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农村发展，教科文为先
世界银行报告认为，“知识和教育能使亿万人摆脱贫困，也能扩大贫富之间现有的差距”。“在全球知识爆炸的今天，各国应缩小贫穷和富裕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否则穷国将会被更远地抛在后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技状况报告则指出：“世界贫困差距就是知识差距。”
在中国西部，既有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灾难性贫困，也有落后的生产力导致的愚昧性贫困。但更为主要的还是社会发育程度低，文化教育落后造成的愚昧性贫困。由于劳动力缺乏必要的科学素养，高新科技找不到载体，就连地膜覆盖这样简单的技术往往还得靠行政命令或某种优惠条件来刺激推广。虽然这是因闭塞、贫穷而造成的无知的直接体现，但究其根源都在于教育、文化的落后。
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反贫困行动中，千百万科技工作者深入科技扶贫第一线，为把科技送到群众手里，辛勤耕耘在大山深处，表现出了极其可贵的社会使命感、政治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为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作出了巨大贡献。
农村贫困的根源说到底是文化的贫困、观念的贫困、信息的贫困。文化对于农村青年，最重要的作用是青年主体意识的启蒙。文化可以拓宽青年人的视野，拓宽青年人的胸怀，引起青年人联想和思考，进而启迪青年人的理想，照耀青年人前进的道路。而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才是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最重要的动力，开展农村文化扶贫迫在眉睫。走教育扶贫、科技扶贫、文化扶贫之路，即向他们输入新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传授适用科技，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众的素质，才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从根本上扭转贫困的正确道路。
第 二 十 九 章
爱心浇筑的工程
“希望工程”最早发轫于1989年，是小平同志亲手将这希望之火点燃……
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团中央的领导同志说：“咱们中国有一部分地区的确还很穷，可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尽量别让他们因贫困而失学!”
为了孩子不再因贫困而失学，一场牵动着千万人的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献爱心活动从此在中国大地上悄然行动起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国的老百姓，以及关注中国发展的海内外人士、团体纷纷慷慨解囊……
拿出400元钱，就能资助1名失学儿童完成小学学业;拿出20万元，就能在贫困地区援建一所希望小学……
1989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为宗旨的助学基金，并将它命名为“希望工程”，由此掀起了全社会大规模捐资建校，救助失学儿童的高潮。广为人知的“希望工程”由此应运而生。
“希望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它不仅仅体现了一种责任和爱心，更是协助政府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社会大行动。在这场行动中，有无数的人和事感人至深……
1976年前后，在我还是10多岁的少年时，听同伴讲述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此后，这个荒诞而离奇的故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多年之后，我终于略作“文字处理”，把它写成尕小说《奇怪的冰棒棒》，发表在1990年10月26日的《兰州晚报》上，不想作品见报后“惹”了点“小麻烦”，有读者给编辑部写来厚厚一沓子信，厉声指责我丑化了农民兄弟，说是世上哪能有这么愚昧的人?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故事和儿童失学的问题连在一起后，还能笑得出来吗?还能感到“冰棒棒”奇怪吗?
张老汉照着胯下那头窄腰细腿小脑瓜的凉州毛驴腚上“啪”地一巴掌，驴儿扬起蹄子，“碍碍”地往庄外奔去。
“爷爷——”狗狗撇下羊群，舞着鞭杆连喊带跑，“你进城了给我买个带把把的冰棒棒吧!”……
“六一”，阳洼子小学的老师领着学生们游了趟城里的儿童公园，狗狗没去。半年前，爷爷就把羊鞭塞到他的小手里：“爷爷这辈子不识字，钱也挣得一个劲儿的。现在一个羯羊二百大，崽娃子家还是挡羊实在。”狗狗哭过，闹过，可这个三年级的小学生还是辍学了。上学时和狗狗坐一条凳子的牛牛从城里回来就跟他谝：夏天吃冰棒棒才叫舒坦哩……
夏天还有冰棒棒?狗狗才不信哩。可晚上上了炕，他还是揪着爷爷唇上的那撮山羊胡，非要把夏天里的冰棒棒弄个明白。爷爷呢，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说现在“电驴子”屁股上冒着白烟满街上飞，说不上那城里的科学家真能在夏天里造出个冰棒棒给崽娃子吃哩。这天夜里，狗狗做了个甜甜的梦，梦见自己也变成了三伏天里那神奇的大冰棒棒……
晌午时，张老汉坐在城里的茶摊子上一边吃着“肉夹儿”，一边悠悠地品着茶。吆，一个小姑娘拿个有根小把把的冰疙瘩，正放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吮呢。他问明了这就是那夏天里的冰棒棒后，几步跨到冷饮摊前，把一张“大团结”啪地拍在冰柜上，神气十足地扔了一句：
“把这冰棒棒给我那孙娃子也拿上个!”
张老汉摆弄着凉凉的、白白的、方方正正的冰棒棒，再仰脸看看头顶上那颗火辣辣的红太阳，笑得老泪挂成了串：“嘿，这城里人着实子能。”他由不得也伸出舌尖舔了舔，还是甜的哪。哟，那一股子凉气直往脊梁骨里窜，真比脱光了裤子跳进涝坝里还舒坦呢!
张老汉撩起衣襟，松松裤腰带，把两根冰棍左右那么一别上路了。太阳下山时，张老汉回到了家。还没进院门，就亮开嗓子吆喝开了：“孙娃子啊，看爷爷买了个啥!”
老汉撩起衣襟。“哟，冰棒棒咋不见了?!”
一旁的狗狗也“嘿”地踩了下脚，“爷爷，你咋这么傻，冰棒棒咋能往怀里揣呀，化掉了!”
“你崽娃子知道个什么?科学家造的冰棒棒和冬天的冰块不一样，是化不掉的，我嚼着吃了，又凉又硬，还是甜的哪!”
张老汉这一说，狗狗也傻眼了，他喊着跳着，更想吃那奇怪的冰棒棒了……
张老汉勾下头再细瞅那裤腰：哟，宽宽的腰带上斜插着两个小竹棍棍，裤腰湿了一团。他的眼睛顿时瞪得比驴脖子上吊的铜铃铛还大：“日他妈妈的这城里的贼娃子这么邪乎，把冰棒棒偷着吃掉了不说，还给爷们撒了泡尿跑了，神了哩!……”
一、陇原上那片晴朗的天
希望工程启动之后，甘肃省上至省上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纷纷解囊相助，为失学的孩子们撑起了一把避风挡雨的巨伞——
以陕甘宁革命老区庆阳山区县乡村为例，据不完全调查统计：至20世纪90年代末，仍有70%左右的学龄儿童辍学在家;有30%左右的孩子根本就没有摸过那些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识字课本;有5%左右的初高中生，因家境贫困，考上职高或中专、大学之后，手拿入学通知书，却因筹措不起那“昂贵”的入学费用而哭天喊地;有95%以上的家长在变卖家产或东借西贷，勒紧裤带供养孩子读书。
在甘肃省清水县，白沙乡中心小学学生陈秀英、陈上琴、刘文辉、鲁聪等，家离学校4公里多，又是陡峭难走的山路，上一年学竟能跑烂10来双土布鞋。白沙农业中学寄宿学生，350人住着172平方米的面积，每人仅0.49平方米。
康乐县一个名叫马阿西叶的小女孩，为了凑足20元的学费，竟用自己还非常稚嫩的肩膀去砖瓦厂背砖，1000块砖仅挣0.85元，而这才是个仅有8岁的小女孩……
这就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严峻现实!
