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 声 “中国模式”的甘肃实践

      在毛泽东同志“六•二六”指示推动下,中国农村广泛地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体系。中国农村的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特别是以“赤脚医生”为标志的村卫生员,在使农民便捷地获得村级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被其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在毛泽东同志“六•二六”指示光辉照耀下,在北京来甘安家落户的广大医务人员和北京医疗队、解放军医疗队的模范事迹和宝贵经验的带动下,甘肃省卫生事业不断前进,不断发展。10年来,各级党委注意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不断加强农村医疗卫生网的建设。县以上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下放了3200多名医务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历届医药院校的毕业生基本分配到农村;同时,县以上医院每年都坚持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先后共派出2.4万多人次;省上对农村公社卫生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重点装备。这样,使城乡医疗卫生比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仅就地方卫生部门主管的事业来看,1965年全省农村床位仅占39.5%,卫生技术人员占62.5%,基建投资县以下几乎没有什么;到1976年底,农村病床上升到68.7%,卫生技术人员上升到67.8%,基建投资上升到63.8%。活跃在甘肃农村的成百支医疗队,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和广大赤脚医生,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关于“预防为主”的方针,引导广大农民与不良卫生习惯作斗争,提高了社员群众搞好农村卫生工作的自觉性。全省城乡卫生面貌有了显著改善,各种传染病发病率普遍下降,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深 刻 的 变 化

  “六•二六”指示,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伟大战略决策,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在“六•二六”指示指引下,我国卫生事业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在全国农村,合作医疗遍地开花,百万赤脚医生茁壮成长,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拥有146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还有63万多农村接生员。初步形成了方便农民防病治病的医疗卫生网。卫生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逐步放到农村。人民公社基本上都有了卫生院,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根本改变,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队伍日益成长壮大。

  合作医疗是亿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伟大创举。因此,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办合作医疗,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是合作医疗巩固发展的根本途径。

  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一些地方的社员群众就根据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集体化道路,创造了在医药上互助合作的形式。到1958年,全国已有许多地方办起合作医疗。由于各地农村经济条件和具体情况不同,合作医疗的形式也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多数是生产大队办,也有社办、社队联办、生产队办等形式。合作医疗按自愿参加、集体互助的原则办事,办法大体是:参加的社员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现金(也有的交中草药代替现金),另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抽取一部分公益金,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社员在合作医疗站看病一般只交少量的挂号费,不再付医药费,有的社队对转诊到公社以上医疗机构治疗的病人,其医药费也全部或部分由合作医疗基金中支付。合作医疗在社队党组织领导下,实行民主管理。管理机构由干部、“赤脚医生”、社员代表组成,群众有权对合作医疗进行监督。农村办起合作医疗以后,与疾病作斗争的力量大大增强。从“一人有病一家愁”,变为“一人有病大家帮”;从社员“爬山越岭寻医生”,变为“赤脚医生”“送医送药到家门”。合作医疗的发展,加速了农村医疗卫生网的建设,对保护社员群众身体健康,提高劳动出勤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不少公社基本上做到防病治病工作层层有人抓,无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小伤小病治疗不出大队,一般疾病治疗不出公社。特别是许多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办起合作医疗以后,培养了自己的赤脚医生,建立起“土药房”,使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各地在不断巩固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是坚持群众路线,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许多地方围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了路线教育,引导群众回忆村史、家史,忆过去缺医少药的苦,群众提高了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自觉性,出现了人人关心合作医疗,出主意想办法,齐心合力办好合作医疗的生动局面。

  开始办合作医疗的时候,有些地方单靠买药治病,结果造成合作医疗经费超支。后来各地开展了应用土方土药防病治病的群众运动,总结了“三土”(土医、土药、土法)上马,“四自”(自采、自种、自养、自制中草药)创业的自力更生、勤俭办医的经验,普遍采用中草药和新针疗法治病。许多社队从零星采集中草药,发展到有计划地采集和种植中草药,“向高山要药,叫大地献宝”;从中草药直接煎服,发展到加工成膏、丹、丸、散、酊等各种剂型的成药。一个个“百药园”、“土药厂”在广大农村涌现。“赤脚医生”既学中医、又学西医,掀起了广泛搜集、整理流传在群众中行之有效的单方、土方、验方的热潮。土方土药治病疗效好,费用低,大大节约了合作医疗经费,减轻了集体和社员的负担,促进了中西医结合。

  许多地方还从实践中体会到,只有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才能减少疾病,保护劳动力,发展生产,节约医药费开支,巩固合作医疗。

  各地主动掌握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规律,及时进行预防,并且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搞好“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良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使发病率显著降低。有效地保护了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巩固了合作医疗。“两管”、“五改”的经验,归结到两点,一是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使男女老幼,人人行动起来,打一场除害灭病的人民战争;二是要把这项工作纳入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安排。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民依靠集体力量同疾病作斗争的伟大创举,它的资金取之于社员,又用之于社员,既体现了劳动人民的阶级友爱精神,又有共产主义因素。社员群众说:“合作医疗就是好,看病吃药花钱少;不出村口治好病,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

  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赤脚医生队伍茁壮成长。活跃在广大农村防病治病第一线的赤脚医生坚持亦农亦医方向,全心全意为广大群众服务。社员群众赞扬他们是“俺们的好医生,贴心人”。许多赤脚医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热情为群众防病治病,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被社员群众称赞为“合作医疗的台柱子”,是“我们信得过,养得起,管得着,用得上的医生”。他们“脚上有泥巴,手上有老茧,肩上有药箱,胸中有朝阳”,是一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亦农亦医的新型医疗卫生队伍。许多赤脚医生为了摸清草药的性能,探索针刺穴位的效果,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有的甚至在自己健康的肌肤上切开伤口,让它感染发炎,来试验草药止血、消炎的效果。他们能中能西,能医能药,能防能治。他们对病人体贴入微,对技术精益求精。广大赤脚医生在实践中努力学习,又经过医疗卫生部门反复培训,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农村中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的主要力量。大量事实说明,办好合作医疗,培养赤脚医生,是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途径。

  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出现和成长,反映了农民群众在医疗卫生工作上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也显示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自己起来同疾病作斗争的伟大力量。培养赤脚医生和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卫生工作的一次大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改善了农村的卫生面貌,提高了贫下中农和社员的健康水平,保证了农业生产。

  在卫生事业这场深刻的革命中,人民解放军和首都医务工作者作出了积极贡献。10年来,人民解放军共派出50余万人次参加的6万多个医疗队,深入农村和部队基层,他们为农民群众治病7500多万人次,协助2.7万多个生产大队建立和巩固了合作医疗,培训赤脚医生、卫生员77万余人次。首都各医疗卫生单位先后派出300多批、1.5万多人次的医务人员上山下乡巡回医疗,还有许多医务人员到边疆、农村安家落户,支持农村卫生事业。

  陇原无处不飞花

  1975年仲夏,《甘肃省卫生展览》在兰州举办,它以生动、形象的图表,丰富多彩的内容把甘肃省医疗卫生战线10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展现在人们面前。

