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周总理的嘱托
(2007年6～7月间，徐天民参与发起了“我为乡亲再出趟诊”活动。组织了在京的当年的医务工作者等百十来人去甘肃天水地区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主发起人是卫生部妇幼司副司长刘文林，曾在平凉县医院工作;殷大奎，卫生部原副部长，分管妇幼工作，非常支持这次活动。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同志专门参加人民大会堂的誓师会，为大家授旗，在京的甘肃老领导也来了很多。活动期间，徐天民单独去了平凉。当时平凉正开“十九城市经贸交流大会”，被请到广场大会主席台上第一排就座，“六•二六”战士回来了!市长书记作陪。平凉市第一医院为他举办了座谈会，他看望了老朋友，“小年轻成长起来了，甘肃人很热情。”)
在对平凉“小北医”的采访活动中，我虽然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四处寻觅和挖掘各方面的点滴资料，但毕竟年代久远、物是人非，更多线索未能进入我的视线。但透过那些片段和人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年来自北京的医务人员在艰苦条件下践行救死扶伤使命，造福一方百姓的革命精神和信念。历史不会忘记那曾经的一幕，当地曾受惠的群众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历史功绩，他们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不求回报的精神也将被平凉人民代代传颂.
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他们吧!
王凤兰，一位遵照总理的教诲，在甘肃平凉护理岗位上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工作了一辈子的“六•二六”战士。
王凤兰说：从事护理工作42年，无论在哪个岗位，总是工作在选择我，而不是我选择工作。无论什么时候，哪里需要我，我就在哪里工作。她先后在内、外、妇、儿科等多个科室担任护士长。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差错。
1957年的一天，在一次舞会上，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一起跳舞，总理问我：“小姑娘，你是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我说：“总理，我是北大医院的护士。”总理说：“很好，护士是‘白衣天使’，希望你一定要好好工作，为患者服务。”我说：“总理，谢谢您的教诲，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工作，一定为患者好好服务，绝不辜负总理对我的期望。巨大的动力一直鼓舞着我、鞭策着我前行。”王凤兰回忆说。
1969年11月，王凤兰和丈夫来到平凉“小北医”。刚到的时候，工作和生活条件确实比较艰苦，很多方面不太习惯。那时，大家一边从事临床工作，一边建医院，驻地离医院有二十里的距离，“我每天拉着架子车，给大伙儿送水、送饭，尽管很辛苦，但是，苦中也有乐。”后来医院建好了，来了很多好大夫。大夫的医术好，护理人员的技术、态度也好。慢慢地，被称作“小北医”的平凉二院就出名了，远远近近的患者都来医院看病，甚至陕西的患者也几百里路上慕名前来。
作为护士长，对于新来的每一名护士，王凤兰不仅手把手、毫无保留的教她们如何做一名技术上合格的护士，而且，更重要的是告诉她们怎样做一名医德高尚、技术精湛的好护士。她说，患者来到医院看病、住院，承担着巨大的经济负担，身心遭受着很大的痛苦，我们要善待他们，要用心去护理，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们尽快地恢复健康。
那时，深更半夜如果来了急诊，医院的大喇叭上就开始喊：“王护士长，王护士长，有急诊，赶快到手术室。”每当这时候，她就赶紧穿上衣服跑步到山下的医院，参与抢救工作。这样的情况很多，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也许人们认为护士的工作没有大夫的工作那么重要。其实，护士的工作和大夫的工作一样重要，护士的工作和大夫的工作一样辛苦。护士工作不仅仅是伺候病人那么简单，它同样需要相当的知识储备和操作技能，除此之外，还需要更好的心理素质、抗压能力、耐疲劳能力以及记忆分析等能力。俗话说，大夫的嘴，护士的腿。好多治疗方案是通过护士的工作来落实的。
让王凤兰感慨不已的是甘肃人很朴实、很厚道、很老实。无论在病房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只要你为他做了点事情，也许他不会当着你的面说什么好听的、感谢的话语，但他会一直在心里记着你。每当病人治愈出院的时候，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都依依不舍地前来告别，看着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眼神和憨厚朴实的笑容，医务工作者内心里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欣慰。作为一名护士，不论在北京，还是在甘肃，我都要按照周总理的教诲，好好地为患者服务。”
巡回医疗的经历，至今令王凤兰回味悠长——
我们下乡巡回医疗的时候，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天到晚很开心。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有时候步行，有时候乘坐老乡的拖拉机。我们用平凉话说：“可以坐你们的拖拉机吗?”老乡们说：“坐拖拉机比较危险，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医生”。老乡们说：“北京来的大夫给我们看好了很多病，那就上车吧”。
那时候，群众口粮比较紧缺，但是，老乡们会把鸡刚刚下的蛋给医生护士煮上，让我们吃;做最最香、最好吃的涎水面、饸饹面给医生护士。说实在的，我们都不忍心吃，尽管也给老乡钱和粮票。王凤兰第一次吃涎水面，还闹了回笑话，那是在华亭前锋大队，忙碌了一天，饥肠辘辘的，她们把老乡端上的面连面带汤一口气就吃完了，回来才知道，当地的讲究是，涎水面只能吃面，不能喝汤。吃过面的汤要留给后面的人捞面呢。
我还记得，开展大骨节病普查的时候，看见有的群众家里很困难，孩子缺衣少裤。回到单位以后，我就动员同事们给困难群众捐献衣服。遇上大出血、外伤等失血过多的患者需要输血的时候，我们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献血，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救人要紧。救一个年轻人，等于救了他们一家人。
有一天，王凤兰家里来了一位回民马大叔，用一个口袋给她带了一些他自己家里产的洋芋、南瓜、萝卜等，说是要当面感谢王凤兰，因为王凤兰救了他的命。王凤兰让他坐。他说：“不用了，我就这样蹲着好”。王凤兰说我不能收你的东西，他坚决不肯。没办法，只好收下。老伴儿给他们买了两瓶罐头还人情，马大叔不要。王凤兰说：“马大叔，我不能白收你的东西，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我不能这样。”
后来，马大叔的儿子阿尤布来看王凤兰。他说：“父亲去世的时候，对我说：‘您是他的救命恩人，父亲忘不了您，让我一定记着有机会去看您’。”他给王凤兰带来了一只小羊羔，一定要她收下，也算了却了老人一桩心愿。
王凤兰和马大叔交往了好几年，马大叔去世以后，又和他的儿子阿尤布交往了好几年。王凤兰说：“没有想到，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护士，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的工作，可像马大叔父子一样的患者，他们一直都记着我们，平凉的老百姓，对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医务工作者，真是好!”
