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甘肃城市医院在行动

　　　　在大批北京医务工作者下放甘肃安家落户和北京医疗队奔赴河西三地区开展巡回医疗以及广大医学院校毕业生奔赴陇原各地的同时，甘肃省城市各级医院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也以首都的同行们为榜样，迅即行动起来，组成集医疗、保健、预防、教学于一身的“六•二六”农村卫生医疗队，送医送药到农村、牧场。他们翻山越岭，风雨无阻，全心全意地为社员群众、贫苦牧民防病治病。他们和北京医务工作者一道，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全省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问题，维护了农民的身体健康，促进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明 确 部署

　　为响应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卫生局作出了一系列具体部署。

　　1965年9月，甘肃省卫生厅为了贯彻毛泽东主席“六•二六”指示，提出了卫生工作面向农村的五点意见。11月3日，抽6名干部成立第二办公室，专抓培训农村卫生人员和组织城市医务人员下农村工作。武山等县也设立了“六•二六”办公室。

　　1970年7月24日，甘肃省卫生局就继续下放城市医务工作者向省革命委员会写出专题报告。报告称：

　　……我省城市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安家落户，接受再教育，为贫下中农服务。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开始到现在，省级医疗卫生单位已下放了五百五十一名，兰州市级医疗卫生单位已下放了五百八十一名。这些医务工作者大部分分配到张掖、天水两地区的县以下的地区、公社卫生院(所)及生产大队合作医疗站工作，少部分随农宣队到二十二个农业重点县工作。由于大批医务工作者下放到农村，从而加强了基层卫生力量，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城市医务工作者下农村是扭转卫生工作方向的重要措施，是卫生战线斗、批、改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医务工作者实现思想革命化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务工作者下放工作一定要继续抓紧进行，要根据一九六九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要求，积极完成县以上医务工作者下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任务。现根据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对兰州地区和有关单位医务工作者下放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具体贯彻意见：

　　一、将省职业病防治院全部人员搬迁到清水疗养院，同北京下放该院的七十七名人员合并成立清水职业病防治院，担负全省工矿职业病的防治任务。该院下放后实行省、地两级双重领导，

　　以天水地区为主。

　　二、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现有人员除老弱病残和现役军人家属外，一律下放到四十四个农业重点县的农宣队，长期安家落户，给贫下中农防病治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将兰州市医生集体所有制的联合医院、联合诊所(包括镶牙所)一律下放到兰州市所辖三个县农村安家落户，原派到联合机构的国家医务工作者和行政干部亦应随同下放。具体由兰州市革命委员会负责实施。如本人提出到本省农村其他地区安家落户的，由省卫生局统一安排。

　　四、原清水疗养院的全部人员和药品、医疗器械，移交张家川铁厂。

　　五、撤销武山矿泉疗养院，在该院现有人员、设备中，组织三十张床位，三十名医务工作者，并配备一定的行政干部、工勤人员和一套医疗器械，下放到两当县，其余人力、物力分配到天水地区有农宣队的县，长期安家落户，先参加农宣队工作。以上清水、武山两个疗养院的下放工作由天水地区革委会负责组织实施。

　　六、所有下放人员的家属一律随同下放人员到下放地区，原来参加工作的分别由所在地区的革委会分配工作，其子女就地安排上学或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七、关于下放单位物资、药品、器械等，原则上随同下放人员分配到农村基层使用。各单位一定要做好物资清理分配工作，严防贪污盗窃和造成积压浪费。

　　八、各地区(州、市)、县(市、旗)尚未完成医务工作者下放任务的，也应继续抓紧下放工作，尽快完成下放任务。

　　九、对下放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加强领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同时也要解决下放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具体问题。省级和兰州市上述下放和搬迁任务，要求在八月底以前完成。各地区力争在冬季以前完成下放任务。

　　1970年7月31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卫生局关于继续下放城市医务工作者的报告》[甘革发(1970)74号]文件，就做好这项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批示。文件指出：

　　城市医务工作者下放农村，是贯彻毛主席“六•二六”光辉指(示)，扭转卫生工作方向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是卫生战线斗、批、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实现思想革命化的重要途径，也是重要的战备。半年多来，我省和北京大批城市医疗卫生人员热烈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奔赴农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为改变我省农村卫生面貌，作出了贡献。继续做好城市医务工作者下放工作中，仍是当前卫生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大力做好。在这次下放工作中，各地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广大医务工作者深刻领会毛主席“六•二六”光辉指示的伟大意义，服从革命需要，到农村去，到基层去，自觉地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作出贡献。

　　文件特别要求：所有下放的城市医务工作者的家属，均应随同医务工作者同时下放，各地要妥善安排，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

　　资料显示：(1969年)一年来，我省卫生战线上革命蓬蓬勃勃，工作热气腾腾，毛主席伟大的“六•二六指示”像烂漫的山花开遍全省各个角落，大批城市医疗卫生人员热烈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开展巡回医疗，在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贫下中农服务。一年来，全省县以上医疗卫生单位的卫生人员有5000多人下农村，其中下农村开展巡回医疗的3500多人，下放到基层单位工作的1500多人。

　　1970年10月5日，甘肃省卫生局致函“四十四个农业重点县革委会政治部”，要求“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现有人员及其家属一行下放到四十四个重点县长期安家落户”。

　　资料显示，1970年，兰州市西固区将117名医务工作者下放到甘肃省庆阳、张掖、张家川及区内各公社卫生院工作;截止1973年6月，定西地区已有210多名来自地、县两级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基层卫生院工作……

　　农 村 好 学 校

　　甘肃省“六•二六”农村卫生医疗队主要是由兰州地区省、市两级医疗卫生单位的1000多名革命医务工作者所组成，分为23个医疗大队，于1968年6月陆续分赴全省广大农村、牧区，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各专、县医院也都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社队，开展防病治病工作。1972年11月的一组数字显示：“……甘肃省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先后从县以上医院抽调了4600多医务工作者上山下乡，加强了农村、牧区各级卫生院。县以上医疗卫生单位下乡巡回医疗的医务工作者达17 900多人次”。

