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篇 人民军队为人民
毛主席，派人来
山乡儿女笑颜开!
红星闪闪放光彩，
雄心壮志满胸怀。
过一村，红一村，
住一寨，红一寨。
哑巴高唱《东方红》，
瘫痪病人站起来。
留下这银针闪闪亮，
革命的作风传万代。
——摘自小歌剧《春风杨柳》
六盘山下爱民曲
六盘山山势雄伟，巍峨挺拔，山清水秀，历来就有“山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重”之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征服西夏时曾在这里休养生息，整肃军队，后长逝于此。毛泽东的光辉诗篇《清平乐·六盘山》更使六盘山名扬中外。30年后，解放军医务工作者在这里服务农民群众的故事，又让久负盛名的六盘山再写新传奇。
一
在毛主席当年率领工农红军长征走过的六盘山区，活跃着兰州部队某医院一支农村医疗队。他们继承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踏遍了甘肃的平凉、崇信和宁夏的泾源等县的山山水水，经过反复调查和实践，为攻克当地妇女子宫脱垂症作出了贡献。
1971年春，兰州部队某医院的干部和战士，野营拉练路过六盘山区，发现当地有些妇女因患上子宫脱垂症，身心非常痛苦，心里非常着急。但是这种病，中外医学上一直没有理想的治疗方法，而自己医院仅有一名妇科医生。有的同志担心人手少，没经验，怕治不好。
治不治?怎么治?问题尖锐地摆在了医院党委面前。
为了彻底弄清子宫脱垂症的发病规律，找到行之有效的治疗办法，医院党委派出了一支54人组成的医疗队，在当地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
一天，天麻麻亮，这个医院的共青团员武西平、刘月珍等4位女青年，就背着药箱，冒着瓢泼大雨来到贫农社员马四拜大娘家，发现马大娘的病情十分严重。脱出的子宫不仅角化，而且溃疡面很大，队员们不禁惊愕地问：“马大娘，您这病是啥时得的，怎么溃烂到这种地步?”
一句话触痛了大娘的心，她未曾开口，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孩子，整整28年了!那时候，我给地主家干活，坐月子第二天，我就给他家推磨、砍柴，打那我就累下这个病。后来，越来越重，我不能再干活了。地主硬说我是前世造了孽，得了“下贱病”，从此，我拖着病身子一直讨饭到解放。解放后，我四处求医，也没有治好这个病……”
马大娘的不幸遭遇，坚定了医务工作者不辞劳苦为社员群众查病治病的决心。他们对当地已育的妇女，普遍地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治疗子宫脱垂症创造了条件。
二
千百年来，子宫脱垂症不知折磨了多少劳动妇女。可是，在旧医学中却很少研究。治疗办法也完全沿袭西方的一套：轻的上子宫托，重的做子宫切除手术。花钱不说，还给病人带来了说不尽的痛苦。
能不能闯出一条新路，找到一种简便、经济、易行的治疗方法?油灯下，大家根据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认真分析子宫脱垂症的发病原因，一致认为，主要是中气不足，气虚下陷，维系子宫的经络松弛，不能固摄宫体所致。护士高奇蓉进一步分析了子宫是由4条韧带固定在盆腔的生理机能，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直接针刺主韧带，通过强烈的针感，使韧带发生收缩，从而把脱出的子宫上提复位，并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决定在坐骨大孔处寻找这个针刺点。
坐骨大孔虽然有铜钱那样大，但是要探索出一个准确的穴位，却不是容易的事情。高奇蓉在自己身上连续试扎了好多次，一会儿腿上像过电，一会儿胳膊像抽筋，还是找不出一个理想的穴位来。
夜已经很深了，高奇蓉仍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她想起当年红军英勇翻越六盘山的故事;想起赵普羽冒着生命危险一根银针打开聋哑禁区的先进事迹，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她又勇敢地拿起银针，继续进行试扎。当五寸长的银针扎在尾骨尖上三寸旁开四寸的部位时，进针二寸，针感很弱;进针三寸，针感仍然不强;当进针五寸时，她猛然感到小腹剧烈抽缩，理想的穴位终于找到了!