“七八十年代，我也有调到北京的机会，当时北医是开了门的。但是，我留了下来，我要遵照周总理的教诲，继续为甘肃的老百姓好好服务。”王凤兰坚定地说。
岐伯故里栖凤凰
——庆阳“天坛医院”纪事
医疗队员心坦荡，
岐伯故里落凤凰。
庆地二院展才华，
四十弟子出学堂。
采药送医住山庄，
制剂草药回生汤。
中西结合显灵效，
无数苍生获健康。
科研教学树理想，
巡回医疗众赞赏。
……
——李保民
距今4000年前，华夏始祖轩辕黄帝的名医岐伯(北地人氏，今庆阳人)生而神明，精通医理，曾与黄帝论医，黄帝以师事之。《汉书音义》曰：“岐伯，黄帝问，岐伯答。”两年间，岐伯回答了黄帝提出的1080个问题，黄帝遂尊他为“天师”。战国时期，医学家们将黄帝与岐伯的论医谈话，整理成《黄帝内经》流传至今，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史称“医书之祖”或“岐黄要术”，开创了祖国医药事业之先河。庆阳养育了岐伯，造就了岐伯。
如果说岐伯在庆阳开创了祖国医药事业之先河的话，那么，1970年初，北京迁来的许许多多的医务工作者则在岐伯故里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科研教学、采药制剂、巡回医疗之先河。他们支援了庆阳老区人民的医疗事业，推动了庆阳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庆阳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73年6月28日，《人民日报>以《农村需要这样的好医生》为题，对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内科主任王宝恩的先进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与此同时，《甘肃日报》还以《北京来的好医生》和《从毛主席身边来的医生》为题，对王宝恩、于作述、邱守桢等专家教授的先进事迹进行了宣传报道。甘肃省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北京医疗队在庆阳》的纪录片,使北京天坛医院专家和庆阳二院的中西医结合、科研教学、采药制剂、巡回医疗等经验在全省乃至全国声名远播。
特别是以翟风魁为首的五官科，以汤正明为首的骨科，以邱守桢为首的外科，以王宝恩为首的内科，以于作述为首的小儿科，一下子吸引了庆阳地区乃至相邻的陕西、宁夏等周边地区众多的患者前来就诊，医院被树为贯彻“六•二六”指示先进集体，受到省、地表彰奖励。1973年，天坛医院的北京大夫田文忠被提拔为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
一
吴琼聪,小儿科专家,一位航天专家的遗孀 ,随北京天坛医院奔赴庆阳。寒风凛冽的北京火车站月台上,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与吴琼聪依依惜别，给她送上一件御寒的灰色涤卡大衣……
这一天，是1970年1月27日，即农历1969年腊月二十日，离过春节只有10天了，下放人员全部启程。
搬迁工作确定后，下放人员都希望过完春节再走，人们都知道，今后在北京过春节的机会不多了，另外，正值寒冬腊月，下到农村肯定有诸多不便，但医院军宣队却做出了马上启程的决定。
决定宣布后，北京天坛医院给所有下放人员放假一周，让各自回家做好准备工作。搬迁人员平均年龄42岁，年龄最大的67岁。包括子女及家属共350人,有117对夫妇，其中天坛医院一家就有27对夫妇，他们大都带着老人和孩子，做好了在庆阳安家落户的长远打算。
“深冬的陇东高原银装素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边区人民，听说毛主席派来了医生，喜出望外，腾出了自己住的房子、窑洞，冒着刺骨的寒风，像当年迎接八路军一样，把他们接到热乎乎的炕头上，端菜、送水，嘘寒问暖。”——当年的媒体这样报道。
曹仁颐,天坛医院内科医师。他回忆说：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火车到西安后我们又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庆阳地区驻咸阳运输公司第三运输队的十多辆大卡车接我们回庆阳县城。有的卡车有大篷布遮风还好一些，有的干脆就是敞篷车。上车时基本是几家人坐一辆车，卡车上没有坐椅，大家都围坐在自己的行李上，身上盖上棉衣和被褥。从西安到庆阳的道路很差，一路颠簸，300多公里路要走一整天，我们早上出发直到晚上8点多才到庆阳。进庆阳后我们发现全城漆黑一片，街道连个路灯都没有，群众提着马灯来接我们。很多人都被安排在群众家里，大部分就集中住在县粮食局的院子里，虽然事先都做了准备，但庆阳的条件实在很差，有的就是一个土炕，有的就是一副木板，火炉也很少。一看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叫苦连天，但事已至此，我们就只好先将就住下，凑合了一夜。“乘了一天的长途敞篷车很疲乏，生平第一次睡火炕，虽然火炕很暖和，但我惦记留京的幼子和家人，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对一些住宿过于困难的家庭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条件仍然很不理想，记得医院革委会副主任朱维馨和王宝恩就住在西街党校附近的一间破庙里。破“四旧”时把里面的神像打了，长期没有人住，四面都透着风。领导的住宿条件都这样，群众当然也就不能再提什么要求了。
当时北京天坛医院下放人员的家庭情况差别很大，有的条件好，经济也比较宽裕;有的条件差，经济非常拮据。下放时大家都知道是要下去在农村安家落户的，每个人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把能带的生活用品都尽量多带，特别是当时听说庆阳条件很差，吃的用的东西都很难买到，有的人不但带上了自己家里的所有箱柜桌凳和缝纫机等大件家具，而且还给孩子和老人们添置了许多衣物，带了很多吃的东西。天坛医院护士长袁素芬说，我家的条件很差，平时也没有什么积蓄，加之我丈夫又受到隔离审查一时不能回家，我还带着三个小孩，最大的不到10岁，最小的才4岁多。在万般无奈之下，眼看起程的时间就要到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就向同事借了30元钱，给三个孩子买了点衣物和上路所需的食物，然后把全家所有的生活用品共装了三只大木箱子。出发那天，由医院派人帮我把东西送到火车站。
“……经过整整一天的颠簸，我的三个孩子下车后都站不住了，一是由于坐车时间过长脚腿麻木了，二是由于天冷脚都冻僵了。我一个个把他们拉起来活动了一会才能走路。记得当时把我安排在县城北边一个群众家里。群众把我们领到住处后我一看是窑洞，吓得不敢进去，怎么说我都不去住。实在没有办法，这家人又把自己家里经常不住人的一间破房给我们腾出来。由于长时间不住人，门窗破旧，四面透风，土炕上全是羊粪，这家主人用扫帚把炕上的羊粪扫了一下，然后就拿来柴火烧炕，结果满屋子都是烟，我们呛得实在不行就都跑到院子里，等烟都散尽了，屋子又冷得不行。这位房东就把地上的一小堆煤浇上汽油点着让我们取暖，结果汽油味和煤炭味呛得我们连气都出不来。这时，邻居一位退休的老教师就过来说：这样是不行的，会把人呛死的。他看到我们母子冻得发抖，就把我们母子接到他住的屋里，我们就一直和他坐到天亮。我当时从内心确实很感激这位老师，虽然条件很差，但老区人民的那份待人的热情使我终生难忘。虽然烧炕烟味呛人，用汽油浇煤气味难闻，但那是他们的一片诚心啊。”
二
半个月后，北京天坛医院的大夫就开始为群众接诊治病了。
初到庆阳，一些天坛医院医务人员却无法为群众看病，原因竟然是，文革期间,他们的处方权被残酷剥夺了。
没有处方权怎么为人民服务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医院决定给被剥夺了处方权的专家派一位当地的医生，他们看完病后 让当地的医生开出处方，这就既解决了没有处方权无法看病的矛盾，也消除了北京天坛医院部分专家教授没有处方权不能给人看病的顾虑。特别是在医院领导的努力下，取消原来对部分专家教授的处方权限制，组织人员到北京进行外调后为部分医务人员取消了在政治上的不公正待遇，这些具体的措施都使专家教授们 深受感动。老区人民的淳朴热情，老区领导干部的关心爱护，深深地温暖了他们的心，尤其是缺医少药给老百姓带来的疾病折磨的惨痛现状也使他们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在很短的时间内，北京天坛医院的大夫们就坚定了要为庆阳老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作贡献的决心和信心。
庆阳老区本身比较落后，老百姓全部讲的是方言，而北京天坛医院的大夫又全是讲普通话，但他们和患者交流时总是面带微笑，不厌其烦。患者听不懂的地方，他们拿手比画着表示，直到患者听懂为止;他们听不的懂地方，就把当地的医生找来帮忙解释，哪怕是一点小小的疑问，他们都要做到清楚明白。
庆阳经济落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和人们的卫生习惯都很差，许多农民前来诊病时，有的头上长满虱子，脚上臭气难闻，身上满是黑黑的污垢。检查外科时，一解开纽扣都是一股刺鼻的汗腥味，面对这些，他们一点也不嫌弃，总是认真地检查诊疗，该看的地方看，该摸的地方摸，诊完之后又总是耐心地提醒他们应该如何注意个人卫生。
在短短的一年中，他们就作出了许多过去未曾敢想也不敢干的事。
艰苦的建院工作开始了。
庆阳二院新址选在庆阳南城墙边。“石头垒墙墙不倒”， 庆阳自古以来就有石头垒墙的习俗，并且城内石头很多，他们就因地取材，所有房屋全部用石头砌墙，这样也就加快了工程进度。城内石头用完了，就动员职工到河边捡,东方红学校师生也大力支援,送来了不少石头。建房用的木料，是从林二师的连家砭林场和大山门林场运回来的。当时木材指标很难批到，有时即使批到指标也拉不到好的木材，有时也不能按时运回来。为了和林场搞好关系，当地干部、医院革委会主任宋志茂就在拉运木材时把北京天坛医院的大夫也带到林场,为林场领导和职工现场诊病,以让林场提供最好的木料。大夫们既是去林场为职工诊病治疗的医生，又是回来时押运木材的押运员,不知跑了多少回。
牛维忠，当地干部，庆阳二院革委会副主任。他回忆，医院建设伊始，长庆油田指挥部已迁到庆阳，建院所需的水泥、钢材等基本上都是长庆油田无偿援助的，甚至冬季的取暖煤炭也由长庆油田无偿供给。庆阳二院能在半年多的时间内白手起家并建成投入使用，是各级领导的关怀重视和大山门林场、长庆油田以及庆阳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
