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六 章 再访移民村
时光荏苒，离第一次到河西的移民基地采访，迄今已是整10年又3个月了，而举世瞩目的“三西”地区百万大移民工程至今也已历时18个年头。重访移民村，一直是萦绕于我心中的一个梦。移民们生活得还好吗?特别是10年过去了，那些我当年曾经采访过的父老兄弟们。今天，他们都在想些什么、盼些什么呢?
一、热炕头上听民声
2001年2月16日 星期五 晴
中午。12时许。
从酒泉搭乘一辆长途中巴，我踏上了前往高台的路程。大约两个小时多点，就到了高台的地界。适逢正午，祁连山白雪皑皑，在阳光下绵绵延伸，近得仿佛可以触摸到一样。山下，戈壁滩上似还有海市蜃楼的幻影，同样给人一种久远的感觉。
本来，打算先到高台县城的，可公路边上一块高耸的路牌却告诉我，这里就是自己要寻访的移民家园。于是，在车子掠过的一瞬间，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在这里下车，尽管这儿除了一片片种植啤酒花留下的水泥架子和散落的村落外，周围多是无垠的土地。
这儿是一个岔路口，路边有一家小店，店门前围着一群村民。我迎过去，我想知道去骆驼城该怎么走，要走多远。
有人给我指路。我立即兴奋起来：话音里，我听出他们都是中部地区的乡亲。没想到，这第一站，竟然就闯进了移民村。这让人意外中多了几分惊喜。
在一间小卖部，与乡上打电话联系采访的空儿，我问店家，移到高台，生活过得怎么样?我告诉他们10年前我来过这儿，今天，就是专门来看看中部来的乡亲们的生活的……
没想到的是，就这一句话，竟惹得自己被乡亲们的厚道、热情所包围，一个多小时也没能走开。
店主叫武治国，58岁，1983年10月由会宁县瞿所乡新治村武岔社迁来。
商店的套间住人，里面是一个大炕，地上有桑普土暖气。一个旧沙发、一张旧茶几是城里人淘汰下来的。坐在屋子的大火炕上，品尝着乡亲们端上的花馍馍，我方才知道，这儿是高台县骆驼城乡碱泉子村五社。
移民生活的变迁从这一家人的生活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除了有8000元流动资金的小店每年带来2000多元的收入外，二儿子武选胜农闲时节经营农副产品收购，年收购大豆等土特产品二三百吨。一般情况下，他是开着小四轮走乡串户从农户手中收来后，再交由外地客商，并帮助他们把货上到火车站，再发往武汉、天津、宁夏、河北及省内的秦安等地。去年最多，达五六百吨。小伙子能干，娶了一个高台本地的媳妇。“干礼花了3000元，赶咱们那面少。咱们那面娶个媳妇干钱都在一万以上呢。”老汉对我说。武家的这二儿媳妇叫王雪琴，29岁，有一个5岁的儿子。问她对移民印象如何，她倒很干脆，说：“移民和本地人没有区别。东面过来的人大部分都好着呢，占60%，过不去的也有呢。”问及对东面的印象，这位移民的高台媳妇如此评价：“不好，爬也爬不动，那山。思想太顽固，娃娃太多。我们姊妹三个，那里最少也是四个，不计划生育么，还有十几个的。”
不过，我很快发现，移民们尽管说这儿“条件赶东面好的多，天上地下说呢”，但他们更想对我说的，似乎并不是吃饱肚子没问题，或是收入怎么样，而是，总想说点别的什么。不知不觉中，我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屋里火炕上，挤挤挨挨地坐满了人，有三四层，加上站在屋中间的，男女老少大约有十七八个，而所有人都以一种饱含着期望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老先人手里是上中农，大集体时救济照顾不沾边，困难得很。搬到这里来，肚子吃饱没问题……可一户一年几千收呢，去年光修渠就花了一千多，铺油路烧油的柴都要农民掏，听起国家投了多少钱，可砂子、填土方、人工、车工都是老百姓，越穷的人负担越重，有钱有车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车，没钱的人要雇车;”