经过反复体会针感之后，医疗队决定把这个新发现的穴位用于临床。对许多一度和轻二度的子宫脱垂病患者治疗后，疗效很好，有的针刺后很快便痊愈了。根据这个新穴位的特殊功能，医务工作者们给它起名“提宫穴”。
在运用“提宫穴”巡回治疗的日子里，医疗队始终坚持送医送药上门。炕头上，他们检查治疗;院落里，他们随访座谈;就连山地里社员看庄稼的茅草棚，也成了临时“治疗所”。 社员群众感激地说：“旧社会蒋马匪帮来时，杀了鸡，宰了羊，牵走毛驴抢走粮，害得我们爬到屋梁上，钻到深山里。如今，你们为给我们治病，披星星，戴月亮，来到炕头，这真是两个军队两个样，新旧社会两重天啊!”
三
“提宫穴”的发现，对轻度子宫脱垂症有很好的疗效，但对重度的患者还不很理想。是满足现状，还是继续前进呢?医务工作者们的回答是：继续前进!就这样，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更加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广泛搜集民间单方、偏方、验方，虚心向老中医、老药农学习，为彻底攻克子宫脱垂症而继续战斗。
有一次，共产党员、主治军医尹玉成和护士王红阳听说当地民间有用明矾粉外敷脱出子宫的治疗方法，受到了启示。他们想起了西医有用明矾和甘油注射液治疗过脱肛的方法。这说明明矾具有强烈的收缩性能。于是，他们就设想到利用明矾的收缩作用上提子宫来治疗子宫脱垂症。但是，药物资料上又明明记载着明矾是一种硬化剂，处理不好容易导致局部肌肉组织坏死，形成瘢痕。
用什么办法能使明矾既发挥它的收缩功能，而又克服它易硬化肌肉的副作用呢?
医务工作者们认真查阅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医院药房和其他科室的协助下，仔细研究了当归、红花、益母草等上百种治疗妇科病的常用中草药，对它们的性能进行反复比较，认为，当归活血化淤的功能好，如果把它和明矾、甘油配制在一起能不能以其调补气虚、活血化淤之长，而克服和弥补明矾坏死硬化肌肉之短呢?
医疗队的同志们深深懂得，在创新的道路上，不仅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而且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他们首先把这种新配成的当归明矾液(简称“当明液”)注射在家兔身上，并多次进行解剖。经过严密的观察分析，没有发现粘连、水肿和硬结的现象，收到了满意的效果。
在使用当明液进行注射时，他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寻找部位，精心地进行操作。当粗大的九号针头把药液准确地注射到宫颈旁的韧带上时，令人惊喜的情景出现了：患者脱出了20多年的子宫，很快自己收缩上提，恢复到了正常部位。
好消息像飞一样的传遍了六盘山区，广大社员群众和医务工作者们一样高兴，大家共同欢呼这一重要成果——从“提宫穴”的发现到“当明液”的研制成功，为制服子宫脱垂症这个千百年来折磨劳动妇女的恶魔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兰州部队某医院医疗队，坚持在六盘山区巡回医疗。他们继续前进，不断创新，对当明液治疗法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实践中，他们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配合手针和其他中草药治疗，逐步消除了少数患者在注射当明液后产生的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并不断缩短治疗时间和节约医疗费用。现在，他们治疗一位子宫脱垂症的患者，一般只需5~10分钟，花0.46元钱，深受群众欢迎。
仅仅两年多时间，经过这支医疗队治疗的妇女子宫脱垂症患者就有500多人，治愈率达到72.2%，有效率达到93.6%。当医务工作者们看到这些曾被病魔折磨得步履艰难的农村妇女，又回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上时，心潮汹涌澎湃。他们仰望六盘山，展望长征路，深切地感到，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们又昂首阔步，踏上了新的征途。
