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篇 四十年的温暖记忆

      四十多年前,大批北京等城市的医务人员来到贫穷遥远而又陌生的甘肃。他们过去在专业分科相对较科学细致的医院工作,来到农村基层后,都经历了一个“从专到全”的凤凰涅槃的过程,实现了从专科医生到全科医生的转变。对医务人员来说,面临着个人发展与人民群众需要之间的取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的是默默无闻地奉献,有些甚至一辈子扎根于甘肃农村,其选择与牺牲感天动地。诚然,很多医务工作者从自身发展来讲,都希望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抱负。在一些手术台都是临时搭建的村庄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医疗设备,诊断、手术完全靠医生的理论储备和经验积累,从医生个人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讲,存在极大落差。而当时,从北京、上海等地赴甘的医务人员,很多都是放弃了自己成长、发展的前途,来边远的甘肃服务,他们的个人牺牲促进了甘肃医疗事业的发展。在甘肃,他们培养了大批当地的“赤脚医生”和青年医生,为医疗事业的延续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医疗卫生的进步,也辐射到其他行业和领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理念。殷曼莉,中共党员,曾是北京医院一位中央首长的保健护士,也下放来到陇西县北关卫生院安家落户。她的爱人从北京市卫生防疫站一把手的位置上随同赴甘,在陇西县生产指挥部工作。甘肃省人民医院的胡素坤,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业务能力很强,曾经在武威农村工作过一段时间。胡素坤的爱人原在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任教,从事外语教学工作,来兰后,他就职于兰州大学外语系,为甘肃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由于这一大批医务人员几乎都是举家赴甘,并且他们的配偶在其他领域层次和学术地位往往都很高,故他们的到来不但对甘肃的医疗卫生事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甘肃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事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几十年过去了,陇原人民没有忘记他们----从北京来到甘肃的医疗队,那些随医疗队举家搬迁来到甘肃的大夫、护士、工勤人员还有他们的儿女们。历史深处,回响着他们的脚步声,他们充满着爱心的平凡且又伟大的事迹,已深深地铭刻在了甘肃人民心里。

  生命是一盏燃烧的灯

  夏恩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妇产科医生,1955年9月毕业于西北医学院。1970年1月,她所在的北京月坛产院整体下放到甘肃靖远矿区。她的爱人胡东成,时为北京建筑研究院室主任,也毅然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自己热爱的事业,携手当医生的妻子,一起来到靖远县,为当地的工程建设,默默无闻地奉献了十个春秋。

  今天,夏恩兰作为中国妇科内镜医学——宫腔镜诊治医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早已攀登上了医学科学的殿堂。1990年,她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宫腔镜电切术并专门从事宫腔镜技术的临床、科研和技术培训,1993年创建了国内首家宫腔镜诊治中心,手术成功率达国际先进水平,被誉为 “中国宫腔镜之母”。

  生命是一盏燃烧的灯。

  夏恩兰,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还身兼首都医科大学妇产科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宫腔镜中心主任,国际宫腔镜培训中心亚洲分中心主任的重担。当曾患不孕症的妇女怀孕后向她报喜的时候,当她采用新技术使数万名女性解除痛苦的时候,当她的“宫腔镜的临床应用与基础研究”获得了200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时候,夏恩兰进入了收获的季节,她收获的不仅是丰硕的科研成果,更是千万个母亲的微笑……

  一

  当年的靖远矿区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生活十分艰苦。夏恩兰与下放的医务人员们住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里,房子特别窄小,进门就是炕。时逢寒冬,北风呼号,冰天雪地,寒冷异常,夏恩兰拿出从北京带来煤炉,准备搪炉子,但这里属于半沙漠地区,根本找不到有黏性的泥土,她就只好把头发、麻绳掺在沙性的土里,勉强地糊在炉壁上。

  当地副食和蔬菜极其匮乏,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是在入冬前购买大量的萝卜、白菜、土豆,然后储藏在地窖里,一直吃到第二年初夏。而从北京来的医生们是在春节前到达矿区的,压根没有蔬菜可吃。每人的粮食定量只有28斤,其中一半是苦荞麦,一半是全麦粉。几个月后,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病倒了。夏恩兰善意地建议夜班饭能否粗粮细做,结果却被打成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代表,挨了批斗。在极左风潮大行其道时,夏恩兰的精神和肉体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夏恩兰的内心都很平静,乐观。她说,生活就必须无畏,从容不迫,含笑面对。

  来年的春天,医生们纷纷开始了学着自己种菜,养鸡。但是,本来养得挺好的鸡,突然就死了。夏恩兰想,可能是闹鸡瘟了,得赶快找疫苗,才能制止鸡瘟的蔓延。于是,料峭的春寒中,她搭上运煤的汽车,一路颠簸300多里,来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找到了一位曾与她一起下放的同志索求疫苗。回来后,她先在自己家养的鸡身上做试验,效果很好。而后,她又教会兽医站的工作人员给老百姓的鸡打疫苗,预防了鸡瘟疫的流行。

  初到靖远矿区时,医院尚未建成,北京来的医务人员无法开展医疗工作,他们每天除了政治学习就是劳动。隆冬腊月,北风呼啸,夏恩兰被派去清除“厕所”(实际是个大坑)里冻结的粪便,一镐下去,冰茬溅了她满脸满身。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夏恩兰都默默地承受着,她心里最着急的就是这里本来就缺医少药,却又不能开展医疗工作,荒废了医生们的专业,浪费了宝贵的人才。

  渐渐地,“革命”的风潮从单纯的政治运动转向为偏远山区送医送药,后来,大家在生活条件极差的环境下,开始自己动手建医院。医疗设备都是从北京带来的,装卸全靠医护人员肩扛,棍子翘,很多医生累病了。好在经过了一段艰苦日子,医院的房子盖起来了,医生们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最先接诊的就是妇产科。担任科主任的夏恩兰把医护人员分为5个组,从容不迫地开展医疗工作。时间就是生命,医生的宿舍跟医院只有一墙之隔,为了抢救病人,她们经常从宿舍翻墙到医院的急诊室,时间长了,高墙竟然让她们爬出个大豁口。自从妇产科开诊后,新生儿的存活率大大提高,在当地的口碑也越来越好。

  但在甘肃的10年中,有一个现象深深刺痛着夏恩兰的心。在当地的风俗习惯中,女性不能没有子宫,一个女人一旦因为患病摘除了子宫就被视为没有了性别,不男不女,猫狗不如。因此,那些因病不得已而摘除子宫的女性,在人前都不敢抬头走路,甚至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女性患病已经很不幸了,而因病遭到歧视,衍生出的悲剧又会给女性带来更大的不幸,她们最终不是遭遇离婚,就是酿成家庭暴力的悲剧。作为妇产科医生,夏恩兰常常眼看着子宫出血已经威胁到病人的生命了,却不能实施子宫切除手术。

  有一个经历,夏恩兰至今难忘。一天,妇产科里抬进一位处于昏迷状态的中年女性,夏恩兰检查发现,是由子宫肌瘤引发的大出血,病人的血色素已降至1.5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立即做子宫切除手术”。夏恩兰斩钉截铁地说。

  然而,病人的丈夫,一位当地有头有脸的局长,却在闷头抽了一阵烟后,一脸恐惧地冒出一句话:“不!不能切子宫,没有子宫不男不女的就成怪物了。”

  面对陋俗的残酷,夏恩兰震惊了,她目睹了世俗偏见的根深蒂固,即使这样一位有一定身份的领导干部也摆脱不了习俗的影响,在世俗面前,科学失去了力量,思维失去了智慧,人们丧失了正常的判断能力,她既同情又气愤地对病人的丈夫说:“这样出血会死人的,人的命要紧还是子宫要紧?”

  但夏恩兰交涉无果。再延宕下去就会失去挽救病人生命的机会,她迅速请来医院的党委书记,直到党的干部出面做工作,这位固执的丈夫才肯签字手术,最终使命悬一线的病人得救了。

  夏恩兰胜利了,但她却以女性的悲悯之心品味着那些失去子宫的女性的苦楚,对她们抱以深深的同情。

  然而,夏恩兰也常常心生惋惜。她从切除的子宫里发现,有时子宫里就是一个小小的息肉在作祟,有时是一个小小的粘膜下肌瘤,或者是子宫内膜功能性的异常增生,有些病因在卵巢功能异常,子宫本身没有病变,但子宫却作为替罪羊被切除了,这些被切除的子宫好冤枉呀!遇到这种情况,夏恩兰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如果有一个内窥镜看到宫腔里面病变的情况,并且通过镜子能够把病变取出来保住子宫该多好呀!这样病人的生命被挽救了,子宫也不用切除了,痛苦减轻了,健康恢复了,女性在家庭中有地位,生活着也有自信了,对女性的人生都是一个改变。

  解决妇女的病痛,使她们抬起头来,自强、自立地做人,成为夏恩兰追求的目标。夏恩兰发誓一定要找出一种既治病又不切除子宫的办法,最大限度地解除女性的痛苦。

  但是,在当时社会动荡的环境中,在贫困的甘肃靖远县,这些美好的憧憬只是夏恩兰脑际挥之不去的旋律,她只能带着遗憾,把梦想埋在心里,期盼着科学春天的到来。

  二

  夏恩兰重返北京时,已人到中年。

  1989年12月,她从一本英文医学期刊上看到了一篇介绍宫腔镜诊疗技术的文章,在操作方法、治疗原理方面,竟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是一项集光、电、超声、显像、视频技术和诊疗为一体的医疗技术。当时,BMJ上的这篇文献并没有引起我国妇产科医学界的普遍关注。但是,夏恩兰却从中洞悉到妇科医疗革命性的时代即将到来。半年后,由她开创的中国宫腔镜电切技术,即被永远地载入中国妇产科临床医学的史册,成为妇科医疗技术革命的里程碑。

