移民，即以省扶贫办为主组织实施的“两西”移民;二是因项目移民，即以省水利厅为主组织实施的世行贷款疏勒河移民安置项目;三是因工程移民，即以省发改委为主组织实施的九甸峡库区非自愿移民;四是因投亲靠友移民，即有些极度贫困地区群众为摆脱困境，投亲靠友，打工包地，以及有关农场临招等已形成的事实移民。移民扶贫对解决贫困地区农民温饱，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缺位、移民自身发展能力有限等因素影响，目前甘肃省各类移民区出现了大量的贫困人口，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贫困问题。在移民人口中，人均收入1196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还有近20万人，其中的13.1万绝对贫困人口已基本纳入“低保”范围。其中，疏勒河灌区移民中的贫困问题尤其突出，95%以上移民仍在贫困线以下，占灌区移民绝对贫困人口的50%。贫困的原因：一是区位条件差，生活改善举步维艰;二是生产投入不足，基础条件建设质量差、配套跟不上;三是公共服务弱，社会事业发展更滞后;四是产业发展缓慢，增收骨干产业尚未形成;五是由于贫困引发的生态和社会问题渐多。

　　特殊片带(区)贫困问题日益突出，攻坚难度大。我省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偏僻山区、林区等情况特殊，已成扶贫开发最大难点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发展，不仅有国内影响，而且将产生国际影响。采取特殊措施，实施集中攻坚战略势在必行。

　　话题之八：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甘肃是一个有54个少数民族成分、24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民族地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40%的多民族聚居省份，“多、边、穷”是甘肃省少数民族共有的3个普遍特点，“大分散、小聚居”是甘肃少数民族群众目前的分布现状，帮助和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让少数民族富裕起来，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多年来，国家和省上加大对民族地区投资力度，甘南、临夏两州的发展专项资金由“十五”期间的7000万元增加到每年1.5亿元，同时加大了对其他民族自治县的财政转移支付，一大批交通、水电、生态环境治理等重点项目的实施，极大地带动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省上把民族自治地方重点基础设施列入全省中长期发展规划，提高了对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比重。“十一五”期间，用于民族自治地方公路建设的投资24.47亿元;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电网改造的投资6.83亿元。2008年，我省民族自治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51.9亿元，同比增长39.9%，增幅高于全省7.5个百分点。

　　2008年，全省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74.3亿元，较上年增长16.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1.9亿元，增长39.9%;大口径财政收入19亿元，增长32.6%;地方财政收入9.1亿元，增长32.6%。但其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困难，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差距仍在拉大。据资料显示，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总量和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群众生产条件差，生活比较艰苦。由于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发展水平低。第一产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结构单一。工业企业基础差、数量少、规模小，竞争力弱，工业增长过分依赖水电、矿产资源的开发和水泥、铁合金等高耗能工业。以旅游、商贸流通为主的第三产业虽有一定发展，但总体上受市场发育不够、对外开放水平不高、消费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整体水平仍较低。在全省21个民族县(市)中，有14个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按国家扶贫新标准1196元认定，甘南、临夏两州尚有贫困人口129万多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19.1%。

　　二是生态环境建设任重道远。甘肃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呈带状断续分别在甘肃西南面，处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交错过渡的狭长地带，海拔相对较高，为甘肃省林牧业主要分布区。民族地区不仅是保护河西走廊和省域东部黄土高原经济发展的生态屏障，也是保障全国生态的重要区域。但长期以来，由于对森林资源和草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致使这些地方的自然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洪水、泥石流、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肃南、肃北、阿克塞等县地处祁连山下，近几年因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脆弱，综合治理措施不到位等因素的影响，祁连山冰川萎缩、雪线上升、来水量减少，冰川局部地区的雪线年均以2至6.5米的速度上升，致使祁连山冰川和生态退化严峻，已严重威胁到河西走廊乃至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安全。

　　三是社会事业整体水平相对落后。由于民族自治县实现“普九”较早，学校建设起点较低，“普九”的债务较大，资金的严重短缺和长期拖欠，严重制约着寄宿制学校建设;现代信息设施滞后，基础薄弱，学校教学仪器、实验仪器老化，绝大部分实验室仍停留在“试管、漏斗、酒精灯”时代，急需更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人才流失严重，教师知识更新缓慢，教学方法总体而言较为陈旧，教师培训缺少必要的经费，教育教学的实际能力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由于民族地区学生家庭大多以农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尽管各地都认真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等各项政策，但民族地区学生回家往返交通费、住校生伙食费、医疗费等随物价不断上涨而水涨船高，再加之寄宿生公寓有限，许多学生要在校外租房或借宿，加重了学生家庭负担，供养学生的费用远远超过了农牧民家庭的承受能力，负担过重;还由于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气候因素，导致学校运转成本过高，学校公用经费严重不足。民族地区许多学校采暖期长达8至10个月，且近年来电煤价格上涨幅度过快，采暖费用支出数额逐年递增，民族县乡财力确实难以承受。与此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机构投入严重不足，医疗设备缺乏，技术力量薄弱，服务能力不强，政府提供公共医疗、最低保障等基本公共产品的能力弱，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还十分繁重。由此不难看出，甘肃省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的软硬环境都与省内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大多数农牧民群众生活还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因病、因残导致返贫的情况还十分普遍。另外，基础设施瓶颈制约仍未消除。