贫穷在扼杀了孩子们求知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我们民族的希望。
1991年，甘肃省内各新闻媒体竞相报道了此事，立即在全省引起了反响。团省委、省青联、省学联、省少工委为此联合发出呼吁：“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募捐”，“为救助那些因贫困正在和即将滑向文盲大军中的中、小学流失的学生们，请伸出援助之手!”1991年5月，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甘肃省希望工程救助活动全面展开。上至省委书记，下至各行各业的群众都纷纷参与了这一关乎民族希望的希望工程。
“我给马阿西叶交学费，再不能让她背砖了。”一个小学生捐出自己的20元分币后，在信中这样写道。
“只要我活着，这个孩子就不会失学。”一位71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来到希望工程办公室，要求资助失学少年。
“台湾的甘肃同乡会愿作希望工程的坚强后援。”祖籍兰州，现定居在台湾的李蔚荣先生把1200美元送到希望工程办公室时说。
“为孩子做点小事，可使我这个有愧于社会的人心里感到一点安慰。”一位正在服刑的犯人托人将40元送到希望工程办公室。
人们不会忘记，原甘肃省省委书记顾金池，在即将离任之时，亲手将100元交给希望工程办公室，请他们转交给自己一直救助的对象——康乐县虎关乡回族失学少年马义宾。时任省委副书记阎海旺、卢克俭，省长贾志杰，副省长穆永吉、李平等领导分别从自己联系的扶贫县中，用工资资助一名或几名失学儿童读完小学。省委领导率先垂范，给希望工程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一时间，全省上下各级领导，厅局委办负责人，企业厂长书记纷纷从自己收入中结对承包一名孩子的学杂费用，许多延续到了中学甚至高等教育，这种资助方式后来被全国希望工程机构称之为“结对资助”，并在全国推广。
1989年10月，兰化公司团委积极响应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倡议，在全公司团员青年中开展了“爱国助教”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他们将公司捐赠的6万元作为救助基金，资助兰化公司对口扶贫县渭源县北寨小学，从学校校舍到失学的100名孩子，长期提供建校款和助学金，建起了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兰渭希望小学，开创了闻名全国的厂县挂钩“兰渭模式”，标志着甘肃省希望工程正式启动。“兰渭模式”诞生不久，即得到迅速推广，甘肃希望工程工作呈现出一呼百应的局面。
人们不会忘记，魁文延，一名普通的锅炉工，工资微薄，但他却是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常客，从1991年起，他每月都要光顾这里，5元、10元、20元，虽然少却从未间断过。尽管如此，他仍然义无反顾地从事着这项有意义的事业。
人们不会忘记，杜文侠，兰州军区司令部营房处工作人员，平时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却在病床上，托丈夫把自己平时积攒的2000元送到希望工程办公室。她在信中这样写道：我从小没上过什么学，现在我把省吃俭用存下来的2000元捐献给失学的孩子，让他们多读点书。一周以后，这位善良的人安然离开了人世。
人们同样不会忘记，在天水市北道区甘泉乡，一位本身还很贫穷的青年农民王博，自1991年以来，翻山越岭，徒步辗转16000余公里，自费深入到30多个县的1600多所中小学，以纪实的手法，采访拍摄了4000多名失学或因贫困面临失学的少年儿童。又在贫病交加中，卖粮举债自费在天水、兰州、北京、广州举行了16次资助贫困儿童摄影义展，引起社会关注，已有3800余名儿童受到全国各地3500多位各界人士的直接资助，年资助款在7万元以上。这位农民，用饱含深情与热血的镜头，拍摄出一万多张充满渴望与憧憬的生动画面，在贫困少年儿童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希望的桥梁。
就是这些人，这些好人们，这些清贫的慷慨者们，用他们的爱心，用他们无私的捐助，谱写了一首首希望之歌，架起了一座座“希望之桥”……
2007年6月20日，是甘肃希望工程一个大喜的日子。这一天，金川集团有限公司向甘肃希望工程捐资350万元。这是甘肃省实施希望工程以来，省内企业捐资数额最大的一笔。
这350万元捐款，将用于在会宁县、玛曲县、临夏县、安定区、漳县、榆中县、民勤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援建10所金川希望小学。
甘肃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省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雷仰苓为此十分欣慰，她高兴地说，希望工程在甘肃省实施16年来，已累计接受各类捐款1.0493亿元，援建希望小学416所，资助贫困学生101239名，培训希望小学教师629名。这些希望小学已经覆盖了全省87个县区中的74个，解决了这些地区大量儿童上学难的问题。2006年，甘肃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以来，已募集助学款422万元，共资助1507名家庭困难新生顺利进入大学校园。
今天，希望工程已经成了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一面旗帜。
二、“春蕾”花开香四溢
“妈，我也想跟弟弟一样去上学!”一灯如豆，昏黄的煤油灯下，九岁的女孩史彩霞仰着小脸抱着母亲的腿祈求母亲。“问你爸。”母亲也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男人。
“你弟弟是男娃，你终究是别人家的。你妈没文化，不是也照过一辈子。”父亲一脸的不高兴，吼着说。女儿史彩霞又把希望的目光转向母亲，母亲满脸的泪水，一直在流，一直流到了女儿彩霞的心里，流湿了那颗充满期望的心灵……这是我国西部地区甘肃省漳县草滩乡一个家庭的对话。
女童失学问题十分严重。
根据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中国甘肃省等西部有关省区参加实施的关于“改善女童及处境不利地区儿童初等教育实验研究”项目和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农村女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课题组的抽样调查表明，1991年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为79.8%，而女童入学仅为63.6%。该州和政县儿童入学率为81%，女童入学率为70.5%;甘肃省天祝、通渭、和政三县15所女童教育实验项目小学，其中，女生占学生总数比例为38.5%。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中国的普及教育问题，大半是女子教育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女子教育问题，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是枉费心血。
一位有远见的教育家指出，教育一个男孩，只是培养了一个人，而培育一个女孩，则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男性的进步，而无女性的进步，这个国家就谈不上真正的文明进步。
女童入学率低，妇女文盲比例大，已是西部农村脱贫、未来发展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兰州市政协副主席、兰州市妇联原主席张淑菊女士认为，造成女童教育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女童教育主要受制于不良的自然生态环境。其次，陈腐、落后的习俗影响和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是桎梏女童受教育的严重精神枷锁。第三，就教育自身来考察，缺乏学前教育，儿童在入学前准备不足是形成低年级留级率高的内在原因。
张淑菊说：诸多不利因素和障碍，使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女童教育发展举步维艰，缓慢落后，困难重重。
提高女孩的素质(将来的母亲)，就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1989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同全国妇联、农业部、国家民委，联合决定设立女童升学助学金。
1992年8月，由全国妇联、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同香港周冰洁女士联合推出“春蕾计划”。其宗旨是救助失学、辍学女童，辅助国家政府发展女童教育。“春蕾计划”的实施，不仅给兴教强国的有识之士带来了极大的欣慰，也给失学、辍学女童已经冰冷的心灵点燃了重新走入学堂的希望之光。
如果说慷慨解囊，出资救助失学、辍学女童重新背起书包是爱心的奉献，那么，实施“春蕾计划”，把成千上万的失学、辍学女童组织起来，送进学堂则是爱心的延伸。
残疾女童王尕芳的家在王旗村阳坡山上，因为得过小儿麻痹症，右手不能写字，她就用左手写，这个13岁的女孩右腿同样不听使唤，几年来，她就是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往返于学校和山坡上的家园之间，没迟到过一次，更没落下一天的课，即使病了也坚持到校学习。
甘肃省各级妇联组织通过广泛筹集资金，积极实施“春蕾计划”。针对部分农村家长轻视女童教育的落后观念，首先加强了对失学、辍学女童家长的劝导工作。同时，各级妇联层层签订责任书，把动员、救助失学、辍学女童入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考核。“春蕾计划”已成为省妇联关注民生的“民心工程”、“爱心工程”。
情系女童，爱心无价。“春蕾计划”在甘肃已经实施19个春秋。这一旨在救助失学、辍学女童，辅助国家政府发展义务教育的善举以实实在在的解危济困、福荫子孙而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滋润着无数贫困女童及家长的心田。到2007年底，甘肃省“春蕾计划”先后在贫困地区建起春蕾小学32所，在13个市(州)累计建办“春蕾”女童班247个，使9万多名失学、辍学女童重新背起书包走进了校门。
史丽丽，曾经是一个面临辍学的农村女孩，1994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春蕾计划”将辍学在家的史丽丽再次送回校园，她的命运就此改变。1996年，她荣获甘肃省“优秀春蕾女童”称号，受到了省妇联的表彰奖励。1997年7月，史丽丽从春蕾女童班小学毕业，因品学兼优，被省妇联选送到北京和平里中学(现北京市171中学)“春蕾女童”班就读初中、高中。在此期间她多次受到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学校的好评和表彰、奖励。2003年，史丽丽被中华女子学院录取。大学毕业后，她成为全国首批大学生“村官”，并于2008年6月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大学生“村官”。
在妇联发动的“伸出一双手，献出一片爱心”活动的影响下，团委从“希望工程”款中给失辍学女童以更多的救助，教育部门为辍学女童减免学杂课本费，为她们配备最好的教室、桌椅及最好的教师;民委为民族地区的女童缴纳学杂课本费;民政部门为贫困户发放衣物、粮款。社会各方为女童捐款、捐衣、捐图书，广大群众也积极支持办学，投工献料、修建小学，解决女童就近入学的困难。天祝藏族自治县朵什乡的一名教师把自己两个月的工资拿出来，用于女童班建灶和修筑校园围墙。中科院兰州近物所研究员张立夫妇，省委 党校教务处刘喜云同志等爱心人士，纷纷为“春蕾”献上了一片爱心。
“春蕾计划”的实施，促进了甘肃基础教育的发展。同时，也唤起了广大群众的重教意识，弘扬了扶困济贫、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倡导了时代新风。
三、大爱 无 疆
2003年6月22日，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繁忙的外事活动间隙，特别接见了“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受益女童代表。他亲切地拉着来自甘肃省康乐县的初中毕业生、时年16岁的康兰兰的手问道：
“女孩，你有什么梦想?”