“县上有个番茄厂，番茄种植年年下达指标。要种够任务，可移民种了三年，产品全收走了也不付款。西瓜制种、包谷制种、糖萝卜制种，不让农民卖，春播时指标一下达，秋后就收来了。收走光打白条，顶点白糖、化肥算是好的，哪有利息?娃娃上学能用化肥顶学费吗?几年后拿白条换‘二铵’。每袋高出市场价5元，如不要就走人。白条牵扯到千家万户，马上就要下种了，没有钱买化肥、买农药、买地膜，这些事河东没有，这里好像成习惯了。新闻上说到月底就不欠一分钱了，可是……哎，农民的负担就像棉花包掉在水里——越挑越重。”
说话间，有人拿出几张“白条”给我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递到我手上的“白条”，竟然是电脑打印的。我想起了自己办公室的计算机，这一个生产期下来，该能印出多少张这样的“白条”呀。这张“高台番茄制品厂收购专用票”上赫然盖着几个鲜红的砣砣子。上面有单价、斤数、总额等，像模像样。
坐在旁边的毛笃学，年已六旬，是渭源县大安乡中庄村人，当了22年的支部书记，刚刚退下来，“当老人来了”。“干了三个朝廷，毛主席手里也干，邓爷、江爷手里也干。当书记多年，党的政策知道，群众的呼声也清楚，可这搭的有些事，与政策脱节了。定西过不去来到高台还是过不去……”
那么，到底有没有日子过得好的，这是我所关心的问题。
也有，且占大多数。我了解到，在这个村上，“家产最多的有10多万”。1994年由定西巉口迁来的杨伟，34岁，现在家里有6万多的农用汽车。年轻人脑子活，开春经营化肥，秋后经营农产品，迁来高台的第一年，仅靠收大豆就挣了七八万……
这应当是移民生活的主流，我这么想。
可又有那么一会，我感到自己被移民们当成了“救世主”。
那阵子，是从武家的小店迈出门的当儿。风风火火闯进来的一个瘦弱的中年村妇突然拉住了我的手，惊喜地问：
“你就是省上来的记者?”
我告诉她，自己不是记者，不过也是个写文章的，今天来，就是专门来看看中部来的移民们光阴过的咋样。
她马上笑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笑的极灿烂。她说自己叫唐秀玲，今年41岁，是五社的。“刚刚听说省上来了个记者调查问题，就赶上来了，你看，差一点点你就走了。”说着，不由分说就抢过了我的提包，执意要拉上去她家看看，“我有冤情要给你诉!”
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今天是星期五，这会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再迟会儿，恐怕乡政府找不见人，可不去她家看看，又太不近情理。于是，随着她一脚高一脚低地来到家里。令人诧异的是，唐秀玲家及周围几户人家的门前和小道上，竟是堆堆流沙……
她拿出一纸高台县法院的判决书，她不服，让我给她断个明白。案由是在土地承租问题上与村上发生的纠纷……
翻看着判决书，我无法马上给她一个确切的答复，这里面，牵扯到一系列政策、法律和事实问题，我不能扮演法官的角色，去妄加评判。不过，“牛不争先，民不犯官”，令我吃惊的是，这个看去那么柔弱的农村妇女不知为什么竟会是这么地执著：在她那一叠叠的诉状中，夹着一张已经烂了的纸片，纸片上赫然写的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和甘肃电视台新闻部的电话号码。她怒不可遏地说：“村干部天天就是个吃羊喝酒，肉吃疯了，酒喝红了，这个官司我要打到底!”
