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万名医师下乡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2年10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要求进一步做好城市卫生支援农村卫生工作，切实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为贯彻决定精神，卫生部、财政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5年联合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决定在3年内组织城市万余名医师对口支援中西部地区600所县医院。甘肃省巧借东风，将战线前移，从而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城市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支援乡镇卫生院的试点省。

　　该项目第一期共投入资金351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3016万元，省级财政补助资金500万元;第二期投入2748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2363万元，省级财政补贴385万元。2007年和2008年，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均拿出2714万元，其中中央财政2374万元，省级财政340万元。省卫生厅拿出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了这项惠民工程落到实处。

　　2005年5月6日，甘肃省“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县乡联动项目”正式启动，从全省二级以上医院和公共卫生系统抽调的第一批共1265名医务人员高擎鲜红的队旗，激情满怀地奔赴43个国扶贫困县(区)县医院和350个乡镇卫生院开展医疗、预防保健和技术培训等支援工作。

　　2006年5月，第二批1265名队员手握接力棒，踏上征程;

　　2007年5月，第三批1265名队员奔赴山乡、播撒爱心;

　　2008年3月，第四批1265名队员肩负使命，再谱新篇;

　　2009年3月，第五批1265名队员满怀信心，为民担当……

　　该项目旨在通过帮助受援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开展多发病、常见病及疑难杂症的诊疗活动和技术培训工作，提高被支援单位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和计划免疫、预防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方便农民群众就近获得较高水平的、经济便捷的医疗服务，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提高基层医院管理水平，做到派出一支队伍、带好一所医院、服务一方群众、培训一批人才。

　　比较过去的对口帮扶、定点支援、组织巡回医疗队等，时任卫生部部长高强认为“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有四大不同：一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拨出经费，补助派出医院和接收医院，保证派出医师的收入待遇不变，保证有较好的工作、生活条件;二是派出时间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一年，较长时间开展医疗服务;三是作为一项硬任务，卫生部门必须组织完成;四是派出医师不仅承担医疗技术服务，还要加强农村卫生人才培训、培养，把城市医师高超的技术、丰富的知识和临床经验，传授给农村医务人员。

　　“我们决心尽一份微薄的力量，尽自己所学，到基层服务……我们将真正做到把政府的关怀送到基层，送到需要帮助的每一位百姓心中;我们决心所到之处，必要造福一方!”医疗队员的决心书中抒发着这样的壮志情怀。

　　在四年的时间里，5060名城市里的医务工作者，告别亲人、朋友、同事，肩负着“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前赴后继，奔赴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万名医师下乡工程刚开始，时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侯生华就率队深入到陇南地区，看望慰问那里的医护人员，检查指导工作。在文县石坊中心卫生院，侯生华详细了解了医疗队员工作、生活情况，他要求当地卫生局和乡镇卫生院，一定要把支农队员的生活照顾好，让每个队员都能安心工作，很好地服务当地老百姓。在宕昌县哈达铺中心卫生院，侯生华鼓励医疗队员要珍惜在基层的这一年时间，安心工作，要对卫生院人员传、帮、带，建立省、市、县、乡长期合作关系，减少农民到城市看病的支出。当看到医疗队员宿舍门上“省院乡院结医缘，亲民爱民惠农民”和“白衣天使下基层，党的关怀暖民心”的对联时，侯生华高兴地说：“这就是农民对医疗队的欢迎，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我们必须把这项惠民工程实施好”。

　　省级医疗卫生机构和兰州市市级各支援单位，迅速行动起来，深入受援县(区)，想方设法，扎实开展帮扶工作，他们或捐赠设备药品，或洽谈长期对口帮扶和人才培养事宜，或开展大型义诊。

　　省中医院院长李强，解放军第一医院院长贾兴民，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刘延祯，兰州市肺科医院院长马建军，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副院长叶延程等大医院的领导亲自带队奔赴受援县看望队员，指导工作。

　　为了充分发挥医疗队员的作用，陇南市武都区实行编组帮扶制，将支援区医院的6名队员编为3组，分别联系相应的卫生院，在做好支援区医院工作的同时，负责对所包乡镇卫生院进行业务指导、疑难病例会诊以及开展巡回医疗等工作，固定一点，带动一片。甘南藏族自治州则组建了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专家库，将30多名涉及14个学科、专业的医疗队员作为宝贵资源，实现在甘南区域内的资源共享。

　　在受援地，下乡队员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热烈而真诚的欢迎。许多县将支农队员骨干聘为卫生局副局长、业务副院长，让队员直接参与医院管理;各受援单位想方设法为队员安排好食宿生活——不少乡镇卫生院院长腾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古浪县中医院院长倪时安，更是主动让出了自己刚装修好的新房让支农队员居住;宕昌县哈达铺镇，上万名干部群众敲锣打鼓欢迎支农队员的到来……

　　一、走进乡村，走近农民

　　在五月的春光里，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第一批医疗队一路颠簸近8个小时，途经会宁、静宁、平凉等市县，终于进入了庆阳地区。一路走来，给队员孙庆梅和同伴们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

　　转过一道又一道的盘山公路上到“山顶”后，我们才发现这里的“山顶”是那样的平坦和宽阔，一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麦地。看到我们惊异的样子，驾驶员师傅解释说，这就是黄土高坡特有的“塬”，并且是“塬”上有“塬”。当地有“入河沟仰视，是山无疑，可登上山坡，极目却是一马平川”之说。所以，大家都在想，镇原可能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贫穷吧——这里有如此宽阔的塬，还有那山坡上冬暖夏凉的窑洞?

　　也不知走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塬，我们终于来到两塬对峙的一个狭长川地，镇原县城到了!大家禁不住欢呼起来，旅途的劳累也一扫而光。举目望去，这里楼房不高，街道狭窄，一条干涸的河道穿城而过。来到镇原，队员们最多的疑问就是为何县城不建在那平坦的“塬”上，而要建在这狭小的山沟里?县上领导告诉我们，镇原干旱缺水，塬上更是没水，当初将县址选在这里是因为茹河的流经，但茹河在宁夏截流后只留下了现在这条干涸的河道。镇原虽然贫瘠，但却有浓厚的黄土文化、窑洞文化，汉代著名的思想家王符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

　　第二天的县乡联动项目培训班上，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缺医少药：在这个总面积3500平方公里，有2008个自然村的地方，卫生系统仅有正式职工2751名，各类卫生技术人员1974名，其中副高职称的9名，有5名已退休，123名中级职称人员中，只有近1/3从事临床工作。全县卫生系统近4年来未接收过一名大学毕业生，卫生队伍严重老龄化。村级医疗专干多数是临时聘用的，有些人每月仅有8元补助，完全凭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兴趣和热情从事这项工作。“你想吧，这里的卫生状况是多么的落后!”

　　想到马上就要奔赴不同的地点开始支农工作，我们不知道，一年的工作能否改善这里的卫生状况，但所有队员的心灵已被这落后的状况所震撼。来到镇原，我们才明白为什么政府要开展这个项目，也真正理解了这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的深刻含义!

　　孙庆梅告诉我：“想到明天将是新的一天，我们这群城市医生一个个热血奔涌，都暗下决心，要为镇原这块贫瘠的土地带来激情与生机，带来希望与梦想……”

　　支农归来，身为甘肃省产前诊断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的孙庆梅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贫困地区母婴提供科学严谨的产前诊断，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为农民脱贫致富尽一份自己的责任……

　　走进乡村，留给许多城市医生人生中一段抹不掉的记忆——

　　周毓萍医生初到宁县的一次经历，时时敲击着她的心灵。她清楚地记得，那天深夜，医院过道里突然传来阵阵嘈杂哭闹声。她循声而去，只见有许多乡亲围在产房门口，原来是一乡村产妇因难产连夜从几十里地之外赶来县医院求治。一个新生命哇哇哭喊着降临到了这个世界上，可产妇却突然间没有了呼吸，接着幼小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紧急气管插管、胸外按压、电极除颤，救命的药液从上肢、下肢三处通道快速滴人患者的体内，可年轻母亲的脸色始终苍白如纸，体内的鲜血顺着产床一滴滴流到了地面上……经历了1个多小时的尽力抢救，医生们没有回天之术去挽回产妇年轻的生命。周毓萍说：“我震撼、伤心，为这一年轻生命的逝去而难过，为缺医少药的农村医疗条件而难过，为农民缺乏应有的妇幼保健知识而难过。假如这位年轻的产妇稍懂得一些孕母保健知识，就不会听从于老人愚昧、无科学道理的生育经验，就不会为孕育新生命而使自己命丧黄泉，就不会让我们心存惋惜，为无力挽救生命而痛惜、内疚。那一天的经历，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卫生支农任务的艰巨和其意义所在。”

　　对此感同身爱的，是平凉市第二医院支农队员墨玺霞，她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但下乡支农的工作，却把她的心同农民患者的心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洗礼。