  历史的长河在不断地弃旧迎新中奔腾向前。夏恩兰成功了,她奏响了中国妇科临床发展史新的华彩乐章,她使病人保留了完整的女性生殖器官,保留了女性的肌体完整,是名副其实的子宫的保卫者。

  生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延续。夏恩兰,一个81岁的老人,至今仍以中国宫腔镜临床医学的领军人物活跃在临床、科研、教学的舞台上,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继续保卫着人类“生命的宫殿”,在人类“生命的宫殿”里创造着奇迹,也创造着自己多姿多彩的人生。

  夏恩兰是中国妇科内镜的旗帜性人物,在宫腔镜技术方面,她在国际医学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她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在国际上都是很前沿的技术。更为难得的是,她攀登的不仅仅是医疗科研的一座座高峰,同时,她也向人类的生理极限发出了无畏的挑战。每年上千台的手术和上千台的检查,像她这样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像她这个年龄,仍然致力于妇科内镜知识的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做宫腔镜技术的推广工作,在中外专家中没有谁能做得到,她是唯一的,是独一无二的。

  无 悔 人生

  马明良,1968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同年分配甘肃渭源县。1983年进入甘肃中医学院任教,主讲中医内科,并任教研室副主任,兼84级班主任。1990年回京,执教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2年7月7日晚,我拨通了马明良老师的手机。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听到甘肃省开展“六•二六”活动的消息后,十分激动,从晚上21:30一直和我聊到22:50。在长达80分钟的长途电话中,他谈了很多留在甘肃的记忆。2013年秋日的一天,我在北京拜见马明良老师。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一位学富五车、无私无畏、开朗幽默的高级知识分子,每一句话都充满着阳光和智慧,不时讲出的一句“渭源话”听上去也那么亲切,可亲可敬的医者仁心近在眼前……

  一

  马明良属马,生于1943年,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他出生在一个医生之家。爷爷马绍兰,在南满医学堂教书,使得他父亲和三个哥哥,一个妹妹能从南满医大毕业。父亲马光乃是个外科医师,在铁路工程局医院工作,非常勤恳、认真,不辞辛苦。每当医院有危重病人,经常来人半夜把他叫走,做急诊手术,往往一宿。在修建丰沙铁路及宝成铁路宝略段时,经常有工程塌方事故,他不辞辛苦去那里驻勤、救助,为工人服务。1958年因积劳成疾患胃癌去世。马明良因父亲的病逝而悲痛,为了解除广大人民的病痛,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

  1967年夏天,马明良从6年制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了。9~12月,他踊跃报名,参加卫生部第二批赴甘肃河西走廊巡回医疗队,在山丹县霍营、军马场工作。在那里,他向老师及当地医生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场观摩了北京同仁医院李荣德教授的金针拨障、白内障囊内摘除及囊外摘除手术,学会了拔牙术,做了第一例倒睫手术;尤其是邱树华教授全心全意为病人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他。当时有个患阑尾化脓穿孔穿孔的病人,满肚子的脓液,每天邱老师不辞辛苦走十几里路去给病人抽脓、冲洗和打抗生素,经过半个多月时间的治疗,基本恢复了健康。这让初做医生的马明良认识到,救死扶伤,为病人服务,是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明良是1968年8月来到甘肃中部干旱、贫困的渭源县的,在偏远的北寨公社卫生院、庆坪公社卫生院,他工作、生活了四、五年时间。“当时全年级87人全部被分到西北五省,甘肃分去27人,我是其中之一。来到渭源的那一天阴雨连绵,县城街道非常泥泞。离开北京时穿着短袖,到了当地,已经该穿绒衣了,但衣服都打在行李中,十分寒冷”。 他说。

  北寨公社地处北山干旱地区。这里有一条秦祁河,流淌的是咸涩的盐碱水;公社在一个坪上;走出去五里才见到三、五家人;在离北寨公社20余里的纯山区秦祁公社,当地的老人有的还盘着清代的大辫子,一辈子没有见过汽车和火车,也没走出过那大山……当地农民点灯用的煤油,要靠抠鸡屁股,用鸡蛋去卖钱,才买半斤煤油。而且使用也非常节俭,仅晚上做饭 点一会。由于灾荒,国家给的救济粮,他们无钱买,就只好无奈地先借钱,先买上一半救济粮,然后再把这部分救济粮高于平价两倍的价钱卖出,再去买另一半救济粮及还借的钱。这就是当年农民生活的写照。同样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地的农民群众生活非常艰辛,又非常纯朴。交公购粮时,老乡们晚上不睡觉,把收下的自留地里的那点最好的粮食连夜用连枷打好,送到粮站。

  初到甘肃,马明良首先要过的是生活关和语言关:吃洋芋,喝罐罐茶,担水。他挑着水担,踩着秦祁河中的石头,谨小慎微地走过去。河水是盐碱水,不能食用。他趟过河去,是为了取那含碱相对少一些、清一些的渗沙水。就这样,他一步一步地融入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中。学会了听当地话,如,劲大得很——很重,腔子疼——胸痛。把叔叫爸,爹叫大。

  为了少花钱,治好农民的病,马明良发挥中医药简、便、效、廉的特点,设计出一些简便方,为农民治病。“技术上,必须简便廉治病,因为当地人一个壮劳动力一天才挣8分钱,很穷。这就需要懂得那里的人民,有同情心。”怎样用最少的钱治好老乡的病,成为他特别操心的事。为此,他虚心向当地赤脚医生学习,采摘中草药,为乡亲们治病。

  为熟悉当地产的中草药,马明良向当地赤脚医生学习认药,如:农民把防风叫野胡萝卜、野马牙等,学会了“要寻野党参跟着香味寻”等采药的口诀。并根据草药绘画出图,写上当地的土名、别名。为了了解更多的地产药材,他特地跑到县图书馆去借孔宪武教授的《兰州植物志》,但是被一位“部长”阻挡,那人狠狠地说:那是毒草,封存不借。“文革”难道是没有文化的时代吗?后来,“部长”走了,他又好话和一位和善的工作人员协商,她同意借给他两本农业上的有中药图的书。他喜出望外,立即扑下身子,通过中草药实物及这两本图谱,绘画了一百三十多张中药图,并在下面写上药性、功效,注明用途。这些由水彩加墨水精心画成的彩色画图,对于培养当地赤脚医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这些珍贵的图谱被送到省上参加中草药展览,最后下落不明,大约是被人“收藏”了。

  二

  1969年,马明良被派往靖远县“打拉池”, 参加国防工程建设,住在地窝子里和部队一起修建洞库机场。在民兵团定西营卫生所,他曾经用中药地榆槐角丸治疗痢疾,解决了抗生素不足的为题。那里风沙很大,十分干旱,靠近宁夏盐池地区,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别说见不到鱼,就连酱油都没有,每次从北京回来都会带些酱油块,必要时放一点在锅里。

  在经历了3年的风刀沙弹的洗礼后,马明良结束工作回到了渭源,后调至庆坪公社卫生院。在这里,他在为老乡看病的同时,还定期培训赤脚医生,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践教育,讲基础的诊断、示范、防治常识。也是在这里,他与庆坪卫生院的甘肃临洮籍中医靳凤英喜结连理,组成了幸福家庭。从此,他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甘肃女婿,不但渭源话说的流利,还学会了喝罐罐茶。“入乡随俗,少放点茶叶煮煮,就跟人家能拉上话了。”他风趣地说。

  每次下乡出诊,马明良除了身背药箱,还要手提一根打狗棍,几乎过一两天就要下乡,常常跋山涉水几十里。在农村,学中医的他深受农民欢迎,他采取中西结合为农民群众防病治病、解决疾苦,涵盖内、外、妇、儿、眼、骨等各科。北寨信用社一位患者多年胃胀痛,腹部有振水声,他用伤寒论中的苓桂术甘汤治疗月余缓解。庆坪李家窑一位患者,患肠梗阻,用中医复方加大承气汤治疗,效果很好,避免了手术……北寨康家山,一位产妇产后胎盘置留,经他紧急处置,产妇平安。北寨陈家沟一位产妇,难产横位,胎儿胳膊先出,经他正确处置保住了产妇。他还曾经徒步70里路,将一位患肝硬化腹水的患者送至大医院。那些 年, 他做沙眼倒睫手术,学会了下颌孔麻醉手术,也完成了不少例拔牙手术。