　　甘肃省各级医疗卫生部门每年还抽调一部分医务工作者，深入边远山区和牧区，协助社队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治各种地方病。到1972年，全省地方病流行的地区普遍建立了防治机构，使地方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位于陇南山区的西和县，甲状腺肿病患者较多。全县推广姜席公社赤脚医生用碘化钾溶液腺内注射治疗这种地方病的经验以来，不到一年就治好了全县50%的甲状腺肿病人。

　　医务工作者们下到农村后，耳闻目睹社员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深受教育，决心为改变农村卫生面貌贡献力量。他们以白求恩、张思德、老愚公为光辉榜样，急社员群众之所急，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山高路远，不管刮风下雨，奔走在广阔的农村、牧区。他们豪迈地说：山再大，没有我们为社员群众服务的决心大，河再深，没有我们同社员群众的阶级友爱深。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公社土沟生产队军属王大爷的儿媳妇，得产褥热引起败血症。这里的省“六•二六”卫生医疗队闻讯连夜赶去。他们不怕脏不怕累，把病人从上到下洗干净，经过七天七夜的医护，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下放劳动的兰州医学院教授许自诚等6位专家，为武山县马力卫生院和各大队卫生人员讲课一月。兰州医学院妇科教授郑兰花在该卫生院指导开展了县内最早的计划生育结扎手术。

　　参加首批“六•二六”农村卫生医疗队的大多数医务工作者在下乡前，都抱着虚心向社员群众学习，滚一身泥巴，做一个社员群众欢迎的知识分子的决心。但是，一到农村、牧区，与实际一接触，怕苦、怕累、怕脏等各种各样的活思想，就又暴露出来了。针对这些思想，各队普遍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听社员群众讲村史、家史，讲无医无药的苦。有的公社还派出社员群众代表，参加和管理“六•二六”农村卫生医疗队的工作。队员们亲眼看到社员群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一颗红心为革命、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动人事例，深受感动。他们说：“农村是最好的学校，社员群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1969年，兰医二院外科医生李旭东和同事一行14人被分配到庄浪县的四个公社，有一次，大庄公社一个社员突然胃出血，病人距离县城医院还有50多公里路程，人命关天，生死事大，需要立刻手术，可是在公社卫生院这样简陋的条件下，那是要冒非常大的风险的，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不做吧，病人生命垂危，时间非常紧迫!当时只有李旭东一个外科大夫，是省城去的医师，该怎么办?于是他和工宣队商量，对方表示要立即手术。由于没有氧气，照明只是一个简单的40瓦灯泡和一只手电筒，左面一个简单的医疗器械箱，右面一个火炉，中间长条桌上躺着疼痛不堪的患者。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李旭东毅然决然地俯下身子，开始了胃切除吻合手术……天祝大队的队员，为抢救一个严重颅外伤、曾4次停止呼吸的社员，一连奋战12个昼夜，成功地为他做了颅内手术，使病人转危为安。张家川大队队员为了排除病人的痛苦，“敢”字当头，在设备比较简陋的条件下，从一位50多岁的女社员腹中切除了42斤重的巨型肿瘤。张家川大队队员曹炳成为了医好一个贫农儿子的疾病，毅然献出了自己的骨头。不少队员为抢救病人，献出自己的鲜血;不怕脏，不怕臭，用自己的口为病人吸痰，吸尿。一位医生下乡后，思想感情发生变化，他和同志们一起成功地做了各种手术65人次，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武威地区城乡各级医疗卫生单位，走出医院大门，深入农村、牧区开展各项卫生工作。地、县各级医院把组派巡回医疗队或卫生工作队下农村，逐步形成制度，坚持经常。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至1976年，全区到农村巡回医疗的医务工作者达1852人次，平均每年有265名医务工作者参加巡回医疗。医疗队下去以后，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周总理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当地群众在一起，开展农村卫生基本建设，培训赤脚医生，普查治疗各种常见病和地方病，宣传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公社卫生院的医务工作者，也纷纷深入田间地头，走村串户，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在思想上、作风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永昌县宁远堡公社卫生院，常年抽出2/3的医务工作者下队巡回医疗，几年来，他们举办了赤脚医生训练班13期，培训赤脚医生48人次;对全公社3900多名已婚妇女和3800多名儿童进行了健康检查，患病的积极予以治疗;对全公社2600个厕所进行了改造，建成过滤式涝池5个，使这个公社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兰州市人民医院下放静宁县的医生有十多人，包括刘学华、刘秀英夫妇。耳鼻喉科专家朱桂林在静宁县人民医院工作期间，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创造条件增设了口腔、五官科室，开展了耳膜修补、扁桃体切除、中耳炎根治、白内障切除手术，不仅解决了县内五官患者看病难的问题，而且会宁、西吉、隆德等毗邻县的五官患者也慕名前来就诊，诊治患者总计近10万人次，有400余例耳聋患者恢复了听力，有1000余例盲人脱残重见光明。同时，也为静宁培养了陈孟仲、厚汉章等一批五官科专业人才。柴国栋，1966年毕业于兰州市卫校检验班，在静宁县人民医院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开展检验工作，由“三大常规”检验发展到能够开展脑脊液常规、骨髓细胞分类、胃液分析、肝肾功能测定等项目，为后来检验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响应“六•二六”号召，先后有一批从兰州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等院校毕业分配到静宁的外地籍学生，他们在穷乡僻壤一待就是十年、八年，把人生最灿烂的时光和聪明才智奉献给了静宁人民，静宁人民至今铭记着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兰州医学院67级毕业生陈一戎、崔祝梅夫妇毕业后，即来到静宁工作，陈一戎1981年考取兰医二院泌尿科研究生，历任兰医二院副院长，甘肃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兰州医学院68级毕业生傅悟分配后在城川、威戎公社卫生院工作10余年，后任天水市人民医院院长，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现为甘肃省医院管理学会会长。

　　为了逐步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首批“六•二六”农村卫生医疗队到农村后，就地举办短期训练班，为农村培养了大批卫生员、接生员。这些卫生员，绝大部分能治疗农村一般常见病，处理一般外伤。

　　清水县医院为了减轻群众的药费负担，提出了“能用单方的决不用复方，能用土方的决不用洋方，能自己采挖炮制的药材决不购买，让贫下中农少花钱治大病，不花钱也治病”的口号，并利用休息天组织人力进山采挖中药，搜集和整理民间验方，试验配制了一部分丸散药剂，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为了让带家属自炊的贫下中农病人花钱少，吃得好，医院利用院内零星空地种菜，仅一年时间，就把6500斤蔬菜送给病人。群众赞扬说：“你们真是毛主席培养的好医生!”

