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篇 剪不断的思乡情
四十多年前，1972名北京医务工作者，响应祖国的召唤，满怀激情，来到甘肃农村开展医疗卫生服务，为解除群众疾苦、培养卫生技术人员、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以血汗铸就了甘肃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丰碑。后来，因为落实政策、工作需要、家庭困难等种种原因，他们中的一些人又回到了北京。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在他们心中，永远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种情愫，它萦绕于胸，挥之不去。
他们说，甘肃就是我的第二故乡，甘肃就是我心中永远的家……
在“重温‘六•二六’指示·再为乡亲出趟诊”纪念活动的日子里，在北京医务工作者奔赴甘肃农村为人民群众解除病痛，播撒爱心整整40年以后，我两次前往北京采访，拜见那些受人尊敬的老人，听他们讲述救死扶伤的奇迹、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甘肃的高山，镌刻着他们的事迹，甘肃的大地，永远流传着他们的故事!……
坚 定 的 信 念
——访毛江森、张淑雅夫妇
(2011年6月22日上午 兰州宁卧庄宾馆)
2011年仲夏，甘肃省卫生厅向毛江森院士发出一份特殊的请柬，邀请他和夫人张淑雅前来兰州，参加“重温‘六•二六’指示·再为乡亲出趟诊”纪念活动。对于两位老专家来说，这是又一次难忘的故乡之旅。
兰州，宁卧庄宾馆。当我和毛江森的双手紧紧相握时，禁不住闪过一个念头：这位满头银发，慈祥和蔼，年近八旬的老人，就是那位和甘肃卫生事业发展紧密相连的著名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自二十世纪50年代末开始，毛江森率先在我国开展干扰素研究，提出病毒感染时“信息有可能从RNA传给DNA，”是当时国际上认识到遗传信息有可能逆转录的极少数科学家之一。他培养出的甲肝减毒活疫苗毒种并制成安全有效的活疫苗，对于控制甲肝流行具有重大突破性意义。几十年来，他始终以促进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为己任，虽已届八十，仍辛勤耕耘在科研工作第一线，为推动国家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
毛江森，1934年1月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市，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57年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协和医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进修过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夫人张淑雅，主任医师。1957年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工作。
1970年1月，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所长助理的毛江森和有着五个月身孕的夫人张淑雅，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和其他35名医务工作者举家从中国医学科学院来到甘肃省武都地区(今陇南市)康县岸门口公社卫生院，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到康县后，我和夫人要求到基层甚至提出能不能到大队?到生产队?县委组织部说无人发工资。公社是最基层，去了公社。走‘六•二六’这条路，到甘肃来，为老百姓服务，是良心上的选择，我们是自愿的。”毛江森说。
陇南康县，属于陕西、甘肃、四川交界地。这里山大沟深，人烟稀少，贫穷落后，甲状腺肿、大骨节和麻风病等地方病肆虐。当年的岸门口卫生院，条件艰苦，没有什么医疗设备，周围的老百姓都住在深山里，十分贫苦。有一次，毛江森为一位老大娘看完病后开了药，但大娘仍久坐不起，似有难言之隐。他耐心询问，得知大娘是因为掏不起5分钱的药钱而暗然伤神时，不觉心头一震。他含着热泪自己掏钱取来药，悄悄地塞在大娘的手中,这才放心了许多。
百姓的贫穷深深地震撼着毛江森，更加坚定了他为这方百姓服务的决心。同时，也让他对于人生的意义有了一种新的理解。“有人的地方就应该有医生，竭尽全力为他们服务是我良心的选择!”
二
毛江森以十分平静，但却让人深思的话语，给我讲述着他来到甘肃前后的心路历程和医者情怀——
当时的时局，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理解，是“文革”高潮。1967年元旦社论后，到处莺歌燕舞，但我的思想非常茫然。年轻时充满科学救国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经历各种运动，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非常苦闷，给自己也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知识分子到底路该怎么走，世界观怎么改造，到底什么是对的。
我是党员，到岸门口后，给我戴了顶帽子，任公社卫生院院长。院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在做扎宫。公社卫生院共5个北京医生，都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比搞派性斗争踏实得多。我们帮助培养赤脚医生，解决医疗卫生人才短缺的问题，初中毕业培养两年就可以看病。
岸门口是秦岭的南坡，山清水秀，灌木丛中的锦鸡非常之漂亮。许多村庄在山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村子搞在山顶?后来去了牛头山，康县最高山，爬上去才知道，山顶是平地，可以种麦子。出诊回来时，感到上山容易下山难。但从未畏惧过，有病就去。有一次，我顺草溜下去，一棵树挡住才救了命，下面就是悬崖。
读高中，我喜欢理科，但父母让学医。我从小体弱多病，家里就怕我这根独苗啊，成长不起来，所以父母亲叫我念医学，这是一条艰辛而漫长的求学之路，我敢把念医和这个传教士来比。学医，容易悟出人生的意义，要具有很大的同情心，否则做不了医生。如果农民的老婆死了，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老婆。从我的心灵感受来说，要像传教士一样，要升华，不是赚钱的一个门路、要有文化在这里面。念医，是一条奉献之路，老师感染、教育了我。有了这么一个理念，大医院小医院都一样。对医生来说，教育是终身的。
当地人不像城里人喜欢去医院看病，而是请医生去家里。一天黄昏时，一个中年农民来院，让给他老婆看病，我背起药箱就去了。是风湿性心脏病，心律不齐、衰竭，已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我陪在床边，第二天早上就去世了。也没人哭，这么多年，男人的眼泪已经哭干了，两个儿子是傻子。
那个地方傻子太多。回来，我就给卫生部写了信，看能否给点仪器，是否水里有问题。可能被看到笑话，是改造来的，你又要搞研究了!“文革”中，看了《史记》，让我成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工作的目标。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开始用鸡蛋做疫苗，希望让孩子少得病。有天早晨起床，看到一地鸡毛，再一看，一个猎鹰钻进笼子，把我们做试验产蛋的鸡吃啦。在那种情况下还搞研究，是满腔热忱，也是异想天开，但说明我们医务人员有一颗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心。好在心静下来了，不像北京，不用再参加派仗。
我们去时，解放已经20年了，有些情况不如解放前。虽然也来自农村，但当时我们并不了解农村，感到“六•二六”指示非常正确。不是缺医少药，而是无医无药。曾看到一家五口黄疸肝炎，睡在那里。当年的岸门口卫生院，条件艰苦，基本没有什么医疗设备。三年后，省上调我去省防疫站，我不愿去，拖了半年。
农村满山遍野毛竹很多，完全可以编竹排去供销社卖，可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上山，很多东西，像板栗，那么好的板栗宁可烂在山上，也不让农民收。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了……
甘肃对我人生有重大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从此认清了农村情况，二是世界观的成熟，知道了追求什么，更懂得了应该做什么。以前我们不知道农村是什么情况，下来后，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正确的。我们不仅为群众治病，同时还针对当地农村甲肝发病率高的实际，开始研究肝炎病毒红脸猴接种。
过去我们在“天子”脚下，很多东西看不到，但到了这个地方看到了解决农民疾病的重要性，所以，到杭州后，下决心调研，看什么病最需要解决，下决心要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
1974年，组织上把毛江森调往甘肃省卫生防疫站。甘肃的8年时间，陇人的质朴和敢于担当的品格，给毛江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记得，在省防疫站工作期间，研究感冒病毒成为全国卫生防疫系统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但毛江森不想中断他对甲型肝炎病毒的分析研究，他找到主管领导，领导顶着压力同意了他的请求。毛江森感慨地说，在甘肃的基础研究，为自己以后在甲肝疫苗研发方面创新和突破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三
“道德的力量能使人无所畏惧，而科学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这是毛江森经常说的一句话。
“陇中苦，甲天下”。这是一百多年前，清末名臣左宗棠在给朝庭的奏折中对甘肃的评价。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甘肃中部地区由于连续大旱，许多农户家中一贫如洗，青黄不接。恰在1974年，陇西县疑似病毒性“出血热”的疫情又肆意蔓延，大量婴幼儿死亡，引起了全县人民的极度恐慌。省上从省城兰州派出专家和医务人员前往救治，毛江森便是其中一员，这一年他刚好被上级点名调往筹建中的甘肃省卫生防疫站。
“应当说是临危受命吧。县医院的那种场景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七八个悲痛欲绝的女人抱着孩子，她们都在抽泣着，只有共同的一句话：我的娃咋了!再看那些可怜的孩子们，不吃不喝不尿也不哭，面色黄蜡蜡的，处在濒死状态。当地的医疗水平很低，稍有重病，就打青霉素，但这些孩子注射青霉素后针眼均不愈合，屁股上都贴着几块医用胶布,胶布一撕，血马上渗出来，看着让人揪心。从表面现象来判断，十有八九是出血性疾病，但是又不同于简单的出血热，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客观情况逼得我问个究竟。但当时死了多少孩子也不说，要保密。从县上干部和医护人员的神态来看，情况非常严重。”毛江森说，他当时心中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搞清楚病因。也许这正是他作为一名合格医生的职责所在。
当时几乎所有的专家和医生都认为是病毒性出血热。可是，唯有毛江森不甘心，因为他心中的疑问没有解开。于是他开始了仔细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他犹如一名细心的侦探，于细微之中寻找着蛛丝马迹，从每一个病例到每一名生病孩子的家庭生活细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他发现这种病和人们吃发霉的玉米有很大的相关性，这些玉米都是从外地调拨来的救济粮。他凭着多年从事病毒学研究的扎实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力排众议，作出了因成人食用发霉返销粮(救济粮)，毒素经母乳引起婴幼儿内出血的大胆推断。
在向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李自友等县上领导汇报的时候，毛江森心情十分复杂，思想斗争了很久，“一看到他戴个军帽，我就有点紧张。”毛江森笑着说。因为当时他们并不是医生这样单纯的身份，另一种身份是从北京下放甘肃来接受再教育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识分子说话、做事都十分谨慎。毛江森说，“一打三反”运动中，康县一个小学教师，因为在日记中怀疑文革遭人检举，被公审枪毙。山里鸟语花香，锦鸡十分漂亮，但人间悲剧却在不断上演。当时，我们这些人被派去参加公审大会,回去后我哭了。心里想，可再别搞这种运动了，农村揪出来的都是小学教师，大城市是大知识分子，我们都是有海外关系的,而当地没有一个人有海外关系，下一个打倒的也许就该是我们了……。虽然例子摆在毛江森面前，可是更有一件事让他无法忘记，他记得小时候得麻疹，母亲在他床边说的几句话：“维书(毛江森的乳名)啊，你怎么还起不了床呢，病我帮你生吧，你快好起来吧。”他当时躺在床上眼睛虽然睁不开，却能清晰地听到母亲的话和眼泪“啪嗒啪嗒”落在竹席上的响声。母爱让毛江森一辈子难忘，他决定不管怎样也要冒一些风险。哪怕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不管当时心情有多复杂，用现在的话是多么纠结，毛江森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说：“很可能是粮食发霉引起的疾病。”他的直言，引起一片哗然。但李自友非常聪明，问了两个很要害的问题，要他解释：一是娃娃又不吃粮食，为什么死的都是婴幼儿;二是大人为什么不死。毛江森解释说，毒素经过母乳进入孩子体内，破坏了孩子的凝血机制。毒素分子量很小，可以通过乳腺进入孩子体内，而孩子的凝血机制不够健全，于是才会产生疾病。听完他的陈述后，李自友被说服了，又进一步问：你认为是这样，那怎么办?毛江森说：“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供应救济粮，停十天到半个月的救济粮试一试。停发救济粮，在当时的背景下，要承担很大的政治责任和风险，没有实验室数据的支持，万一推断有误，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时间不等人，死亡婴幼儿在不断增加。我的的建议得到了李自友的首肯。于是我带着调查结果，赶回兰州，向省卫生厅作了汇报。”省上非常重视，立即通知陇西县停止使用救济粮。几天后，因病致死的婴幼儿明显减少。后来，兰州大学奉命派出的搞病毒的专家前往陇西县，并从粮食中分离出了镰刀菌毒素,证明该菌能破坏血凝，原来是，当时正好有一批从东北调运来的救济粮，经过十天十夜的长途运输和风吹雨淋，发生了霉变。这恰恰与毛江森原来对该病的判断完全一致。毛江森回去后，大家都说他胆子真大，如果判断错了，就是现行反革命，要关起来的啊，那可不仅仅是坐牢呀。“现在想想，那时胆子还是真大呀。”每一次毛江森说到这里，总会欣慰地笑着，笑的很坦然，但让人敬佩。
