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90年前后，陇西山村实行包产到户以来发生巨变的真实写照

　　　　三

　　恢复集市贸易、把林权归还给社员、牲口分户饲养三件事情办完之后，群众非常满意，县委一班人的团结更加紧密、关系更加和谐、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同志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相互支持程度大大提高。但切中要害的问题、也就是群众的吃饭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978年秋收后的一天上午，时任碧岩公社书记的袁志茂同志来找张自强，一进门简单地问候了两句之后，就坐下一个劲地吸烟。他问袁志茂有什么事要说，但袁志茂几次欲言又止。在他再三催问下，才说：“我有点事，想说但又不敢说。”他说：“有什么不敢的，你说。”他似乎下了很大决心地说：“有个事，我要说一下”，“碧岩公社有个红崖湾生产队，有十几户人家，生活特别困难，我实在没有办法管理。”他问：“为什么没有办法?”袁志茂说：“这十几户人家解放以来没有给国家缴过一斤粮，年年吃返销粮，生产队长不是选的，是家家轮流当，现在已经户户当过了，队里的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出外要饭打工，连队长也没人当了，生产无法进行。”他说：“那你想怎么办?”袁志茂说：“我有一个办法，你看成不成。”他问：“什么办法?”袁志茂说：“能不能让我回去包产到户?”一听这样的问题，他就说：“你真胆大。”袁志茂慌忙说道：“张书记，我实在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当时他想，袁志茂工作认真、办事可靠，一个十几户的队，试就试一下吧!于是就说：“你回去试办，可要把后路留开。第一条，你在公社不准讨论，我在县上也不讨论，你知我知咱俩知道就行。第二条，你回去后给社员宣布一条铁的纪律，要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第三条，当年收成下来后，第一场打碾的粮食必须按公社分配的数目缴清公购粮。第四条，再不吃国家的返销粮。”这第三条的意思是显示包产到户的优越性、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四条的意思是要求群众自给自足，减轻国家的负担。这样，即便是有人来找麻烦，就可以用“反正把公购粮交上了”的理由来搪塞。当时，他和袁志茂同志就叫这个事情为“包产到户”!

　　正是这个“包产到户”，首开了农村改革之先河，最早揭开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序幕。事实上，安徽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是1978年12月由18户农民自发搞起来的，而陇西县的包产到户则是1978年秋收之后在县委主要领导默许下，由公社党委书记有组织、有领导地秘密搞起来的，是在县委看到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冒险干起来的。

　　1979年春季，张自强和袁志茂相约：就我们两个人，不进村直接上山进地察看一下庄稼的长势。他俩从山顶往下看，地里的麦苗长势很好，明显看到人们在一块一块的地里进行分户劳动，有的地里是一个人劳动，有的是两个人，多一点的是三四个人。当看到地里庄稼锄得像花园一样、长势非常喜人的情况后，他高兴地对袁志茂说：“几十年来，人民公社从来没有把庄稼务得这么精细，种到今天这么个水平。”秋收之后，袁志茂告诉他，红崖湾生产队打碾的第一场庄稼就一次性交清了公购粮。老袁还大概算了一下，红崖湾生产队人均口粮破天荒地上了千斤。过了几天，他再一次到红崖湾生产队去看，见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完，就挨家挨户地看，发现群众的粮袋、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听到许多老乡说今年收成很好，当天就在红崖湾生产队住下了。晚上，他和袁志茂召集队干部开座谈会，向生产队干部提出“来年再这么弄不弄了”、“明年再继续执行不执行包产到户的政策了”等问题，因为这包产到户还处在“地下”状态，没有对外公开，国家政策也不允许单干。他们是在生产队长家里开的会，生产队干部齐声说：“把地收回怕是不行的，我们还想这么干，不这么干不行，你今晚上必须把这个主做下了再走。”就这么讨论着，大家的心情都很好。因为群众有吃有喝了，公购粮都交清了，这是几十年来没有的现象。就在他们在房子里讨论的时候，他听见房外有人叽叽喳喳地议论什么，就把头伸到小窗子上一看，院子里站了满满的一院人：因为群众都在关心会议结果，大家的命运就要在今天这个晚上来决定!最后，会议形成了决定：“来年继续照样办”。再没有强调保密的话，红崖湾实行包产到户进入了第二个年头。第二天，他与袁志茂从红崖湾出来走到山下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去。一落座，支部书记就问他：“张书记，红崖湾的事情是你们两个允许下的?”他问：“允许下的啥事情?”支部书记说：“哎……，红崖湾包产到户了，今年人家把牲口赶上，带头缴粮哩，几十年来就没有见过红崖湾人缴粮的。你们还瞒着不给我们说?”这位支书接着说：“哎，你们瞒着不说，那不行。这和你起面(指发面)一样，在那一盆面里，你已经把一疙瘩酵母子放进去了，这面已经起来了，从盆的四周溢出来了，你要收拾也就收拾不住了。”听了支部书记十分形象的一番话后，他大笑起来，但没有明确作出同意还是不同意的表态。此后，红崖湾的事情还是被慢慢地公开了。回到县上之后，他就正式开始向个别同志慢慢谈了红崖湾的事情。当时的县长是陈得录同志，他先对陈县长谈了红崖湾的事情。陈县长听后说：“这事我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也没人向我透露一点风声。”他说：“那是试办，有政治风险，我害怕把你们牵连进去，就没有告诉你们。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陈县长表示理解他的心思，支持红崖湾试办。

