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 夫妻双双把根扎

   2011年6月26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兰州市安宁区一栋普通民宅的客厅写字台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郑惠芳—— 一位长眠于甘肃大地的北京“六•二六”医务工作者的遗像。

  刚刚参加完“情系陇原——‘六•二六’赴甘医疗队员先进事迹报告会”回来的80岁高龄的姜洪东老人,心情沉重地将一本大红的荣誉证书庄重的摆放在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人、战友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热泪滚滚而下:“老伴啊,你就放心地走吧,这是属于你的荣誉。我今天给你带来了,你走好吧!”

  甘肃省卫生厅开展的“重温‘六•二六’指示·再为乡亲出趟诊”活动,让靖远矿务局总医院退休老专家姜洪东十分欣慰,他在积极参加活动,对卫生厅领导深表谢意的同时,向“六•二六”办公室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给老伴郑惠芳制作一张给“六•二六”队员们颁发的荣誉证书。“虽然人已逝去,但是我相信那是老伴愿意和高兴看到的……”

  怀着复杂的心情,“六•二六”办公室的同志们特别赶制了一张属于郑惠芳老人的荣誉证书,他们愿天堂的老人能够看到,也能够感受到甘肃卫生人对她的敬仰和怀念……

  追忆逝者,感怀人生,人生中总有许多永难抚平的痛楚。

  “时光如梭,在黑白照片中绽放灿烂笑容的他们,有很多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时光可以带走一切,但他们铸就的璀璨功绩永远存在,他们谱写的光辉历史永远存在,他们的精神将永远被传承。”

  “忆往昔,峥嵘岁月。环境的严酷,生活的艰辛,动摇不了他们对未来的向往和憧憬,对信念的坚守与执著,对人生的信念与追求,因为,他们深爱着自己的事业,深爱着甘肃,深爱着这片奉献了一生的热土、自己热恋的第二故乡。”

  四十多年前,大批“六•二六”医务工作者从北京等大城市来到我们这个荒凉、闭塞的西北省份,为我们带来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而那些最终没有选择回到北京,而是义无反顾的留在陇原大地上的老专家们,更是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奉献给了西北的医疗卫生事业:他们用精湛的医术,为这里的人民群众祛除病痛;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为这里的医学事业增砖添瓦;更言传身教,为我们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务人员。

  信仰的力量

  ——记姜洪东、郑惠芳夫妇

  1969年冬月的一天,北京天安门广场,走来一对年轻夫妇,身边是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面对着毛主席画像庄严宣誓:“要到农村去,要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安家落户,完成党交付的任务!”

  一

  42年过去了,姜洪东、郑惠芳夫妇从繁华的北京到地处西北荒漠的靖远矿区,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们坚持了下来;42年中,形势、政策的不断变化并没有使他们“安家落户”的誓言有所动摇,他们坚守了下来,甚至延续到了下一代。是怎样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们?走近他们,方能感受到他们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感悟他们,方能体会到“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话语的真切,因为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据《靖远矿务局志》载:

  七十年代矿区职工医院建成后,医疗条件有了改善,特别是七十年代初,由于响应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北京医院、北京月坛医院的部分著名医科专家宋永成、王大觉、刘银儒、汤汝莲、夏恩兰、钟崇岐、孙福尧以及医疗骨干80余人,支援三线建设来到靖远矿区后,使矿区职工医院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一时期成功地开展了数十例颅脑、肾摘除、肝叶切除等手术,对各型各类骨折的治疗手段,技术水平达到了省内同行的先进水平。这一时期医院成立了以业务院长为首的急、危、重病人抢救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急、危、重病人抢救程序和规则,特别对重大工伤患者,更是全力以赴,抢救成功率在70%左右。自1974年以来,职工医院已采用夏恩兰等的科研成果“宫颈电挖术”技术实施120例,手术均获成功。1978年此项新技术获甘肃省科学大会奖。

  来甘肃之前,姜洪东已经在北京医院工作了整整20年时间。在北京医院工作,在那个年代是被羡慕的。当时的北京医院作为卫生部唯一直管医院,主要工作是为国家领导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红墙医生”是对医护人员工作的真实写照。当过兵、毕业于中央军委卫生部“卫生干部训练班”的姜洪东“根红苗正”,在北京医院放射科工作期间多次被委予重任,曾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邓小平、朱德等中央首长及金日成、胡志明、苏加诺等国际友人做过医疗保健影像工作。1961年12月至1962年5月,姜洪东被中央卫生部选中参加了由著名医学家、中科院院士吴阶平副委员长带队的中国医疗组,赴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总统治病。医疗组出色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接见和表扬。他的爱人郑惠芳,在医院理疗科工作,擅长推拿按摩,担任宋庆龄保健护士的几年时间里,她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两个女儿至今保存着宋庆龄送给她们的文具包和笔。与伟人们的近距离接触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下放工作开始后,姜洪东积极报名,义无反顾地带着全家踏上了支甘的道路。

  二

  1969年12月,卫生部北京医院、北京市月坛医院、北京中苏友好医院、北京市西城区等医院的部分高级专家、医护骨干和管理、工勤人员80余人,携家带口来到靖远煤矿,支援“三线建设”,其中有中共党员5人,男38人,女51人。这批人员中有北京医院的18户,姜洪东夫妇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靖远煤矿地处荒漠,海拔1600米,人烟稀少,条件艰苦。从北京出发时,郑惠芳已经有孕在身,但她从不因为自身的原因提特殊要求,一样的劳动,一样的出诊。在一次出诊途中,因坡陡路滑,郑惠芳意外摔倒滚落到了山坡下,不足七个月的儿子提前降生了,或许是受到父母坚强意志的感染,在当时落后的医疗条件下,这个7个月的早产儿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完整的一家人在这片荒漠上安家落户啦!虽然他们的家只是一间5平方米的窑洞,虽然从家到单位要步行5华里的路,虽然路途中要随身携带棍棒防止野狼的袭击,虽然为了安全不得不把孩子们反锁在黑漆漆的家中,但看看周围生活困难的居民和下井的矿工,他们坚持了下来。谈起那段岁月,姜洪东这样形容:“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被困难吓倒,当地的老百姓可以生存,我们也可以,当时就想着要发扬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再难也要坚持,也要为这里的人民服务。”

  大批北京医生的到来,加快了矿区医院的建设,1970年底,床位达250张的靖远矿区职工总医院变得焕然一新。关于建院,靖煤集团公司总医院院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为了使综合门诊先期开诊,来自北京的医务人员和筹建人员一起组成突击队,昼夜不停挥汗如雨地在施工现场劳动。施工的楼房里,到处是碎砖乱石,他们就自己动手搬;院子里坑洼不平,他们就自己动手填;病房里地面不光,他们就一块一块的磨;医疗器械、药品放到二十华里以外的平川,他们就自己装卸搬运;没有库房,器械、药品堆放在没有院墙的露天,他们就每晚轮流看守。就是这种无私奉献、无怨无悔、不怕吃苦、连续奋战的忘我精神筑就了新建医院的基石,为日后医院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

  北京医务人员的到来,为医院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注入了新的生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重建后,医院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放射科却让姜洪东深感棘手,放射工作人员少、技术水平参差不齐、机器类型单一落后、防护设施差等诸多问题摆在了他面前。怎么办?“要培养自己的队伍!”首先跃入姜洪东脑海的是这个想法,于是从举办学习班开始,姜洪东自编教材,亲自授课,言传身教,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所学倾囊倒出,同时他还积极联系,派送人员到省卫校、省人民医院、北医三院、上海华山医院等医院进修学习。很快,医院的放射诊断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诊断准确率及照片满意率逐步上升,同时静脉肾盂、椎管、脑血管等一些特殊造影也开展了起来。在姜洪东的带领下,医院放射科步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慢慢地,靖煤医院的放射科有了名声,外地的患者也会选择到这里拍片。

  作为煤矿企业医院,为矿工服务是最大的职责所在,矽肺的普查和诊断几乎关联着矿工的一生。从1978年到1991年,姜洪东一直担任着靖远矿务局矽肺普查鉴定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身担重任的姜洪东知道,矽肺的准确诊断绝大程度要依靠于高质量的胸片,为了提高矽肺拍片的质量和鉴定诊断的准确率,他带领全体工作人员,通过不断地学习总结和自我创新,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照片、诊断、鉴定等技术和工作方法,使得矽肺优质片和诊断准确率均达到了95%以上,废片率低于1%,较好地完成了每年2000多人的矽肺普查、鉴定工作,为矽肺防治工作和矿山职工的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的工作经验先后在煤炭部、西北五省及全省的“矽肺防治经验交流会”上交流,受到肯定,并加以推广。

  四

  二十世纪80年代初,在落实政策中,大多数赴甘医务工作者选择返回北京。也有回去的队员打电话安慰他,问他那么多关系怎么不去跑跑,他只是一笑了之。对姜洪东来说,曾经的誓言仿佛还在耳边,懂事的女儿也说:“爸爸,我们不能回去,我们在毛主席面前宣过誓呢!”