医院分为门诊部、住院部、职工宿舍。职工宿舍规划在靠东边的高台上，一共修了8栋，每栋14间，每户一间半房子，能安排60多户职工居住。门诊部建在高台下面临街之处，共有20多间平房。住院部共4栋平房，每栋16间，栋与栋之间有走廊连接，手术室分别分布在这些房间里面，这样的布局设计都是按照天坛医院专家教授建议，按照北京大医院的标准设计的。盖房用的砖很少，只是做了硷砖和挑角，其他墙都是用庆阳的石头垒起来的。在这些建筑里面，唯有当时那30多孔石箍窑最费工，这主要是由这块地形决定的，东面是个高台，在高台底下箍上箍窑，然后再在上面盖上平房，这样就节约了地基。箍窑箍成后剩余的土都全部填充到了靠南的深壕里，这样又多出了一块平地。八个月后，一所高标准的具有150张床位的地级医院宣告建成了。
几十孔石箍窑上方的墙面上,用红漆书写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和“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去”的标语，向人们昭示着新生活的开始。
下乡巡回医疗工作，也同时拉开了帷幕。
庆阳地区土地辽阔，塬大沟深，社员居住分散，虽然公社都有了卫生院，大队也办起了合作医疗站。但是，一些居住在偏僻山区的社员群众由于交通不便，有病仍然得不到及时治疗。为此，在绝大多数随迁人员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安排就绪的情况下，北京医务人员就组织了10多个医疗小分队在偏远农村的社队为农民群众救死扶伤，不管白天黑夜，山高路远，酷暑寒冬，他们坚持送医送药上门，把党中央对老区的关怀及时送到了劳动工地和群众的炕头上。其中，第一医疗队在肖金、董志一带，第二医疗队在华池县五交公社，第三医疗队在环县车道公社开展了 2-3个月的巡回医疗。“为了满足贫下中农的需要，我们加强锻炼，练习中午不吃饭，摸黑走独木桥;天下雪，山路滑，爬山时就拿着扫帚，扫一步走一步，边扫边走;夏天下雨不怕淋湿衣服，冬天刮大风不怕寒冷，一直坚持下来。”从子午岭林区到泾水河畔，从环江两岸到董志塬边，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病人在他们上门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恢复了健康。
来自北京的内科护士长朱宜英说，一次，我和马益姣、雷春玉等组成一个巡回医疗队，到环县的虎洞公社开展巡回医疗。到那里后，我才真正发现什么叫贫穷，什么叫落后!那里的老百姓真是太苦太穷了。我们去时遇到一个农村妇女在公社卫生院做计划生育手术后，由于条件过差，伤口感染，人已经快死了，她的婆婆哭着喊着跪在我们面前说：“你们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媳妇呀，你们不管怎样都要救活她，我有钱啊。”她一边哭喊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毛钱。此情此景使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震惊了。这位妇女由于伤口感染时间过长，人还是没有救活，但这位老太太的举动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前我对贫穷的理解只停留在书面上，停留在课堂老师的讲解上，没想到贫穷原来是这么的真实具体。一毛钱都算有钱呀!这里的老百姓都穷成这样了，我们这点苦还算什么呢?我焦虑的心也就慢慢平静了。
贫穷往往和落后是连在一起的。这里的老百姓卫生习惯特别差，由于衣裳破烂，再加上缺水，根本不知道洗衣服，身上的虱子多得简直让人触目惊心，解开裤带后虱子就从裤腰里往下滚。记得我们在公社卫生院给患者做手术时，由于虱子太多怕感染，我们就把衣服给脱光做手术，做完包扎好伤口后再把衣服给穿上。好多次我们都在病床前为病人抓虱子，有时我们几位护士还开展抓虱子比赛，以在苦中寻乐。群众由于生活艰苦，来医院诊病时经常把尿壶和痰盂都拿走了，等到我们发现时，他们都用来做了装调料的用具和餐具了。这虽然感到可憎，但更多的则是可悲，这就是贫穷落后所造成的恶果啊!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对庆阳老区人民产生了极为深厚的同情和关爱之心。
庆阳人民的勤劳诚朴确实感动了我，庆阳老百姓因缺医少药而饱受疾痛折磨的现状牵动了我的心。我们面对的很多患者都是被疾病折磨得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才来求医的，面对这惨兮兮的情景，我体会到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履行自己救死扶伤的职责。
后来在一个公社卫生院给一位妇女做手术时，由于没有血，经临时检验，我和马益姣就及时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协助医疗队完成了手术，救活了患者的生命。其实，像这样的事例何止我和马益姣两个呀，当年我们医疗队的医务工作者下乡巡回医疗时，很多大夫和护士都慷慨地无偿献血，我们的血是真心地流在了庆阳老区人民的血管里……
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葛文津清楚的记得和张则吉、刘玉芬等几位同志到华池县林镇公社防治克山病的经历。她说：一天，我无意中说山丹丹花真漂亮，第二天几个孩子天不亮就去深山采回了山丹丹花。当把一大捧山丹丹花送给我时，我被他们这种纯朴可爱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当地盛产土豆，我们经常用奶粉、白糖、味精、鸡蛋做成一盆盆土豆沙拉请孩子们吃，大家关系很融洽，每次给他们做检查时很配合，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群众对我们和蔼又信任，每天有很多人坐着车、骑着驴从很远的地方来找北京大夫看病，但是对有些疑难症我也苦于没有好办法予以治疗。在一个夏季的傍晚，遇到一位宫外孕妇女已经休克了，当时天下着大雨，华池县医院不可能翻过道路危险的老爷岭来车来人，在这危急时刻，我们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给患者输液，在针麻加局麻下，我没有犹豫就给患者做了开腹手术，挽救了病人生命。我们经常带着急救药品、手术器械和常用药品下乡巡回医疗，每天先看完内科，再做手术。然后巡视看望术后患者，救治了很多病人。如我们用小儿导尿管给小儿灌胃补液，救治了不少孩子。一次，我们遇到一个老年妇女，她年轻时因难产，接生婆用农村的秤钩子把她的阴道钩成了膀胱阴道漏，几十年都没穿过干净裤子，家里尿骚味大，从没有人去她家吃过饭。了解这个患者的情况后，我给邱守祯大夫当助手，就在公社卫生院简陋的手术室用12个小时给这位妇女成功地做了阴道膀胱漏修补手术，术后不久，这位妇女就恢复了健康。邱守祯大夫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专家，他各科技术都很全面，只要病人需要，他就会带着我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研究方案，给病人解除痛苦。当年我跟着他学到了不少知识，如他为妇女做结扎手术时间短，伤口小，好得快;他为男性结扎只用尖止血钳扎一小孔，术后不用缝线。老区患子宫脱垂的妇女很多，我们在县医院、公社卫生院或在农村老乡家里都完成了很多例阴道式子宫切除加阴道前后壁修补术。在他的指导下，我既当麻醉师又当手术者，术后洗净带血的手术单，晒干，消好毒，准备再手术。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送医送药上门，有时甚至就在群众的炕头或门板上做，因为严格遵守手术规程和无菌操作，手术不仅成功，也从来都没有发过一例感染。
葛文津在医疗实践中，努力为社员群众服务。一次，她来到庆阳县南庄公社永丰大队工作，队上一位老大爷要把患结核性腹膜炎的儿子送到县城去住医院。葛文津想，这种病在农村现有条件下是可以治好的，这样既可节约合作医疗费用，又不影响老大爷参加劳动。于是她劝老大爷把病人留在家里治疗。经过精心治疗，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老大爷感激地说：“你们如果早来几年，我的大儿子也就有救了!”原来，这位老大爷的大儿子，因为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得了病没法治疗死了，老大爷的话让葛文津深受感触，她说：“社员群众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社员群众。” (葛文津在实践中受到了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走上了中医药临床与实验研究之路，并在中医药研究“预防疾病提高健康水平”领域作出了成绩。她多次主持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和部级重大课题，多次获科研成果奖。2001年，葛文津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奖章。)
庆阳市妇幼医院刘凤琴回忆说，有一年，我随妇产科主治医师钱凯参加地区卫生局组织的计划生育医疗队，赴环县耿湾公社开展计划生育手术及妇女病诊疗工作。耿湾位于环县县北，是山大、沟深、腰岘多的纯山区，经济文化落后，盲目生育比较严重，需计划生育的对象比较多。因吃水困难，当地农民卫生习惯差，但钱凯老师不怕脏，不嫌臭，每天坚持10多个小时的妇查和手术，好不容易下了手术台，但又被前来看病的妇女围住要查病诊治，她顾不上喝口水又去为病人查治。有时饿了一天，刚端起饭碗却又有病人来了，她急忙放下饭碗去为病人诊病，她还帮病人脱穿衣服。经她手术的病人深知她技术高，服务态度好，不但自己来看病，还领着自己的亲戚朋友来看病，这样加大了钱凯老师的工作量，但她来多少看多少，从不怠慢。无论是门诊治疗的患者，或是住院做手术的患者，她都要一一详细询问病史、月经史、生育史、手术史，逐一检查，确诊和确定手术方案。尽管当时的医疗设备和消毒隔离条件有限，但她尽可能做到术前准备充分，术中认真过细，术后指导观察护理。经她做过的手术无一例感染，无一例差错。诊治过的妇科病人个个痊愈和好转。当地群众无不称赞这位个头小、身单力薄而技术娴熟、本领过硬的北京大夫真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北京医务人员走到哪里，就向哪里的群众宣传群防群治的重要意义，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到生产队和社员家庭，一起除杂草、清垃圾、修厕所、建猪圈，使卫生面貌大大改观。为了摸清当地群众的发病规律，他们先后两次对莲池公社12个大队的18000多名社员作了普查，基本摸清了这个公社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的发病规律，并且积极展开了预防和治疗，有效地提高了社员群众的健康水平。
