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历史之三:

  1980年前后,困境中的求索与转机

  历史上的黄土高原,曾经是何等的生机勃勃、气象万千!它创造了华夏文明,作为炎黄子孙的诞生地,秦皇汉武曾在其身上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活剧。然而,历史的变迁,却使黄土高原渐渐衰败、没落,成了荒凉、贫瘠、落后的代名词。时至1980年前后,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关怀着仍未摆脱贫困的甘肃人民,在政策、资金、物资等多方面给予了大力倾斜与支持,尽管全省上下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全省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1254万人,贫困面竟高达78.4%。广大农民仍在为求得最低限度的温饱而苦苦挣扎!

  一、苦苦抗争为生计

  在这里,我们且以1979年对甘肃29个贫困县的一组调查数据说明这个问题。

  这29个县是定西、会宁、通渭、陇西、临洮、靖远、渭源、永登、榆中、皋兰、秦安、武山、甘谷、清水、张家川、漳县、静宁、庄浪、华池、环县、镇原、永靖、东乡、和政、古浪、景泰、临潭、舟曲、武都。

  这些县共有农业人口766.3万多人,占甘肃全省人口的47.8%,耕地面积2879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3%,绝大多数都在陇中范围。其1978、1979年的情况是:

  社队“两低一重”(即生产水平低、分配水平低、负债重)的状况相当普遍。1978年是中上年景,29个县人均生产粮食只有252.5公斤,比全省水平低50公斤,比全国水平低100多公斤。人均分配收入52.94元,比全省低7.8元,比全国低20几元,45%生产队人均分配收入低于40元,“生产队里干一天,不如母鸡下个蛋!”半数以上的生产队人均分配口粮少于150公斤。1979年是大灾之年,粮食大幅度减产,预计人均生产粮食只有180多公斤。大部分社队负债累累,据统计,29个县共欠国家贷款1.8617亿元,人均25元。有的社队人均负债高达百元以上。有人调查得出结论:这里30%的农户的全部家产,具有交换价值的只有一口铁锅。七月收麦,八月就有人外出讨馍馍。“在队里辛苦一年,养不活一家人。劳动一天,还要倒找队里钱,出勤越多,倒找越多”。

  生产资料极度缺乏。有一批社队连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能力都没有,29个县所拥有的役畜比1956年减少将近20%,而且大都小弱乏瘦,一头役畜要负担耕地40亩,有几千个生产队断了耕牛。拥有41万人、107万亩耕地的秦安县,只有1338头耕牛,耕地主要靠毛驴。陇西县因缺牲畜,1979年春有3700架人拉犁耕地。有的生产队,连买账本和鞭鞘都没钱。据会宁县调查,有一半生产队不贷款就不能进行当年的生产。青江公社53个生产队,可利用资金只有3230元,平均每队61元,其中分文没有的2个队,20元以下的17个队。

  有一半左右的生产队口粮标准只有一二百斤或二三百斤,虽然国家每年都发放回销粮,但返销按每人每天8两红薯片、包谷粒供应。为此,社员每年有几个月处于半饥饿状态。菜汤糊糊成了家常便饭,以致人们对饭的概念也变了。社员村头巷尾相遇,见面的第一句话,过去是“吃饭没有?”不知不觉变成了“喝汤没有?”“吃饱肚子没有,看拉下的屎就知道。”因为穷,每年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男劳力外出讨要,或到矿区背煤,到富庶地方打短工;因为穷,大小伙子找不上对象,成了普遍现象。