“那个时候，我们知识分子处在报国无门的状态，对当时的一些干部不信任，有所畏惧，但是，通过这件事，认为甘肃干部对老百姓非常好，能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知识分子能有这么大的信任，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做到。当时，我对甘肃的领导非常敬佩。这样的事在别的地方可能是行不通的，但在质朴的甘肃人面前却能顺利地解决，这是很难得的。”这句话是毛江森的肺腑之言。
医者无畏，因为仁心无畏，大爱无畏。在这次事件中，毛江森以科学的态度、知识分子的良知、医生的责任和对道德与真理的追求，避免了更多悲剧的发生。我们时常在说南丁格尔精神,它的实质是什么,很简单,那便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用“四心(爱心、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去对待每一位病人，毛江森正是以他的行为践行着这一精神，他为甘肃陇西人民作出的特殊贡献没有因为岁月的流失而淡忘，他的博大之爱赢得了人民永远的爱戴，他的崇高品质和模范行为，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代人，他的名字和他的故事，还在当地老百姓中碑口相传，他这种无私之爱在一代代后来者身上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1978年，毛江森调至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工作，先后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毛江森是我国最早在分子生物上有
创新的人。在这里，他带领科技人员又开始了长达15年的潜心攻关，终于成功培育出了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并研制出甲型肝炎疫苗，该项成果先后获国家发明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长期的努力终于结成丰硕的果实。1992年，甲型肝炎疫苗正式进入临床推广，为我国控制甲肝流行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发明的甲肝疫苗，被“两院”院士们评为1995年度中国科技界十大新闻之一;2000年3月他以甲肝疫苗研究成果作为技术入股，获得了浙江普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33.1万元的股份，成为中国高额持股的科学家之一。这些年来，他先后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毛江森淡定地说：“我们之所以花了30年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想为老百姓做具体有用的事。而很多工作都是在政府的关心和关怀下完成的，这些努力也是科技工作者应该做的。我始终有个信念，一定要成功!科技工作者一定要用科学技术为人民做贡献!”毛江森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目光。他朴实、自然的话，值得我们现在的许多医务工作者深思。
一切为了人类的健康，是毛江森院士的毕生追求和最大幸福。
光 辉 十 年
——访丁东杰、王凤声夫妇
(2011年9月3日上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兰州，天下黄河第一桥。
一位白发老人，凭栏远眺。铁桥、黄河、白塔山，还有不时入耳的一句兰州方言，都纠结着他的心。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2011年6月25日，在甘肃省举办“六•二六”赴甘医疗队员先进事迹报告会的前一天晚上，我陪同赴甘医务工作者代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丁东杰教授浏览了兰州市容。驻足中山桥头，丁东杰久久不肯离去，一股浓郁的乡情涌上心头，不由发出由衷的感叹：白塔山更绿了，黄河桥也长高了，兰州的变化真大啊!
天渐渐暗下来，我陪着丁老一路经过高楼林立、霓虹灯闪烁的中山路、庆阳路和游人如织的东方红广场时，他禁不住透过车窗不停地向外张望：“这是到哪儿了?我一点都认不出来了!”甘肃省人民医院，是丁东杰曾经工作过一年的地方，留下了一段深刻的记忆。沿着门诊大楼旁的一条小道，我们来到院内，几栋老楼虽然很陈旧，但还在使用。丁东杰忽然快步走进过去的住院部南楼，这看看，那瞅瞅地似在寻找当年遗落在这里的往事，此时，他眼眶湿润了。这一幕，突然让我想起这样一句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一
“你要来，头晚两个钟头没睡着，就像一个石头丢到水里，起了波澜，想起很多事。”——在我和丁东杰教授的双手紧紧相握的时候，他激动地对我这个“甘肃老乡”说。
丁东杰兰州之行，仅仅住了一个晚上。6月26日上午先进事迹报告会结束后，当天下午，卫生厅又召开了“六•二六”赴甘医务人员座谈会。会上，丁东杰作了一个简短而又感人的发言，而后，他抱歉的向大家告辞说：“老伴身体不好，一人在家，我不在她饭也吃不上，今晚的航班就得赶回北京，请大家原谅。”热烈的掌声中，丁东杰离开会场，往机场赶去。
丁东杰，主任医师、教授，毕生献身祖国医学事业，并取得突出成就，是我国呼吸内科知名专家。他1930年生于湖北，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任该院基础内科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69年至1979年在宕昌县医院工作，担任过革委会主任、书记、院长，1979年5月调甘肃省人民医院内科工作。1981年1月回京，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夫人王凤声，1929年生于河北，1955年9月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分配至中央直属机关单位第六医院工作，任放射科主任。在宕昌工作10年，回京后任北京市第六医院放射科主任多年。他们比翼齐飞，是大学的同班同学。王凤声是随丁东杰下放甘肃的。
1949年，19岁的丁东杰从武汉考取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丁东杰报考了6所大学，成绩很好，均被录取。但他最后选择了北京。“当时刚解放，向往北京，就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院，来了北京。”在学校，丁东杰接受了革命教育，195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开始后，他积极报名要求参军，但最后没有去成，又留了下来。1953年，丁东杰担任北京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翌年脱产两年，到团委工作，做宣传部长，1956年又复学。1957年毕业后留校，到第一附属医院内科工作。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杨纯(后任卫生部副部长)，决定培养后备干部，选了10个人，准备将来担任各医院的领导，丁东杰是其中一个。但他热爱医学专业，希望在医学事业上有所创造和成就。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给党委写了一封信，表示不太愿意搞行政。在信中，很诚恳地写了为什么学医，是因为医学上有许多未知数，等待人类去探索，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当时党委讨论，认为我讲了真话，但思想不对，是白专思想，仍要调出来。”就这样，他被选派参加了市委党校三个月的培训，之后参加了城市“四清”工作。1965年又跟随北京医学院的大批师生去到山东乳山县参加农村“四清”。1966年6月，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参加四清的师生都回到北京参加运动，丁东杰被学校党委临时指派为学生总辅导员，参加了三年级的运动。三年级是北京医学院“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他很快就受到冲击，以“修正主义的苗子”接受批斗和陪斗。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这一年全国卫生战线的大事是贯彻毛泽东主席“六•二六”指示。当时的政策是：城市的一部分医务人员要到农村去工作，不是短期，而是长期，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全家都去，安家落户。
二
丁东杰、王凤声夫妇是1969年11月3日离开北京的。“一方面向往为农民看病，为贫下中农服务，另一方面思想也是复杂的。在北京好多年了，这一去要到穷乡僻壤，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将来的工作、生活一概不知。前途未卜，老人、孩子将来怎么办?是否能适应?我们就这样永久下去，还能回来吗?思绪万千，七上八下，但克服困难的打算也是有的。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甘肃的山区，红军长征路上著名的哈达铺会议就在这里召开。但无论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也要闯一闯。人的适应能力也是最强的，这一去就是十多年，我下去时是39岁，再次回北京时已是50岁，头发已半白，这11年正是我们年富力强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夫妇二人这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贡献给了农村，都贡献给了甘肃。”抚今思昔，不胜感慨，四十多年过去了，离开北京那一天的情形和思想，仍然深深地留在丁东杰夫妇的记忆里。
丁东杰、王凤声夫妇去宕昌时，带着上初一的儿子和69岁的岳母。在陇西火车站下车时，天正下着雨，特别的冷。一下车，他们就体会到了边远地区的艰苦。当时，在吃饭的时候，周围围着好多小孩要饭。下了火车转汽车，他们一路奔波，一路艰辛，来到宕昌县已经是晚上了。第二天一早，在宕昌桥头，丁东杰看到提着小筐的农民在卖菜、卖鸡、卖蛋，这大概就相当于宕昌的“王府井”，这是丁东杰对宕昌的第一印象。分配给他们的住房是土坯加砖头，墙根一圈是石头，“有一天，家里钻进一条毒蛇，一脚就踩死了。”邻居是下放来的另一家人，住的房子原来是一个酒窖，上面是地板，一个雨天的夜里，下面的土层松了，地板塌陷，整个床都掉到酒窖里，直喊救命。个中滋味，也只有经历过当时情形的人才能理解和体会。
当时，宕昌县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粮食供应有限。每个月的工资发下来以后，他们就托人到成县等地买些大米蔬菜带回来。白天一边参加政治学习，一边为老百姓看病，虽然当时所处的环境很差，但当地老乡对北京来的医务人员非常尊重，非常信任。
“宕昌县是甘肃省最贫困的地方，这里离甘南很近，除了有很多藏民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少数民族，生活很苦，吃的是救济粮，卫生条件更差。县人民医院只有21张病床，也都是小土炕，土炕上头架着板子，地下弄一些木炭取暖。冬天冷的时候就在那土炕炕眼里头弄点炭末，病人就睡在上头。在这里，我们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可以说是也了解了国情，看到他们是怎么缺医少药，感到了自己的责任。”丁东杰这么对我说。
刚到宕昌时间不长，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医院的造反派在一个晚上闯进了丁东杰的寒舍，一场那个年代特有的“抄家”开始了!王凤声有很多海外关系，哥哥姐姐都在国外，哥哥在联合国工作，按当时的说法是有里通外国的嫌疑。那帮年轻的女孩子，把每一个箱子，每一个鞋子抖开来，硬要抄出什么证据，闹了一夜。因为地方非常小，街上人人都知道。事情发生后，丁东杰去找了县委书记，书记说不知道。后来，县委书记当面向他们道歉。李天霖、沈安夫妇都是北京医学院教统计的教授，李天霖下到宕昌后开始学针灸，沈安则在城关供销社当了一名营业员。作为专业人才，他们的能力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发挥。但类似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北京医务人员为宕昌老百姓服务的热情和信心，也没愁眉苦脸地干，他们没有那么多怨气，而是凭良心真心实意地干活。他们觉得，群众是那么需要自己。