  初到渭源县北寨公社时,马明良曾碰到下堡子一个叫师禳的农民,他有个腹痛的病,当地所有的医生都给他治过,但一直不见效,见了他都摇头。这次他家人请马明良去他家给他诊治。经仔细询问病史,他这个病是1958年在引洮工地上得的。饭后突然剧烈疼痛并呕吐,过后缓解。以后因反复腹痛,不能劳动,为治病,家中把所有可卖的都卖掉了,可谓是家徒四壁。炕上连一领草席也没有,仅有三石一顶锅。看了这个情景,马明良心中酸楚,又仔细地对他进行了检查,发现病痛部位位于上腹部,在剑突右有压痛和轻度反跳痛,整个腹部有揉面感。他联想到六六年初在北京康庄医疗队,随康廷培教授也曾诊断过一个类似病史的急性病患者。在此,立即想到这个师禳可能是急性胃或胆囊穿孔后,引起的慢性腹膜炎;于是他找到他们的队长,说师禳这个病需要住院,做个钡餐透视及手术。队长给他借了些钱,到定西检查治疗,最后确定为胃穿孔及慢性腹膜炎。做了手术后,回来再未有腹痛发作,且饮食也逐渐增加,可以参加农业劳动了。这个事使他感到当医生为农民解除病痛的重要,从此以后看病越加细心认真。病痛可以使一个农民家庭贫穷,甚至破产。由于此病例,马明良赢得了卫生院人员的尊重及社员的好口碑。

  那几年,渭源中毒性痢疾流行,这种病多发于学龄前儿童,病死率较高。一般教材告诉我们夏季是痢疾病高发时节,但当地为什么总是在春耕时突然发生呢?他翻了许多教科书及微生物学资料,书中提到,痢疾杆菌在潮湿低温环境下,不易被灭活。当地是二阴地区,夏天不热,农民没有腐熟人粪尿的习惯。春耕时,用手接触含痢疾杆菌的肥料,就易使痢疾发生。尤其是学龄前儿童初次感染此类病菌,故会暴发中毒性痢疾。患病发后必须积极抢救。1976年,马明良被调入县医院。中毒性痢疾发病仍然很多,病儿一来就昏迷高烧抽蓄,病情十分严重危急,值班有时一上午就连续入院四、五个中毒性痢疾患儿。在县医院院长王寿柏指导及其他医护人员帮助下,他常常顾不上吃饭,全身心的投入抢救工作中,挽回不少患儿生命。

  记得在1979年,内科病房来了一个成年急性重度腹泻脱水的患者,病人一天就拉得皮包骨,双眼窝深陷,血压低,心音弱,不立即抢救就有生命危险!当时以高敏文医生为主,他和另一位大夫同心协力,一方面给病人输血,同时手指抹上凡士林用手捋胶管,同时又扎两个输液瓶输入液体,经过一上午的抢救,病人的脱水缓解了,经过大家精心治疗,患者很快康复出院。那是他一生治好的最危重的一个病人,大爱无垠!

  七十年代初,马明良还参加大规模的计划生育手术,协助刘宏、任华明及其他同志共同完成了计划生育任务。他也曾尝试做了硬膜外导管麻醉及小剖宫手术;“每天从早晨6点干到晚上7点,一天时间,就在两张手术床上做三四十例结扎手术及少量刮宫手术,劳累至极。”

  “老乡们常常拿来几颗洋芋或几个鸡蛋回报我,用一碗浆水面或几个剥皮梨招待我……你出诊在农民家,他们留你吃饭,家中没有白面,他们就会到邻居家借上一碗白面,回来给你做白面饭。这样的纯朴,在心中能不感动吗?我心中时时有甘肃,那里的农民至今难以忘怀。”马明良感慨地说 。

  三

  马明良是1983年初, 经参加公开招聘考试后,到甘肃中医学院任教的。

  半年后,学院安排马明良参加卫生部在上海中医大学举办的为期五个月的高校师资进修班。在那里,他与全国中医学院的教授们相互切磋、交流,多年的医学实践和理论研究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也使他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试讲时,马明良提出“常见病的鉴别”,并搜集了许多文献,对“发热症”进行鉴别,各位老师听后,感到很有必要,很受启发。

  回校后,马明良承担部分中医内科的教学工作及实习指导。他想方设法克服教具缺乏、教材不足的困难,亲自制图,抄写文献,以便于学生理解和对比。教学中,认真备课、查阅资料,讲课引经据点,生动活泼,课堂气氛热烈,深受学生喜爱。如讲偏头疼时,他举了一个基层医生没有详细询问病史,却三下五除二,误将病人三叉神经痛引起的痛牙拔掉的事例,告诫学生们临床应加强诊断基本功,也要善于学习西医知识。他经常循循善诱地教育学生,要热爱中医事业,“中医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学习它,一定要多实践、多临床。多学习,就是学古人、学今人、学书本、学文献,提取精华、提升疗效,总之要师而不泥,就像画画。”

  从临床医生到教授理论,从基层卫生院到大学讲坛,对不善言辞的马明良是个考验,也是学习过程。“这是自己人生的一个极大转变。”他说。他开始了从一个单一的临床医师向一个“杂家”的转换。

  1986年,学院为增强学生的中医理念,分配马明良兼任中医84级年级主任,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大难题,他从来没做过一百多人的管理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与学生辅导员孙文君商量,首先从抓好文体活动入手,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观念,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学生说,很多同学都是从贫苦的农村中来的,能有上大学,学习专业的机会不容易,要珍惜!学好知识、运用好知识才能为人民服务!才对得起父老乡亲们!在此基础上,狠抓上课出勤率。因为他常去教室点名,故学生给他起了个绰号“马点名”,但这也有效促进了学生加强纪律,认真学习的自觉性,养成了他们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业务骨干,在为中医事业做贡献。”其中研究生有陈耀来、张恭、赵和平、李海乾、黄天生、郭军、何建成、贾孝荣、剡雄等。为了促进“三北”地区中医内科学的发展,由任继学教授创办“三北”地区中医内科协作会,组织编写讲稿和统考。甘肃中医学院中医内科教研室在王俭主任的领导下,由马明良搜集编写多选题,以适应新型的考试。经过三个月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中医内科多选题”一书的编写。许多学生因此在统考中取得良好成绩,其中优异者郭义和张军萍还考上了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

  2009年仲夏, 适逢甘肃中医学院校庆和84级同学毕业20周年,马明良专程从北京来到兰州参加联谊活动,有87位同学从全国各地赶来聚会,他们都已是中医的骨干力量,多位同学担任院长、科主任。“长江后浪推前浪”,看到昔日的学子成为中医事业的栋梁之材,看到甘肃中医学院的发展变化,马明良喜从中来,泪花纷飞……

  在和马明良老师通话几天后,我收到了他抱着病躯,伏在床上给我写下的一封长信。马老师于2011年不幸患大B细胞淋巴瘤,经过几次化疗,病情刚刚有所好转。

  马明良在渭源县工作了14年,在甘肃中医学院任教8年。“踏实工作22年,我的黄金时代贡献给了甘肃人民。我对淳朴的甘肃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尽职尽责了。”他真诚地说。

  立德、立功、立言,乃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三立完人”的准则;“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则是古代医生的行为规范。今天,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作为医生,马明良都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因为他做到了……

  马老师,甘肃的老百姓向您致敬!

  大 爱 无 垠

  韩菊芬,庆阳市妇幼保健医院原副院长, 曾在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院办卫校学习,结业后留院工作。她说:医院里那些北京天坛医院下放医务工作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医德医风时时感动着我的心,为我一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打下了稳固的思想基础,他们的精湛技术也成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和楷模。四十多年过去了,和他们相处的美好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一

  章仲恩是口腔科医生、技工,也是我的恩师。他出身于一个口腔世家,自小跟随父亲学习口腔病的诊治和义齿的制作,有一手精湛的口腔诊疗技术,有着娴熟的技工业务能力。经他诊治的患者,无不对他称赞有加。

  1972年3月集中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口腔科工作。章老师对我要求很严,在指导提高我的业务能力的过程中,他有着十二分的耐心。他一个病例一个病例地讲,手把手地教,一边操作一边讲解。从问诊、诊断、治疗方法的选定到病历书写以及整形手术的构思、设计(尤于唇裂、腭裂、牙槽骨整形)、实施,不厌其烦地演示、提问、指导和纠正,让我受益匪浅。有这样的好老师指导,我利用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向他学习,苦读了《口腔学》《整形外科学》等专业书籍。在章老师的关怀指导下,我仅用一年多时间就能够独立完成口腔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查、防、治和唇裂修补、牙槽骨整形术。后来,我又跟章老师、技工室的米俊英老师学习义齿制作,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了局部义齿和全义齿的制作、安装及调试。对我的努力,章老师很赞赏,夸我是他的得意门生,而我也以能有这样的好老师而自豪!后来因为工作调动,我离开了章老师。但我又怎能忘记他呢?每次到庆阳,我都要去探望他。每次章老师假道西峰回北京,都会来看我。

  恩师带给我的影响是一生一世的,而我们那跨越地域的师生情也将是永远的!

  二

  王瑞琨老师是一名默默无闻、踏实执著,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而又训练有素的资深护理专家,是深受我们尊重的好老师!对我而言,她更像是我的妈妈!

