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八 篇 人口计生，走出扶贫新天地
邓小平指出，我国人口多，主要是农民多，而且素质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我国人口总数是8.52亿，其中有80%的人是农民。
人口多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989年4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说：“我们的粮食只是勉强够，虽然也有发展。我们难就难在人口太多，而且控制人口增长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好。人口多给教育带来麻烦，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素质非常不容易。我国每年新增的国民收入，约1/4被新增的人口消耗掉了。”
1994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其主题就是“人口持续增长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大会主张，在实行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出生率的同时，要重视经济的持续增长。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消除贫困，普及教育，提高妇女地位，改善家庭福利，完善社会保障，做好妇幼保健工作等，通过这些工作，才能最终达到人口数量和素质都适应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人口数量过多，严重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制约着农村脱贫的步伐。在甘肃，人口承载力面临严峻形势。仅以土地为例，相对于全国综合资源承载力，超载850万人，相对于西北五省区，超载485万人;全省生态系统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甘肃是一个农业省份，农村人口多，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资料显示，自1949年以来，甘肃省人口数量变化的总趋势是在波动中保持了较快增长。总人口由1949年的968.43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2618.78万人，净增人口1650.35万人，增长了170.4%。2007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2617.16万人，乡村人口1790.40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68.41%;绝对贫困人口126.11万人，农村低收入人口278.07万人;农民人均纯收入2328.92元，农业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967亩，与1949年相比减少362%，耕地后备资源不足。
一个地区人地矛盾的主要因素是人，如果人口素质较高，则能对人地矛盾起到相当的缓解作用。以甘肃陇南为例，这里素有“九山一水半分田，十年九旱八不收”的说法，平均粮食亩产只有178.3公斤，大大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资料显示，陇南刚解放时总人口为139.9万人，至今净增长了95.94%，几乎翻了一番，而陇南的耕地却由解放初的504.38万亩，减少到今天的434.64万亩，减少了16.05%。由于人口过量增长，致使人均耕地占有水平由1949年的3.6亩降低到现在的1.6亩，人均减少了2亩，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在宕昌、武都、文县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状况。
“过载”、“过耗”造成的资源匮乏问题十分突出，就水和耕地这两种基础性的农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来看，现有的农耕区已接近资源枯竭的边缘，一些地区已成为资源枯竭型地区。虽然全省平均人口密度低，但地域分布较为集中，面积占全省39.5%的中东部地区集中了全省81.58%的人口，而面积占全省60.5%的河西地区人口仅占18.42%，即使是在河西地区，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占整个河西走廊总面积不到三分之一的绿洲地区，绿洲平均人口密度为227人/平方公里，约是全省平均人口密度的4倍，使绿洲生态系统不堪重负，引发绿洲生态系统的退化。因此，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减轻人口对生态的压力不仅刻不容缓，而且将是长期的和十分艰苦的。
人口过快增长，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如果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步，必定会成为贫困的一大障碍。在甘肃临夏莫泥沟乡有个希望小学，校舍、设备和老师都是全县一流的，但一次调查却发现，全校学生数学没有一个及格的，二年级的学生数不清身上的扣子，四年级学生不会一位数加两位数的口算。全乡大部分农民由于智力低下学不会日光温室技术，40%的农民学不会地膜种植，全乡农民纯收入不足200元。
这不能不说是“人口素质”带来的悲哀。在这样的人口素质下，脱贫致富就成了一句空话，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
曾经，计划生育工作被称作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为了完成计生工作任务，在一些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政策不理解、不支持，抵触情绪很大的情况下，在宣传教育工作难以奏效之时，基层组织采取了一定的强制措施，“催粮要款、拆房倒椽、刮宫流产“曾是特定历史时期乡镇主要工作的真实写照。由于用强力推动的办法抓人口计生工作，致使个别计生对象采取跳河、喝药、上吊等非常手段表示不满，恐吓、殴打计生干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影响了干群关系的和谐和农村社会的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以及计划生育新机制的建立，一系列有利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政策先后出台，少生快富、奖励扶助、幸福工程等优惠政策的实施，使群众婚育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也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极大地促进了农村扶贫事业的进程。
