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满河西——河西堡“北京医院”纪事

　　　　　　双脚踏进戈壁滩，

　　颗颗丹心托蓝天，

　　北京医院建河西，

　　医生护士众口赞，

　　拖家带口到陇原，

　　救死扶伤来民间。

　　……

　　吉祥多亏吉祥鸟，

　　幸福引来幸福年，

　　佳话已逾四十载，

　　至今流传仍不断。

　　——胡毓茗

　　在美丽的千里孔道——河西走廊中部，有一家远近闻名的“北京医院”，其前身是北京市第一医院。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家医院几经演变，成为今天的金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是甘肃省“十佳医院”、“省级文明单位标兵”和卫生部授予的“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在“北京医院”肩膀上站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该医院，名称虽然几经变化，但是，永远不变的，是当地干部群众对她深挚的感情和无限的怀念。今天，许多当地老百姓仍然习惯而亲切地称她为“北京医院”。这一称呼声里，包含着他们对北京赴甘医务工作者多少的感恩之情，怎样的爱戴之心啊!

　　一

　　河西堡本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村小镇，原来只有有数的几家店铺，只是周围多了几家厂矿企业，人才多起来了，总人口不过万人。

　　1970年2月，拥有200张病床，350多名医护人员的北京市第一医院一分为二，下放到了甘肃省的武威地区。该院外科力量主要来到河西堡，内科力量多去了永登。当时武威地区考虑到河西堡为新的工矿区，又是农村，遂选择将医院安置在了这里。从此，千年戈壁上诞生了一所新型的武威地区河西堡人民医院，后改称为武威地区第二医院。北京市第一医院原院长、胸外科专家，年近六旬的张葆琛同志(河西堡建院后为革委会副主任)和北京大批医务人员，浩浩荡荡来到这里，扎下根来。当时应来175人，因各种原因实到136人，另有随迁职工44人(其中18人已在医院安排工作)，还有家属子女多人。其中有中共党员15人，共青团员18人，有归国华侨3人，包括满、蒙、回、藏、土、朝鲜等少数民族。人员年龄，平均43.7岁。到1975年已经退休21人，去世2人。

　　河西堡的二月，狂风肆虐，寒气逼人。几百人拉家带口来到这里，原来医院一半的设备、器材、药品、各种消耗材料和办公生活用品以及各家各户的家具、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一并运到，一些人还带了不少肥皂、牙膏、毛巾、卫生纸等。小小河西堡，一下子涌来这么多的人员物资，安置成了很大的问题。但中央有令，一呼百应。在地区革委会的号召和武威地区医院原副院长张清洁等同志的精心组织下，地区铁厂、氮肥厂、武威运输公司汽车一队和三队、东方红铁厂、永昌电厂、河西堡盐站、省建四公司六工地以及永昌二中等单位迅速行动，腾出了能够腾出的房屋和仓库，安置了人员和物资。之后即组织一部分人开展巡回医疗，一部分人负责建院。经过省建四公司和全院职工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建起了土木建构的“工”字形门诊部、住院部，还有几排职工宿舍。从外面搬进了大部分医护人员和家属，开院条件初步形成，遂于1971年2月正式开院。开院之初，只设门诊和内儿科、外科、妇产科，病床100张。

　　武威地区对医院的建立十分重视和关心，在地方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拨出40万元建院经费。河西堡各单位，一呼百应，全力支持。从领导班子的配备上，地区在医院刚下来不久，即派原中共武威地委宣传部长袁浩(行政13级，1960年“抢救人命”时从石油部下来的老干部)和另一老同志贺恩鸿参加领导班子的工作。因种种原因以后又派了李铠、苗克奇和王惠科等到院工作。地区领导多次到医院研究帮助工作，解决存在的问题。原武威地区革委会保卫部长、军分区副司令员周复胜，在1972年4月至10月的大部分时间在医院指导帮助工作，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范云谱带领有关部门领导满增晟、杨端、王清等在医院达半月之久，解决了不少问题。1973年7月3日，地区主要领导陈如意、高鹤龄、范云谱、张丕业(军分区副政委、地区革委会政治部主任)在武威召开河西堡医院领导班子会，参加的有苗克奇、张葆琛、李铠、聂志坦、林章惠、郑德清等领导成员，专门研究医院的问题。对一个单位的问题地区专门开会研究，在武威历史上是少见的。除此之外，当时永昌县和阿拉善右旗属武威管辖，地区领导到永昌、右旗视察工作了解情况，路过时基本上都要到医院看看，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东方红铁厂革委会主任、军分区副司令员杜青也经常过来了解医院情况。地区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是医院得以巩固和顺利发展的基本保证。