(时隔五个多月的7月27日下午三时许，正当我和同事们在兰州的兰山公园滑道上游玩，尽享着消暑的快乐时，突然接到唐秀玲那我没有见过面的丈夫何谋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他急切地问我：“能不能来上一趟高台?”“刚刚把家里的粮食全部抢光了!人也打坏了!”顿时，我勃勃的玩兴像被一股山风吹没了影儿，心情骤感沉重。站在高高的皋兰山之巅，遥望远方，我不知那一家人此时正在遭受怎样粗暴的践踏!我在自己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而深感愧疚的同时，又深感，农村发展的道路还很漫长，而且，不仅仅是反贫困……)
从唐秀玲家出来时，刚才一直跟在旁边的一个小女孩过来轻轻扯了扯我的胳膊，轻轻叫：“叔叔，你也到我们家去看看吧。”看着女孩子如深潭般美丽的真诚、渴望的眼睛，我深深地感动了。其实，这个女孩年已16，叫武金芳，初中刚刚毕业。在金芳家里，她的父母说，迁来以后，生活上比在老家强多了，就是搅缠没有，不过金芳这娃懂事，想去城里学个裁缝。我告诉她们，如果要想学，就学个计算机吧。金芳有点儿担心，问我能不能学会，我说能，一定可以，你有初中毕业的基础，怎么能学不会呢。我说，想好了，就到兰州来学，学出来了我帮你找份工作，只有这么，家里的日子才能红火起来……
(来年夏天，一个很晴朗的日子，金芳背着铺盖卷，带着对美丽都市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第一次来到省城，在兰州市委餐厅做服务员。金芳踏实、勤快、聪慧，工作很快上了手。人们看到，金芳漂亮的脸蛋上漾满了微笑……)
从金芳家出来，唐秀玲又迎在门口。虽然我的答复令她失望，但她这会仍执意要带我去看看另一家人的情况。于是，我走进不远处一间如小舟般孤零零立在路边的小土屋里。门敞开着，主人不在，就一间屋，门上挂个破帘子，聊以抵御凛冽的戈壁风，屋里除了一张炕、一个陈旧的柜子以及镜框里的几张黑白照片外，家里再也看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家徒四壁”，只能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倒是主人一定很爱美，烟熏得发黄的墙壁上，挂着几把不知名的野花和谷穗扎成的干枯了的花束……正要离去时，女主人回来了，女人叫黄小红，看去显得有些木讷，但一说起刚刚发生的一幕，由不得地要哭出声来：
“我们是1998年腊月来的。从村上买了13亩荒地，1999年春播时乡上丈量，成了15亩。乡、村的政策是三至五年啥也不要，只要交清地钱就行了，每亩520元。可一旦房子盖好地种上，啥都变了。……刚才，乡上来了一帮人见啥就拿，连一点籽种都抢上走了，仅有的半袋化肥也要拉呢，结果妇联主任看着太可怜，才给挡住了……唉，你要是来早上一会会就好了!”
这不能不引起我的警觉。我记起河西某市移民办一个老同志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的一些情况。他在信上是这么说的
……近几年来，工作感到很吃力，安置、迁移面也缩小了，资金也少了，有时还不能按时到位，有些乡不能及时地发放到移民手中，有的村组还倒向移民收落户费，每人1000元不等。我们的有些乡镇就很严重，还专门制定了收费标准，挫伤了移民落户的积极性，使移民安置受阻。像我们单位的领导把移民安置了，移民生活费发不下去，每一次问都说上边没拨下来，乡村干部有意见，达不到谁安置谁受益的目的。有些人只想花钱不想安置移民，见了钱乱支乱用。另一方面，许多原来懂移民安置政策的基层干部，在新老交替中都下去了，不懂政策的人上来了。他们对移民安置不热情，有的还有排外思想。随着情况的变化，从去年(1998年)到今年我市除个别乡安置移民外，其余大部分乡镇都已停止安置移民了，个别人想发横财的欲望也被断了。目前，除了扶贫再没别的事可干。
虽然我一直关注农业的发展，农村的改革，农民的脱贫，也听到看到过不少有关农民负担过重和个别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霸道，并由此引发的一些逼死人命等重大事件的内部资料，但当这“横行乡里”的一幕真切地展现于眼前时，仍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骆驼城，你这是怎么了?
下午17时25分许。
在刺骨的寒风里，坐了8公里三轮摩托，又坐了3公里两轮摩托车后，我终于来到骆驼城乡定西移民村。
噢，久违了!