那些年，北京医务人员并不是单纯从事医务活动，还要经常参加农业劳动。县上组织修梯田给医院分配的工作任务很大，医院里女同志比较多，完成任务的难度比较大。白天，大家带上干粮和水，从山上取土下来，到河坝上把地填平。晚上，回到医院后，好多病人都在医院等着，大家来不及休息和吃饭，就赶紧给病人检查和治疗。有的病人等了一天，也没有吃饭，他们就把自己家馒头送给病人吃。
丁东杰告诉我，在县医院医疗队下乡时，看到当地农民经常吃的是叫面糊糊的杂粮和酸菜，胃癌特别多。老人人没咽气，就把脚捆上，让整整齐齐的走。当地产妇生不下孩子，有的人就把产妇头发吊在房梁上。我们说不要吊，躺着，好好用力。没有宫缩，就休息。有一次，孩子生下来以后母子平安，他们高兴的把大母鸡杀了招待我们。有的老乡还请我们给孩子起名，在狮子公社，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就是我给起的，叫：思京。
“在农村的10年，我们还经受了水与火的考验，有一天只听见人声喧哗，原来是山洪暴发。医院背后是山，前面是河，上游的房屋、家具、骡马随着泥石流奔腾而下，把桥孔堵住了，激起的浪足有山头高。开门一看，洪水直奔医院而来，我们赶快把门关上，用沙包堵住，并且转移病人，后来桥孔疏通了，洪水才退去，这一幕实在惊人。另一天夜里，医院附近的街道失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我们也是忙着转移病人，有惊无险。这突如其来的洪灾和火灾，见证了我们在那一段岁月里生活的艰辛，同时也磨炼了我们的意志。”
三
王凤声今年已是82岁高龄，因长期从事放射工作，又得不到很好的保护而身体有些虚弱。但透过她高贵的气质，我依稀可以看到她年轻时的美丽容颜和勃勃英姿。她对我说：进城看病，对老乡来说是一件大事，她们穿上所有的新衣服，在背篓里背着旧的。上厕所时，她们又把脚上的新绣花鞋脱了装在背篓里，赤脚上厕所。她们特别相信医生，有的人进了透视室，脱的光光的跟我说，加点钱把我全身照一下，以为什么病都能查出来。
王凤声学的是放射专业，到1969年的时候，已经从事专业工作15年了。到宕昌县后，医院没有放射设备。她又重新学习临床技术，兼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直到后来，她去兰州买回一台上海产的200毫安X光机，医院才开始有了放射业务。“当时，放射科只有一台设备，一个铅围裙，谈不到什么个人防护，透视、洗片子等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去做的，但是，放射科的工作基本上可以满足临床上的需求。放射科给临床帮了不少忙，大家就评我当先进工作者，好像觉得我挺先进的，其实也不是那样，我在北京也是这样工作的，可是在宕昌就觉得是临床的眼睛似地，能解决些问题。由于工作成绩比较突出，我每年都被县卫生局和政府评为先进工作者。”
王凤声回忆，那里的老乡特别苦，当时只让种粮不让种药材，但粮食不长，有时山洪一来就冲走了。年年有冰雹，经常到收获季节，一场冰雹就打光了。孩子输着液，大人就拄着拐出去要饭，我们不但看病，还要给馒头，他们都饿着。有大人饿着肚子，去河边洗尿布，晕倒了，让水冲了。抢救前，我们经常要先给病人洗头，口对口的呼吸经常干。所以老乡特别感激，与我们感情好，认为我们不怕脏和累。
因为服务态度好，医疗质量高，来医院看病的老乡越来越多，疑难病人也逐渐增加，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在城市里看不到的病例。这些疑难病人，因为都是病得非常严重才来医院的，不是肿瘤非常大，就是病了很多年。所以过去的知识就显得不够用了，大家就想方设法，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那时先后下放到宕昌县医院的北京医务人员共14人，由兰州下放的9人，其中有内科、外科、放射科、小儿科、耳鼻喉科、中医科、理疗科、护士和行政管理人员。他们是丁东杰、王凤声夫妇，王永禄、张淼淼夫妇，李天霖、沈安夫妇，邹祖绳、吴瑞芳夫妇，梁龙、运新华夫妇，孙国英夫妇，贾利增、韩继卿等。之后又有4对刚毕业的医学生分配到县医院，他们是北京医学院的王秋泰、魏祥玲夫妇，协和医学院的陈亭苑、迟兴庆夫妇，上海医学院的陈保有、徐先蓉夫妇，兰州医学院的张培良、王桂荣夫妇等，被大家叫做“八大金刚”。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技术力量空前的加强，他们和当地医务人员团结在一起，想方设法改善医疗条件，增添了许多医疗设备。原来只能做小手术的县医院，很快就发展到能做开胸、开腹的大手术。原来只能做血常规的化验室，开展了多项生化检查，大大提高了内儿科的诊断水平。那时，他们还创建了第一个制剂室，为了节省开支，自制静脉液体。为了检查热源反应，开始时先在兔子身上做试验，然后做人体试验，丁东杰第一个带头在自己的血管里输入自制的液体。但一开始由于热源去除不过关，他发生高热寒颤，几经改进才获成功。过去医院里用水都是用井水，他们就亲自动手，给医院接上了自来水。他们还建立了第一个医院图书馆，第一个机器洗衣房，盖起了第一栋病房楼，病床由21张增加到100张。更重要的是他们非常重视培养当地的各级医疗骨干，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一批骨干迅速成长起来。如内科的何如玺，是当地的武都卫校毕业生，后来成为宕昌县医院的院长，对医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放射科的孙兆文后来成为兰州卫校的校长，外科的杜守明、马文采，五官科的刘彦珍等等，都已成为当地的各科骨干。
四
丁东杰到宕昌后，首先遇到的是小儿科抢救特别多。白天晚上都有，成天都不回家，那些年，医院的人工作、生活都在一个院子里，也无所谓上下班。真是随叫随到，招之即来。小儿中毒性痢疾特别多，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来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大都已出现发高烧、昏迷、抽风、呼吸困难等症状，生命危在旦夕，情况非常的紧张。抢救小儿中毒性痢疾就成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北京，丁东杰主要是治疗成人内科疾病。可是来到宕昌后，首先遇到的是小儿科的问题，他就下工夫学习儿科，除了中文医学杂志外，还自己花钱专门订了一份《北美儿科》杂志和《北美内科》杂志，注重小儿中毒性痢疾等相关知识的学习和积累，注重学习国内外最新抢救知识。当时家里条件很差，没有桌子，丁东杰就爬在搬家时用的一口大箱子上学习。天气很冷，没有取暖设备，没有电灯，每天晚上他就穿上棉大衣，点一盏煤油灯学习。丁东杰经常通宵抢救病人，回到家立即带着问题查书。因为他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不断地汲取营养，又不断地实践，故始终能跟上世界医学前进的步伐，后来回到北京，专业上也没有落伍，拿得起放得下。
丁东杰娓娓的讲述，将几十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真实的展现在我的面前。他说：“抢救小儿中毒性痢疾时要扎头皮针。小儿头皮针很难扎，抢救时要一针见血。为扎好小儿头皮针，我利用业余时间和临床机会，不断练习，到后来已经非常娴熟。同时，我们加强与同行的交流学习，与当时下放到武都县的北京儿科研究所同仁联系，互相学习，互相请会诊，在那种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那时没有先进的救治设备。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冷空气疗法。有些小儿缺氧，紫绀很明显，我们就把小儿用被子裹好，把脸暴露在户外冷空气中(甚至是冬天)10多分钟，利用冷空气的刺激和新鲜空气来治疗，效果很好，呼吸很快就平稳了。为了抢救中毒性痢疾小儿的呼吸衰竭，常常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病儿的父母看在眼里，暖在心里，他们看到这些北京来的医生，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这样的口碑很快地就在全县传播开来，我们也感到十分欣慰，老乡的赞美，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肯定。”
“在宕昌的10年里，我们还时常组织了巡回医疗。宕昌是个山区，特别是那些深山老林的老乡，吃的多是缺乏碘的井盐，地方性甲状腺肿很流行，当地称为瘿瓜瓜。许多人特别是妇女颈前吊着一个大肿物，生下的孩子，由于在胎儿时期和生后都缺碘，造成甲状腺功能低下，称为克丁病，影响了发育，病人多为傻子或者聋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儿童和青少年，赤身裸体的在外面又傻又呆的游逛，这真是极大的悲剧和不幸，其实这种病的预防很简单，就是食盐加碘，我们就翻山越岭的到这些地区去宣传治疗。”
1998年夏，丁东杰、王凤声夫妇故地重游，去宕昌讲学，看到医院的变化很大。在当地政府和联合国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县医院的发展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先后被评为二级甲等医院、甘肃省十佳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对此，他们感到十分欣慰。王凤声说：“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曾经苦心耕耘，付出了青春。现在，宕昌县医院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老百姓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和追求的，相信历史不会忘记。”
回首往事，丁东杰沉思了许久。他对我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好样的，在那波涛汹涌的岁月里，面对生活的巨变，环境的艰苦，还要承受各式各样的委屈，但他们没有气馁，而是奋发向上，创造性地做了好多工作，没有虚度年华。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付出了巨大牺牲。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为农村的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也不枉此生。”
他还说，在宕昌，我们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而这些在大城市是感受不到的。一正一反，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人生的重大考验面前，能够坚持下去，造福于人民，真是相当的不易。这段历史，意义深远，永远都是灿烂的。据我了解，今天的宕昌医院，几幢大楼又拔地而起。病房里，当年的小土炕早已被多功能的医疗床代替，在数字多媒体会诊室，年轻的大夫已经能够和远在兰大医学院的大夫进行视频对话会诊。这是对我们辛勤劳动最好的回报!我祝福宕昌县医院，祝福宕昌县人民，希望他们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成 县 岁 月
——访吴建中、关碧琰夫妇
(2011年9月4日上午 北京天坛医院)
这是一段被写在历史上的记忆和与之相关联的一些人物。写入志书，意味的是存史。
据《成县县志》载：
1969年，根据毛泽东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有一批医务人员从北京下放到本县，也有一批北京、上海等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分配到本县。这批医务人员共33人，大部分在县医院工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陈勉其(外科)、关碧琰(儿科)、郑魁山(针灸)、杨翠玉(中医)。这批医务人员技术力量强，分别在本县工作10年左右，为发展地方医疗卫生事业贡献了力量。
一
在北京天坛医院家属院，我见到吴建中、关碧琰夫妇时，吴老正伏在电脑前撰写一篇关于癫痫病问题的调研报告。此时，暖暖的阳光洒照在屋里，也洒照在关老慈祥的脸上，她气色特别好，显得格外精神。看到我带来的《甘肃卫生》杂志封面上刊发的时任甘肃省委书记陆浩接见“六•二六” 医务工作者代表时与关碧琰握手的特写照片，他们特别高兴。
关碧琰是广东佛山人，生于1935年。吴建中是安徽合肥人，生于1935年。大学的同窗生活让他们结为人生伴侣，在为老百姓健康无私奉献的道路上，他们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他们清楚地记得，自己是1969年11月1号离开北京，1979年11月1日回来的，“正巧十年”。今年6月，他们不顾高龄和关碧琰刚刚出院尚未完全恢复的身体状况，坚持前往魂牵梦绕的甘肃，参加了“情系陇原——‘六•二六’赴甘医务工作者先进事迹”报告会。
关碧琰对甘肃有着深厚的故乡情结。
她回忆说：“这十年一直都在病房，确实是非常忙碌的十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十年。那个时候，我是儿科大夫，那个地方没有儿科大夫，传染病特别多，特别是儿科，什么中毒性痢疾啊、乙型脑炎啊、流脑啊三度营养不良皮包骨合并重度脱水，像今天的非洲难民。小孩来都是要死要活的，我们就开始抢救。”
关碧琰还在临床医疗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倾自己所学，坚持开展儿科护理培训工作。当时医院儿科就关碧琰一人，有三四个护士，但血管找不着，点滴都不会打。关碧琰就教她们在兔子的耳朵上练手法。“‘文革’时，教授当卫生员，扫厕所。护士当大夫。解放了护士，大夫学会了打针。”在她的言传身教下，为当地培养出了一大批儿科医疗护理专业人员。除了培养儿科大夫，她还帮助医院订立诊疗常规，完善各项制度。那些年，“家务活都是吴大夫干的。”她说。
关碧琰不但从事儿科工作，外科需手术时，去做麻醉。妇产科接生时，又去为婴儿保驾护航，胎儿羊水吸入，窒息了，她就用嘴去吸。成县中学一位老师乙脑昏迷七天，救了过来，一个学生中毒性痢疾，生命垂危，也是关碧琰救过来的。“有一个老干部，心动过速200多次。开始静注洋地黄类药物可以，后来不管用了。我就采取一个手指压在脖子颈动脉窦，一个手拿听诊器听的办法。压到心脏停止跳动，立即放开。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做法，但很管用。要承担风险，以前没做过。那也是在既无器械，又无其他可用药物的情况下不得已的办法。”在关碧琰的治疗下，这位老同志健康生活了多年。