  展览大厅里,三幅《十年来全省城乡卫生设施对比图》鲜明地反映了全省卫生事业取得的成果。图中标明:1974年,全省农村卫生工作人员比10年前增长56%,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比10年前增长50%。1974年,用于农村卫生基本建设的投资占卫生总投资的62%,用于农村卫生事业的经费占卫生总经费的68%;而在10年前,即1964年,这两项数字分别是40%和21%。生动的数字说明:全省医疗卫生战线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放到了农村,使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展览会上的图表还表明:自1965年以来,全省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名高、中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奔赴农村;自1968年以来,全省县以上医疗卫生单位有3600多名医务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加强了农村卫生技术力量,促使全省所有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卫生院。

  在“六•二六”指示指引下,甘肃省农村卫生革命蓬勃发展,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犹如烂漫的山花,开遍全省各地。

  甘肃省农村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六•二六”指示,在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放到农村的同时,积极扶植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新生事物的成长,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卫生革命的蓬勃发展。

  从千里河西走廊到白龙江畔,从甘南草原到陇东高原,一个大办合作医疗的群众运动,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庆阳地区一马当先,于1970年4月实现了全区合作医疗一片红,平凉地区紧紧跟上,于5月份普遍办起了合作医疗;其他地区也陆续地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红医村”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合作医疗更加巩固、发展、完善和提高。合作医疗站和一大批“红医村”,有力地改变了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状况,保障了社员群众的健康,促进了农业生产。玉门市黄闸湾公社,依靠群众,在实行合作医疗的基础上,办起了“红医村”,公社有卫生所,大队有合作医疗站,生产队有“土医生”,户户有家庭卫生员,家家有红医包。公社卫生院得到进一步充实,其中有1/3医疗设备已初具规模。合作医疗的巩固和赤脚医生的成长,是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据1976年底统计,全省赤脚医生已发展到4.4万多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赤脚医生、女卫生员和接生员。97.8%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显著改变,合作医疗站的网点遍及广大农村、牧区。

  从1966年以来,北京、兰州等地有507名医务人员先后来到定西地区的通渭县马营、渭源县会川、靖远县永新和会宁县丁沟、河畔等干旱山区的农村公社卫生院安家落户。还有从全国各地,如北京、吉林、上海、西安等大中城市的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200多名毕业生也分配到定西地区近100个人民公社卫生院工作。到1975年底,定西地区有综合性人民医院一处,卫生防疫站1个,妇幼保健站1个,7个县县县有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167个人民公社社社有卫生院,1751个生产大队队队有卫生所。共有专业卫生技术人员1880名,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的134倍。10 000多个生产队队队有卫生员,93%以上的生产大队已经实行合作医疗制度,从城镇到农村形成了一个防病治病的医疗卫生网。4931名赤脚医生,8270名卫生员,身背药箱走庄串户,足迹遍布全区的山山水水,热情地为城乡人民防治疾病。定西县新集公社的12个大队都办起了合作医疗。据统计,传染病的发病人数比实行合作医疗前下降了40.6%,转外地就诊的人数减少了44.2%。几年中,全公社医疗站就地治疗的病人就占全公社发病总人数的95%以上,有效地保护了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河西走廊三地区2300多个大队中,有98.4%实现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达6500多名,另外每个生产队还有1名卫生员或接生员。河西走廊的村村寨寨,医疗卫生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医院设在家门口,医生就在身边,有病就能得到及时治疗。旧社会,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瘟疫流行,疾病猖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医院设在城镇,广大贫下中牧要治病,仍然得长途跋涉数百里,不仅耽误生产,还延误了病情。贫下中牧迫切盼望有自己的医疗站。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在阿克塞草原诞生后,队队都有本民族的赤脚医生,结束了哈萨克族人民缺医少药的历史。陇南山区的成县,由于各级党组织的大力支持,广大贫下中农的热情扶植和赤脚医生的积极努力,全县236个大队全部建立了合作医疗站,其中182个已实行了免费医疗,其余的做到了部分免费,社员群众高兴地称合作医疗站为“幸福站”。

  回、东乡、保安、撒拉、土、汉等8个民族杂居的临夏县,医务人员比1965年以前增长了3.5倍,有效地保护了社员群众的健康。许多医疗站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依靠集体力量,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勤俭办医,大搞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的群众运动,发挥土医土药的作用,使合作医疗越办越好。有相当一批社队,基本上做到了无病早防,有病早治,小伤小病不出队,一般疾病不出社,使广大社员群众精力充沛地投入农业生产。庆阳县肖金公社向阳大队合作医疗站刚刚办起时,家底薄,药物缺。可是,他们紧紧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依靠广大社员群众,大家动手办医疗,并开展了“自采百种万斤药”的活动。1969年来的3年中,自己采种中药材3万多斤,制造了90多种中草药成药,群众行动起来了,土方、土药、土医发挥了大作用。医疗站的资金也由当初的1500多元发展到10 800多元。从1972年开始,实行了“以药预金”的制度,社员医药用费全部报免。群众高兴地说:“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把医院办在了家门口,有病早治,无病早防,真方便啊!”

  随着合作医疗的发展,赤脚医生队伍也不断壮大。这些来自贫下中农(牧)的赤脚医生,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赤脚医生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始终保持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的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社员群众服务,才能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和爱戴,广大赤脚医生,脚踩泥巴,肩背药箱,心里有社员群众,拿起锄头会种地,拿起针头会治病,成为一支新型医疗队伍。

  平凉县青龙卫生所的医务人员,八年如一日,身背药箱,踏遍青龙山区的沟沟岔岔,走遍社员群众的家家户户,受到广大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秦安县魏店地区卫生院医务人员,深入家庭院落、田间地头,把党的温暖送到贫下中农的心坎上。华池县五蛟公社马河大队赤脚医生高明科,大学毕业后不当干部当农民,不拿工资拿工分,坚决回队当赤脚医生。他晴天一身土,雨后一身泥,深受群众的爱戴。卓尼县木耳公社七车大队的三名赤脚医生,坚持亦农亦医,手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每人每年平均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在200天以上。至于那些风里来,雨里去,送医送药到炕头,“宁在自己身上试扎千针,不在病人身上错扎一针”的赤脚医生更是数不胜数。自从当上赤脚医生,他们常常是一顿饭分几次吃,一宿觉分几次睡,不怕苦、不怕累,把心血和精力倾注在为人民服务上,社员群众说:“满架葡萄一条根,赤脚医生和咱心连心。”