第 二 十 六 章
少生：扶贫路上的“金钥匙”
2004年，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一项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重大决策：实施“少生快富”工程，变过去的“处罚多生”为“奖励少生”和“处罚多生”并举。人口和计划生育新机制的建立，使甘肃省从此走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新路子，开创了扶贫工作的新局面。
在“少生快富”工程的实践中，甘肃省还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了财政资金奖励、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以工代赈易地搬迁三种模式。
2006年，甘肃省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实施“少生快富”工程的8个试点省(区)之一，选择在甘肃省召开了全国“少生快富”工程试点培训班，推广和交流了全省项目实施经验。在国家组织的“少生快富”工程抽查中，全省项目户的准确率、项目管理运作方式、宣传标语改革、快富配套政策等工作得到国家的充分肯定和较高评价。
这一年，国家将甘肃省纳入试点省，当年，三种形式的“少生快富”工程扩展到全省。
组织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探索建立政府为主、社会补充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使计划生育家庭优先享受改革发展成果，标志着我国人口控制方式实现了重大转变，为解决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社会保障问题探索出一条道路，是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中的有益探索。
曾经，“五年一大旱，三年一小旱，山上不藏宝，地上难长草，喝水靠天下雨，吃饭靠天好”，是甘肃贫困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生下女儿不罢休，不生儿子誓不休;五个孩子不怕罚，七个孩子罚不怕”，说的是一些农民落后的生育观。
在长期的艰苦探索和实践中，甘肃省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深深感到，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和经济惩罚手段控制超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将计划生育工作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则既能使农民自愿实行计划生育，又能尽快地实现脱贫致富。
“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由过去的“处罚多生”转变为“奖励少生”，使“少生”同“快富”有机结合起来，创新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机制。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工作好做了，“苦涩的事业”变成了“甜蜜的事业”。“多子多福”的老皇历不如从前灵了，各地要求主动节育的农民夫妇越来越多，出现了妻子打通丈夫思想、夫妻双双打通老人思想的新风尚。不少育龄夫妇主动找上门，要求登记做手术，保证“啥时叫啥时到”。在贫困山区，计生工作如此深受农民的欢迎，成为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贫困农户的脱贫致富步伐明显加快。
一、陇原劲吹“少生快富”风
人口计生工作是一项低成本，高效益的扶贫工程，把扶贫开发和人口计生工作结合起来，就可以同时解决人口问题和致富问题。在甘肃省要让农民富裕，首先要减少农民;要减少贫困人口，就必须减少农业人口。2005年甘肃省脱贫40万人，中央和省级投入资金20亿元，每脱贫一个人，国家需投入5000元。而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甘肃省少出生了988万人，平均每年少出生30多万人，以2005年中央和省级投入计划生育事业费1亿元的标准计算，少生一个人，仅投入370元。可见，要让一个贫困人口脱贫，成本要远远大于控制一个贫困人口的出生。
时任省长陆浩对人口计生工作和扶贫开发的关系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甘肃经济欠发达，自然条件恶劣，人均占有资源少，人口越多，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越大。贫困地区多一个违法生育的孩子，就等于多了一个贫困人口，多了一些致贫、返贫因素。
一
甘肃省“少生快富”工程的实施是与农工党的建言献策分不开的。
2004年初夏，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甘肃省主委栗震亚带领几位同志，深入到临夏、甘南和张家川等少数民族地县进行了甘肃计划生育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的调研。通过调研，他们认为，应加大计划生育专项资金的投入，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水市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两州一县”实施“少生快富”工作，对少数民族及贫困地区符合生育政策，自愿少生一个孩子的夫妇一次性奖励3000至5000元。汇报会上，杨志明副省长称赞这一条建议好，可行。现场指示财政厅、省人口委立即研究解决，从而促成了甘肃省“省生快富”工程在全国率先开展。
为了稳妥地开展“少生快富”资金扶贫工程，省财政厅、扶贫办、人口委决定第一批先选择在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广河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碌曲县试点。“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时有两种形式，即：资金扶贫工程和项目扶贫工程。