乡政府的通讯员屈英十八九岁，很帅的样儿，当他放慢摩托车，正寻思着打问村干部家时，我已喊了他赶紧停下。这路口的那几间农舍不正是自己当年走访过的人家吗?虽然村头林立的树木多了，村落变整齐了，虽然依然是寒冬时节，朔风凛冽，周围是一片农田，但我依然无可置疑地认出了她的容貌：10年过去了，定西移民村又一次真实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走进丁桂香家，第一个印象是变了，真是变了。
院里，当年写《百万移民》时特别描述过的存粮的两个小圆囤依然立在院中，但如今在周围高高的房子和浓密的苹果树的背景下，已很不起眼了。当年独身一人闯骆驼城的定西女人丁桂香，现在已做了奶奶，儿孙满堂，有四辈子人生活在这个大院子里……9岁的孙女叫李华青，和我讲的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对门的陈菊英家，过去没有围墙，仅有的两间房子如今早已变成一个宽敞的院落，共有北房三间、西房两间、东房一间。屋里摆设着：21吋牡丹彩电、录音机、缝纫机、沙发，有闭路电视，有火炕还生着火炉。高低柜、大立柜、写字台更是一应俱全。北房的墙上，是一幅中堂书法，甚至还有一台台式电风扇……
记得陈菊英那会儿身体不太好，但她却信心十足地对我说：“等着以后身体恢复了，日子会过好的!”今天看来，她的愿望实现了，不但身子硬朗而且生活得不错。那门口的榨油房，那院中的小四轮都在给我讲述着这一家人生活上实实在在的变化……
晚饭在陈菊英家。
掌柜的叫韩列，属龙，热情好客。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提起来彼此都是熟悉的。
吃着饭，很会表达的陈菊英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创业的岁月——
“气候变了，风没有过去那会大了，春上雨水也多了，夏天没那么热了，冬天也不干炸炸的冷了。那会晚上看着有人呢，走着走着就不见了，进了“地窝子”了，有时就走的掉在别人的“地窝子”里了……刚来时要提着酒瓶子到3公里外的黑泉提水喝。常停电，一停电机井水抽不上来，那时要个酒瓶子都要不上，有面子的人才能要上。现在家家有水窖。”
“10年，10年一层人呢。”陈菊英在尽力回忆我留给她的印象，“把你当成了计划生育收罚款的干部，不敢言喘。那会儿，尕女子刚有。”言谈间，她一再深情地提到当年的移民干部、定西县农委的刘荣同志，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他在这儿带着大家一干就是一年半，“现在，也该退休了吧!”
晚。20时许。
坐在李铎的自行车上开始了匆匆的走访。打算是，当年曾经采访过的人家都去看看。幸好有李铎领着，不然，是绝对摸不着门的。夜色下，整齐的村民院落中透出的灯光和手电筒下光亮的柏油马路令我惊喜不已。这一切都告诉我，移民们应该是安居乐业的。偶尔，在他的指点下，认得当年的一两处地方，如水灌站……
李铎是丁桂香的儿子，30岁过些，个子高高的，挺能干的样子。他自费在张掖市卫校读了三年书，毕业后回乡在村上办了一家诊所，号脉诊病，打针抓药就自己一个，忙忙碌碌，倒也干得不错。全村就这么一个懂医术的能人，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夜深人静，他总是有诊必出，有求必应，既为乡亲们解除了病痛，也使自己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
20时20分许，到定西葛家岔移民何玉文家。
从抬脚进屋的一瞬间，我就被一阵阵浓浓的亲情、乡情所包围、所感染。10年前，我在初尝移民欢乐，“日子好了”的老人家吃烙油饼，喝罐罐茶的一幕近在眼前。
老人已过古稀之年，但却双手有力，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久久地端详着，久久不肯松开。
“您老人家过得好吗?”
“好得很，好得很哇。这些年，心上一直把你‘惜惶’的很。你的头发没了，我记得那时你年轻得很，就坐在里面的炕上。我还写过信，信里还装了一个贺年卡，把你问候一下!”“你把我写进历史了，书我一直在箱子里锁着。”说这话时，一旁的儿子插了一句：“老人是要让后辈们永远知道他们这一辈人在骆驼城创下的家业!”