在巡回医疗过程中，他们特别注意帮助生产大队巩固合作医疗制度，帮助公社卫生院提高业务水平。1970年7月，巡回医疗队到庆阳县南庄公社永丰大队，发现这里合作医疗站不够健全，他们就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选拔和培训“赤脚医生”3名，卫生员5名，办起了“土药厂”一处，并且和“赤脚医生”一起采、种中草药，基本改变了这个大队缺医少药的状况。1972年6月，巡回医疗队来到环县洪德公社卫生院，了解到这里大部分医务工作者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缺乏临床经验。为此，他们用病例进行现场教学，使这个公社卫生院的医疗水平大大提高。
从1970年到1977年，庆阳二院先后共组织60批300余人次医务工作者到全地区7个县、60多个社镇，400多个大队巡回医疗，共治疗各种病人30余万人次，抢救重危病人1000多人，肺叶切除术、胃大部切除术等开创了庆阳手术史的先河;培训赤脚医生、卫生员、接生员800多人，壮大了农村医疗技术力量。
三
“有一次，医院里抬来一个高位截瘫病人。他掉崖负伤，造成下肢瘫痪。由于农村缺医少药没法治，城市医院不接收，使他的病长期得不到治疗。这位病人向医务人员诉说了他旧社会被迫从老家安徽逃难到庆阳的悲惨遭遇，讲述了自己参加八路军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回农村参加三大革命斗争的情景，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的一切都是毛主席给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如今两腿动不得，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我心里实在难受啊!”病人的一席话，让大家深受感动。他们表示，一定要攻破截瘫关，让他重新站起来!两个多月后，这位截瘫病人奇迹般的重新站起来啦。
天坛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原来绝大多数是从事西医的。到庆阳后，他们在上山下乡巡回医疗中，经常遇到西医西药不适应群众需要的情况。医院就因势利导，经常举办“中西医学习班”，采取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方法，使80%的医务工作者都能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治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并成功地开展了针刺麻醉。用中西两法治疗外伤性截瘫，使6名农民兄弟重新站了起来。
随着中西医结合的开展，采集中草药的群众运动在全院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他们坚持领导同志带头采，医护人员利用早晚采，专业人员上山采，巡诊出诊顺便采，家属小孩一起采。仅在建院初的3年多时间里，就采集中草药32 000多斤，加工炮制了227种，自制成药204种，液体制剂360多万毫升，既解决了治疗的需要，又减轻了社员群众的负担，受到了群众的欢迎。用中医治疗胃穿孔、阑尾炎、宫外孕等，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天坛医院”还举办全员(包括工勤人员)中西医基础理论知识培训班，许多人学会了用针灸、中药治疗常见病;常年派出医疗队送医送药到农家、到田间、到地头，防病治病;为庆阳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多期，达千余人，使之回乡服务于广大群众;在院内举办各级各类业务学习班，受到职工的好评;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院，带领职工上山下乡采集野生中草药运用于临床;用针灸麻醉进行手术，行胃大部分切除、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治疗截瘫患者。
汤正明，骨科主任。那些年，他承担了全区许多粉碎性骨折、骨科疑难杂症、儿麻矫正的手术。他结合庆阳骨伤病人多、群众生活困难的现状，潜心钻研中医整骨技术，走中西结合之路，提出“功能复位”的理念。为了让病人少花钱，治疗中他经常采用小夹板治疗闭合性骨折，从而使无数患者不开刀，少风险，既省钱又尽快地恢复健康。其科研成果在省内外广泛推广，深受广大医务工作者欢迎。在一次下乡巡回医疗时, 曾成功为董志公社一位农民在家里做了接肢手术，被传为佳话。
一天，两个满头大汗的社员抬来一个病孩。孩子的父亲急切不安的告诉医生：“两天前，我和孩子一块给队上铡草，不小心铡断了孩子的两个手指，我们步行两天两夜，才来到你们这里，孩子的手指还能不能接活?”面对这只断指48小时并且伤口已有部分感染的手，骨科大夫汤正明起初有些为难。但是，听了社员群众翻山越岭赶到这里治病，他就坚定地说：“能!我们一定设法接活孩子的手指。”为了不让其手指丧失的功能，他们没有简单地一截了之，而是毅然决定承担风险，采用手术难度较大，并可能引起并发性骨髓炎，但对患者却极为有利的手指修补手术。他们打破过去伤后6小时就不能做一期缝合的洋框框，经过一个整夜的紧张战斗，做了手指成形术，功能和外形都保住了，孩子的父亲非常激动，表示一定要为农业学大寨出力，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这件事也使他们意识到，坐在家里等病人，远远不能满足社员群众的要求，一定要走出医院大门，把毛主席对老解放区人民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
王凤钰，1975年从兰州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庆阳二院工作，现任庆阳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外科主任医师，他说，“我记得在1975年四肢骨折病人多，整复后80%以上的病人用小夹板固定，当时没有现成的夹板，汤正明就潜心发明了“自制小夹板”，他用0.5厘米厚的桐木板，根据病人骨折肢体的长、宽度现场加工，内垫用药棉及纱布。我们每个医师都会用科室的工具、材料制作小夹板，自制的小夹板费用大约是2～3元钱，每位用小夹板的病人，每天要松开捆扎带两次，每一次半小时，要随时观察捆扎带的松紧度，以上下活动1厘米为宜，并观察肢体血液循环情况，让病人活动肢体，叫做“动静结合”，促进血液循环，避免关节僵直，减少后遗症，使病人早日恢复健康。
一天，来了一位因小儿麻痹后遗症引起“足内翻”的病人，按常规，需要做脚整形手术。要是在过去，汤正明根本不会考虑别的，就按常规办事。但这次，他了解到病人来自山区，如果做脚整形手术，恢复过程中碰到高低不平的路面就会引起很大的痛苦。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汤正明打破常规，不怕麻烦地给病人做了肌腱移植术，收到良好的效果。
石清泉，庆阳市疾控中心原主任，他清楚的记得四十年前汤正明给自己弟弟孩子看病的情景。“我在庆阳二院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老家的弟弟，从合水来找我，说他十岁的儿子坐手扶拖拉机时发生事故，左胳膊成了粉碎性骨折，在合水县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不但没有治好，而且已经成了骨髓炎，医院说他们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他想到庆阳二院来看看能不能给孩子治好。我弟弟把孩子领来后，我就领他去找骨科主任汤正明。汤大夫仔细查看之后说：这孩子的病看得太迟了，搞不好是要截肢的。我们听后都非常害怕，孩子这么小，截肢后可怎么生活呀!我们就请求汤大夫尽量想办法，一定要保住孩子的胳膊。汤大夫沉思了一会儿，看着我弟弟那急切的样子，他就说：‘你们先不要急，我想个办法试试看吧。’说完后，他就让孩子先住院，然后采用了一种叫‘闷捂治疗’的特殊疗法。他自制了一种中药粉，先敷在孩子胳膊受伤的地方，然后用石膏把胳膊给封闭上，再让孩子每天按时口服中药。孩子吃的中药是汤大夫自己配的，每天才花一毛多钱的药费。不到一个月，用X光拍片，发现受伤的地方骨痂已经形成，肉芽已经长出，伤口也不流脓了。一个月后，孩子的胳膊就奇迹般的好了。现在，这个孩子都50多岁了，每当谈起这件事他还记忆犹新，没有汤正明大夫全力救治，也就没有了他的那条胳膊，就更没有他今天的幸福生活。”
韩宝珍，针灸室护工。一位用自己的无私大爱创造了一段传奇故事的天坛医院医务工作者。她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让一位长期瘫痪在床的病人站起来的事迹，在庆阳地区乃至全省传为佳话——
一位瘫痪病人经医院中西医、针灸等全面治疗后，被通知回家服药静养。韩宝珍认为，从针灸治疗的角度看，病人的治疗不能间断，否则前面治疗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或前功尽弃。但是，当时针灸室工作人员少，上班时间很难腾出人员为病人出诊。怎么办?为了能让病人继续得到治疗，她自告奋勇，决定利用下班时间自己出诊为病人针灸治疗。职工属于自己的业余时间很少，除了周六晚上和礼拜天轮休，每天晚饭后都要开会学习。这位病人家住得离医院虽说不远，但还得上坡下坡，单趟就得半个多小时。为了争取时间，韩宝珍下班后顾不得回家照顾孩子，总是随便在食堂拿个馍就匆匆奔向病人家。每天，人们都能看见她一路小跑的身影，有时还边跑边吃，就这样，她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冬天一身寒，夏天一身汗;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为了不误针灸，有时自己病了，也要拄着木棍去病人家。有了韩宝珍的耐心治疗和细心呵护，病人深受鼓舞，以良好的精神状态积极配合治疗。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也仿佛是她的一腔真情感动了上苍，一年半之后，长年瘫痪在床的病人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铁树开了花!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知道庆阳二院有一位北京天坛医院下来的针灸神医能治瘫痪病，殊不知这份成功来之不易!奇迹的背后，有韩老师多少艰辛的付出啊!