　　白明，正当而立之年，但当他把手伸过来，与我相握的刹那，我还是不禁有点吃惊地脱口而出：“这么年轻!”听我这么说，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白明30岁冒头，生得十分英俊，一副白净书生的模样。白明曾在法国专修心脏介入手术，加上文雅的谈吐，这一切让人很容易地，就把他与他所拥有的荣誉联系起来：兰大一院“十佳医生”、团省委表彰的“全省卫生系统青年岗位能手”，省卫生厅表彰的“全省优秀医务工作者”。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的辛勤付出。来到静宁县医院开展支农工作以后，他立即扑下身子，尽展所长，利用该院的医疗设备，成功地开展了多起心脏介入手术，填补了该院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名气也越来越大，时有患者慕名而来。下乡的经历，让他的心时时被农村医疗状况的落后所震撼，所以，面对一个个近乎于哀求的农民患者，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一天早上，他刚上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汉就已背着8岁的小孙女站到了他的门口，老汉边擦眼泪边对他说：“听说你是省城大医院来的专家，我向亲戚借了些钱，清早赶了几十公里山路，才坐上汽车来的，求你一定要救救我孙子。”白明立即给小女孩做了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先天性心脏病，但其病情在县医院不能手术。面对年迈的老汉，白明掏出电话，一连打了好几个，最终联系到兰州一家专科医院，并表示愿意为小女孩做手术，并且费用可以降低。

　　白明心里想的，不仅是如何为乡亲们治病，还有如何做好医疗服务，建立帮扶长效机制的思考。他说，农民需要医务工作者来为他们解除病痛、挽救生命，需要便捷的乡村卫生网络，需要专家、教授来帮助他们。

　　白明还感叹地说：“如果能亲眼看到农村患者的医疗现状，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都是不会再开高价药，暗示‘请吃’、收受‘礼品’和‘红包’的!这就是最好的医德医风教育。”

　　2008年，结束支农回到省城的白明，被兰大一院破格聘任为心导管室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这一年，他已为1300多例心脏病患者解除了病痛。这本是一段题外的话，但也一定与本书主题有关，因为，这预示着，他为来自贫困乡村的农民兄弟奉献的机会更多了……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根本就无法想像贫困地区工作条件的简陋，也很难知道农村工作的艰辛与困难。下乡支农的工作给队员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病人太苦，太穷，太需要他们救治了。

　　石磊医生说，下乡支农的工作，让我们经历了生活的困惑，也经受了意志的磨炼。感受着农民兄弟生计的艰辛，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只有多看一个病人，多做一份工作，才感觉多一份踏实和快乐。同样让城市医疗队员心灵受到洗礼，灵魂受到触动，令他们折服的，还有那县乡村同行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全面发展的医术。

　　队员田卫中惊叹于许多基层卫生院的大夫啥病都能看，而且技术过硬，具有全科医生的水平。一位叫李宏伟的大夫，出身西医，到基层后勤学好问，又学习了中医。他诊治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得心应手，还能看被中医称作哑科的小儿科，几十里外的患儿家属都抱着小孩专门来找他。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能做计划生育结扎术和阑尾炎切除术，其经验多来自实践。

　　怪了，秋天庄稼一上场，田也收了，新麦子也吃上了，喝药的也骤然增多，也可能是太劳累了，过几天就有一例，喝的全是“乐果”。面对这些农药中毒的村妇，当地医生用药准确，动作比城市医生还快。人就放在院子里的架子车上，几分钟功夫，胃管就插下去了，盐水也灌进去了。用漏斗，很简单的方法，也十分管用。秦安那个乡卫生院里，高小忠副院长这一连串的“拿手戏”。让前来支农的王宁香院长也自愧莫如。

　　队员李玉蕊最大的体会是，支农的工作，让她感觉到基层医务人员在那么差的条件下工作，往往是因人，因时，因地解决问题，而城市医生受的专业局限，处理病人多不如他们那么得心应手。她由衷地说，这一段经历的确是今生值得回味的，从基层医生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真正悟出了人生价值，找到了人生的坐标。

　　农村的这一段经历，成为支农队员人生中最值得回味的时光。农民患者一双双企盼的眼神，质朴的感情，还有他们对城市医生无比的信赖，让这些当了“乡医”的城市医生们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份职业是多么受人尊崇……”

　　对此感受身同的，还有年轻医生王小英。在红寺中心卫生院，当地的小党医生给她上了生动的一课。

　　那是2006年9月18日一大早，听说头一天住院的那位孕妇快生了，王小英急匆匆地穿好工作衣，跟着小党医生进了产房。她说，虽说自己的小孩已六岁多了，但由于是剖腹产，至今从未经历或亲眼目睹过自然分娩的全过程。今天有了这个机会，让她既兴奋又紧张。产房里产妇痛苦的呻吟和小党医生温和的宽慰话交融在一起，自始至终，小党医生和护士都密切地守护在产妇身旁。开始分娩的时候，小党医生用力保护产妇的会阴部以防撕裂，反复几次，她都竭尽全力地保护着产妇和胎儿。两个小时后，“呱呱”的啼哭声终于让在场的人都舒了一口气，而小党医生却已经累得额头上渗出了密密的汗珠，她顾不得休息，接着又细心地消毒、结扎脐带……王小英说，听有些同志讲，在城市大医院，产科医生根本不会这样耐心地等待自然分娩和保护产妇会阴部，而是动不动就一剪刀侧切下去，让小孩快速生出来，这样一来，医生轻松了，受苦的却是产妇——侧切后一方面产妇身体恢复比较慢，另一方面还留下了疤痕。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并使我深刻体会到了基层医生无微不至关怀、体贴病人的那种敬业精神。”王小英这样说。

　　镍都金昌的周边是一片沙漠戈壁，来自永昌县中医院的年轻护士赵红燕过去总以为远比南方，近比省城，自己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够差了，没想到这里的条件却更差——山大沟深，农民经济收入年平均不足800元。县乡同行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更是与自己没法比。活生生的现实，让赵红燕受到深刻的思想洗礼，一次义诊时，她遇到了一位家境贫穷的中年妇女，手术后因长期使用抗生素致肠道菌群失调，痛苦不堪。晚上回来，赵亚萍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她就在县城自费购买了几盒药，托人带给了那位妇女。

　　走进乡村，支农队员们也看到了许多令他们心痛和震撼的落后和愚昧：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严重，反映到看病上，就是有的家庭女人得了病根本不治，等着去死。妇女地位很低，女孩不让上学。有的地方过了14岁就得嫁人，16、17岁就当妈妈!当这个年龄别的孩子正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她们已身为人母，担当起养育下一代的职责。这样的小妈妈比比皆是。自己仍是思想不成熟的孩子，如何担当得起这份责任!这样的循环极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更不利于地区的发展，成为愚昧落后的重要原因。由于孩子多，女孩有病也不重视，家长没钱，也不愿给治，病死一个再生一个，当地一些人愚昧地认为，经过这样自然淘汰后，存活下来的才是好的!

　　“艰辛知人生，实践长才干。”“走进乡村”，锻炼了支农队员，也教育了支农队员。他们感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

　　二、田间地头洒爱心

　　“城里专家来了!”2005年8月初，张家川县医疗队进行了为期7天的巡回义诊，边远山区农民奔走相告，如同过节一样高兴。

　　由于交通不便，很多边远山区农民根本无法到县乡看病，因此，下乡巡诊是医疗队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医疗队员翻过七沟八梁，走进大山深处，才真正了解了农民的疾苦。农村卫生资源之短缺、农民健康意识之匮乏、农民就医环境之恶劣、农民对医疗服务需求之强烈，令每一个队员都感到了肩负的责任。

　　下乡的经历，让城市医生蔡辉知道了农谚“过了九月九，大夫高抄手”的含义。深秋季节是许多疾病的多发时期，按常理来说，此时住院患者应该较往常有所增加，可为什么这里的病人却反而变少了呢?原来，到了农历九月九，就进入了农忙季节。庄稼地里的收成对老百姓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此时老乡们都忙着收获，有个头疼脑热的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即使患了严重的疾病，由于没有人陪护，也只好躺在家里休息，等农忙过后再到医院去看。因此，这时医院的病人自然就比较少。

　　蔡辉说，这句谚语使我得到一个启示：农民看病住院并不只是根据疾病情况而决定，他们想得最多的是吃饱饭的问题，在此前提下才能谈得上医疗和卫生保健。农村随季节变化有忙闲之分，但疾病发生的客观规律并不会因之而减少。此时，医院里虽然冷冷清清的，但这并不代表农民们没有生病，相反，老百姓更加需要我们的服务。

　　于是，下乡巡诊的工作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十一月的天气逐渐寒冷起来，可各医疗队巡诊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这是队员们的又一次下乡义诊活动，地点是比较偏远的九岘和金村乡。汽车在崎岖不平的乡级公路上颠簸，路面上扬起的尘土穿透密封不严的车窗，弥漫在整个车厢。车子进入村镇，远远的队员就看见村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在义诊点等候。一位中年妇女指着架子车上白发苍苍的老人说：“我听到专家要来，早早把有病的母亲从娘家村接到了家中等候”，一个小学生追前追后问“吃不下饭，怎么办?”一天下来，她们已不记得接诊了多少患者，发出了多少宣传单，回答了多少问题，那一张张焦虑、期待的面孔，一句句质朴、纯真的询问，一个个佝偻、瘦弱的身影，还有每到一处，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的老百姓，无不让队员们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支撑着。尽管冷风嗖嗖，严寒彻骨，但支农队员们个个都耐心地答疑、检查、开处方、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她们说，在跟当地老百姓接触，给他们治疗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了老百姓对自己的信任，对精湛医术的渴求，责任感也就在这种渴求与信任中陡增，每根针，似乎都代表着一种责任，都必须用心、用脑去扎，才对得起这一方贫苦的老百姓。

　　副主任医师邱耀文是医疗队中的一名老将，支农工作开始后，花甲之年的他主动请缨，报名参加第一批医疗队，一路风尘，来到康县大堡中心卫生院。邱大夫带着县疾控中心的赵世堂同志，马不停蹄地走遍了阳坝、太平等14个乡镇，走访重点户27家，历时半个月，行程千余里，基本摸清了全县麻防工作的现状。所到之处，他都为愈后人员进行详细检查，对部分愈后畸残人员，则表示以后尽可能帮助联系进行手术等事宜，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麻风病愈后人员心中。

　　队员何玉梅说：“巡回医疗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抹不掉的记忆。当了20多年大夫，没想到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还这么严重，有这么多人渴望得到治疗，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出去打工，老人生病没人管，真是可怜。我们经常选择在逢集时下乡义诊，每次返回时，车都被围得水泄不通，病人和家属问我们，下次集你们还来不来?”