  王老师的爱人在上海,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她只身一人来庆阳工作。由于没有家庭负担,她除吃饭睡觉外,一有时间不是帮别人当班做治疗、发药,就是在病房打扫卫生,帮病人整理房间,或是为病人做综合护理,守在危重病人床前做特护。有谁知道,当她自己患病时,由于是一个人,家里无人照顾,孤独而寂寞。

  她是我外科护理的第二位兼教老师。为了让护士长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我们学员的理论知识和治疗技术培训,她不怕苦,不怕累,积极主动承担起一些繁重的工作。每天除带我们护理病人外,还带我们给病人扫床、铺床,洗头、洗脚、剪指(趾)甲,甚至接屎端尿。她告诉我们,这些是护理的第一课,也是必修课。我们的学习就是要从小地方入手,从小事做起,甚至从苦处、脏处、累处着手!干不了这些小事,就干不了大事!这些事都干不好,那护士你就免谈了!她还教我们怎么通过护理过程与病人建立友好关系。她说,只有病人相信你了,认可你了,才能接受你的治疗!话语简短直白,但却道理深刻。就这样.她做我们看,而我们做她指导。她很执著,认定的事不但要干,而且要干好。她对病人如亲人,给病人洗完脸,梳完头后,要让病人对着镜子看看,病人满意了她才罢手;我们为病人剪完指(趾)甲,擦完背,更完衣,她会问病人是否舒服,病人说舒服了她才让我们放手。她有着深厚的护理知识和护理经验,除做好本分工作外,还经常给资历浅的大夫及时提供诊疗建议和意见,避免了因经验欠缺而导致的事故发生。她教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在她的班上,发药、输液、打针都井然有序;护理文书书写整齐,内容齐全;工作环境如护办室、治疗室及病房的卫生,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东西摆放得有条不紊。她工作出色,让护士长满意、同事们满意、患者更满意,更赢得我们这些学员的敬佩!

  工作中王老师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和操作规程,对违章违规行为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不论是谁错了,都得承认了、认识深刻了她才肯放过,显得是那么的“冷酷无情”;但在生活上,她却把我们当孩子看待,经常问寒问暖。当我们哪个实习的同学病了,她总是主动下碗热面条送到床前;当我们学习上、工作上有了进步,她总是夸个不停,高兴得合不拢嘴。她看准了我勤学上进,吃苦耐劳,人又老实,就经常主动给我多教多说,讲一些工作上、生活中的趣事来激励我。她常对我说:“你们这些孩子这么小就离开了家不容易,离开了妈妈,需要我们这些长者好好照顾你们的成长才行!我的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她们和你们年龄相当。每当看到你们这群生龙活虎般的孩子时,就好像是看到了我的女儿!”王老师的困难是每年探亲往返时无人接送,我就主动去接送她;她家烤火取暖的大炭、煤球拿不到台阶上的家里,我就主动给她送到家;有时还帮她挑水,帮她取药照顾她……就这么一点点举手之劳的小事,对我这么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本不算什么,但她却千恩万谢,十分感激。有时她风趣地说,我是“三”,老大老二不在家,这些杂事就全由“三”承包了!做她家的“三”,我觉得很值得!她给了我母亲般的关怀和温暖,我从她身上学到了优良的品德、精湛的医疗服务技术、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谈笑人生、乐观积极的处世态度……

  三

  张宗梅,门诊部治疗室一位为人敦厚、耿直,敢说敢为,实事求是,于细微处见大德的老护士长。而她在工作上的严谨态度,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是非分明,对讷于言辞但却工作踏实积极的同志一贯撑腰打气,而对投机钻营、爱慕名利的人则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有力地端正了科室的风气。她教给我们的其实就是一句话:荣誉要靠踏实努力来取得,而不是靠投机作秀来窃取。

  她严格执行治疗、护理工作和交接班的“三查七对”操作规程。有学员接班时清点不严少了针管,还有学员自己抄错了治疗单却硬说是上一班的同学给弄错的,张老师都要认真调查,发现是谁的错,都要严肃批评,语重心长地加以告诫。她说:“当医务人员,首先得有良好的品德,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医德。我们从事的工作人命关天,来不得半点差错!一有错就推给别人,你下回还能改吗?改不了下回捅了大娄子怎么办?再说,都这样做人做事,谁还能与你合作共事?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合作怎么行?”她这些话入情入理,使当事人受到深刻的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年来,一想到她这些话,我就意识到我肩上的责任。

  她坚持不泄露医密,维护患者权益,杜绝了各类医患纠纷的发生。记得1973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地某校师生送来一个腹痛难忍的女孩。女孩才14岁,排除内外科急诊,她被妇产科主任确诊为先天性阴道闭锁症,也就是说月经已来潮而无阴道导致血瘀引起疼痛。“必须人造阴道!”妇产科主任提出治疗方案。话音刚落,就有我们的一位同学跑出去把这件事跟别的同学笑说。正说着,被路过的张老师听见了。张老师上前一把揪住那个同学,把她拉到治疗室,关上门,狠狠地批了一顿:“发育异常不是这个学生的错,你出去乱说,让她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了,给一个女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让她将来怎么面对老师和同学?还上不上学?说远点,还嫁不嫁人?我们这里是医院,病人是信任我们才来找我们看病的!她现在疼痛难忍,我们应该痛病人之所痛,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怎么能够取笑呢?你们要记住,替病人保守秘密,保护病人隐私,既是对病人的尊重,也是医护人员的职责!”张老师的话掷地有声,让我们懂得,只有高超的医术还不够,还要具备良好的医德,以及多方面的综合素质。

  她虽是护士长,但事事抢着干,不怕苦,不怕累。门诊治疗室担负着门诊急诊接待、分诊、治疗和门诊观察等多项职责,事杂,人多,要管理和应对好并非易事,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张老师不仅有过硬的治疗护理技能,还能打通医护界限,掌握多学科知识和技能。多难的事,她却驾轻就熟,手到擒来。事无巨细,她都亲自动手,为别人做出表率。

  我跟随张老师工作不过二十多天,时间虽短,但感触很深。我在她身上学到的不仅是技术,更有敢于负责的精神和做人处世的原则,还有那踏实勤谨的工作作风,就像春风润物,不知不觉间,她感染和影响了身边很多的人!她说过的好多话我今天都记忆犹新,她教的好多道理我至今都在工作中奉若圭臬。张老师,你在哪里?我好想你……

  总想为你把泪落

  冬日的兴隆山,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它以自己美丽的容颜拥抱了来自北京市第一传染病医院来到榆中县安家落户的“六•二六”医疗队,吴永胜、李夏华夫妇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吴永胜担任过榆中县卫生防疫站站长, 在榆中工作的11年间,几乎走遍了全县270个生产大队的山梁沟壑,把青春和爱心献给了这里的老百姓。

  杨秀英,一位和善、开朗的老人,如今她和老伴吴国统居住在榆中县城18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她家里的书柜,摆满了当年参加赤脚医生培训和行医时留下的书籍、笔记,甚至还有医疗站的处方、一个珍贵的储存药品的保温箱等等。这些物品,承载着“六•二六”指示在一个农村姑娘心头的深刻记忆。榆中县新营公社是走红专道路的典型,杨秀英是该公社刘家湾大队第一位赤脚医生,也是全县唯一的合作医疗站女站长。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发表后,新营公社从每个生产队选派了一个年轻人参加赤脚医生培训, 一共办了3个班,每班50人。学得好的三四十人,又参加了下一期培训。自从1962年初三辍学后,她就跟着二叔背汤头,她的爷爷、二叔、大伯都是老中医。四妈的儿子在兰州上医学院,给她买了本《医宗金鉴》,说:“姐姐,再没有别的前途,学先人的本事。”有这3年的基础,在兰州大医院来榆中巡回医疗、培训赤脚医生的老师们的培养下,她很快就成长起来。当时的授课教师有军区医疗队的韩少华、刘大夫,定远公社卫生院的丁秀山,兰州市工人医院的曹玉珍,他们系统地讲,手把手地教。杨秀英是这些学员中的佼佼者,她的内科考了99分,取得了赤脚医生证。

  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在大队合作医疗站站长的岗位上,她多次和北京来的医疗人员合作共事,她回忆说:“我学习好,医疗队一来就把我抽去了。那时候医疗队的人下来后经常在我们家休息、吃饭。经常做的是一锅子面,放点洋芋、白菜,打个鸡蛋,炝个葱花,放点胡萝卜丁,大家都吃的非常高兴。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但北京医疗队的医生们下去后,老乡们特别感恩戴德,会在洋芋地的地边上掏几颗还没有成熟的洋芋,给他们煮上。再就是摘几把嫩豆角,给她们塞在衣兜里。”

  在杨秀英的记忆里,1966年,兰大医学院的专家来了,1967年又来了一支部队医疗队,他们到处找民间的土单验方。其中有一位袁医生,是女的,又讲课又看病,干了一两个月。后来又来了一批医疗队,其中的陈大夫因为老乡生了娃娃没啥裹,把自己的床单送给了病人。“北京来的赵萍大夫,医术特别好。 1974年我产后大出血,抢救过我,守了三天三夜。 还记得有个北京301医院来的大夫,名叫潘玉莲,下乡时和我睡在一起。”

  “那些年,我一直把北京来的医疗队当做自己的榜样。出诊时我从山坡上滚下来过,泥里来雨里去是常事。怀着8个月的孩子,还背着背斗出去挖药,山下就是水库,可险了。黑天半夜的,一晚上跑了三座山,从水泉湾到打虎岔,又到上庄。接生完三个庄子的孩子,又跑阴屲,路都走不动了,屁股后面还跟着一堆人,回到家才拾掇做饭。来去十几里,人都跑晕了。有时候头天晚上出去,到第二天晚上才能回来,有的时候怀里抱着6个月正在吃奶的娃娃出诊。身上背着‘医生’两个字,不去怎么办?”

  对杨秀英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大夫石少鹏。“1977年,他来到我们医疗站,除了看病还帮着种药、挖药。石大夫是高崖公社卫生院的儿科大夫,是回民,大概40多岁,大个子,圆方脸,全脸胡。那时候,他带着一个煤油炉子,我们就给他一些洋芋和清油,面条擀好自己下着吃,他只吃我腌的洋姜。他一个人睡在医疗站,铺盖少,穿的单,冻得很。现在想起来,我都流泪呢!”