　　省城医院带好头

　　1975年四五月间，兰州市各医疗卫生单位组织了第二批支农医疗队，深入皋兰县农村，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开展以“两管”、“五改”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热情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

　　这支医疗队每到一个公社、生产队，首先利用墙报、黑板报、广播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并深入田间地头、家庭院落，动员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医疗队在西岔公社巡诊期间，以漫湾大队为“两管”、“五改”试点，宣传搞好“两管”、“五改”，对于改变农村卫生面貌，保障社员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提高了认识。这个大队的干部和赤脚医生利用休息时间打土坯、修猪圈、改厕所，带动了全体社员。全队6个饮水井，5个进行了改革，还评选出190多个卫生先进户，占全大队总户数的83%。医疗队在长川大队巡诊时，还抽出人力亲自给社员群众改厕、改圈。群众赞扬说：“旧社会的大夫，我们请都请不到家，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一进村就帮我们改厕、改圈，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发动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同时，医疗队还在当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大讲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医疗队深入农村社队后，坚持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医疗二分队在巡诊期间，医务工作者为社员群众担水、扫院，积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受到当地党组织和社员群众的赞扬。医疗一分队组织队员到武川大队火烧沟生产队访贫问苦，进行社会调查，参加生产劳动，进一步树立了为社员群众服务的思想。有一位贫农女社员急需手术治疗疾病。可是当时的设备条件给手术带来很大困难。医务工作者们大家齐心协力，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抢救。手术后，病人血压很不稳定，血色素不断降低，随时有出现休克的危险。医务工作者不分昼夜，轮流值班护理，终于使病人脱离了险情。这位女社员感激地说：“医疗队带来了毛主席的关怀。我们打心眼里感谢毛主席!”

　　各医疗分队普遍采取分片包队、点面结合的方法，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巡诊了皋兰县6个公社的30个大队，174个生产队，治疗各种疾病8000多人次;还进行了各种透视、化验、妇科病普查和老年性气管炎疗效观察和绝育手术等，深受社员群众的欢迎。兰州市传染病院医疗卫生工作队，在半年时间内平均每人参加劳动40天以上，和社员群众增强了感情。在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中，许多卫生工作队和社员们吃住在工地，送医送药到现场，为保障社员身体健康作出了贡献。

　　老大哥派来医疗队

　　1976年6月的一份资料显示，自年初以来，兰州地区厂矿及省、市、县(区)医疗卫生单位发扬“老大哥”精神，采取划片包干、院社挂钩的办法，向农村社队增派医疗卫生工作队，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奉献力量。

　　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医院等单位，原先在附近社队挂钩，后来主动提出到边远山区去，到真正缺医少药的地方去。兰州石油化工机器厂、万里机电厂等职工医院把搞好农村卫生革命，列入医院党支部议事日程。他们除有人专抓医疗队外，医院负责同志还多次深入挂钩社队，和当地党组织共同研究制订社队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帮助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兰州市城关区医院、西固区医院和市级4个医院，也都抽调了25%的医务工作者组成医疗卫生工作队，到挂钩社队，开展农村卫生革命。省级医疗单位派出的医疗队人数也都有所增加。到当年6月，仅在兰州地区就有49个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队，有医务工作者549名，相当于1973年和1974年两年派出医疗队人员的总数。

　　长风机器厂职工医院挂钩的鲁家沟公社，地处榆中县干旱的北山地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卫生工作队进点后，为社队培训了18名赤脚医生，巩固和发展了合作医疗，初步改善了山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截至当年6月，各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队为所在社队培训赤脚医生、接生员和卫生员966名，帮助社队巩固合作医疗站57个。兰州铁路局中心医院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队帮助榆中县来紫堡公社举办了两期接生员学习班和一期赤脚医生学习班，使这个公社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了1名女赤脚医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名接生员。兰州市人民医院、皋兰县医院等单位还采取医疗卫生工作队员和赤脚医生定期交换的办法，既为社队培训了赤脚医生，又促进了医务工作者了解农村，增强了为农民服务的意识。

　　窑 洞 医 院

　　在庆阳县肖金公社王庄大队，有两孔用于医疗的狭窄土窑洞。窑洞里面，设置简陋，可是，每天都有许多人慕名来看病。深深吸引患者的，是庆阳县卫生院下放劳动的两位青年医生杨世杰和莫润身。在这个简陋的窑洞里，他们成功地做了切除33斤大肿瘤等许多较大型的手术，治好了不少疑难病例，深受社员群众欢迎。

　　刚进村，正遇队里分高粱秆，他们放下行李就和社员一起抬秤。抬了半天，杨世杰的肩膀就痛了，3天后肩膀肿了，腰酸腿痛，产生过畏难情绪，他下定决心，坚持参加劳动，那里活重就在那里干。 为了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对当地医疗卫生情况进行调查，坚定了为社员群众治病的决心，他们合理地安排工作和劳动时间，积极为社员群众治病。

　　2月的一天，芮岭大队社员芮万荣领来他12岁的女儿，要求动手术。孩子的肚子里长了个瘤子，整整10年了。10年来，芮万荣想尽了一切办法，曾领着女儿跑了附近许多医院，都因交不起住院费而被拒之门外。最近，听说王庄来了城里的医生，便冒着大雪赶来求医。