　　兰州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吴仲英女士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事关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事关和谐社会建设，民族地区的又好又快发展，是一个全社会都应该共同思考的重大课题。

　　2008年9月，甘肃省政协副主席黄选平带领调研组奔赴临夏回族自治州调查研究民族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调研组特别深入该州县情比较特殊的东乡族自治县，对该县扶贫开发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调研。调研组认为，该县自然条件严酷，急需改善;发展严重滞后，急需加快;社会发展程度低，急需提升;民族代表性强，急需特别重视。在此基础上，调研组形成了《实施特殊扶持政策加快特困民族县发展》的调研报告。认为东乡县是甘肃三个特有民族之一东乡族的发祥地，是全国唯一以东乡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县，县内有东乡族人口23.63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84.73%，占全国东乡族人口51.38万人的46%。全国近一半的东乡族人口生活在东乡县，东乡县的发展程度代表着整个东乡民族的发展程度，东乡县能不能及早解困、按期实现小康目标，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东乡族能不能及早解困、按期实现小康目标。东乡县不能按期实现小康，就不能说东乡民族实现小康，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小康。

　　黄选平说，鉴于以上原因，对东乡县采取特殊扶持政策，加快其经济社会发展，十分必要，十分重要。唯有采取特殊的扶持政策，才能解决县穷民贫的问题。而要尽快解决东乡县这样的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贫问题，首先必须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及配套法规，确保各项扶持政策落实到位。

　　黄选平进一步指出，为了解决人口较少民族整体脱贫问题，国家制定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收到了特别的成效。因此，制定完善特殊扶持政策，才是推动特困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

　　话题之九：新阶段，扶贫开发面临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2009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报告中说，中国今年将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这标志着中国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

　　随着我国农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和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扶贫开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总体上看，在国家的支持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全省扶贫开发已经由集中力量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转变到了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为主，努力促进和谐发展、实现脱贫致富的新阶段;由改变粮食生产基础条件为主，转变到了以围绕产业开发进行基础建设为主。一个集行业、区域和社会政策于一体的“大扶贫”格局正在全省形成，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去思考。

　　一是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管理方式、运作机制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进入新世纪，扶贫开发仍然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追求最大效益的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是不怜悯穷人的。例如，以往审计部门在审计扶贫工作时，主要的内容是计划安排、资金到位和项目完成情况;而进入新世纪后，则主要审计项目和资金的效益情况。这就要求在安排扶贫计划时，不仅要考虑项目的可行、资金的到位，更要考虑产品的销售、农民增收、突出效益;再例如，一些帮扶单位和个人，以往更多的是考虑“富帮穷、强带弱”的道义，而现在不仅要讲道义，还要讲经济效益，进而还要利润分成。这就要求我们在安排帮扶对象和内容时，采取帮扶、协作、联营等多种形式，努力实现“各投其力，各获其利，共同发展”;还例如，为了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过去各级政府都对扶贫企业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些优惠政策早已黯然失效。这就要求我们在审定扶贫项目时，使之与非扶贫项目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去竞争等等。因此，扶贫工作也要变“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为“投入和产出并重、项目与效益并重”的指导思想。

　　二是在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下，解决贫困的标准有所提高，内涵逐步扩大，人们更加注重消除造成贫困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深层次的根源。中国的贫困标准是20世纪80年代初依据当时中国的国情确定的，只是一个“吃饱肚子，穿上裤子”，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和简单再生产的低标准，与联合国确定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如与近年来有些国家提出的2美元的标准差距就更大。特别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要从物质、素质、精神、文化等方面来综合解决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这无疑就扩大了扶贫的范围，丰富了扶贫的内容，提高了扶贫的标准，增加了扶贫的难度。因此，整合各方力量，采取综合措施，对贫困群众进行多方位的扶持，才能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对扶贫开发的要求。