  今天,让杨秀英遗憾的是,虽然和石大夫共事了好几个月,可关于他更多的情况不得而知,“因为是男的,我们跟人家们也不多说话……”如今,人老了,十分怀旧,她时常惦记着那些曾经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北京和兰州大医院在榆中农村工作过的医务人员,如兰州市卫生局的大个子局长杨玉英,还有兰州大医院的达桂英、杨会琴、赵冬、赵淑慧……她的眼眶湿润了,想和他们叙叙旧,拉拉家常,但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他们。

  触动心灵的记忆

  张明兰,一名光荣的北京“六·二六”医务工作者。她把一腔的爱洒在了甘肃,也把生命留在了陇原!

  任耀民,榆中县水保预防监督站站长,张明兰的次子。下面的故事,就是他的自述——

  一

  1970年1月21日上午十时许,北京站一列满载着“北京市第一传染病医院”医护人员和家属的列车即将开动,站台上满是送行的人们,随着站台高音喇叭里播出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列车徐徐开动了。这时,我看见站台上和车厢里有很多人哭了,站台上的人们追赶着列车,车厢里的人哭喊着挥手……。我回头看看母亲,她已是满面泪水,我又探头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哥哥,不知道此时是该哭还是该笑,孩提时的我第一次经受这样悲伤的场面。当年的我只有八岁,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二条小学上二年级,哥哥耀武大我两岁,在同一所学校上四年级。是的,和大人们相反,我们此时的心情没有离别的悲伤,更多的是激动,甚至还有点高兴。平生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内心中有对未知环境的好奇,从小没有出过北京城的我们渴望着见到一个叫做“甘肃榆中”的地方,这是母亲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忘了说了,父亲也随我们一同前往,他虽然和母亲不是一个单位的,但因政策要求,也随母亲的单位“北京市第一传染病医院”一起搬迁甘肃,安家落户。

  “到站啦!”1月23日上午,我们乘坐的列车停靠在陇海线一个不起眼的小站高崖站。在我们之前,已有很多人在天水、陇西、定西下车了。在呼喊声中,我们匆忙紧紧跟随着下车。好冷啊!眼前白茫茫一片,下雪了,雪足有半尺深。我们的热情霎时间被激发了,欢呼雀跃,追逐打闹起来。一会儿时间,人们被安排坐上了前来接站的敞篷汽车,大约半小时后,汽车开进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是榆中县第三中学,在高崖公社所在地,一墙之隔是高崖小学。这两所学校之后成为了我的母校。),我们下车了,被招呼进教室。教室的课桌摆成了通铺,有一个火炉,几家人临时合住在一起。负责接待的人很热情地给风尘仆仆的我们送来了开水。没想到的是,这充满热情与关爱的开水却引出了一段插曲。孩子们都哭闹着不肯喝水,其中一个孩子向他的妈妈哭诉着:“我不喝这个水啊,水里有大象味儿,难喝啊……”其实,大人们也都发觉送来的开水里有异味儿,纷纷向接待我们的人询问原委,这才知道水是“涝坝”里的,而且,这“涝坝”的水是人畜共饮的,孩子们哭诉的所谓“大象味儿”的水是可想而知了。医疗队的领导急忙与高崖负责接待的同志协调,迅即派人去两公里外的高崖水泥厂拉井水,解决了风波一时的“水患”。

  从下车到拾掇着铺好床铺已是接近傍晚了,高崖公社安排三中的厨师给我们做好了晚饭。我记得很清楚,晚饭吃的是一种在北京从没听说过的面条儿,叫“臊子面”,饭桌上还特意准备了一碟咸菜和一碗醋。一天的劳顿已是人困马乏饥饿难耐了。然而,当人们吃了几口面条儿后,个个显露出了异样的表情。尤其,像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们又在大声地嚷嚷着:“面条儿不好吃,有味儿!”,大人们也在小声地议论着。是啊,味道已然变了,没有北京人习惯的口味儿了,来到甘肃省榆中县高崖公社喝的第一口水与吃的第一顿饭,除了味道不一样了,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这种变化除了医疗队每个人都有切身感触外,也如刀刻般深深地雕琢在了每个人的记忆之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随行的孩子们。其实,那碗“臊子面”在七十年代初的榆中高崖,已是款待宾客的上品饭食了,就是放到现在也上得了大雅之堂。应该说,当时人们感觉到的并不是一碗上品的“臊子面”的味道,而是普通中的不同,普普通通的差距,普通生活中的巨大反差!

  二

  在榆中县第三中学临时住了三天,医疗队的32名医护人员和随行的四十多名家属被分散到公社卫生所、小学、税务所和高崖大队的老乡家中居住。我们家被分配到高崖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居住。之后没几天,我们迎来了来到甘肃后的第一个春节,稀疏的几声鞭炮声,加上一顿与在北京时无法相提并论的年夜饭,年就算过去了。1970年3月,医疗队在原高崖公社卫生所的基础上,迅速组建成立了“高崖地区医院”。但是,由于缺少办公用房,医疗队从北京带来的大批医疗器械无法正常使用,只能封存在高崖小学的操场上,贵重器械存进教室里。此时,医疗队意识到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当地农村缺医少药,卫生知识几乎是空白,一个普通的常见病,比如儿童麻疹、肺炎、痢疾等,就可能因为医药的匮乏和耽误治疗而被疾病夺去生命。于是,医院除了在简陋的环境中正常接诊外,又将人员临时组成了数个医疗小组,开展下乡巡诊工作。记得,我母亲时常随医疗小组下乡巡诊,那时候根本谈不上乘坐交通工具,在山区农村甚至连自行车都不能骑,去哪里都是徒步。母亲下乡巡诊出去一次少则三五天,多则七八天,去的地方大都比较偏远,如龙泉公社、新营公社、甘草店公社的边远村社,翻山越岭几十里,吃住都在老乡家里。辛苦不说,回到家里要赶紧换衣服,然后用开水烫,盆子里马上会漂起一层虱子,洗头后用篦子梳理,也会梳理出虱子和虮子。即便如此,母亲也从未抱怨过巡诊的辛苦。她总是和我们说巡诊受到了老乡们的欢迎;又在巡诊的时候治好了几个病人;老乡们感谢毛主席派来了北京大夫为他们治好了病。说这些的时候,母亲真是一脸的自豪,一脸的欣慰。

  转眼到了1972年,新建的医院二层楼和宿舍区竣工了,原来分散居住的人们全都搬进了宿舍,从北京带来的医疗器械X光机、常规化验设施、手术室设备、病床、消毒用高压锅、输液架、桌椅等等全都派上了用场,医疗条件一下子焕然一新。这期间,因工作之需,医疗队有九位医护、工勤人员调到榆中县医院和县属其他一些单位工作。医院的医疗设施和科室完备后,住院部有近40张床位。老百姓有病可以住院治疗了,甚至常有定西、临洮的病人专门来高崖看病治疗。当时,农村的生活十分贫寒,老百姓有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很多病重的人住院治疗,交不起住院费不说,甚至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那时候,我经常看见母亲把病人家属叫到家里,给他们几个馒头,或连续多日做饭,并亲自把做好的饭送到病房去。母亲伤感地说:“病人好几天没吃上饭了,病那么重,只吃几个从家里带来的煮土豆儿怎么行啊……”1973年,高崖地区医院更名为:高崖人民医院。可是,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从不叫高崖医院,“北京医院”已成为他们的习惯称谓,北京大夫的高超医术和救死扶伤的精神已在榆中闻名遐迩。

  我和哥哥以及二十余个随父母来到高崖的孩子们感触着这些变化,随同父母的艰辛一起渐渐地长大了,彻头彻尾地融入到了那艰苦环境中……。初到甘肃的新奇感过后,我们曾经和父母吵闹着要回北京;开学上课了,我们几乎听不懂老师讲课的方言,而渐渐地我们也能用方言和老师、同学交流了;一开始,我们不怎么和当地的孩子们玩耍,一段时间后,我们成为了他们家中的常客,成为了最好的朋友。时间改变着我们、改变着一切!