(据1976年甘肃省妇女病普查治疗情况显示，全省合计有子宫脱垂27 565人，仅庆阳地区就有7794人，平凉地区7783人。)
医疗队里的小故事
河西走廊，长城内外，兰州部队农村医疗卫生工作队全心全意地为农民群众防病治病的动人事迹，被当地老百姓广为传颂，历40年而不衰。
一
焦克智1940年参加儿童团，1947年参军，是一位参加过平津战役的战士，作为兰州军区总医院派出的第二批医务工作者，于1965年11月1日到达张掖地区山丹县。医疗队下去后，被安排到比较穷苦的祁连山北麓的李桥、马营等几个公社开展工作。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有的人家穷得几个孩子穿一条裤子。
据焦克智回忆，医疗队下去后，和当地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值寒冬，风很大，气温大都在零下20度左右，晚上冻得睡不着，队员们就围在被窝里，相互依偎取暖。早上7点钟起床，轮流到老百姓家中吃派饭。群众做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每顿饭基本上都是戏称为“三个一样”的面条饭，一样长、一样宽、一样厚。拿一根筷子绑上布条蘸点油在锅里蹭一下，然后“哗”地一盆水倒进去，再把面条下进去，放点盐就行，稀汤寡水，天天一个样。这还算是好的。
焦克智说，刚到那儿的时候，主要工作是访贫问苦。“后来，老乡们知道我们是解放军医院下来的，能做手术，就纷纷找我看病，工作组考虑到群众的要求，决定克服困难，创造条件，成立手术队，并让我担任队长。从此，手术队经常奔走在几个公社的很多个点上，哪里有病人、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走。”
记得医疗队成立不长时间，我们到霍城去做一个手术，20多公里，早上五点多就出发了，天气冷，我们冻得直发抖。走到半路实在累的不行了，两眼发黑，发生低血糖，只好在路边上坐一会儿，缓了一口气，再往前走。到了病人家里，已经是十点多了，赶紧喝口水，就上了手术台。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就在太阳下，吃饭桌子当手术台，一个麻醉师、一个护士、一个搞配合的，开始手术了。做完手术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往另一个点上赶去。又一台手术，在等着我们。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基本上每天要做两三台手术。
“有一次，我们巡回医疗来到霍城的一个村子里。夜里，邻村的一个中年汉子找到我们，说是孩子右下腹部疼得厉害，在炕上直打滚。我们一边问情况一边背起巡诊的药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老乡家赶去。经查是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手术，但当时的条件实在有限，夜间，没有电，连做手术的针线都没有。可是往县医院送又太远，更不合适，家里也没钱。小孩的呻吟声渐渐弱了下来，孩子的父母一个劲地苦苦哀求我们想办法。我们别无选择，决定给孩子做手术。找了几块布当辅料，没有手术针线就用缝衣针线。唯一的消毒办法就是在老乡家做饭的大铁锅里蒸煮：在上面担着放两双筷子，筷子上放仅有的几块纱布、线和布片，而器械、针就直接放进锅里煮。就这样，我们在几个手电筒的灯光下，在老乡家里给孩子做了手术。不到一个小时，手术做下来了，手术后，我们不放心，也不敢走，一直在小孩旁边守着，观察了三天，看到小孩体温正常、能下地了，才离开。回来后，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也很后怕。