  在靖远矿务局工作的24年间,姜洪东始终坚持在放射岗位,为了工作多次放弃了放射年假的休养。常年的射线损害,严重影响了姜洪东的体质,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但他无怨无悔。他不仅将自己和老伴的后半生献给了甘肃,而且将三个孩子也留在了甘肃。让他欣慰的是三个孩子都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考取医学院校,现在都在省内的医疗战线上工作。“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

  今天,让姜洪东不能释怀的,是对妻子郑惠芳不尽的思念。2007年,郑惠芳因病在兰州逝世。姜洪东回忆:“她人很好,作为医院理疗科的负责人技术也很好,对待病人不分阶层、一视同仁,病人也很信任她。有一次她去东湾农民家出诊,回来后握着两个鸡蛋在家中默默流泪,我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那里的人民太苦了,但还是在我离开时硬塞了两个鸡蛋给我,虽然我在他们的炕席下偷偷地压了钱,但还是觉得难过……’那时条件艰苦,我长期在放射科工作,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单位分了肉什么的,她都做给我和三个孩子吃,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自己生病难受的时候也从来不告诉我,总是硬生生地扛过去!后来生活慢慢好了,可她却没能陪我走下去……”

  “虽然付出了很多,也算是为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党和人民也给予了我很多。我多次被评为省局、靖局和总医院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科技先进工作者。感谢党组织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矿区和医院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关怀,我做的一切成绩归功于党。”——姜洪东淡淡地说。

  这就是一位北京医务人员的高尚情怀!此时,他想的,不是曾经为甘肃的人民付出了什么,总想表达的,是组织对自己的培养之情,是甘肃人民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如今,周百魁、李玉风、姜洪东、郑惠芳、朱凌阁、周学球、关绳庸、蒋霞美、赵福蓉、梁有君、华卫、张淑娥、王旭……等多位队员和姜洪东一道选择了永远留在这块他们深爱的土地。

  当年 , 来到靖远煤矿医院的北京医务人员,还有: 谷永康

  杨翠花、王宝林、那宝善、唐明琴、宋永成、苑仲玉、于秀珠

  王大觉、汪马立、孙福尧、徐永玲、黄川、于淑静、申景胜

  周有芳、李洪翔、贾宝庆、张振俊、李碧英、沈祖琪、陈秀安

  杨浩施、刘秀栾、程显秋、史大姐、刘保婕、李秀英、孙湘玲

  杨梦琪、邵文斌、刘佩兰、陈俊炯、李瑛琪、董兰波、齐淑媛

  蒋惠芬、代永强、王洪善、侯 琳、刘世忠、王 凡、胡玉荣

  王庆贤、徐希娴、张应茹、胡俊英、张富仁、赵夷年、张宏媛

  陈保梁、钱仲夏、屈承源、于素兰、王国干、李殿柱、刘兴波

  盛 录、藏美家、梁有军、姜 森、张 亚、王 宣、韩立曾

  汤汝莲、王庆云、顾卫东、李建民、徐洁义、曾 伟、梁瑞英

  杨瑞琪、陈席珍、孟秀兰、李景春、张发平、马国贵、夏恩兰

  齐兴坡、张登饶、于淑兰、陈宝良、钱中夏、盛 路、杨翠花

  陈俊烔、刘世忠、张仁茹、孙富饶、李洪翔、钟崇歧、何可英

  王醒……

  他们的牺牲,他们的奉献,同样让我们不能忘却!

  金 婚 夫妇

  2012年7月1日,是关绳庸、蒋霞美夫妇的金婚纪念日,这对放弃大都市优越生活,扎根甘肃的伉俪,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如今,那些曾经的岁月和过往的故事留在了他们的记忆深处,也留在了许许多多老乡的心中。他们历经岁月洗礼的脸上唯有平静、乐观和洋溢的微笑。

  蒋霞美毕业于上海铁道医学院附属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医院,和在北京医院从事病案管理工作的关绳庸相识相爱,成家立业。1969年,在他们人生最美好的时期,刚过而立之年的关绳庸和蒋霞美带着年仅5岁的儿子,响应毛主席“六•二六”号召,放弃了北京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告别年迈的父母,随着支援大西北建设的洪流,义无反顾地踏上西去的征程。他们不曾想到,这一待就是40余年。现在,他们早已在这里安家落户扎下了根,大儿子在靖煤集团公司总医院,子承父业从事病案管理工作。

  夏日的一天,我和靖煤总院党办干部张成荣,一位踏实敬业,有才华的年轻人来到关绳庸、蒋霞美夫妇家里,听二位老人讲述他们的感人故事——

  来到甘肃,他们被直接分配到靖远县北滩公社卫生院。当时的卫生院一共只有10余名职工,医务人员严重短缺,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初来乍到,一间低矮的土坯房就是他们简陋的家,虽然来之前就有面对困难的心理准备,物质和精神极其匮乏的现实仍然让他们内心有很大的落差,但是他们慢慢适应了当地艰苦的环境。蒋霞美用略带上海腔的普通话平淡地说:那时候都还年轻,工作一忙把什么都忘到脑后了,眼里只有医院、工作和家庭、孩子。我们每天从早忙到晚,家就是卫生院,卫生院就是家,不论白天黑夜,有时候正吃着饭呢,病人找上门,撂下饭碗就走,没有太多时间去体味什么是苦什么是累。

  由于医务人员缺乏,关绳庸在卫生院从事病案管理的同时还要肩负药房发药、药库管理、门诊挂号等工作。蒋霞美的专业虽然是妇产科,但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十分严重,在搞好自己专业的同时,还必须掌握一些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外科、内科、儿科都要涉猎,从头学起。北滩卫生院经常会接到去全县各公社搞计划生育工作的任务,由于交通不便,很多时候,蒋霞美一走就是好几天,每到这时,关绳庸只能领着年幼的儿子,一边上班,一边看孩子,既当爹又当妈。一天早晨,卫生院黄河对面的一个村庄有位产妇在自己家里生孩子时发生难产,情况万分危急,如果绕道走陆路到村子至少得两个多小时,最快捷也是最危险的办法是坐羊皮筏子。当时正值雨季,河水暴涨,混浊的黄河翻腾着,打着漩涡,似乎要吞没一切。可对面的产妇危在旦夕,此时此刻的蒋霞美非常害怕,但她没有来及多想,而是义无反顾的坐上了随时可能倾覆的羊皮筏子,向着黄河对岸冲去。这一刻,桀骜不驯的黄河被这位柔弱而坚强的女医生征服了。当蒋霞美赶到产妇家中的时候,产妇由于生产过程中胎盘粘连,情况已十分危急。家里人采用农村的土办法把产妇吊起来,想让胎盘自行掉下来。由于长时间的折腾,产妇子宫已经脱垂,生死攸关,蒋霞美立刻给产妇进行了紧急输液,进行剥离胎盘和回纳子宫的处理,在她的及时处置下产妇得救,母子平安……就是在这些点滴的故事和看似平常普通的日子里,关绳庸、蒋霞美夫妇在北滩公社卫生院度过了8个春秋。他们也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融为一体,随便走到哪个村子,乡亲们都会热情的招呼他们去家里坐坐,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他们。也是在这8年当中,他们的小儿子在卫生院呱呱坠地,随着黄河边的一排排的小树苗一同茁壮成长。