  这是一批优秀赤脚医生的代表,他们里面有:坚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治病不误劳动的清水县鲁湾大队赤脚医生李松茂;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被社员群众称为“贴心人”的正宁县东李大队赤脚医生杨桂凤;一心为农业生产服务,一心想着社员群众,用一根银针治好盲哑病人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大河大队赤脚医生陈天喜;碌曲县尕秀大队藏族赤脚医生尕尔尕,刻苦学医为人民,在实践中学会了新针疗法和诊断技术,掌握了一般常用藏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他和另一位赤脚医生坚持巡回医疗,足迹踏遍了尕秀草原的牧点、帐篷,为贫下中牧治病达3万人次,被群众称为“草原上的好曼巴”。康县铜钱公社八仙位大队杨乾玉当了赤脚医生后,学习白求恩精神,处处为社员群众着想。一次,毛亚生产队有个社员的两个孩子同时患中毒性痢疾,他不顾自己的孩子正在病危,摸黑走了20多里赶到病人家里,抢救了两天两夜,使两个孩子脱险。他回来后,自己的孩子却因抢救不力而死去,他还积极防病治病,在上级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在防治当地一种地方病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模范农村卫生员郑有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贫下中农誉为“离不开的贴心人”。战斗在成县二郎山区的“背篓医生”杨景生,身背药篓翻高山,跨深沟,坚持为社员群众送医送药,被群众称赞为“把病人放在心坎上的医生”。广大赤脚医生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医疗技术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农(牧)区的常见病、多发病,能防能治,能自己采集、种植、炮制中草药,会使用中西两法治疗疾病,一些疑难病,也被他们治好了,谱写了一曲曲卫生事业大发展的凯歌。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预防为主”的方针得到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开展。各级党组织和卫生部门把“两管”、“五改”作为农村卫生建设的重点,同农田水利建设和建设新农村结合起来,纳入农业生产的规划。全省地方病的防治、计划生育和妇幼卫生工作也有新的进展,为农业生产解放了劳动力。改善了农村卫生条件,基本上控制了疾病的流行。全省卫生模范村武山县大柳树村的赤脚医生把防病治病与体育锻炼结合起来,使卫生工作更上一层楼,出现了生产年年跃进,产量步步提高,卫生好,疾病少的景象。张掖地区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65%以上的猪圈、厕所得到改造,大部分水井作了整修,有一半涝池已改成砂滤井和土自来水,结束了人畜共饮一池水的历史。酒泉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推广手压式简易井,社员称赞说:“手压井,户户建,清水流锅边,卫生又方便。”过去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山区、牧区,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破旧习,立新风,卫生面貌有了显著的改变,农村卫生面貌焕然一新。泾川县荔堡公社大寨大队把“两管”、“五改”纳入农业学大寨的规划。1973年以来,结合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厕、改圈、改灶,既清洁了环境,又广开了肥源。1972年,这个队曾因400多人患痢疾,误工2600多个;1974年,患痢疾的只有2人,劳动出勤率达到95%以上。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和政县,原来是个痢疾高发区。但通过加强对饮水、粪便的管理和改井、改圈、改厕所,使肠道传染病大幅度下降,痢疾发病人数1976年比1975年下降了36.8%,死亡率下降了40.1%。

  中西医结合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全省参加半年以上的西学中的人数达3600多人;省新医药学研究所举办了赤脚医生中医函授班,参加学习的达1600多人;兰州市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向,采取在职学习、专题讲座、学习班等多种形式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已有30%的医务人员,学会了用中西两法防病治病。计划生育工作进展也较快,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1年29.13‰,下降到1976年的10.99‰。

  千里陇原,农村卫生事业从此旧貌换新颜,百姓喜洋洋……

  在历史新的起点上

  走过30多年的风雨历程,甘肃卫生事业扬帆起航,生机无限,再谱新篇——

  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六•二六”精神的鼓舞下,全省卫生系统抢抓机遇,解放思想,创新实干,以满足人们健康需求为导向,围绕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这一根本目标,加快推进全省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积极推进医保、医疗、医药改革,努力构建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的卫生服务体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

  从1978年开始,甘肃省先后出台20余个政策、法规,以整顿医疗秩序,健全防治体系为重点,积极推进医保、医疗、医药改革,努力构建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的卫生服务体系,为促进甘肃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卫生工作的重点不断向农村倾斜,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完善了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甘肃省农村卫生事业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全省卫生事业在保护人民健康、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卫生工作成就瞩目。

  特别是甘肃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间,甘肃省卫生事业发展成就显著,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实施,促进了医药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完善,疾病防治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健全,实现了“四个全覆盖”,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部农村人口;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覆盖城市非职工人群;医院床位补贴翻番、济困病床制度覆盖市县级公立医院;基层卫生院人员工资由财政全额供给覆盖全省乡镇的,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卫生事业发展步伐加快,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卫生总费用由2005年的106.61亿元增加到2009年263.98亿元,人均卫生费用由2005年的410.91元增加到2009年的1001.65元,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从2005年的53.86%下降到2009年的34.76%,卫生总费用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5.51%增至2009年的7.79%。到2010年,全省卫生机构总数(不含村卫生室)达到10 267个;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病床数达到9.49万张,比2005年增加了3.51万张;每千人口拥有床位数3.57张,比2005年增长1.25张;有各类卫生人员11.54万人,比2005年增加1.82万人;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助理)医师、注册护师(士)分别由2005年的3.13人、1.36人、0.86人增加到2010年的3.69人、1.45人、1.12人。人均期望寿命由2005年的70.72岁增长到2009年的72.13岁,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由2005年的19.78‰、82.77/10万下降到2010年的10.00‰、33.23/10万。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有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新进展。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覆盖。2010年参合人数达1910.32万人,参合率95.92%,人均筹资水平由“十五”末的30元提高到150元。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认真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省86个县市区全面实行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实施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为城乡居民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大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积极推行“管理机构下基层、疾控机构进医院、健康教育进家庭”的卫生服务新模式和医务人员“四个排队”,即:对医师用药量、抗生素使用量、患者自费药使用量、青霉素占抗生素比例进行排队和评估公示,医疗机构“八个排队”制度,即:对医疗机构中药品收入占总收入比例、门诊输液人次占门诊总人次比例、平均住院费用、平均门诊费用、平均单病种单次检查费用、平均住院自费比例、大型设备检查阳性率、患者满意率进行排队,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点,大力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

  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及时有力。全省甲乙类传染病保持较低发病率,县以上卫生机构网上疫情直报率达到93.3%。计划免疫扩大到“十一苗防十二病”,儿童常规免疫接种率达到90%以上,涂阳肺结核病人治愈率达到85%以上。艾滋病、地方病防治和精神卫生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全省卫生监督执法能力不断增强。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学校卫生、食品安全、消毒卫生及医疗服务等卫生监督工作成效显著。妇幼保健工作得到加强。住院分娩率、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儿童系统管理率分别达到93.56%、86.7%、79.57%,比2005年分别提高了25.6、16.43、16.28个百分点。爱国卫生和健康教育工作全面加强。农村自来水、卫生厕所普及率分别达到65.13%和57.75%。开展了健康教育“十个一”工程,即:开辟一个卫生与健康专栏、编写一本健康知识手册、演好一台健康科普大戏、培养一名健康教育骨干、制作一套健康展板、开设一节健康教育课、建立一个健康咨询室、发放一个健康大礼包、刷写一条墙体标语、建成一块宣传橱窗,开展了健康教育进家庭、进社区、进单位活动,成立了甘肃省健康教育与促进协会。卫生应急能力明显提高,圆满完成了汶川、玉树地震和舟曲山洪泥石流灾害医疗救援工作。成功处置了3起人间鼠疫疫情。

  中医药发展取得新突破,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2010年,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高了中医床位补助标准和医保、新农合中医药报销比例,调剂院内中药制剂在全省统一使用,增补了中医药服务收费目录,调整了收费标准。投入4.62亿元建设了48所中医医院,进一步提升了县级以上中医医院的服务能力。持续加强综合医院和公共卫生中医药工作,积极推进中医药进基层。大力开展西学中和中医药五级师承教育活动,重视中医药科技进步与创新。扶持民族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事业进一步发展,中医药服务体系初具规模,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截止“十一五”末,全省共有中医药机构88所,中医病床9797张,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含助理)1.7万人。

