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告诉未来 (续)
《通渭县志》载：1958年秋，全县共有284000人，比1949年增长22.5%，但在极“左”错误的影响下，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1958年冬全县出现严重的饥荒问题，不少农民以树皮、野菜、草根、禾麸充饥，身体浮肿，人口开始外流、死亡。至年底，外流625人，死亡3687人，全县实有44592户，279687人。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至1960年初共外流19081人，死亡42024人，至年底，共死亡60210人，外流11940人。1960年春节前后，有些通渭籍在外地工作的干部向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书面反映了通渭的问题。这一年，通渭县粮食跌落到1800万公斤，只等于1949年的1/4，1956年的1/6。从1960年2月开始，中央和省、地先后发放大量救灾款物，派大批干部赴通渭抢救人命，才使人口非正常外流和死亡现象逐步得到控制。至1961年底，全县人口比1958年减少78432人，绝户2168户，有孤儿1221人，寡妇3000多人。3年多时间内，全县加上少量出生数共减少72150人，比1958年秋的总人数减少25.4%。
通渭县在《关于通渭的历史教训》中这样描述1958年以来当地的粮荒状况：
“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以致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1958年粮食计划亩产200斤，总产3.8亿斤，61.5斤，总产11576万斤，而上报为2.6亿斤，征购4360万斤，实入库4154万斤，占总产量的36%;1959年计划亩产140斤，总产2.4亿斤，实际亩产49斤，总产量8386万斤，而上报为1.8亿斤，征购5400万斤，实际入库3958万斤，占总产量的47.2%。由于产量逐年下降，征购任务逐年增加，实际上两年没有给群众分配什么东西，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坏，人口外流和死亡一年比一年严重。早在1957年征购粮入库中，有些地方的粮食就已经很紧张，动员群众卖陈粮，吃陈粮，只分现金，不分粮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发生了人口外流和死亡现象，到1959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中，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有给社员打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到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
通渭籍人士苟亚军先生回忆说，父老乡亲多半都饿得家破人亡，幸存下来的大都苟延残喘，个个脱光了头发，成了秃子。母亲一家4口人惨遭噩运，当时年仅8岁的母亲不但孤零零地活了下来，而且她一头黑油油的秀发竟然美丽依旧。后来上面派来的救灾工作组要把母亲带到孤儿福利院，她如一只受惊吓的小鸡，躲在墙角怎么也不肯出来。最后还是队长弄来了半碗包谷骗她，在母亲前面隔一段路放两粒，隔一段再放两粒。求生的本能支配着母亲为了吃上这些美味的包谷，就一路跟着这些包谷慢慢向前。每次她弯下腰去拾时，身后那根粗粗的辫子就沿着脖子滑下来，落到地上，然后仰着小脸又渴望着前面的那几粒。远远在前的队长看得直掉泪。
曾受命担任抢救人命工作组组长的省妇联副主任马竹轩清楚地记得，在静宁县的一个村子，许多门窗都已扒掉了，村长对她说：“女同志就不要进去了，看了害怕呢。”
女人们向她哭诉：“家里的一点点
面糊糊都给男人吃了，可他还是死了，留了老婆娃娃饿成这样子，娃娃提起一根线，放下一团泥。”一个死了丈夫的农妇哭着说：“他到地里去干活，回来就躺下了，死了，咋不叫我们女人死掉?男人还要干活养家哩!”
而据考证，在同一时期，世界范围内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和大的饥荒……
统计工作者很轻松地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许许多多饿死者用“非正常死亡”的字眼轻描淡写地加以表达;“左”倾路线的推行者更惨无人道地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付出的学费”;更还有一些人认为三年饥荒时期饿死人的事已成为历史，无需再加过问，这些说法和表达方式实在是对中国人民缺乏任何责任感和恻隐之心，这种做法，何以告慰无数死难者的在天之灵?实际上，在许许多多饿死者的背后，存在着中国人悲惨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记载和分析当时的悲惨教训，警示后人永远不要让1960年的惨状重演，是每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
(2002年7月31日，我去陇东的一个县采访，并在那缩在山窝窝里的县城里小住一宿。据说该县头一年实现了11个全区第一，报上也吹了，但老百姓却说“实际在全区最穷”。令人吃惊的是，明明亏得一塌糊涂，却硬是把个财政补贴县变成了“扭亏为盈”的自给县。还在几天功夫“连剪了6个彩”，包括县政府招待所加固装修工程，其实工程一个也没搞完，全是半拉子。但三米多高，两米多宽，从陕西订做的大石碑却高高地立起来了。
听到这个故事时，我正漫步于傍晚小县城那七拐八弯的街巷中，但见低矮的民居夹杂在不多的几幢楼下，显得委琐可怜。我的目光从县委办公大楼楼顶上望去， 那是一座叫锦屏山的大山， 山上有稀稀落落的几座农舍，我想知道点什么，可那高高的、秃秃的山硬是挡住了我的视线，令我不能想见在山那边的世界里，农民兄弟们是不是已经真正摆脱了贫困，因为一位刚从家里收田归来的老人对我说，全县农村贫困面至少应在30%，“可广播上说，去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460元或1640元”。实际的状况是啥样子呢?应该远比这严峻。30岁的女性李老师说给我的话更令人“窝火”：“农村教师特别可怜，2000年欠了9个月工资，去年发齐了，今年只发了一个月……”好一个自给县!我不能忘记她那厚厚的眼镜片后流露的无奈又无助的目光。
后来，当我再散步来到县城中心那个漂亮的文化广场时，正看到两个黑汉子赤着膀子，挥舞着手中的皮鞭，指挥几个瘦猴儿翻跟头，不时引得一群娃娃大呼小叫，好不热闹……
1960年的悲剧还会上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