2004年12月24日，甘肃省“少生快富”扶贫工作试点奖励金首发式在广河县举行，第一批44对自愿放弃生育指标少生一个孩子并采取长效节育措施的农村育龄夫妇分别领取了3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奖励金或奖励金利息存折和奖励金信誉证。以此为标志，甘肃省“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在甘肃省计生委的指导下，两个试点县按照“统一政策，公正透明，加强监督，完善机制”的原则，分别制定了试点工作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奖励对象为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一孩(汉族一男除外)或稀少民族生育二孩，2004年10月1日后符合再生育条件，自愿放弃一个生育指标并采取相应节育措施的育龄妇女。奖励标准分别为：对自愿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采取长效节育措施的一女户一次性给予不低于5000元的奖励;对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采取长效节育措施的少数民族一男户一次性给予不低于4000元的奖励;对符合三孩生育政策的少数民族二女户，自愿放弃一个生育指标，并采取节育措施的夫妇一次性奖励4000元现金;对符合三孩生育政策的稀少民族两男户和一男一女户，自愿放弃一个生育指标，并采取节育措施的夫妇一次性奖励3000元的现金。
为了把“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落到实处，好事办好，各级党委、政府把“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具体研究试点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协调各有关部门抓好落实。人口计生部门负责项目户的审批，严格把握政策界限，规范工作程序，把“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工作的落实情况纳入计划生育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建立完善举报制度，接受群众监督;财政部门把这项工程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做好资金运作管理工作;扶贫部门和相关涉农部门在落实扶贫项目和安排到户发展项目时，注意与“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结合起来，对项目户给予政策倾斜、重点扶持;宣传部门利用多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宣传，做到了政策公开透明，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监察和审计部门积极做好相关监督检查工作，堵塞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漏洞;组织部门更是把这项工程纳入各级政绩考核内容，定期考核。从此，“少生快富”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甘肃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少生快富处处长赵生玉先生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很有趣。他说的是碌曲县有一对夫妇，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但当地可以生三胎。这个乡在实施“少生快富”工程中，规定给二胎之后做节育手术的家庭奖励3000元的项目基金，帮他们发展生产。那妇女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心动了，就跟丈夫商量这事，丈夫开始不太乐意，女人就劝，说两个娃娃都够操心的，家里就靠几亩薄地维持生活，紧张时，买油盐酱醋的钱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如果再生一个，又要吃，又要穿，将来还要上学，拿啥养活?经过妻子的一番劝说，丈夫终于想通了。他们用3000元的“少生快富”项目资金，开了个农机修理部，一年就挣了近5000元，还盖了三间大瓦房，家里的零花钱不缺了，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他们逢人就说，生多不如生少，生少不如生好，“少生”才能“快富”……
二
随着试点的深入发展和群众积极参与的程度，甘肃省筹集资金1300万元，扩大了试点，在19个县逐步推开，各县相继举行了奖励金发放仪式，2411对夫妇领取了奖励金，发放奖励金达920万元。
受甘肃省经济条件所限，资金扶贫工程尚难以在全省开展，为此，在时任省委副书记马西林等领导同志的协调下，财政厅、扶贫办和人口委一起坐下来，共同研究探讨如何开展“少生快富”项目扶贫工程。他们达成共识，提出了在扶贫部门“整村推进”项目扶贫工程中，优先照顾计划生育户的思路，并于2005年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中实施“少生快富”项目扶贫工程试点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奖励范围和对象，奖励办法以及奖励标准。特别是规定了在整村推进项目村内享受其他贫困户同等受益扶持的基础上，给“少生快富”项目户再予以扶贫项目奖励3000～5000元的扶贫项目。
这一实实在在的举措，如和煦的春风，吹暖了计生户的心。广河县买家巷村下衡社买勺不、康哈支热夫妇家有4口人，两个女儿正值上学年龄，家里只有一亩多耕地，2005年3月份，经营的塑料大棚因没有钱购买塑料、草蓬等面临破产，参加“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后，他们领到了4000元的奖励金，购买了塑料等设备，经营起自己的蔬菜大棚。如今，他家蔬菜大棚的菜瓜挂满枝头，丰收的喜悦啥时候都挂在买勺不的脸上，他高兴地说：“少生快富好项目，政府奖钱帮助计划生育户，这4000元使我感到有奔头了，按这样下去，我家今年增收6300元不成问题……”
临夏县麻尼寺沟乡卧龙沟村六十多岁的回族老人马一洒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政府的政策确实好。2004年，我享受了奖励扶助政策，每年领600元，2005年我女儿生了一个男孩后，没有再生育，又领了奖励金，政府把我家从山上搬到了公路边，听说为我们修房子，政府花了2万多元。这是党的恩典，村里的年轻人羡慕得很!”