说话间，何玉文的老伴已端上一盘苹果梨，一盘花卷。
何玉文端坐在单人沙发上，摸着胡子，容光焕发，已是70岁的老人了，但却身体硬朗，短短的头发基本都是黑的。
“我把梨种成了!”他兴冲冲地对我说，在递过来一个黄灿灿苹果梨的同时，还递上了一个削皮的小刀儿。这多少让人有点意外，移民生活的变化，从这把小小的果皮刀上就能折射出来。另有一个小小的发现，中部老百姓喜欢的炕桌，已悄悄告别了它们的主人，取而代之的，是家家户户地上的沙发、茶几……
“给你烙油饼去了，还是让你吃油饼，喝罐罐茶。”“吃上一口两口也行!”
彩色电视在播放着一个电视剧，“电视机是啥的，18吋吧?”我随口问，一旁上小学的孙女马上纠正：“康佳21吋。”
在夜色下的院子里转了转，院子里的跃进牌汽车，也是他们的家产，再进得门来，何玉文的老伴和儿媳又端上了几个盘子：有鸡蛋炒韭菜、有蘑菇炒洋葱……
看来，这肉，这菜，平时家里没缺……
何玉文掰着指头，高兴地算了一笔细账：
挂果的树有20多棵，其中：苹果梨10来棵、苹果10棵，还有枣树、金凤梨，“吃也吃不完”……另外，有小尾寒羊8只、猪3口、牛3头，“畜牧业把一年的搅缠搅住了……”
骆驼城的大户叫李鸿武，是定西巉口人，敢闯敢干脑子活，年纪三十七八岁。1988年迁来后搞贩运、跑运输，1996年又办了一家面粉加工厂，24小时产面粉10吨，很是红火了几年，最近刚刚转手。来到他家里，已是10点多了。主人没在，小坐片刻，进得门来，就知道日子过的不一般。其一砖到顶的房子内部装修高档，家具、电器更是一应俱全。一女二子，大的女儿已经19岁……
在三社，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叫王世荣，三十七八岁，开着一个小商店，一接触，就能感到他的精明和实诚。他是高中毕业生，凡事也就有自己的见解。围着火炉，谝着。他说：“这里种地科学的成分大一些，迷信的事少，社会治安好，夜不闭户，蹴惯了，河西人还是忠厚!”问及与中部人的区别，他说：“定西人商品意识浓厚，一把子葱也要变成钱呢，这边的人则淡一些。搞生意的占不到1%，定西人买一斤粮都在讲价。”
曾去村党支部书记家造访。院门轻轻闭着，推门而进，却无人。今晚，先后走了几户人家，大门或开或掩，均不闻犬吠。确像王世荣讲的，民风淳朴，夜不闭户……
后来知道，晚上的村委会里，一帮年轻人在举办舞会……
结束采访已是夜深，大约零点了。站在骆驼城的滩上，我贪婪地、深深地吸了几口清冽冽的空气，祁连山远山如黛，天空寥廓，星星亮闪闪的，煞是喜人。
二、农民负重、干群不睦：转型期里矛盾多
2001年2月17日 星期六 晴
夜宿陈菊英家。
夜里不太安然。热炕头烙得人睡不住，主人的盛情更让人感到亲切，有回家的感觉。怎奈肚子不舒服，只得不顾天寒地冻，深更半夜往外跑，一如当年在张掖移民田子彦的热炕头上。记得那次几天没沾荤，头前村支书家宰了的老母鸡尽管肉硬得咬不动，但还是解了回馋，又喝了点“浆水”，结果夜里可好了，肚疼、发烧，在一趟一趟往牛圈里跑的同时，冷得糊里糊涂一次又一次往老汉黑乎乎的被窝里钻，竟有一种为了文学为了移民而献身的壮烈感……弹指10年过去了，但这一幕，竟何其相似啊!
