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气蓬勃的农村医院

    1970年元月,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的30多名医务工作者,来到条件艰苦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吹麻滩公社安家落户,组建了临夏县第二人民卫生院(现积石山保安族撒拉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积石山下,吹麻滩头,他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心全意地为社员群众服务,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炼思想,炼作风,铸红心,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1970年,这个卫生院的代表先后出席了县、州、省“三代会”。

  一

  吹麻滩在积石山下,地势高寒,交通不便,居住着汉、回、东乡、撒拉、保安等几个民族。初来乍到,看到四面环山,气候寒冷,言语不懂,有的人产生了怕苦畏难的思想。卫生院党支部认为,能否在吹麻滩扎根,是能否落实毛主席伟大指示的大问题。他们首先办起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职工、家属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和对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发动大家与白求恩同志比条件、比贡献、比精神。领导班子成员带头亮私斗私,带头批判那种留恋城市、害怕艰苦生活的错误思想。请老贫农讲农史、村史、阶级斗争史,控诉旧社会的罪行。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全院职工及其家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大家说:虽然我们身离北京远了,但我们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心跟毛主席更近了。

  他们来到吹麻滩,贫下中农社员群众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纷纷来探望他们,关怀他们。他们为群众看病,有时每天门诊可达200多人次,其中有的是重危病人。有的人认为从北京到吹麻滩,是一竿子插到底了,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只满足于门诊开处方,对巡回医疗不热心。面对这种情况,党支部联想起在门诊工作中,有的人看到社员群众穿的衣服脏,躲躲闪闪,不愿接近的情况,意识到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医院搬到农村,面对贫下中农,仍然会和贫下中农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和贫下中农格格不入,又怎能谈得上为贫下中农服务呢?于是,党支部从阶级教育入手,对全院人员不断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党支部一方面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医务人员的头脑;另一方面组织医疗队,到13个公社进行巡回医疗,开展防病治病工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贫下中农把他们当亲人,纷纷向他们诉说了在旧社会受到的残酷迫害,加深了对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感情。

  这个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原属北京地坛结核病院的一部分,由于分工过细,他们只会看结核病内科,连切深部脓肿这样比较简单的手术也不会做。到吹麻滩后,接触的病人有各种各样,有内科、外科,还有五官科和妇产科的。有一次,贫农社员安元禄抱着刚满月的婴儿来到卫生院,这孩子患的是先天性脑膜膨出症,需要动手术。这是脑神经系统方面的大手术,敢不敢做呢?这件事,在职工中引起了很大争论。大家坚定地说: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为了抢救贫下中农的后代,我们要越是艰险越向前,不怕担风险。全院职工共同努力,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设备简陋的情况下,经过三个小时的奋战,成功地完成了这项手术,人们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安元禄更是激动万分,特意给孩子起名“安向阳”,要她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向着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

  在设备简陋的情况下,他们还成功地进行了十二指肠球部修补术、胆囊切除术、摘除膀胱结石术、胃肠吻合术等大型手术,挽救了贫下中农及其后代的生命。

  二

  他们提出要搞中西医结合,派一些西医去向中医学习时,有的人不乐意去,认为中医没啥可学的,搞不好反而荒了西医。针对这种思想,他们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有关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使大家认识到,发展中医草药,开展中西医结合,是创造祖国新医学新药学的必由之路,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为了巩固大家的学习成果,在推动中西医结合的进程中,他们因势利导,请老中医给大家讲课,讲用中草药治病的原理。他们还提倡中西医联合会诊,共同检查病情,共同研究治疗方案。一次,医院来了一个晚期乳腺癌病人,右侧乳房全部溃烂,血肉模糊,脓血斑斑,左侧乳房也有病变,一直蔓延到腋下淋巴结,淋巴结肿得有鸡蛋大。他们鼓励支持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中西医医生在一起互相学习,共同分析病情,根据从群众中搜集来的单方、验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经过反复研究,多次修改,提出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连续治疗六天后,病人右侧溃烂的乳房开始收口结痂,半月后,左侧红肿开始转化,全身病状好转,收到了良好的疗效。

  祖国医学遗产是一座丰富的宝库。吹麻滩有很多中草药资源,群众中有很多好的单方验方。为了进一步推动中西医结合,该院动员大家深入群众,虚心向社员群众学习,向老药农请教,人人动手采集中草药,仅1970年,全院就采了川贝、黄连、当归、丹参等80多种;个个搜集民间单方、土方、验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认真研究,加以提高。我们还成立了中药加工室,根据门诊反复观察有效的方剂,利用当地中草药,加工丸、散、剂、膏等53种;成立新医小组,开展新疗法,做到了少花钱治大病,不花钱也治病。

  他们坚持用中西药结合诊断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治疗胆道蛔虫、胆囊炎、慢性胃炎、妇女白带、各种类型关节炎以及一些疑难病,都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特别是慢性胃炎,在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共治疗619例,治愈519例,好转55例;治妇女白带416例,都收到良好的疗效。为了防治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地方性甲状腺肿,他们通过调查访问,反复试验,试制成功了“黄碘丸”,对于防治地方性甲状腺肿收到了较好的疗效,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有个截瘫病人,腰椎结核7年了,来院治疗时是半身瘫痪、尿潴留,已处于奄奄一息。来到医院后,中西医在一起进行会诊,分析这个病人的主要矛盾是垂体束神经受损。他们决定在用抗痨药物的同时,配合针灸、拔罐、按摩、推拿、早期锻炼等,3天尿潴留消除,1个月后便能扶拐下地。大家高兴地说:中西医结合就是好。

  三

  在刚刚来到吹麻滩安家落户的第一年,临夏县第二人民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就为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门诊47 000多人次,派出巡回医疗队33个、80多人次。他们走遍了吹麻滩公社1000多户群众的家庭,查访了7000多人,基本摸清了当地的地方病、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情况、发病原因和发病规律,初步掌握了防治疾病的主动权。为了推广人民的卫生事业,他们还为大队、生产队培养了50多名“赤脚医生”和卫生员。

  这个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年老多病的老中医,不顾个人安危,用嘴吸出伤口里的毒汁,救活了一个被毒蛇咬伤的贫农女社员。有个年轻医生,过去做研究工作,缺乏临床经验。她为了抢救一个回族贫农的后代,不怕脏,不怕担风险,用导尿管吸出婴儿的羊水,救活了婴儿。

