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让历史告诉未来

　　刚刚破土的野菜、萌生嫩芽的树叶，被饥民挖尽捋光，所有的树，都只剩下了枯枝，裸露着白晃晃的树干在风中瑟瑟发抖，灾区“树木约损十之七”。当一切“代食品”吃尽的时候，当大地一片精赤无可采摘的时候，饥民们睁着饿红的双眼，将手伸向他们的同类。漠漠荒原“道上有饿毙者甫行仆地，即被人碎割，血肉狼藉，目不忍睹。甚至刨墓掘尸割裂煮食，厥状尤惨”，这是1930年3月《民国日报》的记载。真是十室九空堪人怜，妻离子散各逃生。因饿死饥民太多，兰州用大车投送尸体入黄河。

　　“掘尸、碾骨、易子而食”这些文言字眼使我们只能想到“人非人也”。能把坟墓中的死尸挖出来吃，把人骨磨成面粉去吃，可以想见饥荒达到何种程度。由于存在怜子之心，不忍心亲手杀死自己的子女去烹食，只好让别人去杀害，自己又杀害别人的子女，所谓“易子而食”，饥饿已经把人性摧残到何种程度?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记载：“光绪二年，山西全省之大旱，饥人相食，易子而骸其骨”，这里的“骸其骨”，是指把孩子的肉吃掉，而把骨头又互相归还，这是不忍心的奇异表现。

　　1930年春天，甘肃雨量比较充沛，但其他灾祸却频频发生。榆中遭山洪，靖远遭黑霜，永登、永靖、定西等地五色怪鼠摧损田地，庄稼遭殃。猩红热、喉痧等传染病流行，“死亡者达五六十万人”。在这场大灾难中，人口不足600万人的甘肃，死亡高达250多万。

　　杨巨川(1873—1954)，甘肃榆中县青城人氏，清光绪甲辰科进士，曾在其《戊辰》的叙事诗里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当时兰州的市井图：“……群居乞食难，蔽体褴无裳;寒日照华林，层层围粥场;一勺觅未得，俄喧践踏僵。老弱蹇不前，空盎泪盈眶;并日不一食，颓然卧房廊。或冻而堕指，或断豆(颈)自戕……”

　　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电呈南京政府：“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毁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均已啖罄;既乏籽种，又缺耕牛，度时不遑，失时谁计?虽有沃壤，终成石田，似此惟势，将座谈春耕，无望秋收。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哀此边民，宁可同归于尽。”

　　据通渭县二塬大队二塬生产队张淑芳老人回忆：民国18年，全家32口人，饿死了26口，我和丈夫、弟媳带了几个孩子外逃，在路上又饿死两个孩子。弟媳把一个3岁的孩子放在路旁，想让好心人捡去，结果让老鸹叼吃了。王山大队甜水井的穆进保仍记得当时的惨景：民国18年前，殿房沟、阳洼、甜水井3个村16户、90多人，到第二年春播时只剩下2户9人。

　　甘肃的贫瘠，可以说是令历代的统治者伤透了脑筋，在可考察的几百年间，那些最清廉的“父母官”，对这块贫瘠土地上啼饥号寒的生灵，能做到的，不过就是上奏折，乞求皇恩浩荡，免皇粮，赈饥民。要让脚下这块赖以生存的干旱贫瘠之地斗转星移，变成一块林茂粮丰、六畜兴旺的丰腴之乡，这实在是一个难圆的梦啊!为了这个梦的实现，陇中人民进行了苦苦的探索，一次次执著的追求、一次次坚忍不拔的奋斗，却都一次次无功无望而止。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块“得天独薄”的土地实在占不到些许的天时地利，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展现于人们眼前的是气候愈加干燥，水源日趋缺乏，旱灾频率越来越加剧。据《定西县志》载：自宋至民国35年的931年间共发生旱灾29次，平均30年一次;清朝的268年中发生旱灾16次，平均17年一次，1912年至1946年间的35年中发生旱灾8次，平均4年一次，再到1952年至1982年间的1.4年一旱，而1960年以来的22年中，就出现大旱6年，中小旱10年，丰收的只有3年。

　　这是大自然的惩罚啊!