　　听了老贫农的讲述，两位医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他们决心为这个孩子解除病痛。

　　过去，在医院他们没有动过这样的手术，现在要在土窑洞里动手术。请来外单位会诊的医生，有的表示怀疑。杨世杰激动地说：“白求恩同志能在炮火连天的前线为病人动手术，志愿军医务工作者能在朝鲜的山洞里给伤员解除病痛，我们就不能在土炕上为社员群众动手术吗?”在他的带动下，大家斗私批修，坚定了信心，经过3次会诊，周密地分析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从各方面都作了充分的准备。结果，只用了40多分钟，就把五斤重的瘤子成功地切除了。

　　11月的一个深夜，唐沟大队社员左珍娥因难产送到肖金地区医院。杨世杰、莫润身闻讯后，立即摸黑从几里路外赶去。这时，左珍娥难产已经一天一夜了，两条生命危在旦夕。

　　怎么办?动手术吧，这里是农村小医院，设备条件很差;转院吧，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提出立即作剖腹产手术。杨世杰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手术作成功。没有电灯照明，就用两盏油灯、一个手电筒代替;没有手术台，就用一张桌子顶。就这样，他们齐心协力，成功地作了剖腹产大型手术。婴儿的啼哭声给产妇和这两位青年医生以无限的喜悦。

　　5月中旬的一天，一辆架子车停放在窑洞门前，车上躺着一个40多岁的妇女，肚子像一口反扣着的大锅，鼓得很大。

　　病人叫李秀英，从小聋哑，5年前又患了这个病。几年来，她的老伴东奔西走，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病，到现在病人连炕也下不去，每天只能半躺半坐着。

　　“能做手术吗?能!”面对这种情景，杨世杰和莫润身下定决心，想尽一切办法，要在土窑洞里为社员群众解除痛苦，两位青年医生大胆地切开了病人的腹腔，一个脸盆大的大肿瘤出现在眼前。

　　险情终于出现了。当他们正要把大肿瘤从腹腔切去时，发现整个瘤子底部与腹后壁粘连，并布满了筷子粗的血管。要把肿瘤与腹壁割离，就要引起大出血。这时病人已出血较多，血压下降，再遇大出血就有生命危险。两位青年医生为病人捏了一把汗。

　　紧急时刻，他们和其他医院来参观的医务工作者一起，以最快的速度，研究提出了新的措施和手术方案，经过1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成功地切除了33斤的大肿瘤。

　　喜讯传出，簇拥在窑洞门前的社员群众欢欣鼓舞，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李秀英接受手术后，十几天就能下炕了。她的老伴喜出望外，见人就讲：“这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全家人的福啊!”并写信告诉他在部队的儿子，叫他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提高革命警惕，苦练杀敌本领，以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和党的恩情。

　　刚下到农村时，杨世杰和莫润身不愿意盖社员群众的被子，通过和社员群众坚持“四同”，他们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动手术时，脓、血常常染到他们脸上、身上，他们毫不在意;有时为了抢救病人，他们观察、护理、治疗，连续作战，双腿麻木了，汗水浸透了衣服，也从不叫苦。他们的感情和社员群众凝结在一起了。

　　为了迅速改变农村卫生面貌，他们一方面深入群众，搜集、推广民间的土方，学习针灸，尽量做到少花钱，多治病;不花钱，也治病，全心全意为社员群众服务;一方面，帮助大队办保健站，培养“赤脚医生”，为推行合作医疗制度作准备。有许多医院没治好的疑难病，在这里花钱不多就看好了。宁县太昌公社有个青年，两岁时得了膀胱结石，18年花了800多元没有治愈，病人非常痛苦，在这里只花了7块钱就治好了;有个20年没有看好的腰椎结核病人，在这里只花了几角钱就把病治好了。看一些小病、动小手术和针灸，都实行免费医疗。他们单独或与外单位医生协作，接待了来自附近几县的病人，作了包括肿瘤切除、胃次全切除、子宫次全切、剖腹产、肠梗阻等较大型手术，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

　　同时，他们培养的九名“赤脚医生”也在茁壮成长，有了初步的独立工作能力。

　　幸运的王在莲

　　1977年夏日，在青山秀水的陇南山区徽县大河公社，人们竞相传颂着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疗队为女社员王在莲切除巨大卵巢囊肿的事迹。

　　26岁的王在莲，患并发性感染化脓巨大卵巢囊肿，腹部极度膨大，肿块顶挤肺部，呼吸困难，坐不能坐，睡不能睡，生命处于垂危之中。当兰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来到这里后，病人家属怀着恳切的心情，向他们诉说了王在莲的病史和治疗过程：1971年，王在莲肚子不断膨大，曾先后到外地5个医院治疗，都认为手术难度大，没有得到根治，以至于发展到只能靠赤脚医生抽液来延续生命。看了王在莲的病状，听了病情的叙述，医务工作者对她怀着深切的同情，但能不能就地治好这样严重的病人，认识并不一致。多数同志说，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作好这个手术。可也有人担心病人病情严重，体质很差，公社医院条件又很简陋，万一手术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医疗队党组织带领全体队员，联系实际，具体分析了病情，研究就地治疗的有利条件。经过学习讨论，统一了思想。大家说，把病人送往兰州，长途颠簸，势必加重病情，增加危险性。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应该就地立即手术治疗。

　　认识统一后，大家认真讨论、分析病情，抓住广泛粘连、化脓这个主要矛盾，研究制定了手术方案。县社有关单位听说要为王在莲动手术，都大力支持。手术台送来了，氧气送来了，各种药品、血源都送来了。

　　手术开始了，已经化脓的巨大囊肿与腹腔广泛粘连，给手术带来了极大困难。病人体质很差，不容许手术时间过长，如果稍微粗略，又有弄破肠壁的危险，或是剥离不彻底，给病人带来复发的可能。医务工作者怀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细致、敏捷地工作着。经过5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74斤重的化脓性巨大卵巢囊肿终于被切除了。等候在院子外的群众，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医疗队的同志并没有松气，他们深深知道，手术只是第一关，更多的工作还在后头。他们守候在病人身旁，严密观察着病人的变化。手术后不久，病人突然面色苍白，大出冷汗，休克过去。急需马上输血，但原有的血源已经用完了，到哪里去找呢?“抽我的!”“抽我的!”队员们个个伸出胳膊。当龚一星、王桂珍、吕祖馨3名共青团员的鲜血，一滴滴流进了王在莲的血管时，病人脸上泛起了红晕，血压迅速回升，闯过了休克关。到了第8天和第19天，王在莲又先后两次高烧、腹部膨隆、绞痛，都因及时发现，及时做了处理，脱离了危险。