“我想当一名女教师!”康兰兰响亮地回答。
康兰兰是一名孤儿，3岁时失去父母，一直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两位年迈的老人倾尽全力供康兰兰上完了小学后，无力再供其上初中。就在康兰兰面临辍学之际，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启动了，是专门帮助贫困生上学的一个项目。”经过积极争取，这个孩子进入了该项目的每一批受助名单。每学期享受75元的助学金和70元的住宿补贴，尽管微薄，但却助她重返校园，完成了初中学业。
3年之后，梦想成真，她成了一名女教师。在布莱尔首相和夫人的关注支持下，康兰兰和其他几名女孩子一起，被“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选送到兰州师范学校就读，毕业后她去了生她养她的小山村任教。现在康兰兰以一名代课教师的身份站在讲台上，虽然每个月200元的工资很微薄，但却让她体会到了做教师的快乐。
2008年4月20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古浪一中自强班(潘亚文班)开班仪式在古浪一中隆重举行。就读于古浪一中的53名高一年级的贫困学生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新长城项目在甘肃资助的首批高中生。他们每人每年将获得1800元的资助。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3月，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是对海内外捐赠基金进行管理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中国扶贫基金会近年来陆续组织和实施了“扶贫中国行——走进千村万户，共建和谐社会”等大型系列公益活动，动员众多国际、国内组织、机构、企业、社会公众捐赠善款与物资，帮助困难群众。但目前，唯独普通高中贫困生，还没有很好地享受到国家资助的政策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关注，贫困高中生就学难问题凸显。
古浪一中自强班是新长城项目全国第二个、甘肃省首个新长城高中自强班，新长城项目老捐赠人潘亚文先生捐赠28.8万元帮助48名家庭经济困难且成绩优秀的高一年级的贫困生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参与此次活动的爱心人士还有来自北京的苟林、王军先生和沈致雄女士。
特写：展开梦想的翅膀
——兰州市政府“双优助学”项目侧记
2007年夏天，对许多品学兼优但家庭贫困的初中毕业生来说，是个严峻的日子。他们初中毕业后，因贫困面临辍学。这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孩子们，伫立在大山深处，面对“贫困”这条无法逾越的命运之山而泪眼迷离。
2007年金秋，这些贫困孩子展开了追赶梦想的翅膀!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由市教育局、市文明办、市慈善总会和市外国语高级中学联手实施的“双优助学项目”，犹如“知时节”的好雨，使100名贫困生得到滋润。他们不用带干粮，不用背行囊，甚至不用带一分钱，便能走出大山，去省级示范性高中——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读高中。从此，他们的命运之舟，在这里拐了个弯，跃上了欢畅而奔腾的命运之河。
2008年春天，这100名“双优助学班”的高中生已擦干眼泪，和省城孩子同在一片蓝天下幸福、快乐地学习和成长。他们已懂得了感恩，学会了自强，扬起了理想的风帆!
王云霞女士在以诗一般的语言，写下这段优美的文字时，也把一个个感人的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
盛斌，这位从榆中县新营乡桦林村走出的男孩，未语泪先流。他是个不幸的孩子，出生至今他没有喊过世界上那个最温暖的称谓“妈妈”。既当爸又当妈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养家糊口。80余岁的爷爷奶奶与他相依为命，生活在大山深处。去年初中毕业后，他虽然成绩优秀，但年迈的爷爷奶奶体弱多病，再也无法给他做馍馍了。他打算放弃上高中的理想而选择外出打工。“双优助学班招生的消息飞进大山后，我激动不已，决定报考并且如愿以偿。人校以来，吃、穿、被褥、床单、学习用品等，学校全免费发放，我处处感受着党和政府的关爱，感受着外高老师父母般的温暖，快乐健康地生活着。我没有理由脆弱，更没有理由碌碌无为。”说这话时，盛斌一脸的坚强与自信。
在外高学习的100名贫困生从农村走进城市，告别了贫困的农村生活，和城市孩子一起享受着最好的教育资源，他们共同选择了顽强与坚韧，选择了自强、自爱、自尊和自信。
和众多命运不济的贫困生相比，皋兰县石洞镇中堡村的杨婷是幸福的。当她从老师口中得知市政府正在外高创办“双优助困班”的消息时，招生已经结束。这个2岁就失去父亲、仅靠母亲抚养她和年幼的弟弟以及风烛残年的奶奶独撑风雨的苦命孩子，顿时显得十分无助，便扑进母亲的怀抱大哭了一场。在她绝望的时候.村妇联主任和镇长上门解忧安慰，并给市委领导等写信求助。与此同时，乡、村妇女干部，亲自领着没有出过远门的杨婷和白发苍苍的奶奶，前往兰州外国语高中寻找希望。在校长办公室里，杨婷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兰州市政协副主席、兰州市外国语高级中学校长张荫林的眼眶也湿润了，他亲切地安慰杨婷：“孩子，你上学的事市上领导都关心过问了。我代表学校通知你，你已经被外高录取了。如果你经过努力考上大学，我们仍然会想办法解决你的学费问题。擦干眼泪吧，今天你应该绽放灿烂的笑容才是。今后你要吃好、睡好、学好，身心健康地成人、成才。”
就这样，杨婷在各级领导的关爱下，最终成了外高“双优助学班”的一员。她动情地说，“双优助学工程”使我绝处逢生。
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张正华的一席肺腑之言，更是让孩子们永远铭记在心：
“贫穷使你们小小年纪就和父母一起饱尝了太多的辛酸。但贫穷又使你们收获了坚强与善良。今天，由市政府出资，让你们走出大山来外高免费读书实现远大理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希望你们聆听恩师的教诲，为中华之崛起立大志、成大器。”
张荫林说，“双优”班的学生虽然家庭贫困，但“人穷志不短”。较之其他班的学生，他们更懂事，更坚强，更吃苦，更有礼貌，更知道感恩，更能发现生活中充满爱心和真情的感人故事。他们将感恩之情化作动力，时刻与时间赛跑着前进。
学生们说：“我们已不属于自己。当我们这些因各种不幸导致贫穷的孩子，面对辍学而泪流满面时，是党和政府及各界的关爱替我们擦干泪花，送上笑颜。我们是沐浴着博爱成长、进步、奔前程的。对市上领导的恩情我们会永世不忘。我们会将爱变为进取的动力。学有所成后，我们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那块贫瘠的故土，我们要回乡发挥光和热，改变贫穷，创造文明，让父老乡亲尽早过上好日子。我们还希望政府继续实施‘双优助学工程’，让更多的贫困孩子和我们一样来外高读书成才。”
春雨滴滴，无声地润泽着大地万物，充满爱心的人们和手执“金钥匙”的老师们已为孩子们擦干了伤心的眼泪。这爱如及时春雨，已洒满孩子们的心田，滋润着幼苗正在开花、结果。
2008年的春天，又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向我们传来：为解决兰州市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内的少数民族应届优秀初中毕业生继续上学深造的问题，为社会、为高校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兰州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兰州市普通高中“少数民族双优助学班”实施方案》，90名民族生中考被录取后，学杂费、住宿费和生活费全免。这对全市家庭困难的少数民族应届初中毕业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兰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志武指出，在兰州市民族中学举办“少数民族双优助学班”，在全市范围内招收少数民族优秀学生，配备优秀教师，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这是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一项重大举措。
兰州市财政局教科文处处长祁婉珍女士说，市委、市政府和市财政局对“双优班”高看一眼，予以特殊支持。凡被“双优班”录取的学生，在3年高中就读期间不用花自己一分钱，费用全部由市财政支付，每生每年7100元。其中，市民委每年为每位学生补助1100元。
兰州市民族中学对被录取到“少数民族双优助学班”的学生，学校还将为学生购买保险，考入高校的优秀毕业生，兰州民族中学仍将携手各界爱心帮扶……
四、播种希望的人们
“都说山里的民办教师，辛勤伺候两份责任田，一手握锄一手握笔，练就的功夫，文武双全。”民办教师的文化水平不一定很高，但语文、数学、音乐等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得会。