  1977年,关绳庸、蒋霞美夫妇调入靖远县人民医院。1980年底,关绳庸、蒋霞美夫妇正式调入靖远矿务局职工总医院,就是现在的靖煤集团公司总医院,直至退休。来到职工总医院后,蒋霞美仍旧从事妇产科工作,奋战在救死扶伤的临床一线。关绳庸被特意安排到总医院刚成立不久的病案室,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运用北京医院先进的病案管理办法,用拼音检索,统一制作病历存放架,一改从前病案管理的混乱局面,开创了职工总医院病案管理工作的新局面,为医院病案管理工作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总医院病案管理走在全省先进行列。

  时光如白驹过隙,几十载的岁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但是,在蒋霞美乐观的描述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就是“乡亲们太纯朴、太善良了,我们只是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没有作出什么惊人的贡献,我们唯一做的就是尽职尽责,尽自己所能为他们解除病痛”。朴实的语言,透出的是太多和他们一样的“六•二六”医务工作者矢志不渝的坚守。

  为农民服务一辈子

  ——记王富庆、霍瑞莘夫妇

  1969年11月,北京医学院人民医院的满族医生王富庆,一家三代六口人,辗转千里来到平凉地区泾川县党原公社,以陶然乐观的态度,在这里度过了30年的苦乐年华,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甘肃农村的卫生事业,真正为农民群众服务了一辈子。

  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泾川县,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公社卫生院只是几间土坯房。从北京长途跋涉来的王富庆一家只分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王富庆两口子,一儿一女,还有他的母亲、岳母,6口人不论春夏秋冬都挤在一起,“蜗居”下来。

  从首都到甘肃农村,王富庆一家感到猝不及防,生活面临重重困难。党原不仅没有电,连生活用水都严重缺乏,王富庆清楚地记得,自己用辘轳转了84圈,才从一个小井里吊上一桶混浊的水,沉淀几个小时后才能饮用。进入冬季后,取暖做饭又成了一个大问题,王富庆好不容易通过领导买到了三四百斤沫煤,还要千辛万苦用架子车拉回来,加土加水用手捏成煤球。直到两三年后,他们才能买到块煤取暖。

  生活上的巨大变化,环境上的巨大反差,让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医生一时间难以接受,情绪低落了下来。但是,当王富庆看到当地农民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神情后,医生的责任感被唤醒。他从农民信任的眼神和渴望的表情中,看出了对医生的需要。

  王富庆和同为北医人民医院医生的妻子霍瑞莘下定了决心,要留在党原为这里的群众看病。这一留,就是整整30年!

  二

  艰苦的生活王富庆很快就适应了下来,可是工作条件的落后却是他始料未及的。当时,卫生院只有一台手提式高压消毒锅和几把血管钳。几名医生挤在一间房子里接诊,每人只有一支体温表和自备的听诊器,仅有的两台血压计还得大家传递着用。寒冬时节,诊室里冻的连开处方用的墨水都能结冰。

  党原镇山大沟深,交通十分不便,大一点的车都无法通行。每次王富庆去县上开会、购药,只能骑着自行车往返45里山路,下坡时只能推着自行车慢行,返回时还得推着自行车费力地爬坡。

  党原镇沟壑纵横,当地群众不慎落崖的事多有发生,轻者鼻青脸肿,重者造成各种骨折,每当杏子成熟时,儿童上树摘杏,时有跌落摔伤者。

  于是,从事骨科专业的王富庆得以尽展所长,卫生院没有石膏绷带,更没有骨科设施,王富庆就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利用中医小夹板治疗各种上下肢骨折,同时也治疗了许多关节脱位,凡经过王富庆医治的各类骨折,均达到骨折对位对线功能,并且恢复得非常好。

  那年,王富庆接诊了一位双下肢胫骨骨折的7岁女孩,该女孩一侧为闭合型骨折,一侧为开放型骨折,当时卫生院只有7把血管钳,高压消毒后只能缝合伤口,然后采用小夹板固定,抗菌治疗。女孩的伤口有一处三角形软组织缺损,愈合迟缓,必须经常换药。那段时间,王富庆就每隔两天往返20多里的山路去小女孩家,为她换药治疗直至伤口愈合。

  在工作中,王富庆根据当地的卫生条件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摸索出了一套治疗骨折的方法,比如3岁以下小儿股骨骨折,自制悬吊式牵引,定期到家巡诊直到痊愈;10岁以下小儿股骨干骨折,自制托马式架,皮牵引外加中医夹板固定,在没有透视拍片的情况下,只能在治疗初期测量患肢与健侧长度的对比来决定牵引重量的加减,以达到良好的治疗目的。遇到需要较长时间卧床治疗的骨科病人,如骨盆骨折,老年粗隆间骨折时,王富庆还为他们建立了家庭病床,并定期进行家庭巡诊检查,直到痊愈。

  每次回到北京,王富庆顾不上走亲访友,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向各科室医生请教一些自己不熟悉的医疗问题和新的医疗技术,同时也根据自己临床工作的需要,购买一些参考书籍,带回党原细心研读。他希望自己早日成为一个能够适应农村医疗工作的全科医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党原镇突发“流脑”,大多为小儿患者,当时正值王富庆夫妇管理病房,共收治12例“流脑”患者。经过王富庆夫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抢救,患者在日夜精心的观察护理下全部治愈,无一例后遗症,创造了“流脑”不出乡的先例。不仅减少了治疗费用,也减轻了家属转送、陪伴的经济负担。

  在治疗小儿常见病、多发病的同时,王富庆也抢救治疗了很多小儿肺炎、中毒性痢疾、中毒性消化不良等危重患儿。在救治中毒性消化不良时,由于农村群众错误的认识,认为小儿腹泻不能喝水,越喝越加重腹泻,所以前来就诊的小儿大多出现脱水甚至昏迷。王富庆在抢救治疗过程中,向群众不断宣传补水的重要性和一些卫生常识,在小儿腹泻好转后需进行流食半流食的膳食治疗,由于医院条件所限,他亲自做了米汤、粥等补充水分和营养的食物,通过病情的治愈用实例说服了群众。

  在此期间,王富庆还和妻子因陋就简建立了简易的临床化验室,虽然只能做血、尿、便三大常规和血沉等几个单项化验,但对临床的诊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来泾川前,王富庆是一个西医大夫。为了适应农村患者的需求,他又自学了中医。经过多年的摸索,王富庆成为了全科大夫,内科、外科、儿科、妇科都能看。方圆几十里的患者都慕名而来找他看病,这大大增强了王富庆在农村当医生的信心。

  三

  由于工作出色,王富庆很快成为了卫生院的业务骨干,并且被任命为党原镇卫生院副院长、院长。

  虽然当了医院的负责人,可是王富庆的临床工作并没有一点减轻,反倒承担起了更多的责任。农村的群众没有上下班的时间观念,更没有节假日,医生一般都是24小时值班,病人随到随诊,尤其危重病人更是刻不容缓。因此,王富庆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作息时间,医院有事随叫随到。

  由于卫生院的医疗技术水平有限,凡遇到危重病需转往上级医院的患者时,他都会认真仔细的检查,作出较为明确的诊断,告知家属应转到哪一级的上级医院救治,减少危重病人的反复转诊和经济负担,并争取了抢救时间。同时王富庆还经常回访转诊的病人,从中验证自己转诊前的诊断是否准确,以便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准。

  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王富庆救治了许许多多的病人,淳朴的农民为了表达对王富庆的感谢,经常会送来当地的土特产,但王富庆只收下乡亲们的情谊,将土特产都一一婉拒了,实在不能婉拒的就按市价付给他们钱。因此,当地群众知道王富庆出诊,一不在群众家吃饭,二拒收礼物。