不知是几点，似听有朗朗的读书声轻轻入耳，看看窗外，漆黑黑的。早起后，陈菊英告诉说：“早晨4点，尕女子亚卓就起床背书了，娃娃属马，刚10岁，又聪明又乖，爱念书得很。”
上午。10时许。
告别了依依不舍的移民，搭乘一辆中巴车来到骆驼城乡政府。乡政府坐北朝南，高大的贴了瓷砖的门墩，在旷野中显得威武而气派，与10年前有人指给我的乡政府的模样儿相去甚远。那会的乡政府，门前好像有几棵树，再就是几排陈旧的平房，一墙之外，便是荒滩。据说，现在的乡政府大院是新址。
之所以造访乡政府，有两个打算：一是想全面了解一下移民基地的建设情况。该乡除新民村是中部移民外，其余全部是县内山区移来的，是个地道的移民乡。20多年功夫，荒无人烟的北凉故都又冒出了一个上万人的乡，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其中肯定不乏历届县委、县政府和县、乡、村各级干部的业绩，所以，自己是来“颂扬”他们的;二是昨天一天的采访，先后走访了10多户移民家庭，直接和五六十个移民有所接触，在看到移民生活的巨大变化这一主旋律的同时，也听到了一些不和谐音符，听到了移民们这样那样的一些呼声。和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农产品出售难、农民收入增幅缓慢、农民负担加重等问题一样，骆驼城乡也存在有这样或那样一些困难、矛盾和问题。所以，想借这个机会听听乡上的意见。比如有报纸说，1998年，新民村移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700元，而有移民却对我说，那一年，自己家里去掉三提五统费和七七八八的各种“搅缠”，实际的纯收入勉勉强强刚上千。这么一来，全家四人的纯收入“就多了将近三千个元”，按农民负担4.7%算，这户人家就要额外承担141元的费用，这几乎相当于全家一个人当年实际收入的十分之二!所以，他们希望“负担轻一些，路子准一点，市场再大一点”。当然，我相信，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政府不引导不行，引导又难免出错，这是社会变革转型期出现的一个新矛盾。
——刚到这里还有希望哩，现在越来越不行了。地里有哩，都要光了。税收太重，投入大于产出。增产不增收，收入增长缓慢。原先5亩地现在9个人吃呢，口粮都投不住，口粮出来了，零花钱没有，提留、统筹都……地里打不住，倒赔着哩;
——负担主要是义务太多，我去年前年几乎光是完了公差，家里农活顾不上。一个人如按4元钱算，一天下来混着一个劳力的伙食钱，养活娃娃的再没有。很多家庭的娃娃也就只好上个小学，平均一家有一个初中没上出来的;
——种地指住吃饭指不住发财，一年个下来把口都搅不住。麦子一斤5毛，包谷一斤三毛五，产量麦子500斤左右，包谷700斤～800斤;没有化肥根本不成，一亩地“二铵”30斤，一袋100斤，115元;尿素再上30来斤，以上是底肥，待浇水时“硝铵”再上30斤，另外农药没下数，约20元，水费每亩70元。包谷的肥料要的更多，抽穗时“硝胺”要上一百斤，不然包谷不上棒。6亩地能收4200元的话，就要投入3000元，最后能落1200元，就是一个人的口粮;
——这地方地的产量有呢，每亩地吨粮田都能达到。每亩间作：小麦产600斤、黄豆200斤、玉米200斤、葵花50斤，关键是负担太重，钱不值钱。一户人家最后下来，每斤小麦纯收入只有3分钱(天啊，这3分钱该是一个什么概念?君不见，分币已经从一些城市人的生活中悄然消失，退出了市场流通)!不缺吃不愁穿，就缺挣钱的门路;
——村干部不跟着吹牛皮也干不了几天。这收入账也不知道是咋算的。这脱贫，究竟由谁说了算?农民家里收入多少，全在干部的嘴里;