为了播种明天的希望，为了不让孩子辍学，乡村教师们付出了超常的努力。在西部农村，特别是一些贫困边远的山区，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是现阶段一些地区乡、村教师队伍的主要力量，他们以自己柔弱的双肩，擎起了乡村教育的大厦。
民办教师，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一同成长的。早在1949年，陇东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为了迅速发展文化事业，恢复和兴办了大批学校，原有的教师明显不足，于是，陇东专署于当年3月7日向各县县长发出了《教育工作指示》，认为小学教员不足，可“在农村提拔老先生及旧知识分子”。至年底，全区共有小学教师1145人，其中民办教师275人。这样，在庆阳地区乃至共和国的教育史上，第一批民办教师就应运而生了。他们是乡村启蒙教育的先驱，是甘为人梯的守望者，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据报载，宁县政平乡后河村小学的刘忠君，三十多年来，以病残之躯，集校长、班主任、教师、事务于一身，三个年级的语文、政治、数学、体育、音乐、美术一人教。并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带领学生挖药材、捡杏核、栽果树，大搞勤工俭学，连续15年为全校学生免除学杂费。那年，山洪暴发冲向学校，刘忠君不顾个人安危，保证了三十多名学生的人身安全。刘忠君情系山区教育，忘我工作，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称赞。
然而，民办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耕地;既当农民，又当老师，肩负着育人的重任，又过多地承受着生活的艰难。许多民办教师的境况真是其情可悯、其状可怜。1989年第2期《人民教育》刊登了庆阳地区一位名叫林虎的民办教师的来信，信中说：
我月工资40元，二、八两月寒暑假无工资，老区奖金全年60元……一年除了领国家的460元，其余家庭收入寥寥无几。一家5口，孩子又小，全靠我一人奔波，人均年收入92元，每天不到2角6分钱。我家炕上没啥铺，至今盖着我16年前服役时的黄军被。前年我赊了一台旧收音机，43块钱，限期一年，到期时无法还钱，又赔5块钱卖收音机才还了钱。
为了维持生活，只得求人，至今已欠国家亲友的钱近2000元，粮食1500多斤。
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我还被许多麻烦事缠着。1985年冬天，村里派我妻子去修梯田，当时，未满8个月的女儿患痢疾，不能去。可是一天不去罚5元，完不成任务每亩罚300元。无奈，我拖着绝育手术后的病体，请假去修梯田。最后一算账，少干了十几个小时，被罚6元钱才算了事。
一叶知秋。林虎的自述，是千百个民办教师清贫生活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工资起初是每月2元，20世纪70年代增加至5元，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增加到50元。1994年11月8日，甘肃省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特别关心民办教师的待遇，决定给民办教师每月增加35元工资，自此，庆阳地区的民办教师的工资才增加到85元。
尽管如此，那些为祖国的教育事业默默奉献的教师们，还在用自己的良心与信念，用顽强的精神，坚守在神圣的三尺讲台上。
教师的美，震撼着无数善良人们的心。
下面两个被人们广泛传颂的故事，影响的又何止是一个山村，一群孩子!
真实的画面(一)：离离原上草
那是一所偏远的山村小学，因为条件很差，一年内先后走了七八位教师。当村民们和孩子们依依不舍地送走第十位教师时，心都凉了：再也不会有第十一位教师了!在村长的再三要求下，县里给他们派了一位刚刚毕业，尚在等待分配的女大学生。谁都知道，她一定会走的，最迟不过分配的通知单拿到的那一天。
就像所有的实习大学生一样，她来这里没有压力，有的只是陌生和新奇。她在快乐中给孩子们教学，她在新奇中过着每一天。她笑着，跳着，唱着。她喜欢这儿，这儿也喜欢她。但她很清楚，她会走的。三个月很快过去了，她接到了分配通知。她开始收拾行李，要走了。乡亲们含着泪帮她收拾着，谁都不敢请她留下来。过去的教师虽不是大学生都走了，她可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还是一个女大学生，怎么可能留下来呢?她也流泪了，但是她还是心一横，决定要走。黎明终于到了，天明她就要出发。此时，回城的心情是多么迫切。村长来了，孩子们也来了，接着，所有的村民们都来了。人们默默地含着泪，她看着不忍心，就向他们承诺：“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一定。”天亮了，她挥手向他们告别。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转过身去的。总之，她要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她不敢回头，也不敢停留，于是她快步走了起来。当她走了一百米的时候，她突然听到孩子们正在背诵她教给他们的第一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她再也走不动了，当她回过头来，发现几十个孩子竟齐刷刷地跪在高高的山坡上，眼泪流满了他们稚嫩的小脸，而那些村民们，也都一个个流着泪……谁还能走得动?
她留了下来，一留就是二十年。后来，她积劳成疾，被送往北京治疗。当乡亲们把她接回山村时，人们见到的，却是装在红色木匣内她的骨灰。乡亲们把她埋在高高的山坡上。以后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无论谁来接女教师的班，永远都是第十一位，而学校每周星期一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全体师生朗诵那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是女教师用生命在漫山遍野地朗诵这首诗，她用生命把文明的火种播撒到了山乡的每一个角落……
真实的画面(二)：老师，我们嫁给你
在一个靠救济粮糊口的贫困小山村里，老师们走马灯似的来了又去，而只有大李老师，已经在这个贫困小山村呆了3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时间一长，大李老师就成了有名的光棍儿。谁都知道，他家里太穷，只有两间旧茅屋，还要供养一位老母亲，没有姑娘愿跟他过苦日子。
后来，大李老师准备到城里当工人，所有的学生们都找到大李老师，纷纷说：“李老师，我们不让你走。”大李老师拍拍孩子们的肩膀，只是叹了口气。
大李老师终于要走了。一天上午，大李老师把铺盖卷捆起来，然后把宿舍打扫得干干净净。几个10岁出头的三年级女孩子一起叽叽喳喳地商量：“快想个办法吧，快给李老师找个对象，要不，这回他可真的要走了，我们可是真的没有老师了。”说着，这些女学生的泪水就流了下来。
大李老师闷着头，扛起了铺盖卷，学生们眼睁睁地看着大李老师要离开了，顿时，他们的哭声更响了。忽然，有一位叫甜杏的女学生站起来，她扑向大李老师，拽住他的衣服，哭着喊：“李老师，你别走，我嫁给你，我和你过一辈子苦日子。”紧跟着，其他的女学生们也都站起来了，她们在喊：“老师，我们嫁给你，不要走。”所有的大人们都惊呆了，大李老师更是吃惊得发愣。慢慢地，他把肩膀上的铺盖卷扔到了潮湿的地面上，蹲在地上号啕大哭……
“老师，我们嫁给你”——这发自内心的呐喊，不仅留住了大李老师，也改变了一代山村孩子的命运。让山村的孩子走出了大山，让山村从此由文明走向富裕……
在贫困中煎熬的人们，渴盼着走出大山，渴盼着过上好日子，然而，没有文化成为横亘在他们与外面世界的一道深沟。
为了孩子们的明天，为了山乡的富裕，漳县金钟乡看治坡村的侯新民和乔永峰硬是在曾经12次办学而未能坚持下来的地方，奇迹般地办起了一所不收学杂费、书本费、不要报酬的学校，硬是把一个个小猪倌、小羊倌拉到了课桌旁，为这些汉藏儿童书写了明天的希望。
“我们爱老师，老师关心我们;我们是大山里的希望，长大要建设好可爱的家乡……”琅琅的读书声，召唤着大山，升腾起明天的希望。
特写：关山深处最美的女人
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在待遇长期得不到提高的情况下，乡村教师凭着一份责任，一份执著，顽强地守护着农村教育。真可谓，“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他们带着宗教般的热忱，不计功利地投身于乡村教育，并取得了骄人业绩。闻名全国的模范教师、“中国十大杰出母亲”、“关山的女儿”刘霞，就是其中的一分子。
刘霞，甘肃省华亭县马峡镇一名朴实的乡村女教师，这位在关山深处三尺讲台上整整坚守了23年的乡村“民请”教师，以对教育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学生慈母般的真爱，登上了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母亲”颁奖晚会的领奖台。
巍巍关山，见证了她的艰辛清苦，三尺讲台，铭记着她的师生情怀。面对鲜花和掌声，她饱含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山区的孩子同样需要教育，山区的孩子也有理想，我就是想圆山区孩子的理想之梦!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好教师，让山村娃娃学到更多知识，走出大山，摆脱贫困!