  王富庆在党原镇的辛勤耕耘赢得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二十世纪80年代末,王富庆被选为政协泾川县委员会兼职副主席,又于90年代初政协换届时被选为驻会副主席,这需要离开党原镇到县城工作。王富庆再三请求让他继续在基层卫生院工作,并兼顾完成政协分配给他的各项工作和任务,后经省上批准,同意了他的请求。直到退休,他一直居住在小镇上。

  1985年,国家开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王富庆到原工作单位落实“文革”期间的一些遗留问题,当时可以要求回原单位工作,但是王富庆觉得在党原这么多年,和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回到北京,像自己这样的人多如牛毛,不如在基层发挥的作用大,而且基层的广大患者也需要他,所以就没有坚持非要回京,王富庆决意留在党原,为这里的群众看一辈子病。

  如今的党原镇,村医高锁贵开设的诊所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就是王富庆当年手把手传授带出来的徒弟。高锁贵之所以从一个大队文书改行学医,是因为自己老母亲的摔伤骨折、高血压经王富庆精心医治痊愈而深受影响。在高锁贵的诊所里面,那个年代医务人员肩背的红十字药箱被作为保贝保存着,高锁贵说,这个药箱曾经陪伴着我们师徒二人几十年,曾经见证着一段真挚的师徒之情。每当我看见这个药箱,我就想起他,思念他。这个药箱和药箱有关的故事,我这辈子也没办法忘掉……

  四

  从北京到党原镇的路,王富庆已经不知道走过多少回。

  2011年6月27日,早已定居北京的王富庆又一次来到党原,看望这里的乡亲,再为乡亲看趟病。

  2005年,退休在家的王富庆老两口被女儿接回了北京,可是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回党原住一段日子,觉得到了那儿就特别亲切。“住在北京的大房子里,总感觉那里不是自己的家,到党原就觉得挺好。”王富庆说。

  6月27日,王富庆夫妇又一次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党原。刚刚下车,镇上就有人认出了他们,一路拉着手聊到了家门口。在党原,满街道都是王富庆的熟人,到处都有跟他打招呼的。那里的老人都认识他,小孩他都可以叫上来名字,老乡们说他:“来的时候是个年轻小伙子,走的时候是个70来岁的老汉。”

  党原镇吊沟村的王永贤知道王大夫两口子回来了,一路跟着进了卫生院,亲热地和王富庆聊了起来。十几年前,王富庆治好了困扰王永贤很久的湿疹,从此王永贤家人一有病就跑来找王大夫。“我们农民上来看病浑身是土,可王大夫从来不嫌我们衣服脏,仔细地给我们看病,有时候带的钱不够,他还给我们垫钱买药。”王永贤说。

  到北京后,只要王富庆夏天一回泾川,都有大量的乡亲上门来看病。王富庆从来没有收过老乡一分钱,能在家看的就在家里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帮他们出主意到乡卫生院或者县医院去接受治疗。

  这次,听说王富庆来了,他的一些老朋友纷纷赶到家里看他。

  陈文轩是王富庆刚来时党原公社的副书记,对这个北京来的大夫,陈文轩赞赏有加,“王大夫首先是一个好人,其次才是一个好大夫。他每开出一张方子,都要翻来覆去核对好几遍才让病人去取药,生怕出现问题,他的方子总是又便宜又有效。”由于王富庆医术高明,党原人都骄傲地说,“我们住在农村,看病的可是北京的大夫。”

  王富庆是来泾川的北京大夫中为数不多坚持到退休的人。今年已经75岁的王富庆,明显感觉身体不如以前,右手在吃饭和写字时抖个不停。从北京来兰州前,老两口商量好了这次要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再住上一个月。

  “我们很舍不得这个家。”一说到由于身体原因可能难再来泾川了,王富庆和爱人霍瑞莘言语中透着深深的眷恋。

  虽然已经离开党原镇卫生院,但王富庆仍在不断地思考着卫生院的发展。他希望卫生部门把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护人员不断充实到乡镇卫生院去工作,这样才能做到各科中型以下的疾病不出乡,达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目的,真正实现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精神。

  一片冰心在玉壶

  ——记夏永潮、金文媺夫妇

  金文媺,甘肃省中医院儿科原主任,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和甘肃省“三八红旗手”、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甘肃省先进科技工作者、甘肃省少儿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夏永潮主任也以其在中医理论和临床上的卓越贡献,而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首批“甘肃省名中医”殊荣。

  一

  金文媺,江西婺源县人,主任医师。1959年,她完成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的学业,来到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工作。1969年,金文媺和丈夫夏永潮,离开繁华的首都,携手来到贫瘠的甘肃。从此,他们扎根陇原,献身甘肃中西医结合事业,用无悔的选择践行了为甘肃医疗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初来医院的金文媺被安排在洗衣房和挂号室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这位儿科专家来说,不但失去了施展才华、救死扶伤的权力,还要常常因为挂号室财务管理混乱,而贴补自己的工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强烈愿望,当她回到医疗工作岗位后,立即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救死扶伤的事业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甘肃省中医院,从技术条件、人员结构都很弱,特别是抢救病人力不从心,大多数病人是一些轻型高血压、胃炎、神经衰弱等,以疗养为主。金文媺、夏永潮等北京医务工作者的到来,迅速加强了该院的专业力量,来就诊的病人越来越多,“医院越像医院了”,他们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尤为宝贵。有一个30岁左右的得格林淋巴综合征(急性传染性神经根炎),病情危急。该病从手指开始进行性加强,一周后,侵犯到呼吸肌,即会造成死亡,在该病的治疗抢救过程中,他们全科齐上,实施气管切开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其他科室的遇到疑难重病,感到难处理时也会想到找他们。“他们的家前半夜可能是夏大夫起来,后半夜可能是金大夫起来。”

  金文媺正是这样一位坚守医德,为人正直的高尚的人。她具有丰富的医疗经验,业务水平首屈一指,但她却常说,临床工作必须要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这是一种面对病人最宝贵的生命的敬畏和因之而产生的责任感,因此,她要求科室医护人员,“任何时候也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因为你面对的是病人最宝贵的生命。”

  金文媺从医多年,始终认为要做一个医生,一个好医生,首先应做一个好人。什么是好人,就是要真诚、正直,要谦虚、善良,要成为一个胸襟开阔的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于前来求治的病儿和家属,金文媺一律一视同仁,把病人当亲人,视患儿为己出,时时把病人的痛苦放在心上。她认为医生应具有高尚的医德。医德不仅是愿望,更是一种行动,良好的医德和品行是做一个好医生的前提。“悬壶济世”、“妙手回春”、“可为苍生大医”……金文媺就是这样的人,了解她的群众说,金大夫对患儿态度和善、语言亲切、行为文雅,家属和患儿坐在她面前即刻就有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

  金文媺是甘肃省著名的儿科专家,她行医28年,始终以一颗仁慈正直的心对待患儿,她对病人倾注了无限的爱心与耐心,真诚地服务于每一位患儿,尽最大的可能让病人花最少的钱医好病。挂她号的病人非常多,为此她坐门诊很少喝水,怕去厕所耽误时间。尽管如此,上午的门诊依然常常要坐诊到下午一点多钟。无论白天黑夜,还是节假日,只要有病人就诊,她总是有求必应,任劳任怨。在她的眼里,病人没有贫富、贵贱之分,都是需要诊治的患者。一个冬天的夜晚,病房一个住院的患儿突然病情危重,值班大夫急速请示金主任,她从家属楼迅速跑到七楼的儿科病房,指挥抢救,等到患儿转危为安后,值班大夫突然发现金主任坐在病儿床旁瑟瑟发抖,原来金文媺为了不延误抢救,匆忙之中,在严寒的冬天只穿了一条单裤就跑出家门,患者得救了,她却冻感冒了。