　　这是巡诊路上一个有趣的插曲：卞长华大夫暑假里把在家无人照顾的孩子接到了支农点上。一天，孩子随她们一同来到古城乡陈河村的义诊点上。只一会儿，村民们就把她们围了个严严实实，仅卞大夫一人，就在农民的炕头上做了15例妇科检查。这热闹的场面，这么多人在医院外面看病，让卞大夫10岁的儿子纳闷了。他仰着头，眨着眼睛天真地问道：“妈妈，这些人如果把你们当骗子怎么办?不是有病就得上医院吗?”

　　巡诊的经历，让支农队员们感到了肩负的责任，也让他们目睹了太多的不幸，甚至留下了心中的创痛，而更加坚定的，是解除乡亲们病痛的决心。

　　夏日的一天，队员汪亚丽、张琼巡诊来到雷大乡兴坪村。在村口，她们看到一位形容枯槁、脸色青黑、体态瘦弱的老人坐在马路边招手，便立即走过去。村医介绍说，老人姓王，儿子外出打工，二老生活无人照顾，还双双患有高血压，其中老汉患脑血栓已经多年。为了方便老人检查，她们搀扶着老人站起来，吃力地往屋里走去。路上，又碰到他老伴，也是拄着拐杖，行动迟缓。老人家的院子原来是一个果园，因长期无人照料，显得十分荒凉，门口那间五六平方米的矮小土房便是老人的住处。里面又黑又暗，迎门的一个土炕占据了房子的所有空间(当地人称“忙上炕”)。无处落脚，汪亚丽和张琼只好坐在院子里给老人量血压，测心率。令她们不敢相信的是，王大爷老两口的血压分别为180/130mmhg和180/100mmhg，都已是重度高血压，却连一片降压药也没有吃过。她们给两位老人开了些药，叮嘱村医暂赊给他们服用，并再三交代了注意事项。离开老人家时，老两口痴痴的神情，让她们感到特别的沉重。然而，时间仅仅过去20多天，当张琼备好卫生局下发的各支援单位捐赠的药物，自己也为老人准备了一些营养品，急匆匆赶去兴坪村，看望王大爷老夫妇时，却从村民的口中得知二位老人不久前患脑溢血已双双去世……

　　张琼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卫生院的。当天夜里我失眠了，两位老人的身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他们痴呆、无助的目光时刻在吞噬着我的灵魂，我内心的愧疚和遗憾根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张琼还说，今后唯有加倍地努力工作，才可以抚慰我内心的伤痛——利用农闲时间，在雷大乡要开展一次高血压患病情况的全面调查，及早发现隐性患者，采取防治措施，防患于未然，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医疗队员优质的服务赢得了村民们深深的爱戴和感激。

　　在甘沟乡马咀村的卫生普查工作结束后，队员汪亚丽、陈焱、张秀萍大夫来到一农户家中吃饭，在这家算作是条件好些的人家，情景却是：“家很清贫，房屋破旧，里面黑黝黝的，除了一个土炕，地上就摆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再也看不见一样值钱的家当。”大妈的丈夫早年已逝，儿子外出打工，一年回不了一趟家，婆孙三人靠媳妇一人照顾，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这位年轻媳妇显得消瘦而疲惫。厨房里，大妈在案板前忙活着擀面，媳妇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往灶眼里填麦草，我们想要帮忙，却硬被推出屋，让歇着。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面条便端了上来，接着又是炒鸡蛋，还拌了两盘凉菜。看着桌上丰盛的饭菜，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在城里这饭菜也许算不了啥，但甘沟乡本来就是个贫困乡，长年干旱少雨，更何况大妈家平常日子就过得很苦，能这样对待客人实在难得。吃饭间，大妈说她在这个山里生活了一辈子，只坐过一次车，出过一次远门，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她摸着我的袜子说：“听说城里女的穿的袜子能摸着看不着，是真的吗?”惹得我们哈哈大笑。婆媳俩那憨厚淳朴、热情好客和幽默搞笑的率直品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家川县医疗队队长陈小勇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义诊期间，路过本未列入计划的川王乡时，当地群众围住巡回医疗车不让走，队员们被深深感动，席地而坐为群众看病。处方用完了，就用孩子们的作业本和乡亲们裁得整整齐齐的白纸。乡亲们回报他们的，是刚从地里挖的土豆，那土豆个个咧着嘴儿，热得烫手……

　　三、比医术更高的是责任和爱心

　　甘肃省卫生厅副厅长常继乐认为，城市医院的医务人员到农村服务、锻炼、指导和培训，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同时，可以增强对省情，对甘肃农村和农民的了解，增进与农民群众的感情，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既是志愿服务的过程，也是长才干，受锻炼的过程，作用是双向的。医务人员离开大医院，离开大设备，工作能否做得好，能否发挥自身的作用，是对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的检验……

　　这是几组真实的镜头——

　　之一：无影灯下爱意浓

　　手术间内，一位年轻患者马上就要接受阑尾切除手术。虽然麻醉效果很好，可是患者还是很紧张，目光中充满了不安，手不停地攥紧又松开，血压也渐渐升高。巡回护士安慰他：“放松，一会儿就结束了。”而他依然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护士，似乎想从她的脸上读到什么答案。此时，一名叫潘燕的年轻支农队员悄悄走过去，轻轻地握住他的手，微笑着对他说：“别紧张，握住我的手，深呼吸。”潘燕的体温像电流一般传递给患者，很快，奇迹出现了，患者紧攥的手放松了，血压也慢慢降了下来，手术得以顺利进行。事后，患者感激地对她说：“从小到大我连针都没打过，这次一生病就需要做手术，害怕极了，可当你让我握住你的手深呼吸时，突然感到那么亲切，那么安全。”

　　之二：医德高过天

　　兰大一院普外科副主任杨伟林到东乡县支农的第三天，就遇到了一个被摩托车撞伤的老年患者，其前额头皮撕裂。当时门诊医生进行了清创缝合。杨伟林看病人时，病人前额肿得像一个大馒头。为了控制继续肿大的前额，住院部医生用绷带将病人前额从枕部紧紧缠绕包扎。病人呻吟着说头痛得厉害，杨伟林检查后当机立断：“立即进行手术。”手术中发现前额头皮下帽状腱膜层有数支动脉血管在喷血。肿大的前额是头皮下积血所致。经细致止血后缝合头皮，病人未再出现头痛，恢复良好，三天后顺利出院。次日，病人的两个儿子专程到县医院来感谢，说要请救命恩人去吃东乡手抓。杨伟林婉言谢绝了邀请。为了打消病人家属对医疗队“架子大”的看法，杨伟林与病人家属坐下来拉了许多家常。

　　时隔不久的一天晚上，住院部值班医师请杨伟林去指导处理一例肠梗阻病人，患者是72岁的老年女性，出现腹胀、停止排大便7天了。杨伟林详细了解病史，并仔细进行了体格检查，最后对病人进行直肠指检，发现其直肠内充满了像骆驼粪一样硬化的大便。原来，这位病人肠梗阻的原因是老年性便秘引起的粪便堵塞肠腔所致。杨伟林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用手掏该病人直肠内的大便。掏了半小时竟掏出了大约600克大便。然后给该病人进行了口服液体石蜡、温水灌肠等处理。次日，病人腹胀症状完全缓解了。为此，他告诉县医院的年轻医生：“最基本的、最简单的检查，不但不花一分钱，而且往往能解决最严重的问题，直肠指检是对每一个普外科病人都应该做的检查，直肠指检既经济实惠又简单易做，你们可不要偷懒啊!”