  三

  1976年,哥哥高中毕业了,随即便是上山下乡,和三个从北京来的孩子一起分配到榆中县高崖公社李家磨大队插队落户。还记得,哥哥刚插队那会儿由于在知青点吃不饱,常常回家来,吃一顿饱饭后再带点干粮回去。1978年,我也高中毕业了,在家“待业”一年后,于1979年参军入伍。同年,哥哥结束了“知青”生涯参加了工作。

  随着时间的漂移,国家政策上发生了一些变化。1972年以后,北京市第一传染病医院三十多人的医疗队员中陆续有人离开了高崖。其中,一部分调到了夫(或)妻另一方的工作地,一些人调回到祖籍地。1980年之后,回北京的人数剧增,留下来的仅仅只有四五家人了,我们家就是这留下来的其中之一。母亲说,她当时也有走的念头,随后这个念头就被打消了。一个原因是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工作了,一个参军了,生活也好起来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在高崖生活工作了十几年了,对高崖的老百姓在心里有很多的不舍,有感情啊!再以后,回北京的事就没有再提起过。母亲坚守着她倾注了太多感情的高崖。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生活也随之有了很大改观,生活变得富裕了。当年在医院住院时得到过母亲接济的老乡们三三两两地来到医院,给我的母亲送上几十个鸡蛋、几十斤土豆儿、几斤胡麻油……,还有一个老乡知道我母亲爱吃杏儿,从家里带来一颗杏树苗,在我们家门前自己动手挖坑栽树,如今那棵杏树已经长成了直径二十多公分的大树。老乡们用这种质朴的方式感恩、回报着他们心目中的恩人。1989年底,我的母亲张明兰在高崖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后离开了她热爱的工作岗位。我去高崖给母亲往榆中县城搬家的时候,有很多医院的同事和高崖的老百姓为她送行,老乡们抓住她的衣襟不舍地说:“张大夫,你这是要回北京吗?啥时候再回高崖啊?”,“我不是回北京,是去县城居住,你们有空儿就来县城吧。”母亲含泪告诉他们。

  之后的十几年中,母亲曾多次回北京探望亲朋,其中就有同在高崖工作过的北京市第一传染病医院“六•二六”医疗队的老同事。他们相聚在北京,诉说着那久远的往事,微笑的脸上却是泪雨滂沱……。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共同搀扶着走过艰辛、走过风雨、走过无怨无悔的自豪,他们为此而骄傲!我和哥哥也曾问过母亲:“妈,您来甘肃后悔过吗?”,母亲说:“在高崖工作了二十年,我得到了单位的认可,得到了老乡们的称赞,为他们治愈了疾病,挽救了生命,赢得了他们的尊敬。想想这些我就很满足。再说了,你们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长大,磨练出了坚强的性格,懂得了朴实为人的道理,都很听话,我后悔什么?”。母亲的话意味深长。母亲是无悔的,作为医护工作者她问心无愧,作为母亲她尽到了责任。

  2002年1月17日,母亲因病去世,享年75岁。

  母亲去世后,我们兄弟俩按照母亲的遗愿把她埋在了她深爱着的、为之倾注了几十年心血的榆中土地上。墓地选在了榆中县和平镇牡丹园公墓区,冬天有松柏相依,夏日有牡丹相伴,愿她老人家安息!

  回忆到此,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在此,让我代表来到榆中高崖的“六·二六”医疗队员的孩子们,向我们的父辈说:爸爸、妈妈,你们真的很伟大!你们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越生活,举家搬迁来到甘肃榆中这块贫瘠的地方,把救死扶伤的大爱泼洒在了榆中的大地上,义无反顾地坚守着那份内心的不舍,终日辛劳,救死扶伤,医治了无数病患,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尊敬与爱戴。榆中人民不会忘记您,不会忘记1970年来到榆中高崖的北京市第一传染病医院“六·二六”医疗队!让我们共同记住他们的姓名:吴永胜、李夏花夫妇,石少鹏、谷玉兰夫妇,姜宏章、蒋曼珍夫妇,冯万华、王淑珍夫妇,仲伟俊、金秀兰夫妇,师喜梅、张淑琴、张明兰、马文焕、谢丽华、李苏藏、夏金环、徐崇贤、张殿英、高丽丽、邢军、王正熊、刘青山、陈文贵、王宝琴、邢宏文、孙玉珍、王玉亭、马万河、马淑云、任大夫、小乔叔叔,还有到高崖半年后就不幸去世的张阿姨……

  任耀民深情而不无遗憾的说,由于当初我和哥哥尚年幼,再者,留在甘肃的几位母亲的同事都已故去,医疗队中的个别叔叔阿姨的名字已无法想起,只能回忆起他们的姓氏了,可能有一些姓名中的字也不准确,在此致以深深的歉意!

  愿“六•二六”医疗队精神永存,愿历史铭刻他们的壮举!

  好人永远在心中

  陇南文县堡子坝,一个谷深水纵的偏僻山乡。

  兰州城市学院莫超教授的童年、少年是在这里度过的。打记事起,除了家乡的山、水、人,他对外界的人和事充满好奇,因而对那时的医疗队也颇有印象。那是1968年,莫超5岁的时候,自己的家乡来了两位漂亮的女医生,大约20多岁,说一口好听的北京话,住在季家堡公社(现堡子坝乡)牌坊生产大队当时的大队长鲜文科家。他父亲莫义祥回忆说,当时周围的每个大队都分配来两位医生,都是北京来的,女的为多。村民们当面称她们为“大夫”,背后则称“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两位女医生住在牌坊大队的时间是1968年农历9月到11月三个月,天气已经由秋转冬了。吃饭是每家每户轮着派饭,不管饭好不好,派饭人家卫生不卫生,都不计较,到谁家都很亲热,吃完饭就每人放四角钱、三两粮票。牌坊距我们上官地村大约三华里路,我跟小伙伴们玩耍时常在路上碰见她们两位或其中的一位。她们每人背一个印有红十字的棕色皮包。有一天,一位十多岁的女孩因为手指头发炎,指甲快掉了,疼得掉眼泪。正好一位女医生出诊从村里走过,她放下药箱,拿出自己的指甲剪,仔细剪了指甲,又用药水擦净,包了纱布,叮嘱她不要动水以免感染。女孩的母亲知道后眼泪扑簌簌落下,连说,“好人呀,好人!”

  不久,医疗队跟我家就发生了关系。那是当年10月(农历)12日夜晚,我二妹妹要出生了。晚9点左右,天已很黑,父亲出了门,说是去请大夫,我很快就睡着了。到了半夜,被婴儿的哭声吵醒,我听到一个女的说着普通话:“是个胖妞。”“妞”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因我们当地是不说的。我看见父亲打着手电,一手拿着水瓢倒水,两个带白口罩,带白塑料手套的女的站在台阶边洗手,好像洗了好一阵才完。后来,她们背上药箱,拿着手电筒要走,还不让我父亲送,说:“你必须照顾产妇。”于是,我父亲千恩万谢地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她们自己往牌坊村走了。这时大约是子夜一点,是午夜最黑的那一阵。

  老家的那条路在白天都是难走的,从上官地到牌坊岭梁,左边是高坡,右边是深坎,路也不宽,中间还要过一段泥水浸漫的砾石路,一不小心就会晃进泥水中。这个时候,砾石上已结冰渣子了,滑的程度不言而喻。牌坊岭梁是必经之地,岭边就是数十米深的悬崖绝壁,绝壁之下是湍急的流水;从牌坊岭梁到牌坊村,是一段乱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弯弯路,狐狸兔子甚至野狼都常在这里出现。当地人夜里也不轻易走,何况两个来自大城市的弱女子。我父母亲为此唏嘘感叹了好几天。我父亲有文化,我记得他说:“这是白求恩式的大夫。”我母亲则常对襁褓中的妹妹喃喃地说:“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接生的,你的身价不低呀!”

  后来,她们就离开了我们大队,“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乡亲们跟两位大夫依依惜别。她们说:“谢谢乡亲们,我们还会来看你们的。”

  莫超说,这事一晃就过去了四十多年。我离开老家,在省城学习和工作也有差不多30年了。当我见到二妹小时候的照片的时候,或回老家探亲偶尔听到乡亲们念叨医疗队的时候,她们的音容笑貌还在脑中依稀可见。只是非常可惜,我、包括我的父母亲,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和具体单位。现在常听家乡人说看病贵,就医难,医患关系不好,等等,我也就会想起她们。岂止我一人,当年受到医疗队无私关爱、被医疗队视为自己亲人的父老乡亲,哪一个不想念她们呢?真正的好人、好事,一定会在他人的心上留下长久的印迹!

  恩情永远在心怀

  黄明,甘肃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综合信息处处长。

  他回忆说,七十年代初,我的父亲黄登乾在天祝县公路段工作,我们姐弟4人随母亲在永昌县城生活。1974年8月的一天,永昌县公路段忽然来人给我的母亲传话,说我父亲生病住院,连夜做了大手术,叫家属赶快去天祝照料。我母亲听到消息后,连忙收拾了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抱起出生仅2个月的三弟,赶到县城东门外三里地远的兰新公路岔路口,搭了一辆过路的解放汽车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父母带着三弟一起回到永昌县家中,父亲的身体基本康复了。父亲给我们姐弟讲了治病的过程。他说,自己的胃病持续很长时间了,那天晚上,突然连续吐血,情急之下,领导和同事们赶快把他送到天祝县人民医院。当时接诊的,是北京来的医生,诊断病情后立刻安排手术,将他的十二指肠和三分之二的胃部切除了,术后,主刀医生一直亲自观察、指导护理,直到脱离危险期。父亲说,天祝县医院的医生后来告诉他,若不是遇上北京来的医生,他恐怕活不下来了,因为他的这种手术,当时县医院的医生做不了,要到一百多公里外的武威地区人民医院或兰州的大医院去做,时间肯定来不及。1992年,父亲到武威地区人民医院检查身体,做完钡餐透视后,检查的医生问我父亲的胃切除手术是哪里做的,我父亲说是在天祝县医院做的,是北京的医生做的。这位医生感慨地说:“你的手术做得真好啊!我搞了二十多年的透视了,还没有见过做得这么好的手术!”这件事,我父亲生前时常炫耀式地在亲朋好友中说。

  “我的生命也是北京来的医生给的!”黄明说,大约在1972年春季,当时我五岁,生病在永昌县医院住院,经过几天时间治疗,一直未见好转,高烧不退,并且出现抽搐、昏迷等症状。永昌县公路段的领导槐文德伯伯、周立邦伯伯接到我母亲的求助后,立即安排一辆卡车把我和我母亲送往几十里外的河西堡北京医院,幸运的是,接诊我的医生也是北京来的,是一位女医生。她严厉批评我母亲,说孩子患的是副伤寒,病情非常严重,怎么才送到医院。经过北京医生的全力抢救和精心治疗,一周后我的病就完全治好了。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情境,就是我的病治好后,母亲给我买了一个钢制的银灰色小水杯,我特别喜欢,拿着小水杯坐在北京医院住院部走廊的凳子上玩耍。当时的其它情况,都是我母亲以后给我说的,也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

  曾经的经历,让黄明感慨万端。他说,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两件事时时萦绕在我们姐弟脑海中。由于我的无知,父母亲在讲述这两件事的时候,我都没有完整地记录下来,甚至没有记住救命恩人的姓名。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是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派来的救命恩人!