  一个家在陇西农村的6个月大的患儿,因为母亲缺乏卫生知识,一天之内灌服了六片磺胺药,导致患儿颅内出血,昏迷不醒,呼吸急促,生命危在旦夕,送到病房后,家属已不抱希望,金主任二话不说,指挥救治,并亲自进行侧脑室穿刺引流,整整三天三夜,她不离病区,最终保住了患儿生命。

  二十世纪80年代,为了调查甘肃农村儿童贫血状况,她带领儿科医生深入农村,挨家挨户进行普查,夜晚加班,亲自在显微镜下看血片,分析病情,对有问题的患儿送药上门,因为早期的干预治疗,杜绝了许多儿童隐患性疾病,保证了患儿的健康成长。

  二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金文媺扎根甘肃28年,始终以救死扶伤、造福人民为己任,为甘肃医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事儿科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后,她曾参加省卫生厅中医经典著作学习班,系统学习了中医理论,并深得甘肃名医窦伯清、席梁丞指教,后在中国中医研究院进修,得到全国儿科名医王伯岳的教诲。她结合临床开展科研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研制的“解毒消炎注射液”、“水蛭注射液”应用于小儿肺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颅内出血、巨细胞包涵体病等重症,疗效显著。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肺炎,有独到之处。她潜心学习,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医学刊物上发表颇具影响力的医学论文54篇、译文3篇,参与书籍编写4册。其中《水蛭丹参等治疗小儿肺炎疗效观察》获甘肃省1978年科学技术大会科技成果奖,《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肺炎606例疗效观察》获1978年省科技成果奖。她主持的“佛手增乳膏”科研项目通过鉴定,荣获全国优生优育优教展览会优秀奖。诚如陈长根先生赞曰:明查杂病开新径,辨证疑难遵古藩。佛手仙丹疗效广,消炎神液用途宽。

  为了在临床上找到效果好、副作用少的药物治疗小儿疾病,突出中医特色,金文媺钻研中医古典书籍,研发中药静脉注射药物,并在每种新药使用之前,都要在自己身上先做试验,亲自滴注新药配制的液体,感受药物的反应,在确定没有副作用后,才应用于病人。

  然而,作为女儿,她的内心是充满愧疚的,金文媺父母远在天津,因为工作忙碌,她不能经常去探望父母,不能对父母以微薄之力尽上一份孝心,这成为她一辈子的遗憾。

  三

  金文媺是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共产党员,对患儿关爱,对医院热爱,对同事友爱,对事业挚爱。用自己平凡工作中的一点一滴感动着同事、学生和患儿家属。作为科室领导,她把自己精湛的医术毫不保留的传授给下级医师,指导他们写论文做科研不厌其烦,一丝不苟。每次查房,她都根据病人的症状特点有针对性的细心讲解疾病的发生规律、疾病特点,化验、检查结果分析,预后转归,并发症及中西医研究最新进展。看她查房,听她讲授,让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浅。对每个患儿的处理意见、从西医到中医的调整,她都不厌其烦的耐心讲解,有个重症肺炎合并脑干脑炎的患儿,她从诊断、治疗、最新进展娓娓道来,短短的几分钟里,使全科医生对该病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极大地提高了下级医师和进修、实习医师成长步伐。同事们深情地回忆说,金主任身上感人的事例举不胜举,每参加一次查房,就好像上了一堂生动的临床教学课,事隔10多年,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金文媺对下级医师要求严格,但从来没看见她发火。有一次,一位半夜住院的发热患儿,经处理后,病情平稳,发热已退,值班医生晨起查房时,见母子均已熟睡,考虑患儿及家长较疲惫,就未叫醒患儿及家长,只是听了听心肺、摸了摸额头,未发现异常,写了一个简单的病程记录。金文媺知道后,将这位医生叫到她的办公室,柔声细语的说明利害关系,虽然没有严厉的批评,但这位医生铭刻于心。她的工作作风鞭策和激励着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在从医的道路上脚踏实地、勤勤恳恳、诚实做人、认真做事。

  1997年8月2日,金文媺因突发性脑出血,永远离开了她为之热爱、奉献的土地和医疗卫生事业,终年61岁。噩耗传开,患者及家属为之流泪,整个医院为之沉默。在悼念大厅,人们以各种方式怀念这位耗尽最后一分光和热的可亲可敬的医者。金文媺,一位光荣的北京医务工作者,一位在陇原奉献了28年,为数万名患儿送去健康和幸福的人,她闪光的名字和感人事迹,早已定格在陇原人民的心中!她的高风亮节、仁心医术,永远留在陇原人们的记忆深处。她的学生们深情地说,她对患儿的关爱,对医院的热爱,对同事的友爱,对事业的挚爱,始终感染和激励着我们,让我们不断前行……

  四

  夏永潮先后担任甘肃省中医院内科主任、心脑科主任,兼任全国中医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中风组组长,甘肃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在多年临床实践中,夏永潮辨证遵古法,治疗寻新径,自成体系。他在古方“佛手散”的基础上,自制出“佛手”系列方剂30余个,治疗病种扩及20多个,均获得良效。

  夏永潮是1969年11月5日到甘肃省中医院报到的,同年12月8日,即奉命奔赴甘肃西和县参加防治克山病医疗队工作。半年的病区生活,使他自己也得上了克山病,出现心律紊乱情况。在西和农村,农民缺吃少穿,一家八口人足抵足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取暖全靠火炕的情形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当地农民因夜晚睡熟,火炕过烫,常有背、臀部烫伤情况发生。其情其景正是:“三九隆冬夜,出诊到农家。火炕睡六童,还有夫妻俩。八人盖一被,如何去分配。全家足抵足,众腿被角搭。火炕暖后背,胸腹覆袄夹。”

  在之后的几年间,他多次参加医疗队下乡为农民防病治病。次数之多、时间之长、在单位处于冠军地位。夏永潮说:“‘文革’中我有很多遗憾,但下医疗队一事无遗憾。知识来源于国家人民的培养,又回归社会为最贫困的人民服务是正常的事,也是幸福的。圆了一个梦——自幼就想当个好医生。”

  夏永潮与甘肃有着不解之缘。1968年底,奉卫生部之命,他参加北医三院组派的“六•二六”医疗队,奔赴陇南康县防病治病,半年后回到北京。不久,即下放来到甘肃。因为需要神经科医生,他们被分配到省中医院。1971年春,他参加省上派遣的防治支气管炎医疗队,在兰州东榆中县定远公社、连搭公社一带为群众防病治病。1975年前后,他再次参加省防治冠心病普查医疗队,驻武山县鸳鸯镇砚峰大队一带。春天,该地区忽然爆发流行性脑膜炎,来势凶猛,其他地区死亡病例较多。夏永潮所在医疗队全体人员精诚团结,在缺少医药、设备简陋的条件下,积极抢救病人,无一例死亡,控制了疫情蔓延。后遗症病人,也均告康复。这次诊疗工作,也为他后来从事中风膏、补脑膏研究提供了丰富经验。

  1970年,夏永潮参加甘肃省“防克医疗队”时,在西和县遇到一重症痢疾病人,且无药可用了。医生手中无药治病。没办法的情况下,他四处寻觅,终于找到对痢疾有治疗作用的马齿苋。嘱托病人,马齿苋无毒,尽可放心食用,结果收到奇效。为此,十分有才华的他写下了名为《山村治痢疾》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北京医务工作者服务农民群众的历史一幕:

  巡诊大山中,身疲药箱空。

  山村一妇女,二日泻痢重。

  日夜二十次,皮干气力无。

  家贫无钱医,医急无药供。

  途穷找出路,寻视野山沟。

  但见马齿苋,采摘两斤足。

  叮嘱煮药熟,日夜连续服。

  翌日来探视,妇人笑迎出。

  我病已痊愈,谢谢你大夫。

  便方治大病,遇急有帮助。

  让夏永潮印象深刻的是,陇南康县铜钱公社一带的大山区,有的地方仍像处于母系社会阶段。刀耕火种,十分原始。但人情朴厚,山水秀美,以致使人疑是桃花源了。在甘肃农村缺医少药,但用中草药治病,疗效奇佳,农民也甚配合。他曾多次对同事和学生们讲过,我最喜欢的人是农民,是甘肃的农民,尤其是陇南山区的农民。