1985年夏天，18岁的刘霞正忙着参加高考。在山区，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一个女孩能读完高中已非常幸运，背后浸透了父辈艰辛的汗水。对刘霞来说，高考是山区女孩子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一次回家，父亲和村支书几句无意的闲谈，却让她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原来，村里的学校因为原来的教师调走，又没有别的教师愿意来而面临停办的困境。这所学校坐落在关山深处，离最近的公路还有七八里山路，不通车、不通电，每逢雨雪封山就与世隔绝。为了孩子们的明天，她选择了一个让家人、乡亲和老师们都诧异的路——留在村里当民请教师。
刘霞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望着老支书饱经风霜的面庞，望着质朴的父老乡亲，望着门外手拿放羊鞭被太阳晒得像黑牛犊一样的山里娃，我深知教育和知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无法不让自己不留下，哪怕这条路多么难走，我决定选择走下去!”
在课堂上，看着孩子们亮晶晶的眼中流露出“我明白了”的光芒时，她无比开心;雨雪封山时，她和学生们围坐在火堆旁，讨论稀奇古怪的问题;山里的孩子很少见到水果，她把亲友们带来的水果分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却切出一块塞到她嘴里：“老师您也尝尝!”逢年过节，乡亲们给她送来一束青菜、几颗鸡蛋……刘霞在最简朴的生活中获得了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今年已40岁的刘霞十分感慨。每逢雨天，教室屋顶漏雨，刘霞就自己搬来梯子爬上屋顶当起了“泥水匠”;学校里煤不够烧，她就去山里捡一大捆树枝扛回来。关山天气说变就变。每逢冬季或者雨雪天，刘霞总要起个大早去接远处的学生，上完课又挨个送回家。
刘霞简陋的家里有一个大火炕、一口大锅。她和学生一个炕睡觉，一口锅吃饭。三年级学生李小娟的父亲去世，母亲常常患病，刘霞几乎“收养”了这个孩子，她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照料他。
单薄瘦小的朱苗娟上学来回得走两个小时的山路，中午回不了家。她说：“每次我在教室里啃冷馒头，刘老师就叫我去她房间，端给我一碗热气腾腾的开水，我感到她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
下午不到5时，深沟里的腰崖小学已没有了太阳的影子，山风吹得呼呼作响，院子里融化的泥地又结上了硬硬的冰壳。程凤英老师说：“山里天气冷，去年冬天太冷了，刘老师感冒引发了水痘，她的手、胳膊上都长满了水痘，疼得不能握钢笔，不能拿粉笔，也不能做饭。但她把学生的学习抓得很紧，既没请假，也没住院，天天泡方便面，坚持给学生上课。而刘霞一个月才220元的工资。”
不是“科班”出身，她就自学，刘霞不但自费上完陇东学院中文函授班，还多年琢磨、探索、创新了一套复式教育经验。香港救助儿童基金会与兰州大学合作实施“农村教育研讨课题”，在苍沟小学设立试验点，兰州大学的孙冬梅、曾涛教授对刘霞老师的复式教育予以很高评价。2002年8月，刘霞被中国教育学会复式教学专业委员会评为优秀复式教育教师。2003年5月，她写的论文《化作春泥更护花》获中国教育学会复式教学国际研讨会一等奖。
由于刘霞忙碌于学校和学生，顾不上家，导致婚姻破碎，刘霞精神上受到沉痛打击。但生活的磨砺让她变得豁然和坚毅，学生们每天看到的，是全身心投入工作、神采奕奕地站在讲台上的刘老师。“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教给山里孩子们最基础的知识，教给他们走出大山最起码的常识，让他们不再重蹈父辈们的命运，我感到知足了。”
谢志娟女士以诗一般的语言，赞美这位关山深处最美的女人——
“正因为有了刘霞，寂寥的大山有了孩子们的读书声;正因为有了她，过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山里娃，不但会写信了，还将自己写的春联贴上了自家的大门;正因为有了她，山里人才有了奔好日子的希望。这，就是我们的乡村教师。”
刘霞，你是关山最美丽的女人。
五、志愿者之歌
由共青团中央组织发起并组织的为贫困地区教育、文化、科技、医疗事业提供人才支持的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自1996年11月开始实施以来，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以公开招募定期轮换的方式，组织居住在大中城市的青年大学毕业生，到贫困地区从事1～2年的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志愿服务。服务期满后，再由下一批志愿者接替，形成对贫困地区的接力帮扶。
孩子对着我唱道：“我要走了，弯弯的小河，你在流泪层层浪波;我要走了，涓涓的小河，你在追我个个漩涡。啊，家乡的小河你听我说，我会回来，你等着我。”我一下子热泪盈眶，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已走进了孩子们的心中，孩子们也走进了我的心。
而富帮穷，这样的联动纽带不是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就能建立起来的，必须有真切的感受作基础。
——志愿者徐国华
人物一：志愿者老师殷红仙
夏日的一个下午，我慕名拜访了殷红仙，与她进行了一次长谈。而立之年的殷红仙，短发，圆脸，质朴无华却十分内秀，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她告诉我：“到支教学校以后，我就发现这里的学生尽管学习非常用功，但基础很差，初一学生的作文水平只相当于城市小学四年级。更令人担忧的是一座座大山窒息了孩子们的思绪，封建迷信和小农经济的陈旧观念在孩子心目中根深蒂固。我觉得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带给孩子们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让他们开开眼界。”殷红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她不仅给学生们传授文化知识，而且也常常讲一讲外面的世界。
殷红仙是中科院兰州大气所的工作人员。来古浪安宁乡中学任教时，她带来了几百本图书杂志，供同学们课外阅读。她说，山里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事做起来也很有意思。对她的这一举动，亲戚、朋友、同事都表示很不理解。但她还是毅然告别了繁华的省城，来到了这乌鞘岭下的大山沟里。
殷红仙觉得参加这次活动受益匪浅，有许多事令她终生难忘：她忘不了在冬至节的早晨，校长让爱人给她送来的那一大碗热腾腾的饭菜;她忘不了在双休日，她和农民一起下地种田，体验到的农家快乐。特别令她感动的是同学们对她的留恋：那是上学期结束后，她准备返回兰州过年，同学们都来送她，并纷纷问她是否还来。当同学们得到她肯定的回答时，大家奔走相告：“殷老师下学期还来!”她从同学们兴奋的神情当中，读到了她从来未体验到的人生，她整个年都过得甜蜜蜜的。至今，在殷红仙的抽屉里还保存着同学们给她的一些手制作和贺年卡一类的东西。对此，她感到无比珍贵。她告诉我：“一年的支教生活使我受益匪浅。实实在在的农村生活让我认清了国情，明确了责任，增强了我务实苦干的观念。一想起古浪的干部群众在恶劣的条件下，为早日脱贫而奋斗的干劲，老师们在清苦的环境中仍坚持教书育人的精神，就使我能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工作中的荣辱得失。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我认为这一年过得非常有意义!一句话，得大于失。”她还说：“由于今年干旱，这里的大山光秃秃的，太阳照得晃人眼，不过，毕竟春天来了……但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却是这样一幅画面：山脚下的泉水无声地流着，懵懂而新奇的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山顶，驮水的驴子沿着亘古不变的山道不紧不慢地走着，喂牛的马老汉蹲在门槛上，默默地抽烟，偶尔吆喝一嗓子，惊起一群觅食的麻雀，扯散了屋顶的炊烟……”
殷红仙对自己曾经走过的支教扶贫的道路无怨无悔。她觉得自己的根已经深深地扎进了脚下那片贫瘠但却深厚的土地。
人物二：冒立栋和他的“英语角”
那年，在共青团甘肃省委，我见到了在崇信县柏树中学支教的冒立栋，小伙子只有25岁，干练麻利中又显出几分老成持重。他来兰州参加了一次活动，正要乘当晚的火车赶回学校。冒立栋在兰州时干过街道办的工作，也当过旅游公司的导游，是这次支教扶贫活动中唯一怀揣公安、旅游两个大专文凭的人。他到柏树中学任教后，举办“英语角”活动，引起了同学们浓厚的兴趣。一个学期下来，他走访了班里35个学生家庭中的32个，不仅了解到了学生的家庭状况，和学生家长交流了教学经验，还考察了不少当地的风土人情。冒立栋很珍惜这一年的志愿支教活动，他每天都认真地写日记，记下了当天的事情和他自己的感想。在日记中，他写道：“当我看到青年志愿者支教扶贫的招募启事时，我觉得我应该去，也能够去。这没有什么理由，在我的生命意识中，帮助别人跟帮助自己是一样的。我要到贫困地区去干些实事，一步一个脚印地提高自己。”“来到柏树中学感触很多。这里民风淳朴，厚重，人与人之间有着与黄土层一样深厚的人情。这跟城市里大不一样。”“每当我给学生讲述一些新事物、新信息或给他们展示我带来的旅游图片时，学生眼里流露出的惊奇和向往，都使我震动。我明白，这些孩子们非常想了解外面的世界……”