  卫生科技教育稳步发展,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加大。5年累计获得各类科学技术奖384项。重离子治疗肿瘤临床前研究取得进展。设立了甘肃省黎秀芳护理科技奖。开展了“健康中国2020”甘肃战略研究。实施了农村卫生人员学历教育和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拓宽卫生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建立国(境)外人才培养基地。大力实施领军人才工程。建立了300多人的高层次卫生人才库。启动了12个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建设项目。出台了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编制标准。为乡镇卫生院招录9500名医学类大学毕业生和340名执业医师。城乡对口支援制度逐步健全,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项目,5年累计抽调6380名城市医生到农村服务。

  医疗服务监管得到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不断加强各级公立医院监管,实施医德医风考核制度、定期观看警示教育片制度等“22项核心制度”,逐步建立医院分级分工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服务能力。开展了“以病人为中心,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活动和以“持续改进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为主题的医疗质量万里行活动。成立了12个省级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加强全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在全省开展“医德医风建设先进个人”和“全省医德医风建设标兵”评选活动,推出了一批卫生行业先进典型,塑造了卫生行业的良好社会形象。加强卫生行业文化建设,创编了《百合花开》、《皇甫谧》、《黎秀芳》等文艺作品,为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012年4月24日,是一个值得永远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全省人民翘首以盼的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兰州胜利召开了。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代表中共甘肃省第十一届委员会作了题为《科学发展 转型跨越 民族团结 富民兴陇——为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完善和落实基本药物制度,强化重大疾病疫情防控,加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重视发展中医药事业,积极发展妇幼保健事业。”

  这是“幸福美好新甘肃”未来发展目标带给全省人民内心的激荡、畅想、感动、力量,是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向全省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向全省医疗卫生工作者发出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总动员令,是全省人民的热切期盼和美好梦想。

  从毛泽东同志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伟大指示到今天,甘肃省的医疗卫生事业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六•二六” 医务工作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精神的强烈感召下,在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甘肃卫生事业也从二十世纪60年代农村普遍缺医少药,90年代前后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迈向了快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相信,让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阳光一定会照耀陇原大地……

  后 记

  文学意味着担当与责任。

  这20多年,我创作的方向一直是报告文学,并且用很大精力来抒写反映时代前进脚步的、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而在此之前,写的多是诗歌、散文、小说,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随着思想的成熟,越来越深地感悟到孔夫子的“大道天下”所蕴含的深刻哲理:任何时候,文学都不应丢失“大道”,而这个“大道”,就是关注社会、关怀人生、关心精神,这应是文学的基本取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正在于此。文学理应“承载着整个民族的意志与希望,成为历史最好的见证”。浓郁的政治情怀,正是我献身文学的追求所在!

  一

  我出生于书香人家,曾祖父姬兆俭,是清末贡生。祖父姬如杰(1887~1950)为乡间绅士,曾在老家甘肃省临洮县玉井乡自办幼学。老人崇尚儒家思想,奉行“五常”文化,在为“连”字辈的五个儿子取名时,依次排名:仁、义、礼、智、信。外祖父司玉书则多才多艺,擅长书画和吹拉弹唱,名传十里八乡,是甘肃省康乐县第一届政协委员。父亲姬连信,1954年毕业于西北兽医学院,在甘肃省畜牧学校教书育人34载,著述颇丰,离休前为副教授。母亲司梅岚早年就读于兰州师范,也毕生从事教学或教学行政工作。如今,先人们的思想已深深地印入我的灵魂深处,并以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

  感谢生活,感谢文学,感谢帮助过我的人们,是我想在这里说的话。

  从踌躇满志的青少年到如今已步入知天命之年,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三农”问题的思考和对文学的热爱耗去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故有记者撰文,称我为“农民的儿子”,这当是对我的最高评价,我喜欢这个称呼。

  “文章字字皆辛苦”,而报告文学的纪实性和社会问题题材本身,又决定了我要吃更多的苦,受更多的累。本来,依现在的工作、生活条件,我不需要苛求自己,方方面面也会过得比较安逸,但实际却是,自己一直在不断地与各种诱惑作斗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利用长假、休假和周末的时间,先后走遍了甘肃的14个市州,实地考察了几十个县,采访、接触了从省级到乡村的各级领导、干部群众以及专家学者、普通农民千人以上,收集阅读了千万字以上的各种文件、资料。其中一百余万字的《世纪决战》,先后出版四次。围绕着每一部作品的创作出版,读书、查资料、做笔记、采访、写作、协调方方面面的事情等等,这么多年,一晃就过去了。且不说放弃了多少休闲娱乐,仅就疏于与朋友们联络和交往,就难免让人生出几多误会和不解,这实在是一种遗憾。更严重的是对自己健康的透支。一次,去有关部门采访,突感饥饿难耐,遂掏出随身带的馒头吃起来,看我这样儿,接受采访的领导感叹:“我看你也是个下苦人!”20多年功夫,以至于自己的脑袋也过早地“荒漠化”了,真正的“文章憎命达”。忙时,探望、陪伴父母的时间也大大减少,四个姐姐替我分担了我应尽的孝道。记得1990年冬,为了完成《百万移民》的采访,我在身为校工,无足轻重但却不予请假的情况下,在单位办了两个月的留职停薪手续,自掏腰包去甘肃河西走廊的移民基地和中部地区贫困县采访。后因路途不顺,迟回单位上班两天,电话请假不算数,被视为“旷工”,又因跨过了元旦,而扣发了次年的全年奖金大约二三百元。还记得采访归来后,离家时还抱在怀里的女儿已在地上蹒跚学步,那抓着我的摩托车使劲喊“BaBa”的情景,令我唏嘘不止。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因业余创作而“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语出一位领导同志)的尴尬就更不在话下了,因为我从来都不会为那些困难和闲话所影响和左右。只是其中经历的一些事和人,可谓百怪千奇,有趣有味。在《世纪决战》(第三版)的出版上就曾遭遇“连环套”。先有兰州市文联自封“国家一级作家”的拿事之人“雁过拔毛”,将市财政给予市委、市政府2005年“打硬仗”项目规划的该书下卷专项经费克扣,造成作品一拖两年,无法按期出版,后又“党组”发文,免去我的由作家协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同时另一位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曾获“甘肃省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的窦泽中先生也遭此极端事件,成为传奇;继而,遭遇有长期公、私业务关系的兰州人民印刷厂个别人“杀熟”,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竟将列入甘肃省“农家书屋工程目录”的该书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致使送到广大农民读者手中的4000套图书质量之差远不及盗版。这些事,对我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让我最关心的农民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令我痛心疾首。