  夏永潮说,医祖有遗训,大医精诚撰。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被称之为医祖,自号“孙真人”,京兆华原人(今陕西耀县),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等。孙氏医术精湛、精诚服务、医德崇高,时人尊为神医。其大作《大医精诚》被视为医德医风的规范,后学者称为“圣典”。

  造福患者,大医精诚乃是夏永潮的毕生追求。

  一双好伴侣,一对好搭档,在支援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道路上,金文媺、夏永潮夫妇留下了不平凡的足迹……

  矢志不渝的追求

  ——记张书盛、孟宪慎夫妇

  张书盛、孟宪慎1955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儿科系,相同的理想和信念使两人组建了幸福的家庭,并走上了服务甘肃人民的人生之旅,40年矢志不渝。他们说,支撑我们走下去的是组织的信任、甘肃人民的关爱,还有家人的理解。

  一

  1969年底,“六•二六”活动再掀高潮。在北大一院召开的医务工作者下放甘肃动员会上,时任医院革委会常委的张书盛带头表态,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那时候我们热情高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一点都没考虑别的。”张书盛这般回忆当时的情景。孟宪慎坚定地支持丈夫的选择,因为她也同样激情澎湃,也同样渴望着到祖国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奉献才华,去建功立业。就这样,他们一家乘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那一年,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8岁,一个10岁。

  “在宝鸡下车的时候,天下着大雨。之后,我们坐在敞篷大卡车的车厢里,盖着衣服、淋着雨,一路颠簸到了平凉,然后又前往安口镇,就这样来到了这里。”张书盛回忆道。

  来之前也曾想象过条件的艰苦,但想象中至少应该还有医院,还有房子,但是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住处,北医来的100多户、170多人被分散安排到了安口煤矿的各处,直到2年后新医院建成,散居的人们才有了真正的家。

  安口是一个非常荒凉的镇子,连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只有几个小杂货铺子。从北京到安口,落差是挺大的。当时他俩被分到了安口煤矿的医务室,因为那里有唯一的一台X光机,正好能发挥作用。他们就住在煤矿的宿舍,房子是干打垒的简易房,房顶是用树枝搭建起来的,满屋就一张土炕。

  接下来的日子,张书盛通过下井体验了工人们劳动的艰辛。孟宪慎通过同煤矿工人、家属的接触,了解到这里人们艰辛的生活。“我们住的周围都是工人宿舍,工人很辛苦,每天分白班、夜班下井作业。生活也很艰苦,那些孩子们大多都没有衣服穿,炕头上的枕头是用砖头替代的,炕上铺着薄薄的单子,甚至没有一床像样的被子。冬天看到孩子们为取暖而挤在一块、缩在炕头的样子,心里真的很难过。”想起当年的那个场景,孟宪慎的眼圈红了,几度哽咽,“那时觉得,中国怎么还有这么多的穷人?看着这些穷苦的人们,真是很想为他们力所能及地做些什么,觉得自己能为他们服务是很光荣的事。”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家是贫苦的,但对自幼家境良好,中学就读于北京有名的教会中学——贝满女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孟宪慎来说,眼前的一切是震撼的。那段岁月的磨炼,培养了她坚强意志的同时,也坚定了她“为这方百姓服务”的信念。

  北医人在安口煤矿落脚后,尽快建立新的医院,正式开展医疗服务成了首要任务。当时医院的新址选在离安口煤矿20里地的一个山坡上,他们每天扛着铁锹等工具步行20里地去工地,拖土坯,盖房子,建医院。那个时候真是热情高昂、意志坚定,每天早出晚归,路上大家唱着歌,每天都过得很快乐,高高兴兴的也不觉得累。一心想着要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早日把医院建起来。

  两年后,平凉“小北医”建起来了,这是来甘支援的北医人通过辛勤、艰苦的劳动,一砖一瓦,一锹一铲盖起来的。“小北医”建成后,张书盛、孟宪慎夫妇正式开展起了放射诊断和治疗工作。工作中他们发现,当地的大骨节病特别多,他们就把大骨节病作为研究课题,希望有一天能够解除当地群众的痛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白天翻山越岭、登门入户,与农民亲切交谈,利用从北京带来的手提式X光机拍摄X光片,徒步查访水源;夜晚,埋首伏案,悉心钻研,对照X光片进行分析研究,潜心寻找大骨节病病因。随着《大骨节病X线诊断研究》等10余篇论文的正式发表,他们的研究结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促使当地政府拨出专款打井改水,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使大骨节病的发病率逐年降低。“那一刻,真正的有了满足感,觉得总算为甘肃人民做了一件实事!”回忆往事,张书盛洋溢着欣慰和满足。

  二

  到1980年,因为考虑到老人、孩子等原因,当时来平凉“小北医”工作的北医人慢慢地都离开了,大多数人选择了回北京。当然,张书盛和孟宪慎夫妇也有多种机会和选择,可他们却始终没有离开。“其实我们也没有多伟大,从小在北京长大,那是我的家乡,那里有我的亲人,又怎么能不想回去!但在当时,这里搞放射的人真是太少太缺了,医院离不开你,组织也需要你,自己实在是觉得没有回去的理由。”孟宪慎动情地说。

  1979年,正值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因工作需要,兰州军区总医院经多方打听,联系到了张书盛和孟宪慎夫妇,邀请两夫妇去兰工作,从小就有参军梦想的张书盛思虑再三后答应了。“那时候调令已经下来了,医院也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张书盛笑着说。当时的平凉地委张书记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诚恳地挽留夫妇俩,希望他们再在平凉多待几年,再为平凉的各县区培养一些优秀的放射医生。没有多余的话语,只因组织的需要,他们又一次选择留下了。

  这一留,又是3年。在平凉地区人民医院的3年里,张书盛和孟宪慎一边尽心竭力做好临床工作,一边致力于培养优秀放射人才。通过在全地区举办多期培训班,他们把自己学到的、积累到的知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学员。3年的时间里,他们记不清办了多少期培训班,记不清讲了多少堂课,也记不清手把手地带了多少学生。“现在平凉各县区医院的放射科,挑大梁的基本都是我们的学生,也算完成了组织给我们的任务。” 张书盛欣慰地说道。在这期间,为了不辜负各级领导和组织对他们的期望,不辜负平凉人民对他们的厚爱,他们一心扑在事业上,但对家人却缺少了关心和照顾,“正好是在办学习班的时候,远在北京的母亲病重,病危时我赶回了北京,当看到母亲因为病痛的折磨瘦到40多公斤、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想着平时没有照顾上母亲,这次一定好好陪陪她度过最后的日子。没多久,老张写信催我回去,因为学习班已经开班了,不能让那么多的学生等老师啊!我忍痛回到了平凉,继续给学生们上课。一个星期后,就收到姐姐发来的‘母亲病逝、速归’的电报,那一刻我泪如雨下,想起临走时,母亲哭泣着,拉着我的手不让走的情景,心里充满了愧疚。但是因为学习班没有结束,我还是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

  后来,他们离开平凉,到甘肃省人民医院工作。被聘为兰大医学院、省中医学院、省卫校兼职教授,继续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新一代放射人才的重任。

  三

  1982年,张书盛、孟宪慎夫妇调入省人民医院工作后,北京的一些大医院邀请他们回去。一次次都是因为组织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让他们选择留在了这里,成了永远的大西北人。