　　北京市第一医院在北京就是最古老的医院之一，据说建于清末的1909年，设备人员都比较老化，一分为二后又大伤元气，许多设备器材残缺不全。当时心电图、超声波、内窥镜都没有，麻醉机不能使用，病理切片不能做，一些手术设备也残旧不堪，许多检查不能开展。时值“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政策还没有落实，北京市第一医院原党支部负责人韩宗岩(后任武威地区卫校校长)还未安排工作，也随之而来。不少人还正在审查处理，如外科大夫蒙复平(甘肃省委统战部原部长蒙定军侄子)正在监督劳动，检验师迟斌元也在停职审查。同时，因老人留京、随迁家属工作安排、子女上学等问题，一些人压力比较大。随迁家属中，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市航空学校的教师和北京市文艺团体的美工、音乐等专业人员，以及北京制药厂的技术人员和北京机床厂的工程师、技术员等。派性仍然很重，两派群众上班时人人谨小慎微，医疗等工作上尽可以放心，下班以后冲撞时有发生。地区先后派来三个工作组，都不能解决问题。1973年5月，又派时任武威县武装部副政委苗克奇只身一人来到医院(从北京来的原医院主要负责人同时离开岗位)，”在苗克奇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三个半月功夫，医院各项工作转入正常。临别之际，胸外科专家张葆琛拉着苗克奇的手说：“政委，你不要走。你当院长，我当副院长，我们好好干几年。”李光大夫更是激动地说：“多少年是臭知识分子，你把我们召集来，让我们发挥作用，我们非常感激!”

　　张葆琛同志是北京市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长期在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担任院长，是医院最老的领导。在领导班子中，他忍辱负重。由于他是“老好人”，重技术重人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力，只能作为班子的二、三把手,屡遭批评指责。因老院长人缘好，技术精，院内外到他那里去的人也多。一次，农二师师长来看他，给他带了点东西，老头请他吃北京涮羊肉。某领导知道了，在门外大骂：“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资产阶级作风。”使二人十分尴尬。老头说：“不要理她!她就是那种人。”河西堡医院建院初期，如果没有老院长，情况将是十分困难的。在业务上，其开创性的手术却是泌尿外科——在北京，以为一工伤的男青年做了生殖器再造术而闻名。1970年下来时，他已接近退休年龄，且患有冠心病多年。老伴身体不好，尚在北京。张葆琛为人谦虚，十分随和，是著名的“老好人”。他虽然身为院长，但大家都称他为“老头”或“张老头”。他从不声严色厉，训人骂人，遇到问题，总是以长者的身份好言相劝，循循善诱，他说别人最重的话是：“这小子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有点像老子教训儿子。他在业务技术上亲自把关，临床遇到什么问题，总能找到应对处理的办法。一些疑难、危重病人，亲自组织会诊，医院如没有把握，他会立即决定向外求援。在医院最困难的时候，这个科室没人上班，那科室人手不够，他都亲自前往解决或顶岗工作，是河西堡医院名副其实的“稳定器”。

　　二

　　简陋的条件下，来自北京的医务工作者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依靠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战胜一个个困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时值“文革”期间，各项规章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工矿企业违章作业十分普遍，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当时周边地区外科力量较弱，“北京医院”的到来，让当地群众特别是大型厂矿受益很大。医务人员坚持“病人就是命令”，一听到有急危病人和工伤事故发生，马上就会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一般的做法是：凡是发生工伤事故，医院一接到通知，相关科室马上组织力量，按预定到达时间，聚集在急诊室等待抢救病人。一次某工厂一卸煤工人被火车挤压，外科主任刘振宇带领医护人员等候在急诊室门口，救护车一到，几个人抢先上去，把满身煤黑的伤员抬下来，主任亲自用热水擦洗伤员全身。在各方配合下很快明确了诊断，及时做了手术。1972年10月28日，东方红铁厂抢修高炉时多人发生煤气中毒，内科主任李光和聂志坦、刘文森等医护人员立即投入抢救，其他各科室主动支援，病人得到及时处置，场面令人感动。