　　在王在莲治疗的99个日日夜夜里，医疗小组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他们亲自给病人做饭，一口一口地喂到病人口里，他们把自己烤火的木炭拿来给病人取暖。在他们的精心治疗下，王在莲的身体逐渐复原，到出院时，体重由60多斤增加到100斤，不仅能做一般的家务活，还能参加队里的轻劳动。王在莲激动地逢人就说：“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爱 的 接力

　　周守慧，1965年毕业于甘肃中医学校，分配至甘肃省中医院工作，副主任医师。1966年初，青春焕发的周守慧参加“六•二六”医疗队，在天水三阳川、渭南、中滩、西坪等公社开展医疗服务。当地地方病和风湿病、痢疾、肺炎、妇科病等疾病高发，营养不良造成的水肿很多，下乡的一次所见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黝黑低矮的土屋里，一个正当壮年的男子静静地躺在热炕上，头不能左右活动，瘦的皮包骨。他的病发生在头部，头大如鼓，全身肌肉、关节挛缩，腿伸不直，手臂也伸不直，已影响到脊椎、颈椎，如同僵尸，是典型的类风湿型关节炎。造成的原因竟是村子被一条小河阻挡，村民出行常年要趟水过河，是水“激”下的病。周守慧经常去给他扎针，设法缓解他的疼痛和症状，怎耐病人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她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医术和仁心，好好地为老乡们解除病痛。

　　这是一个幸运的孩子。当周守慧见到北道中滩公社这个患慢性肾炎的十二三岁男孩时，只见他卧在一堆烂棉絮中，因为条件差、拖的久，全身水肿的相当厉害，已经出现恶心呕吐、小便不下、浑身疼痛等症状(也就是今天的尿毒症)，当地医生已无计可施，家人请医疗队出诊。周守慧在兰州大医院也曾见过类似的病，但这么严重的患者还真没遇到过。面对病儿，初出茅庐的周守慧和医疗队的几位同志十分痛心但又束手无策。怎么办?周守慧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回到驻地，她连夜给父亲周子颿写了一封信，详细陈述了患儿的各种症状和脉象，请求父亲巧施妙手。

　　周子颿，甘肃天水市人，时为甘肃省中医院主任医师。1924年，他独立开业行医，同年经当时国民党政府卫生部门考核，授于“检定国医”之资格。1953年，组建天水市第一个中医联合诊所并任所长，翌年参加第一届甘肃省中医代表会议。1955年奉调兰州，到省卫生厅中医门诊部(甘肃省中医院前身)工作，成为有公职身份的医务人员。1960年，他任甘肃省中医院畅家巷门诊部副主任，曾数次出席省、市及省卫生厅的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老先生医道精深，医理精通，医术精湛，涉猎面广，治病有奇效，为社会所公认。他的部分医疗经验，被甘肃中医学院和甘肃省中医学校采为教材，传略载入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编辑出版的《中医人物辞典》， 1965年，周子颿即成为甘肃省第一批被授予中医主任医师高级职称的四名中医之一，与张汉祥、张涛清、窦伯清齐名。

　　周子颿收到女儿的来信后，既为女儿的认真负责而高兴，也为家乡亲人的疾苦而焦虑。他马上按照女儿讲的病状和脉像开出了两个方子，提出了治疗的病案，说明在哪个阶段用那个方子，讲的很细，如何加减变化，都一一叙来。收到方子，周守慧如获至宝，立即送到病人家。有了这两剂良方，再加上周守慧的操心，经过连续一个阶段的治疗后，小孩明显好转。半年后，奇迹出现了：医疗队工作结束前夕，她专程去看望孩子，只见曾经病情危重的孩子和几个调皮的小伙伴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尽情玩耍……

　　周子颿、周守慧父女携手救病孩于危难的故事，一时间在秦州大地传为佳话。

　　上 关 岁 月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门诊大楼巍然矗立，三楼的专家诊室异常忙碌，候诊区的椅子上，坐满了等待叫号的病人，专家桌前围满了来自城乡的患者。一位七十七岁高寿的老人精神矍铄，宽阔的额头透着智慧，慈祥的目光中流淌着对患者的关切，问询的语言更显得那么和善耐心。他就是兰州医学院第二医院原院长，享誉省内外的著名神经外科专家康笃伦。1969年初，他参加“六•二六”医疗队，在平凉地区华亭县上关公社卫生院度过了一年的难忘岁月。那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始终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以患者为中心，医疗和科研成果颇丰。

　　那年，春节还没过完，兰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50%的医、护、勤、杂人员就响应毛主席号召，组成18支“六•二六”医疗队，顶着腊月的严寒奔赴农村，下乡人员只有三天准备时间。

　　康笃伦所在的上关小分队，是兰医二院到华亭县的五个医疗队中最小的一支医疗队，仅有七人，队长姚天禄在检验科工作，中专毕业，四十来岁。康笃伦是队员中唯一的一位医生，其中五人是女同志。有院办的财会人员韩菊兰、药剂科的姜艺、五官科的护士郑玉兰、门诊部的护士朱淑润，还有一个搞行政的年轻姑娘，叫林秀君。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故事仍然时常浮现在康笃伦的眼前——