  二十世纪80年代的省人民医院,放射科的条件还很艰苦,设备落后,技术力量薄弱。“当时院领导对我们很重视,找我们谈话,介绍院内情况,也给予我们很大的期望,希望我们来后能使放射科的工作有所进步。”肩负着组织的信任和期望,张书盛和孟宪慎忘情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一门心思的建设放射科。“刚去的时候,科里只有几台50年代的旧设备,严重影响着诊断工作,我多次提出申请更换设备,都因经费紧张没能如愿。有一次正好碰上给省上领导拍片体检,我就大着胆子、诚恳地向领导提出了更换设备的请求,没多久,省上就划拨了专款为我们更换了X光机,改善了工作条件。”张书盛说。就这样,短短的几年时间,省院放射科的检查和诊断水平不断提高。同时,夫妇俩也各有侧重地开展工作,张书盛在北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就参与了《全国职业病诊断标准》的制定,到省院后,他更是把精力放在了甘肃省职业病的诊断鉴定上,尤其是对职业病尘肺的X线诊断有较高水平并著有专著。而在孟宪慎的努力下,省人民医院“乳腺病诊断中心”正式组建了起来,引进了先进的乳腺诊断机,利用乳腺钼钯X线照相,在早期乳腺癌的诊断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孟宪慎坦诚的说:“我们在学术上、科研上取得的成就比起北京的同学、同事真是落后了一大截,但我们问心无愧。能为甘肃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觉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虽然没有大的成就,但是这辈子做了有意义的事。”

  “响应号召来甘支援的这条路,一走就是四十多年。这么多年,甘肃各级组织和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各地人民的关爱是最大的力量支撑。不论是在安口、平凉还是兰州,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是领导、同事,都对我们的工作、生活给予了关心和照顾,让我们深深地觉得这里就是我们的家,这里就是我们应该奉献的地方。”张书盛说。

  张书盛、孟宪慎的两个女儿也都留在了甘肃工作:“当时来甘肃的时候,因为北京的亲戚住房紧张,没有地方安置小孩,只能把孩子也带过来。从北京到甘肃,孩子们吃了很多苦,现在还记得她们背着书包步行几里地去安口镇上学的情景,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她们。”张书盛夫妇的大女儿是在安口招了工到兰炼参加工作的,二女儿正好赶上恢复高考,在平凉考取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因为父母的原因还是选择回到了兰州。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两个女儿从来没有抱怨,也很理解他们。“但我们还是很内疚,孩子们儿时的玩伴有的出了国,有的有了很大的成就,有的过上了很好的生活。只有自己的孩子因为父母留在了这里。对孩子们来说,甘肃就是她们的故乡,她们的家。”

  两位老专家既是生活中携手共度的伴侣,也是事业上相互支持的搭档,更是一生中面对风雨坎坷和重大抉择时彼此的精神支柱。“我们在大学同一个班,毕业后同在北大医院放射科工作,成家立业。1969年一起来到西北,又同一天入党,同一天升副高、正高……”谈起初来甘肃被分配去平凉安口镇,两人说得最多的是那里艰苦的条件和北医人乐观向上的工作、生活态度。在省人民医院,张书盛、孟宪慎每看一张片子、每写一份报告都一丝不苟,对患者极端负责,科室年轻医生写完报告,由他们审阅,进行修改,然后重抄,最后由他们签字确认后,才能发出。他们制定的“周一阅片”制度,科室人员集中讨论片子,对年轻医生的成长进步帮助很大,培养了一批放射骨干。

  “不后悔,要是后悔早就回北京了。既然留下就好好干,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不辜负患者的期望。或许我们在学术上、科研上的成就没有我们的同学突出,但是我们在这里发挥的作用肯定要比我们在北京发挥的作用更大。”他们总是这么质朴地回答人们好奇或关切的询问。

  1988年,孟宪慎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9年被评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1996年获甘肃省卫生厅颁发的“对甘肃省放射医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荣誉证书,1999年获甘肃省卫生厅颁发的“扎根甘肃、艰苦创业、救死扶伤、无私奉献”荣誉证书。张书盛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委员、第一届中华放射专科学会委员、甘肃省放射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甘肃省人民医院专家组组长。

  这些荣誉,是甘肃人民对他们献身陇原医疗卫生事业的最好褒扬。

  百姓心中的好医生

  ——记何乃文、吕思圣夫妇

  “外科大夫何乃文,在(县医)院工作七年间,亲自做了大小1000多例手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深得康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患者的崇敬和信赖。特别是1972年,他在设备条件很差的情况下,成功的施行了康县医疗历史上第一例开胸手术。”“耳、鼻、喉科大夫吕思圣(女),在县医院工作期间,多次参加全县地方病的普查普治。在没有公路车辆的条件下,徒步跋山涉水,全县28个公社她走遍了27个,态度热情和蔼,博得群众赞扬。”

  ——摘自《康县志》(1989年版)

  没有耀眼的荣誉光环,没有至高的学术成就,但透过《康县志》上的记载,我们仍然清晰地看到了何乃文、吕思圣夫妇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清晰足迹,洒下的辛勤汗水。今天,86岁高龄的何老仍然牵挂着康县群众的健康,而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爱人吕思圣已长眠于这片热土,永远地留在了她的第二故乡……

  1952年,何乃文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谈起他的母校,这位老人是骄傲和自豪的:“你们听过吧,北协和,南湘雅。”毕业后何乃文参加了卫生部在湘雅医学院的师资培训项目,从1953年到1969年,他先后在北京医学院第一、二、三、四附属医院工作过,作为外科的业务骨干和优秀人才,他被委以重任,不断地去新建的医院建设新的科室,用自己出色的业务水平充实科室力量,用自己拔尖的专业技术培养新的人才。就这样,1969年离开北医时,有着16年外科工作经验的何乃文已是有名的外科副主任了,那应该是他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但在最受人尊重和敬仰、最宜结出科研和技术成果的时候,他离开了。

  1969年11月底,带着支援大西北的愿望,带着安家落户的思想,何乃文和妻子吕思圣乘坐着运载“六•二六”队员的专列到达陕西横现河火车站,几天后,又辗转到了康县人民医院。新的工作、生活从头开始了……

  “生活的困难可以克服,没有煤,我们从劈柴开始,学习烧火做饭,慢慢习惯。可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太大了,时值‘文革’,县医院的手术基本停下来了,只开展一些例如刮宫、结扎的小手术,没有人员、没有设备,甚至没有可以保证无菌环境的手术室。”这让干了16 年外科的何乃文很是着急,没待多长时间,他就迫切地想在康县医院建立起真正的手术室。两次病人的转诊经历,更让何乃文坚定了信心,“一次是胃穿孔的病人,县医院没有条件做不了,只能坐汽车往武都转运,我一直陪在病人旁边,摸着脉搏亲自转送,汽车在危险的山路上走了一夜,天亮时赶到武都,顺利做了手术。但那一夜过得那样艰难,我真怕病人会挺不过去!还有一次,也是急腹症的病人,初步诊断为妇科疾病,也是因为县医院做不了,当时我们八个人轮换抬担架抬了七十多公里,通过火车把病人送到了兰州,虽然最后病人安全了,但想想都觉得后怕,觉得万一不及时,万一有耽搁,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两件事,对何乃文触动太大了,他说:“像这样的情况不能每次都靠转诊啊!也不是每个病人都能幸运地扛过去!”他下定决心,在康县一定要把手术开展起来,要把外科、妇科、骨科的手术开展起来。

  于是,一切从头开始,从建立无菌环境、建立手术室开始,从阑尾炎、疝气等小的手术开始慢慢做起,从手把手地培养助手、帮带学生做起。在何乃文的努力下,康县人民医院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外科,有了真正可以拿着柳叶刀为病人解除病痛的大夫。

  没人知道,自从康县医院开展手术后,作为领头人的何乃文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力,每做完一例手术,在术后最初两三天,他都要坚持亲自陪护病人,等到病人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后,他才能安心地离开休息一下。那段时间,他付出了很多,由于自己一直有胃溃疡病史,超负荷的工作、呕心沥血的付出使得病情加重,胃痛、便血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在康县的七年时间里,他硬生生地扛了过来。