在老百姓为“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带来的喜悦欢呼的时候，社会各界对“少生快富”扶贫工程也好评如潮。农业部门，城建部门，妇联的同志都认为通过“少生快富”扶贫工程的实施，不但使干部群众关系和谐了，群众配合计划生育工作的自觉性提高了，而且还促进了其他涉农部门的工作，真正实现了“双赢”。宗教界的人士同样对“少生快富”扶贫工程持肯定态度。他们说，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与伊斯兰教规中的“男女都是传后人”“帮助穷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多个清真寺的阿訇也表示，他们将在信教的群众中广为宣传政府的好政策。
三
甘肃省副省长咸辉在2008年8月27日召开的全省“少生快富”东乡族自治县项目推进会上强调，要认真总结经验，完善配套政策，加强运行管理，进一步扩大“少生快富”工程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推动项目深入健康发展。
咸辉指出，2004年以来，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财政资金奖励、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以工代赈易地搬迁三种模式的“少生快富”工程已逐步扩展到全省，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全省稳定低生育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咸辉强调，要把实施好“少生快富”工程作为平抑人口出生高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一项重大政策措施来抓，坚持从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现实需要出发，坚持计划生育和扶贫开发相结合，不断完善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部门职责，建立健全相应的协调联系制度，形成推进“少生快富”工程的合力。要坚持政府倡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深入宣传“少生快富”工程的对象条件、奖励金发放标准和扶贫项目程序，真正把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监督政策的落实，增强政策执行的透明度。要进一步完善人口计生部门的资格确认权，财政部门的资金管理权，代理发放机构的资金发放权和监察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权。“四权分离”和“直通车”发放的管理运行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制度运行的成本，确保奖励资金和项目及时落实到户到人。要加强监督检查，靠实工作责任，通过公开项目户名单、设立举报电话、专项审计等形式，对项目户审批、奖励资金发放、扶贫项目落实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不断推动“少生快富”工程深入健康发展。
从此，“少生快富”工程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喜爱，“少生”成为人们的自觉要求，“快富”成为人们的追求目标。今天，甘肃省的“少生快富”工程是部门参与最广泛、出台优惠政策最多、群众最关心和社会最关注的一项民生工程。据统计，截至2008年8月，资金少生快富工程共投入7700万元，使2.4万家庭受益;项目少生快富工程共投入扶贫资金7160万元，使3.2万家庭受益;以工代赈易地搬迁少生快富工程筹集资金4300万元，5000个计划生育“两户”家庭受益。项目的实施促进了人口计生和省直各相关部门的工作，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有效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困难，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形成了少生快富的良好社会氛围。为稳定低生育水平，帮助“少生”家庭摆脱贫困作出了贡献。
二、奖励少生，计生家庭得实惠
2007年，在东乡族自治县召开的全省少生快富项目推进会上，时任省人口委党组书记、主任刘维忠兴致勃勃地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他形象地说：“甘肃省每落实一例少生快富对象，国家就投入2400元;符合条件的家庭每户可申请到3000～5000元资金，当年就能脱贫。”刘维忠还说：“少生快富”工程在甘肃省实施3年来的成效，也印证了这笔账：各级财政3年累计投入2526万元，7226户计生家庭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2006年，由于该工程的全面实施，全省出生人口减少1万，出生率下降0.4个千分点。”
这真是一笔好账!