一年后，昌立栋结束了在柏树中学的支教生活，但他和同伴们撒播在这大山里的文明的种子正在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城市教师参与农村学校的教学、管理，使当地广大的师生和干部扩大了眼界，更新了观念，学到了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管理的好经验，促进和推动了边远地区教育的发展;他们的到来，给山村带来了现代文明，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支教。
到艰苦、贫困的地方任教，对于青年教师们的成长和成熟，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昌立栋说，支教生活，将是我生命中一段永不褪色的体验。
只要贫困还存在，志愿扶贫的接力棒就将在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手中传递!正如孩子们唱给“志愿者老师”的一首歌：“你别走，别把我的心儿带走，既然那心儿已着了火，就干脆再加一把柴吧，让它一次烧个透;你别走，别把我的好梦带走，既然不知何时再见，就干脆把那月亮牢牢拴在窗口，让我在梦里尽情地游……
六、阳光照耀天地暖
2006年6月1日上午，靖远县北滩乡独山村彩球高悬，彩带飘舞，热闹非凡。由万生东等万氏十二兄妹捐资100多万元兴建并以其父亲名字命名的“国鼎小学”正在举行隆重的奠基仪式。
万国鼎老人一生心系家乡教育事业。2002年，在老人80岁大寿之日，儿女们买了一辆小轿车作为祝寿礼物送给了老人。不料事后老人却将小轿车变卖，将所得的16万元全部慷慨地捐给了村上的育才小学。老人在2003年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社会各界促进中国公益发展大会，并被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授予“公益之星”称号。多年来，老人先后向家乡的学校捐助资金达20多万元，多次被评为省、市、县“捐资助学先进个人”和慈善人士。临终之际，老人还念念不忘兴学育人，留下遗嘱，叮嘱儿女们要继续为家乡的教育捐资尽力。为了秉承父愿，老人的12个儿女筹资100万余元，决定为村里捐建一所小学。万氏兄妹有办矿的，有务工的，但大多数是务农的。他们的这一举动得到了县、乡、村各级组织的大力褒扬和倡导，同时也感染了其他乡亲及社会各界人士。在当日举行的捐资仪式上，大家纷纷慷慨解囊，当场又捐资10余万元。“国鼎小学”的两名小学生高兴地说，我们一定不辜负国鼎爷爷的殷切期望，努力学习，天天向上，把自己锻炼成为祖国的有用人才。
如何让农村孩子一个不落地接受义务教育，保障他们不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是每一个有责任的人久久思考并为之努力的事情。
为了孩子的明天，祖国的明天，为了更多的贫困孩子能上得起学，他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满怀热情地关注着农村教育的发展，涌现出了许多爱心人士。
特写一：欢腾的山庄
——华富集团总裁陈启建先生捐建希望小学侧记
天格外蓝，也格外高，没有一丝儿风，也没有一片儿云!时针摆动着，指向2000年9月5日11时，时间在这里定格!
太平鼓响起来了，那是村民欢乐的鼓点;冲锋号响起来了，那是孩子们激越、嘹亮的新生活的号角。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举手行队礼的孩子们脸庞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人们的目光，停留在半空中那两颗几里开外就可以看到的巨大的彩色气球上，气球的飘带上，“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有责”的大字随风飘曳。
正值金秋，在这收获的季节，一所崭新明亮的校园于偏避的山野拔地而起，靖远县刘川乡华富光彩小学的落成典礼正在举行。山乡一片欢腾，这是山乡从不曾有过的节日!因为这一天，贫困山乡孩子们心中那希望之光点燃了……此时，兰州华富集团董事长陈启建昂首站立于大会主席台的中央，胸佩红花，充满了激情、豪气，那双具有不屈不挠个性，且有极强透视力的眼睛遥望着远方的山梁和掠过蓝天的一群白鸽，人们从他深邃而坚定的目光中，人们看到了山乡的希望，看到了孩子们的未来……
陈启建的声音浑厚而悠远，久久回荡于山乡的上空：
“今天是华富光彩小学落成典礼的日子，又恰逢我国人民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代表华富集团把这所凝聚着全体华富人心愿的光彩小学作为一份厚礼奉献给辛勤的园丁、奉献给祖国的未来，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再次感到自豪和欣慰，因为，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我的祖籍在甘肃省中部地区历史悠久的靖远，为家乡捐资助教是我梦寐以求的，也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
其言诚也。
靖远县刘川乡小学建于上世纪60年代，不足百平方米的校舍狭小阴暗，年久失修，岌岌可危，建设一所新学校，让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是村民们多年的心愿。今天，这一多年未能实现的梦想终于变成现实了。
我徜徉于这所鲜花馥郁，充满着笑语欢声的校园……
顺着宽敞、平坦的石子铺成的路走去，两侧是一排排朱色的红砖砌成的一砖到顶的整齐的教室，门窗上的新漆与书香融合在一起，尚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房前屋后，围墙下，小道边，棵棵新植的松柏个个挺拔茁壮，绿油油的可人，在阳光雨露下，恰似那几百名受惠于华富人的孩子一般，在和熙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操场边的围墙上，那一幅幅匠心独运的竞技的图画，让人舒心、遐想，让你很难把这一切和乡村小学连在一起，好一个精心构思、精心施工的绝好的校园……
再往前，在正对着校门的花池中，是一根高高竖立的旗杆，旗杆上，一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旗杆下，花团锦簇着一方黑色的“华富光彩小学落成纪念碑”。
立碑者是中共靖远县委、县人民政府。
碑文如下：
西部开发，方兴未艾。靖远经济，蒸蒸日上。教育事业，名列前茅。刘川地区系新开发之引黄灌区，原有教育设施已远不敷发展之需要。兰州华富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启建先生暨诸公独具慧眼，着眼未来，关心教育，情系靖远，慷慨投资56万元，对原刘川乡中心小学经实地考察，进行改扩建，并冠以“光彩”之名，俟该校运转后，予以长期资助，为西部开发培养人才。厥功甚伟，人民永感。特树此碑，以资纪念。
从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对捐资助学者深深的感激之情。恰似大会主席台两侧那副苍劲有力的楹联：
重教尊师育才治国名留千秋
兴学助教惠及桑梓誉满陇原
王权国是从2公里外的涝坝湾村赶来参加这个盛典的，他50多岁，“读过三年书，粗识字”，他如此对我说。在他的自行车的前梁和后货架上，坐着两个土头土脑的孙娃子，一个一岁半，一个三岁。两个娃娃好奇的眼睛扑闪着，看着飘动的彩球，呼呼的红旗，可长了见识。这位汉子饱尝了没有文化的艰辛，说起上学不禁热泪涟涟：“穷就穷在没文化，再不能让我们的娃娃吃没有文化的苦了!”他显得很激动，一双粗大的手比划着：娃娃们算是赶上好时代了。虽然自己的娃娃都已经大了，没有在这读书的，但是，村上的娃娃就是我们自己的娃娃，我同样感到高兴，这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啊……
在乡村执教多年的老校长是今天最高兴的人，他一身整洁的盛装，面对宽敞、崭新，4排12间教室和840米砖砌的围墙的新学校，显得格外激动。他说，学校有快20年的历史了，只有8间破教室，老师们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备课，学生们更是有桌子没凳子，有窗户没玻璃，现在可好了……
几个扎着红头绳踢毽子的小女孩玩得十分开心，笑声清脆悦耳。我问她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学校是由谁投资建设的时，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了提问，她们或许不曾去过省城，更不曾见过电脑和带“辫子”的公共车，但是却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大城市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兰州华富集团，有一位关爱着自己的陈启建伯伯。孩子们的一张张小脸上洋溢着喜悦，他们说，希望长大了能到城里去读书，还希望山里所有的娃娃都能像我们今天一样能够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学习……
陈启建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实业家，是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房地产商会会长。那么，又是什么促使着陈启建拿出巨资做出捐资助学的选择?