　　在东乡县，杨伟林一共做了120多台手术，这些手术费用没有一台超过2000元，有些手术的花费仅是省级医院的五分之一。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他的病人周转得都很快，能不用的药就不用，目的只有一个——为病人省钱。这个事他天天装在心里。

　　之三：患者生命重似山

　　2006年12月1日下午4点，静宁县医院门诊。一位左侧自发性气胸的女性患者面色青紫，病情危重，亟待抢救。但由于带钱不多，无法办理住院手续。这一幕，恰被支农医生裴军看在眼里。难道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缺钱而又要消失吗?裴军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将身上仅有的500元钱悉数掏出，帮他们办理了住院手续。患者得救了，家属感激涕零，跪倒在地。但裴军只是连忙将他们扶起，安慰几句后便匆匆离开了。后来，患者家属多方打听，才知道他是省人民医院派来的支农队员。他们并不知道，静宁就是裴军的第二故乡。20世纪60年代，他的父亲从省人民医院下放来到这里从事医疗工作，裴军就出生在这儿。到静宁的第一天起，裴军就和当地医院的同行们打成一片，主持开展多项高难手术，还填补了没有男科的空白。同志们夸奖他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在进行医疗扶贫新的伟大长征。

　　之四：设身处地为病员

　　针对农村病人的实际情况选择治疗方案，是医疗扶贫的应有之义。支农工作中，广大队员认真实践着这样一个道理，设身处地为每一位患者着想，针对农村病人选择治疗方案，能不用的药就不用。其目的只有一个——为病人省钱。在这一点上，支农队员刘林来了一个漂亮的动作：那是一个30多岁的壮劳力，因右侧髋关节股骨头坏死人院求治，其病程三年，已到晚期。患者到过多家省级医院求治，都建议做人工关节置换手术。患者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本人渴望的治疗结果关键是能重新从事体力劳动。针对这种情况，刘林耐心细致地向病人讲了两种治疗方案。告诉他，目前有效的治疗必须选择手术，一种是人工关节置换，是治疗股骨头晚期坏死症的最先进技术，但也有缺陷，主要是人工关节寿命有限，不能适应体力劳动，且手术费用昂贵;另一种手术方式就是传统的关节融合术，在城市病人中目前已很少使用，缺点是关节活动差，但其手术后疼痛可完全解除，能够从事体力劳动，并且治疗费用也比较低廉。病人家属及其他医生也同意这一观点。很快，刘林顺利地给患者施行了关节融合术手术，手到病除。

　　刘林的体会是，治疗一定要针对病人的具体情况选择治疗方案，最先进的技术不一定就是最合适的。既为患者治了病，又替患者省了钱，这才是最好的方案。

　　在万名医师支农工程中，城市医师们以自己高超的医术为患者解除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支农队员们却说，一个医生，只有高超的医术远远不够，有了医术加上良好的医德，才能真正地服务于患者。

　　张掖市人民医院的宋京华大夫说，这次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在自己的一生中，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透过她的几篇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下乡医护人员对医术的精益求精和对贫困患者爱的奉献。

　　2005年5月30日　星期一

　　这两天，临潭县中医院的病房里只住着6个病人，内科4人，外科2人，门诊病人也寥寥无几。病人少的原因，一是医院地段太偏僻，离县中心较远;二是卫生条件太差;三是交通不便，医院距公路约有300多米远，这段路是泥土路，坑坑洼洼，一下雨路上全是泥，行走非常困难，尤其是到了晚上更是无法行走。

　　翻阅病历，病历书写、治疗和护理上都存在着问题。护理部只有出入院登记本，缺少各种管理本子。存在问题不少，需要慢慢来解决。

　　医院的药物品种太少，很多中药不全，常用的西药都没有，如维生素B6、复合维生素B、硫糖铝等，有很多处方都流失了，直接影响到医院的经济收入。

　　晚饭后，柳佰富队长召集我们开会。柳队长是普外科主任，高级职称。他军人出身，干什么事都严谨、认真。他说：“我们既然来了，就要干些实事，干出点成效。每人都应强化一门，王松林主要是在呼吸内科下工夫，这里呼吸系统的疾病比较多，而且呼吸内科几乎是空白;我重点抓新生儿，这方面的工作他们也很欠缺;马玉兰以助产为主，现没有助产士，可带一名护士为助产士;王锦蓉抓管理工作，把有关制度建立起来，管理的本子都订上。除了强化的，还要把内科、儿科、妇产科、护理及其他工作都做好。每个人都把工作计划作出来，要有计划地开展工作。”

　　儿科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首先要重视儿科门诊。这里虽设了儿科门诊，但没开，病人直接进病房就诊，我观察了2天，门诊病人很少。门诊是医院的门户，门户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把病人吸引来。二是要通过门诊向病人及患儿家长进行宣教，指导，让病人对医护人员有信任感。三是要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儿科医生要专儿科，懂内科。今天上午有个患儿入院，诊断是“非感染性腹泻并脱水”，但无大便常规和血常规检查结果，不知非感染是根据什么而定。既然诊断是“非感染”，白细胞高不好解释，是否还有其他感染性的合并症?需进一步明确。治疗方面，诊断有合并脱水，但补液的量连轻度脱水的量都没补足，可查体时脱水已纠正了，说明入院时脱水就不存在，脱水的诊断不能成立。补充碱性液的原则是算出总量，先给半量，余半量根据临床及血气分析情况酌情补入，而他们是一次把总量全输入，真让人害怕。根据上述情况，我详细询问病史，仔细查体，结合辅助检查结果纠正诊断：1.婴儿腹泻;2.上呼吸道感染。通过这个病例可以看出，儿科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存在明显问题，需要我们逐步地去帮助解决。

　　2005年6月10日　星期五

　　昨天有一个8个月的女性患儿(回族)来就诊，询问病史已一周了，一直在院外和门诊间断治疗。患儿就诊时情况很差，3天前在门诊查血十八项，白细胞达28.7×10′(其他项目无记载)，当时医生就让住院治疗，但其家长因经济困难而拒绝住院。我经过查体初步诊断“化脓性脑膜炎并中毒性心肌炎、心力衰竭”，向家长交代病情后要求住院，但家长仍坚持不住院(主事的人没来可能没钱，或是因为女婴家长不重视)，只好在病房留观抢救。我作为一个门诊医生就要对门诊的病人负责，且又是医疗队员，所以我就协助儿科医生一起抢救。抢救中，却没钱取药，我只好打借条向药房借了急需的药。一直到晚上10时左右，经我们反复做工作，家长才办了住院手续，23时患儿病情已趋平稳，我才离开病房。

　　今晨在查房时，我向副院长、儿科主治医师夏瑜及其他工作人员，汇报了昨天抢救的情况和自己的初步诊断，并对病情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制定了今天的治疗方案。

　　这件事情，在我们医院是很正常的，也是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但对临潭县中医院来说是一个促动，他们夸我的敬业精神和对病人的那种真诚。对患儿的家长是一种感动，因带患儿来就诊的是患儿的爷爷和母亲，爷爷68岁了，母亲做不了主，有些事情都是我跑着去做。患儿的爷爷感动地说：“你们医疗队真好，对我刊、女这么负责，大夫比我都着急，跑前跑后的，好!好!”通过这件事情，让病人及患儿家长对我们医疗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好的印象，对今后工作的开展十分有利。

　　敦煌市疾控中心的张忠礼医生永远忘不了这一幕：天水市麦积区一位农民出生50多年，从未踏进任何医院的大门，近来身体越来越虚弱，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听说医疗队到村里义诊，他赶紧去看病。医生经过诊断，告诉他是房颤性心脏病。这时老人突然松开了紧攥的手心，拿出皱巴巴的5元钱，递到医生眼前，说：“求求您，帮我把病治好吧。”

　　其实，手里攥着5元钱来看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很多农民都是赶集时卖了农产品才来看病的，身上少则只有一两元，多的不过二三十元。孙利国医生说：“在这里看病，医生不能完全根据病情需要开药，而要考虑病人的经济条件。如果病人只带了10元，药费就不能超过8元，因为要给他留2元回家的车费。”

　　张小荣是敦煌市中医院的妇产科主治医生，来到甘泉卫生院后，她发现在这里不光要会看病，还得替老乡们盘算。“刚来时就觉得自己不会看病了。病人手里不超过10元钱，就想包几颗药回去吃。过去一张处方上百元很正常，现在调整自己，尽量不作检查，完全靠自己的经验作诊断。有些妇女怀疑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我们巡回医疗时想帮她们查，她们不好意思，我说，那我去你炕头查行不?她们这才点头。”

　　项目实施过程中，农村缺医的现状、农民质朴的情感以及对专家的无限信赖和期盼，深深地感动着从城里来的医疗队员们。兰州市城关区医院的武立医生，在榆中最艰苦的北山贡井乡大显身手，深得乡亲们爱戴。他的体会是，一个医生不仅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扎实的理论功底，更主要的是要投人情感去为病人看病，而这才是最重要的。在城市长大的方砚医生，第一次走进农村，走进宕昌县沙湾乡卫生院，当地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让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但在卫生院独当一面的工作让她迅速地成长起来，面对一双双渴望的眼神，她懂得了什么是义务和责任。兰大二院医生吴国德在武都区医院工作的这段时间里，他对基层农民的苦痛有了新的认识和体会。开药方的时候，他会更多地考虑费用，尽可能地用最便宜的药品治疗患者。

　　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让我感到这项工程的伟大。队员们的奉献精神，更是深深地感动着我——

　　石林主管医师在清水县最初的三个月里，就累计访视艾滋病人60多人次，与他们面对面近距离接触，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治疗情况，建立了艾滋病患者访视档案。她还深入到学校、村庄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在得知某村一艾滋病人因家贫孩子辍学时，她主动捐出120元钱做学费，并在该家吃午饭，消除了病人家属的恐惧和周围人的歧视，真正体现了卫生工作者对病人的关爱。

　　余尚军医生在省疾控中心从事放射工作，下乡伊始，忽然发现自己的专业在这里有点局限。怎么办?在深入的调查之后，他很快调整工作的方向，在做好放射诊断的同时，广泛搜集医学资料，编印卫生保健资料几千份，还利用各种机会宣讲防病治病知识，把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深受乡亲们的欢迎。他以其出色的工作，被省卫生厅授予“优秀支农队员”荣誉称号。

　　下乡支农的经历，让王小英医生开始思考在救治农民躯体疾病的同时，应当高度重视农民的心理卫生问题，把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让大家珍惜生命，珍爱人生;下乡支农的经历，让于永生医生针对一名患者全身多处骨折并关节脱位，且有生命危险的实际，因地制宜地使用自带的器械，加上紧急改制的简单工具为患者成功实施了手术，被患者家属当作救命的恩人。下乡的经历，还让队员郑元华成为一名教授学生保护牙齿、讲究口腔卫生的“第106名老师”，只要她出现在校园，总会有许多学生向她行少先队礼，高声地喊：“郑老师好!”