　　红崖湾一年来“包产到户”的实践，使张自强对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有了清晰的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出台，使他对改革“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充满了坚定的信心。1979年2月，县委召开了县、公社、大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提出，我们再也不能搞脱离生产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了，要彻底进行管理制度上的改革。同时决定在把农村划分为生产作业组的基础上，全县31个生产队试办大包干，一步到位，包产到户，把土地、生产资料、国家公购粮任务等从小组直接分配到农户。由于包产到户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完成定产要交产、再由生产队统一分配的做法，符合农民对管理体制责任越明确越好、利益越直接越好、方法越简便越好的要求，深受农民的欢迎。1979年7月，他到碧岩、文峰、云田等公社了解31个包产到户试点生产队的情况，看到情况很好。一年下来，这31个生产队普遍都是一片丰收景象，农民群众的衣食生计总算有了着落。1980年3月3日，县委、县革委会制定了《大包干作业组生产责任制管理办法》，有组织、有领导地将包产到户在全县全面铺开，到1980年的下半年，全县81%的生产队已实行了包产到户。1980年9月，县委、县革委会制定了《关于包产到户几个具体问题的补充意见》;1981年2月21日至27日，全县两级干部会议强调继续完善生产责任制。至此，陇西县的包产到户开始走上了正轨，为以后的农村全面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滴翠苍山凝碧落，流金沃野染天涯。开颜昨日无炊户，竟作堆金积玉家!”——这是1990年前后，陇西山村实行包产到户以来发生巨变的真实写照。

　　四

　　应该说，陇西县的包产到户是在“选择书本上的社会主义还是选择人民群众”、延循极左路线还是解决人民群众艰难生计这些重大原则问题基础上进行的，是一次追求真理的具体实践运动。然而，追求真理的道路，自古充满着艰难。在一次地委的扩大会议上，张自强不作一点保留地把陇西县包产到户的情况作了汇报。有人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包产到户破坏集体经济等等。地委会议结束时，正式宣布“对陇西搞的事(指包产到户)”，地委“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会后，他向有关领导请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位领导说：“反正你们去搞。”他当时理解：是领导不便于说赞成，是默许我们的做法。此后，有一位领导公开讲：“我不去陇西，我去陇西让我说啥，是说陇西做得对还是做得错。”听到这些话后，他有了压力、县委也有了压力。这时候，县上去了很多新闻媒体的同志，如新华社、新华社甘肃分社、甘报社农村组、农村工作通讯杂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最多时有十五、六个记者，有的住了一星期到十几天，有的住了一、两个月。经过调查，这些新闻媒体的同志发出新闻进行报道，支持陇西县委的改革措施。《甘肃日报》连续发了许多文章，一是前面提到过的1979年4月1日《甘肃日报》上发表的《房前屋后植树谁种谁有》。二是1980年5月16日《甘肃日报》上发表的《社员喜欢大包干——陇西调查》。文章指出：陇西县从去冬开始，在全县范围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大包干式的联产责任，到目前为止，实行这种办法的队已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81%，这种形式责任明确，简便易行，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三是1981年1月14日，《甘肃日报》发表的《变化有效果——陇西县采访见闻》。文章指出，实行联产责任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有效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保证社员多劳多得;第二是能够同时因地制宜安排种植、安排劳动力，做到真正科学种田;第三是能够有效地降低农业成本，做到增产增收;第四是能够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从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四是前面提到的1981年1月26日《甘肃日报》刊发的题为《陇西农村市场贸易的调查》文章。五是《甘肃日报》1981年1月30日刊发的《烂包队一年翻身记》。文章说：烂包生产队高嘴，去年一年翻了身，震动了陇西县城。六是1981年4月27日《甘肃日报》刊发的《包干到户责任制效果好》。文章指出：农民说实行包干到户不欠公粮，不吃回销，肚子能吃饱，国家少打扰。干部说包干到户的办法简单，责任具体，利益直接。