　　有一年冬天，河西堡连续下大雪十多天，道路结冰打滑，车祸接连发生，外科七八个大夫忙得不可开交，前一批手术刚做完，又来一批。刚做完，又来一批。真有些应接不暇。大夫护士连轴转，力不从心，有的说再来了做手术，要用火柴棒撑眼睛了。在这种情况下，又送来一名从腹部到大腿被汽车后轮碾压的病人，股骨、盆骨粉碎性骨折，下腹部脏器严重损伤，病情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在外科主治医生张俊杰带领下，仍精心的做了“五路会师”手术，再加上精心护理，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有一次，东大山铁矿主要领导下井跟班劳动，下班出井口时，不幸被缆车缆绳弹起的一个大齿轮击中头部，血流如注。当时医院没有处理颅脑损伤经验，只有外科大夫沈忠进修过。病情危急，外科主任刘振宇当机立断：“我们做，大家配合，沈忠上!”为重度昏迷中的病人做了清创、结扎、缝合手术。与此同时，医院向正在河西巡诊的北京医疗队和省上有关医院求援。等这些地方的脑外专家到来后，手术早已做完，北京医疗队的夏国道、李庆宏等专家看了病人，听了汇报后，对处理很满意，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50多天后，伤者终于苏醒，除因语言中枢受损，不能说话外，其他恢复得很好，得到各方的好评。五官科不设病房，而是视各病房床位情况见缝插针，收治病人住院。徐燕棣副院长原在北京积水潭医院搞颌面外科，他在开展口腔和面部损伤病人治疗的同时，还和夫人林佩芬见缝插针收治了不少先天性唇腭裂的患者。有的患者手术前吃饭都很困难，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疗，容颜有了极大的改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他还参加援外医疗队，在马达加斯加工作两年。徐燕棣不仅医技高超，在文体活动上也很有组织才能，全院的节日晚会和体育比赛，他都能组织的井井有条。

　　那些年，全院医务人员对待病人毫不含糊，他们全力以赴、尽其所能，并能互相尊重，虚心向别人学习。不论科内讨论，还是院内会诊，大家踊跃参加。有些院内解决不了的问题，马上请院外，包括地区、省上和北京巡回医疗队前来会诊。只要外面来专家会诊，全院各科室都会闻风而动，都要听听人家对这种病怎么诊断处理，当做难得的学习好机会。有时因地方太小，有的人只能站在门外听，好学上进的精神十分可贵。有一次，儿科有一患儿全身大片水痘，几乎连打针的一块好皮肤都难以找到。有人怀疑为天花，但天花在我国内已绝迹多年，不太可能，但又不能大意，遂请来下放武威地区医院的北京传染病专家徐道振前来会诊。他详细检查了病人，最后讲了十点，有八个方面与天花相似或相同，而最后两点否定了天花，按重型水痘治疗，以后逐渐痊愈。

　　北京医务人员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赢得了各厂矿企业的信赖和好评，也得到他们的厚爱，医院有什么困难要求只要能办到的他们都大力支持。当时物资紧缺，夏天新鲜蔬菜也不多，冬天更加困难，这些大厂矿把医院当做自己的医院，倍加爱护。把他们从外地运来的蔬菜、鱼，分一些给医院送来。有电影队的单位，像796矿、八冶、山丹煤矿、农二师等，还不定期来给医院放映电影。他们觉得有“北京医院”为自己保驾护航，心里踏实多了。1975年6月29日，886厂(现金川公司)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田汝孚(“文革”前曾任冶金部科技司司长)特别邀请医院60多人去参观这个共和国的“独生子”——唯一的大型镍矿。从露天矿、选矿厂、机修厂、冶炼厂、电解厂一直到成品，一个个都看了。让大家十分感动的是，这一天是星期日，但每个厂矿都有领导在门口迎接并亲自讲解，而驾驶进口大轿子车的，竟然是厂行政科徐科长。虽然劳累了一天，但医务人员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三