  我有很多爱好,社会也异彩纷呈,可真要专心去“享受生活”,似乎不符合我的性格,也未必会多么惬意。“玩物丧志”,我时时这样警醒自己。我感到快乐的,是采访时与人敞开心扉的交流、心无旁骛的沟通和思想碰撞而产生的火花,是绞尽脑汁的构思和夜不能寐时与先贤对话的想入非非,是驾驶着自己钟爱的铃木125越野摩托车远行时的精神与带劲。那年八月,我出兰州去河西走廊的武威采风,祁连山脉海拔3562米的乌鞘岭上,别样的高山草原风光让人心动。远处雪山皑皑,近处油菜花金黄。牧羊人穿着羊皮大袄,手执羊鞭,跟在羊群后,蹒跚而行,而此时驾驶摩托车的我,身着的仅有一件单衣,身后的文友筱刚兄则只穿一件半截短袖。那日,我们被突然而至的瓢泼大雨困在山下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华藏寺。当地老乡说,这雨三两天可能都停不下,也可能用不了多久就会雨住风停,阳光灿烂。无奈之下,我启动马达,向着乌鞘岭主峰狂奔而去。雨越下越大,并变成劈头盖脸的暴雨,我很快浑身淋透,双手冻得僵硬,握不住车把。待勉强下得山来,到达安远镇,二人已经冻的抬不起腿来,幸被一小店门前几位年轻人帮助从车上搀扶下来。而回程时,更有飞舞的蜜蜂撞死在我的耳垂上,以致差点撞翻了自己摩托车的奇遇。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欢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爸爸骑着摩托车从武威回来了,脸蛋红红的,眼睛红红的……”

  回过头来看,我的创作和生活历程是那么艰辛,但今天收获的,已不仅仅是创作的成果,更主要的,是自己学与识的增长,是对家乡、对人民的爱的升华。

  二

  我的创作是艰辛的,同时又是很幸运的。在多年的采访、创作中,我得到了许多领导、专家、老师、同学、朋友及农民兄弟真诚的帮助和支持。

  朱雪芹老师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1965年元月,朱老师从莺飞草长的南国江苏靖江来到风沙蔽日的大西北,从此,这位秀美、率直、能歌善舞的水乡淑女教书育人,辛勤耕耘,从青春靓丽到银发如雪,朱老师从教33年,把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和毕生的心血献给了西部的教育事业。“文革”中,朱老师对我这个“出身不好”,尚不谙世事的孩子疼爱有加,高举双手说:“我举两只手,双手同意姬广武加入红小兵!” 虽然,在那个被“三种人”把持的子弟小学里,我直至小学读完也没有戴上红领巾。但在那个寒冷冬日里,朱老师母亲一般的话语如一股强大的暖流涌过我的全身。许多年以后,朱老师已不曾记起那个下午发生在班上的一幕,因为她对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孩子都爱得真诚,爱得无私。但是我,一个10岁的孩子却永远记住了那一天,记住了那一刻!也记住了另外几位关心我的,我在黄羊镇子弟小学读书时的老师宋晓华、郑佩玲和武威七中的二位班主任付有恒、高森平老师。时至今天,年已古稀、胸藏诗书的老师们依然关注着我这个老学生的成长与进步,鼓励我多写作品,写好作品!

  在我工作的单位,多年来,高崇华、李希、陈琳、张建昌、刘为民、张悌先等七任部长及其他领导都对我十分关心,或在先后两批兰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评选中对我给予肯定,或在我遇到其他困难时热情帮助。

  李希,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原兰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是我尊敬的老领导。2001年,当我历时四年创作的《世纪决战》终于脱稿但面临出版经费困难时,李希部长指示从市管党费中拨出专款,解决我的出书困难。他特别说,我们要创造条件,支持姬广武把这本书写好,这部作品出版了,也是组织部的光荣。老领导的思想境界之高,胸怀之广阔,令人浩叹。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关心帮助,始终在鼓舞着我,激励着我。

  2010年,在我历时13年呕心沥血创作的《世纪决战》第四版出版之际,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欣然挥毫为我的作品题写书名。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武成为我题字:“情系农村发展,书写改革篇章”,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洛桑灵智多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在甘肃任职期间,一排排整齐有序的“乐民新居”让受灾地区的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拔地而起的“牧民定居点”工程让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从此有了崭新的家园。洛桑主任还是我尊敬的好朋友,在几年的交往中,他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影响教育着我,用真诚的帮助鼓舞鞭策着我,令我永远感念和铭记。

  韩正卿,中共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协原副主席、第二届“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对我长期关心,大力支持,还倾心撰写藏头诗——“广武爱农,辛勤耕耘”。诗曰:“广读古今万卷书,武文之道须张弛。爱憎分明凌云志,农村富民大声呼。辛辣百味酸甜苦,勤能补拙有鸿儒。耕犁老牛残阳卧,耘田丰收心踏实。”

  张英,甘肃省两西建设指挥部原副总指挥(正厅级),一位年逾八旬的抗战老战士,热情鼓励我的创作,并赋诗题字:“雄文两卷气恢宏,歌颂盛世话三农。开卷捧读不释手,又闻昔日号角鸣。战天斗地如诗画,看之有景听有声。决战风采心血染,德艺双馨品铸成。”

  张瑞民,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位具有很深理论造诣的领导干部。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甘肃报告文学创作有着良好的基础和传统,也曾经产生过重量级的作品,比如王家达的《敦煌之恋》和姬广武的《世纪决战》等,这些以甘肃为题材和背景的作品,都曾引起广泛社会关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为甘肃文坛争得了荣誉。”

  2009年4月初的一个上午,一位拄着拐杖,弯着腰身的耄耋老人,手拿一张《兰州晨报》名记者雷媛女士写的介绍我创作《世纪决战》前前后后的整版人物访谈,来到办公室找我。老人名叫张怀贵,是一位陕北籍革命老战士,1960年困难时期就曾担任青海省贵德县委书记,让他欣慰的是,因为自己坚持真理,全县没有饿死一人。离休前,他是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张老革命一生,历经坎坷,但对党的感情始终不渝。他晚年定居兰州,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这些年,我听了不少赞美之词,但当一些肯定表扬的话从老人口中讲出时,还是令我十分感动。张老哮喘严重,说话十分吃力,但他敏捷的思维和对社会的真知灼见以及对人生的感悟令我敬重,也让我惭愧。时隔三个月,张老竟给我寄来一篇打印好的长达7000多字的“读《世纪决战》心得”,并附信一封,写道:“读《世纪决战》收获不小,我着手就读,越读越想读,很多章节反复读了几遍,还做了笔记。你们都很忙,本不该打扰,但笔记多是个人体会,对不对,总觉得不踏实,欲想交谈请教,无奈我已无用电话交流能力,故将笔记摘录了部分寄上,请忙中抽时一阅。不适宜或错误之处,请告之以利纠正。”

  2004年12月26日,继报告文学《百万移民》于2001年获第九届“中国人口文化奖”后,我第二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参加“中国人口文化奖”颁奖大会。该奖是中宣部批准设立的全国常设性综合性文艺奖。评委会的颁奖词是:“这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大书’。‘大书’之‘大’,‘大’在取材博大、立意远大、叙事宏大、篇章巨大。”“全书纪实,其史料价值可以让人认识和体验,以至于思想得以升华;其审美价值可以让人觉悟和感染,心灵得以震颤。如此以文济世,实足以唤起世人的良知。”《世纪决战》获得第十二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报告文学类作品金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后来知道,报告文学组的主任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周明老师,四名委员分别是享誉全国文坛的文学大家李柄银、林毓熙、傅溪鹏、曾庆瑞老师。我的作品还被写入大会工作报告和组委会执行副主任、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夫棠的讲话,并与小说类作品金奖得主,名作家柯岩、毕淑敏等同台领奖。那天,当我被组委会安排在人口文化文艺创作论坛上作大会发言时,我由衷地谈了三点体会:一是要选好一个主题,弘扬一种精神;二是要深入群众,贴近生活,有一个严肃的创作态度;三是一部主旋律作品的诞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怀。我的这个发言,刊登在《文艺报》和《中国文化报》上。

  领导、前辈和老师们的寄语、希望和帮助,使我深受鼓舞,让我不敢懈怠,感到的是一种责任。都令我久久不能平静,永远不能忘怀,都鼓舞着我,激发着我为人民而歌的信心和决心。

  三

  这些年,我一个很大的收获,莫过于以文会友了。以作品的采写为姻缘,我结交了社会各界、天南海北的许多有思想、有抱负、有成就、有责任、有爱心的朋友,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人生的真谛,享受到了生活的快乐!