　　凡是支农队员走过的地方，都会听到这样那样的一些小故事：一位老大娘手里拎着一个装着一只烧鸡和几个油饼的布包包，在卫生院上上下下地寻找救了孙子命的支农队员拜福兰;还是一位善良的老奶奶，从家里给薛国杰医生端来一碗莜麦做的甜醅子，非要让他吃了。老奶奶非常执著，说：“今天是端午节，你们却辛苦了一天，救了我娃娃的命。这是自家做的，你一定尝一下!”在抢救孩子中度过了一天的支农队员们，这才记起来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那碗甜醅子，让大家觉得非常甜，直甜到了心底……这是受援地区老百姓对万名医师支农工程朴素而真诚的评价。

　　刘桂英，民勤县妇幼保健站主管医师，一名被受援地乡亲们称作为“贴心人”的支农队员。为了帮助高危产妇平安度过分娩难关，她经常连续十几个小时忙碌在手术室里，产妇床边;为了挽救刚出生时气息奄奄的小生命，她又会毫不犹豫地对着沾满血污的小嘴做人工呼吸……

　　以前的古浪县定宁卫生院人员少、设备差，技术力量薄弱，上门看病的人零零星星。自从医疗队人驻以后，慕名赶来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医院业务量与日俱增。而刘桂英每天都是患者追逐的焦点，早上她上门诊，往往是一进诊室就被病人围得水泄不通;下午她既要处理住院病人，又上手术又接生，常常忙到深夜还不能休息。她看病忙而不乱，耐心细致，回答患者的疑问时简洁含蓄，不骄不躁，经她看过的病人都反映她开的药既便宜又管用，经她做过的手术、接生的产妇，都夸她人品好，手艺精，痊愈快，好得早。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刘大夫在当地农民群众中的名气越来越大。然而，她淡淡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选择了下乡支农，就意味着选择了辛劳与忙碌，选择了奉献与牺牲。生活的真谛在于奉献，生活的幸福在于快乐，快乐的源泉在于你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曾经的付出与收获，因为老百姓的信赖与爱戴，因为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因为同事的帮助与陪伴，也使我享受到了下乡支农的快乐!

　　特写一：为了农民兄弟的健康

　　在2005—2009年的五年时间里，前后五批共6325名城市医务人员，或为人父，或为人母，或为人妻，或为人夫，或为人儿女，他们大多人至中青年，以30岁至45岁居多，上要孝老，下要抚幼，肩负着工作与生活的双重负担。他们个个都有牵心的事，家家都有难言的苦，但是，当党和政府号令城市医生支援农村卫生事业时，他们立即响应时代的召唤和组织的安排，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人们忘不了车站上依依不舍的离情，一些女同志哭红了眼圈，更有那小孩紧紧拉着妈妈的手死活不放，看去是那么心酸。汽笛鸣响的瞬间，车上车下的手挥成一片，多少人流下了惜别的泪水。真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啊。但是，支农队员们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只见他们挥手拜拜，潇洒而悲壮地踏上了远赴乡村、救死扶伤的征程。

　　许多年轻的父母将年幼的孩子寄养在爷爷奶奶身边。民乐县医院外科大夫黄林彪的孩子刚满3岁，临泽县医院儿科大夫祁丽芬的孩子还不满周岁，但为了工作，他们只能狠下心把孩子交给家人照顾。医疗队员张瑜的儿子只有9个月大，夫妇俩都上班，家中无人照看小孩，她便义无反顾地怀抱幼子，来到了条件较差，比较偏僻的原安乡中心卫生院开展支援工作。张瑜淡淡地说，这是自己做医生的职责，很正常。队员戴慧的老母亲多年偏瘫在床，急需她的照料，但她仍坚持工作在支农一线，近一年时间只有春节回了一趟家。还有，李玉蕊大夫，回家探亲时尽管小不点的女儿已快要认不出自己的妈妈，但这并不曾影响到她工作的热情。她说：“既然已经走出了服务农村的第一步，就得好好做下去，无悔我心。农民患者渴望而信任的眼神让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在乡下的日子里，卞长华的儿子和鄢卫平读小学的儿子都不慎骨折，而家人都没有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下乡支农的他们。但孩子却小大人似的，只是在每次打电话时念叨着想念爸爸妈妈的话儿……

　　个人的不幸并没有影响支农队员们的工作热情。鄢卫平在古浪县的支农点上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大手笔——直滩乡一位叫王吉桂的32岁的年轻村妇，因颈椎骨折脱位伴高位截瘫，家人和本人都已不抱什么大希望。但鄢卫平在对她进行全面检查后，断然将其接到自己工作的甘肃省中医院，进行了精心的手术，并大告全胜。该患者术后3个月就可下地行走，并很快康复，做力所能及的农活。还是这位鄢卫平，硬是凭着高超的医术，将一位已上肢做好截肢手术准备的青年农民的臂膀保全了下来……

　　(2008年5·12大地震中，鄢卫平参加医疗队，奔赴陇南抗震一线，出生入死，成功抢救了一个又一个骨伤病人。他被评选为甘肃卫生系统唯一的一名“全国抗震救灾英雄”，于2008年10月8日赴京参加颁奖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为甘肃人民争了光)。

　　医疗队队员孙力在支农期间，经历了母亲患病并辞世的巨大不幸。行前，孙力年近七十且身患肺癌晚期的母亲就已住进了医院。作为唯一的女儿，她知道，母亲是多么渴望女儿能留在身边照顾她、陪伴她;作为医生，孙力同样知道，这个病对母亲意味着什么。但是，为了让她安心工作，解除后顾之忧，深明大义的母亲却反而安慰她说：“我知道你现在工作很重要，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的工作。”每次打电话，母亲也总是说：“我好着呢，你放心吧!”然而仅仅几个月，母亲就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她而去了。

　　在那些凄苦的日子里，孙力白天在乡卫生院忙碌一天，静夜里，才敢躲在被窝里暗自哭泣。她为自己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未能守在她身边，照顾老人病弱的身体，宽慰她紧张无助的心灵而内疚、痛苦着。但是她知道，善良、慈祥的母亲是一定会理解女儿的，因为有那么多农村患者在自己女儿的精心治疗下，病痛得到缓解。孙力把对母亲的思念化作对患病乡亲无微不至的关爱。尽管夏天有时在闷热的治疗室里，由于当地卫生条件的限制，病人脱掉鞋子、衣物后浓烈的气味经常熏得人有些发晕，但从心底里，从未产生过轻视与厌倦的情绪，反而更增强了同情与作为一名医生的仁爱之心。病人经常围在她身边说：“孙大夫，你一点都没有专家的架子，从没嫌弃过我们，认真地给我们每一个人看病，效果又那么好，真是难得啊!”听着这些话，她感到幸福之至，通过这些话语，通过他们信任的眼神以及病痛解除后的笑容，孙力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自我价值的体现，一切辛苦与劳累，一切付出都得到了回报。她说，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之感到欣慰的。

　　2006年5月27日这一天，对于正在静宁县仁大乡卫生院工作的支农队员麻桂琴来说，是那么的刻骨铭心，痛彻心肺。就是这一天，她永远地失去了爱她的妈妈，成了一个再也享受不到母爱的孩子!

　　那天的早晨，天气阴暗，一夜未停的雨仍然在沥沥下着。麻桂琴一觉醒来，刚打开手机，电话铃就响了。听筒里传来的是哥哥急促的声音，他说母亲病重，让她赶紧回家。

　　麻桂琴顾不上收拾行装，急急忙忙请了假，就径直往公路边奔去。站在路边，四下环顾，只见山连着山，岭连着岭，只有一条公路蜿蜒着通向远方，她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坐哪趟车才能尽快赶到母亲身边。为保险起见，她拦下一辆开往兰州方向的车，想着先到兰州，再往老家渭源县赶，这样大概有500多公里路。一路上惦念母亲的病情，她心急如焚，本来就曲折漫长的山路，这会儿更漫长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经过12个小时的长途颠簸，傍晚时候赶到了家，却远远就看见家门口灵幡高挑，哀乐阵阵，孝子跪地。几个小时以前，母亲就带着对女儿的想念永远离开了人世。麻桂琴一头扎在母亲的灵柩前，泣不成声：妈呀，我可敬可亲的妈妈，你最疼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再看一眼你的女儿吧……

　　作为母亲最牵心的小女儿，作为一名医生，在母亲临终的时候不能侍奉床前，不能送医送药，让麻桂琴感到无尽的悲痛与懊悔，但已于事无补。她说：“只有这一天，我才真正理解了人们常说的忠孝不能两全的道理。我也推测，肯定是母亲考虑我工作忙，怕受耽搁，怕影响我的前程，就没让告诉我，以致最后一面成了奢望。”

　　办完母亲的丧事，我们的支农队员麻桂琴在母亲坟前烧上最后一张纸钱，抹去眼角的泪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返回另一片让她同样割舍不下的土地——静宁县仁大乡的路程。那里，正流行着甲型流感，老乡们正盼着城里的医生们扑灭疫情。她没有任何犹豫，她说，我是呼吸专科医师，仁大需要我，我必须立即回到卫生院去!