  1977年4月,刘集公社保安族社员马明茂得了中毒性痢疾,当送到医院时,已经休克,呼吸微弱,脑水肿。面对这样危重的病人,全体医务人员提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他们组织专门医护小组,采取一切可能的急救措施,经过5个昼夜的连续战斗,终于使这位保安族老人脱离了危险。马明茂的儿媳和孙子因受了传染,不久也来医院治疗,刚满6个月的孙子断了母乳,医护人员就拿出自己的奶粉、白糖喂他。马明茂十分感动,他给医院写了感谢信,感谢毛主席派来的医生对保安族人民的亲切关怀。仅1977年,他们就成功地抢救了重病例196起,病人和家属满意地离开医院,声声感谢从首都来的医务人员。

  过去,谁学技术,就被扣上“白专”的帽子。可是,这里的医务人员不理这一套,他们说:“只要贫下中农需要,我们就学,不学业务技术,怎么为贫下中农服务呢?”在人员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先后派出18人次到外单位学习,使这个医院由原来只搞结核病专科成为能胜任内、外、妇、儿、五官科的治疗,有六名西医大夫掌握了中西医治疗。医生张培元过去一直从事结核内科工作,来到吹麻滩后,结合当地实际,坚持不懈地钻研业务,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他运用辨证方法,提出了从活血化瘀的角度治疗慢性肝炎。他和中医大夫一起研究出一个只需6种常见药的配方,应用于临床十几例,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还根据本地的需要与可能,编写出《本地常见病中草药简易方选》,推动了中西医结合的活动。大部分住院病人都接受中西医两法治疗,病人满意,家属放心。

  一切为了方便社员群众,这是医院的好作风。8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天天门诊,24小时门诊,节假日也是这样的。此外,还经常派出人员巡回医疗,培训赤脚医生,开展计划生育。在这个医院里,广大医务人员经常说:“在病人面前,医生没有上下班。”党支部成员、医生张淑敏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替班,饭都顾不上吃。每当有下乡巡回医疗的任务,她总是带头参加。她虽然年纪较大,但能起模范作用,人们亲切地称她“张姐”。每到病人一多,领导就到药房、科室参加劳动。在领导带动下,大家的工作都不分彼此,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医院里有一个外科大夫外出巡回医疗,但每逢有大手术,他都闻讯赶回来参加。有时,手术做到半夜,第二天又赶回医疗队工作。供应室护士、共产党员李庆山55岁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来到积石山后几年如一日,从没请过事假,大家都说他是医院里的“雷锋”。

  临夏县第二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就以这样认真负责的精神,为了抢救病人,不怕中毒性痢疾的传染,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为了救活少数民族阶级兄弟姐妹的生命,他们的鲜血流进了病人的心房。社员群众高兴地赞扬他们说:你们真是咱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北京来的好医生

  1970年元月,中国医学科学院的27名科研和医务人员,来到了地处祁连山下、戈壁滩上的酒泉县总寨公社安家落户。他们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请贫下中农作忆苦思甜报告,同贫下中农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不断提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树立了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思想。他们豪迈地提出:在祁连山下落脚生根,在戈壁滩上开花结果,一辈子为贫下中农服务,永远做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战士!

  一

  总寨古名“永定堡”,因清代左宗棠西征在此设统军总寨而得名。总寨自古就是“诸夷入贡之要道、河西保障之襟喉、东西交通之要冲、军事边防之重镇”,曾经“商贾云集、茶马互市、商业兴隆”。北京医务人员的到来,让古镇的社员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他们奔走相告,激动地说:“毛主席给我们派医生啦!”社员群众拉着他们的手,对他们抱着殷切的信任和希望!

  在总寨,北京医务人员们亲眼看到了农村缺医少药,社员群众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的痛苦,加深了对毛主席的指示的理解,更加坚定了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决心。贫农闫大娘在旧社会里,给地主家里干活,积劳成疾,生活十分悲惨。6年前开始大吐血,生命到了垂危关头,曾3次送往城里医院,先后花了1000多元,也没治好旧社会得下的胃病。闫大娘听说从北京来了大夫后,高兴极了,忙叫儿子用车把她拉到总寨医院。同志们满怀无产阶级感情,立即进行了集体会诊,大胆采用了新医疗法。3次埋线,成功地治好了大娘的病,总共才花了1.4元钱。几个月后,身体完全康复的大娘头顶烈日,步行十几里到医院来看望他们。在闫大娘到医院后,他们召开了路线教育会,倍感毛主席光辉指示的英明正确,也进一步掂出了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誓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奋斗终生!

  为了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他们拜解放军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为师,逐步学会了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本领。他们把过去学得的生物化学、生理学等理论知识和医疗实践结合起来,很快掌握了中西医结合的新医疗法,治好了小儿麻痹后遗症等疑难病症。有一次,一位患坐骨神经痛、下身麻痹的大队革委会主任,由4个人抬着来到了卫生院,他们便用新医疗法给他作了耳针穴位注射,病人马上能坐起来,过一会就能走着回去了。临别时,这位病人握着医务人员的手,激动地说:“感谢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这件事深深地教育和启发了他们:过去,我们坐在高楼大院,搞脱离实际的研究,结果毫无创造。今天,我们要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指引下,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为发展我国医学科学作出贡献!

  一天,一位贫农妇女来医院检查胎位。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妇产科医生,只好让其他科的医生作检查,错误地诊断为胎位正常。临产前,这位妇女进了医院,才发现是横位难产,需要立即做剖腹产手术。他们不会做,只好将产妇送进县医院。

  救护车拉着产妇急驶而去,看着医院墙上醒目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他们想到自己是医生又不能为乡亲们解除痛苦时,心情十分沉痛。当天晚上,他们就办起了学习班,“为了捍卫和落实毛主席的光辉指示,今后我们一定要从头学起。社员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专业!”