　　李铠，1972年10月任河西堡北京医院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先后和三位“一把手”搭班子，但那几年，许多工作的担子是压在他肩头的。这位毕业于武威师范的当地干部，很快就融入到了这群北京来的“洋”知识分子群体中。他尽量为医生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才智和作用，保证了各项业务活动的开展。门诊病人保持在每年10万人左右，住院病人在2500人左右，治愈好转率在96%左右，病死率在2%左右，病床周转率在22人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1978年7月，李铠调任武威地区医院革委会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1979年10月任院长。

　　“北京医院”名声远扬，各地患者慕名而来。据李铠回忆，一次，从武威来了一个朋友，长期失眠，说是在武威多家医院和别的地方都看了，就是睡不着觉。我让他去内科门诊看看，看过后他对我说：“你们这个大夫会不会看病?他开的这些药我不知吃了多少，就是不顶用。”我一看处方是内科主任李光开的，心里就有了底。我问他：“大夫怎么说的。”他说：“先开上一周的药试试。”他不甘心地勉强走了。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兴奋地跑来找我，说：“我昨晚睡了个好觉!我今天不回去了，再开些药!”后来我一打听，可能是李大夫对药品的配伍掌握的特别好，同样的药品，不同的搭配，所产生的效果大不相同。那些年，还有些从新疆、西藏、宁夏、青海等地慕名而来的病人，大多取得了好的治疗效果。

　　李铠告诉我，北京医院医务人员的敬业精神十分感人，不论是医生护士、医技科室，还是行政工勤人员，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只要对病人有利，他们愿做任何需要做的事，没有门户之见和高低贵贱之分。

　　王文考大夫曾在北京儿童医院工作，在儿科方面是专家。来到河西堡后负责医务科工作，儿科主任是刘义。两个老头脾气都有些倔。一次儿科有一患者，刘大夫对其把握不大，遂来请王大夫会诊。王说：“不去!”刘说：“我可是为了病人!”转身就走了。王觉得不对，跟在后面去会诊了病人。一次某单位一领导带领其几个月的孙子让王文考看病，说看了好几个地方花了不少钱，就是不好。王大夫在包裹的小被子上，对患儿的全身上下做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并询问了治疗的有关情况。最后只给开了4片药，药房取来是6分钱。王大夫告诉他，哪一种一次只吃三分之一片，哪一种吃二分之一片等。这个领导有些不满意，对我说：“几分钱能治病吗?我花了那么多钱都没治好。”后来我问起王大夫，他说：“那么小的娃娃，硬是叫药治坏的，不吃药自然就好了。”我才明白了，可见，他对病人是多么的认真负责。

　　内科大夫杨子敬是一名归国华侨，身材瘦小，干事利落认真，但性格刚直，脾气倔强。杨子敬，祖籍广东中山，1936年生于越南堤岸，父母等多个亲属均在越南和柬埔寨工作。他因法语较好，1956年回国后先参加了华侨补习学校，后来在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后分配到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文革”中，因其海外关系而被怀疑为特务，在北京受到大字报等批判。为了表明自己清白，一直拒绝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包括政治学习。早上政治学习时间，他去门诊急诊室看病人。其他政治活动时间，不是在门诊看病，就是在看业务书。虽然他不过问政治，但也无人说他是白专道路。他对病人一视同仁，不论工人、农民还是领导干部一样仔细检查诊断，认真予以处置，在用药上十分慎重，绝不马虎应付，在病人中有很好的口碑。一次一个院领导带武威来的一个病人到他前看病，说，杨大夫，这是×领导，你给好好看看。杨大夫正在看病，抬起头来盯住这个领导反问：“我哪个病人没好好看?”使人哑口无言，很尴尬。从此，院领导再也不带领熟人去看病，跟他们说，你们先去看，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们。这样做，是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