让关碧琰感慨的是，那些年“要经常值夜班，就一个大夫一个护士，死了人，煤油灯忽悠忽悠的，行医的也真害怕。睡不着觉，在成县造成的失眠，现在没治好。”
在成县十年，他们学会了说当地话。在和我的交流中，偶尔说出一两句，还十分地道。
“当时工作真累，但是觉得很痛快!”关碧琰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二
吴建中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批研究生，按苏联体制，毕业后给副博士，但毕业后因故未授学位。他学的生物化学专业，开始分配到二机部七所，二机部是搞原子弹的。吴建中因岳父在香港的家庭背景而不能被重用，后留在了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研究所工作，他是跟着在北医工作的妻子下放到甘肃的。“首先是传达文件，然后是个人响应报名，后由工宣队决定谁下，军宣队开会宣布。北医三分之一的人下了甘肃，包括革委会成员、医生、护士，还有工勤人员。”
成县十年，吴建中在成县中学当校医。“我经常带学生勤工俭学，干什么?上山采药。做了很多标本，在学校里搞了个展览。闲了偶尔打打钟。”
从吴建中的介绍中，我还了解到这样一些线索：在成县医院工作的北京医务人员有20多人，有魏有仁、黄亚丽夫妇，陈勉其、黄丽珠夫妇，周东海夫妇、刘光莉夫妇、郑魁山夫妇，曹淑英、达应庚、王海燕以及护士赵淑敏等。其中，有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儿子华振东，他是北医内科大夫，在武都县三河口公社卫生院工作。宣武医院随北医作为家属走的还有神经外科专家、宣武医院脊髓组负责人詹名抒以及王大觉、小万等4人。魏有仁是“右派”，也是大才子，日语非常好，母亲是日本人。曹淑英的爱人周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去成县后，在县水利局工作了一辈子，永远把自己留在了那儿。
这么多年过去了，吴建中心里总想着一件事，就是希望能发挥余热，再为甘肃做点事。
吴建中是卫生部国家农村癫痫防治组专家组成员，曾任中国抗癫痫协会秘书长，退休后他和天坛医院的王文治教授承担了一个国家卫生部农村癫痫管理示范项目。那年，兰大二院神经内科专家王为民、王天成作为朋友前去看望，同时希望卫生部能够把甘肃省列入项目省，此行受到中国抗癫痫协会会长李世绰和吴建中两位“甘肃老乡”的热情接待。从那以后，吴建中积极协调、多方奔走，反映甘肃癫痫病的状况和当地医务工作者的愿望，力争把甘肃列入项目管理区。在他们的努力下，卫生部于2005年将甘肃列为中央补助地方农村癫痫防治管理项目。项目确定后，他又帮助和促进在兰大二院建立了甘肃省癫痫中心。
为了甘肃癫痫防治事业的发展，2005年以后，吴建中和其他同仁先后四次来甘。他或在兰州生物制品厂讲学，进行学术交流，或奔走在甘肃项目县的山川沟壑，深入通渭、永登、静宁等县的农村，开展疾病调查、督查，培训当地医生。该项目现在已推及、扩展到甘谷、武山、秦安、庄浪、静宁、永登、通渭、古浪等8个县，覆盖480万人。管理5000多人，占项目区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吴建中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兰大二院同仁们的努力，促进了甘肃整个癫痫防治事业的发展，为甘肃人民的身体健康作出了新贡献，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好评。
三
四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在成县的岁月，关碧琰禁不住泪洒衣襟。她告诉我，2002年我们又回了一趟成县，看了医院的变化，学校的建设，在县医院进行了义诊，看望了很多老同事，到农民家作客。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热情，抢着请我们吃饭，带我们去国家森林公园鸡峰山风景区和杜甫草堂玩。
成县之行，关碧琰再展身手，救病患于危急。一个姓茹的小孩，因脑膜炎后遗症，经多方救治不见好转，家长就要放弃了。关碧琰在详细检查后，让家长立即停用所有药物，马上送天水大医院，进行高压氧治疗，收到奇效。这个孩子如今已长成大小伙子，学习很好。
她还深情地说，回想起成县的十年，确实是难忘的十年啊，我觉得也挺值得的。有一天中午我听见门口有响动，开门一看，门口放了一堆老玉米，远远地就看见一个老农背着一个背篓离去了。我永远记着这个镜头，甘肃人民的纯朴、善良，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成为一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甘肃永远是我们的家……
(2012年1月6日，关碧琰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成县的干部群众相聚抚今，思昔追怀。杨朝德、包步州、张俊有及县医院老护士长黄小兰等友人发去唁电，遥寄哀悼之情：建中先生，惊悉碧琰女士逝世，不胜震悼。回想女士当年莅成之日，恪尽厥职，献身医疗卫生事业，厥功甚伟，恩泽深厚，友情甚笃。闻耗之日，悲怀难抑。爰占俚句，用寄哀思。昔年同谷行，为民捐丹忱。杏林垂典范，遗泽启后昆。并望先生暨子女忍痛节哀，善自珍摄，恕不一一。)
陇 上 人 生
——访王凤岐、吴大真夫妇
(2011年12月21日晚 北京王凤岐府弟)
北京好大，高楼林立，道路纵横。换了公交坐地铁，要打的还不太容易，找到王凤岐、吴大真夫妇在北京的家时，已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真是费了很大的劲，但心里特别高兴，两个字：亲切!这是因为，我和吴大真有一个共同的“家乡”——武威黄羊镇。吴大真工作过的黄羊镇也是养育过我30年的地方。她工作过的甘肃农业大学和我父母任教的甘肃省畜牧学校，当年仅一马路之隔，我们同饮过黄羊河水呢。只是在我孩提时，是否见过漂亮的吴老师，则不知道了。
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示发表时，王凤岐和吴大真刚好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在“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潮中，他们毅然选择了服从分配，希望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来到甘肃，在这里工作、生活了19个年头，把最美好的人生年华，献给了陇原的卫生事业。
王凤岐，为国医泰斗秦伯未嫡传弟子，著有《秦伯未医学名著全书》等多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中医专著。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现为世界骨科联合会总监，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医养生特约专家。1982年作为甘肃省第四批援外医疗队赴马达加斯加工作三年。吴大真，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著名中医养生专家。原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近年来，应中央保健局、老干部局等邀请，先后举办各种以养生保健为主题的健康讲座近千场，现为中央电视台《健康早班车》、北京电视台《养生堂》、天津电视台《健康大讲堂》主讲专家，北京大医堂养生机构首席专家。
一
“我认为，做人，要坚守本分。做医生，要坚守医德。”坐下来，王凤岐首先对我这么说。语气里透出的是坚定与真诚。
“文革”中，有一次，被造反派关押在地委地下室的老干部中有人病了，让医院的大夫去看病，但没有人愿意去，都有些害怕。我说：“我去吧。”一方面出于一个医生的良知，另一方面我是新来的医生，没有派系也无所畏惧。第二天，我就背着药箱去地下室，尽心竭力给他们看病。当时关押的都是武威地区的主要领导，也有几个县上的领导干部。我看完病以后，他们跟我说：“你回去以后，能否让家里头给我带点吃的，带盒火柴、香烟。”我回来以后，就到各家去让他们准备，到下次看病的时候，我都给他们带了进去。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作为一个医生应当以治病救人为主，不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的职责!后来，我和这些领导同志，都成了忘年交，我知道并不是我的医术有多么高明，而是我的医德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我在武威的时候，初上临床使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位危重患者，女孩姓郭，是甘肃农业大学的学生，因患白血病住在当时的第十陆军医院。在武威看过中、西医，都不理想，病情十分危急。有一位曾经在北京进修过的老中医认识我，他推荐我去会诊。我详细的阅读了病历，当时患者病情危重，高烧不退、腹泻不止、每两或三天便要输血，血色素不到三克，近十天来已经不能下地行动，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说实话，我当时刚刚毕业，只有24岁，对于这样的危重病人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我看过病历之后发现，前面医生的处方大都是以偏凉性的药物退烧，对于这样一个极度贫血、极度虚弱的病人，不太妥当。只是抓住这样一点，我改变思路，给她开了一个方子，并嘱咐患者的父亲讲，孩子病情有什么变化你随时找我。回来后，我马上给在北京的秦伯未老先生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地描述了病情。很快，老人家就回信了，告诉我这类疾病应如何考虑、如何分析、如何理解以及如何用药，并且提出了一些方药和参考书籍以供我根据病情选用。他提出的一些书籍当时我没有办法找到，但是那些药物和方法我倒是牢牢地记住了。就这样，我几乎每天去一两次医院，反复观察病情变化，不断地调整处方。到了第17天，患者的病情神速好转，烧退了、腹泻止了、血色素升至10克，并能下地行走了。我也因此一夜走红。从那以后，第十陆军医院凡是中医会诊，就要来请我这个“北京小王大夫”。更可喜的是，这个人今年已经60多岁了，住在宁夏银川。
王凤岐是个快乐人，谈吐十分幽默，沉重的话题，经他一说，竟也变得有趣起来。他说：“那时，我们每半年就要到农村或基层一线开展巡回医疗，认识了很多老乡，他们也常常到县城来找我看病。我们家离医院很近，家自然也就成了诊室。有一天，我们正在吃饭，一位母亲抱着一个小孩来了，说孩子拉肚子。我赶紧把碗放在小桌上来看孩子，问她孩子大便怎样。孩子的母亲指着我的饭碗说，“就像这个，拉的红的是红的，白的是白的，还有黄的。”这不成了我正在吃的米饭西红柿鸡蛋汤了吗，你说这饭我怎么吃?但我什么都没有说，照样给孩子看完了病。可说真的，从此之后，我整整几个月不想吃西红柿鸡蛋大米饭，这也是人之常情吧。有时候，我正在家里做饭，手刚搁到面里头，病人就到家里来了。农村人拉着架子车，大老远来了，那是病人，不能等啊。每遇到这样的病人找上门来，我就赶紧把手洗了，给他看病，看完了再做饭，这样的事，多得很。在武威，我每天门诊大概有一百多个病人，上班的时候根本看不完。因此，中午、晚上，星期天，我们家病人总是络绎不绝。那个时候传染病挺多，麻疹、猩红热、水痘、腮腺炎等等，一些传染病人也往家里跑，但我们从来都没有嫌弃和拒绝。结果导致我女儿得过各种的流行病，虽然都治愈了，但我们因此而十分负疚。
让王凤岐这辈子永远牢记心怀的是武威老乡对自己如山的恩情。
他说，那时候，人们生活困难，基层缺医少药，但是基层不缺人情。特别是当地的老乡，对我们这些外地去的医生，可真是好。在武威的南街上，有一个修鞋的张师傅，我在他那修鞋，有时也给他和他的亲属们看病，我们相处的很好。比如他给我修鞋，他给我找来病人，我就坐他那摊上，坐一小板凳，我就看脉，就给病人开方子，就是这么个关系。那些年，处方我随身在衣兜里装着。他说他没有时间到医院去排队，我说没问题，礼拜天反正我也没事，就坐在那儿，连修鞋带聊天。1969年我母亲来甘肃过年。听说我妈来了，他就给我妈量了脚，做了一双鞋，什么鞋呢，是新疆的毡鞋，他把底铰(剪)开，上了个皮底，外面包了一个面，送给我妈，我妈穿着这双鞋特别的高兴。“我母亲回北京以后，一直把这双毡鞋珍藏在身边，老人经常给身边的外孙子们夸耀一番，说：你们看，你舅舅在武威多好啊，你们看武威人对他多好啊。后来我去感谢他，他说，我只是一个补鞋匠，别的我做不了，给大妈做了一双鞋，也算是我对老人家的孝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母亲都认为这是她一生最爱的一双鞋。1995年老人家去世的时候，我特意把这双鞋供在了供桌上，火化时，我又把这双鞋一起给她带走了，既带走了我的感情，也带走了武威乡亲们的感情。”说这番话时，年已七旬的王凤岐语噎哽咽，眼中闪着点点泪光。
他说，在甘肃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很多病人都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们之间没有距离，没有阶层，没有贵贱，只有一种真情。尽管吃了很多的苦，但我从不后悔当时的选择。不管怎样，在甘肃工作的19年，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最让王凤岐感动的，是经常有甘肃的朋友来北京看自己。前些天，有一位武威的朋友来北京出差，给他带了当地的酿皮子，并带来了一瓶调好的醋，说：“你们北京的醋没有武威的好吃。”“真是的，看见家乡的酿皮，我觉得比任何海参鱼翅都要珍贵。它不是简单的营养成分，而是令人感动的真情。”
他说，现在，我虽然回到北京了，但回忆起在甘肃的日子，我们应该感谢，感谢那里的人民群众、感谢那里的同志、感谢那里的各级领导给予我们的支持关心和鼓励。1984年我曾经在武威的《红柳》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第二故乡”。是啊，甘肃永远是我的第二故乡!