  2004年12月,我在赴京的列车上,结识了在北京从事文化产业的艺术家吴贵军先生。贵军是个东北汉子,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30岁冒头,已是某传媒公司的掌门人。得知我出书困难,他颇感吃惊,当即表示要支持我一台电脑用于写作。他说,“你为农民写作,关心老百姓的生存状况,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样的事情应该得到帮助,我能尽一份心,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特别参观欣赏了贵军在奥林匹克公园里设计制作的一系列场馆景观项目,为他挥洒出的大手笔和才干叹服。

  1998年,国务院决定,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定点帮扶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撒拉族自治县。十年后的一个夏日,我专程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了解国侨办帮扶积石山县的情况,并拜见该办经济科技司司长,现任国侨办副主任谭天星。他畅谈“三农”问题,纵论帮扶事业的时代意义,令我受益匪浅。国侨办先后挂职积石山县副县长,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作出突出贡献并接受过我采访的现任该办人事司副司长刘继坤,现任国外司美洲大洋洲处处长陈泽涛还作为好朋友特意安排我们一家人观赏了奥运会比赛项目,圆了多年的奥运梦想。

  我认识周立太,则因为他是名满天下的“民工律师”。二十世纪90年代初,全国很多媒体都在纷纷报道着一个人:周立太,并将其称作 “周立太现象”。这位农民出身,当过兵,烧过砖,只读了4年小学的重庆律师周立太,在当时打工者权益普遍遭受侵犯,每年“制造”一万只断手的深圳市专为弱势的、得不到合理补偿的农民工开展工伤风险代理。他曾在城乡结合部租了一栋简易楼,将一百多名断手断脚、衣食无着、等待判决的农民工用稀粥加咸菜养起来,引起一片哗然。他与那些“三来一补”的外来加工企业中的不法老板作坚决的斗争,并300多次将政府有关部门告上法庭,因之成为全国打行政官司最多的律师,名扬海内外。他为几百名工伤农民工争得权益,并赢得赔偿,但自己却一次次受到被他帮助过的缺乏良知的农民工的伤害:一跑了之,拖欠诉讼费达500多万元,以致律师事务所难以为继。而这一切,又是在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和法院的支持下,一手造成的。为的就是把他这样一个不识时务、专与“政府”作对的被宣布为“黑律师”的为民请命的人赶出深圳。为此,他受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国家司法部、劳动部以及众多媒体和国外多家非政府组织关注,七八次走上中央电视台“法治时空”、“对话”、“经济半小时”等品牌栏目,并应邀赴美国和清华大学等多所名校演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大律师。我和周立太也因为对农民工问题的共同关注而相识、相交、相知,并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在2002年“五一”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在重庆市和开县等地寻访先生成长的足迹,感受先生法庭上仗义执言的风采,专访有关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探望伤残民工。继而飞返于深圳、广州等地,体会先生被作为“黑律师”而清理出深圳的艰辛,从而有了40万言的纪实作品《民工律师周立太》。今天,全社会都已形成关心爱护和帮助农民工的良好氛围。然而,在20多年前,周立太“铁肩担道义”的行为,却是开全国之先河,为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书的创作艰辛而值得,周立太火辣辣的性格,仗义执言、不畏权贵、敢作敢为的风范深深地感染着我,影响着我。

  四

  我从19岁参加工作,迄今32年,先后工作过5个单位。从河西小镇到省城兰州,从做工人10年到在党政机关工作,从发表尕小说到两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一路走来,除了加强自身修养,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应该是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和人生。文学创作像一条纽带,把我的人生经历联结在一起。

  1981年我参加工作,在父母任教的甘肃省畜牧学校当了一名工人。之前,从恢复高考开始,我4次参加高考但皆因弄不懂何为 “因式分解”而与大学无缘,不过却也培养了读书的习惯和对文学的爱好,并开始发表尕小说等文学作品,期间不脱产读了两年电大。那两年,常会在周六的晚上坐上11个小时的慢车,去四百多里外的省城,在兰州医学院电大班上一天课,找点资料,见见辅导老师,当天晚上再坐夜行的火车返回单位上班。上了火车有没有座位都不坐,感觉在座位下面铺上准备好的报纸,钻进去睡上一觉就很好。座位下气味不好,有时很脏,但天亮到达目的地可以不影响上班或上课,何乐不为。另外,睡在下面,偶尔可以逃一次票,省下4.7元钱。读电大的另一个插曲是,当时我所在学校的主要领导念我喜欢文学,有上进心,故对我求学的愿望十分支持,同意我全脱产带工资去兰州念书。但一个月后情况突变,原因竟是职工纷纷提出:我也要上学。在此情况下学校作出决定,鼓励年轻人读书深造,但脱产学习不发工资,学费待拿到毕业证后再予报销。如潮水退去一般,众人不再提上学之事,也有人勉强听了几天课便打了退堂鼓,到是我的“大学梦”因此而差点破碎:读与不读真是两难啊。电大本身“好进难出”,业余读书太苦不说,能否拿上文凭自己心里也没个谱,当然,三两年不拿工资也非小事。无可奈何地,我告别那个上了一个多月课的,在一所废弃大礼堂的舞台上做课堂的电大班,回到小镇,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咬紧牙关读完了“我的大学”。在1988年六七月以后的4年时间,颇感有劲无处使,遂在著名回族作家、《金城》文学月刊吴季康总编的启发和培养帮助下,利用寒暑假和在学校当保卫“值更”,晚上睡大觉,第二天闲着无事可做的“天赐良机”,在武威、酒泉等地写下了几十篇反映当地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改革的报告文学和通讯、消息等。这一段经历,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即长了见识,练了胆子,学会了和各种人打交道,同时拓宽了创作面,提高了创作水平,挣了点“润笔费”。也在全民经商的热潮中,工作之余“下海”做点尕买卖。1991年10月,在当了十年的校工,从事了八九种工作后,我因为有电大的学历和以工代干的条件而赶上机会,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只是没有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又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坎”:某个十分想当干部,却又压根不沾边的能人,疯一般赶到省城,撺掇经办人员,死活要把我挡下来。困难关头,一位公道正派的领导干部——甘肃省畜牧厅人事处处长,后任厅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的毕建芳和时任甘肃省人事厅业务主办,后任甘谷县副县长、甘肃行政学院处长等职务的成杰同志担当正义,伸出温暖的双手帮助了我,由此我的人生被改写,我永远铭记她们如山的恩情!