　　一

　　上关公社以农为主，以牧为辅，从上关出发不到8里就到陕西省陇县的地界了。上关位于一个小川区，镇子南边是一条小河，从西向东流淌，水流较急，宽处跳不过去，清澈见底。镇子上除了公社和供销社外，仅仅在镇东头有一所“戴帽子初中”。这里三、六、九日兴赶集，非逢集日，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好在有个邮电所可以去发信、打电话，但多的时候打不通。上关是全县条件最差的公社，高寒，远离县城，交通十分不便，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地方病严重。卫生院在街中间，沿街一排有五间门面，“正门”旁边挂一木牌“上关公社卫生院”。卫生院为我们腾出了两间住房，我和老姚住卫生院药房兼值班室。这是个小土二层楼，一楼有中药斗柜，西药架子，一张小方桌，另隔出一小间，有个双人床大小的炕，炕上铺着木板，烧炕用的是煤，二楼是堆放药材的库房……。这里原来住着一位老头，抓中药，看守药房，名叫孙杰，都称老孙，他家就住在镇子东头，我们来后他就搬回家了。五位女队员，打通铺合住一间屋子，好在这房间较大，有一间半样子，有张二斗桌，两把椅子，几张简易板凳。女同志放下行李后，顾不上休息，都急着找水洗脸，清理鞋上的泥土。医院里看不到大字报，只有零落的几处文革标语口号。和许多单位一样，卫生院没有负责人，各自为政，当然也没有什么“欢迎仪式”。走了一天都累了，到公社灶上吃了些便饭，早早地，大家休息了。

　　上关卫生院有八九个工作人员，年龄最大的是五十开外的药工孙老头。原来的负责人张政祥四十好几，自学中医出身，他个子不高，口中不离旱烟锅子，“文革”后不再管事了，有的大字报叫他“走资派”，有的叫“坏分子”。他的侄子张风麟，自学中医，兼管西药，也外出看病。内儿妇科大夫曹樱桃，平凉卫校毕业后即来此工作，三十左右，在当地已有威信。还有几个分来不久的年轻人，有的不到一年，有的才几个月。北京医学院毕业生一男一女，女的王军，北京本地人。男的赵怀，河北省人，为人单纯忠厚，耳朵外廓很大，大家开玩笑叫他“赵耳朵”。兰州卫校毕业的中专生王奎，脸盘子很大，个子中等，一口兰州土话，看到我们格外亲切。还有一位女医生党清莲，兰州医学院本科毕业生，平凉本地人，分来快一年了，她很少出来活动，不太善于交际。一个小小的卫生院，三位医学本科毕业生，两位中专毕业生，二位本地赤脚医生，一位老药工，没有一个闲杂人，多好的组合。

　　“六•二六”医疗队的宗旨是“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到上关后，我们首先和各大队赤脚医生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宣传贯彻毛主席指示。我们将相关指示刻成蜡纸，借公社油印机印好，趁赶集由老乡们带到大队保健站，每半月、一月来集中一次。同时在公社所在地上关镇利用集会，邀请附近大队赤脚医生和学生共同演出快板、秧歌、哑剧、舞蹈等文艺节目。编剧多由我负责，姜艺成了主角，她曾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能歌善舞，活泼有朝气，又说又笑像只百灵鸟。“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在公社舞台上和军宣队同台演出，由于准备充分，演出非常成功，我扮了个农村老农，演出中，下巴上粘的棉花胡子掉了，又几次粘上几次掉下，惹的台下观众哄堂大笑。上关大队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村头用砖砌了一个高约三米的宣传照壁，刷的雪白，上面却没有内容，于是医疗队决定完成这个光荣任务。我喜欢写写画画，但从未上过墙，更没有画过伟人毛主席，但一腔革命热情，决心要把毛主席像画好。于是，我从公社找了几副毛主席头像版画，选了一张做了样板，上面画了小方格。找了一根直长木条做尺子，大队派了两个人用板凳搭架子，我请王奎当助手，在墙上打上隐性纵横格子，再按比例依葫芦画瓢，把线条勾出来，用了近一天时间。第二天，又从公社要了一瓶墨汁和红、黄、蓝颜料，我先勾出轮廓，远近审视了一下，大体比例还恰当，没走样子，便开始勾线条后上色。主席像的基本线条是黑的，帽子、衣服领子是绿的，红星、领章是鲜红的，面部是淡粉红，线条粗犷，轮廓清晰。这天，照壁旁围了很多人，大人、小孩都欢呼鼓掌，我也感觉很有成就。为了保存的长久些，我建议大队在画像表面刷上一层清漆，下雨就不会冲花了，他们答应照办。

　　宣传毛泽东思想，有一点也是必须做到的，那就是“宣传毛主席最高指示不过夜”。这里十天半月看不到报纸，我们的办法是把在广播里听到的最高指示的新闻，立即速记下来，然后刻出蜡纸，迅速油印，裁剪好后敲锣打鼓给各个单位、大队、小队送喜报。后来，“最高指示”由于效果问题，也由于人手问题，以后就慢慢演变成敲锣打鼓沿上关镇街道从东到西走一圈，呼呼口号，在逢集时再散发到“革命群众”手中。这些工作，也主要是由医疗队来完成的。

　　二

　　上关镇地处关山地区，潮湿高寒水质硬，风湿病、胃肠病、地方病多，群众喜用中草药治病，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的西方医学，曹大夫来后开始应用西药，打针渐渐开展起来。这里还时髦一种“注射葡萄糖”，这也是曹大夫带来的，病重、救命时全用这办法。当地还不流行打吊针，医疗队来后开辟了一间诊室，做留观治疗的地方，输液或打完针之后让老乡休息半小时再离开。姜艺和护理部的姊妹们对这些十分内行，口头下医嘱，执行的十分利索，反应特好。但大多数老乡还是习惯请大夫去家里看病。最初上门出诊我十分不习惯，进门后，老乡会把红十字诊箱从医生肩上接过来，然后就请你上炕。炕头有个火盆，主人很快就会点燃柴禾，烧上开水，煮上灌灌茶，同时端来一盘饼子。女主人还会很快从木柜子里用一个大木勺盛来一堆核桃摆在炕桌上，再放一个木墩子，一只称砣，给你砸核桃吃。罐罐茶,喝起来十分苦，一次只够喝一口，再添水再煮。女人们随即去做饭，多数是擀的手工臊子面，条件好还做饸饹面或款待吃核桃饺子。直到这时，老乡们才会要求医生开方子(会给你送上两、三角“单子钱”——处方费，医疗队是不需要的)，如需肌注或静脉注射葡萄糖，则会拿来铁锅烧上开水让煮针管子。赤脚医生便将盛针头、针管的铝盒放入沸水中煮起来，有的则直接放入锅中煮。如要静脉推注葡萄糖，就得用50ml大针筒，锅里容不下，解决的办法是将沸水抽入针管子，如此反复抽、涮、洗、冲、蒸，这种“简单消毒法”也还挺管用。而当时已成为“常规”的注射玻璃针管和针头，在乡下仍然少的可怜。卫生院有一个小高压消毒锅，但一直无人用，大家都沿用这种“简便易行”，而老乡们又乐于接受的办法。医疗队下来后用纱布、白布缝制了一些消毒用的大小包皮，用高压锅消毒才渐成常规。