　　刘振宇，广东五华县人，1925年生。1944年在福建省立医学院学习，1947年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刘大夫医疗技术很全面，放射、检验等都很熟悉，外科更不用说了，骨科又是其擅长的，骨结核、椎体病是他最拿手的。他多年担任外科主任，一贯以医院为家，以病房为家，视病人为亲人。在河西堡的那些年里，只要他在家，必定是清早和晚饭后进病房，将危重病人看上一遍再回去，从不间断。有一次，早晨交接班时夜班大夫、护士报告情况，说某病人没有发烧、刀口感染等情况，却不知上班前，已看过病人。把绷带打开大家看，结果与情况不符，大家一看大惊失色，今后再也不敢马虎了。晚饭后他总要来病房，看病人有什么特殊情况需要处理，并在病历上写上医嘱，用一书签插上放在桌子上，第二天一早看是否按其医嘱做了处置。长期如此，形成了习惯，大家对每个病人都极其负责，外科的治愈率因之比较高，病床周转率也比较快，不仅节约了治疗费用，也充分利用了医疗资源。刘振宇自己以身作则，对医护人员要求很严，但他与大家关系却很融洽。由于他人高马大，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刘大个”。他有些事必躬亲，大小手术都要亲自做，下面同志多有议论，说他不放手培养年轻人，连脓包都要自己切。闻听此话，他有所醒悟，从此，注意培养锻炼年轻医务工作者。

　　一次，刘振宇下了医疗队，由外科老主治医师张俊杰同志主持工作。有一患者需做胆囊摘除手术，手术并不复杂，张大夫让其他同志做，还有实习进修的参加。由他示教把关。术前再三强调，胆囊摘除时，胆总管残段一定要夹牢。结果越强调越紧张，不知怎么把残段松开了。这下糟了，几个人翻来翻去找不到，张大夫自己也没有找到，最后在手术台上讨论起来。有的主张再找，有的主张关腹，结束手术。这时候这位患者说：“张大夫，我是共产党员，我能挺得住，你们不要急，慢慢找。”张说：“绝对不能关腹，这是对病人不负责任，引起腹膜炎，后果不堪设想，再找，我们找了几遍了也没有找到，我们没办法，请主任。”遂报告了医院办公室，立即派救护车，从农村卫生院接来了刘振宇主任。刘一下车就径往手术室，很快找到，结扎了。大家都很佩服。之后，刀口一次愈合，身体恢复很好，此患者多次来医院感谢刘大夫、张大夫挽救了他的生命。

　　景翙筑是妇产科主任，医术精湛，对病人极端负责，不论院内院外，有紧急情况总是随叫随到。1974年3月15日，十几公里外的八一农场一位产妇产后大出血，前置胎盘，生命垂危，农场请她前去会诊。景翙筑与北京医疗队专家配合，经过一夜的紧张抢救，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二十年过去了，这位叫师月英的患者一直念念不忘她的救命之恩。

　　王文元大夫在皮肤病的诊疗上很有造诣，尤其是在银屑癣的治疗上很有经验，在全国皮肤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外科小手术做得又快又好，很受欢迎。对男女绝育手术，更有其独创性，曾长期被省卫生局抽调，在全省巡回做计划生育手术。后调金川公司职工医院，至退休。将毕生心血献给了金川人民的健康事业。

　　让李铠不能忘怀的，是北京来的医务人员在牺牲，北京来的工勤人员也在奉献。

　　蒋德英是总务科的一位老黄牛式的红管家。50多岁了，日常杂事都归他管。他整天手提百宝工具箱，在医院里走来走去，随处可见他辛勤工作的身影。当时只有门诊和住院部有暖气，冬天其他地方都用煤炉取暖，而办公室、单身宿舍的取暖用煤是有标准的。为此，他想了不少办法：先把柴劈好，块煤和渣煤分开，再把渣煤压成煤球，取暖前把柴、块煤、煤球一次次分送到门前。日常生活中，只要遇到什么小麻烦，找老蒋，他会马上想法给你解决。

　　被服库的工人许振坤，年已50多岁，她把洗衣房送来的破的衣物，一一缝补好，新买来的布，按需要，什么白大褂、床单被套等，每次做一些，新的旧的，一类一类，码放的整整齐齐，科室缺少什么，随时补充。总之她干的井井有条，真是干一行，爱一行。陈康树同志负责药品器械的采购、供应、维修。在空闲时间，总是把科室送来的设备器材能修理的自己动手修理，能拆换的自己动手拆换零部件，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遇到大的抢救，他都主动去问药品需要情况，以及时保证供应。药房是一个重要部门，抗生素的应用是比较严格的，一些新药必须经科主任批准才能使用。药房在这方面严把合理用药关。刘世芬、贾淑安在这方面做的比较突出。如果医生开了大处方，或计量不符，或配伍有误，都要及时沟通。如果医生要坚持，一定要说明原因，并双签字。这就保证了准确合理用药，杜绝了大处方。