500多个日子，日日奔波，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其实，治疗中途，也有好友劝她说：“何必呢!为一个瘫痪病人白费功夫!’’还有人劝她：“你这么逞能，不怕卷进政治漩涡?”但她却置个人的荣辱安危于不顾，对病人不抛弃、不放弃，直至奇迹出现!
500多个日子，韩宝珍也与病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病愈后，病人满含热泪给韩老师送来了锦旗。全院召开职工大会，号召向韩宝珍学习，学习她甘于奉献、勇攀高峰的精神。可她却谦虚地说：“这只是我份内的工作!当病人及家属用期待的眼神望着你的时候，作为一个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怎能无动于衷呢!
四
1971年初，翟风魁、王宝恩、于作述、汤正明等专家教授,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不约而同地向医院领导提出,想为自己寻找助手，为庆阳当地培养一批“永久牌”的医疗骨干。
院办卫校，是一项为自己培养医疗技术人才的创新性工作。
“我听了翟凤魁的建议后，感到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但仍想把自己的医疗技术留下来，这是知识分子对自己事业的忠贞和对祖国医学事业挚爱的表现，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责任感的体现。他们前途渺茫无望之时，想的不是逃避命运，想的不是自己的荣辱得失，而想的仍然是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医学事业如何后继有人，想的是自己在撒手人寰的最后一刻怎样把自己一生最钟爱的医疗技术留给后人。这就是真正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精神。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主管业务的朱维馨同志，她也认为非常好。这个消息一传出，也得到了许多专家教授的赞同和支持，他们也都有这个想法，也都有带学徒把自己的医疗技术传下去的打算。”张广福说。
张广福，庆阳二院负责天坛医院接待安置工作的当地干部。他回忆，“院办卫校这只是我们医院的想法，要真正招收学生，还要上报庆阳地委同意。这个意见汇报到庆阳地委后，有关领导不同意，认为院办校既没有前例，也没有招工指标，是不会得到批准的。眼看我们的计划不能实现，专家教授的美好愿望就要落空,我十分着急。在万般无奈之时，我突然想到了庆阳二院眼科专家赵淑媛同志，她的丈夫叫郭洪涛，当过铁道部副部长，抗战时期任山东省委书记时，封元笃是郭洪涛的警卫员，现在郭洪涛在陕西省商洛地区进行劳动改造，当时的庆阳地委书记封元笃得知赵淑媛在庆阳二院工作时还多次来看望过，并且还暗地里陪赵淑媛去商洛看望过郭洪涛，他们两家关系很特别。一想到这里，我就和赵淑媛一起去找了庆阳地委书记封元笃，当然我也曾是封元笃的部下，也有点关系，经过这么一说，封元笃书记当即表示同意，并马上给有关部门打电话，给我们批了70个招生名额，这件事一下子就办成了。结果在后来正式下达指标时，又给庆阳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留了30个名额，给庆阳二院就剩下40个名额了。
庞绍英，庆阳地区药检所原副所长，曾是院办卫校的一名学员。当年的学生生活，仍然留在她的记忆深处：同学们做着广播操，说着普通话，唱着“样板戏”。因为医院当时为军管单位，按军事编制我们被编为新兵连。连长是北京天坛医院来的袁素芬老师。袁老师中等身材，微胖，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齐耳短发，看上去既健康又干练，与我们朝夕相处、苦甜与共，带领我们集中8个月时间，清理完了与石箍窑一样高的杂土及院内所有的建筑垃圾。跟袁老师在一起，我们似乎总能闻到她身上一种与众不同的香气。
我们被分到各科室后，白天参加繁重的建院劳动和紧张的军事训练，跟着自己的老师上班，晚上就集中在医院食堂的餐厅里上课，餐厅也就成了我们唯一的教室。说是教室，既无桌子，也无板凳。每次我们都带着用杂木钉成的仅有30公分高的小方凳，在膝盖上做笔记。我们晚上上课，白天实践。老师教得仔细，学员学得认真。开始是老师上面讲，我们用笔记，后来老师编出了教学讲义，由我们学员自己刻蜡版印出来发给大家使用。
严冬,大雪纷飞的操场上，学员们总会看到赵荣光老师与乔珊老师打太极拳的身影。赵荣光老师是临床检验专家，他克服困难，在庆阳二院开展了各项临检、生化、血库等工作，为临床诊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自学了几种外语，年近六旬，每天早上还为同学们讲外语。
吴喜娥，庆阳二院院办卫校学员，后任二院人事科科长。她回忆，集中上课劳动8个月后，我们进入了边上课学习边临床的实习阶段，我被安排在外科做护理工作。第一天做护理时，带我的是沈爱筑老师，为因车祸腰椎受伤致下肢截瘫的几位二十多岁的石油工人做护理治疗。走进病房，当沈老师掀起病人的被子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我看到沈老师眉头都没皱一下，就为病人清理污秽，擦洗翻身做生活护理。她教我为他们针灸、理疗,帮助他们做功能锻炼。几个小时下来，汗水湿透了沈老师的衣衫，但她没叫一声累。
一天下午正要下班，急诊室收住一位急需手术的骨瘦如柴、满身污垢、气味难闻的女病人。那时不要说医院，就是全县城也没有一个澡堂，陈菊珍老师让我端来水，在病床上铺上油布，她为病人洗头、洗脚，擦洗全身。她一边洗一边说：“这么脏怎么能做手术，伤口会感染的。”经过我俩的辛苦劳动，病人变得干干净净，及时做了手术，一周后痊愈出院。陈仁义与陈菊珍夫妇是印尼华侨，陈菊珍老师很漂亮，平时穿着很时尚，我看到她从来没有歧视过满身泥土的农民，而是任劳任怨、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们。她的心灵和外表一样，永远是那样的美丽。
护士长徐蕴霞、江佩玉、王秀玲、穆嘉宛、朱宜英、徐淑玲等老师们，每天毫无保留地手把手地传授给我们各项护理操作技术，在她们的严格要求又放手使用下，我们很快能独立值班工作，并按照医嘱，高度负责，精心护理，认真操作，完成了严重烧伤、破伤风气管切开、颅脑外伤、开胸等术后特护，使一个个患者痊愈出院。
那时炎夏37℃，为抢救烧伤病人，病房内还生着火炉。每个病房只有一个小小的灯泡，一停电就提着马灯给病人做治疗。病人多，陪员也多，一到晚上，病房内横三顺四躺满了陪员，治疗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
担任护理工作一年中，老师们的言传身教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她们身上我读懂了“南丁格尔”精神。
姚永健，院办卫校学员。他记得，那些年,庆阳二院的文化活动非常丰富，北京老师经常教我们唱京剧，带我们跳舞，逢年过节还和我们一起举办联欢晚会。他们教我们排了不少节目，经常在医院为群众演出，遇到重大活动还到庆阳剧院演出，有时还和庆阳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职工进行联欢演出，多次受到地区卫生局的奖励。特别是每年的“六•二六”，我们都和北京老师千方百计排很多节目开展庆祝活动，我作为文艺演出队的骨干,参排了《京剧大联唱>《洗衣舞》《北京的金山上》《八角楼的灯光》等节目。就像“红旗飘飘舞东风，白衣战士心最红，6·26指示记心中，革命路上朝前冲”这些歌词,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如果到外地演出，我们就坐上医院的大卡车，每人从医院的灶上买两个馍揣上就出发了，现在回想起来是那么愉快。