　　卫生院经费异常困难，针管、针头只要不破损、不折弯就一直坚持使用，大队赤脚医生更可怜，一个小铝制针盒，两三只小空针管，几个注射针头基本上是全部行医家当，听诊器也不是每个赤脚医生都有，由于缺少碘酒、酒精，有些赤脚医生治病时，不得已只能在自己的衣服上将针头和针灸的毫针擦几下，表示干净了。我们建议用烧酒替代，浓度虽然低一些，总比用手或衣服擦好，也可以做皮肤消毒用，但酒是奢侈品，极难得到。有天下午4点多，张风麟给一位老乡做肌肉注射，突然他喊到“折针了!”当时我和老姚、老孙就在隔壁闲聊，下意识的感到不好。冲进治疗室，就见病人呲牙裂嘴地斜靠在治疗床旁，小张拿着断针管告诉我：“折针了!”病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背靠医生面向墙，裤子半脱。张风麟惊慌失措地让我看了一眼残针根部，只见注射针头是从针根处齐齐折断的。我忙让病人不要移动，保持原位，然后用右手拇、食指紧紧捏住针眼周围肌肉，让抽点普鲁卡因，打了点局麻。看不见折针的残留端，只好用小刀尖轻轻切了1cm多长的切口，还好不怎么出血。我让病人尽量放松，用止血钳小心翼翼地按进针方向钳夹，连续三次，终于连残针带皮下脂肪一同夹出来了;我在病人皮肤上又缝了一针，笑着对病人说“没事，明天下午来打针”。送走了病人，我让郑大姐把注射注意事项给大家强调一下：针头根部，如有锈迹就不要再用了。注射时，勿将针全部扎进去，并注意角度以防折针……

　　三

　　卫生院的4位青年医生非常希望跟着医疗队学些实用技术，把学校学到的理论知识派上用场，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暗暗计划逐步开展一些小手术。我让年纪大的护士和卫生院大夫一起看内科病，做治疗，我和赵怀、王奎开展小手术。上关由于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做饭、喝茶、烧水全用柴禾，成天烟熏火燎，“红眼病”、“倒扎毛”很多，不少已有白翳，是致盲的原因之一。我便和姜艺、小朱商量，让她们配些眼药水，再搞个器械包。没小剪刀、小刀片我们就用自带的刮脸刀片替代，就这样，在小小卫生院里开展起“倒睫”矫正手术。刚开始经验不足，做了二次以后就熟练了，每周能做1-2例，效果不错。后来又开展了单纯兔唇唇裂修补手术”，为此我还费了不少心思，捉摸看怎么做“工”字形修补才好看，先后做了十例。有些患儿虽然错过了最佳年龄，但还是给缝上了，尽管不正规，总比“豁”着要好看多。另一种讨厌病是“痔疮”，大学毕业后我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普通外科跟随刘忠远医师学习过半年，见过“痔疮”手术，但自己没有动手做过，带去的医书中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幸而北京来的青年医生带着，便“照猫画虎”、“现蒸现卖”，先开展简单的单纯外痔术、肛门瘘管切开术。没有“林痔丁”之类局部用药，便先让病人用“高锰酸钾”液坐浴、浸泡，消炎后再做最简单的手术。病人的耐痛力真让人感动、吃惊，但对内外痔混合也只能“望痔兴叹”。一次，一位少年由家人用门板抬来就诊，家在一二十里之外，天还下着雨，我出诊不在，医疗队就把病孩留下来了。天黑我回院后，她们告诉我孩子是“包茎”——阴茎嵌顿。老姚验血后发现白血球升高，有一些低烧，痛的厉害，就先局部浸泡，输了抗生素。第二天下午再查，其阴茎、龟头肿的还是很厉害，包茎卡的很紧，如果再不缓解势必会造成坏死。不能等了!我决定先从阴茎背侧做一个简单纵切“包皮松解术”，以后再行二次环切。因为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虽说只是简单的切一刀，心里还是很紧张，这可是在男人“命根子”上动刀子哇。但手术后第二天，男孩肿胀的龟头迅速缩小了，第三天接着做了环切术，让回去在大队医疗站拆线，孩子走着回去了，家人别提有多么高兴了，当时他们不知道这也算是个小手术。事后，我给向他们讲“包皮过长”的不好，这个男孩子就是因为好奇而拨弄生殖器，包皮过紧，翻上去后卡住龟头造成的。从那以后，包皮环切成了我们开展的常规手术之一……从此，卫生院的老人，尤其是青年医生对我们的看法变了，变得亲近了。找我看病的人渐渐多起来，包括妇科。除了西医知识，我把学校学的中医、针灸都捡起来了。老乡就诊首先是将袖子挽起，胳膊往桌子上一展，让你号脉。掌握最主要的几种脉象，望、闻、问、诊，再加上西医的测血压、听诊，混在一起比单纯中医诊断准确多了，老乡认为你认真，也能说在他们的病根子上，就更加信任。开药呢，能吃准的就开中药，一般是风寒、感冒之类，十来个钟头可以应付了，为了疗效往往也开点西药，最后是输液保驾，真叫“个体化治疗”，看病、依病、依经济情况、依上关卫生资源、依医疗队本事区别对待。虽然来自大医院，但我丝毫没有忘记向上关卫生院的当地医生请教自己不懂的问题。一次，老乡抬来一位年轻妇女，烦躁不安，意识不太清楚，还有小便失禁，我们仔细检查，体温、血压……都很正常，瞳孔很小，不抽、无外伤，既往有“关节炎”、“风湿病”。一时弄的我一头雾水，我请来了张政祥和曹樱桃二位卫生院的“老”大夫，又一起详细询问病史。他们问道：“是否喝过铁棒杵”(关山山区一种草根植物)。当地老人在喝过的败茶里放一点点铁棒杵煮煮喝了止痛效果很好，但有毒不能多喝。他们怀疑是“铁棒杵”中毒。我立即查书，从症状看，像中毒，是不是“曼陀罗”中毒?我们用镇静剂、葡萄糖、阿托品治疗，十来个小时后已无危险。以后我去出诊时，还去专门看过这位患者，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算是长了见识……