  庞绍英回忆 1983年,我已经成家,女儿也3岁了。一天,女儿和小朋友做游戏时不慎摔倒,致使左臂肱骨外髁撕裂性骨折。送到当地某医院经权威诊断,进行了手法复位,一个月后拆掉石膏。奶奶心疼孙女,摸摸孩子的胳膊,怎么还跟复位前一样?这才发现骨折块未复位。在治疗期间,医生曾先后要求拍片三次,怎么就没发现这个问题呢?要是造成陈旧性骨折,就难治了,我们做家长的既自责又着急,心想:“要是汤老师在就好了。”

  汤正明老师是原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从北京天坛医院来的骨科专家,他来到庆阳后,为庆阳人民骨病的诊断、治疗、科研做出了杰出的成绩。后来他调回了北京。

  关心我孩子病情的人帮着出主意,想办法找汤正明老师的地址。还有在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当学员时的同学说:“积水潭医院的骨科很好,徐蕴霞老师在那里,你可以找她。”可徐老师在庆阳的时候,因工作关系,我和她没有多的接触,只知道她是耳鼻喉科专家翟凤魁老师的夫人,在北京是一名资深的护士。我们只属于师生关系,加上我离开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较早,连说话的机会都不多。她还能记得我吗?找她行吗?但孩子的病情叫人揪心,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先后给汤正明老师和徐蕴霞老师分别写丁信,介绍孩子的病情,询问后续治疗意见。

  信发出后,我急切地盼望回信,同时也暗暗告诫自己,也许压根就收不到回信。一是我和他们没有过多的接触,二是他们已经回到了北京,完全可以不予理睬。

  但,我错了!两位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当接到这两封信的时候,我哭了。

  汤老师的回信提出了详细的分析意见,并画图作了说明。徐老师建议我把X光片寄过去,她找大夫看后再给我寄回来。难道他们就不怕麻烦吗?如果我是老师,我能像他们那样待人做事吗?

  上述故事中提到的三封信,我一直珍藏着,时间短的也有十八年了,长的近三十年了,一直舍不得丢弃。因为它不只是几张薄纸,而是情谊,更是师生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怀,她是北京天坛医院与庆阳老区人民和平共处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

  情 暖 戈壁

  兰州,这座美丽的移民城市,以其包容、开放拥抱着来自省内外许许多多的人们,我高寿八十多岁的父亲姬连信,母亲司梅岚也幸福地生活在这里。在儿女陪伴下,或读书看报,或上街散步,古稀之年后还多次到北京、济南、青岛、大连、威海、上海、苏州、杭州、厦门、海南等地小住或旅游观光,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安康的生活。从艰苦岁月里走过来的母亲时常感慨生活的巨大变化,禁不住总会想起许多人和事,最不能让她忘怀的,是一位给自己带来健康的北京医生——河西堡“北京医院”妇产科主任景翙筑。

  景翙筑,生于1931年,1954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69年随北京市第一医院搬迁河西堡。陪伴她来到这片戈壁滩上安家落户的,是11岁的独生子陈轲和时为北京市航空学校教师的爱人陈幼孚。陈幼孚是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系发动机专业的高材生,随迁来到河西堡后,在武威地区运输公司三车队“做技术革新工作,什么都干”。在这里,他们一家度过了12年的锦绣年华……

  这是一段永远不能忘怀的记忆。

  1972年5月,我母亲因病到河西堡北京医院就治,并经历了一次长达6小时的大手术,主治大夫就是景翙筑。经过景翙筑的回春妙手,母亲恢复了健康。

  据我母亲回忆,当时之所以选择在兰州做检查,去河西堡“北京医院”做手术,是因为听说那里条件虽然差一些,但医生都是北京来的专家,医术高,人好。

  “当时的河西堡医院,也就是在戈壁滩上盖的几排平房,旁边只有一个小电厂,没有其他单位。医院因为是整体搬迁,病房的床单和桌柜等医疗设备上,都印着‘北京市第一医院’的字样。”母亲回忆说:“景大夫高个子、苗条、瓜子脸、清清秀秀、气质很好。北京来的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但正是‘文革’期间,护士进来不说多话,打针给药,多余的一句话都没有。”

  母亲手术后几天,16岁的三姐秦芸从家里去医院送药。当时医院本身的常用药十分紧缺,农民患者就不说了,有单位的患者医院都会让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药品。就这样,父亲给单位捎了话,从校医务室开了一瓶消炎用的“四环素”。三姐从学校所在地黄羊镇坐上火车,带着10岁的我,将这瓶药送往100余公里外的河西堡。于是,我幼小的心灵里,便也留下了一些关于“北京医院”的朦胧记忆:母亲住在走廊顶头的一间小病房,旁边是一间住七八个人的大房间,走出病房就是荒凉的戈壁滩。见到母亲时,她正卧于病榻,十分虚弱,母亲伸手将我揽在怀里……这些点滴的印象,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后来,术后复查时,母亲还在景大夫家里住了一晚上。景大夫说,爱人出差不在家,住旅馆远,还要花钱,晚上你就住我家吧。母亲清楚地记得,晚饭她们在一块吃的是白菜饺子。但母亲第二天早上起来时,景大夫已悄悄地走了,她的病人在等着她!

  我父亲时为甘肃省畜牧学校畜牧专业的老师,主讲畜禽营养学。每年春季,学校为了教学实习和新品种推广的需要,都要搞优良蛋用雏鸡孵化。为了感激景大夫,父亲将刚孵出的一二十只优质的蛋用来杭鸡精心喂养到半大,容易成活时,告诉了景大夫。正在武威县城开会的景大夫专程来到70多里以外的黄羊镇我家,高兴的带回了小鸡。生活困难时期的北京大夫们在河西堡的戈壁滩上学会了养鸡,也学会了怎么操心着让鸡儿下蛋。

  2012年6月17日,是一个周末的日子。我又一次来到40年前留下童年记忆的河西堡“北京医院”,追寻当年的故事。在医院旧址,仅剩的一排土木结构的宿舍和几间小水房已废弃多年、门窗洞开,似在向来访者讲述曾经的辉煌岁月。伫立于老“北京医院”遗址前,我一方面体会着当年母亲在生活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来到这里治病时的心情和承受的巨大压力,以及受到“北京医院”医务人员最佳治疗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想象着北京医务人员千里迢迢来到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上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工作、生活情景,禁不住心情沉重、思绪飘飞,我同时为医院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感到欣慰。

  我来到河西堡“北京医院”采访的一个很大愿望,就是希望寻觅到景翙筑大夫。经多方打听,还真找到了她的联系方式,这让我喜出望外。次日下午,我即在火车站候车室与定居在北京的景大夫取得了联系,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几次深入交流。景大夫出生在北京,父亲是一所铁路学校的老师。“父亲是满族,母亲是蒙古族,我们是多民族家庭。我是家里的独女,但那时生活困难,交通不便,回家的机会很少,常常只能在梦里和父母相见。” 景大夫在电话中这样对我说。我还得知,她的独子陈轲1978年从永昌县二中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1996年定居美国,老人的孙子最近刚刚考取美国华盛顿大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政策变化,北京地区医务人员紧缺,加之一些因健康等原因不适宜在高原地区生活的人员要求回京。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委“开了口子”。也是在这时候,年已半百的景翙筑回到北京,在宣武区妇幼保健院任妇产科主任。后调往位于东城区的龙福医院,任主任医师。1988年退休后,她依然深深怀念着河西堡那片让她魂牵梦绕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为此,她两次应邀回到河西堡“北京医院”,在那里发挥余热,为当地老百姓治病,每次都在两三个月。2010年6月,她不顾高龄,又一次应邀回到洒下自己和同事们血汗的第二故乡,参加院庆30周年纪念活动……

  岁月流逝,真情永存。

  祝福您,景翙筑阿姨!您的健康、长寿、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

  鱼 水 情深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下放成县的北京医务人员整体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为当地老百姓的健康作出了贡献。这与当时成县的干部对下放医务人员的保护和正确使用有很大的关系,“文革”期间,整个在成县的医务人员都没有受到冲击,整体作用得到较好发挥。对此,他们心怀感激,铭记在心。

  为此,我先后三次到时任成县县委书记,后任甘肃省林业厅厅长蒲泽的寓所,拜见这位年近80的高寿老人,听他讲述那段特殊岁月里的特殊故事。

  蒲泽高个子、大嗓门,身体健壮,十分健谈。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仍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我1969年12月到成县,任县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时任老书记张世清,山西老同志,人很好。因为那时候的干部经常下乡,一去就是个把月,就搞了个常委轮流值班制,在其他人下乡调查研究时,主持县上的工作。那段时间,我正在县上主持工作,县革委会政治部和生产指挥部给我汇报,说是北京下放的大夫来了,工作分配了,请我接见一下。”

  “我问:一是上面的要求是什么?二是这些同志的基本情况是什么?”