　　就在搞包产到户的过程中，《人民日报》1979年3月15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发了《甘肃干部张浩来信》，主要内容是说包产到组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不能搞包产到户，对已包的要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上去。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名的“张浩事件”。他看了报道和编者按后，思想压力很大。在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上，他说：“在去云田的路上，我向地里劳动的一位老百姓说，咱搞的包产到户上面政策不允许，怎么办呢?那位老百姓脱口而说：书记你不要害怕，咱陇西全县这么多人口，如果把你们押在监狱里，那我们轮流给你们送饭。”陇西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张国杰同志说:“你看，反正这个事情，也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出来。如果将来要坐监狱，咱就集体去坐。”那时候，《人民日报》是那样的态度，陇西县的做法又没有得到省委、地委的明确肯定，好在县委内部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

　　1979年8月，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到陇西调研，在福兴梁上察看的时候，突然问道：“你怎么不把这地方早包产到户了?”意思是说像这样贫穷落后的地方，早应当包产到户。话虽是这么说，可事情总归是事情，他的顾虑依然十分多，和同志们的压力都非常大。1980年，新华社的一位记者临走时对他关切地说：“据我们新华社内部消息，中央最近可能要有态度了。你要注意看《大内参》。中央要有态度，首先是在《大内参》上发出来，文件上来得较迟。”从此，他就特别注意翻看每次的《大内参》。终于有一天，他发现有5、6月份的一期《内参》上写着：当农业部门的同志汇报到一些边远山区、贫困地区群众生活依然很困难，吃饭问题没有解决时，姚依林副总理说：“我看索性把整个贫困地区包产到户”。邓小平同志说“我看可以”。当他看到这个天大的消息，兴奋得独自一人大喊“天呀，我有政策依据了”。顿时，他感到千斤重的担子一下卸下了，便立即让办公室主任李克勤同志拿上这本内参，给每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打电话，把内参内容一一念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中央领导说的话。他对一些县委常委会的成员说：对于包产到户，邓小平同志都说话了，咱们是姚依林、邓小平同志说的贫困地区，咱啥也不用怕，有人反对就让他反对去吧，现在的任务就是完善制度，再往好里搞。可是，对陇西搞的包产到户至此还是没有一个直接领导公开表示支持。

　　1981年前半年，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同志从甘南经陇南到陇西调查，指导农村的改革开放，在陇西住了一夜。当时，他把陇西包产到户的事情向冯书记从起因、群众的反映、包产到户的优越性等方面做了一次长达整整两个小时全面汇报，冯书记始终没有表态，但脸上没有愤怒的表情。第二天，在定西地委汇报说群众反对包产到户的时候，省委书记冯纪新同志说了一句“我走了一路还没有听到群众反对包产到户的话”!这总算是省委书记的态度吧。大概三四天后，省上有个熟悉的同志突然给他打电话说：在兰州召开的地厅级干部会议上，冯纪新同志讲到自己在农村搞调研的情况时，讲了一句“我看陇西的那个县委书记搞得不错”，讲话中似乎透露出对包产到户表示肯定的信息。他立即得出一个结论：冯纪新同志是代表省委讲的话。便立刻给县上其他领导通报了冯纪新同志的表态，这才使县委一班人心上的千斤石头落地了。

　　甘肃省人民政府研究室农村处处长张泽林先生深情的回忆说，1981年10月，甘肃省委破格提拔张自强，由陇西县委书记直接调任中共武都地委代理书记，离开陇西的时候，虽说陇西群众的生产生活还有较大困难，但大多数人的肚子基本上能够勉强吃饱。而且，随着包产到户的全面推进，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县农村的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农村的生产力得到大大的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已经展现出了一片光明的景象、整个农村已经出现了勃勃生机。

　　陇西的包产到户，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一个重要原因是县委敏锐地看到了历史的大势，顺势进行的一次改革。

　　定西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张全有先生认为，顺势而为，把顺应人民群众意愿的好事做好，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陇西红崖湾的包产到户与安徽小岗村的有很大区别，小岗村是1978年12月由18户农民自发搞起来的，而红崖生产队则是1978年秋收后搞的，早于小岗村三四个月，而且是在县委主要领导默许下，由公社党委书记秘密组织进行的，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默许搞包产到户，就是支持搞包产到户，就是“挖人民公社体制的墙角”，就是对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政权的挑战，是要冒被免职、坐牢甚至杀头的政治风险的，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为了让群众尽快吃饱肚子，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好日子，在张自强同志的带领下，当时的陇西县委一班人勇敢地迈出了中国农村伟大变革的第一步。

　　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是在探索中渐进的，在渐进中完善的，在完善中全面推开的。陇西的包产到户也不例外，是在通过恢复集市贸易、把林权归还给社员、将集体牲口分户饲养的基础上逐步展开的，大体经历了秘密探索、公开试办、全面实行三个阶段。包产到户的成效十分显著，当年就让群众吃饱了肚子。

　　30年后的今天，在推进科学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回忆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为农村包产到户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歌，为勇敢迈出第一步的探索者而歌。更重要的是要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坚持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让老百姓更多地享受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