二
吴大真年近七旬，但一件大红色的夹克衫和她的一头梳理优雅的白发配在一起，显得是那么充满活力。而她的家，则从布局到装饰，都显得时尚、温馨与和谐。
吴大真说：我们经过在兰州的几天培训，大家面临再次分配。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我的同学朱继怀、李书保找到省人事局的有关领导，主动请缨去甘肃最远最艰苦的地方，只是希望组织上适当照顾我和王凤岐，能考虑把恋爱中的我们分到一块。此后，朱继怀分配到了酒泉，李书保去了甘南，都是最远、最苦的地方，而我，则被分配到黄羊镇的甘肃农业大学校医室，王凤岐分配到了武威地区医院。真的很感谢他们俩，如今他俩已魂归黄土，相信他们在天堂里，也能听到来自我们的感谢和祝福。
到甘农大报到后，吴大真就被抽调参加“四清”运动，兼顾给农村患者看病。没有药品，怎么看病?当时她所有的，就是随身带的针灸的针。没有棉球，就用老乡家干净的布;没有酒精，就用当地人喝的粮食酒消毒;没有拔罐，就找当时属于奢侈品的水果罐头瓶，拿它当拔火罐;刮痧，则用老百姓手里头都有的古铜钱，沾点家里用的胡麻油。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吴大真尽展所能，开始了在武威的行医生涯。
“四清”结束，回到农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校医室比吴大真年纪大的医生们大多不能正常工作，有的“靠边站”，有的被“监管”，人手不够用。当时，医疗工作的原则是“不分中医、西医，不分大夫、护士”，大家轮流大值班，值班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得做。吴大真没有拖累，所以经常一班轮着一班倒。挨到别的人值班，她也都很主动地说：“你们有事就打个招呼，我来替班”。那段时间，碰到什么就处理什么，她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说小儿头皮静脉，我完全可以达到一针见血。”
当时校医室没有中药房，吴大真就提出，咱们能不能建一个中药房，配备最常用的中草药。领导说：“你有这本事吗?”她说：“那就学着干吧。”黄羊镇上有一个中药铺子，吴大真给病人开的方子都是在那抓的，有一个姓苏的老药工很快和她熟悉起来。那时候的中药饮片，好多东西都不是加工好的，需要自己加工。吴大真给他谈了建中药房的想法后，他说：行，只要你愿意干，我帮着你干。就这样，校医室的中药房很快建立起来了。“那时的工作虽然忙碌，但也很快乐，在这个小小的中药房，我学会了很多中药材的加工、炮制。”
1967年，王凤歧与吴大真喜结连理，第二年生了儿子，第三年生了女儿。那几年他们只能在武威和黄羊镇两头跑，70多里路，一天只有一趟班车，要工作还要照看孩子，十分辛苦。1969年的一天，甘肃农业大学革委会主任问她：“你挺辛苦的，你的爱人在武威医院吧，我和地区卫生局的领导很熟，看看需要不需要给你们调到一块?”
吴大真说：“那当然好了。”
这位领导又说：“那你怎么没有说呀。”
吴大真说：“我不敢说”。那时候好像不能随便提什么要求。
“就在这次简短的几句对话之后，我很快就调往武威地区卫生学校工作。两位老领导、老革命，我们一次也没有找过他们，没有送过一分钱的东西，他们就主动把我的工作安排好了，这是怎样的胸襟和情怀啊!”吴大真感慨地说。
三
吴大真不愧“大家”风范，听她讲故事，真是一种快乐和享受，几十年前的人和事，仿佛就发生在眼前——
让她不能忘怀的，是那年下乡时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那时候，提倡“开门办学，巡回见习实习”。“有一次我们坐着大卡车去天祝县的一个牧区。到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很习惯地首先去了卫生所。刚好看有一个30多岁的女性患者正准备做手术。卫生所的大夫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后说，你来得正好，一个急性阑尾炎手术，我正在给她消毒和备皮，我这里没有手术室，没有无影灯，连电灯都没有，只有马灯和手电筒，你打灯一定要比别人会打了，你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拿着手电筒直接照着这个手术的部位。”
“我说：行啊。洗了洗手就过去了。那时候叫有条件上，没条件也要上。因为时间紧的缘故吧，我没有再问一下病史和病人的情况，一方面觉得应该尊重手术的医生，一方面觉得天已经这么晚了，那就赶紧手术吧。哪知道主刀大夫一刀下去，鲜血顿时喷射状冒出来。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喊：坏了，错了。在急腹症里头，宫外孕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刀口缝是缝不住了，我们手忙脚乱地把棉花、纱布、绷带都给她勒上，公社安排了一个大卡车，连夜往天祝县医院送。我紧紧地抱着患者，坐在司机楼里，一路颠簸着，我抱着她，她满身是血，我也满身是血。后来我在她的身边整整守了24小时，看着她抢救过来，没有生命危险了，才放心地离开。过了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有一天在学校里，一个中年妇女手里拉着一个差不多三四岁的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见我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我说：“赶紧起来啊，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就是你。她们都说了，是你救了我。”原来，她就是天祝牧区的那个女病人，恢复得很好。过了不久又怀孕了，生下来的就是她怀里抱着的孩子。
“她们说了，是你救了我，说你浑身都是血。”
“其实这是属于我们的误诊。”我很惭愧，如实跟她说。
“不是的，你救了我的。”她不懂什么叫误诊。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医患关系和感情真就是那么纯真、那么特殊!
四
甘肃19年的工作、生活，给吴大真留下了许多不能磨灭的记忆。她娓娓而来的讲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是那么让人身临其境，真情四溢：
有一次，她带卫校学生到羊下坝公社卫生院实习，同时参加生产劳动。那时候，每天就吃两顿饭，早上面糊汤或菜汤馍馍，下午四点一般是面条。说是面条，也就是一锅子面，大海碗稀汤寡水不见荤腥，或是“山药米拌面”。
卫生院一位年轻女医生，差不多跟我同岁，好像是姓王。我们俩睡一个屋子，她跟我说：“吴老师，你可得多吃点啊。”
我说：“这稀汤寡水的一大碗就够了，想吃第二碗我也吃不下了啊。”
“你会饿的。”她说。
我说：“不会吧，我现在吃的这么撑的。”
晚上九点多吧，我一直在地上转悠。她就乐了，“你肚子饿了吧?”
我说：“是啊，吃饭时把我撑的，现在又饿得难受，一点油水都没有。”
她笑了，她把她准备好了的，叫做锅盔子的饼子拿出来。“你吃吧，我早知道你会饿的，你们城里来的人都是这样子。”
我顾不上客气。吃完后，该睡觉了。我看着炕上的被褥想，房子里这么凉，被窝里一定特凉，我干脆就不脱衣服了，要不然怎么钻进去睡啊。
看我犹豫，她又笑着对我说，“你是不是怕冷，钻不进去呀?”
我说：“是啊，我没敢带热水袋，怕那样的话要受到批评的，说我们资产阶级生活。”
她又笑了，拉着我的手，“你来摸一摸你的被子。”
被窝里暖烘烘的!只见三个500毫升的盐水瓶子款款地卧在被窝里呢。那一瞬间，我泪如泉涌，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只是初次见面，她仅仅知道我姓吴，一个从北京来的卫校老师，但却为我做了很多。
当地干部群众对医务工作者的厚待，让我学会了怎么做人，怎么待人，我觉得，那几年，我学到了很多。
我们俩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俩都先后调到了兰州工作，还经常保持联系。但是后来彼此又调动了几次工作，我们又回到了北京，搬了几次家，就失去了联系。
她在哪儿?我常常想起她，也很想念她!她让我感动，让我牵挂一生。
结束采访之际，王凤歧、吴大真对我说，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我们的人生在甘肃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在甘肃成长、进步，感受真情、感悟人生，收获很大。我们要感谢“六•二六”，感谢甘肃，感谢甘肃的父老乡亲!