  “汇报说:有各方面专家,都是专业性很强,很有成就的。上级指示说:这批人是有一定专长的,也是要接受再教育的,要下放到边远山区锻炼。”

  “我简单把档案看了一下,就有印象了,都是些很有才华的人,可以给老百姓治病。当时,全县仅有几个名医,也多是中医,西医人才很缺乏。我说,你们暂不要宣布,你们这个方案不成。我们成县与北京相比是不是边远山区?这些人都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人才,有的还是天坛医院的专家……都让下去了咋办?我说:要改变观点,来到我们这,是人才,求之不得,要当人才,先安排好。”

  “按原方案,安置的比较分散。过去有文化的人,一般都是出身高一些,有点社会背景的。当时,干部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在阶级斗争和清理十种人离开北京的阴影下,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北京下放来的人员是不能被信任的。”

  “我说,这些人是宝贝,你们重新分配,主要分配在县城,加强县医院,其他放在条件好一点的川坝地区的三个地区卫生院。小川、红川、抛沙人口多,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好的地方,便于将来会诊,起联络作用。最远的离城25公里,也是公路沿线,也只去了5个人。下放人员组成了一个好的团队,内、儿、外、放射等,各科都有。但也有遗憾,北医的一名放射科张教授,放到一个没有电的乡,结果没有发挥作用。”

  蒲泽主持召开了座谈会。他说:我们是边远地区,你们来,也是我们的福分。消除疾病,我们条件非常差,要准备吃苦。会上大家发了言,也很高兴,不下到山区了,大家也定了心。最后,全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像北京脑系研究所的吴建中、肛肠研究所的达银根、检验研究所的魏有仁、天津中医学院教授杨亚阁和后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的夫人杨翠玉,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医院院长邓桂珍。还有著名专家陈勉其,后来去了香港,直到现在还有联系。

  北京医务人员的到来,改变了成县医院的结构,专科水平很快上去了。他们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带出来很多学生。周围看病的人也来了,影响很大,甚至省上领导和厅局长都来成县看病。从兰州上一趟成县十几个小时,520公里,路况不好,但来的人很多。

  1976年10月初,蒲泽的儿媳8个月时妊娠反应严重,是一种急性发作。成县医院有史以来共7例,都没抢救过来。关碧琰和七八个大夫迅速组织抢救,结果母子平安。“孩子生下来不到三斤,关碧琰嘴对嘴吸羊水,然后又放温水里泡了一阵子,孩子才有了气。”

  蒲泽说,成县老百姓对北京来的医务人员很感激。而这部分同志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更加体会到社会上人与人是怎么一种关系。周瑞丰大夫,家住北京东交民巷,他的岳父也来了,安排在县政府招待所当会计。1976年春天请假回家,人未回来,北京有关方面的名单已经来到,说是参加了“天安门事件”,要审查呢。我说,你们先放下。放下咋办?我说:你们不要管。有天天黑了,叫来问,他思想上有负担。我让他放下包袱,专心工作就行了。后来,周瑞丰调到兰州,还担任过兰铁中心医院副院长。

  蒲泽在成县担任县委副书记、书记前后10年。至今让他自豪的,是成县医院在陇南条件最好。1974年,县上把门诊和住院部分设,在武都地区各县中第一家建立了中医院。他又说:这都是北京天坛医院医务工作者打下的基础……

  甘肃人民不会忘记

  培养了一批当地的医疗人才。

  很大地促进了甘肃省省级单位的医疗水平。

  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干了一件大好事,大善事。

  ……

  2012年冬月的一天,我来到甘肃省人民医院拜访该院原党委书记、院长陈一戎时,他由衷地这样说。

  陈一戎祖籍湖南耒阳,少年时代随父母支边来到甘肃。1967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分配到中部干旱贫瘠的静宁县李店公社,当了一名卫生院医生,后调静宁县医院。在这里,他和夫人崔祝梅度过了八年行医生涯。高考恢复后,他考取北京医学院研究生,曾任兰医二院副院长等职。作为“六•二六”活动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我想,陈一戎作为甘肃本土专家,必有许多感受与体验,故十分希望能够扎实地采访一下他,但结果是,他绝口不谈自己的奉献与牺牲,而是开口就说了上述那么几句话,字字句句都包含着真情与感慨。陈一戎说,当时,全国66~70级医学生全部下到了农村。仅甘肃,就分配来了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一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四川医学院、吉林医科大学等学校的许多学生。下放静宁县的医务人员,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为多,几十年过去了,每回想起来,都那么让人感动,那么让人怀念。

  陈一戎娓娓道来的讲述,将许多鲜活的人物,渐行渐远的感人故事,呈现于我的眼前——

  黄正良,甘肃中医学院教授,最近刚刚去逝,但却那么让人怀念。他口才极棒,上课一片纸都不拿,就一支粉笔,但却对教案烂熟于胸,讲课重点突出,引人入胜。每堂课后,学生都会鼓掌致意,而他自己则很幸运自己当了老师。在他的熏陶下,弟子们也都养成了背课的良好习惯,学院里人才层出不穷;

  何家扬,上海人,上海医学院毕业分配来到兰医二院后,在泌尿专业方面非常有建树。回上海后,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成为国内泌尿系结石方面的著名专家;

  张鸿,北大口腔系高材生,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女战士,回国后读的大学。她出生在鱼米之乡湖北,下放静宁后,分配在李店公社卫生院。读大学时,张鸿被错打成“右派”,来静宁时已年近40岁。“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让她无法成家。直到1972年前后才与通渭县新景公社中学一个有3个孩子的校长结婚。自己想生一个,未能如愿。她没有回北京,而是选择永远地定居在了通渭。如今她在哪里?成了陈一戎的牵挂。

  在陈一戎的记忆中,还有原下放岷县的兰医二院内科专家付正愷,创建了甘肃省人民医院脑外科的詹名抒,北大人民医院来的赵宗彦,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亚……以及下放静宁县的汪世昌、陈秉芬夫妇。汪世昌回京后,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党委书记,陈秉芬则为静宁县培养出来一批妇产科医生。

  北京来的医务人员,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尹大光是我国麻醉祖师爷谢荣的高徒,在静宁工作时间长达15年之久。回京后,在北京医学院人民医院、北大一院任麻醉科主任。1985年,陈一戎安排几位专家重返静宁,“车一进静宁县界,尹大光眼泪就下来了。住下后,看他的不仅是医院的人,病人也来了。”尹大光说:“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在静宁度过的,那段时间是我心情最舒畅的时候。”下放甘肃前,他被错打成“右派”,回北京后工作、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仍然十分怀念静宁那块让他一辈子都魂牵梦绕的黄土地,还有那里的人民。

  陈一戎由衷地说,我们也是“六•二六”指示的受惠者。焦承勋,1952年大学毕业,从北京下来时就是老主治医了。爱人杨玉中当时是北京人民医院的总护士长,他们俩口子先后在静宁县的农村卫生院和县医院工作多年。焦承勋的内科基础非常棒,非常扎实,我跟上他,学了很多东西。当时也没有学习的书,我们就找个小本子把他讲的记下来,耳濡目染,让我们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这些甘肃当地的青年医生,都很受益于他。你想想,在那个环境中,在那样的条件下,有那么多高层次的专家给我们讲课,是一个什么感受呀?我说我是受益者,为什么呀?多年后想起人家做手术的情形都不能忘记。那手术干净的呀,解剖层次清晰的,让人叹为观止。毕业如果真的分配到大医院,不一定受到他们的影响。当时静宁县医院,什么手术不能做呀,什么手术都可以做!

  陈一戎认为,甘肃的医疗水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全国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因为各大医院都有一批从北京下放来的医生,一些科主任都是从基层抽上来的。许多下放来的医务人员,当时就已是高年资的副教授、教授,在基层受条件限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无用武之地,但后来省上将他们抽调上来后,立即大显身手,作出了卓越贡献。比如,兰州医学院的周佳音教授,曾长期在静宁县的公社卫生院工作。回京后,成为我国最早的博士生导师。这些人的到来,把甘肃的医疗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他们后来虽然走了,但把学生培养出来了,把队伍带出来了。如我当时所在的兰大二院泌尿科,诊疗水平处于全国先进,文章多,很有影响力,关键是沈绍基带出来的。沈绍基,一位在武都地区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的大才子,调到兰医二院后,勤奋敬业,建立了兰医二院的泌尿外科,培养了二院首批研究生。科里还有一位叫王恒的女专家,曾是北京协和医院原党委书记秘书。因为医疗队的许多人都是“大牌”专家,带动了当地医疗技术的提高,促进了许多业务的开展,培养了一批医疗人才。酒泉地区在全省地市级医院中,很早就可以做心脏手术,老王院长至今还在上手术……

  “六•二六”医务工作者的历史功绩,甘肃人民不会忘记!

  毛泽东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和北京等城市大批医务人员的到来,不但为缺医少药的甘肃山乡带来了最好的医疗器械和精湛的医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更主要的是为我们带来了文明的脚步和先进的文化。他们以自己高尚的医德和救死扶伤的精神,影响、教育和感染了几代陇原人民。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才有了甘肃卫生事业的枝繁叶茂,百花竞春;他们默默的付出,看似普通平淡,但一如闪烁的繁星虽无名,却照亮了整个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