  没有妇产科大夫,许多同志就利用休息天和节假日到县医院去学接生。

  不会中医,他们就自办中医学习班,并大力收集、总结、推广当地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土方、单方,大搞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医疗作用。

  他们就是这样想社员群众所想,急社员群众所急,学会了许多以前不懂的东西,没过多久,每个医务人员对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都能进行治疗。

  二

  戈壁三月,北风呼啸,黄沙飞舞。一天晚上,一个社员急急忙忙地来到医院,说他家有个娃娃得了重病,请医生前去抢救。章青医生立即背起急救包,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来到了病孩家里。这时,病孩腋下体温高达40.5℃,诊断是麻疹肺炎。经过紧张的抢救,终于使这个贫农的孩子脱离危险。当她在狂风呼啸的夜晚返回医院时,已经是12点多了,又碰上了一个危重病人。这时,虽然她已很疲乏了,但又投入到抢救农民兄弟的战斗!战斗刚刚结束,突然又传来了紧急叩门声。原来是个社员来请医生去抢救一个难产的孕妇。章青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就走,同志们劝阻她时,她说:“只要能为解除痛苦,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社员群众的心坎上,再苦再累我也甘心情愿!”她和另外一个同志又出发了。路上风沙更大了,刮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她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跌倒了爬起来,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来鼓舞自己,继续前进。经过紧张的抢救,产妇安全分娩,转危为安。

  一天晚上,一个生产队送来一个病孩,昏迷不醒十分危急。经过会诊,发现病孩患的是麻疹肺炎并发喉炎,需要马上做手术。但是,这个医院没有一个外科大夫,要做气管切开手术是极其困难的,可是不马上施行手术孩子就会因呼吸道阻塞而窒息。他们讨论了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应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大家同心协力之下,气管切开手术成功了,又经过多方抢救,终于挽救了孩子的生命。孩子的父亲感动地说:“你们真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他们就是以对社员群众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分白天黑夜、路远路近,不管刮风下雨,坚持送医送药上门,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社员群众的心坎上。

  三

  在农村这个大课堂里,北京医务人员认真接受社员群众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医生林久治,原在儿科研究所从事病理研究。过去他“两耳不闻天下事,追名求利搞科研”。这次下农村,头几次出诊,因为怕脏,不敢坐社员群众的炕。有一次,他看病回来,路过一个生产队的养猪场,看见一个贫农老大爷在给集体小猪捉虱子,这位老大爷对他说:“猪娃长了虱子不爱吃食少长膘,生产队对国家的贡献就要受影响。”一句话,说得林医生脸上火辣辣的。晚上,他点起小油灯,打开了毛主席著作,一行金光闪闪的大字展现在他的眼前:“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对照毛主席的教导、看见社员群众热爱集体的崇高思想,他开始认识到,自己虽然人到农村了,但灵魂还停留在资产阶级的王国。从此,他处处虚心向社员群众学习,经过一年多的磨炼,思想感情有很大的变化。一天晚上,一个生产队来电话,说有个产妇临产,请求出诊。正在值夜班的林医生,立即背起药箱,跑到病人家里。这时孩子生下来了,但由于脐带在孩子脖子上绕了好几圈,婴儿已经窒息。紧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口对口吸出了卡在孩子喉咙里的黏液,孩子一下子哭出了声音。婴儿的父亲流着热泪,握住林医生的手,感激地说:“多亏毛主席派来了你这样的好医生,救了我孩子的命!”

  一次,盛绵云医生同“赤脚医生”殷治华一起出诊,碰到一个贫农小孩患疝气,需要做手术。盛医生没做过这种手术,怕担风险,就劝孩子的家长把孩子送到医院去。可是“赤脚医生”殷治华却决定在自己家里为小孩做手术。手术做完后,殷治华还让小孩睡在自己的床上,亲自护理了好几天。这件事使盛绵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想到自己过去遇到危重病人,先替自己打算,感到非常惭愧。打这以后,她处处以社员群众为榜样,思想感情变化很快。果园六队一位贫农老大娘患严重胰腺炎,她主动送医上门,和这位老大娘住在一起,白天为她熬药,半夜为她打针,精心进行护理,治好了大娘的病。贫农孩子王毛毛患严重肺炎,吃奶时又呛进了气管,出现了窒息,她立即施行口对口的呼吸。王毛毛得救啦!

  罗慰慈,一位二十世纪60年代就享誉世界的呼吸病专家,也响应祖国号召,来到酒泉地区总寨公社。罗慰慈1948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1953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协和医学院。虽然是北京来的专家,但罗慰慈除了正常的治病救人工作外,还积极参加农业劳动,种地、放羊、打井,什么活都干。同时还承担着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农业发展纲要等工作。那时内科专家十分紧缺,罗慰慈热情正派,看病细致耐心,深受群众欢迎,酒泉地区医院每周都会请他去会诊。就这样,刚开始一周“会诊”一次,后来慢慢的一周去几次,北京来的专家们在酒泉成了香悖悖。

  第二部

  情系陇原山水间

  1969年12月26日夜深时分,北京火车站,气氛热烈而凝重,寒风凛冽的西北风中,一列满载着北京下放甘肃医务工作者的专列鸣响汽笛,驶离首都,向着陌生而又遥远的大西北进发了。

  这一天,北京市广安门医院的护士舒玉苓去向她的父母告别。按照北京人“上马饺子下马面”的习俗,舒玉苓的母亲为即将远行的女儿包了顿饺子,吃完这顿饺子,舒玉苓离开了她生活了20多年的家。西行的列车上,她思绪万千。“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那里的人民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去送医送药,为他们解除病痛。”

  此前一个多月的11月1日,肩负着“六•二六”使命的北京医学院系统的上千名医务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属,胸佩鲜花,扶老携幼,夫妇相随,全家出动,向着永定门火车站聚集而来。从动员号召到批准下放,不到两周的时间,大家就精神抖擞地乘上专列,踏上光荣征途,向着大西北甘肃进军了。车厢里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面对着熟悉的面庞,大家关切地互相招呼着。在其他车厢里,还满载着来自卫生部下属的各兄弟院校的同志,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北医的邵珍珠,一位活泼、开朗、热情的年轻医务工作者,与大家谈论着去甘肃的工作,憧憬着未来的生活。与她同行的,有放射专家张益瑛、病理医师李竞贤、助产士沙秀玲……

  列车西行,车窗外漆黑一片。北大一院王永禄、张淼淼三岁的女儿小三一觉睡醒,着急地哭喊:咱们上哪呀?舅舅也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北京各大医院、高等医学院校和医学科学研究单位的大批医务工作者,走出高楼大院,热血激荡,满怀豪情,于1969年冬和1970年春分批来到甘肃安家落户,服务群众。他们当中,有鬓发斑白的老教授、老医生,也有迈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