　　三是贫困人口的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加之大都生活在自然条件极为严酷的地区，成为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扶贫工作的一大特征就是非常强调对扶持对象的瞄准性，特别是在贫困人口的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中”情况下，就更应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扶贫工作的瞄准性。实践证明，以县域或乡域为基本单元来解决贫困问题其效益已经很难奏效，扶持区域范围越大，对贫困人的瞄准率越低;相反，扶持区域范围越小，对贫困人口的瞄准率则相对较高。因此，适当收缩扶持范围，增强瞄准率，提高扶贫效益则是扶贫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四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模式被彻底打破，仅靠维持简单再生产已经无法对应自然和市场的风险，农民要求联合起来求发展、组织起来创市场的愿望十分迫切。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一方面各级政府对农业产品的销售已经完全放开，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对农民种什么、养什么却干预较多，甚至强迫农民采取某种设施、种养某种品种，再加上农民群众的信息比较闭塞，市场需要什么，能卖什么价钱，都知之甚少，出现了“辛辛苦苦干一年，到时卖不了多少钱”的现象。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面前，单靠农民群众，特别一家一户的力量是无法抗御的;加之社会化生产分工越来越细、商品交换越来越广泛，广大农民群众不仅要求政府提供信息、科技等方面的服务，加大扶持力度，而且强烈要求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以壮大力量，抗御自然灾害，规避市场风险。

　　话题之十：长庆油田，生活基地搬迁的昨天和今天

　　曾经有那么一天，长长的重型车队在广阔的陇东大地上扬起团团尘雾，伴随着汽车的轰鸣声，缓缓地离开了这块土地，车轮留下的印痕，是那样的深，那样的错杂，又是那样的遥远。长庆油田生活基地的搬迁，几万职工家属的离去，使这块本就贫困的土地上的扶贫攻坚任务更加艰巨!

　　长庆油田把自己的生活基地选在了生活条件优越的陕西省西安市郊!

　　在分离的这一刻，庆阳人民方才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个朋友，着急的群众手拿铁链紧紧锁住油田正在搬迁单位的大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挽留着自己曾经的朋友!乡亲们实在舍不得与自己朝夕相处了几十年的工人老大哥就这么远离自己而去……

　　这是1998年以来的几年间，发生在庆阳董志塬上人们永不愿再看到的一幕。

　　群众想不通，感情上更是接受不了：你们把油挖完了，屁股一拍走好地方去了。没钱花都不要紧，留下的烂摊子怎么办?

　　一

　　庆阳县共辖5镇14乡，153个行政村，总人口31.9万，其中农业人口24.2万，总面积约2700平方公里，耕地82万亩，其中山地占64%，基本是一个山区县。境内沟壑纵横，梁峁起伏，植被稀少，年均降雨量400毫米左右，自然条件差，经济文化落后。1986年和1994年两次被确定为国扶贫困县。

　　“庆阳是陕甘宁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群众对党感情很深，号召什么听什么，但老区啥也没沾上。特别是1995年国家给延安开了口子可以地方采油后，对庆阳刺激很大。”当地干部说。

　　从“庆政发(2001)90号”《关于庆阳县贫困状况的报告》的文件中，我们会对庆阳当时的贫困状况和与长庆油田的矛盾有所了解——

　　一、庆阳县国内生产总值没有真实反映地方经济的实力。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地方比例太小。且逐年下降。1996—1999年，在上报国内生产总值中，地方所占比例分别为37%、33%、31%、27%，2000年上报数为19.46亿元，其中中央和省属14.6亿元，占75%，地方4.86亿元，仅占25%。二是统计口径不尽合理。按照统计属地化原则，县辖区内的一切经济现象和数量必须统计上报，庆阳县境内有国家特大型企业长庆油田和甘肃省属骨干企业庆化集团公司，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将这两户企业的生产经营指标与地方捆在一起统计，但这两户企业创造的税收等利益县上却享受得极少。三是应客观估价庆阳县地方经济实力，若不剔除两大企业，2000年，庆阳县综合经济实力在全省87个县(市)中位居18位，如果剔除两大企业，则退至60位之后(与环县、华池县接近)。单纯用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衡量庆阳县地方经济实力，将会对今后的扶贫开发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二、财源结构单一，财政形势恶化，扶贫开发缺乏资金保障。一是财源结构单一。正常年份，农业提供的税收仅占财政收入的6.6%左右;若遇歉收，这个比率还要下降。工业提供的税收仅占财政收入的2%。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工商税，2000年，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10163万元，其中来自国家和省属企业(长庆油田、庆化公司、金融、邮电的工商税收达7920万元，占78%，来自地方的收入只有2243万元了，占22%。二是财政形势恶化。1998年以来，长庆石油勘探局机关及7个二级单位，近5万人迁往西安，地方税收的10多个税种锐减，县财政每年减收2000多万元。目前，油田单位继续搬迁，减收因素仍在增加、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全县有14个乡镇累计欠发职工工资1200多万元，2001年财政的硬缺口达1470万元。三是扶贫开发缺乏资金保障。全县大口径财政收入中，上划中央两税2170万元，上划省级税收593万元，地方实际可用财力只有7400万元，占大口径财政收入的72.8%，拿不出较多的资金致力于扶贫开发。