       回眸历史之一：1960年大饥荒，天灾人祸紧相逼

　　历史不可能重复，但历史现象却可以重演。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国许多地区又上演了历史上悲惨的一幕。对这一幕，老百姓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惨痛景象，不堪回首

　　1958年，一些地区出现饥荒，1959年开始，中国几乎进入了全民饥饿状态，一些“左”倾路线肆虐的省份，饥饿和死亡尤为突出。国家统计资料表明：1960年安徽人口的死亡率高达68.60‰，人口净减384万;云南人口死亡率高达26.26‰，人口净减17万;青海人口死亡率高达40.73‰，人口净减11万;贵州人口死亡率高达45.38‰，人口净减101万。

　　1961年7月1日青海省《小组会议简报》称，全县163个队中有112个大队大量死人，尸体成堆，有的队死亡达40%。汉东公社水磨石沟的一个水洞内就放了100多具尸首，黄鼠湾队有一天一个马车就拉出30多个死人。上亲庄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队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县饿死人15230人，占总人口的12.87%，死绝户达1000多户，700多个孩子变成孤儿。牲畜死亡4718头，占总头数的25.7%。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净减量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惊人的!

　　1958年甘肃开始出现饥荒，1960年甘肃省饥荒达到了最高点。据后来甘肃省统计局与公安局公布的资料，当年人口死亡538479人，死亡率高达41.69‰，人口自然减员336097人，人口自然负增长26.02‰。各地粮食断绝，人口外流和大量死亡的情况十分严重。

　　查阅甘肃省各有关地州《地方志》、《人口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60年是甘肃大饥饿大死亡的高峰，全省各地区都呈现出死亡的恐怖和死亡的惨景：

　　张掖专区整体死亡率高达45.06‰， 死亡人数103217人，自然增长率呈-26.78‰，人口自然减员61349人，其中酒泉市死亡率高达43.57‰，死亡人数16129人，自然增长率呈-28.21‰，自然减员10442人;张掖市人口死亡率高达60.46‰，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安西县死亡率高达53.21‰，死亡人数20296人，自然增长呈-45.62‰，自然减员15314人;高台县死亡率竟高达72.04‰，死亡人数11262人，自然增长呈-65.29‰，自然减员10206人。此外，张掖人口呈负增长的有永昌县，人口自然增长为-20.77‰，民勤县为-35.30‰，武威县为-26.78‰，敦煌县为-8.09‰，人口死亡率均在25‰～43‰之内。

　　1958年，号称人均有粮2000斤的定西专区，1960年人口死亡率为59.04‰，死亡人数137248人，自然增长呈-43.44‰，自然减员100979人，其中定西县死亡率高达64.21‰，死亡人数为14611人，自然增长呈-47.50‰，自然减员10809人;会宁县死亡率达38.34‰，死亡人数9182人，自然增长率呈-21.73‰，自然减员5204人;通渭县的情况更为可怖，全年出生人口705人，而全年死亡人数竟为42838人，当年总人口为209743人，死亡率高达204.2‰，人口自然增长呈-200.84‰，自然减员42133人;陇西县死亡率高达62.24‰，死亡人数为21536人，自然增长呈-51.16‰，自然减员17703人;榆中县死亡率为28.10‰，死亡人数6006人，增长呈-13.85‰，自然减员2961人;岷县死亡率高达77.10‰，死亡人数29489人，自然增长呈-64.80‰，自然减员24785人。

　　整个天水专区死亡率达54.54‰，死亡人数165904人，自然增长呈-43.16‰，自然减员131291人，天水专区的一市七县全部人口自然增长呈负数，死亡率最低的天水市为24.78‰，最高的西礼县竟达94.53‰，自然增长最低的西礼县为-84.39‰，最高的天水市为-8.44‰，这个地区死亡人数最多的西礼县有43793人。

　　平凉专区死亡率为22.79‰，死亡人数为50253人，人口自然增长呈-7.79‰，自然减员17178人。其中号称1958年建了13000多家工厂，已经实现工业化的静宁县死亡率高达54.19‰，死亡人数达24783人，人口增长呈-44.85‰，人口自然减员20513人。

　　从1960年全省各地很高的死亡率和巨大的死亡数量看，甘肃省在这一年是充满饥饿的一个年份，几乎没有一个县市无饿死人的现象，惨痛景象，痛彻人心。

　　由于父母双双死亡的现象大量发生，形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孤儿问题。

　　饥荒造成了难民剧增，饥民大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