  从此,不论是千里河西走廊,还是辽阔的甘南草原,不论是红军当年走过的岷山山区,还是革命老根据地陇东高原,到处都有他们风雨跋涉为社员群众送医送药的足迹,到处都有农民群众对他们热情帮助、关心爱护的动人情景。北京医务工作者所到边远农村、牧区的医疗卫生面貌,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千里陇原的崇山峻岭中,荒漠草原上,昂首阔步地走来北京等大城市一批又一批朝气蓬勃的医务工作者。他们身背药箱,肩挑医疗器械,跋山涉水,走村串户,送医送药上门,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

  一个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为乡亲们送医送药、解除病痛的伟大事业,在千里陇原拉开了大幕!……

  第六篇

  高 山 仰 止

  这里,人们熙熙攘攘,来来往往。

  妈妈满脸泪痕抱着已经休克的孩子进来,过不两天,就满脸带笑抱着有说有笑的孩子出去;

  女儿牵着双目失明的老妈妈,带着怀疑的目光问医生:这眼还能治好吗?过不几天,摘去眼内白内障的老妈妈,怀着激动心情,刚刚出门,就走到了女儿的前面;

  头天晚上,丈夫送妻子来的时候,妻子因为大出血昏迷不醒,百呼不应;第二天一早,他站在妻子的病床前,妻子已经能关心地问:“家里的小猪喂没喂?”

  这里是北京迁甘某医院的所在地。

  皇甫谧故乡的新传说

  ——平凉“小北医”纪事

  一身泥巴带进门,

  又在灯下试银针。

  蒙蒙夜雨敲窗棂,

  心潮滚滚难平静!

  “山后大娘病情危啊”,

  疾步踏进风雨中。

  红“十”字闪在盘山路,

  是她又在攀高峰!

  屋檐底下抹把汗,

  轻轻敲响大娘门。

  灯光闪烁人影动,

  霎时屋里暖如春。

  “夜深雨急山路滑,

  你也没忘大娘病;

  有毛主席派来这样的好医生,

  不服药,我的病也减三分”!

  ——高延仁

  这首写于40年前的诗,是平凉老百姓唱给“小北医”北京医务工作者的歌。

  华亭素有“陇东重镇之称”,是甘肃四大古镇之一,历史遗迹甚多。有秦皇祭天的莲花台、风光绮丽的五台山、规模宏大的石佛群和石拱寺,神奇的海龙洞、药王洞,以及有“睡佛”之称的仙姑山等。华亭山川兼有,气候宜人,环境优美,享有“煤城瓷镇”的盛誉。“小三线建设”期间,华亭的大山深处,迁来或建设了“03”、“04”、“07”、“丰收”4家国防工厂。随之,北京医学院系统的170多名医务工作者,于1969年11月来到这里安家落户,服务“三线建设”和当地群众。他们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创办起200张床位的中型医院“平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从此,我国古代针灸学专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皇甫谧的故里,又谱写了一曲爱民为民、救死扶伤的赞歌。医院以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最先进的诊疗技术,名贯陇东,挽救了无数老百姓的生命,为甘肃省培养了一批医务骨干,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作“小北医”。

  如今,建立在土谷堆关卡子河滩的医院,因为历史的原因,已经废弃多年了。医院大楼的墙面上仍然能辨认出“六•二六”指示的标语痕迹,镌刻在小桥两侧河坝上“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语录也依稀可见。荒草连天的山坡上,曾经弥漫着“六•二六” 医务工作者们青春气息的那一座座破败的屋舍,仿佛在给人们讲述曾经陪伴他们度过的十年岁月。

  一

  国乐平,平凉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参与领导了医院的建设工作。他说,当时正在搞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形势紧张,原则就是靠山隐蔽,所以,医院就建在华亭土谷堆关卡子河的河滩上,顺着山坡往上修。

  翻过年一开春,来自北京的医务工作者就开始了选址建院的工作,所有人都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建院劳动中。当时劳动条件十分艰苦,任务十分艰巨,但大家情绪高涨。王晓琴回忆说,“医院离我们的住地有20多里地。大家拉着架子车,带着劳动工具,带着灶上做的馒头、酸发糕和咸菜,常常是一路小跑赶到工地。除省建十大队以外,宿舍全是医务工作者自己在建。拉砂子、抬木头、扛水泥,甚至电话线的桩子都是我们挖的,什么活都干。只想着把医院快点建起来。劳动到中午,大家开始准备午饭,采点野蘑菇和‘地耳’回来洗洗,和着鸡蛋炒了,喝的河沟水,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还挺高兴。后来大家就搭乘从平凉、宝鸡去往安口拉煤的便车和军工厂的便车,司机知道我们是为当地人民建医院的,也愿意拉我们。驾驶室有座位就坐驾驶室,更多的时候,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我们不分男女都坐在卡车车厢的煤堆上。虽然艰苦,但大家没有任何怨言,只想着快点把医院建起来。”

  “虽然那段路很远,也很难走,但是大家都很高兴,感觉自己来这儿是为工人服务,为农民服务,虽然上下班很苦,但是大家从来不叫累,有说有笑。”

  对于外科医生徐健生来说,印象很深的是建宿舍过程中,遇到的巨大困难。“困难主要是什么呢,那个房子是‘干打垒’,雨季天,土坯没有干,一场雨下来,那土坯全毁掉了,可是还要继续搞,为了早日建成医院,大家不惜余力,倒了再打,打了再倒,就这样,一年以后总算是慢慢把医院建起来了。我们还满怀热情地从山上平出一块地,盖了一溜窑洞,很像那么回事的。”

  让彭学敏不能忘怀的是:“整个医院就像个大家庭,全是从北京下去的人,包括托儿所的阿姨。在北京时,也是派别不同,但下去后都不愿意再斗了,大家团结起来,不分昼夜黑白在干,医院建好以后都住在一起,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小北医”的年轻人积极向上,为了活跃气氛,他们成立了青年突击队、文艺宣传队,李学文担任文艺队的队长,张汉江任副队长,温发河任指导员。

  年轻人不管以前有没有演过节目,都参加进来,扮演个角色。他们自编自演,创排了一套节目,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医疗下乡、合作医疗,有舞蹈、有对口词。文艺队经常外出表演,到过军工厂、安口镇和周边的县,甚至还演进了平凉的剧院。他们还排演了京剧《沙家浜》,当地人虽不熟悉京剧,但还是很受群众欢迎,影响挺大。有一次医院派小分队从安口步行12里路,去慰问部队官兵。队员们打着红旗唱着歌,情绪高涨,得到了部队官兵的赞誉。每次演出前,大家都熟读英雄事迹,把演出人员和群众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效果非常好。演出丰富了大家的生活、凝聚了人心。那时候他们还办报纸,刻蜡纸、放广播,在护堤上、山坡上刷写医疗标语,热闹极了。为老百姓服务,他们乐在其中。