　　三、受天时、地理、市场等因素制约，群众收入持续下降。一是连年干旱，粮食及经济作物大幅度减产，农民人均纯收入整体下滑。1999年为1509.39元，2000年为1389元，2001年预计为1033元。二是受地理条件制约，乡与乡、村与村之间贫富差异过大。地处凤甜公路沿线和石油矿区的马岭、川铺、庆城三镇的18个川区行政村，围绕油田创收入，年人均纯收入在2600元左右;驿马、熊家庙、赤城、白马四乡镇地处塬区的21个行政村，依靠苹果、黄花等优势产业创收入，年人均纯收入在1800元左右，这些较高的收入掩盖了全县农民的实际贫困状况。地处半山半原和纯山区12个乡的144个行政村，缺乏创收条件，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其中地处偏远山区的73个贫困村，年人均纯收入在620元以下，成为扶贫工作的最大障碍。三是受市场制约，农民增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油田单位搬迁，不但使资金、技术、人才大量外流，而且使市场趋于萧条，原来围绕油田生产发展起来的建筑建材、交通运输、机械维修、文化娱乐、商贸饮食等产业趋于萎缩，非公有制经济实体由98年前的7200多户下降到现在的4500多户，延缓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剩余劳动力就业受抑，部分群众创收无门，收入持续下降。

　　四、贫困人口多，返贫面大，部分群众生活陷入困境。一是稳定解决温饱任务艰巨。现在，全县仍有1.6万户、7.72万贫困人口，贫困面达33%。这些人年人均纯收入在620元以下，人均占有粮食只有220公斤左右，大多居住在生产条件差、交通信息不畅的偏远山区，扶贫攻坚难度大。目前，山区乡镇有三分之一的群众陷入了绝对贫困状态，据调查，到2002年接新全县有37.8%的农户缺粮，形势非常严峻。二是返贫人口增加，虽然实现了整体基本解决温饱目标，但这只是一个低水平的温饱，“丰年温饱，灾年返贫”的问题十分突出。近年来，由于受自然灾害侵袭，返贫面扩大。1999年因灾返贫人口达2.2万人;2000年，遭受了40年不遇的大旱，返贫人口达3.09万人;2001年遭受干旱、沙尘暴、霜冻、冰雹袭击，返贫人口3.25万人。扶贫工作陷入了“返贫一温饱一返贫”的恶性循环。三是油田搬迁，引发了新的贫困。1969年，长庆油田进驻庆阳县开发生产，30年来，庆阳县共向长庆油田提供生产建设用地5万多亩，因开发污染而丧失灌溉条件的土地达2.7万亩，部分村、组人均占有耕地由开发前的3亩左右锐减到现在的0.3亩左右，有3.2万群众完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土地的群众依靠服务油田维持生活，油田搬迁后，部分群众生活陷入困境，不断越级上访，扶贫攻坚遇到了新的困难和问题。

　　五、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滞后，老区建设任重道远。庆阳县与环县、华池县属庆阳地区北三县，区位特征、立地条件、生态环境基本相同，农业生产依赖雨养。全县水土流失面积占总面积的92.4%，30多万亩耕地有潜在的沙漠化危险;基本农田仅占总耕地面积的50%，其余都是“三跑田”。庆阳地区中部特困片带有14个乡，其中庆阳县就有6个，占43%。截至目前，全县有17个村、94个自然村不通电，有36个村不通汽车，有26个村、3.2万人、2.76万头大家畜的饮水困难。要搞好新时期的扶贫开发工作，还需国家和省上的鼎力支持。

　　在这份《关于庆阳县贫困状况的报告》中，多次提到长庆油田对庆阳发展的影响，以及油田的搬迁引发的新贫困。

　　“农民都把地当命呢?人稠地少，怎能随意征用?征用了又没有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油田的领导难道祖祖辈辈没当过农民，不知土地对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不知道土地是财富之亩?”