　　四

　　在上关，大多数农妇分娩都由老婆婆在家中接生，也有培养的接生员(每个生产大队、小队大体上有一个)接生的，有的在发挥作用，有的只是在名册上写着。当地封建迷信根深蒂固，男医生不能检查妇科病人，更不可能接生，我也就没有接触过产妇、不孕之类的病人。山区产妇难产率并不高，原因是成天没完没了的劳动，临产了还在下地或在锅台旁忙碌着。但产后也因得不到充分休息，满月就参加农业劳动，而妇科病，尤其“子宫脱垂”很多。农妇多难以启齿，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望病兴叹，甚为可怜。记得是秋后，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我又到附近一个大队出诊，还没坐稳当，卫生院就打发一位老乡来叫我，让赶快回去，说有急重病人。我处理完病人开了方子，赶快踏着泥泞的山道返回。路上，才得知将要面对的是一位难产产妇，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如果我们队有妇产科大夫就不会犯难了，如果我毕业后也在妇产科再轮转上半年该有多好，此时深感自己知识、业务范围太窄。到卫生院后，郑大姐、曹大夫等都围在病人旁，诊断是“骨盆狭窄”，根本不可能正常分娩，已待产两天了。大家商量后决定：一方面密切监视产妇胎心，一方面和离我们上关相对较近的西华公社医疗队联系，请求尽快派妇产科大夫来上关救急，最好派一位男同志骑自行车捎过来，估计一两个小时可以赶到。随之我和王奎、赵怀等开始准备剖腹产手术用的器械、单子，消毒清洁“手术室”，边输液边做术前准备和护理。我找空隙在党大夫房子里找了一本妇产科书“临时抱佛脚”，快快翻看相关解剖生理、手术要点……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山区医疗队没有妇产科大夫和普外科大夫，真难啊!秋后的关山，天有些凉了，小张大夫建议在手术室摆一盆煤火，保持室内温暖。过了约40分钟，老姚、姜艺终于和西华方面联系通了，说医疗队的吉大夫已由一名队员用骑自行车捎上出发了，闻听此言，我心里稍踏实一点。约一个小时后产妇腹痛加重，辗转不安。我们给其丈夫、岳父母谈难产要做剖腹产手术的必要性、危险性，年轻丈夫一脸茫然不知所措，还是两位父母有过难产致二条人命不治所闻，在实在无法可想，产妇痛不欲生的情况下要求尽快手术。可他们哪里知道执刀剖腹的是一位“外行大夫”。大家都知道手术风险很大，可不下刀子又有什么办法?我一边祈祷着吉大夫快快赶到，路上不要有意外，一边被大家“逼”进手术室。此时产妇躺在床上，已脱去衣服，鼻子里连氧气管也没有插，没有氧气了，郑大姐讲，宫口只开了一点点，会阴部已经消毒，皮也备好了。导尿管也插好了，一切按部就班有条不斋，但我心里却紧张的要死。我估摸吉大夫再有半小时就到了，便也开始涮手、铺巾，脐下注射普鲁卡因用于局部麻醉(没有麻醉剂)。大学上课实习时，我听过由于产妇腹部膨隆、腹壁很薄，曾发生过一刀下去还伤了胎儿的事，还有胎儿突然心跳急速减弱，不能按常规步骤手术的事，心里更像怀揣小鼓忐忑不安……。下刀前，我又一次让曹大夫用听诊器听了一下胎心，尔后开始小心翼翼切开皮肤……。由于高度紧张房子又热，我头上出汗很多，郑大姐在旁不停的给我擦着，眼看就要剖完娶胎了，我竟忽然眼前一黑，气喘不上来，站立不稳差点晕倒。大家见状连忙扶我在櫈子上休息，刀口只好暂用盐水纱布覆盖上。就在这当口，忽然啪的一声，不知是哪一位女同志也晕倒了，老张也在旁感到头晕的不行，很快，我模模糊糊什么也听不到了。就在这时，吉大夫赶到了!一进手术室，她下意识的嗅到了“烟煤”的异味，其他同志很快也认为有“煤烟中毒”的征象。吉大夫是老妇产科大夫，经验十分丰富，她一边令人把“火盆”搬出去，一边大概洗涮了一下双手，戴上手套站上了主刀位置。由于把“火盆”抬出，窗子也开了缝，空气置换了一下，更由于吉大夫及时赶到，驱散了心头的乌云，我也很快恢复了精神。几分钟功夫，吉大夫就已利索地取出了胎儿，倒提在手中，轻轻地拍打背部。“哇”的一声啼哭，婴儿哭出了声音，还是个男孩。我们赶紧请吉大夫坐着休息，然后在她的指导下缝合了子宫，再止血、关腹……。郑大姐则忙着处理脐带胎盘，安顿产妇和婴儿，给家属交代注意事项。看到一切顺利，我悄悄回到了住房，此时早已浑身瘫软，鞋也没脱就躺在了炕上。是尴尬，是喜悦，还是侥幸?只有我自己知道啊!

　　(康笃伦老先生是一位十分严谨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在给我讲述完这段故事后，特别对未能征求到文中其他人物本人意见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