  时间进入到1992年。“1992,不战而胜!”后来我常这样想。

  8月,我来到兰州,和甘肃日报社记者薛筱刚策划一次外出采访活动。那几年,我也一直想到省城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同时解决夫妻分居问题,但限于自己工人的身份和没有渠道,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适逢兰州市举办第二届人才交流大会,那天,当我来到现场,看着彩球上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巨大条幅和奔流不息的黄河,顿感心头一热。那一天的大会现场人潮涌动,气氛热烈,市人事局现场为符合条件的人才办理调兰手续。在这里,我先后与三家需人单位接洽。兰州市房地产管理局计划为下属的事业单位——兰州市房地产政策研究室引进一名《甘肃房地产》杂志的编辑,招聘展板上开列的条件是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以上职称、5年以上编辑工作经验。我本不具备以上条件,但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参会的该局政治处组织员颜东平同志对我略加审视后当即表态,让我把自己的情况在一个小本子上简单写一下,待大会结束后到局里来,跟研究室领导见个面。20多年过去了,颜东平严谨的作风、沉稳的性格和温厚的面孔仍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两天后周一的早上,我来到市房管局,由颜东平领去拜见研究室余伟主任。去时,手上带着临时找来的一些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已签约的《百万移民》出版协议,请他们指导。余主任开朗幽默,1.83米的高大身材,让人仰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和余主任相谈甚为投机,大有一见如故之感。原来,余主任年轻时在企业当过工人,也是电大毕业,他还是一位有才气的诗人,和我的经历惊人地相似。随后他同意把仅有的一个空缺编制安排给我。后来,他告诉我,想通过我的到来改变一下研究室年轻大学生比较集中的结构。一周后,我即拿到调令,如愿以偿来到省城兰州。几年夙愿,一朝实现,喜悦之情,难以尽述。这一年,我正当而立。

  在兰州市房地产政策研究室上班后不久,局里抽调我参与了一个会议的筹备工作,撰写有关材料。工作结束以后,写的一手好文章,军人出身、脾性耿直的局政治处主任龚义章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看你还适合在我们这些工作啊。”大约两个月后,我即被调入该处。在龚义章、颜东平的言传身教和相处交往中,我这个弄不清什么是行政机关什么是事业单位的人,跌跌撞撞地走上了行政工作的岗位。让我不能忘记和永远感念的,是那些给予我厚爱,改变了我人生的好领导:时任兰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高纪勋,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成山、徐光斌、柴京存,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万成。

  时隔一年半,中共兰州市委组织部从全市机关中选拔40名年轻干部到企业挂职锻炼。经局党组推荐,市委组织部考察决定,我被安排到市物资局下属的兰州物资协作开发总公司挂职锻炼一年。期间,跟着党委书记宋体本,总经理王吉如,经理办公室主任张智超学到了企业管理的许多知识,挂职工作结束后,兰州日报和兰州组工通讯杂志介绍了我的工作情况。当时主管我们这次挂职工作的市委组织部经济干部处需要一名年轻干部,了解我的情况后打算要我,但一直没有机会,便先将我借调过来,安排在组织处,在副处长王春林指导下从事《中国共产党兰州市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期间,我有幸得到现任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市委老干部局局长王华琪向部领导的多次推荐和积极争取。

  当时,市委组织部新进干部必须具备三个硬条件:中共党员、国民教育系列本科以上毕业、30岁以下。三项条件,其中任何一项我都不具备。但却仅仅因为自己“出过书,又是经过挂职发现的”,而于半年后和三位高素质的年轻同志一起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这些年,在兰州市委组织部的工作平台上,我最大的收获,莫过于认识上的升华和思想水平的提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岁月流逝,转眼间已是十七八个年头了,但部领导对我的知遇之恩,我永记心怀。他们是:时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高崇华,常务副部长王晶中,分管部长廉淑琴,副部长张国斌。

  在短短四年间,我换了四家单位,连续迈上了几个台阶。一次又一次得到他人无私帮助,也让自己更加懂得做人的道理。“赠人玫瑰之手,经久犹有余香”,在以后的这些年里,如果有人需要我,我也总会热情相助、不求回报。

  2003年,我又差一点发生人生轨迹的改变。记得是3月初的一天,我见到了来兰州引进人才的南国滨海新城——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人事局钟鸿飞局长。当时,人才市场的招聘大会就要结束,但鸿飞局长看了我信手写下的简历和《世纪决战》一书后,特别叮嘱我晚上去他们下榻的酒店见一下带队的潘华副区长。晚上,我拜见潘区长,并有了一次时间不长但十分投机的聊天。几天后,鸿飞局长从广东打来电话说,区领导欢迎我去茂港工作。他们原来要求的高学历、高职称等都没有成为我进粤的必备条件,但之后不久的“非典”耽误了我的行程。七月份,妻子和女儿均放暑假,我决定去茂港看一看,把事情落实下来。在茂港,区委常委,身兼区委、区政府两办主任的钟林矿同志和鸿飞局长热情接待,安排我们一家参观游览海港。蓝天大海,椰林海滩深深地吸引了我们。然而,对甘肃这片养育了自己的土地和故乡的深深眷恋,对父母和亲情不能割舍的情愫等等,使我移民广东的一步终于未能迈出,但对这段因文学而带给自己的又一次人生经历,我常常记起,回味久长。

  五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子夜,也许是两点、三点,或者四点、五点,我临窗而坐。城市已经入睡,喧闹了一天的滨河路终于安静下来,但我无眠,还在构思着《历史深处》的故事,在心里和那些可亲可敬的“六•二六”老人们对话。关于该书的创作过程,这里已无过多的话要说,我对“六•二六”活动的认识、理解和反思,对那些为甘肃医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人们的敬仰与爱戴都寄托与流淌在作品中。

  在对北京医务工作者下放甘肃、安家落户运动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采访中,我了解并掌握了这样一些线索,即: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战争阴云笼罩。“同时红卫兵闹得厉害。当时北医的派性斗争严重,革命派掌权后,把保皇派弄下去了。下去的人,除了一些党员外,都拖泥带水,多少有点把柄。”“北大医院宿舍楼紧挨居民区,经常看到车上跳下一拨人,穿着军大衣。抓人,到处是惨叫声。”“第一批都是有问题的,全是‘黑’的。听说甘肃看了名单后不愿要,后又搭配了一批年轻的,成分好的……”。“‘小北医’的人所谓的也是政治可靠的,因为是为军工厂服务的。更多成分不好的,下到公社了。”“流行的说法是:斗、批、走,不下甘肃,也去干校。甘肃去了两千,北医就占了一半。但多数人的心情是平静的,因为国家形势未卜、个人前途未定,走了还可做点事。”

  运动中,具体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不论是哪种背景和情况下的搬迁与下放,都不曾影响北京医务工作者们献身陇原,服务基层的决心和热情。“下去的人伤痕累累,斗怕了,也不愿再斗了。”在经历了短暂的苦闷和彷徨后,他们发现,自己的价值,从此可以在甘肃的穷乡僻壤得到真正实现,所学的专业从此可以在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中真正发挥作用。他们强烈地感到,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我同时深感,农村和城市的医疗工作不是对立的,两者应该相辅相成。