——这个地方越是硬要推动的事情越不行，挖了麦苗种苹果梨，现在苹果梨不行，挖了又没人管了。大棚蔬菜弄了不少，投资了一半不管了，棚也就撇下了;咋种地，乡上、村里干部都指着呢，可指哪路哪路不通;
——种番茄是个好事，每亩250元，打3吨～8吨，可以挣2400元。可高峰时由于收不及时，每亩每天交多少有核定，发条子，弄得有一半烂在地里。厂里收番茄的人手里拿着条子卖高价，每吨30元～50元，厂门口就在高价卖。厂子也搞烂了，都是酒肉朋友，如果把整整齐齐的好番茄收进去厂子不会烂。我的番茄都烂成稀粪一样的，还交不进门;
——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最多的人家几年压的白条有好几万，开始还可以抵乡村提留。白条子没利息，10年5年呢，还是那么多，一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就这么垮了，据说已卖给外地人了。这么一来，农民更不敢种番茄了，因为今年再不能顶提留款了;
——番茄条子可以换电视、换摩托……城里大商店都可以换家用电器，1100元的机子要拿1200元的票才能抱回来。农民手中拿的票兑不回钱，商店老板就不一样了，也不知道是咋兑回来的;
——电视上中央和省上的政策好得很，处处为人民，减轻农民负担呢，可负担一天比一天重。上面的新闻听是爱听的很，可下面的就给你胡日鬼开了……
……
带着农民群众如牛负重的疑问，我走进骆驼城乡政府大院。
此时，是10时20分许。
乡政府的院子里静悄悄的。迎门进去是一条宽敞的水泥路，路的两侧，各有四五排砖混结构的平房，每栋房的房头，有一眼水窖。房子的门上，七所八站的牌牌挂了不少。门前屋后，七零八落地放着十几辆摩托车，乡政府的大门外，十几个像是等着办事的老乡在徘徊。
打问了一下，乡上的干部们正在开会。
沐浴着暖暖的阳光，享受着蓝蓝的晴空，我在院子里耐心等待着，希望能见到乡上的书记、乡长。也有了点感想，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干部们周末都还坚守在岗位上，抓中心工作，这基层工作也挺不容易的。
但进一步的采访未能如愿，且遭遇了想不到的难堪……
今天是星期六，下周一还要赶回兰州上班。高台县城的几个老朋友还想去看看，还要去明水河移民基地，还要去临泽……
可这会，11时许，乡政府门前哪有班车的影儿?急得连挡了几次拉砖拉瓦的大卡车和拖拉机，也没能拦下。问了问聚在门前等着办事的老乡，知道中午才有去县城的班车。
此时，我方感到饥肠辘辘，口渴难耐。掏出随身的水杯、药片，还有移民给装上的油饼子，却没有一口热水可喝。身后，乡政府的大院里渐渐变得热闹起来，“好，这也算骆驼城乡留下的纪念，算是也体会了一回移民们当年创业时没水喝的难怅。”我这么为自己解嘲。
在隔壁一家牛肉面馆，我欲讨点面汤。小掌柜是少数，一问，才知是东乡族移民，正是那年采访过的马维林的侄儿，小伙子很厚道，让我稍等等，说水马上就开了，面汤不好喝……
来到与乡政府门对门的一溜铺面前讨水时，几个字令我眼前一亮：海燕美容美发中心。同时，还看到一个大大的“舞”字竖于楼顶，我由不得地环顾了一下环境，这仅仅只有一个乡政府的偏僻一隅，竟是“日日笙歌夜夜舞”，有人来消费吗?
乡上的干部们如果能够经常到群众的家里去走走该多好啊!我想起玄承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的话：“虽然在那里看不到笑靥如花，春风扑面;听不到清音呖呖，丝竹悠悠;吃不到美味佳肴，酥香脆软，甚至喝不上一口洁净的水。有的只是一张张期待或者怀疑的面孔，一声声焦灼或者愤怒的询问，一个个棘手或者激烈的矛盾……都需要当领导的稳住身子，耐住性子，打起精神，去听去问去思索去一件件地解决。”可是，骆驼城乡的工作做的又怎么样呢?