“我认为，无论国家还是企业要长足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知识的融人，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古训，现在，我们的企业发展了，就更应该注重教育事业。”采访中，他这样对我说。
很好，陈启建!山乡娃娃们因为你而点燃了希望的火焰;陇原人民为有你这样的骄子而自豪。而这，也正是西部崛起于中华民族之林的希望……
特写二：贵人真的来了
——马发旺捐助王娟娟上学的故事
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整个村庄已经睡着了。但是，一个农家草房里的几口人却躺在床上唉声叹气，怎么也无法入眠。墙这边是王娟娟，她是一个刚初中毕业的女孩，哭了一天，这时好像擦干了眼泪，两只大眼睛直盯盯地望着房顶，似乎要把房顶望穿。墙那边是老两口，也是睡不着，翻来覆去在床上烙烧饼。他们小声嘀咕着，不时叹着气。
王娟娟是永登县苦水中学的初中毕业生，在升学考试中名列前茅。然而由于家里穷困，父母决定让她辍学。面对关系到一生命运的重大选择，王娟娟不愿轻易放弃。她天天窝在家里，只是哭，谁的话也听不进。
说起老王，也是一肚子苦水。在永登县苦水乡十里铺村，老王是个外姓人，在村里没权没势。前几年，由于社长霸着应该属于他的铁路占地补偿款不给，从而引起官司。在记者的帮助下，老王官司打赢了，但家庭却打穷了，简直穷得丁当响。然而奇怪的是，偏偏这样的家境环境，几个娃娃都酷爱学习，特别是娟娟和妹妹萍萍。学习好意味着不断升学，学费从哪里筹?这真让老王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面对娟娟无休无止的哭闹，当妈妈的毕竟心软些，先乱了方寸。没有主意的她打算找个算命的，让拿个主意。回来后，她对女儿说，别哭了，算命先生说，你有贵人相助哩!
也许娟娟的哭真的感动了老天爷?莫名其妙的是，过了几天，真的“贵人”来了!
因为老王补偿费官司的事情，甘肃农民报记者郭万杰到老王家里采访。郭万杰后来回忆说，有两件事令他印象深刻。
第一，是老王家的贫困。经风雨雕蚀的老土房子，歪歪斜斜的，似乎不堪一击。进到屋里，没有几样值钱的东西，一台电视机破旧不堪，似乎是20世纪80年代的东西，还不知道能不能用。屋里空间也极其狭窄，几个人进去磨个身子都困难。之所以穷到如此地步，据老王讲，’主要是这几年为争一口气，精力和财力跑了官司了。
第二是在这么个黑咕隆咚的土房房里，墙上的一大片奖状十分醒目，大概有十几张，主要是王娟娟的。有的是三好学生奖状，有的是参加学科竞赛获奖的奖状。他们整整齐齐地贴在墙上，成了这个家庭的光华所在。这大概也是一家人最大的精神安慰吧!老王在一旁介绍说，娟娟从小学习好，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可是这么个家境，再供下去哪供得起呀!
郭万杰仔细看罢奖状，直觉得热血奔涌，心潮起伏。当下，一个念头如电光火石般在脑海里出现了：“我干脆牵个线让人捐助吧!”
他激动地对老王说：“娟娟一定要回到学校读书!你别着急，我找个有钱人捐助一下。”
郭万杰回到兰州，当下给他的一个老板朋友——从事公路建筑业的企业家马发旺打了电话。没想到，马发旺十分爽快，当下答应捐助。原来，他也一直想找个捐助对象，真是瞌睡遇着了枕头。郭万杰大喜过望，没想到这件事办得这么顺利!
五十来岁的马发旺，是个从山沟里奋斗出来的企业家。当过农村党支部书记的经历，使他具备不同寻常的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先后干过服装厂、加油站，直到后来跳到建筑行业，一路辉煌。不断拼搏的人生经历，使他十分同情理解那些在困境中仍奋斗向上的人。他曾多次帮助素不相识的人渡过难关，至于在家乡修桥铺路、参与公益事业的好事，则更是不胜枚举。所以，当他听了有关王娟娟的情况后，当下表示捐助，并提出到娟娟家慰问一下。
当马发旺开着汽车，载着郭万杰一行来到王娟娟家里时，王娟娟一家像过年一样热闹。为了接待来自城里的贵人，老王家的几个亲戚也来了，他们忙着在灶房里做当地小吃臊子面。坐在娟娟家的土炕上，吃着娟娟家的臊子面，马发旺详细询问着娟娟的学习情况，当他一张张看完娟娟的奖状时，两眼湿润了，帮助娟娟完成学业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他动情地握着老王的手，诚恳地说：“以后咱们就是亲戚，有啥困难别客气，你通过郭记者给我说也行，直接找我也行，我一定要支持娟娟把书念下去，直到参加工作。”说着，他从兜里掏出1500元钱，塞到老王手里：“这是娟娟头一学期的学费，以后我一学期来送一次。”马发旺的光顾，给了老王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村里的人全都知道了，老王攀上了“富贵亲戚”。2002年9月秋季开学时，王娟娟背起书包重新回到了心爱的校园，如愿成了一名高中生。
2003年春节期间，马发旺、郭万杰一行再次来到娟娟家。除带来了学费，马发旺还带来了节日礼品、孩子学习的文具等等。马发旺对郭万杰说，咱要给人家鼓劲长精神哩!
马发旺每年至少到娟娟家来一两次，带来学费，也带来精神鼓励。同时也不忘检查一下娟娟的学习成绩。在马发旺的大力支持下，娟娟顺利上完三年高中。2005年，她考上兰州资源环境学院计算机专业后，马发旺继续予以支持。2007年，王娟娟从资源环境学院毕业，如今，她已在白银谋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现在，她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改善家庭面貌了。
娟娟一家是懂得感恩的人，他们信奉，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每过一段时间，娟娟都会给“马叔”打一个电话，问一声安。而逢年过节，老王都会拿着土特产到城里看望一下恩人。老王每当提起马发旺，都会激动地说：“那是我们娟娟的贵人，也是我们全家的贵人!”