  “离开公社前我们统计了处方,我俩每人每天平均只看了5个病人!这个数字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似乎与我们感受到的付出不符。后来明白了,我们不仅是医生还是护士、助产士、会计、出纳、采购。一张处方后面还有给药,收费,消毒,打针,抢救,接生,拔牙,赤脚医生的培训和出诊时的长途跋涉……但这毕竟是正确的统计数字。我想,和我们一起来到牧区的协和医院、阜外医院的心脏病专家、放射专家、外科专家……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工作量吧。在这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方,在对知识分子不断压制的气氛中,谁能知道他们是某方面的专家,群众又怎能找到他们呢!他们的专业技术究竟能为多少人服务?在当地简陋的医疗设备条件下,一个孤立的虽有高超技术的专家又怎能得以发挥他的作用呢!从一个医学院毕业生成长为专 家要经过多少理论学习和手术锻炼,如今又让他们去做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究竟对谁有利?!取消了科研工作,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工作还能发展提高吗?发展农村医疗事业,也决不是把国家培养多年的专业科研人员改行到农村当赤脚医生……”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文革时期,我国教育文化科技卫生领域遭受了一场浩劫。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开展医疗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在常见病治疗、农村卫生工作、培养乡土人才方面有许多成功之处,是当时条件下对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有益探索,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六七十年代,我国医疗战线的成就,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各级干部在排除极“左”路线干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努力、无私奉献的结果。这是最主要的。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洛桑灵智多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青海省藏区工作时,与几位来自北京的医务工作者结为至交,郭可謇就是其中的一位。1970年1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生郭可謇和夫人,后任首都儿科研究所主任医师、教授的吴婉芳远赴青海省同德县安家落户。他们在缺医少药的牧区接受大自然的洗礼,被藏民族朴实无华的情怀所感染。他们操着蹩脚的藏语,穿着大皮袄,背着沉重的药箱,骑马奔驰在千里草原,热情地为藏民治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哪里有爱那里就有阳光和温馨,那里就充满了希望和幸福,藏族人亲切地称他们是“北京曼巴”,把他们比作神仙、救星、天使、菩萨。2000年夏天,郭可謇一家满怀深情地重访洒下自己血汗的第二故乡,而一年后,其独子郭庆,那个随父母在牧区度过童年的孩子,带着妻子,又选择从北京回到青海,和藏族教授艾措千一道,从事自己热爱的藏文化和藏医学研究事业,至今度过了又一个十二年,且越干越欢,“乐不思蜀”。郭庆说,我从小和藏族孩子一块长大,是草原养育了我,我和藏族同胞有着不解的情结,那时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我更多感受到的是美好。我一直觉得我的故乡在西部、在草原。他还说,那段经历,对我的人生影响巨大,藏文化和藏医学博大精深,我愿意继承父辈的精神,把自己的热血和才智献给草原,献给藏族人民。郭庆的话,再次令我肃然起敬。我顿悟,这不就是广大“六•二六”医务工作者和他们的儿女们的胸襟与情怀吗。

  窗外,黄河入眼,我心澎湃。

  两年的时间,七百多个夜晚,我在挑灯伏案中度过。又因为该书文稿的打印,从春天到夏天,到初秋,再到冬日,我常在中午、晚上和周末来到位于市区小西湖公园旁建于二十世纪60年代末的兰州大庆木器厂。1982年和1985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先后订做两批该厂的沙发,从此,庄重大方、质量上乘的“人大沙发”名扬省内外,也深得金城老百姓的喜爱。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浪潮中,兰州大庆木器厂和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以及他们的职工一起,为市场经济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该厂先是在企业改制中破产重组,组建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拳打脚踢几年后,仍难以为继,遂卖出地皮、厂房,将企业出售……。信步闲庭,但见院内杂草丛生,破旧车间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的曾经鼓舞人心的宣传口号,也已字迹斑驳,在这个多雨的年份,屋顶的陈年瓦片上,竟也生出了一层青苔,曾经飘散在空气中的木香味已然散去。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她的变化、发展。如今,该厂约40余亩土地的厂区成为一个地产开发项目,将很快从城市历史的版图中消亡,不免让人心头有点儿落寞和酸楚。我希望她的变迁能够留在城市文化、发展和人们的记忆中,或许,自己的下一部作品,会和这里发生的故事,会和国有企业的嬗变、个别人的一夜暴富以及工人群体的命运起落、人生跌宕有一点瓜葛。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参阅了《人民日报》、《健康报》、《北京日报》、《甘肃日报》,《北京天坛医院在庆城》(袁兆秀、刘晓春主编)的有关史料,部分照片由甘肃省卫生厅提供。采写期间,得到许多同志的无私帮助和指导,在此,特别向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宋凌云处长,甘肃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广电局原局长、诗人张家昌,甘肃省档案局党组书记、局长张蕊兰,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读者》编委会主任彭长城,甘肃省广电局巡视员、高级记者刘炘,甘肃省委党史办调研员李云,甘肃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方忠义,甘肃中医学院党委常委、院长助理兼宣传部、统战部部长吴俏燕,甘肃文化出版社社长管卫中,甘肃省教委培训中心副主任景民,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干部学校原副校长、高级讲师陈大义,甘肃教育学院陈卫平先生,甘肃省图书馆馆员张兰,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办公室主任、副研究馆员金颐,《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冯玉雷,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博士白晓霞副教授,《甘肃日报》高级记者宜秀萍,兰州日报社党委副书记何大宏、记者王云霞,兰州晚报社文体副刊部主任黎晓春、记者赵武明、张燕,西部商报记者金奉乾,作家逯向军,兰州军区总医院政治部雷波,兰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扶元田,政协兰州市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邓海第副研究员,兰州市卫生局局长滕耀文,兰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吴海芸、纪检组组长张兴东,兰州市城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春玲,兰州大学民族学院教授武沐,兰州石化学院人文系教授何华,兰州市第三十五中学教师刘安,兰州市城关区教师张秀梅、张馨月、孙海芳,兰州大庆木器厂原党委书记白建生、财务科张立雄女士,甘肃新兰药药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张早成,兰州鑫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杨富军,北京市档案馆馆员吴克萍,临洮县文广局副局长司小君,金昌市卫生局党办主任杨振宁,甘肃扶正药业副总经理高建利,国电靖远发电有限公司工会办公室主任郭娟娟,华夏排版祁香玲,我们处里的年轻同事王文芝,以及甘肃省医药卫生系统王倩、夏飞、敬国雷、李硕、周俊萍、姜晓莉、尕藏卓玛、孙庆梅、刘翠林、傅松波、陈海鹰、邢喜平、高丽、曹文胜、何健、孙建云、李军、何乃玉、黄玉红、魏奇峰、侯纯蕊、裴娟、任安、潘峰、王永强、常学荣、马卫平、黄雪丽等先生、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里,特别感谢多年的文学创作中,给予我厚爱和培养帮助的甘肃省文艺界、新闻界、理论界老前辈高平、王家达、郭俊卿、范文、安继越、傅金城、荣耀光、金吉泰、王会绍、梁胜明、武文军等老师和许许多多以不同形式给予我关心、鼓励和支持、帮助的良师益友们。不论他们身处何方,身居何位,那些热情的帮助,温暖的双手,我都会永记心怀。

  最后,我仍想由衷地说:感谢生活,感谢文学,感谢帮助过我的人们,感谢每一位为社会的文明进步而努力奋斗的人。

  2013年3月29日凌晨5时30分草于

  兰州中广宜景湾望远楼敝宅,定稿于2013年5月16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