　　说起这些，庆阳人总是愤愤不平。气不打一处来。

　　二

　　长庆油田分公司隶属境外上市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11500多名员工中，专业技术人员3000多人，占员工总数的24%，其中高级技术专家250多人，中级技术人员1000多人，博士、硕士50多人，本科学历1200多人。公司总部设在西安市，工作的主要区域鄂尔多斯盆地，横跨陕、甘、宁、蒙、晋5省(区)，勘探面积达37万平方公里。1999年企业收入突破100亿元，2000年突破200亿元，2001年达到219亿元……

　　油田的建设促进了庆阳经济的发展，为老区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但因为油田长期、大规模的开发，与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开始显现出来，给庆阳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破坏和巨大的压力。一项调查分析说，生态环境损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到庆阳市当年GDP的2.1%。

　　在庆阳，贯穿董志塬的马莲河及其支流环江河、柔远河、浦河等河流，长年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彻底丧失了使用功能。大多数地方的地下水多为苦咸水，群众饮水主要依靠有限部分区域内的地下水，干旱季节，个别地方经常发生水荒，因食用不清洁水而导致的各种疑难病症逐年增多，另外，油田开采中频频发生的各类污染事故也是当地政府及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随着油田的开采，特别是西川地区人畜饮水日益窘迫。长期的饮水难，引发了当地干部群众对石油开采企业的不满和抱怨。另外，油田开采中频频发生的各类污染事故也是当地政府及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长期以来，为保护陇东油田地层稳定，长庆油田在石油开采过程中，一直采用注水开发工艺，即采多少油就向地下注入多少水，这在无形中加剧了当地地下水资源的浪费，导致陇东地下水位迅速下降。整个环境问题一直影响着长庆油田和当地政府的关系。对于此事，双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结果很多谈不拢!”

　　张选民是甘肃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处长，曾多次参加省政府调研组，先后5次深入庆阳和长庆油田，就企地之间涉及的问题进行专题调研。他说：我认为，长庆与庆阳，企地关系长期不睦，根本原因在于计划体制下企业行政化色彩浓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长庆扎根庆阳30多年，油井和生活区遍布“北三县”(庆城、环县、华池)，但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未建设，油罐车与地方车辆在简易的乡村小路上争挤空间;“北三县”至今没有一个与油田相关的产业，企业对地方发展丝毫谈不上发挥带动作用。尤其严重的是，注水采油和水质污染导致当地生态环境迅速恶化，对生产生活已经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长庆指挥部搬走了，留下的环境重负，进一步加剧了“北三县”的贫困。“长庆过分强调能源开发的垄断性，过分强调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不可侵犯性。而企地要合作，体制就很不合适。油挖走了，老百姓还是那么穷。”“省地多次交涉，要求维护群众利益，但均不能达成一致。很多事情地委协调不了，需省上去办。

　　张选民认为，国家应尽快建立起资源开发区生态补偿机制，抓紧解决油区污染问题。西峰油田开发，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彻底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决不能让董志塬这片陇东“粮仓宝地”变成石油工业的牺牲品!

　　三

　　这是我去庆阳采访时，遭遇到的又一件让我难以忘怀和沉思的事。

　　记得那天，我坐在从庆阳县城到采油二厂跑客运的小面包车上，旁边是一个穿戴时尚、但又土得掉渣的中年村妇。她的那双手格外地让人醒目：肥胖的、粗黑的10个指头上，个个都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黄金戒指!

　　如此俗不可耐又如此奢侈的装扮，怎能不吸引人的注意?终于，开车的司机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问那相识的妇女：“你这几年看来是发了?”那妇女咧嘴一笑，得意地说：“都是黑金子上挣来的!” 她自得地伸展了十指，轻轻一晃。

　　“黑金子”!这个称谓在庆阳这块土地上，谁都晓得!

　　疯狂的偷油、抢油事件在长庆油田屡见不鲜。

　　另外，老百姓给企业断水断电，地方政府不好好配合。曾经，当地政府对涉油案件打击不力也是事实。维持油区治安，企业靠自己的“公安”。

　　2002年7月初，我参加甘肃省文联组织的“重点作家实施文学精品工程创作研讨会”，深入长庆采油二厂等油区体验生活。一天，我抽遐去了庆阳县

　　城一趟，了解当地的扶贫情况。中午，我来到街上一家卖羊肉泡馍的小餐馆。我坐了下来，一边剥着蒜皮儿，一边打量着这爿还算干净的小店。突然，我感到这里怎么这么冷清，正是中午吃饭的时间，却再没有第二个客人。我满心狐疑地问老板：“大中午的，怎么不见有人在你这吃饭呀……”见我好奇，店老板便也如实相告：“嘿，前几年，长庆油田在这儿的时候，我生意好得很!还雇了七八个伙计，有时候都忙不过来，每到吃饭的时间，人都排着队，可自从油田搬走，我的店也是尕老汉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现在连老板带伙计就我一人，也闲的没事。”

　　听了店老板的一番话，我恍然大悟原因所在，同时让我想起，在长庆油田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鼎盛的时候，仅在西川及庆城，就分布有油田二级单位和生活基地40多个，职工及家属约5万多人。