现在，马发旺已经把资助山区失学儿童当作了自己的一个事业。
特写三：当代武训谱新歌
——好人王延礼
在这里，我特别要写下一位高尚的人，他叫王延礼。
王延礼生前是兰州市城关绿化所的一名工人，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默默无闻。可王延礼却有一颗包藏很深的善良心。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邻家的孩子在为希望工程捐款，心地善良的他立马坐不住了，第二天就跑去问办什么手续。这年11月，他乘班车赶住榆中，通过团县委在全县范围内选出了20个品学兼优的贫困孩子作为自己的救助对象，此外他还通过其他渠道在会宁资助了10个学生，从此这30个学生成了老王的“牵挂”。每学期一开学，他都会准时把900块钱分寄给每个学生，对于个别特别困难的同学，他还会多寄一份钱。
榆中孩子张晓成自幼家境窘迫，父母常年患病，上小学二年级时，家里再也无力供他读书了，就在晓成的希望即将破灭之际，不曾相识的王延礼从兰州寄来了30元的学费。以后的每学期他都会准时收到一张来自兰州的汇款单，就是这看似微薄的30元钱，帮助晓成读完了小学，并顺利地升入中学。
在榆中县，当时除了台湾省一位慈善人士救助了50名儿童之外，甘肃省内以“个人结对直接帮扶”形式救助面临失学儿童的，老王的救助人数是最多的，款额在七八千元以上。而他周围的亲朋同事对此却一无所知。
1999年10月19日，当可恨的肝癌夺去他50岁的生命时，这个隐藏多年的秘密才被揭开。王延礼生前，每救助学生一次就拿出好几百。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自己本来生活就十分拮据：他家无居室，长期借住岳母家中。1993年，他的基本工资只有68.40元，加上各种补贴总共193.10元。1994年因患脊椎病无法再干重活，就只好办理病退手续，那以后除了单位上发的“死”工资外，无任何收入。一家五口人日子过得非常紧巴。他的妻子说：“20多年来，他从没穿过新衣服，一直穿着我们单位发的劳保服，一双黄胶鞋一穿就是好几年，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背着他买了双白球鞋，他却舍不得穿。最后，我把那双黄胶鞋偷偷拿到单位，他才开始穿起那双白球鞋。后来，他又从我妹夫那儿搞了双布鞋，从此，那双布鞋一直陪他走完人世!”
在王延礼妻子赵桂珍的记忆里，“老王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和写毛笔字。有时候出门办事，宁肯饿着肚子也不肯买碗牛肉面。病重期间，4次住院，他都坚持提前出院。他总说：‘少花点钱，别给单位添负担”’。赵桂珍永远忘不了这样一幕：“有一次，我从医院开了价值125元的药，老王一听，他说这么贵的药，他不吃。我没办法，就去找一位病友的家属，那位家属过来哄老王说：‘老哥，你爱人刚才把药价记错了，其实才65元，不贵，你就吃了吧。每包10元，你爱人这点钱还是出得起的。’老王这才吃了药。”
金丛猛说：“老王曾告诉我他在救助面临失学的儿童，救助了多少个，他并没有告诉我。病休后，老王对我讲，他要锻炼身体，等病好了就去挣钱，救助更多的孩子。年初，老王自己已经身无分文了，他向我借了900元钱，还说：‘我要当个当代武训，争取救助100个娃娃。”’
六载春秋，除了妻子赵桂珍和王延礼的生前挚友金丛猛外，再也无人知道他在救助面临失学的儿童，更不清楚救助了多少名，在何处，资助多少钱。而对于受他救助的农村娃娃而言，由于王延礼隐瞒了自己的详细地址，致使他们费尽周折、几经辗转才打听到王延礼一位朋友的地址，正式通信才从此开始，孩子们向恩人王延礼汇报学习成绩、家庭情况、见闻感受，诉说感激心曲、理想抱负。孩子们也不知王延礼年龄有多大，有称呼“叔叔”的、“伯伯”的，甚至有称呼“爷爷”的。
3月，王延礼的病情日渐一日地严重起来。一天晚上，他一边收拾一些书籍和信札，一边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把娃娃们给哄了。我原来打算把他们供上中学，甚至大学的，可我这么早就撒手不管了，我心里愧疚得很啊!”
这就是王延礼啊，一个自己都需要别人帮助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特写 四：连 接 梦 想
——黄羊川的变迁
当你走进甘肃省古浪县黄羊川的时候，你一定会被矗立在黄土山下的一栋式样别致的大厦所吸引、所惊叹。那就是“千才万乡”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在甘肃投资建设的“网络城乡中心”的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
那是1999年10月，毕业于南京大学的彭海纳，响应团中央“这样的好事谁来做”的号召，离开曾经就职的英业达集团(天津)公司，放弃在那里的优厚条件，远离都市，来到了国扶贫困县古浪，在黄羊川职业技术中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青年志愿者扶贫支教接力活动。
教学之余，彭海纳利用节假日，放弃休息，爬山坡，越沟坎，跑遍了黄羊川的南山北岭，走访了上百家农户。不知多少次，彭海纳为生存在这里的人们而落泪，在给英业达老总的信上，彭海纳这样说：“这儿的庄稼不是种在‘地上’，而是长在山坡上，很多田的坡度都超过45度，由于干旱，第一次撒的种没出来，第二次种的也只出了50%，大多数人家连口粮都收不上，干燥、干旱你不清楚它有多大的力量，更无法知道阳光和黄土是怎样养育和折磨着这里的人们。”1999年寒假，彭海纳回家探亲。在英业达集团(天津)公司，他向领导和同仁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黄羊川的故事。公司总经理林光信听到彭海纳支教学校的窘境后，立即做出了捐赠价值5万多元的1200册图书和10台微机的决定，并如期送到了黄羊川职业中学，从此，英业达与黄羊川人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2000年5月15日，黄羊川职中接到电脑和图书，如获至宝，迅速地建起了以英业达公司命名的微机室和图书室，全校师生发出了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介绍了黄羊川恶劣的自然环境、淳朴的民俗风情，同时也表达了贫困地区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对英业达集团公司慷慨相助的感激之情。所有这些，深深地打动了林光信先生的心。
2000年10月12日，祖籍台湾，后移居美国，取得普林顿大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26年的英业达(天津)公司总经理林光信先生，千里迢迢来到黄羊川职中，进行了为期2天的实地考察活动。考察期间，他深入教室、宿舍与师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先后两次召开师生大会，结合当今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师生们听了演讲后耳目一新，茅塞顿开，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科技信息教育。
当林先生发现该校住宿学生家境好的每天人能吃到两顿面少汤多的“汤面”，而家境贫穷的，只能就着生水吃馍时，泪水不由得充满眼眶，不无感慨地说：“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黄羊川职中教师执著敬业和学生的勤奋吃苦，确实令人感动。”并当即承诺：从10月份开始，由他本人每月出资2500元，其中1500元用于学生食堂的补助，1000元用于师生开水锅炉的维修费用，保证全校师生全天喝上开水;鼓励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学业。从此，学校每周一、三、五为“改善生活日”，全校学生免费用餐。
2001年春节刚过，黄羊川职中校长杜金山带了24名学生来到了天津。林光信先生带着他们先后参观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馆等，并且还在自己的公司对同学们进行网络知识和多媒体制作的培训，使同学们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2001年10月18日，林光信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再次到古浪县黄羊川职业中学考察。在考察中深深感受到黄羊川职中在受助的短短一年时间里从思想观念、办学条件和师生精神面貌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黄羊川模式”和“千乡万才”计划设想，并表示将黄羊川职中作为西部复制中心和培训基地，向西部其他省区进行扩散。即在1000个乡培养1万个熟练英语的软件人才，帮助西部发展。“千乡万才”就是利用互联网实现远程教育，并以学校为中心扩散，以校领乡，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最终缩短东西部的差距。从此，黄羊川便成了林先生的一块试验田。
今天的黄羊川，已经有了农民自己的“网络城乡中心”。借助互联网的传播，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穷乡僻壤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2000年7月18日，学校首次为300余名学生开设电脑课;10月11日，学校首次接上互联网;11月20日，学校的网址正式在互联网公布。2001年暑假，140余名教师和学生应英业达(天津)公司邀请来京津参观学习。8月，师生们制作的400页成果放上黄羊川网站，对世界公布;10月15日，学校开始对乡民开设电脑培训班;10月18日，“千乡万才”计划在黄羊川扩展，黄羊川职中成为该计划的第一个“基地”。2002年4月23日，“千乡万才”在黄羊川的“网络城乡”中心“奠基”。同时另100台新电脑送抵黄羊川职中的校园网吧，该校140台电脑对630名学生的比例成为全国第一;5月1日至3日，首批代表——北京国际学校的外籍中学生、老师和家长来到黄羊川职中和师生交流。
英业达的副董事长温世仁先生高兴地说：黄羊川的许多绩效很快都彰显出来，学生和乡民的观念都改变了，眼光放远了。那儿的年轻人看到了远景，老年人也开始敢有梦想了。
“昨天，她卧在贫瘠的山脚下，安静而沉默，几乎与世隔绝。今天，她站在群山顶峰，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明天，她将融入社会，走向世界。这便是我的家乡——黄羊川。”这是黄羊川职业中学初中学生王晓彤的美丽梦想!
黄羊川，一个魅力无穷的名字!
社会帮扶在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