　　这就是支农队员高尚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他们无私奉献的情怀啊!

　　特写二：一针一线绣真情

　　马玲是兰州市妇幼保健院赴临洮县红旗乡卫生院的一名支农队员。每天，她都和同事们一道为解除乡亲们的病痛辛勤工作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但是这一天，却深深切切印在了她的心里。面对善良的哑女患者双手捧上的一双手工制作的红艳艳的平绒绣花鞋，手拉着哑女粗糙的大手，她无语凝噎……

　　哑女是在女儿的陪同下，赶了几十里的山路，专为给马玲送“礼”来的。她女儿眼含热泪说：“家里穷，没法报答您的大恩德，我妈妈就亲手做了这双绣花鞋来表达她对您的一番心意，白天家里忙，她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做，一针一线都是她的一片心。”面对这么淳朴、善良的农民姐妹，从来都不收受患者任何礼物的马玲破天荒地收下了这双绣花鞋。她知道，这双一针一线绣满了辛勤汗珠和感动泪水、绣满了信任和爱戴的绣花鞋，不仅仅是农民患者对自己个人的信任和感激，它更凝聚着农民姐妹对广大支农医师的一片深情，凝聚着农民姐妹对党和政府开展的城市医生支援农村卫生这一惠农政策的感激之情。

　　那是半个多月前的一个午后，晴朗的天空飘来几片云朵，一会儿，天上下起了丝丝小雨，天气一下变得凉飕飕的。雨地里，一对母女互相搀扶着来到乡卫生院，说是要找“城里的医生”。马玲觉得挺纳闷，便走过去询问原因。原来中年妇女是位聋哑人，间歇性下腹部疼痛、不规则阴道出血长达5年之久，曾多次在当地村卫生室、乡卫生院进行中草药、输液等中西医治疗，光医疗费就花去了700多元，却一直不见好转。前些日子，家里人耳闻城里的支农专家来到了乡卫生院，一合计，就带着哑女看病来了。

　　马玲耐心地通过患者女儿了解她的病史，并准备做常规的B超和X线检查。不巧的是，卫生院当天停电。怎么办?是让他们改日再来，还是设法帮助解决?看着患者母女期盼的眼睛，马玲想到，如果今天查不上病，势必要让这个可怜的哑女患者再次往返30多公里山路。无论怎样，也要设法免去她们的辛苦和花费。这样想着，马玲运用自己丰富的理论知识，结合患者病情，克服困难，使用探针进行了仔细的宫内探查，结果发现是宫内节育器存留、发炎所致。让马玲吃惊的是怎么环没取，就把人结扎了：炎消不下去，再治也治不了。感染的病灶在呢。出血多，技术水平差，多次透视也没做出有环在。不是大病，但一直在当大病治。她立即采取手术，取出了节育器，并给予相应的治疗。考虑到患者家庭生活困难，她仅给患者开了价格便宜的抗炎止血药物，免去了治疗费用，让其回家休息，总计医药费用23元。今天，哑女在女儿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医院，于是有了给马玲送绣花鞋的感人一幕。她高兴地比划着，告诉马玲，自己的“病好了”。为了巩固疗效，马玲又教给她一个既简便又见效的办法，就是在家里把麦麸皮在火上炒热，热敷小腹，说：“这样既能治病，还能不花钱。”以后，哑女见人就会手舞足蹈地比划说：“城里的马大夫一次就治好了我5年的病，我的肚子再也不疼了，再也不流血了，城里的大夫手艺就是好!”

　　就是这样，支农的日子里，马玲把为患者服务当作一个锻炼、提高自己的好机会，从一点一滴做起，把满腔的真情献给了农民患者。她说，凡是来乡卫生院看病的农村人，大多都是急的，都是迫不得已的，没有大病急病，谁能借钱、贷款、卖牲畜来住院啊!

　　马玲是这么想的，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假日黑夜，她有诊必到，有时候一个夜晚甚至要往返好几趟。高超的医术、对病人悉心的救治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不少患者慕名而来。在红旗乡，解除了多少农民的病痛，她自己也记不得了，可治愈的患者却没有一个人不把她装在心里。

　　马玲的心里，也同样装着临洮的领导和同事，让她不能忘怀的，是省卫生厅在临洮挂职任副县长的一名同志得知她是回族后，立即嘱咐乡上领导要关心她的生活，进城办事回来不要忘记带上些蔬菜。县卫生局范鸣局长特别给她送来了炒锅、微波炉等。而让马玲有成就感的，是自己将一名勤快爱学的助产士任红霞，培养得可以独当一面了。这是最令她高兴的。

　　结束一年的支农工作和生活，马玲回到了兰州，那双大红的条绒布鞋，也伴随在她身边，珍藏在床头柜上……

　　四、留下记忆，留下希望

　　万名城市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在甘肃省实施五年来，城市医生在新的环境中接受了一次新挑战。他们的到来，为缺医少药的农村带去了曙光，让无数因贫困而无钱治病的人们脸上露出笑容。他们为了农民兄弟的健康，而无私的奉献着。也许，他们其中有的队员在人才济济的大医院里不过是个小卒子而已，但到了乡村，却个个如过了河的卒子，赛过车、马、炮!他们扛起了农村医疗这面大旗，在奉献中升华这将是他们人生中永远抹不去的一段记忆。

　　支农的日日夜夜，让队员们有了太多的体会，人生经历也丰富了许多。他们说，虽然这里条件艰苦，与城市生活相去甚远。然而，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竟然爱上了这一片贫瘠的土地，这一方质朴的百姓。也有队员有感于乡下夜空的明净，说自己“已习惯了这片纯净的星空，也喜欢欣赏月色下的重山!”

　　酒泉市人民医院赴积石山县医院下乡队员杜志兴在给我谈支农体会时，多次提到一个给自己留下终生难忘印象的微笑。他说，那天，一位回族妇女慕名来到医院看病。她头戴黑色盖头，用一种惊恐和企盼的眼神看着我们，不时地，还企图拽拽盖头遮住她那颈部巨大的肿瘤，但不管怎么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通过询问亲属和检查，我们才知道，这是个先天聋哑，一生未婚的女人，看上去大概有70岁，实际年龄只有58岁。其颈部肿瘤已经16年了，由于家里没有钱，一直未到医院诊治。本村也来过几位“北京专家”的游医，自称能用600元中药“化掉肿瘤”，但结果可想而知。6年后肿瘤太大，近乎于患者头颅大小，令人恐怖。平时，她不得不用双手托扶，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10年。近一年来开始疼痛，出气困难，听村子里的人说县医院来了医疗队，就由两个弟弟陪着前来诊治。我们做了细致而全面的术前检查，择日切除了肿瘤，肿瘤大小约24×28cm2，重7kg，在全科医护人员的关护下，术后恢复很好。杜志兴说，我们送她的时候，她的那种笑容，只有孩子脸上才能表现出的纯洁的笑，令我一生难忘。

　　培养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是“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整个支农工程成败的关键。

　　2005年7月27日，西和县人民医院四楼会议室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教研室助教、硕士研究生王亮秋老师，正在为该院医护人员和实习生上一堂生动的免疫课——《超敏反应与临床疾病》。

　　这位年轻的王老师并非县医院专门请来讲学的，而是兰炼职工医院支农医疗队员张群的妻子，她是趁着暑假来到这个遥远偏僻的小县城探亲的。医院领导在与王老师座谈中得知她在兰大免疫教研室任教，表示希望她为医院医护人员上一堂课，王老师爽快地答应了。大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你这也是支援农村卫生!”8月5日，王老师又在县医院举办的全县第二届婴幼儿危急症暨第一届内科学学术会议上，为参加培训的基层医务人员授课。这让不出县城也能听到高等学府老师讲课的县乡医生们十分高兴。

　　望关卫生院医疗组组长周芳的爱人是武威市卫校副校长、副教授，他也不失时机地抓住暑假探亲的机会，为望关、平洛两乡镇卫生院全体职工和乡村医生举办了两期新理论、新技术培训班，参加120余人次，赢得了大家尊敬。

　　在下乡支农的日子里，有张群和周芳这种经历的支农队员，还有许多。兰州市西固区中医院副院长王宁香也曾把休假的丈夫——兰州铝厂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向诚“拽”到了自己在秦安县乡下的卫生院，一干就是20多天，和自己的队友童宏涛、王自强并肩为病员们做手术，赢来一片赞誉。

　　医疗队员们看到，基层同行们虽然工作环境十分艰苦，业务上提高的机会很少，但他们对医疗新知识、新技术的渴求和用心学习的态度令人敬佩。每一天，他们都会结合病例，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针对一个病人的诊断与鉴别诊断，针对治疗方法的最新动态，还有针具的选择，穴位的选择，刺激量的掌握等等一次又一次地请教支农队员。

　　康县由支农队员自己选定培训对象，签订带教责任书，以“一传一、一帮一、一带一”的方式进行培训。临洮县卫生局针对本地需要，组织支农队员对全县放射、检验人员进行专门培训。

　　崔玲玲，武山县桦林乡计生服务所计生员。已拿着B超探头工作了近十个年头的她，直到遇见支农队员、张掖市人民医院B超室主治医师彭宗群时，才知道B超探头有上下左右之分。崔玲玲很喜欢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却一直苦于没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没有名师指点。因此，遇到彭宗群大夫后，她就整日围着彭大夫转，生怕漏掉了彭大夫操作和讲解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细节。

　　为了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诊病水平，静宁县卫生局利用医疗队员的资源优势，连续举办了几期乡村医护人员培训班。那天，开课时间已过去一个小时了，一位五十来岁弯腰驼背的村医才匆匆赶来。全乡数他们村距离卫生院最远，因自然条件差，路况不好，不通班车，家里又困难，自己没有可以代步的摩托车，所以一大早就出门了，一路步行赶来听课。课时安排得很紧，中午没有休息。这位迟到的老村医一边啃着干馍一边认真听课的样子，让支农医师们为之感动!