  1970年,是甘肃省有气象记载的历史上最冷的一年。春节前,大家陆陆续续回到了安口镇。临近春节,对于全家迁的,不管怎样,是热热乎乎、高高兴兴的,但“单身汉”们有点孤单。王晓琴回忆:“来华亭的人员中,大约有150多人是成了家带着孩子的。我们当中的十几、二十来个单身汉,就住在招待所里。我们宿舍最大的是妇产科一个北医65届毕业的,她是一个人来的,因为她来了甘肃,男朋友也给吹了。我们房子中间架着一个火炉子,烧的是安口的大炭,我们不会封火,经常灭火,我们隔壁住的是检验科李庆棠、袁长英夫妇,他们就经常帮助我们捅炉子,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的火炉就很少出过问题。大家彼此都很关心,北医的纽新章院长也是一个人来甘肃的,他怕我们年轻人想家,就把我们组织起来会餐,出点节目,一起说说聊聊,来甘肃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这么过去了。这也是我长到20岁,头一次离家在外面过春节。吃的东西很缺乏,鸡肉、鸡蛋、核桃,就是最好的东西。”

  医院建成后的那个春节是集体过的,大人孩子在食堂聚餐。吴光煜回忆,那年的春节大家过的特别热闹,总算有个医院,有个家了。大家非常高兴的走东家串西家,非常亲热,就像亲兄弟姐妹的那种感觉吧,非常好。

  晚上,大家看了一场电影。以后,每逢春节,大家都要互相走动、拜年,感情非常的好。

  钮新章,“小北医”建院后的首任院长,一位让人怀念的老战士。

  其实,钮新章来平凉,并不在下放人员之列。他的任务是送这批人到甘肃。当时讲,出差一个月,所以只带了几件衣服,就匆匆踏上了行程。怎想,这一去就是十年。钮新章早年加入山西同盟会,抗战时期是一名威震敌胆的武工队员。1945年,作为南下干部,到河南洛阳、湖北黄冈从事公安工作。1953调公安部参与接管国民党中央医院(现北大人民医院),随之调卫生系统。曾任北京医学院新成立的农村医学系副主任,因此对农村卫生工作有较深的理解。 文革”时,他靠边站。到甘肃时,仍然处在被审查阶段,未正式安排工作。

  钮新章来到华亭后,看到年轻人多,拖儿带女,情况复杂,有很多问题,就主动提出再工作一段时间。三个月后,北京方面“一个电话,就让留下了。”对于“党性强,一辈子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的钮新章来说,扎根甘肃干革命,正是他坚定的选择。医院建成后,他被上级党组织任命为院长。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也为了安定大家的情绪,做出榜样,1971年,他专门回到北京,“把全家都弄下去了。”

  钮新章有四个孩子,当时一个儿子当兵,一个女儿去延安插队,家里尚有老母亲、妻子,一个读中学的儿子,还有一个25岁,自幼脊柱崎形的残疾女儿。但钮新章举家迁甘的决心毫不动摇,他是独子,母亲就他这一棵独苗,只有跟上他走了。老人是小脚,行动不便,在华亭遇上下雪天,厕所都没法上。患病的大女儿的户口也迁下去了,后来还是中学的老师硬留下了她的户口,因为她心脏和肺部受弯曲脊柱的压迫,身体不能适应高原生活。钮新章把大女儿托付给了老邻居们照顾,带着一家老小 四口人,壮怀激烈地来到华亭。

  在 “小北医”,钮新章一家三代大儿大女住在两孔窑洞里。由于工作性质决定,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家里常常有人到访,有时甚至晚上十一二点都会有人敲门,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生活很不方便。逢年过节为使年轻人快乐,淡化想家的情绪,他就把大家招呼到家里吃饭,并给他们做山西的面食让大家高兴,常常事先不知道多少人来吃饭,饭量多大,再加上食品供应很匮乏,所以每次都是钮新章的母亲、妻子、女儿做饭招待大家,每当大家高兴离去时常常是面也没了,菜也没了,人也累了,时间也很晚了,自家人只好饿着肚子与下一顿一起吃……钮新章的小女儿钮保英回忆,大约是在陕北麦子刚收到场院,父亲到甘肃出差前写信给我说,时间大约20天左右,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回京时会到陕北看我,让我安心劳动,当时我已在陕北插队,后来一推再推直到秋收都过了才告知我不能来看我了。本来,他可以不与这批人员会面,安排好就回京,但他没这样做,因为不放心,因为责任心,所以一留再留就没回来。从北京走时是穿的单衣,我母亲怕山区冷给她带了一件毛衣,他的棉衣是下放人员走时托人给带去的。我父亲对农村医疗工作的热衷,除了对党和人民忠贞等等之外,就是他对农村缺医少药和失去亲人的痛苦有亲身感触,我爷爷三十多岁就因病去世,当时我父亲才十一二岁,两个姑姑更小,后来两个姑姑也相继去世,一个二十多岁难产去世,另外一个十二三岁去世至今不知何故,从现在看他们的病都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在“小北医”医院血存量不多,每当遇到抢救喇叭就会喊现在缺某某血型血,医院所有人员就是血库,当时人人都献过血,没有任何报酬。我父亲是AB型血,医院只有两个人是这种血型,所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都冲在前面,好像有一次刚献了血,又遇到一个危重病人,我父亲挽起袖子又要献,护士都不敢抽了。1974年前后,父亲调平凉地区卫生局,从此,工作范围更大了,地区所有北京下放的医务人员和学生以及当地的人员他都要操心。只要有时间他都要去各个县医院,公社卫生院,防疫站去,看看北医下放的医务人员和学生,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和生活状况等,为农村医疗卫生竭尽所能。他在卫生局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床,下面来人了就经常让人家住那里。那时交通不方便,生活困难,经常到了吃饭时间,他就领人来家里吃。母亲李树梅经常专门招待他们,有时也有点怨气,说:“你的办公室就是旅馆,我们家就是饭馆”。到行署后家里住房条件有所改善,平凉购物也比以前方便一些,冬天家里的厨房里常挂着半片猪,半个羊,一罐炒好的猪肉臊子,一部分自己吃,大部分是为了招待别人。我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家等待分配(那时已不在5207厂工作),为了招待突然到访者,我向别人学会了又快又省时 的爆炒羊肉……而我自己从小吃素,对肉腻的慌,我实在不愿做肉,就由奶奶切肉。1981年,承担着巨大心理压力,一个心操八辨的母亲不幸患癌症去逝。