虽然，有些事儿也可能是逼出来的、压出来的、诱出来的，乡干部也要吃饭养娃娃。如果说，昨天下午、晚上、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对移民们的一些反映将信将疑的话，那么，从刚才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一幕幕中，这一切都被印证了。而这，是我所最不愿意看到、最不愿意相信的。
尽管这样，我仍然体会到了农村工作的艰辛，今天的所闻所见，也非高台县骆驼城乡所独有。资料显示：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幅逐年下降，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253元，比1999年增加43元，其中乡镇企业和劳务收入增加90元，农业收入减少47元。农民出卖劳务的收入第一次超过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大批纯农户收入出现负增长。农民负担依然沉重。全国还有3000万人没有脱贫，部分地区农民“返贫”现象也颇为严重。
12时20分许。
终于搭上了一辆经南华镇开往高台城的中巴。
同座位的姑娘十八九岁，眼睛水灵灵的，显得很聪明。她告诉我，自己的家也在骆驼城乡，现在，在城里的一所职业学校读书。后来，我知道，她还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读过很多名著，“时时为书中人物的遭遇、命运和优美的语言所感动……”
女孩的名字叫秀梅。
回到兰州后，秀梅连续给我写来几封信，谈了很多，其中，也讲述了自己家“移民”前后的一些变迁——
从我记事时家中就只有妈妈和两个哥哥，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所以5岁时家从红沙河搬到现在的骆驼城乡，妈妈说那时家中很穷，她最大的财富就是我们兄妹三人。于是，就带着我们来到这荒漠中生存，那时的骆驼城大概就跟您笔下的移民开荒时的情况差不多，四周望去很少有人家。而我的妈妈也正如那些移民一样，她是一位坚强、勤劳、精明的女人，那时她很年轻，凭着坚强的意志起早贪黑地开出了20亩地。很难想像她当时是怎样对待苦难的，现在妈妈每每讲起这些事时，脸上的神情与话语中流露出的都是战胜困难，迎来新生活后的喜悦……到后来，家中盖起了新房，生活虽不富裕，但一切都进入了一个安定正常的生活状态，家中来了我现在的新爸爸。当时我9岁，记得他很年轻，也很和蔼，而且特别勤劳能干。他以前没结过婚，对我们特别好，我对他也从没有生疏的感觉，记得那时，每当我放学进院看见爸爸在时，我就会又蹦又跳的跑过去，一下子跳到他的背上，而爸爸却不管有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背起我一圈一圈地转……
现在，我们家在那儿来说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前几年，大哥高中毕业后喜欢开车，于是全家合资买了一辆货车，也许是当地的车比较少的缘故吧，反正每天收入都很可观，现在由于家里担心他开车出事，自己也不想开，所以去办农场了。小哥在酒业公司管酒糟，这种东西是无本赚利的好事，每年收入都达两三万，他还雇了一个人帮他做些杂事……
很快，25分钟功夫，车就到了县城。10年后再来高台城，街道已经有点不认识了。印象最深的是人多了、车多了，那会的县城仅有县政府招待所一幢楼，现在，在周围高楼的包围下，它显得很不起眼了。
徜徉在热热闹闹宽宽敞敞的小县城的街道上人们花花绿绿的穿戴不时传来的一串串鞭炮声，还有抱着孩子扶着老人很随意地走在大马路上也不用左顾右盼担心车来了的那份消闲自得实在是令我羡慕不已，旅途的劳累连续采访的困顿也霎时没了影儿。
很随意地，我也学着小城人的样儿，一条街，又一条街地走去，领略着河西小城的风土人情和朗朗晴空……
但是，晚上一位县农口的干部告诉我的一条信息又使人不免再次沉重起来。他说：番茄厂1999年欠农民600万，2000年欠1500万，累计欠款已达2100万元。虽然县上已将该厂整体转让，但这笔巨额的欠款什么时候才能进到农民的兜兜，却仍是一个未知数。眼看今年的生产期又要到了，不知道这种植的计划该由谁下达，而农民，还买不买这个账?
有趣的是，结束河西之行回到兰州不几天，在一个阅报栏前，我看到某报在头版头条刊出的一则大通讯，说的恰是高台农业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两处出现了番茄酱厂的字眼，其中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据调查，全县农民种番茄亩均收入1000元，每亩纳税100元。”
不知道这几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也许能套用一句统计工作上的“行话”：实事求是，领导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