　　“梅花香自苦寒来”，紧张而充满艰辛的工作，也为医疗队员的业务增加了新的内容。针对当地病种及地理环境，队员卢乐平的《高寒地区红细胞增多症合并硬肿症临床分析及治疗》等两篇论文被国家级期刊《中国社区医师》杂志收录。

　　支农队员就像一个信使，通过他们的努力，在支援单位与受援单位之间架起了一座交流沟通的桥梁。通过支农队员牵线搭桥，省肿瘤医院与迭部县人民医院、兰大二院与通渭县人民医院、金川公司职工医院与静宁县人民医院等援助双方相继结成了帮扶对子，在设备、技术和人员培养及派驻专家等方面达成或初步达成了帮扶协议，从而将甘肃省卫生支农工作由单一的人员支持、资金支持、设备支持转变为综合支持。

　　2006年8月10日，甘肃省人民医院定点帮扶华池县人民医院揭牌仪式隆重举行，根据协议，甘肃省人民医院将为华池县人民医院在设备、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无偿援助;定期或不定期派驻专家坐诊;提供远程会诊;为该院引进设备提供担保。定点协作医院形式的出现，为城乡医院之间的长期帮扶探索出了一条新路，也为城市对口支援农村卫生工作建立长效机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二、支农归来话支农

　　在第一、二、三、四、五批“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的广大队员奔赴医疗扶贫第一线前后五年多的时间里，我对这项工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追踪采访。

　　6325名医务人员响应党的号召和时代的呼唤，背起行李，告别亲人、朋友，满怀信心地离开了繁华的都市，到最需要他们的贫困地区，用自己的医术为农民兄弟祛病除痛。在那里，他们经历了孤独寂寞的煎熬，思念亲人朋友的痛苦，同时也经历了奉献的快乐!看到贫困地区的农民兄弟因无钱就医，忍受病魔折磨时凄惨的眼神，他们感到肩上的担子沉沉的……

　　一年的艰辛付出，在每一个支农队员的人生道路上都留下了浓笔重墨的华章。在对万名医师下乡活动的采访中，省卫生厅支农办公室的魏周邦先生和陈若涑女士对我帮助很大。每一次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感受到的都是紧张、忙碌和工作的有条不紊。魏周邦总是在烟雾中或埋头沉思，或协调各方，而陈若涑的双手啥时间都不曾离开计算机的键盘，旁边那只电话，更是响得不亦乐乎。我想，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不正是几千名下乡医生所共有的奉献精神和高贵品质吗?魏先生已是年届六旬的老同志，但身上却有一股子总也使不完的劲，他从事过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并担任行政领导。十多年前，他曾以卫生厅帮扶工作队队员身份在渭源县七圣乡七圣村和聂家山村帮扶一年，对农村卫生状况有切肤之痛和深刻了解，在那儿，他为老百姓干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被评为“全省扶贫先进个人”。他对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感慨万千，赞叹这是一项民心工程。

　　在支农工作成效显著之余，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与思考，还有一些工作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医疗队员说，让医生下乡走得更踏实，除心灵上获得了成就感以外，队员们也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他们说：“我们是试点，希望我们的建议能让卫生支农政策更完善，能让后来者更好地开展工作。”

　　袁泉是天水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医生。看着从省疾控中心来的队员穆洮俊把妇保、儿保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袁泉羡慕之余也有点郁闷。卫生院不具备无菌环境，没有配套的医疗设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手术，那不是和自己多年来受到的医学教育相违背吗?这些问题让他感到很苦恼。

　　麦积区医疗队队长薛文翰说，目前确实存在部分队员专业不对口问题，自己队里的38名队员中11名队员来自甘肃省肿瘤医院，是肿瘤专科医生，而乡镇最需要的是全科医生，在专业上最需要妇产科医生、外科医生、儿科医生和中医针灸医生。专科医师下乡，受硬件条件限制，往往施展不开。另外，有队员问他，疾控人员开展医疗工作违不违法，这些问题他都没法回答。他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要作调整，让下来的医生能安心工作。

　　下乡队员中有化验师，也有药剂师，像这些专科医师在农村的作用发挥就受到影响。还有些是护理人员，如果护理懂管理，在县医院还能派上用场，如果只是护理，下来就没多少事情可做，因为当地护理人员都比较闲。乡下无菌观念很差，不按常规操作，要改变又受当地条件的限制，下去的人不但没法改，还随着他们一样做，不是去指导帮助提高，而是成了下面的一个工作人员，有的人还身兼数职，这样一旦出了问题，责任算谁的呢?板子又该打在谁的屁股上?选派下来的人，就要能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随便下来些人充人数，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那就失去下乡的意义了。分配下乡队员应重在有目的，见效果，宁愿少派队员，但必须让他们有事干，让每一位队员都能尽其所能。

　　武山医疗队队长张天明说，队员们确实付出很多，有些队员因为孩子没人照顾，只好把孩子也带来了，希望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多体谅队员的艰辛，多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另外，在晋升职称时能不能给一些倾斜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队员们的工作热情。

　　政府主管部门说：“培养当地人才是根本。”这次医疗队下农村，农民很欢迎，他们说“6·26”医疗队又回来了，受援单位也很欢迎，过去卫生下乡年年搞，但这次力度大、时间长，真正促进了基层医疗机构技术、服务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地方政府也很欢迎，过去医疗队下乡吃住都要当地“埋单”，这次实行项目管理，中央和省财政拿钱，基层负担轻了。

　　陇西县卫生局局长蒋宏认为，“相对基层广泛的需求来说，派驻的医疗队员太少了，要想全面提高乡村医疗、预防保健水平，让农民真正受益，还需建立广覆盖的长效机制。”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还不好解决。如个别支援医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般不会把业务尖子送下去，医疗队整体素质一般。医疗队员中26～44岁者占75%以上，环境、条件的改变，使他们心理落差大，容易产生消极情绪，少数人出现脱岗、请长假、混日子现象。因此，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腰包鼓起来，立足于培养学得好、用得上、留得下的“永久”牌人才，才是解决农村医疗人员匮乏和看病难的根本所在。农民兄弟盼望留下一支永不离开的医疗队!

　　通过采访，我深深地体会到完成这项工程之不易——

　　据了解，支援队员刚到贫困地区工作时，也许是因为头顶着“省上医疗队”的名，的确很受欢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效果就没有当初那么好了，刚去是“门庭若市”，后来，可谓“门可罗雀”，造成这种现象，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个别医疗队员是因为制度的约束，迫不得已才去的。因此，有的人只是为了应付差事，没有真心实意为当地病人服务的心思，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久而久之，就很少有病人去看病了。另外，“县乡联动”，有的支援队员，只是从县上医院派到乡上的卫生院。当地的群众认为既然是省上的医疗队，就应该是从省上下来的人，可群众一听“专家”口音是本地人，就失去了信任感，甚至有的病人就不让这样的医生看病。一些队员只是从县上到乡里，频繁回家，成为“走读医生”，不能安心工作，也就谈不到什么实际效果了!也有的乡卫生院，对医疗队的工作支持不够，影响到工作的开展，医疗队的队员不但起不到带教的作用，反而成他们眼中的多余人。

　　还有个别医院伸手要惯了，就等着政府资助，根本不想办法自己克服困难，做点实事。因为得来太容易了，也就不知道珍惜，多少东西闲置在屋角床下，都成了废品，浪费现象很严重。有的器械要来不会用，长期放在库房成为废品或者是丢了、坏了;有的器械放置了很久不用，说是坏了，可经察看并没有坏;一辆“国家农村巡回医疗车”闲置在一家医院的后院里，任凭风吹日晒雨淋，没用过就成了旧车。看到这些，医疗队员觉得心痛，如果把这些器械放到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那要为病人解决多少问题!贫困只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要脱贫得靠自己，并不是仅靠政府和别人帮，别人帮也是暂时的。就这样坐吃“帮扶”，等“救济”，主人翁意识特别淡，好像医院发展与否和自己毫无关系，只要每月能拿到工资就行了。久而久之形成了懒惰的习惯，医疗队来了，病人多了，工作量也多了，由闲变忙，反而不习惯了，甚至有的人有看法，说干多少都拿一样的工资，不干照样拿工资。个别医务人员把医疗队看成了负担。在他们的眼中，医疗队待的时间越长，就意味着他们忙的时间越长，累的时间越长，不自由的时间越长，恨不得医疗队员早日离开，更说不上认真配合工作了!