经过3年医学基础知识的学习与临床实践，学员们完成学业，并逐渐成长为庆阳地区临床医疗工作的骨干力量。
1980年，北京天坛医院医务工作者带着对庆阳人民深深的眷恋离开了庆阳。但是，他们为庆阳人民留下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的精神没有走，为庆阳培养出的“永久牌”人才没有走，王凤钰、朱虎义、谢君国等一支近百人的骨干力量，在各自的岗位上成长起来，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
弹指一挥间，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了，曾经在庆阳二院工作、学习过的人们也已步入人生的暮年，但“天坛医院”过去的岁月和曾经的故事，仍然在老一辈庆阳人和他们的儿孙中碑口相传——
邱守祯,患者生命的守护神。
邱守祯是泌尿科专家,任外科主任。他的专业是泌尿科，但他普外、胸外、脑外、烧伤、肿瘤外科、妇产科样样精通。他带领白宝忠、赵锡生、葛文津、刘金等几位北京医生，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完成了高难度、高风险的手术百余例，挽救了许多垂危患者的生命。
有位名叫宫龙的患者重度烧伤、全身没有一块好的皮肤，生命垂危，为了挽救病人生命,他就把猪崽的皮植在病人的双下肢。夜班后我发现病人呼吸不正常，已经做了一天手术的邱守祯老师正准备下班，一听病人病情变化，他迅速跑到病房,与赵锡生守在病人身旁,整整抢救了一夜，一口水也没顾上喝。一夜下来，他双眼布满血丝。病人只要有1%的希望，他都要去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他们家的窗帘用的是双层黑的。为了能有充沛精力，他用这样的环境使自己得到间隙的休息，因为随时都有病人需要他去抢救。
邱守桢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但他总是乐呵呵地说：“忙一点怕什么，干革命就得拼命干!”他处处为病人着想，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同志。经常一天安排两个大手术，有的同志提出上午做一个，中午休息一下，下午再做一个。但他耐心地对大家说：“我们外科工作要有连续作战的精神，要处处想到病人。”有一次，他带着几个同志去某县医院协助抢救一个病人，下车后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从查病情、讨论病历，接着上台手术，从下午三点一直干到次日凌晨六点，病人回病房后，他又去观察术后变化，第二天又和同志们一起投入新的战斗。像这样一心扑在病人身上的事，对邱守桢来说是屡见不鲜的。有时危重病人接踵而来，几个昼夜不能休息，但他总是精力充沛地工作，他的这种精神影响了其他同志，也成了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外科的工作作风。
有一年春天，邱守桢肝炎复发，胆固醇增高，应该休息治疗，但是他却参加了去华池县五蛟公社巡回医疗队。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不辞劳苦，和同志们一起跋山涉水，走遍全公社7个大队，做了大小手术300多例，尤其在以计划生育为主的巡回医疗过程中,每到一处，顾不上洗脸吃饭，放下背包就看病，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和赤脚医生、卫生员一起创建手术条件，没手术室就把房间或窑洞打扫干净;没有手术床，就把门板摘下来代替;器械手套不够，就连续煮沸消毒;敷料不够，就用消毒的旧纸代替。他亲自指挥，有时三台手术同时做，或在一间手术室经过简单的隔离，同时开展男女结扎手术。病员随到随做，尽量少影响生产。
1973年9月，邱守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以此作为自己生命的新起点，决心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做一辈子人民的勤务员。
任育民，著名内科专家。
任育民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位少校军医，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当时已经是一名非常知名的医疗专家，他在心脏病治疗方面有较深的研究，经常在国际一流医学期刊发表论文。我们经常到他房子去闲聊，发现他桌子上常常摞着一大摞国内外一些一流医疗期刊，上面都有他发表的医学论文。有时我就问他发表这些有什么用处，他则笑着说：“这就是留给后人看的，或许对他们有用。”当时我还有些不大理解，后来我才慢慢地领悟到这就是一个科研人员无私奉献精神的体现;人类的科学技术事业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发展起来的啊。有一次，任育民给西峰武装部部长的妻子查病，查完后他说：“你一会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武装部长帮妻子把病查完后就到任育民的办公室来了，进门后任育民对他说：“你有病了，请你马上住院检查一下吧。”部长一脸茫然，觉得自己好好的，会有什么病呢?正在发愣的时候，任育民又说：“你病得不轻，快去办住院手续吧。”他只好出去办住院手续了。我问任育民：“你凭什么判定他有病呢?你刚才又没有给他做任何检查啊。”任育民则表情沉重地对我说：“我就凭刚才从他身边走过时闻到的一股气味和看到他的脸色，他的病很严重。”他话音刚落，武装部长就进来了，说住院手续办好了。随后经过检查，部长肝脏有严重问题。结果住院不几天就病故了，他是肝癌晚期，肝脏己全部烂了，无法医治。郑重景说,这件事之后，我对任育民大夫的诊疗技术就更加敬佩了。
任育民的传奇还有两例。其一：他在给一位患者看病时却发现患者陪员有病，并惊呼：“陪员的病非常严重，要立即住院治疗。不然，陪员将很快进入昏迷状态。”大家一听，非常愕然，这怎么可能!病者也不以为然。结果，至当日下午，病人陪员因昏迷急诊入院，诊断为肝昏迷。其二：一患者前来就诊，任育民检查后嘱病人立即住院治疗，并嘱内科全体医护人员要严密观察病人，还嘱家属要寸步不离病人，不然，病人将于今晚死去!对这种警告，其家属认为是故弄玄虚，不屑一顾。其他医护人员也认为不可能那么玄乎。结果，第二天一早，病人不见了，家属这才慌了手脚，医护人员也甚为震惊，认为任育民的判断不可能那么准。大家一起寻找失踪的病人，结果在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内科病房后的树林子里找到时，病人已上吊自杀。
林怀冰老师是妇产科主任，一位优秀的妇产科专家。
她带领丁雅文、雷春玉、钱凯、张祥云、黄凤鸣等几位老师，为许多个患有宫颈癌、子宫癌、子宫脱垂、子宫出血等各种疾病的妇女解除了痛苦。为了彻底治愈宫颈癌、子宫癌患者的疾病，她们不顾个人身体遭受放射线的损伤，引进“镭放射”为患者进行放射治疗。为普查治疗妇女病，她们的足迹踏遍了庆阻的山山水水，走乡串户为群众开展巡回医疗。
韩菊芬，院办卫校学员。她回忆，一次，林怀冰老师带我去查看病人，病人刚解完大便放在床下，她端起便盆就去倒。当时我脸红了，站在那里很自责，我想，“我为什么不去倒?而是比我年长的师长、科主任、专家呢?”