　　医院的食堂也是好样的。从北京来的几个厨师，各个都不示弱，都想为病人、职工吃好、营养好、身体健康出力。老厨师傅士陞在北京是专门做西餐的。在河西堡既没有条件，也没有人吃西餐，他就默默无闻地为病人送餐。刘德元是红案子一把手，郭庆余是白案子，两人在各自的行当大显身手。可是当时的供应十分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办?他们经常会找领导发“牢骚”：“我们不能天天让病人职工吃片儿汤(汤面条)，这样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职工?你们得想办法!”于是，我们经常向周围各县和有关单位求援，永昌、皇城种羊场的羊、武威肉联厂的下水、阿右旗的羊肉、驼肉、山丹军马局的油、天祝县的奶粉等好东西源源而来，据记载：“1973年新年前夕，阿右旗给羊10只、驼肉300斤，皇城给羊8只、牛1头，估计798、886也会给一些，还有葵花籽400斤等”。当时物资紧张，但我们每次去有关单位，他们总会给一些。一次，阿右旗实在没办法，说只能给你们驼下水，我们说也要。有了东西，食堂的师傅们十分高兴，放弃休息时间，整晚上地洗、加工，总想让大家吃好。过去我们没有吃过驼肉的食品，经他们一做，什么驼肉馅饼、驼油酥饼、驼肉丸子等也很好吃。春节更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一定要让大家好好过个年。刘德元和郑书润等可以做出七八十种菜，分成若干组，每人(户)可在每组里任选一个;郭庆余的白案子也不示弱，要做出二三十种糕点，分成若干组，每户一份，这样就可以吃一顿十分美味可口、丰盛的年夜饭。这在当时条件下，令不少人羡慕，至今回忆起来，仍津津有味。

　　四

　　二十世纪80年代前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多数医务人员回京，不少人忠骨埋戈壁，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永远留在了这里。北京医务工作者的优良医德和精湛医术，在河西堡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在北京医务人员的言传身教下，通过临床病案讨论、疑难会诊、请外地专家会诊讲学、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金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批批优秀人才茁壮成长，挑起了医疗卫生工作的大梁。如内科的佘芳玲、周理、易岩，外科的王德金、李纪忠、申荣、郑德明、丁丰熙、吕生芳，儿科的张连第、丛景惠、刘永祥、葛俊生、张鹏，妇产科的杨玉梅，眼科的郑振世、张爱和，检验科的陶勤、王淑琴、师月英，药械科的孙庆枝、毕桂山。北京医务人员返京后，王德金、丛景惠、杨建设、岳超、王有奎等先后担任了院领导，他们带领全院医务人员和干部职工继承发扬北京医院的优良传统，继续着救死扶伤的崇高事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王德金，福建人，1970年北京医学院毕业，来院后一直在外科主任刘振宇的带领下工作，在骨科方面造诣较深，后来担任院领导，他是医院迁甘后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丛景惠，从河西堡盐业站调入后，在儿科主任王文考、刘义的带领下，在儿科疾病的诊断治疗，尤其是在白血病的诊断治疗上作出了突出成绩，后担任院长;申荣，1974年兰医医疗系毕业后来院，在刘振宇等的带领和自己的努力下，在骨伤科、普外科、脊柱外科、神经外科、矫形外科等方面有较深造诣;周理，1975年兰医毕业后来院，长期在内科工作，1994年被卫生部授予“边远地区优秀医学科技工作者”光荣称号。在护理部，朱桂英、羊秀珍也是佼佼者。朱桂英1972年中学毕业后，来医院护理部工作，工作热情积极，勤学好问，以后担任了护士长的重任。羊秀珍长期从事护理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1985年被省卫生厅授予“全省优秀护理工作者”，1993年被省妇联授予“甘肃省巾帼建功标兵”等光荣称号。