  那时候,钮新章每一次下乡或去兰州开会,只要路过有北医下来的人的地方,都要去看看。他说,这有一个人,咱们去看一眼,能关心到的,都尽可能关心到。从而给了北医下放医务人员很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们为群众服务的决心。

  2008年11月24日凌晨两点,钮新章在北京因突发心脏病去逝,享年84岁。

  余国安,祖籍浙江绍兴,1924年生于天津,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度过。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48年初加入地下党,参加学生运动。毕业后以优异成绩留校,做吴阶平院长秘书并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同时主动从事许多人不愿做的放射工作。余国安28岁时即被任命为北京医学院教务处处长。在学院,他很有威信,口碑特别好,“最听党的话”。下放工作开始后,失去妻子的余国安,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儿子来到“小北医”。1971年,他与广西医学院李宝云老师组成家庭,后调广西医学院任教务处处长。1986年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

  二

  北京医学院创建于1912年,是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办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国立医学校。

  北京医务人员下放甘肃,“北京医学院带了头”。 当时决定,北京医学院300多人到平凉,300多人到武都,300多人到酒泉。所有医务人员的家属,不论在什么单位,都必须随同下放。北医第一批要求派500人,下放的临床人员人数不够,就把搞基础医学和卫生系的人员,计23人也安排上了。卫生系电镜室从事生物物理、超微结构的彭学敏也在名单中,她时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彭学敏的爱人陈恩惠,是北京复兴医院普外科的住院医师,不在下放之列。北医革委会就几次找到复兴医院,动员他随妻子一起去甘肃。陈恩惠1955年大学毕业参加援藏,曾在唐古拉山的乌丽煤矿与勘探队在一块工作了两年。有过对艰苦生活的认识和体验,他坚定地对彭学敏说,艰苦是苦,也是乐。要走咱全家人一起走!

  彭学敏夫妇是11月1日,带着两个孩子随北医的大批人马离开北京的。4日,他们到达驻地时,天下着小雪。“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多山,都掉到山窝窝里了。平生第一次坐那种带着篷布的大卡车,没完没了的是山,上了一个山,又下了一个山,就想永远地出不去了。与北京是天境之别,离京时,送的送,哭的哭,是个热烈的场面。到那儿就不一样了,头一天晚上衣服没脱就睡下了。”

  “到处都是大便,到处都是傻子,还有麻风病。仅有的一家商店4点就下班了,卖什么的吃什么。”这是安口留给他们的最初印象。

  “本来我们家分了三个地方,去后,一家人在一块了。婚后11年间,在一起的时间不过几个月,我们在平凉的10年,一是家庭关系亲密,夫妻感情增强,孩子受到了锻炼。二是养成了孩子艰苦朴素的好习惯。下去时孩子一个8岁,一个5岁半。我在河北的两位老人也从农村跟着去了华亭,没有口粮供应。当时吃不饱,老陈的定量从32斤改成24斤,我27斤改为24斤,而且是原粮折算的。孩子们就盼周末父亲来了,改善生活。”彭学敏用平静的语气这样给我讲述那段生活。

  尽管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但北京来的医务人员很快以高昂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建院和以后的医疗工作之中。

  在“小北医”,高大英俊、风度翩翩而又为人热情、坦诚的陈恩惠因无怨无悔,踏踏实实干事,被大家尊称为“陈老总”。那些年的“小北医”工作条件不好,病人又很多,逼得你不得不干。下班走在路上,大喇叭上就喊:陈大夫,有急诊。陈恩惠过去是搞普外的,到“小北医”后什么病都看。有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他从平凉坐班车回安口土谷堆,结果大雪封山,车困在大寨塬上,满山白茫茫一片。实在没办法,他索性迈开大步,朝着山下走去。他穿的毡鞋,全身是汗,走了半天才到医院。回到医院,同事王凤兰给做了一碗鸡蛋西红柿面,“说了无数次,记了半辈子”。有几年,陈恩惠一个人在华亭工作,“一锅挂面吃好几天,吃时取出热一下,烂稀稀的,还学会了泡酸菜。生活的艰苦,曾使他患过肠梗阻。但他仍在乐呼呼的干工作”。

  1969年至1974年的几年间,彭学敏在“小北医”搞过政工、后勤,还在药房工作过。1974年,彭学敏调到平凉地区卫校任教,主讲组织胚胎。学生们反映,她教学特别细心、耐心。每一个切片,都让学生看清楚、画出来。她还把从北医找的片子带去让学生们看。

  1980年,彭学敏离开平凉回京。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学生们纷纷来送行,帮自己洗被子、缝被子的情形。那些天差不多天天都有学生来,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舍不得她走。“所做的工作,得到承认,心里很安慰,没在那儿瞎混。”回京后,彭学敏帮平凉的学生们联系来北医进修,寄书给她们。她曾三次回到平凉,访亲问友,讲学传经。

  离开平凉30多年了,彭学敏不论在国外进修,还是退休在家,平凉一直记挂在她的心中。

  徐健生,安徽人,一位能够大段背诵毛主席关于“六•二六”一系列讲话的80高龄的老人,曾经是“小北医”的一名骨科专家。徐健生研究生毕业,是搞病理研究的,下到华亭才开始学外科。好在他本科毕业时间不长,也还可以搞。他的夫人齐佩文,是学生理的,下去后搞妇产科了。那时,有的病人要抬两三天才能到“小北医”。当时地方的医务人员并不少,卫生院有两三人是大学毕业,卫生包也有,但无人做手术。许多人无实践经验,毕业就去了,没办法积累经验,没有实践的机会。所以,“小北医”在当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他说,虽然生活条件很苦,但工作还是第一位的,当时能做的手术现在也不敢做。脑子里第一位的是治病,别的都不考虑。但事实上,当地人对他们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程:初来华亭时,当地人传:“北京来了大夫是好事,可都是有问题的。”让他们有点压力和郁闷,但很快当地的老百姓就热情地接纳了这些远方的客人,成为了一家人。