　　在查房时，只有人听，没有人记录。有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例，个别当地医务人员并不是抓住机会与医疗队员一起分析和讨论这些病例，从中多学东西，而是想着尽快把病人打发走。有时觉得某些问题处理不当，也不和医疗队员切磋，觉得那样没面子，会失去自己在当地的威信。另外，病人就诊时一来就喊着要找专家看病，有的工作人员感觉在当地就没面子，尤其是领导在同事面前也没面子，所以有些工作医疗队员不好插手，有些工作不好开展。因为这里的人习惯医疗队下来一段时间，帮助做点事就回去，而这么长时间驻守在这里，他们有些接受不了。甚至医院的人对来求诊的患者说医疗队已经回去了。由于有的医务人员不能很好配合支农队员，造成工作进展慢，效率低。许多贫困地区的医院习惯了“等、靠、要”，工作中懒得自己主动解决问题，而是等着上面扶贫，不是自己想办法怎么去吸引病人，创造效益，而是想着病人越少工作越清闲才好。因此，个别当地医生并不希望医疗队长时期下乡。

　　一位责任感很强的支农医师曾给我谈过她的一些看法。她特别说，农忙时节，病人不太多，按说医院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讲讲课，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可那么长时间，却从没人提讲课之事。个别地方医院的医务人员由于种种原因，学习积极性不高，医疗队员主动列出讲课计划，却一直无人安排。即使有时讲课，也没有几个人听，就是听的人也是应付差事，听课时出出进进，毫无效果可言。病人少，我们都很着急，可本院的人并不着急，因为他们的工资是由财政拨的，病人多少都不影响工资，所以无所谓病人多少，少了比多了还好些。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退休，原因是退晚了，以后工资由社保局发放，怕没有保障。当地病人法律意识淡薄，告状的不多;家中孩子多，不珍惜生命，有病如果花钱多，一交代病情就放弃治疗，抢救的病人少，医生的责任也少。相比之下，这里的工作要轻松得多，所以说，闲了还想闲，已经闲惯了，也无所谓提高什么业务水平，学的再多，有的检查做不了，病人少，学了也无用武之地。我们下来是帮扶，帮的就是提高技术，可这里医疗设备少，有设备又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病人少(疑难病例很少，多要求转院)，技术不好提高。如果扶贫在配设备的情况下，再根据所配的医疗设备而配专业技术人员下乡，就可以手把手地教技术，这种技术确实能派上用场。来就诊的病人中，有不少人想做检查，但做不成，只好打发到外地去查。如果当地能查，既方便病人，又能吸引更多的病人，诊断率提高了，病人自然就多了，医院的收入也就多了。有受援点的人说：“与其你们下这么多人，花这么多钱，还不如用这些钱给我们买些设备，再让我们的人到你们医院进修学习。这样你们也不用抛家舍口地到这千里之外的山沟里受这种苦，我们也实惠点……”

　　2006年6月14日，我专程赶往清水县了解下乡工程的情况，先是在一家距县城不远的乡卫生院，问到挂号兼药房里的两位女士，结果两人皆不知该项造福当地百姓的事儿，令我诧异不已。一名医生知道，他对我解释，这两人是聘用人员……

　　后来，在县医院，我循着就医指南找到位于该院二楼的支农医生办公室。从就医指南上，我知道该院有一位来自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在学术上颇多造诣的学术带头人宋兵医生。宋医生三十七八岁，曾出国深造，在省上的大医院一年内做心脏手术多达280例以上。但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得出这样一点印象，即像这样的专家在下乡支农中如果安排在市一级医院，可能会发挥更大的示范作用，但如果在县级医院工作一年，也只能是做做咨询了……

　　通过交谈，我感到，宋医生还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专家，也很想发挥所长，服务农民兄弟，但在这所县医院里，似乎没有他的舞台!

　　我想，城市医师支援乡村卫生工程的方向、目标都是好的，也是对的，确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在具体的操作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进一步研究、去探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好。

　　对“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的系统采访，在我脑海中形成的印象，可以用“多赢”二字来加以概括。通过这项惠民工程的实施，缓解了农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政府赢得了民心，群众得到了实惠，医务工作者得到了锻炼，基层医疗机构得到了发展。

　　甘肃省“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实施至2007年12月的3年时间里，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一是立足实际，真帮实扶，有效缓解了广大农民群众缺医少药的问题。据统计，项目实施以来，43个受援县医院和350个卫生院的门诊量分别比项目实施前同期平均增加了23%和67.5%，住院病人分别增长了56.3%和62.9%，业务收入分别增长了89%和85.6%。在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增长率更加明显，人均住院费用分别下降。350个受援乡镇卫生院能开展妇产科和普外科手术的卫生院数，由2004年的162所上升到2007年的310所，上升了91%。通过对10个常见病种的治疗费用的调查分析，在县内医疗机构进行治疗的总费用比到省、市级医院治疗总费用平均节约了500—3000元，每例手术平均节约近1000元。据粗略估计，仅此一项就为受援地区农民节约3460多万元，加上交通及家属陪员生活等费用，直接减轻农民群众经济负担4000多万元。

　　二是拓展业务，加强培训，基层医疗卫生部显著提高。自项目实施以来，支农队员指导受援单位开展新技术和新项目2104项，利用闲置设备970余台(件);开展义诊5万余次，接诊患者人数200万余人，医疗队员开展手术3.4万例，指导开展手术近30万例，疑难危重病例组织会诊讨论20万余次。各医疗队对受援单位工作人员带教11256人，举办培训班1.48万余次，共培训卫生技术人员35万余人次，累计制定工作制度5720项，制定相关专业规范4327项，受援单位的病历合格率达到了85%。

　　三是开展健康教育，强化公共卫生，有效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状况。防疫、妇幼专业人员走村人户，深入学校、田间地头，广泛开展健康教育知识宣传，帮助基层卫生机构建立完善防疫、妇幼等公共卫生工作的各类制度和规范，指导改水改厕，动员孕产妇住院分娩，开展妇女病普查和诊治，开展常见疾病预防、食品卫生、地方病防治等知识的普及宣传，使当地群众的健康意识和防病知识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进一步提高了公共卫生管理水平。医疗队员通过手把手的带教，培训了一大批乡村医生和妇幼保健人员，农村预防保健三级网得到进一步巩固。据不完全统计，项目实施以来，共组织开展农民防病知识讲座2万余次，编写科普宣传资料100万余份，主办卫生知识宣传专栏8968次，支农队员在乡村小学开展健康教育课7685次，项目地区乡级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和儿童系统管理率分别提高16%和14%，住院分娩率提高了17.35%，儿童“四苗”和“乙肝”接种率分别上升了4.2%和5%。

　　四是经受锻炼，增进感情，进一步提高了支农医疗队员的自身素质。医疗队员为了尽快适应情况，胜任工作，主动与当地医务工作者进行交流;学习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们因人、因地、因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和锤炼了自己，从过去习惯依赖于设备检查和治疗专科疾病，转变到注重提高诊疗的基本功，创造简、便、廉、验的治疗办法，成为能诊断和治疗各种病的多面手。医疗队员通过直接为农民群众送医送药，治病救人，体察社情民意，切身了解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增进了与农民群众的感情，经受了思想教育，提高了自身道德修养，调动了他们更好为人民健康事业作贡献的积极性。调查显示，项目地区的患者对医疗队员服务技术水平和服务态度满意率达到了92%以上。在提高医疗队员自身素质的同时，也为支援单位培养和锻炼了一批人才，树立了城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良好形象。

　　时任省卫生厅农卫处处长曹义武、副处长王建华给我介绍，通过卫生支农工程，全省受援的43个县医院和350个乡镇卫生院的门诊量比项目实施前同期平均增加了19.6%和65%;350个受援乡镇卫生院能开展妇产科和普外科手术的卫生院数，由2004年的162所上升到2006年的298所，上升了84%。农民因病致贫的比例下降了7.6%，当地农民小病看门诊，大病去医院的状况平均上升10.6%。通过对10个常见病种治疗费用的调查发现，由于就近就医，治疗总费用平均节约了500元至3000元，平均每例手术节约近1000元，仅此一项就为农民节约2000多万元，加上交通及家属陪员生活费用，直接减轻农民群众负担3000多万元。

　　至2008年10月，共支援了全省49个贫困县和少数民族县的县级医院，还同步在这些县支援了近500所乡镇卫生院。

　　“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甘肃省的项目工作得到了卫生部及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这一项目在全国已由2005年唯一试点省，扩展到中、西部21个省市区组织实施。2007年2月6日，卫生部在兰州召开中西部21省(区、市)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会议，甘肃省向与会代表们汇报交流了主要做法和体会，为全国卫生支农工作的实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省卫生厅农村卫生工作处方剑平处长告诉我，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索，卫生部已作出决定，要把城市医师对口支援农村这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坚持下去，在农村建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要常年有城市医生坚持在农村工作，面对面地为农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方剑平说，这种短平快的做法，能够在短期内很快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能力，是为加快农村卫生事业发展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