记得197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门诊治疗室顶班，旁边坐着林怀冰老师，她刚从手术台上下来，正准备喝口水。可是，“嗵”的一声，治疗室的门被撞开了，跌跌撞撞闯进来一个20岁左右的农村小伙子。他二话没说，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林怀冰老师面前。“怎么了?”林老师赶快扶起他，关切地问。“大夫!快救救我媳妇!她生孩子生不下来，快要疼死了!”听说有急诊，林老师赶快拿起接生包、手套，还让我带上血压器、听诊器、针管、葡萄糖液、消炎止血针剂等随她出诊。她连外套也顾不上穿，就飞快地随小伙跑了出去，直奔小伙在医院对面杨塬山头上的家。
这是一段不算短的路，也不好走，加之走得急，林老师虽然个子大，体瘦腿长，但还是走得气喘吁吁。就在我们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突然天气变了，雷雨大作，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把我们从头到脚淋了个透湿。可是，林老师没有停步，也没有找地方躲避，还是顶着风雨往前走。大雨迷了我们的眼睛，泥泞让我们脚下不住地打滑，几乎迈不开步。山路陡峭，若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好多次，林老师摔倒了，弄得一身泥，但她爬起来又走。就这么一步一滑，一跤接着一跤在山路上踉跄前行。最后，林老师急得哭了，我以为她承受不了了，赶忙过去搀扶她。可是她甩开我，着急地说：“时间要是再这样耽搁，产妇出现危险怎么办?”一边说着，脚下依然没有停步。我和小伙赶快跟上她，一路相搀相扶，终于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产妇家。
到了产妇家时，孩子已经出生，但胎盘还在母体内滞留，血流不止。产妇脸色苍白，大汗淋漓，情况十分危险。林老师迅速洗了手，戴上手套，实施抢救。她指挥我量血压，数脉搏，静脉推注葡萄糖，肌肉注射缩宫素、止血、消炎针剂，自己则吸婴儿口中羊水，并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结扎脐带，包裹小孩。剥离胎盘，清除子宫内残留物，缝合撕裂的宫颈和会阴。终于，血止住了，血压升了，产妇醒了，小孩也复苏了，发出了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嘹亮的啼哭。这一刻，林老师激动地哭了，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哭了。我看到林老师脸上汗水、泪水和泥水混杂在一起，顺着脸颊往下淌，脸糊得像“花猫”!而湿衣服贴在身上，像只“落汤鸡”!我们低下头再看彼此的鞋，面目全非，走一走，还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脱下往外一倒，全是水!看着彼此狼狈的样子，我们又全都笑了。这一哭一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至今想起来，还是那么幸福!
回去的路上，我才发现林老师的脚崴伤了!脚踝红肿得厉害。但她又说又笑，似乎并不觉得疼。我扶着她一瘸一拐地走回去。到医院已经是下午下班的时间。可是，看到办公室里挤满了等待她看病的病人，她又坐下来面带笑容，给大家继续诊病……
林怀冰老师是我的妇产科入门老师，她从北京天坛医院来到庆阳，用她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谆谆的教诲哺育了我，浸润了我，感染了我!而她那不知疲倦、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对庆阳老区人民的血肉情深，也让我与经她救治的无数患者一样，这么多年来一直深深地崇敬着她，感谢着她，想念着她!
我跟随林老师出诊一生只有一次，但终生难忘!
六
吕秉刚，北京天坛医院放射科主任，我国放射学创始人之一。
天坛医院放射科有一台先进的德国进口的200毫安双头X线透视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这样的设备是很了不起的。就这样一个先进的大型医疗设备，连同它的一组高级的放射学团队以及医学精英，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了革命老区庆阳。
张发发，宁县人民医院原院长。他说，尽管自己在庆阳二院学习工作前后只有七年时间，但对我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为我奠定了从医的基础，而且为我奠定了做人的基础。古人云：“见贤思齐”，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在医疗战线走到今天，退休后仍然没有放弃我钟爱的医学事业，完全得益于那七年间我和北京天坛医院这些贤者的相处。我的医疗技术和医疗品德虽然还没有达到他们那样的高度，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了我一个人生的标杆，使我有了“思齐”的目标和方向。所以，我一直把那几年的工作经历当作我人生的最大财富，在我的医疗工作遇到麻烦和阻力时，我都会用北京天坛医院大夫的那种忘我精神来激励自己，用北京天坛医院老师们的那种对事业的执著精神对照自己。
张发发清楚地记得从医之初，吕秉刚从业务技术上对学员进行系统要求和严格训练的情景。他规定,进修生每天晚上必须 学习两个小时业务。这两个小时的业务学习,如同“早请示，晚汇报”一样雷打不动。他亲自备课讲授,这在当时批判白专道路、业务挂帅的历史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他不管那一套，他大张旗鼓、光明正大的给我们传经讲授。当时没有x线教科书，只有三本他们从北京带来的手工刻印的胸、腹及骨科X线诊断学讲义，上课要求记笔记，要提问。其实他只教我们两三个人，但他绝不马虎。上课期间不准会客，谁来找也不许离开课堂。他还要求每周写一篇周记，按时交给他，他逐字逐句批改，用红笔这里圈圈，那里点点，错别字以及标点符号都一一纠正，最后工工整整写上批语;还要求进修生抄写三本X线诊断学，结业时验收，之后才给写介绍信，同意搞放射工作。
大师的治学态度窥斑见豹。
“使我们倍感敬佩的是，在他的片库中，有1950-1970年间北京天坛医院保存的多达上万张X线诊断典型示教片，内装有临床医生写的申请检查单与吕主任写的报告单。他的字体工整，文笔流畅，表达清晰，诊断明确。片子分门别类，存放得井井有条，查阅十分方便。我还看到了临床极其罕见的病例片子，如承瘤病片子，少见的骨肿瘤、骨结核以及常见的胃肠系统、心肺部等典型的示教片，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对初学者来说极为宝贵，可迅速提高诊断水平。想一想，当时那种严格的要求与训练是值得的，它使我们的技术能得以迅速提高，并使我一生受益。”
吕秉刚教授的学术思想非常浓厚，X线诊断医术精湛，指导了许多临床疑难病的诊断。一次，临床医生决定给一位急腹症患者做手术治疗，术前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只等手术前常规胸腹透视。结果，这一透视却使临床医生大为震惊!吕主任报告为膈上肺内病变。随后，手术即告撤销。有一次，一位肺内有一独立圆形肿块的病人，临床医生认为肺癌无疑，家属恐慌，病人紧张，邀他看片，他扫视全片后态度严肃而肯定地答复：“没关系，结核瘤，不予处理。”我心想，这位老主任怎么就这么自信，这么胸有成竹，这么毫不含糊，就向他请教鉴别依据。他笑着磕了磕他那大黑头烟斗，指着片子，神秘而调皮地说：“它给我说的，你问它吧!”这位老主任工作起来非常认真严肃，上班时从来不说一句与业务无关的话，从不胡扯乱侃。生活中却像一个老顽童，风趣而幽默。他还精通日语，“文革”结束后，外语热才刚刚兴起，一位石油技术员前来投奔他，向他求教,他欣然应诺，并坚持不懈，免费给这个爱学习的青年人讲授日语。
于作述，我国液体疗法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前，于作述就担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在长期的儿科工作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和夫人曾素兰下放到庆阳二院，政治上遭遇不公正的对待。有一次正在开批斗会，于作述脖子上挂着一个大木牌站在会场前接受群众批斗，这时从南庄送来了一个发高烧的男孩，急诊室其他大夫眼看小孩发高烧已经昏迷，没救了，都不知所措。于是,他被人想起来了……。于作述二话没说，就带着大木牌疾步奔向急诊室对这个孩子实施急救。孩子救过来了，于作述又带着大木牌回到会场继续接受批斗，场面非常感人。