  燃料奇缺。这是一则流传于中部地区的苦涩而酸楚的故事:一个农户家里来了客人,主人擀长面招待,面条下到锅里,柴草燃完了,锅却不开,主人急得没办法,顺手抓了个草帽塞到灶膛里。等锅开了,饭吃了,客人临走却找不到自己的草帽了。那会儿,每到深秋,公路两旁有数的白杨树的黄叶,不等飘落,就被人打下来,连同路边和崖畔的草皮,都铲下来,扫成堆,背回家去,作为烧饭、煨炕的燃料。197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到这里考察,从一块庄稼蔫黄的地里,抓起了一把泥土,捏了捏,嗅了嗅,说:“这种‘卫生田’,怎能长出好庄稼!”从此,农业辞典中多了一个新名词:“卫生田”。据统计,定西地区90多万户农户中,有70多万户每年缺3~7个月的燃料,大旱之年,庄稼枯萎,社员没有烧的柴火,牲口没有吃的草料,娃娃们只好提着破筐到山坡上铲草皮。春天长出,秋天铲尽。斩草除根,草越来越少,最后一个孩子一天连半筐子草都铲不上了。山被铲得光溜溜的,像被剃了头的秃子一样,看起来白光光,在太阳光反射下明晃晃的。“人口严重超载”导致了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恶化。人们为了生存,就不能不加剧对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反复掠夺性的乱垦、乱挖、乱伐,一直从沟底挖到山顶。如东乡族自治县,人们为了在低层次上供养超载的人口,便削山造田,一直挖到30度~45度的陡坡。每逢灾年,大队人马为寻觅薪柴饲料爬上荒山铲草皮、挖树根。如此对资源的反复“扫荡”带来的后果便是严重的水土流失,大片良田变为沟壑,农田地表的熟土被雨水一次次席卷而走,使山越加破碎,土地越加瘠薄,亩产越发低下。“山像和尚头,满坡鸡爪沟。”不仅没有了森林,连小草也不能“久留”,会宁县城东南人口稠密的十多个乡不但已无草皮可铲,就连草根也挖得干干净净。据统计,每户农家平均一年要铲掉25.3亩地的草皮,耗用劳动日200多个,就是丰收之年,也从未停止。山,这个农民所依靠的母体,身上的油已被挤尽榨干。由于麦秸不多,丈夫要喂牛,女人要烧火做饭,为一把草而吵嘴打架者屡见不鲜。1973年以后,国家专门向中部干旱地区农村供应了燃料煤,而且在价格上给予补贴,但社员还是烧不起。山区群众靠剥地皮、挖草根、拾牛粪作燃料。据统计,建国以来,仅舟曲县弓子石乡就有487人在砍柴时摔下悬崖丧命。有的社员为节省柴草,几顿饭合在一起做,经常吃冷饭。一些困难户连日常用的火柴、煤油都买不起,临要做饭时,才走出家门,张望一下谁家的烟囱里冒烟了,然后用麦草握个小把,出去引个火种,赶紧回来塞进自家的灶膛。……至于晚上摸黑,三九寒天还睡冷炕,就更不是啥稀罕了。社员有话:“燃料、饲料、肥料,本来就是连裆裤,人不能吃生粮、睡冰炕,急了啥都得往灶膛里、炕眼里塞。有了柴草,谁还不知道牲畜是农本,畜粪是肥料!”

  有一些苦旱地区,地面没有任何水源,群众靠接蓄天上的雨水生活,一遇天旱,水源断绝,吃水极其困难。定西地区1979年因久旱无雨,四五月份时有13万人吃不上水,有的地方靠政府派汽车拉水供应,每人每天分配水3斤。时间一长,产生条件反射,牛羊一见汽车就奋蹄追赶,连鸟儿也飞赶水车,甚而折颈在钢铁的水罐上。有人竟能拿草帽一下子扣住3只麻雀。娃娃们则钻在车轱辘下,仰着脖子饮那一滴一滴渗下的水。庆阳地区的环县,北部的几个公社几乎年年闹水荒。1979年有500多个生产队断水,有的队为搞水吃竟投入一半的劳力。

  甘肃中部冬天漫长,冷到零下二三十度,很多社员衣单被薄。在一些最困难的生产队,有的一家四代合盖一条破被。1973年救济的棉衣、棉被,此时大都已烂成絮絮。通渭一个县,有2.8万多户缺被子,13万多人缺棉衣。其他各县大体如此。

  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社员生活困苦,体质差,患病的多。环县共有各种重病、久病患者6430人,患者中有劳力4100人,占劳力总数的6.1%。社员吃饭尚成问题,哪有钱求医吃药,“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往往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拖成了不治之症。合作医疗由于病人多,经费来源少,大都流于形式。有的地方,长期危害群众健康的地方病不仅得不到有效控制,而且有蔓延之势。渭源县共有三大地方病(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汀病)3.4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2.6%。杨庄公社46%的人患有地方病。个别生产队竟然找不出比较健全的人当干部。