　　后来，有人告诉我一个情况，说是在长庆油田搬走之后，庆阳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搞了一个关于长庆油田的搬迁对庆阳当地经济发展影响的报告。为此，我多方奔走，但终究未找到这份材料。

　　关于长庆油田生活基地之搬迁，主要有两个说法，一是说长庆油田的生活基地本来是打算由庆阳县迁到西峰市郊区的，但政府在土地的价格出让问题上，和长庆油田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而当地的一些农民，听说了长庆油田要在那建生活基地的消息后，闻风而动，在土地上随便地插些死树干，想趁机捞上一把。另一个说法是，长庆油田根本就没有想着在西峰建生活基地。当西安方面得知长庆油田欲搬迁的消息之后，却作出很有谋略的长远打算，他们“手续一切从简，征地费一分也不要”，给长庆油田的生活基地建设无偿划拨998亩土地(千亩以上需报国务院批准)。在短短的几年里，一个新的卫星城在西安郊区崛起，对当地经济拉动很大。但房子盖起来后被抓了“大头”，钱一分也没少交。“国家政策也不允许。”

　　因此，庆阳当地群众心上不“窝也”，形象地比喻说：长庆就像一头牛，前半截在庆阳，后半截在西安……

　　油田搬走子，搬走的不光是他们自己，搬走了太多的东西!

　　四

　　2009年夏末秋初，人们奔走相告的一条好消息是，西峰油田将是我国仅次于大庆油田的第二大油田……

　　陇东老区敞大门，长庆油田建新家。2008年11月8日，长庆油田陇东油区生产生活基地建设工程正式启动。此项占地1000多亩的工程开工，标志着长庆油田在陇东老区扎下了“新根”，是把陇东建成甘肃省重要能源化工基地的又一重大举措。

　　在陇东油区生产生活基地建设问题上，庆阳市按照地企双方签署的《合作发展协议》，庆阳在新市区批准规划占地1000多亩的陇东油区生产生活基地，用于油田员工生活基地、生产配套、陇东各二级单位办公场所建设。庆阳市承诺，按照“环境最佳、服务最优、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要求，力争把油田生产生活基地建成庆阳市区的亮丽“名片”和“西部油城”的标志性工程。

　　风雨过后是阳光!

　　在对长庆油田发展与庆阳扶贫事业的关注中，我高兴地了解到这样一些令我欣慰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企地不断加强合作，长庆油田勘探开发建设进入了大跨越、大进步发展阶段，在中国石油的排位迅速提升，跻身全国十强行列。油田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发展上投资2.29亿元，直接安置就业4000多人，间接提供就业岗位1万多个。

　　2008年10月份以来，长庆油田为庆阳市组织捐款1800万元，用于支持庆阳市灾后重建及教育事业发展。其中，长庆油田公司捐赠的1500万元教育资金，将主要用于庆阳市乡村中小学教育事业，由陇东油区职工捐赠的300多万元，将全部用于庆阳市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同时，长庆油田公司还把原长庆驿马技校整个校舍捐赠给庆阳市，用于开办专业学校，培养专业的建设人才。

　　这是长庆油田支持庆阳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十五”期间，长庆油田向庆阳市提供了38万吨的支地原油，价差资金达1.14亿元，无偿支援地方各种费用2亿多元。

　　为了把企地合作推向深入，长庆油田与庆阳市于2006年共同签署了“3·16”协议。经过多年的实践，庆阳市认为，在庆阳这块石油资源型地区，只有油田兴，才能地方兴;只有油田大开发，才能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大发展;只有坚持企地互利双赢原则，才能实现和谐友好和可持续发展。为此，庆阳市在油田建设用地审批方面，全力支持长庆油田在陇东地区的勘探开发，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确保油田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长庆油田认真落实中石油集团公司的“四共”原则，明确提出，共举中国石油一面旗，同唱长庆油田一首歌，同走长庆一盘棋，做到体制上分、思想上合，职能上分、目标上合，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建设“和谐油田”。这标志着企地双方双赢互利、和谐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十一五”开局以来，长庆油田不断加大对地方发展投入力度。据了解，庆阳市的GDP由2000年的57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69.28亿元，财政收入由2000年的6.52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1.63亿元，增速居全省第一。立足于庆阳的长庆油田第二采油厂，目前已是甘肃省境内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2007年，原油产量突破300万吨，实现利润位居全省工业企业第一位。石油开发带来的税收也撑起了庆阳经济的半壁河山。特别是“十五”以来，长庆采油二厂累计向庆阳市上缴税额26.19亿元，上缴税额以每年平均1.73亿的幅度快速增加。