“凤毛文章如地大，岐医学问皆天真。”结束采访，我不禁又一次把目光投向客厅里悬挂的这副对联。它正是王凤岐、吴大真夫妇最好的人生写照。
在医学的殿堂里
——访吴庆华、吴学思夫妇
(2011年12月23日上午北京安贞医院)
北京的冬日，天很蓝，风很大，也很冷。
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感到的是患者的众多和医务人员的忙碌。在这所全国著名的心血管专科医院，我见到了工作中的心脏内科专家吴学思教授。她大波浪的秀发随意地披在肩头，与花甲的年龄相去甚远，言谈投足之间充满了活力与魅力，温厚甜美的笑容，让人感到特别亲切。
一
吴学思，医学硕士、主任医师，1982年获首都医科大学临床硕士学位，长期担任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兼超声心动图室主任，系中华内科学会北京心血管分会委员;吴庆华，江苏无锡人，著名血管外科专家。曾任甘肃省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长期担任安贞医院心脏外科主任。他们是一对同窗共读、事业并进、和谐美满的杏坛伉俪。1984年回京后，他们跟随吴英凯教授，参与创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和心内科。夫妇二人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为我国心脏医学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
1969年，吴庆华、吴学思从北京医学院同班毕业，郎才女貌，是一对让大家羡慕的佳人。吴庆华是班上同学中两名党员之一，又是班干部。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农村去，成为他们光荣的选择。
吴庆华、吴学思是1970年分配到甘肃的，报到后，即被选派参加毛泽东思想农村宣传队，安排在甘谷县农村。在甘谷工作的一年时间，年轻的大学生们宣讲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农村政策、农业发展纲要，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多时候吃野菜、玉米面，喝盐碱水，一根葱、一个辣椒就是一顿饭。从北京一下子转换到这种环境，生活上面临着很多困难，但他们在带队的李永久副省长的教育和帮助下，都一一克服了。当时的李副省长抱病带队下乡，脚都是肿的，他和吴庆华住同一间房子。那时候，农宣队想方设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吴学思还记得每个月到镇上开一次会时让大家吃羊肉泡馍的情形。
甘谷农村的贫困和当地农民的憨厚、真诚，给吴庆华、吴学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特别严重，开展农宣队工作的同时，大家力所能及地开展一些医疗活动。在他们看来，为乡亲们作出的医疗行为，完全是自己当医生的责任，但是乡亲们却要想尽办法来回报他们。“那个时候农村条件很差，老乡们主粮是土豆，有时候还要挖一点野菜和在面里。老乡会把攒下来过年的白面，做上一碗面条，打上一个鸡蛋，端来对你表达感激之情，乡亲们的那种真诚，真让人受用不起。”
那段时间，吴庆华和吴学思这两个生长在城市优越家庭环境下从来没有过农村生活的年轻人，一下子来到穷乡僻壤，是那么的不适应。在这里，他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触和了解农村的情况。吴学思记得，当地农村许多人家一代人就一床被子，有的生产队一个工分才1~2分钱，辛辛苦苦干一年，弄不好还倒欠队上的。所有这些，都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巨大冲击，也坚定了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决心。当地农村吃的是苦水，饮用后产气，腹胀，洗了头发打结。每逢下雨，城里来的工作队员们就赶紧用洗脸盆去接雨水，实际上这里很少下雨也很少洗头。多年后，她在北京见到的一名来自甘谷的患者对她说：“你可好了，你不用喝苦水了。”
农宣队工作结束后，他们二人被分配到省人民医院工作，并走进了婚姻的典堂。吴学思充满甜美的回忆，“住的土坯房，地都是土的。两张床合二为一，高低不一，找平就对了。两个人搬到一块了!”那时，医院的老师们都很认真、严谨，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对年轻医生的要求也很严，结了婚的不准生孩子，没结婚的不准谈恋爱，要求他们努力学习医疗技术。有几位老专家常年坚持查房，从不缺席，即使自己身体不舒服，仍然坚持在一线，把自己的宝贵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下级医生和学员，对他们影响很大。
吴庆华因各方面表现突出，不久就以本土的身份被安排参加了北京医疗队在景泰县的巡回医疗，在这一年中，他们深入农村社队，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医疗救治工作，让他进一步了解了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和所思所盼。在景泰，吴庆华主要开展外科手术。有一次，一个病人患急性阑尾炎，来不及去公社卫生院，他就打着手电筒，直接在老乡家炕头上给病人做了手术，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当地的医疗水平得到改善，尤其是消化道、呼吸道疾病、血液病的处理技术有了很大提高。那几年，吴庆华总是带头去医疗队。有一次，在农村拉水时，不幸被翻倒的架子车压断了一条腿，现在还疼。
1972年，吴庆华结束在医疗队的工作回到医院。他和来自北京医学院、上海医学院，还有兰州医学院的30多位大学生，为医院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一次，吴庆华和同事费好大劲抢救一位重危病人，病人后来还是去世了，他们帮助家属把病人擦洗干净，然后又送到太平间，并向家属表达了歉意，病人家属没有因为亲人离世责怪他们。那些年，为病人接大小便、清洗、守护高危病人等等的工作他们做了很多，他们用真诚和实际行动维护了善良和谐的医患关系，也赢得了老百姓的尊重。
二
吴学思的童年是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度过的。当时，父亲从南京大学去组建大连医学院。她走上从医的道路，也是父亲从小耳濡目染的结果。“从小就想学医生，就没有改变过这个志愿。”她这么对我说。
吴学思的父亲吴襄是著名生理学家，1945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初由南京医学院到大连，参加大连医学院的创建工作，被聘为大连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兼教研室主任。吴襄热情耿直，治学严谨，于1956年担任《生理科学进展》杂志主编。吴襄老先生80多岁时，为提高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对生理发展过程的认识，以利于生理学研究的继承和创新，还广集资料撰写《近代生理学发展简史》，对中国著名生理学家的重要学术贡献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该书出版后获北京科学技术著作一等奖。晚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这些年，吴学思在医疗技术方面做得很成功，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她擅长各种疑、难、杂、重的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药物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率先在国内开展应用心肌声学造影指导肥厚梗阻性心肌病的室间隔化学消融的治疗，并获北京市科技成果奖。她先后负责或参与国家的“八五”、“九五”和“十五”攻关项目的有关冠心病的科研工作，已完成近10余项国际性大规模GCP临床研究。主编和参编著书30余部、发表论著近300余篇，其中20余篇发表在海外国际性杂志。多重的病人，都是高高兴兴走的。吴学思会告诉患者，你这种病会有希望，在我这不是最重的，要有信心，你会好起来的。她开玩笑说，这叫“话疗”。
1986年至1990年，吴庆华、吴学思夫妇在美国从事心脏的研究和临床工作。1990年12月，他们带着在美国读中学的儿子回到了祖国。在“六四风波”的特殊时期，他们的回国之举影响很大，许多领导和同志们纷纷前来慰问、看望。许多媒体纷至沓来，要作深度报道，他们婉言谢绝了。
“为什么从国外回来?就是回来做事。”吴学思这样回答我的提问。
当时美国人对她说：“你要办绿卡我们马上办。”
吴庆华85岁高龄的父亲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我出国是坐轮船，两个星期才到美国，待了一年。你出去14个小时，已经待了4年，该回来了。”
吴学思告诉儿子：“要是为你着想就不回国，要是为我们考虑就回国，我们才45岁不到，还想回国做点事。”懂事的儿子深深地理解了父母的选择。
“虽然救死扶伤没有国界，但回来感觉不一样。国外做的是别人的事，回国做的是自己的事。”回到自己的国家，吴庆华、吴学思感到是那么亲切、兴奋，充满豪情。
他们说，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每当听说有病人是从甘肃来的，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甘肃人民是我的亲人……当年，甘肃以她的真诚淳朴接纳了我们，也感动了我们，这也是我们无条件地为甘肃人民服务的动力。
他们还说，那段经历，是自己一辈子的财富。甘肃的十几年对我们一生的影响很大。做一个好大夫，必须要厚积，否则怎么能薄发?而厚积的过程，是要吃苦的，甘肃的经历，够一辈子受用。如同炼钢，要淬火。
安贞医院之行，我没有见到吴庆华教授，他正在主持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辞别吴学思教授之际，我有点好奇地问她，您在医学事业的道路上攀登跋涉了这么多年，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有没有想过松口气，带带孙子，享受享受生活的快乐?
听我这么说，吴学思莞尔一笑：“找我的病人太多了，被需要才快乐!”
我顿然悟出：“被需要才快乐”，此乃吴庆华、吴学思夫妇医学人生的崇高追求和价值体现。
山石和流水作证
华俊东，中国医学基金会原副会长、秘书长，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的长子，1931年生于江苏金坛。1950年1月1日，华罗庚夫妇带着长子华振东等四个儿女从美国旧金山登船，历时30天回到祖国的怀抱。华俊东回忆，仅仅一年多时间，“回国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久，就碰上六一儿童节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的游园活动，非常热烈，高兴极了。印象最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朗的天。”从此，更加坚定了他报效祖国的决心。
1955年，华俊东从大连医学院毕业分配至北大第一医院。1962年读研究生时，作为中国青年学子的优秀代表，他参加了在匈牙利召开的“国际医科学生大会”。1969年11月，已是主治医师的华俊东和在中苏友谊医院内科当主治医师的夫人柯小英下放武都县三河公社卫生院，柯小英的父亲是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华俊东夫妇是响应号召，踊跃报名的。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华罗庚行动上的大力支持：三个年幼的孩子全部留在了老人身边，“我到哪他都支持”。
在陇南的大山深处，在那个远离县城几十里之遥的山乡卫生院，让华俊东不能忘怀的是老百姓朴实的感情。“群众对我们相当好。公社干部半夜打猎回来会叫上我，大家围在屋里的炭火旁，一边说笑，一边吃着烤肉。”让他感动的还有出诊时在百姓家吃饭的一幕：“山顶上有一户人家，因为缺水筷子都没有水洗，老太太先用衣袖擦了一下，担心不干净，又用嘴舔了一下，才交给我，让我非常感动”。
党的重托，百姓的期盼，让华俊东不敢懈怠，他全心全意得投入到为社员群众服务之中。小小的卫生院里，一次史无前例的手术开始了：由华俊东担任麻醉师，采取针灸麻醉，为一名患者成功实施了子宫全摘术，来自北大一院的外科主任沈绍基主刀，沈绍基夫人计瑞珠和华俊东夫人柯小英等全院医务人员全部上阵。手术轰动一时，吸引了来自省城的记者。1972年，华俊东被评为“全省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并赴兰州参加表彰大会，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爱戴和尊敬。
下面的几个故事，是曾经在甘肃省武都地区(今陇南市)工作过的几位北京医务工作者的真实经历，他们的牺牲和奉献，甘肃人民会永远铭记——
一
责任高于一切，荣誉高于一切，成就高于一切。
1980年6月，王永禄离开播撒了11年血汗的甘肃宕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
“回来一无所有，家具20元处理了。下放十年，得了十年的纸回来。”——离开宕昌时，王永禄丢弃了很多东西，唯独带回了成摞的奖状和荣誉证书。这是当地政府和人民对北京医务工作者的最高褒奖。
王永禄性情沉稳，话语不多，但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扔，都可以不带，唯独这奖状我一定要背回去!”