  三

  北医迁平凉,李学文是“先遣部队”。“当时,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派3位同志做先遣,给大家作安置准备。我连父亲都没见到,留了个纸条,戴上大红花就出发了。刚到华亭时,没地方开展诊疗工作,我们就在破庙里给人针灸。”

  1972年的冬天,外科大夫何献琦到宝鸡去办事,路上遇见一场严重的车祸,他马上组织抢救,把病人运到“小北医”。听说有病人来了,全院立即上下动员,所有的手术室全部打开。因为抢救及时,多数伤员得救了。那一次,大家齐心合力抢救病人,饭都顾不上吃,忙了一夜。

  那年,一个严重脚外翻的农村孩子来到医院求治。王亦聪大夫认真检查,精心为孩子设计了手术方案,手术后恢复得非常好,家属十分感激,“交情延续了多年”。还在北京时,王亦聪就是有名的胸外科专家。来华享后,王亦聪和妻子金瑞和还多次在紧急关头为患者献出自己的献血。

  “一个星期天,快吃中午饭的时候,吐谷堆煤矿瓦斯爆炸。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全院人员都赶到医院参与抢救,包括食堂的大师傅,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医院的车从煤矿来来回回拉炸伤的工人,都是些十八九、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个个都很年轻,可眼看着一个不行了送太平间,又一个不行了送太平间,大概有十几个”。这次抢救以后,“小北医”就有了名气,方圆几百里都知道安口有一家北京来的医院,病人有从平凉来的、宝鸡来的、西安来的,远的还有从兰州来的,附近的县就更不用说了。当时从北医下去的都是高年资的主治医、副教授,看口腔的还有四级教授。他们医术高、医德好,真正解决了许多病人的大问题。由于生活困难,食不果腹,当地老百姓经常吃一些难以消化的野菜、甚至树皮,因此经常会有肠梗阻的病人送来医院。排不出大便,大夫就用手去掏,掏出一盆一盆没有消化的东西。

  1969年10月2日,20岁的王晓琴离开了工作单位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离开了北京,前往甘肃。乘坐的火车条件很差,只挂了一节卧铺车厢——是为“全家迁”的老人们准备的。当初在北京听人介绍说这里有四层的楼,去以后就可以直接工作,没想到,情况并不是那样。后来,大家陆续被安排去做一些临时性工作,有的分到兵工厂,有的分到安口电厂、华亭煤矿,也有一部分人分到华亭县二院(县医院),大部分人组织去了医疗队,王晓琴被分到了华亭县二院。年轻人既然来了,就一定要下去锻炼。她向领导提出,想和大家一起下乡。领导同意了她的要求,分配她到崇信县和另外两人去搞合作医疗。为了病人,医院的同志们不止一次给病人献过血,第二天照常上班,没有什么营养品,顶多自己买点鸡蛋补补。献血也没有什么想法,哪里有困难,哪里需要他们,他们就上,只要能够帮助病人,能作贡献就行。

  后来,医院推荐王晓琴到兰州医学院深造,毕业后,她重回“小北医”。

  王晓琴回忆说:“那几年,最怕的就是医院来架子车,只要有架子车从医院门口一晃,我就特别紧张。”农村难产、大出血的很多,都是从几十里地外用架子车拉着来的,这些病人来了往往情况都很危急,稍有迟疑就会失去生命。有一次,她跟随农宣队在泾川县下乡,半夜有人敲门,说有个产妇临产,让她过去看看,去了以后,发现产妇情况非常不好,血压高、抽搐,有先兆紫癜的症状。听到这种情况,她家里人一急,推过来一辆架子车,就要往县医院送。王晓琴说来不及要生了,不能去。她问赤脚医生有什么药,回答说只有冬眠灵。没办法,产妇已经开始抽风了,她马上给产妇服冬眠灵镇静,然后就开始接生,孩子终于生出来了,病人一家感激涕零。过了几天,病人家属请王晓琴去吃长面,在当时,长面可是招呼客人最好的东西。还记得一个下雨天,王晓琴正在值班,一个架子车上,拉来一个产后大出血的产妇,孩子在家里生下来就死了,此时产妇血压几乎测不到,人已经休克了。后来这个病人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家属很感激王晓琴,病人的母亲在旁边陪着她,见了王晓琴咧着嘴嘿嘿地笑,掏出一包饼干非要给她,她说什么也不要。那时大家都穷,有的病人来了根本没钱交住院费,也没带吃的,产妇没有什么补品,医生们有时就从家里拿些吃的给他们。农民朋友很朴实,只要你帮过他们,治好了她的病,他们就当你是救命恩人,想着法子要报恩,攒上一篮子鸡蛋,自己舍不得吃,走上几十里路都要给你送来,这是他们的一片心!王晓琴感到沉甸甸地搁在心上,推不过去,就把鸡蛋买下来,好让他们安心,农民的朴实,也让医务工作者一辈子受用!

  时值全国上下“备战备荒”的特殊时期,平凉“小北医”的医务工作者,在做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同时,还肩背行李,参加野营拉练。在六盘山下,他们缅怀革命先烈,培养自己的坚定信念、高昂斗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途中翻越六盘山时吟诵的“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壮丽诗篇,鼓舞和激励着他们去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来自北京的“小北医”医务工作者和所有赴甘安家落户人员一样,在为甘肃农村卫生事业和群众的健康作贡献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中也有很多趣事和佳话:金子忠在北京是学心理专业的,大学毕业即随夫人吴慎修去了华亭。他在挂号室工作,也修X光机;华北电力设计院的工程师范景宗,随爱人梁恒芝去华亭后,成了医院理所当然的设计师,在建院工作中大显身手;当时的政策,上海和北京不能互调,王焕卿护士长和新婚不久的吴玉英护士长,就分别把自己在上海工作的丈夫调到了平凉;基础部学生辅导员温发和要去平凉,把在辽宁铁岭当老师的妻子周景兰也带上了;单宏宽,是北医三院外科医生,他在辽宁丹东的妻子姜殿春随调到附近农村小学当老师;北医的管道工孔昭运,主动要求把妻子和4个孩子从山东农村迁往华亭,由此而一下子农转非了,后来回京,便也不在话下。