　　长庆油田和庆阳人民水乳交融亲如一家。

　　在科学发展观精神的感召下，中石油长庆油田和庆阳市正在为创建平安油区，和谐油区，打造“和谐庆阳”、“和谐油田”、“和谐社会”共同努力。

　　话题之十一：特殊支持，甘肃农村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的重要保证

　　新阶段甘肃省扶贫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战略部署、总体要求，以大幅度增加贫困地区群众人均收入为核心，以到“2020年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为目标，把尽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并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作为重点，坚持开发自然资源与开发人力资源相结合，坚持整村推进、以工代赈与“连片开发”综合治理相结合，坚持易地搬迁扶贫与产业扶贫、科技智力扶贫相结合，坚持基础条件改善、灾后恢复重建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相结合，抓好扶贫与农村“低保”制度的有效衔接，全面落实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扶贫政策。抓住机遇，创新机制，突出重点，强化措施，努力提升扶贫开发水平，实现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对于在反贫困道路上负重前行的全省各级干部、群众来说，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为此，许多有识之士认为，甘肃省扶贫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中央和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着重应在政策和投入方面实行较大倾斜，给予特殊支持。

　　在政策支持方面——

　　1. 实事求是的确定甘肃贫困人口数量问题。目前，全省还有贫困人口为442.4万(其实即2007年低收入人口490万，减2008年脱贫人口约50万所得)，比扶贫和统计部门监测的2008年1169元收入标准以下建档立卡数680.5万少238.1万人。甘肃省农村自然条件恶劣，环境、气候差异大，群众生产生活成本高、支出大，人均1196元标准，本身就已经是生产、生活最低水平(根据对古浪和甘南等典型调查，甘肃省农村年人均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实际需用支出为1300～1400元之间，民族地区年人均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实际需用支出为1950元左右，因此，一般农村年人均收入1300元左右、民族地区人均收入1950元左右应为我省扶贫标准)，加之2008年地震灾区返贫人口、农村面上(包括移民)返贫人口等238.1万人尚未被纳入，将意味着这部分贫困人口享受不到扶贫政策而使贫困程度更加剧，难以体现对扶贫对象“应扶尽扶”，全面落实扶贫政策的要求。因此，建议根据甘肃省实际，实事求是认可甘肃扶贫标准和工作对象，将人均收入1300元、民族地区1950元以下人口纳入扶贫工作对象，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移民集中区县(市、区)统一一次性纳入扶贫工作重点县，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由现在的43个再增加19个，扩大到62个县、市、区。确定副省级以上省会和计划单列城市，加大东西协作对口帮扶力度，把甘肃作为除西藏之外的全国扶贫工作重点省，实行各项投入重大倾斜，加大全方位的扶持力度。

　　2. 比照中央对有关省的政策，加大对庆阳等革命老区支持力度。庆阳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老区辖8县区中，国定重点县占5个，省内比照县1个，重点乡68个，重点村490个，贫困人口89.98万人，贫困面达40.8%。由于庆阳老区是传统的农业区，工业化水平很低，交通条件十分落后，基础建设欠账多，群众增收基础不稳，经济社会事业发展长期缓慢。为使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建议：①参照中央对陕西省延安市石油资源开发利用中地方受益的有关政策，给庆阳等相关地区在石油资源开发利用中给地方以一定受益权;②老区建设长期无专门投入渠道，建议设立老区建设促进发展专项基金;③一次性列专项，限期解决老区贫困户危窑(危房)问题。老区至今40%的农民居住在解放前的土窑洞中。受“5·12”地震波及，20093间(孔)窑洞(房屋)已倒塌，46696间(孔)成为危窑(危房)。甘肃省已制定《规划》，拟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改造，建议列专项解决。

　　3. 借鉴中央对宁夏和相邻藏区政策，对临夏州等回族聚居地区，加大扶持力度。临夏州是国内最大回族自治州，总人口198.67万人，人均耕地只有1.1亩，且62%耕地是山、旱、阴湿地，贫困问题十分严重。但至今还尚未出台有针对这类特殊地区的专门性政策，回族群众呼声很高。临夏州8县市中7个县是国扶县，124个乡镇中有104个重点乡，1149个行政村中有753个重点村，贫困人口87.78万人，贫困面52.52%。2008年临夏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847元，其中，东乡县只有1419元，1196元以下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81.6%。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总人口32万，回族占69%，是回族比例较高的自治县，2008年农民人均收入1894元。为此，建议参照中央对宁夏、新疆以及藏区的有关政策，对甘肃省以临夏州为代表的回族聚居区实行专门倾斜政策。