“您今天在我们没有结束生命前，来采访我们，我们非常感谢。您能来，国家还没有忘记我们!”2011年9月3日下午，我在北大一院王永禄、张淼淼夫妇家采访时，张淼淼真诚地对我说。
穿过时光隧道，回望曾经的岁月。1969年12月2日晚，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王永禄、张淼淼夫妇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登上了开往大西北的专列。
初来宕昌，他们看到，县医院只有两个外科大夫，处理能力很差，半小时就能完成的阑尾手术，竟然要做4个小时。病人住院内、外科不分，妇科小儿不分，都住在一间病房里。吃完包谷面散饭，老乡们都要左一下右一下地舔舔碗。不管是家里炕上，还是院子里，小孩大便了，大人会叫：“狗儿家，上床把屎舔了。”那习惯了，也饿着的狗儿便一下子窜过去，伸出长舌头，对着小孩撅起的屁股就舔，有的孩子因此被咬出肠子而做了手术。更让人心酸的是，王永禄孩子的同学要饭要到了他们的门上：“爸爸(当地人把长辈喊作“爸爸”)，给些，多少给些!”王永禄是民族资本家出身，家境优越，一直在北京长大，宕昌农民艰辛的生活和缺医少药的一幕，让他震惊。作为一名医生，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他迅速地投身到甘肃农村救死扶伤的事业中。
那时北京的大医院分科很细，可是到乡下以后，所有的急症全都要处理。王永禄本来是外科大夫，但也干上了妇产科的工作，在书本和实践中开始了妇产科知识的学习。“我们去后，才有了剖腹产。有得有失，对所有的外科病，不管哪科，我都能大致处理。我们还培训学员，办了一个班。”王永禄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宕昌县农机厂工人何三会因厂里发生爆炸，右手被炸烂，三个指头各炸掉了一截。王永禄没有简单的一截了之，而是用整形科做皮瓣的方法，把断指插在肚皮上，三周后游离开再接上，从而使手指长度不再缩短，保护了功能。何三会遇上王永禄，可真是三生有幸。
1976年闹地震，宕昌满街都搭的是地震棚。有一天，一个手术病人已经麻醉了，哗啦啦震了一下。手术室里，只有王永禄和一个护士没跑。“你没跑是素质。地震了，我说你怎么不跑?他说，我死了也要和病人死在一块，我是医生，我怎么能把自己的病人撇下!”几十年过去了，说起这一幕，脾性耿直，快言快语的张淼淼仍然记忆犹新。
那年，北京的调令打过去了，王永禄都较上劲不走。他舍不得离开宕昌，说是手术没做完，要培养培养学生。王永禄执著地说：“人这一生，总是要有一点贡献的。我学术论文没人家多，职称没有别人升得快，但建立了宕昌县的医疗制度，不后悔!”
那10年，宕昌县的两任县委书记陈明道、马体安对北京医务工作者都很关心。宕昌老百姓更是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一年，医院接收了一个压断了盆骨的女患者，张淼淼毫不犹豫的献上200毫升鲜血。当地群众记着北京医生的恩，有一个藏民叫杨昌顺，没啥东西报答他们，就劈了好多柴送来。然后，悄悄地走了。还有一个叫甄善容的老乡，经常来给他家挑水，点点滴滴都让他们不能忘怀。运新华是一位助理护士，她的爱人梁龙是北京市公安局的，陪着她一块儿来到宕昌，奶奶去世后安葬在了那儿，女儿和儿子也与当地人成了家。他们已与宕昌人民水乳交融，宕昌成了他们永远的家。
今天，张淼淼最大的愿望是，“最好能去一趟甘肃，我希望能去，在我故去之前，希望能吃一碗甘肃的酿皮子、臊子面，多好吃啊!我对甘肃有感情，我坐着轮椅也要去，我想那个地方。我是‘六•二六’战士!”
一串热泪，从她饱经苍桑的脸上滚落下来……
二
1969年岁末，北大医院副教授张益瑛和妻子李仲环，带着一双儿女来到了最贫困的宕昌县沙湾公社卫生院。
张益瑛原是放射科大夫，但是沙湾公社条件艰苦没有电，无法开展放射专业的相关工作，让他非常着急。了解到当地山区有好多中药后，他便依照自己带来的一本中草药的书，从头学习草药知识。然后，带着赤脚医生上山采药。那段时间闹肚子的群众非常多，张益瑛就想办法将采来的新鲜黄连用大锅煮成黄连水，免费发给当地的农民喝。几天后，因为拉肚子而来卫生院看病的群众就少多了，张益瑛十分高兴。他又开始努力自学针灸技术，并开展治疗工作，用小小银针治好了很多人的腰酸背疼、颈椎疼痛、肌肉扭伤等常见病。
“当时我们是全家一起下放到甘肃武都地区的，这期间我经常因为连续几天出诊而回不了家，读初中的女儿便担当起做饭等其他家务。在宕昌农村，每周都会有小集市，但交易的东西不多，主要有活鸡、鸡蛋和土豆，或者一些山货，青菜类很少，当地老百姓平时很少吃菜。他们每日的主食就是把土豆煮烂，和在玉米面里，做成类似稠粥似的东西，这便是一顿饭。有一次我不在家，孩子们想吃鸡，张益瑛便从集市上买了一只活鸡回来，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宰杀，于是手起刀落，直接将鸡头斩下，顿时只见一只无头的鸡在满院子里扑腾，十分尴尬。不过张益瑛在工作方面一直很努力，而且很善良。看到当地医疗条件十分落后，想到自己在当地的工资收入相对较高，他便主动找到上级，要求捐500块钱改善卫生院条件。这么一件好事，却被领导认为是‘臭老九’的钱，不能收。这件事让张益瑛心里十分难受，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感情。”86岁高龄的李仲环老人每当谈及此事，总感到这是已故老伴留下的一个伤感和遗憾。
李仲环是小儿科的护士，在北京的传染病房和普通病房都工作过，在相关疾病的治疗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刚到沙湾公社时，正遇上麻疹大流行，工作量非常大，除了看门诊外，还经常要出诊。当地老乡夜晚需要来看医生时，会站在卫生院对面的高处喊“大夫，大夫!”“在农村，需要出诊的孩子都是病情相当严重的。有一次，一个孩子病情危急，高烧不退，神志恍惚，是麻疹以后肺炎的症状。于是我给孩子注射了青、链霉素，口服了一些其他药，并喂了孩子一些米汤。同时用酒精不停擦拭孩子的颈部、腋下等部位帮助降温，并密切观察。第二天孩子的体温开始下降了，又经过了两天的治疗与护理，孩子基本痊愈。当时家里人对孩子已不抱希望，甚至为孩子穿上了一套上衣和裤子连在一起的衣服，这在当地是给死亡的人才穿的服饰，甚至连棺材都已经备好放在了孩子的炕边。孩子病好之后，我半开玩笑地跟孩子家长说，这衣服是不是穿的过早了一些。孩子家长也笑道‘当然要赶紧把衣服改成合适的了!’我随后又问那个小棺材呢，家长说，‘没事，可以用来装粮食!’说罢大家哈哈大笑。”
李仲环回忆说，沙湾公社有个叫埃头坡的地方。那个地方山地复杂，上山时坡很陡，也很打滑，外人去时需要有两个人拉着往上拽。下山时需要有人在前面挡着你，后面有两个人拽着你才能下得了山。从山上往下看，下面的白龙江好像一条白带子一般，咆哮翻滚，特别吓人。当地有个小女孩，呼吸困难并伴随高烧，经我们诊断为麻疹喉炎。我们及时给她注射了青霉素，口服了激素。第二天病情便大幅好转。又经过两天的治疗后，基本痊愈。这孩子的屋里放了一堆草，我很奇怪地问，这些草是干什么用的。老乡坦言道：如果孩子好不了，我们就用这草把孩子裹起来下葬。老乡对于能治好孩子的病十分高兴，并为一个女大夫能够克服路途的艰难而来帮助自己十分感动。
“有一次我在工地巡回医疗，看到一个工人半边脸肿得厉害，了解是因为牙疼所致。我尝试利用我学的针灸知识为他扎了针灸，让人感到惊喜的是，第二天这位工人的脸几乎已经消肿了，牙也不太疼了。我又继续扎了一次，基本就已经好了。这让我感到针灸真是太神奇了，在农村用起来十分方便而且几乎没有成本。”
当地人性情淳朴、善良，但是因为落后和知识贫乏等原因，有时候也会耽误和造成好多本可以避免的悲剧。比如当时麻疹流行，一家孩子患有麻疹，便有好多乡亲们抱着孩子来探望，他们不知道小儿麻疹是能够互相传染的，因此麻疹传播的十分厉害。有一天李仲环发现自己的儿子张健背着背篼，无精打采地坐在门诊医院的台阶上。他说他感到全身疲乏无力，跟同学上山劳动连爬山都爬不了，经检查发现他得了传染性肝炎。为了不让病传染给同学，李仲环便向老师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可老师却认为这是一种软弱和娇气的表现。
两年后，他们调离沙湾公社卫生院，到武都县医院工作。搬家那天，好多乡亲闻讯赶来帮忙和送行。依依不舍的情景至今让李仲环不能忘怀。
三
孟昭敏，甘肃中医学院一位年已八旬的退休老教师，她对我回忆说：成县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我下了班以后还出诊，出完诊回家才吃饭。三间房挂了七把伞，桌上长了好长的毛。针灸是最忙的，成县人还最信赖针灸。门诊一天一百个病人，每人一毛钱。遇上星期天不上班时，都往我家跑。当地人都知道我家的门，都知道我家不怕脏，谁来了都往咱家床上躺，扎针呗。”
孟昭敏的针灸技术是家传，师带徒出来的，她是随丈夫郑魁山来到武都 地区成县医院的，当时已是西城区护国寺中医门诊部主治医生，“我家孩子都要学针灸，挨完斗回家教孩子，没有一个出去造反。”
下放成县，郑魁山淡然处之，甚至把它当做自己学习、提高的机会。他告诉孩子们：“我们下放也有好处，对我们的技术提高了一步。为什么这么说?成县当地有一个大夫为什么出名?原因是人家治病按天气、按地气(成县潮湿)，用燥药多，效果很好。要是在北京，很少用燥药，对我们是一个启发。我们如果不下来，有些病也许永远见不到。”
抛沙公社有一个小孩，第一天来看病还走了不少路，第二天不会走路了，看了不像小儿麻痹，第三天，胳膊也不会动了。这是什么病呀?住院也查不出来。第二天又来一小孩，一周后就死了，也没查出什么毛病。郑魃山和同事关碧琰急了，马上打电话到北京儿童医院。北京的朋友说，我给你查书。原来是很少见的多发性的神经根炎，是一种急性传染病。紧接着，又来好几个，“连住院带扎针，中西医结合，都救过来了。”后来，两人共同写了一篇论文，很快发表了。
从北京到了天水，要等火车托运的东西，孟昭敏就在招待所先住下来。天很冷了，招待所给每个房间发了一盆炭火，没见过木炭，我们就从下面吹、烟熏火燎，也点不着，没见过，这怎么回事啊?生活都不知道怎么生活。原来，当地的炭盆要从上头点。到了半夜，就听隔壁住的几个姑娘在哭喊：“你醒醒呀，你醒醒呀!”