在贫困地区实施“少生快富”项目扶贫工程，是从贫困群众切身利益和现实接受程度出发的一项利民惠民工程，抓住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主要矛盾，有利于在贫困地区稳定和降低生育水平，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促进扶贫开发，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典型一：一项“扩大分子，缩小分母”的民心工程
——临夏州推进“少生快富”扶贫工程成效显著
临夏回族自治州是甘肃省最早实施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试点工作的两个项目州之一。该州以“少生快富”扶贫工程为载体，以创新奖励机制、建立利益导向机制为主要举措，整合社会资源，以少生奖励、困难救助、服务免费、政策优先、贫困扶持、养老保障为利益导向，在整村推进、异地搬迁、灾民建房、农村低保、安全饮水、劳务输出、救助贫困母亲等项目中，重点向农村计生家庭倾斜，帮助项目户通过“少生”实现“快富”。
项目实施三年来，“少生快富”工程奖励金使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23.33元;群众的婚育观念悄然变化，独生子女领证户达到1.24万户，已有1.53万个家庭放弃了再生育指标，每年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1.57个千分点，三年少生近2万人，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由于减少了人口出生，在进入第四次生育高峰期并取消生育间隔的情况下，该州人口出生率不仅没有出现反弹，而且持续保持了低生育水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民生工程，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走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误区，实现了由“处罚多生”向“奖励少生”的喜人转变，并为促进全省“少生快富”工程稳步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推动作用。
临夏州在广河县试点取得初步成效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项目工作，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出扶贫部门整村推进和发改部门易地搬迁项目“少生快富”工程等新的形式，建立和完善了“少生户”快富的配套政策以及规范的管理和操作程序。临夏州还召开了人口计生工作暨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少生快富”宣传动员大会，号召宗教界上层人士向信教群众宣传“少生快富”政策，动员和鼓励群众参与“少生快富”工程项目，探索出了人口计生工作与民族宗教工作相结合的新途径。他们的经验，被省计生委在全省推广、学习和交流。
典型二：政策推动，利益引导
——夏河县以“少生快富”促进计生工作和谐发展
贫困群众“少生”以后，如何兑现奖励项目的政策，帮助他们落实资金和项目，使他们得到实惠、增加收入，这是计生工作的重点，也是“少生快富”能否成功的关键。夏河县委书记王砚、县长杨晓南等领导高度重视“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将其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县上及时成立了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人口、发改、扶贫、财政、民政等16个相关部门为成员的“少生快富”扶贫工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下发了试点方案，明确了工作重点，加强了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将任务细化分解到各个部门和单位，责任落实到人，对象落实到户，明确职责，靠实责任，确保了全县“少生快富”项目工作的顺利实施。
该县采取各种有效形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乡、村干部深入牧场利用群众集会的有利时机进行面对面的宣传;广播电视部门在广播、电视节目中进行专题宣传;刷新宣传标语，制作国策壁、大型户外广告牌公布“少生快富”扶贫工程上报程序和条件;印制“计划生育优先优惠政策”藏、汉双文宣传资料1万份，发放到了全县所有家庭;每次资金发放仪式采用召开大规模发放仪式的形式，大造声势，加强对这项惠民政策的宣传力度，使这项工作政策透明化、程序公开化、项目具体化，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政策知晓率，增强了参与“少生快富”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口委主任李瑞平女士说，通过建立以“少生快富”为主的利益导向机制，我们让少生孩子的家庭切身体会到了政治上光荣、经济上实惠、生活上幸福，广大农牧民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利益导向机制的引导下，逐渐明白了“越生越穷”的道理，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提高。
牙利吉乡阿纳十村的牧民扎西加、卓玛草夫妇，过去家里只有一间旧房和2头牦牛，2005年4月生育一个女孩后，在计生政策的宣传下自觉采取了节育措施。勤劳的夫妻俩苦于牲畜太少，一年的收入不能满足家庭的开支，生活相当艰苦，项目的实施，让他们领到了5000元政府奖励金，在原有牲畜的基础上夫妻俩又购买了20只“甘加羊”，经过10个月的放养，繁殖了16只小羊羔，每只养大出栏后挣了400元，当年净收入近千元，减轻了家庭负担，改善了生产条件。他们两口子打算在秋后再购买20只羊，这样，一年就能净赚5000余元，卓玛草也成了村里村外妇孺皆知的勤劳持家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