  慢慢的,一切好转了。在康县人民医院,外科、妇科、骨科的常规手术都可以正常开展,病人再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的转诊了。随着条件的改善和技术力量的加强,在何乃文的带领下,各项有难度的手术也慢慢地开展了起来,除了成功施行康县医疗历史上第一例开胸手术外,“门脉高压分流术”、“脾肾静脉吻合分流术”、“胆管肠吻合术”等在地市级医院都做不了的高难度的手术,在康县人民医院也顺利开展起来,这是康县广大患者的福分。对于康县人民医院来说,这是一段辉煌的历史,对于何乃文来说,他又重新站在了自己事业的高峰。

  很快,康县的群众知道县里来了北京的大夫。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刚去的时候,医院效益很差,欠了很多外债。他们去了以后,病人多了,医院的效益也好了起来,甚至盖了一座小二楼,改善了就医环境。

  在康县工作的7年的时间里,除了竭尽所能医治病人,何乃文还把自己多年学到的、积累的知识、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的助手、徒弟、学生,手把手地为康县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外科人才,在他离开康县时,培养出的杜庆春等一批优秀的外科大夫很好地传承了他的衣钵,共同为康县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康县医院外科步入正轨后,何乃文就利用休息时间,深入社队为群众解除病痛,羊坝公社、平洛公社……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受惠的群众越来越多。

  巡诊过程中,何乃文发现学西医出身的自己在农村开展工作很不适应。康县盛产中药材,那里有着“一根针、一把草”的传统,大队卫生院也很少有西药,大部分都是中药,不会开中药方,极大地限制了自己。于是,他开始努力学习中医知识,正好同去康县的“六•二六”队员中有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于是他们约定,相互传授中西医知识,作为中西医结合的践行者,他们付出了很多,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学会了开中药方,何乃文的巡诊进行得更加顺利,他走乡串户,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穷困的农村,一碗面条里放一个鸡蛋是最好的饭菜,每次下去,当地的群众都会拉着他,让他吃碗面再走,因为那是他们感谢他的最好办法。

  康县的7年时间里,何乃文在践行救死扶伤使命的同时,也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作为一个好医生所应该做到的。在百姓心中,他是最好的医生。因为除了有高超的医术,他还有一颗仁爱之心。他会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为那些贫苦的住院病人购买营养品,只为他们能更好更快地康复;他会饱含热泪地扶起跪倒在他面前感谢他救命之恩的病人,因为他觉得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而受之有愧;他会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在麻风病人家中吃一碗面,因为他不忍心拒绝病人那期盼的眼神;他会因县委书记一句“放谁走也不能放你”的话语而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道康县人民需要他……回馈他的,是全县人民对他的崇敬和信赖。县上和公社的医院出了医疗纠纷、医疗事故,都要请他出面调解,因为有他在,再激动的群众也会平静下来,听他的劝解和建议,因为人们信任他;甚至是计划生育队去公社开展计生工作也要拉上他,因为有他在,原本跑得没人的村庄会人声鼎沸,因为百姓要找何大夫看病……

  1976年,何乃文因为编写著作《急腹症》的缘故借调至省卫生厅工作,之后因为工作需要调动到了甘肃省新医药研究所,之后,担任副所长。虽然有回京的机会,但他选择了继续留在这里,他要继续为大西北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3年,78岁高龄的何乃文忍不住内心深深的牵挂,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回到了康县,他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再回去看看,看那里的发展、那里的进步,也想再次感受属于那个年代的记忆。虽然只有一天,虽然没有告诉任何人,但当他准备返回坐在车上的时候,却看到了很多闻讯赶来的曾经的病人、朋友,一句“何大夫,您永远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的话语让这位经历太多的老人热泪盈盈,也让在场的每个人感动不已。时光如梭,山河变迁,但对于何乃文在这片土地上作出的贡献,当地的老百姓会永记心怀。

  医 学 硕 果

  ——记王孝明、张培珍夫妇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发表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重要讲话。斯时,一对年轻恋人就在这群学生中间,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憧憬。亲耳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对张培珍、王孝明来说,真是巨大的鞭策与莫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他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贡献的责任感、使命感。

  王孝明、张培珍夫妇是1969年元月,带着孩子,从首都北京来到了平凉县三合公社卫生所安家落户的。在他们去公社报道的山路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全身只穿着一件破棉袄的十多岁的男孩子,两只手统在袖子里,浑身冻得瑟瑟发抖,瞪着一双大眼睛惊奇地望着他们。那时正是寒冬腊月,车外天寒地冻,正刮着西北风,这一幕让张培珍感到无比的震惊和心酸,中国的农村还如此地贫穷,孩子们的命运是这样地悲惨。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变落后、贫穷的现状。

  在三合,他们夫妇成了真正的“步行医生”,不分昼夜,随叫随到,经常要背着药箱步行几十里到社员的家里去给他们看病。张培珍说,不亲自到农村,不同他们吃一锅饭,不在一个炕上睡觉,你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农民生活有多么困难,他们又是多么的顽强。至今张培珍还记得有一次下乡巡诊,遇到一位分娩不久,正在发着高烧的急性化脓性乳腺炎的病人,为了尽快缓解患者的痛苦,在当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先给她服上止痛片,然后,张培珍做助手,王孝明用刮胡子的刀片在病灶处给她切开一个小口,结果排出了多半碗脓汁。随后又给她一些消炎药内服,病人很快就痊愈了。这在今天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事。

  那几年,打狗棒是张培珍的护身符,也是她最好的“伙伴”,有一次,从北京一同下来的沈大夫穿着呢子裤还被老乡家的看门狗咬破了皮肤。有的病人的家住得很偏僻,沿途甚至有狼,她们出诊,随身都带一根打狗棒以防不测。有一回,张培珍送一个病人去地区医院,早上天刚亮就出发,走了几十里路,安排妥病人就赶紧往回赶;茫茫的山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等到家已经日落西山了。卧病在床的王孝明难过地说:“如果你在没有人烟的地方让狼吃了,我们连个尸首都找不回来。”虽然张培珍心中有些后怕,但仍笑着安慰他:“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这么点困难吓不倒我的!”是啊,早在1948年入党宣誓时,张培珍就下定决心:随时准备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

  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1972年,王孝明、张培珍夫妇被调到华亭煤矿职工医院工作。当亲眼目睹了工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在暗无天日、空气污浊的几十米的地下劳动、流血流汗,不辞辛苦地为国家创造财富时,他们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张培珍说,饮水思源,我们城市里的人能够吃得上饱饭,不受寒冷的侵扰,能安逸地享受着生活、学习和工作的乐趣,这都是劳动人民为我们创造的条件;我们学习的知识,掌握的技术,也是他们供给的结果。因此,她心甘情愿地愿意与工人、农民同甘共苦,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王孝明、张培珍夫妇从华亭调入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工作,不久北京几次来函要求把她们调回去工作,但当时省卫生厅张德生厅长一再强调甘肃更需要像她们这样难得的人才,坚决不放。祖国的需要就是她们最大的心愿,于是便留了下来,在甘肃扎了根。

  王孝明1932年出生,主任医师,1955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1956年被国家派往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攻读研究生,1958年归国后在北医三院皮肤科工作。他出类拔萃,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业务能力很强,曾担任甘肃省皮肤科学会副主任委员、甘肃省卫生厅科学技术委员会皮肤科组成员;精通英语、俄语、德语多国语言,作为中华医学会甘肃分会的特邀教师,举办过多期英语、俄语培训班,为甘肃培养了大批的医疗骨干人才;国文方面亦修养颇深,1982年,创办了省级医学学术期刊《甘肃医药》杂志,从征集稿件、审阅文章、编辑、出版发行均由他一人承担,为甘肃的广大医务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省上筹备组建甘肃省肿瘤医院时,王孝明任门诊部主任。他创建皮肤科,带领青年医生边搞临床、边搞科研,毫无保留地传、帮、带;对白癜风、斑秃及红斑狼疮等疑难杂症有独到的治疗方法;《复方鬼臼毒素擦剂治疗皮肤疣临床研究》及《喜树果制剂外用治疗白癜风临床研究》两项科研成果居国内领先水平,多次获奖。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在省内外享有盛誉。

  这就是王孝明、张培珍夫妇为甘肃医学界留下的一座富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