　　张生玉，金昌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是一位在北京专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优秀医务工作者。年近六旬的张生玉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河西堡医院条件简陋，但医生的技术水平非常好。一些武威城里做不了的手术也都来到河西堡，自己毕业后，就是奔着该医院的技术来的。他的师傅，骨科专家刘振宇是广东人，时年44岁，其技术名贯河西，对年轻的医务人员要求相当严。定了规矩，3年不准谈恋爱，逼着你学习，为的是尽快独立开展工作。院长说话，不对的都不买账。“你做事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其他工作都要为临床服务。临床制度必须要落实。”那些年，他们吃完饭就在病房，也没有什么假日，有急诊更是随叫随到，“跟慢了就骂。特别直，批评人不给面子”。为工作上的事，张生玉“没有少挨骂”。但严师出高徒，在刘振宇等北京医生的影响、教育和培养下，张生玉成长为金昌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他还是金昌市首届道德模范。

　　北京医务人员通过接受进修、实习，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医院是武威卫生学校、甘肃省中医学校和兰州医学院等院校的实习基地。每年都要接受一批批的学生前来学习。当时还有“开门办学”，兰医、卫校不但有带队老师，还经常有老师前来上课。还为周围各县和厂矿企业培养了不少业务骨干。除武威、永昌县外，像山丹县、阿右旗、山丹军马局、九条岺煤矿、山丹煤矿及附近的东方红铁厂、东大山铁矿、796矿、八冶等也不断送人来进修，为他们培养了人才。如永昌县的韩建国、赵大礼、尹孝贤，农二师的王连起、芦明英、茹玉萍，九条岺煤矿的吴成贤，山丹煤矿的丁建国，东大山铁矿的苏柏林，东方红铁厂的张丽珍，肃南皇城区的王锡年等，经过在河西堡北京医院的学习、进修，都成为本单位的业务骨干。

　　1973年11月15日到1974年4月30日，借北京医疗队在河西巡诊的机会，医院举办了两期麻醉学习班。由北京医院麻醉科赵炯主任主持，除了本院职工参加，还吸收周边一些单位共20多人，通过一段时间的现场培训，提高了麻醉工作的水平;1974年到1975年，放射科的齐廼藩、王凤歧、张秉祯办过一期放射培训班，参加者有七八人。医院还为永昌二中和铁路学校红医班，普及了一些医药卫生知识;1975年5月，为武威地区办了一期赤脚医生提高班，有46名乡村医生参加。经过半年多的培训，提高了他们的诊疗水平。期间，还组织学员到肃南县皇城区去采集中草药，丰富了中草药知识;1976年5月29日，位于河西堡的东方红铁厂发生意外事故，有6人被严重烧伤。为此，省卫生局、冶金局于6月3日至7月10日，在北京医院举办了一起全省冶金系统烧伤学习班。学习班由北京下放省人民医院的烧伤专家常志德主持，由窑街矿务局职工医院外科主任邓同印负责，这次学习班的举办，不仅有效的救治了伤员，也为全省冶金系统培养了急需的烧伤救治专业人才。

　　北京医务人员在河西堡的10年间，为武威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可谓桃李芬芳，誉满人间。

　　五

　　二十世纪90年代全国闻名的“科技首富”迟斌元，是一位曾经在河西堡“北京医院”工作多年的医务人员。迟斌元的生活和事业一直坎坎坷坷，从北京下放来到河西堡时，他是医院的检验师，尚处在被“审查”阶段。

　　迟斌元，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在北医搞生化，“一表人材，身高一米八六，进门都要弯腰。”调兰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后，他致力于从猪血中提炼速效止血药“凝血酶”的研究。那几年，他经常骑一辆破自行车，不论冬夏，在凌晨一大早赶到远离医院20里的兰州肉联厂，捎一大桶猪血回来做试验。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取得成功。但遗憾的是这一“革命”性的成果一直未能走出实验室。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世界上只有英、美、日等少数国家能人工提取生产凝血酶，但价格昂贵，我国过去只能依赖进口这种速效止血药。西方是从人血、牛血中提取，而迟斌元是从来源更丰富的猪血中提取。后来，他到北京工作。1987年，在中国科协的牵线下，迟斌元和妻子司华带着他们的科研成果，从北京辗转到珠海，找到投资方，建立了总工程师负责制的珠海生化制药厂，生产凝血酶冻干剂。该制药厂第一年的效益是600多万元，第二年纯利为8000万元。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投资420万元的企业发展为拥有700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明星企业，享誉全国。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老人家视察珠海的第一站就是迟斌元一手创办的珠海生化制药厂。当听迟斌元汇报公司主打产品凝血酶已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时，邓小平大加赞赏，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造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名牌，否则就会受人欺负。这就要靠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出把力，摆脱受人欺负的局面。”邓小平还抱着迟斌元2岁的儿子合影。并说：“我88岁。请转达我对你母亲的问候。”迟斌元顿时热流涌流。

