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十分深重，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付出了巨大代价，带来的负面影响极其深远。客观地分析灾情和当时政策，过去一贯解释的“是自然灾难和苏修卡脖子所致”显失公允。中国地大，自然灾害年年有，此丰彼歉、此旱彼涝是常见的，也是正常的。就甘肃而言，多灾的省份，灾害年年不鲜见，翻查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的灾害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1950年旱灾，57个县受灾;1951年旱灾，局部水灾，56个县受灾;1952年旱灾、雹灾、病虫多种灾，68个县受灾;1953年则发生了以大旱为主的重灾，有72个县受灾;1954年以旱为主，兼有雹、洪、霜灾，受灾84个县;1955年旱灾较重，次为风暴霜冻，23个县受灾;1956年旱灾为主，兼风暴洪涝、病虫灾害，受灾79个县;1957年重旱灾年，全省半数县受灾。以上这些灾年虽有一些地方出现饥荒和人口外流，但却没有出现三年困难时期这样大规模的死亡和人口外流。况且“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也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例如1958年只有34个县受旱，1959年只有40余县受灾，1960年有47个县受灾，1961年有60个县受灾，受灾的面积和数量并不比1958年以前大，但死亡却如此之惨重，这说明，自然灾害年年有，但并非灾年一定会大量饿死人。所以，把这一时期大范围饿死人归咎于自然灾害完全是为掩盖人为的罪过。至于撤走前苏联专家与全国大饥饿的关系更是搭不上边。撤走的1400名苏联专家对中国农业没有什么影响，偿还前苏联债务是否用了大量的粮食，没有见过这方面的资料记载。据查，当时我国还不断地进口粮食。
那么，造成三年困难时期恶果的真正祸首是什么?
著名经济学家武文军研究员指出：毛泽东曾给三年困难时期定论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人祸”，就是危害甚烈的“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尤其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造成中国贫穷、甘肃赤贫的祸源，是饥饿夺走百万甘肃老百姓性命的舞台导演!
第 二 章
抗争，艰难而执著
两顿饭，减一半，
一顿变成干炒面。
一月洗上三次脸，
洗了碗筷喂鸡犬。
衣服穿成垢痂板，
室内不洒水一点。
女人小便洗手脸，
一水多用度荒年。
——甘肃民谚
历史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两三年的连续大旱和极“左”路线的破坏，群众缺粮、缺水、缺衣，中部地区赤地千里的情景又出现了。
回眸历史之二：
20世纪70年代初，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送粮送水始保大局
1973年初，过完阴历年，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中、东部地区外出讨饭背粮的农民越来越多，有的讨饭到了省委大院。
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到靖远、会宁一带，几乎见不到草，真是赤地千里。在靖远，碰到一个放羊的，说羊一天吃不到一根草，喝水要去30里外的地方，两天才能喝一次。许多情景真叫人看不下去。”
关于这次灾情及群众生活状况，曾在甘肃从事基层和新闻工作多年，后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高级记者的何懋绩先生有过一次认真、全面的考察，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定西地区粮食局负责同志关于全区群众生活状况的汇报：
“国家调拨回销粮3030万斤，今年1月20日，又增拨1000万斤，还缺900万斤。回销粮既少，而且群众无钱买(一般讲，群众只能自筹15%左右，国家救济款补助占20%左右)，为了打粮，有办法的靠搞副业进点钱，没办法的出卖衣、被、箱、柜，甚至卖长发辫、卖救济的衣服。”
“4月至7月，接上新粮食下来，还需回销粮食1.0338亿斤。到现在，4月至7月的指标未见下来，我们想快一点。地区粮库没粮，需外地调，不然就来不及呀!”
会宁县委副书记刘振华汇报：至1974年，会宁已连续4年大旱，解放后再没见过。老人们说，去年的灾比民国18年的旱灾还重。尤其是会宁北部，不少庄稼晒死了，保存下来的一点庄稼到收割时又遭冰雹和水冲。全县受灾面积174.2万亩，占粮播总面积的80%，其中旱灾169万亩，雹灾4.4万亩，洪灾0.9万亩;减产3～5成的20.1万亩，减产6～7成的61.4万亩，基本无收的92.6万亩(其中绝收的19万亩)。全县平均亩产只有42斤，总产7809.6万斤。会宁是个大县，有37.84万农民，正常年景总产要上2亿斤日子才能过得去。而去年除掉各种提留后，用于社员分配的只有3965.47万斤，人均106斤。口粮分配在365斤以上的生产队只有5个，292斤以上的只有18个，其余1898个队都在292斤以下，其中32个生产队没分一斤粮。虽然国家组织进行救济，县上和公社抽调大批干部带领群众生产自救，节约度荒，但问题仍很严重。有了回销粮还存在无钱打粮的问题。因为去年就没有什么现金分配，30个公社，劳动日值不到1角钱的有6个，不到2角钱的有18个，日值2角到3角的只有6个。因饥饿而引起的非正常死亡时有出现，太平公社大平大队油坊船生产队高映祖的7岁儿子偷吃油渣中毒而死，杨集公社厍河大队厍河生产队一小学生吃炒杏仁中毒死亡。
刘寨公社张湾大队北坡生产队49户，315人，耕地1569亩。去年种小麦600亩，下种7200斤，总产只收了2450斤，亩产只有4斤，而且瘪得如糠。种豆子100亩收了100斤，谷子种了150亩，总产1109斤，种荞麦80亩，收了4280斤，全部算下来收了1.0516万斤粮食。1972年就是大灾年，从去年2月开始吃回销粮就没断过。为换钱打回销粮，全队的猪已全部卖完，羊剩下3只，鸡也卖得差不多了。有24户卖炕桌、卖毡。家家户户用包谷面掺和谷衣度日，就这样还有20户经常断顿。该公社灾情近一二年逐渐严重。1972年单产66斤，比正常年景少一半多。去年的灾，多年未遇，基本无收，单产只有17.4斤。有分配的41个队，人均19.5斤。分配最高的是二塬大队二塬生产队，人均52斤;最少的是陈庄大队梁泉生产队，人均只有2.9斤，劳动日值平均只有9分3厘，最低的仅1分钱。集体“三粮”早已腾空，社员家底也已朝天。虽然去年的灾比民国18年重，但到现在刘寨公社没有饿死一个人，这首先得力于国家的帮助，不仅给了回销粮，缺的籽种也给了，牲口饲料也给了，连牲口饲草款国家也给了4万多元;其次，各个生产队也都开展了对比教育，许多家庭回忆民国18年受灾后的悲惨遭遇，对比今天党和政府的关怀，增强了抗灾自救的信心。全公社叫响了一个口号，叫做“困难不困难，想想民国18年;苦不苦，比比家史和父母。”另一个原因就是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今年春节，全公社14名干部坚守岗位，除留一个党委委员守机关外，其余全部下到生产队。公社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俊仁是一个作风深入、工作扎实的基层领导干部，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县上几次催他入院检查治疗，但他看到在饥饿中挣扎的乡亲，硬是不忍离开岗位。他说：“我们不能让群众大年初一灶房不冒烟。”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议程之一是讨论1973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在5月26日的西北组会议上，三年困难时期大量死人的教训，迫使与会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不顾当时一片“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高调，实事求是地陈述了甘肃中东部地区正在遭受的严重灾难和十分困苦的群众生活状况，放映了灾区实况的纪录片。
就在宋平发言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了西北组会议会场，非常专注地听取了宋平的汇报，并关切地详细询问群众生活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共商如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改变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