七十年代初，我国中毒性细菌性痢疾和中毒性流行性脑膜炎发病率相当高，每天有相当多的这类病人因昏迷、中毒、高烧、频繁抽风而急诊入院，于作述经常带领全科人员紧急投入抢救，他的液体配方及抢救措施熟练得口头下达，护士则立即执行。当时液体疗法与小儿头皮静脉穿刺在庆阳地区十分薄弱，但他带领的团队却得心应手，患儿不到半小时抢救则抽风止，颅压降低，酸中毒脱水纠正，神志转清，安静入睡，使许多患儿转危为安。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都十分钦佩于作述精湛的医术，并称他为“儿童的救星。”后来，凡是到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给孩子看病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要找于大夫。
庆阳的妇女病最为多见，宫颈癌发病尤为突出，丁雅文、 张学鸿夫妇就结合自己的业务,深入开展妇女病普查。丁雅文做宫颈刮片，张学鸿做病理细胞学检查。为了能使庆阳妇女病得到有效控制治疗，他俩多次深入社、队做妇女病普查，利用节假日多次举办全区妇女病知识讲座培训班、宫颈细胞学涂片检查学习班，培训了来自公社、大队的医务人员500多人。他们绘制的妇女病图谱、放射治疗宫颈癌项目，受到庆阳地区卫生局和甘肃省卫生厅的表扬，其中妇女病图谱还被北京计划生育宣教中心采用。他俩还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去北京联系病理组织检查设备和钴60放疗机器，使一批患者很快得到了确诊治疗，挽救了她们的生命。这两项工作的开展，开创了庆阳老区病理检查、放射治疗的先河，填补了医疗项目的空白。
“徐蕴霞是全院护士长中最年长的一位，她和蔼可亲，把温暖与关怀给了每位患者。每天她总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大家都下班了，她还默默无闻地巡视病房，查看病人的护理治疗，需要处理的绝不拖延，往往是我们吃完饭了看见她才从病区出来，每天夜里她都要查房，这一切已经成为她的工作习惯。”
庆阳市妇幼保健院原副院长韩菊芬说，徐蕴霞老师是我进入病房学习护理的第一任老师。她为人正直本分，朴实无华，严肃而温和。她话语不多，却句句在理，细悟，让人回味无穷，受益终生……
记得我刚进病房的第一天，在医院工作的信念就动摇了!刚踏入病房，看到一脸苍白、呻吟不止、痛苦不堪的病人以及那双眼无神的注视，闻到那扑面而来的属于长期卧床的病人发出的汗臭味，我害怕了，退缩了。退出病房回到护办室，我一声不吭，眼泪汪汪，站在墙角不动。我的举动正好被徐老师发现了，她上前关心地询问我。我气愤地埋怨父亲说什么医生、护士是崇高的职业，是“白衣天使”，送我到医院跟北京人学技术，难道这就是幻想中的天使生活吗?我说我要回去当工人!徐老师听了，拍拍我的肩，并拉住我的手说：“孩子，别哭!跟我走!”她拉着我第二次走进病房。只见她一个床位接着一个床位地查床，亲切地与病人交谈，态度是那样的诚恳专注，她仔细询问病人需求，查看病情，对症处理，帮病人翻身，给病人做穴位按摩，给尿湿了床的亲自换尿布，擦身子;给要大便的拿便盆，甚至给病人擦屁股……一边做着这些工作，她还一边热情地开导病人。经她一阵忙乎，刚才刺耳的呻吟声和疼痛的叫喊声都听不见了，整个病房充满温馨。病人的眼神中流露出感激，嘴里不停地说谢谢，徐老师离开时，他们还挥手致意。这时，我看见徐老师累得满头大汗，但她笑得十分开心。一切就发生在短短的30分钟内，我看呆了，心灵受到很大震撼，不禁开始对这位貌似普通却品质、能力和魅力非凡的前辈肃然起敬!接下来的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徐老师亲自带着我，为病人打针、发药、输液，做床头护理。几天后，她问我：“习惯了吗?”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她说：“慢慢你会习惯的!我看你是个知书达理的孩子，你应该学会换位思考!假如他们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躺在那儿，你能忍心看着他们不管吗?‘天使’是救死扶伤干出了成绩后才被人称颂的!再说，你不干，总得有人干!你初来乍到，什么情况都不了解，见脏见困难就想走，这不是懦夫是什么?不爱岗，就不会敬业，你还想改行当工人!这个样子就是当工人也不是个好工人!是金子，放到哪里都会闪光的!”徐老师发自肺腑、苦口婆心的一席话，深深地刺痛了我，也教育了我。是她，将我留了下来!我从此安心工作，并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在较短的时间内，我掌握了外科护理应学应知应会的诸多知识与技能。看着我好学上进，踏实肯干，她还留我在外科工作。之后，不论组织安排我在口腔科、五官科，还是从事妇幼保健、儿科、妇产科临床、计划生育、社区服务、文秘办公、科室管理、医院管理等工作，我都能愉快地接受和服从并做到爱岗敬业。
徐老师宽容豁达，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她与人共事总与人为善，从不跟别人在利益上争高论低，就是别人欺负了她，别人错了，她也能一笑了之予以海涵!记得她爱人翟凤魁受管制期间常遭批判，人家找不出碴就批翟老师看了书学了知识，而她教学员学理论、练技能就是“不但不与其爱人划清界限还效仿”!当翟老师被批判时头被压得低得身体几乎要翻倒，这时，徐老师忍不住关心地看了一眼，而这一眼，就立即被人说成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藐视”，对这些，她都忍了。有的人把自己工作中的失误推到她头上，她也忍了。甚至有人因批她爱人批得嗓子沙哑，半夜却来找他俩治疗，她不仅能陪着爱人去科室给其诊断，还亲自为其输液，治疗护理。为此，我气愤不过与她论理，她却说“算了吧”，还说：“大家在一起共事不容易，要学会多记着别人的长处，少记别人的短处!多吃点亏算不了什么!只要自己没做错什么，批了也就批了，自己又没少什么，过了就算了!‘冤冤相报何时了’，人家虽不仁，但我要有义!”由于她凡事都能忍让，平时，在工作中她最能团结同志，从不跟别人闹无原则纠纷。在我的记忆里，她就是这么一个高风亮节、不计前嫌的人!在她的身上，闪耀着真善美的光辉。和她相处，既如沐春风，又获益匪浅! 她助人为乐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记得有一次外科住进来一位来自环县山区的女患者，因术后其丈夫回家取钱取粮而只留下年仅14岁的儿子照顾她，留下的干粮很快就吃完了，仅有的钱要取药，还要给病人吃饭用，儿子为此饿得坐在地上站不起来。徐老师知道后，赶快从家里拿来仅有的饼干给这孩子吃。而此后吃每一顿饭，她都要给他剩半个馍。看那孩子还是吃不饱，我也学徐老师主动省出一点给他吃，并将饭量小的同学吃剩的收集起来给他吃。孩子的饥饿问题解决了，他和我们成了好朋友。时隔二十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环县下乡防病治病时，遇到了这个当了兵现任大队干部的小伙子。他在乡卫生院长处打听到我们是庆阳地区来的医疗队，就隔着窗子望个不停，当门刚一打开时，在众多的白衣工作人员中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他穿过层层人群快步向前抓住我的双手，特别激动地讲述着他娘俩当年受徐老师和我关爱的过程。第二天他用毛驴驮着他老母亲找到我，娘俩一下子扑通跪倒在地，泪涌满面。嘴里说个不停：“我们总算找到恩人了!”当得知徐老师已经回北京去了，他们就一股脑儿地将恩情全报答于我，邀我去家里做客，杀鸡宰羊.盛情款待。看到他家日子富裕了，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远在北京的徐老师说：徐老师，您真是给庆阳人民送温暖、拯患救难的“天使”!您优良的作风永远留在了庆阳!庆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
许多年过去了，庆阳人民没有忘记“天坛医院”那些北京医务工作者闪光的名字，他们是：内科专家王宝恩、曾仁义、任育民、张则吉，传染科专家田保新、田文忠，儿科专家于作述、韩华光，外科专家邱守祯、白宝忠，骨科专家汤正明、赵锡生，五官科专家翟凤魁、孟庆云、赵志林，眼科专家赵淑媛、户保华，中医科专家韩增荫、葛文津、王秀梅，妇产科专家林怀冰、雷春雨、张祥云，放射科专家吕秉刚、梁鸿儒、李淑一，检验科专家赵荣光、乔珊、王宏奎，病理科专家张学鸿，药剂科专家白崇刚、罗群等。以及曾素兰、王桂英、陈惠群、徐潘甚、蒋保季、梁子志、顾其美、张仲恩、朱维馨、杜广荣、晏苏民、刘俊田、穆嘉苑、袁素芬、徐淑玲、徐蕴霞、于亚娜、陈仁怀、杨雄九、王秀玲等高级医技、护理及管理人才。
医院修理组的陈怀仁，是清华大学高材生,他和钟世杰、平贵海没有因工作环境艰苦而埋怨，一直默默无闻地发挥各自的特长，把才华奉献在修理各种精密医疗器械上，为临床一线保驾护航。一次，手术室准备做一例心包炎手术，需要一台电子除颤器，但医院没有，他们就凭大夫的简单描述，找来了一个猪心作比较，终于在手术前赶制出了电子除颤器，保证了手术的顺利进行。为了抢救一位外伤高位截瘫病人，还设计制做了一个被称作“铁肺”的辅助呼吸机，帮助病人呼吸。为病人，他们做到了千方百计。
“在麦浪翻滚的陇东高原上，在瓜果飘香的庆阳山川里，忙碌着的人们一定没有忘记曾经的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没有忘记曾经来到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北京天坛医院的一大批医务工作者为庆阳老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