  地方病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非身临其境者很难想像。何懋绩先生这样记述1978年6月17日在渭源县祁家庙公社大寨子大队下对坡生产队的所见所闻:

  这个队地处地方病高发区,有耕地264亩,13户74人,其中痴呆傻就占三分之一,1997年人均口粮102公斤,劳动日值0.20元。生产队长刘志诚愁眉不展地诉说:“队里劳力太弱,病人太多。全队挑不出几个攒劲的劳力,地耕不好,种不好,年年草包庄稼。这么多病人,国家没一分救济,全靠队里养起来,我真愁得不得了。不想干,谁又能干哩?这些年稍微攒劲些的男人都坐过队长这把交椅。谁叫我还是一个比较健全的人哩?队里选不出会计,选不出保管员。现在的保管也有痴呆症,虽然上过四年小学,但跟文盲也差不多。大家见他老实,不懂得偷盗是咋回事,就是想偷,连一二十斤粮食也拿不动,所以选他当保管大家很放心……”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该说,什么办法都用尽了,什么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呀,批呀斗呀,割“尾巴”呀,换班子呀,但无一见效。集体经济山穷水尽,社员生活每况愈下,秋收没完盼回销,一年四季喝清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包产到户在基层得到率先探索。1978年春天,宕昌县哈达铺下罗山队悄悄试行药材生产责任到户,当年产量增加一倍。陇西县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把土地划分到户后,1979年的春耕又快、又细、又好,夏秋粮大丰收,第一次交清公购粮。同年3月,庆阳县城关镇王沟门生产队王魁承包了66亩山地,一下子变得吃穿有余。而且这第一步的改革也给这块地方带来了一线转机,给农民带来了一阵欣喜。

  群众高兴地说:“政策好,天帮忙,责任田换来丰收粮;只要政策稳定三五年,保证肚儿吃个圆。”可是,还没等到农民肚儿圆的时候,老天爷又跟老百姓捉了一个大迷藏:干旱,无情的干旱再一次熄灭了人们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特别是1982年,陇中地区连续5个月大旱,大部分地方久旱不雨,局部地方又遭冰雹、暴雨袭击,除水川地区处,普遍成灾。到五六月份,山野里仍见不到多少绿色。山旱地的扁豆、豌豆基本无收,夏粮小麦发育不良,苗稀穗少;秋田作物除洋芋生长尚好外,糜、谷、玉米等庄稼枝叶发黄,大片枯萎死亡。群众家底已空,因而产生了恐慌情绪,又出现了卖树、卖庄稼、卖牲畜、外出讨要的现象。干旱引起了水荒,仅定西地区就有120万人靠汽车拉水吃,逾半年之久,国家补助拉水费598万元。

  这一年,陇中地区粮食严重减产。甘肃中部困难县,人均产粮152.5公斤,人均纯收入72元,回销粮高达2.8662亿公斤。宁夏宁南山区粮食总产甚至低于1950年的水平,人均产粮93.3公斤,人均纯收入22.4元,吃回销粮1.2776亿公斤。也恰恰就是这一年,我国的农业已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处于由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化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而以定西、西海固为代表的28个干旱、高寒县10.2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仍处于生态破坏和农业生产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之中……全国农村人均产粮840斤,甘肃人均产粮553斤,中部20个县人均产粮343斤;全国农村人均收入270元,甘肃人均收入174.16元,而中部20个干旱县中有12个县人均收入不到50元,成为全国瞩目的粮食、饲料、燃料、肥料俱缺的最困难地区之一,仅甘肃中部的20个县就有贫困户26.71万户……

  这一年,政府虽然花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搞救济,但是,许多地方还是颗粒无收,秋后不少的乡村人去大半。通渭、陇西、渭源等部分农村,80%的农民外流逃荒要饭。漫长的兰新、天兰铁路线上,敞篷的货车车厢和油罐车的结合处,爬满了拖儿带女的灾民,逾五六万之多,其景目不忍睹。陇海铁路运输更是为之一度受阻,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