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让历史告诉未来
第 一 篇
让历史告诉未来
当我们打开一部中国版图，把凝重的目光投向西部，以陇中为中心，环顾四周，在这片广袤的区域里，不论从青海的海东地区，西藏高寒山区还是到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宁南半荒漠山区;不论从内蒙古高原西南缘沙化地区的阿拉善盟以及新疆西部干旱区，还是到陇南、临夏地区，以至到陕西的陕北，四川的巴东、阿坝和贵州的乌蒙山区、十万大山区以及桂西北山区、滇东南山区和横断山区，细细数来，这里集中了中国的绝大多数贫困县，集中了数以千万计的尚未摆脱贫困的农民——我们的衣食父母!
谁也不能忘记，这里曾经是山青水碧，林茂草丰，城郭相依，牛羊遍野，人民安居乐业的富庶之地;谁也不能忘记，这里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今天却成了我国的落后地区，那些为华夏民族繁荣作出突出功绩的先民们的后嗣以及为中国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老区人民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生活也逐年改善。建国后的三十多年，党和政府虽然一直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但一度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始终在思想认识上没有弄清楚，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因而在行动上是盲目的，违背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的，一会儿搞“大跃进”，一会儿搞人民公社，一直没有找到一条能够真正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发展之路。
特别是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时时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经济工作却一年不如一年，广大农村依旧贫穷落后。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揭开序幕。西部农村的反贫困事业，从此迈上了新台阶……
第一 章
饥馑，不断上演的历史现象
甘肃古属雍州，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甘肃所在地属陇西郡，因其地多在陇山(又名六盘山或陇坂)以西，故称陇西郡。甘肃后来简称“陇”就缘于此。唐时设陇右道。元朝统一后，实行行省制度，把全国分为11个行省，甘肃成为行省之一，这是甘肃建省的开始，因取旧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二州名称首字为省名，设甘肃行中书省始称甘肃，故甘肃省又简称“甘”。甘肃辖地大致包括现在的甘肃全省，以及青海东部、宁夏全区、内蒙古阿拉善盟以及新疆的哈密地区。朱元璋立国后，洪武初年陕甘合为一省，由秦王管理，驻藩西安，后来朱元璋又封一子为肃王，先驻藩肃州，又移藩兰州，陕甘实行分藩，甘肃辖境基本没有变化。甘肃地域变化最大的时候是民国17年和18年。冯玉祥的西北军占据西北后，报请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设置青海省，西宁一府从甘肃划出;1929年又设宁夏省，宁夏从甘肃划出。后来，我国设立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地区成为内蒙古自治区一个盟从甘肃划出，1954年宁夏省撤销复归甘肃，1958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又从甘肃划出，其后，甘肃地域就再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我们今天说到的陇中，即位于东经102°45′至108°35′，北纬34°45′至37°50′之间的一片东西长约532公里，南北宽约320公里，总面积约10.29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山区，其大致的界限是：东起六盘山脉，西到甘肃河西走廊东端，南至渭河北岸，北接腾格里沙漠。其行政区划大体包括甘肃的定西、会宁、通渭、临洮、靖远、陇西、永靖、东乡、秦安、庄浪、静宁、环县、华池、景泰、古浪、榆中、皋兰、永登等20个干旱县及其毗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银南地区的8个干旱高寒山区县。陇中地区，现在虽分属甘、宁两省区，但在历史上曾为一个整体。另外，从自然地理区域看，也属同一类型地区.
历史上的甘肃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但近代以来长期处于贫穷状态。
甘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也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据史料记载，远古时期甘肃气候比较温暖、湿润，低凹地带有丰富的水源，高山峻岭有茂密的林木，塬台地上有疏松的黄土，为原始人类生存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证明，远在一二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已发掘的新石器时期大地湾遗址证明，约7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就生活在这里，比我们平常所说的5000年文明史还早2000年—3000年。古代传说中4000年前的炎帝(号神农氏)、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也起始于西北。商代，居于泾河、渭河流域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的周朝的祖先周部落，开拓了我国最早的农业。西汉时期，开辟了我国通往西域的走廊。