“我感觉好像有病人。我就去敲门，说你把门开开，我是大夫，我给你看看。半晌，门才开了，这门一开，开门的人一下就仰过去，躺地上了。门边上还躺一大个子，床上坐俩女的，不睁眼。我再一看，炭火盆是蓝苗，煤油灯是蓝苗。一下子，我的头晕也不行了，爬地下了，下着小雨，全是泥。你说我怎么办?救病人要紧。赶紧弄起来，架起来。我又赶紧给儿子扎了一针，醒了。哪知道木炭还有煤气。”
孟昭敏说，如果我不管那些事，你哭你的，恐怕我也就不行了，救别人也等于救我自己。后来才知道，这四个姑娘都是上海的大学生，到成县煤矿实习的，进城来了。后来值班的师傅感激地说：“如果没有你，又要出人命了!”第一天到成县就救了这四个姑娘。第二天，她们来感谢，哭着说：“如果不是你，我妈就得来处理尸首了。”
“孟大夫，你一来，就做了一件大好事!”——当地干部说。
四
连志浩，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资深教授，他一生对流行病学，尤其是对预防和控制特定的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贡献在业内有口皆碑，享誉流行病学学术界。他同时又曾是一名为甘肃农村医疗工作作出重要贡献的医务人员。1973年8月，甘肃省的会宁、榆中、陇西、甘谷、秦安、武山、天水等县的部分社队农民，不断出现下肢痉挛性瘫痪病人，尤以甘谷县永兴公社、康家滩公社、谢家湾公社为重。通过对该病的罹患率及其时间、地区、人群分布特点的调查，发现该病病因是食用了含有毒性物质草酰氨基丙氨酸的山厘豆所致，后来通过在当地宣传不食或少食山厘豆而使该病流行终止。在此事件中，连志浩也参与了在榆中县的调查工作，此项研究成果，亦是成功地运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探寻疾病病因的范例。
1969年11月，北京市的上千名医务人员和医学院的教师举家西迁，一趟专列把男女老少上千口人一夜之间撒在西部的黄土高坡，像芥菜籽一样散落在甘肃省武都地区和平凉地区大大小小的山洼中。他们全家五口也从北京来到边远的农村卫生院安家落户。在武都，一同下放洛塘卫生院的北京医务工作者共8人。连志浩出诊的足迹遍布洛塘公社下山区(又称后山区)全部的18个生产大队，跟随挎着红十字药箱的病人家属，穿着麻草鞋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崖去诊治病人。他在一生的巅峰期把医术献给了贫困的患者，把汗水滴在了陡峭的山径上，把心血洒在老乡的病榻前。来自首都北京的医生，让山里的人从此有了寄托，缺医少药的山乡从此有了希望。那时，连志浩夫妇经常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给老乡们垫付药费，老乡们则每每以各色的土特产作为回报，他们扛着装满自家干鲜果品的背斗从几十里外的山沟里送过来，以示涌泉相报之心。他们会一遍又一遍地对你说：“捍上，捍上(拿着)。”
2006年国庆期间，连志浩、江伟珣夫妇的女儿连先和爱人离开北京，驶往千里之外的甘肃省武都县，去寻找当年在穷乡僻壤留下的印记，了却30余年后重返故土的宿愿。
在贫瘠穷困的大山沟里，连先和弟弟妹妹度过了自己的幼年、童年或少年时代，当年留下的记忆让她们几十年来常在梦中故地神游。
连先女士这样回忆父母和自己曾经的工作、生活故事——
我们全家在洛塘卫生院度过了三年的时光。我当时在念中学，成了地地道道的后山沟里的娃娃。山里产的核桃、梨儿在我的记忆里是永远吃不完的，还有樱桃、杏儿、苹果、石榴、毛栗子和蔈子。我也是在那时培养了对庄稼人的亲近感，对劳动的敬慕和山乡情怀，甚至造就了自己人生的根基。想起这一切，还要感激艰苦生活的磨砺。
10月5号早晨，天公不作美，我们刚刚从陇南市出城就下起了小雨。回到父母曾经撒播青春汗水、救死扶伤的地方，回到久违的第二故乡，这一天我已期盼得太久。洛塘中学老同学王安平、徐宗平、尹学库、张玉宝、陈明琪、尹德玺和我们一同前往洛塘镇，我的好朋友杨青青虽不能与我们同行，但对此次活动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帮助。
山间小径承载着我花季少年的脚步，蹉跎岁月成就了我的性格和情操。离开洛塘34年，我虽然走过天南海北不少地方，但割舍不断的仍是对这里的留恋。洛塘一直在我的梦里。
汽车缓缓地在通天陡壁上盘来盘去，我的双眼也开始变得贪婪和忙碌。巍峨群山，茫茫林海，美不胜收。麻崖子梁上驻足远眺，只见云雾缭绕中层峦叠嶂，是宁静和天险交织成的美。对面山尖依稀可见的是一个可谓仙人洞的奇观，当地人称之为“碟子大的天”。俯视脚下，那条通向洛塘的山路宛如一条蛟龙悠然向下盘旋着，顺着山坡坚实地伸向山坳深处。山脚下，村舍瓦黛，袅袅炊烟;半山腰，层层梯田、椒林锁边。这一切真是太美了，真叫我百看不厌。山之秀美、林之葱郁使我们陶醉。
车到了聂家湾，接着是大沙坝，洛塘转眼就到眼前。透过淡淡的烟雾，看见了那熟悉的山麓，看见了那个我每到夏天都会和弟弟以及其他小朋友一道“浮水”的小小深潭，忽然觉得只有山石和流水是千百年不变的证人。我们记得洛塘河和尖嘴山，山水也一定认得我们。我激动得心跳如鼓：魂牵梦萦的洛塘，你远行的游子回来了。
第一站去洛塘中心小学。接到通知的同学纷纷从远近不同的山里、沟里、坝里来这里聚合。听见了久违的乡音，看见了久违的面孔，感觉格外亲切，心情十分激动。拓宽了的洛塘街，整洁明亮，楼房林立，商贾云集，生意兴隆。显示着今天洛塘的生机勃勃、日新月异。不由地对当年贺敬之先生回延安时“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不够我走来不够我看”的心情有了深层次的感悟。
我第一个走访的，是上庄村王兴奋家。王兴奋是我老同学，他的父亲当年也是卫生院的大夫，我父母的同事。妈妈经常提起说，王大夫矮矮胖胖的，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治妇科病远近闻名。这次我来，还肩负着母亲的嘱托，设法寻见她的几位故友。遗憾的是，王老先生已于几年前过世，我来晚了一步，我情不自禁地抱起王大夫的曾孙合影留念。
我来到了一个典型的乡村人家。她名叫王春华，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女。她和我同岁，现在仍然欢快的像个孩子。记得冬天里，她一直穿着一件又厚又长的对襟花布棉袄。还记得她怀里总夹着一只没纳完的鞋底，每天往返卫生院，匆匆拐进大院的样子。她没能像我那样幸运地上学念书，我在课堂读书时她却在我家“引娃娃”——妹妹连文一岁三个月起就每天和她形影不离共三年，是她抱大的，从她那里学了满口的洛塘土话。如今春华和她的“老头子(丈夫)”仍住在上代人留下的木屋里，喂猪下地，务农养林，沿袭着祖辈的生活，但她们的儿女出去闯世界了。儿子在北京当保安，不再选择过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传统农家生活，两代人两个世界。春华的脸上没有愁苦，漾满的只是甜蜜和满足。她告诉我，这几年单单是核桃的收成也都不错。
淅沥的雨点打在我们的肩头和已开始斑白的头发上，让人平添几许感伤。
沿着与洛塘河交汇的那条小河，我们径直去了洛塘医院(现称武都区第二人民医院)。1969年11月至1972年11月间，父母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这个大山沟里安家落户，住了整整三个年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给我们播下了深刻又美好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妈妈零碎的记忆中，是卫生院那四合院式的院落，是她那些难以忘怀的同事：高文斌、王道沛、连志浩、李宗衡、王一平、王继忠、魏秀梅、李德民，朱大夫、赵大夫、查大夫、谢大夫、王大夫、佟大夫和护士张桂华、小胡……这其中有五个家庭来自北京。
雨，一直在下，我们打着雨伞，踏进了医院的大门。
我家曾住过的那一排平房还完好地保留着，这一定是天意使然!我急切地奔向最上面的两间大门紧锁早已空空如也的房间。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一切都在我的记忆之中。记得夜晚我是怎样将煤油灯灌满油，把灯芯修剪好，调到最佳位置。芯留长了会浪费煤油，短了则光线不足。最后还要把灯罩擦的透亮，否则视力会有很大损伤。光明来之不易啊!冬天的炭火盆也是一绝，没有烟囱竟然从未发生过煤气中毒!对了，秘诀就是窗上一定要安一个自制烟斗。这些都是我父亲一点点教我们的……
抚摸着斑驳的墙壁和退色的门漆，凝望着未曾改变的砖墙和门槛，刹那间，一股莫名的无可阻挡的冲动袭来，我终于不能控制自己，热泪夺眶而出，在众人面前竟失声号啕起来。所有的同学都觉得我的哭声来得那么突然，但没人安慰我，也没人笑话我的脆弱。
医院变化很大，原来的门诊室、住院部、取药房、化验室和手术室等简单的平房已被现代化大楼所取代，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已今非昔比。医院承担着下山区十多个乡镇的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医务人员都是大专院校分配来的学生。院长孙万应医师和副院长白兴堂医师当年在这里进修过，对我的父母仍有着很深的印象。如今见到我这个”六”六”六”六•二六”下放医生的后代，十分高兴，纷纷出门迎送。
临走时我问了一句：你们吃水还从河里用水桶提吗?大家自豪地说：早就吃自来水了。
我在细细地找寻，因我仍然不敢相信，当年下到河滩去的那条陡峭小路已经不复存在了。难道真的没有人再在河里洗衣洗菜，水桶扁担也成了历史?我记得我家有两副水桶，一副大桶爸爸用，那小桶专供我挑水用。
我们又来到张玉才家。爸爸曾经给他的家人诊病，张玉才也是我弟弟连进童年时期的好同学好朋友，连进现定居加拿大，听说我要来，一定要我代表他看看玉才及其家人。虽然他们相处只有三年，但玉才的聪明好学，厚道和为人受到我弟弟的尊敬，他现今已成了洛塘小学的副校长。
玉才家干净整洁，两层木架结构的楼房宽阔明亮。楼檐上悬挂着辣椒、玉米、干菜;院子里花草盛开;家禽、牛羊满圈;屋里电视、电话、冰箱、洗衣机、摩托车齐备。一看就是个勤劳、丰盈的小康之家。玉才一家热情好客，姐妹们、妯娌们早早地就进厨房忙碌开了，有做豆花的、有擀面条的、还有炒菜的，精心准备了吃不完的饭菜，有鸡、有鱼、有扣肉，还有干香椿芽等特色菜。当地风味传统饭——豆花面，当然是主食了。一碗碗端上，热腾腾，香喷喷，那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无处寻觅的美食一款。
相见时难别亦难。应该和同学朋友说再见了。半天的时间是那么短暂，离别又是那么依依不舍。
别了，清清的洛塘河;别了，诚挚的朋友。来日方长，我们后会有期。这是因为，父辈们留在陇上的精神和故事，还会代代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