  这是“小北医”在华亭有点沉重的另一个插曲:1972年,一些“小北医”的孩子和医院职工陆续发生血尿、大骨节病和克山病,医院正处在地方病高发地区,分析认为是饮用水有问题,引起情绪波动,纷纷把孩子送回了北京或老家。省上派专家组下来调查,但只有一个专员认为有问题。后来,打了深水井,又从平凉接供水管,但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在当时风气下,简单地对医院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当地干部李德祥、任建国先后来院任主要领导,好在他们二位对北京医务人员十分理解、尊重。那段时间“大家压力很大,孩子不在身边,心情不好”。但并未影响到“小北医”医疗工作的开展,北京来的医务工作者们仍然坚守在华亭的土地上,兢兢业业地为当地老百姓服务。

  四

  2004年9月12日,金风送爽,阳光明媚,以原平凉地区第二医院为主的59位“六•二六”医务工作者相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会议中心,举行赴甘35周年座谈会。

  这一天,阔别数年或十数年的老战友们白首重逢,倍感亲切与温暖!远在厦门的裴玉秀、兰州的谢世芬、天津的孙维莲来了,石家庄的朱彦山、李安庭、张世信、王明荣、马世信、李淑贞、许华英等7人来了,82岁的李秀芳、王梅在儿女的陪伴下来了,徐天民、张纯、魏凤增、赵荣尊、严仲瑜、李惊子、谢宗云等原来在平凉其他医院工作的同志也来了。

  钮新章、国乐平、付剑锋等原院领导的讲话热情洋溢,大家还特别向逝去的胡郁斌、周觉坤、余国安、陈吉棣、单宏宽等二十几位同志默哀。会上,温发和、何献琦、曹海根、朱彦山、王志谱、韩旭、李学文等先后发言。抚今追昔,大家难忘共同工作、生活的日日夜夜,同甘苦、共患难、同舟共济的情形再现眼前。大家表示,为大西北的医疗卫生事业作贡献,我们无怨无悔,尽管我们现在身处全国各地,却无一不牵挂平凉的发展,我们为平凉取得的每一点进步而感到欣慰。

  中午的聚餐,大家互相挟菜、敬酒,杯盘叮咚,觥筹交错,十分热闹,一声轻轻的问候竟也让人热泪盈眶。席间,裴玉秀和刘重禄的京剧、王亦璁的《好汉歌》、温发和的《北京颂歌》等又为聚会增添了许多喜庆。

  此时此刻,他们不能忘怀那些曾经在一起工作、生活多年的战友,他们的音容笑貌,一个个浮现眼前,是那么清晰可亲,那是一组奉献者的群雕呵——

  钮新章、余国安、国乐平、李炳章、陆榴娟、殷金珠、虞积仁

  温发和、周景兰、王晓琴、刘重禄、冯树异、宋国秀、王金生

  戴嘉娴、齐佩文、徐健生、孙世源、沈淑兰、孔昭运、彭学敏

  陈恩惠、吴光煜、何献琦、韩庚印、洪黛玲、张德元、徐厚恩

  陈吉棣、王 铮、李子珍、景稳心、张汉江、王爱慈、徐绍仪

  庞淑玉、胡年华、左 英、徐树新、马贵林、付宝仪、崔德玉

  卜定方、赵松林、丁淑芬、张良禄、张德生、辛广泉、申世芳

  王振兴、陈尔璋、张若妍、孔梦冬、陈文秀、王凯燕、付剑锋

  杨文秀、李芝芳、杨志昌、乔新民、马玲佩、刘芳圣、单宏宽

  姜殿春、李学文、谢宗云、王惠泉、郝世源、金懋林、杨伯琴

  陈敏华、王亦璁、金瑞和、孙小雄、岳丽珍、隋良朋、乔守正

  韩 旭、田士杰、陈恩慈、李长海、高雅琴、朱昌仁、宋 顺

  陈秉良、李秀叠、曹海根、张石铮、王志谱、杨 军、蒋润金

  王明珠、范景宗、梁恒芝、金子忠、吴慎修、李秀芳、杨 青

  沈淑琴、董方舟、王 梅、李庆堂、袁长英、崔玉忱、孙维莲

  裴玉秀、张崇光、许华英、初世春、袁素云、瞿渊荣、张 勤

  吴宝珍、李 汉、张世信、王明荣、朱彦山、李安庭、马世信

  李淑贞、赵文杰、刘文敏、吴东雄、柴丽珍、张永健、王 惠

  谢文元、张可礼、赵玉琳、王焕卿、郭亚光、马秀琴、李泉海

  陈云清、智跃安、智淑苓、周继民、王凤兰、梁东坡、吴玉英

  居梧林、沙树忠、刘汝鑑、范秀英、宜家声、周令娴、张书盛

  孟宪慎、谢世芬、袁祖同、陈恩蓉、张菊生、陈红琳、杜金惠

  谢德跃、葛春雨、谢 洁、陈公璧、金彦民、孙 鹏、艾清香

  裴文彬、曹 启

  五

  许铣,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1969年下放平凉华亭麻风病医院。这位在北京医学院第三医院具有11年临床经验的皮肤病专家在这里大显身手,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很多患者得到了康复治疗。后来,他参加了甘肃省西医学中医培训,结业后留甘肃省新医药研究所工作,期间参加了全省肿瘤死亡回顾调查,掌握了肿瘤发病的情况,为以后的工作创造了条件,足迹遍及全省各地。

  2012年冬月,我专程前往北京大学医学部,拜访徐天民教授。徐天民回忆,他从北医三院把队伍带到平凉后,留在平凉地委,任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相当于一个和地委的联络站,来办事的都找我,不是我的学生就是老师或同事。”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抢着下乡,每次派人,我都争先去,主动接受改造,臭老九嘛。”他的话中,带着些许幽默。

  那些年,徐天民还带工作队下乡,走遍了全区七个县,一多半公社。在灵台县独家公社蹲点一年,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在静宁威戎半年,泾川王村半年。有需要时也给农民开单子治病,他的夫人瘳凯琪安排在地区医院药房。当时在平凉的还有心内科专家付正凯,时年近60岁。他的夫人张希贤,是公共卫生专业,都是资深教授,均在泾川县罗汉洞公社卫生院工作;经络学专家祝总骧、妇产科专家朱蓬娣夫妇则被安排到了平凉县某公社。

  有的北京医务人员来到平凉后,坚持要下到生产队,“革命精神到底了”,公社也不待,是老爷卫生部到公社老爷卫生部。把工资要交党费,又不是党员,就交给组织了。他们带着孩子下去,安家落户决心很大,不回来了。“极左的,完全否定自己,不要掉队,也不是装的,是天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