　　在适当提高投入标准，加大国家专项支持力度方面——

　　1. 提高整村推进、“连片开发”试点补助标准。目前，甘肃省还有近5000个贫困村尚待实施整村推进，占规划数的56.7%。已完成整村推进任务的村情况也很不稳定。今后整村推进项目村其环境条件、工作基础以及群众参与能力等远比以前差，如1个项目村仍按50～70万元左右的投入标准，远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根据目前的项目条件、物价水平、工作成本、质量要求等，建议甘肃省整村推进项目补助标准根据不同村情，按100～120万元左右标准预算，使得在产业扶持的同时，对贫困村的基础条件建设等方面有一定投入。“县为单位、连片开发”扶贫模式试点，整体效果好，群众十分欢迎，应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主要形式。建议增加项目县数量(年安排10个项目县左右)，试点资金由现在一个项目县1000万，提高到5000万。同时，整村推进和“连片开发”中扶贫贴息标准，贫困农户小额贷款按100%贴息，扶贫龙头企业按5%贴息，贷款规模扩大到20亿以上。并为应对金融危机，将贷款贴息范围扩大到包括广泛吸纳农民工就业的贫困地区餐饮业、旅游业等。

　　2. 提高“三西”、“两州”、“以工代赈”资金标准。国家财政对我省有关地区实施的“三西”资金、“两州”(临夏、甘南)资金、以工代赈资金等，在项目区的扶贫开发、生产发展、解决温饱及水、电、路改善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项目建设条件变化、物价上涨等原因，现有资金规模已难以满足项目任务需要。“三西”建设项目在甘肃省涉及河西5市和以定西为代表的19个中部干旱县(区)及南部10个高寒阴湿贫困县，覆盖1000万人，工作任务的80%以上和人口的80%以上均在我省;“两州”资金从1995年实施，覆盖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口260多万。以工代赈项目覆盖范围越来越大，但自实行以来，其规模长期未变。因此，建议：“三西”资金按照两个80%以上的比例落实分配，并提高到3亿;“两州”扶贫发展资金由现在2个州(临夏、甘南)每年各1000万的基础上，中央再各增加3000～5000万;以工代赈资金由现在年2.5亿(占全国的5.6%)基础上增加到4.42亿(占全国11.05%)，并实行“零”配套。

　　3.对甘肃省贫困村贫困户灾后恢复重建和农村危房改造实行特殊倾斜政策。甘肃是“5·12”地震灾区之一，且重灾区主要在省扶贫工作的“主战区”，地震重灾区与扶贫重点地区高度重合，使多年扶贫成效受到巨大损失，发展元气大伤。而《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农村建设专项规划》只将我省武都、舟曲等8个县列为重灾县，8个重灾县中贫困村1811个，户均得到国家补助2万元。但除此之外，这些贫困户个人自筹能力不具备，规定的贷款难以贷出，造成目前灾后重建房屋资金缺口大，同村进度反差大，贫困户对此心理不平衡，多次要求对贫困户在“普惠”之外，再补助。同时，甘肃省被国家评定为一般受灾的32个县中共有3659个村为贫困村，对这部分，目前虽已按国务院扶贫办的部署，对倒塌和受损房屋、村基础设施恢复等完成了重建、维修等规划编制，但由于未进入国家大《规划》，其补助资金至今无着落。32个一般灾区县中，24个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贫困人口占全省的60%以上。此外，甘肃省农村包括民族地区、边偏远山区、林缘区等约有200万户危旧房、茅草房等安全隐患严重，也亟待改造。同时，仅陇南、甘南等53个县、873个乡镇的11968个行政村范围内，不少山区还存在人畜靠简易索桥和溜索等过往的“过河难”问题，人、畜安全事故时常发生，而其中472座已成危桥，亟待改造。上述几个方面已成各级“两会”期间意见、建议和提案的重点。因此，建议对甘肃贫困户灾后恢复重建和对甘肃农村200万户抗震安居工程，边远山区溜索桥改造等设立专项，加大专项投入力度，限期改变面貌。

　　4. 高度关注甘肃特殊地方病(大骨节病)蔓延及防治问题。甘肃省扶贫办助理调研员刁小玲女士研究认为，甘肃省贫困地区同时也是地方病等多发、高发地区。其中因高氟、高砷、苦咸水污染及微生物病害等造成的地方病不少。据不完全调查，仅临夏、甘南、天水、平凉、庆阳、陇南、定西等7个市州的37个县市、412个乡(镇)范围都发现大骨节病等流行。这些地区的平均患病率为8.85%。发病县中21个为国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8个为省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返贫人口中，因病返贫率高达18%以上。不少地方病采取水质改造、环境治理等方式难以解决问题，必须采取异地整村搬迁或异地育人等方式。国务院扶贫办专家组为此在和政县等大骨节病区开展了现场调研，但因其情况复杂、工作难度大，目前这方面的扶贫救助措施尚未破题，又无这方面的资金投入，这种地方病仍在蔓延中。因此，建议设立专项，以进一步体现党和政府对这些特殊困难、弱势群体的特殊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