唐时，丝绸之路甘肃段已成为农业发达、贸易兴旺、文化繁荣之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盛唐时期陕、甘的发展情景是“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甘肃开发比较早，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也比较大，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资源利用过早过多，加之东汉以后战祸绵延，造成经济逐渐衰退，自然环境恶化。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向东南转移，整个西部地区的地位逐渐下降。进入清代以后，更是兵连祸结，林木砍伐殆尽，灾害频繁，农民多数年景挣扎在饥饿和战乱的死亡线上。乾隆五十四年春二月，陕甘总督勒保入觐京师，向皇上禀报甘肃情况时称：“甘肃地高气寒，其山童无竹木之饶，其水咸苦无菱芡鱼蟹之利，居民朴拙不能营生业，日用百物绋仰给他处。田虽广而瘠，种无法丰年，亩仅收数斗，岁入不供所出，故赋税常不及额。四十七年至今，积逋(音卜，意拖欠)又累数百万，有司急考课，追呼鞭扑，或有死者。其中不无奸民，然大略实由于贫。”民国时期至解放前，甘肃在新旧军阀统治下，征兵、抓伕，加上天灾，社会经济陷入全面崩溃状态。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各种自然灾害交替发生，特别是气候变得干燥，旱灾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陇中大部分属黄土高原区，境内多山，海拔一般为1200米～2400米，因距海洋较远和受地形的影响，降水普遍偏少，且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地下水稀缺，灾害频仍，生态十分脆弱，历史上就以干旱多灾和贫困著称。史籍上，有关这个地方“禾麦无收”、“民饥”、“民大饥”的记载几乎朝朝皆有，至于“草根树皮掘食净尽”、“人相食”、“十室九空”、“积尸梗道”等记载，更是比比皆是。
“陇中苦，甲天下”的民谣由此广为流传。
而此说始见于文字记载则要追溯到左宗棠治甘时给光绪皇帝的奏折。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清道光年间举人，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清同治、光绪年间任陕甘总督。左宗棠在甘期间，主要活动是在军事方面，先是镇压回民起义，后来出兵收复新疆，抗击沙俄侵略，功过皆有。在进行艰苦军事斗争的同时，他还创办工业，发展农业，兴办教育，刊印书籍，整修陕、甘、新三省大驿道，提倡植树。兰州孔庙(今兰州二中)里的“左公祠”，就是人们为纪念他在甘肃的政绩所建。
左宗棠大力号召植树造林，命令“各防军夹道植树，以为居民聚材用，庇利人”。在陕、甘、新驿道两旁，植树一两行或四五行。自“泾川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数年以后，沿路“除砂碛之外，拱把之树，接连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人称“左公柳”。当时，左宗棠部下湘军，在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的驿道两旁植活树木二十六万四千多株，在会宁、安定、皋兰(今兰州)、环县、安化、镇原、狄道、平番、大通境内植活树木约四十万株，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直到新疆的驿道两旁，更是广栽树木，密如云盖。杨昌濬赋诗赞其“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在戎马倥偬之中，注意地方民政和经济建设，关心和体察民情。光绪初年，陇中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野无绿色，饥民遍地，十室九空，满目疮痍。光绪二年(1876年)，他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发出了“辖境苦瘠甲于天下”的惊叹，希求“各省关协济”，不然“无所措手仰仗”，无立足之地。从而使“陇中苦、甲天下”这句话更加广泛地流传开来。
翻阅《中国救荒史》，其记载的陇上灾情和“人相食”的一幕更是令人目不忍睹：
(1928年)“是年，甘肃全省春夏空前大旱，自陇东以迄河西，南起洮岷，北达宁夏，继1927年甘肃大地震后，50余县旱雹相继。春不能下种，夏旱魃为虐，寸草不生，颗粒未收。又值狄河战乱，天灾人祸相加，粮价昂贵，饥民号寒，哀鸿遍野，积尸梗道。人相食，甚至有掘尸、碾骨、易子而食者，实为甘肃空前未有之奇灾。”
(1929年)“入春夏后，树皮、草根、麸皮、油渣，食之以尽。有时人相食，甚至易子而食者。人民咸露鸠形，十室九空，妻离子散，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哀鸿遍野，积尸溢道，狼狗结群，聚食死者。欲卖子女为奴，而难求得。扶老携幼，出外逃生者，多被饿死于野外，白骨曝日，谁人掩埋?尚有饿倒未死，而被狼、狗活吃者。苍蝇结群，生蛆满嘴、满鼻、满眼，蝇蛆蠕动吸食，而饥民难熬而无力翻动者。更惨者，饥民争食尚未死绝之体。至夏禾麦穗灌浆后，饥民群涌田间，抢吃生麦穗，连芒带壳，生吞而食，有死后肚皮胀破而麦穗完整外溢者。有挣扎行走，突然晕倒，即行死去;有因困坐地休息时而竟死亡;甚至母亲已死，而婴儿尚爬在尸体胸前吃奶者。斯时甘肃军阀割据，互相残杀，击毙士兵，饥民聚而争食。所有牲畜，因草枯而饿死，幸存者亦被杀食而度荒。”
1929年6月26日《申报》载：“全省(78县)至少有四成田地，未能下种子”，“遭旱荒者至40余县”，灾民“食油渣、豆渣、苜蓿、棉籽、秕糠、杏叶、地衣、槐豆、草根、树皮、牛筋等物，尤有以雁粪作食者。至瘠弱而死者，不可胜计。”1929年，旱区扩展到65个县，灾情最酷烈的地区有临夏、临洮、通渭、会宁、榆中、兰州等县。因豆类等植物枯焦，千里精赤，野无青草。据《大公报》报道：“甘肃情况已将无人迹，察灾者多不敢深入，恐粮绝水尽而不生还。”据长年在此地活动的传教士们记载，仅兰州一地，“每日饿死达300人”。岷县内地会的传教士写道：“灾惨已十倍于昔，居民绝食或缺种子者已达百分之八十，故多以婴儿烹食充饥”“其最惨者日必饿死数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