　　这一年，珠海市制定了“科技重奖”的政策，迟斌元是那一年的特等奖获得者。一辆奥迪轿车、一套公寓和一张287 184元的支票，让他成为“科技百万富翁”，奖金数额接近诺贝尔奖，由此，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获奖金额的最高纪录。他把珠海看作自己的英雄用武之地，他梦想在这里建立世界一流的药厂。然而，获奖3年后，以他为首的专家组和投资方发生纠纷，他将投资方告上法庭，旋即，厂方将他除名。此后几年间，迟斌元一直在与药厂打官司，但屡屡败诉。为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他卖掉了重奖给他的汽车、房子。以后，他的事业几次重新起步，但终未成功。那些年，他的生活发生巨大困难。人们看到，60多岁的迟斌元与员工一起吃方便面。而他的妻子司华最怕门铃响——房东来催租。去市场，她不敢买1元以上的青菜。在一次法庭辩论时，迟斌元太过激动，突发心肌梗死，昏倒在法庭上，立刻被送到医院。面对高达7万元的手术费，司华脸色骤变，束手无策。珠海市科技局替他垫付了这笔钱，后由时任科技局局长贝华个人掏钱冲了这笔账。2002年，儿子上中学，760元的学费难倒了拮据万分的迟斌元，最终司华的母亲用自己的退休金接济了他们。

　　2004年深秋，一直在苦苦挣扎的迟斌元为了他的新药申报再去北京，但连续的工作使他心脏不堪重负。11月30日这天，他突然觉得不舒服，没能等到救护车来，就命丧异乡，结束了令人唏嘘的悲怆人生，时年66岁。

　　迟斌元是1972名北京赴甘安家落户医务工作者中的杰出代表，从他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当时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之高。迟斌元是一个颇多争议的人物，但他更是一位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科技专家……

　　六

　　2012年6月17日下午，时逢父亲节的周末，我在河西堡“北京医院”采访时见到了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刚刚度过85岁寿辰的刘汝泽，是当年北京来甘人员中仍然留在河西堡的唯一一名健在的创业者。老人原籍山东，是医院洗衣房的一名洗衣工，还曾是医院里有名的篮球健将。老人视荣誉为生命，他珍藏的各种荣誉证书，无言的向我讲述着曾经的奉献和牺牲。那些年，他洗的衣服不论是工作人员的白大褂，还是医疗用的床单、被套、大小口巾等，不仅分类洗涤，而且先把有浓、血、便的用凉水浸泡后，逐个刷去脏物，然后再入洗衣机洗。对洗涤剂，也摸索了一套配制方法，经他洗过的东西十分干净，且越洗越白。有些衣物一撕就破了，可还是雪白的。不论是洗涤，还是晾晒，都有一套自己的办法。1986年12月，卫生部授予刘汝泽同志“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在金昌市第一人民医院采访时，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份1971年12月1日河西堡北京医院的干部花名册，收录于此，权作对他们的敬仰和怀念——

　　田淑敏、刘义、聂志坦、李光、王文考、付亚萱、刘文森

　　汤渭清、王勃然、苑葆珍、崔莲、王玉风、郭君英、马丽芳

　　赵子华、杨子敬、陈巧云、冯旭祁、刘振宇、王鸿瑜、续治君

　　王文元、张俊杰、殷世光、蒙复平、王文印、张涤华、田望平

　　沈　忠、郭世香、齐廼藩、张秉正、吕其铮、赵文琦、关仰文

　　朱桐、徐燕棣、林佩芬、宋霞英、景翙筑、宋秀桂、李风格

　　孙慧莉、张树云、张连第、高文、杜玉仙、叶荫兰、宋君

　　周永琴、段冬莲、屈素清、付惠英、黄兰英、高彦民、姚允茂

　　李文华、张树清、盛丽萍、吴玉来、焦澄、袁玉福、齐淑琴

　　李淑学、魏文营、李宋晔、陈瑞兰、权菊生、李耀光、陈祖懿

　　崔玉蓉、王振英、王振兰、潘连和、雷长娱、蔡淑珍、方生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