“在医疗队期间，有一种叫做‘六•二六’麻醉机的医疗器械让我始终记忆犹新。其实那只是一个结构简单，携带和使用方便快捷的组合器械，也就是一个小箱子，有气囊、喉镜、压舌板、麻醉针等几样器械，户外任何环境下都可以用。这是当时为贯彻‘六•二六’指示，给一些农村合作医疗站配发的设备，所以大家都习惯地称为‘六•二六’麻醉机。我们用这种机子抢救了好几个病人，其中有一个30多岁的女病人，做了结扎手术后因感染而呼吸困难，有呼吸衰竭的迹象。当时，没有任何器械，一时间我也束手无策了，就问有没有卫生所，家属说一里地外有一个合作医疗站。深更半夜的，我就跟着家属一路小跑，找见卫生所，却又进不了门，我们也顾不了别的，一脚就把门踹开，直接进去了。看到有一台‘六•二六’麻醉机，就叫人拿上，还拿了液体和一些器械。后来医疗站的医生也去了，我们就一块儿抢救。把液体吊在房梁上，光线也不好，用一个小煤油灯，灯光很微弱，医疗站的医生扎针扎了几次不进去，我就说我来吧，一针就扎进去了。然后，把病人拉到炕沿上，把头耷拉下来，然后用‘六•二六’麻醉机来抢救，喉镜摊开，管子插进去，轮换着捏，晚上有了自主呼吸，但继续辅助呼吸，直到第二天九点多，病人才慢慢地清醒了。抢救成功。”
焦克智还记得，1966年春节，大年三十那天，工作组的同志都聚到山丹县招待所过年。县革委会在招待所包饺子准备欢送他们。晚上，大家正在吃饺子，突然有电话打到武装部，说马营一个病人做了肝包虫囊肿手术后突然发高烧到42℃，病人生命垂危，卫生站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没有办法，往山丹县医院送，家属又怕半路上发生意外，要求解放军医疗队支援。山丹县城到马营有好几十公里，还要过马营河，没办法，我们赶紧给卫生站的医生交代了一下，准备了一些药品和器械，就徒步往病人家赶去。到马营天快亮了，腿也走肿了。“我记得，冰和水交杂在一起，河很宽，漫无边际的流啊，我想这个水流得太可气，是脱了鞋还是穿着鞋过?穿着鞋，好处就是隔着那冰碴子，脚不受伤，但过了马营河还要走路，还有一段路呢，怎么办?还是脱了鞋。到那儿，迎接我的是刘克勤，他在等着我，见到我他着急地说：“你赶快看一看吧，这个病人头疼，可能快不行了，发烧42℃。”在一个很简陋的可能不到4平方米的一个小屋里，炕头上躺着病人，我一看，一摸，是发高烧，旁边没有亲属，就刘克勤一个人，我检查了一下，有感染。原来病人囊肿没处理干净，发高烧，混合感染。我们立即组织手术，切开以后，接了半脸盆子囊。大年初一的这例手术，成为了焦克智在山丹的最后一例手术。他在病人身边观察了三天，也算是过了一个年。
还有一次，焦克智遇到了一位急性肠梗阻、肠坏死、重度休克病人，入院后病人血压听不清，脉搏微弱，生命垂危，没有输血条件和转院条件。怎么办?术前，大家学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需要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他们扎了三组液体，切除了坏死肠管一米多长。出院时病人握着焦克智的手，激动地说“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兰州军区总院医疗队成立手术队的时候，距离结束还有40天，其间，在李桥医院做了大、小手术约140多例。而手术的费用，只是一支7分钱的麻醉药。通过医疗队的传、帮、带，当地医生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医疗水平得到了提高。
焦克智在兰州军区总医院工作了一辈子。这辈子，让他感到最自豪的，莫过于身上的军装，莫过于“白衣战士”这个光荣的称号，和当年参加“六•二六”医疗队，服务农民群众的人生经历。
二
解放军某部卫生员左步先，关心社员群众的疾苦，满腔热忱地为社员群众治病，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送到社员群众心坎上。社员群众感激地说：“人民的子弟兵，把心都拴在咱身上呀!”
一天，李秀兰大娘家里突然来了一位解放军卫生员，说是要替大娘治病。这下可把李大娘给闹糊涂了，她想：自己的病虽已得了多年，但从未求过医，近邻四舍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姓左的解放军卫生员怎么知道的呢?
原来，左步先一次去看病号时，见九班门口的石台上坐着一个老大娘，上身穿着一件单衣，下身却穿着一条棉裤。他想，“已是夏天了，太阳火辣辣的，大娘为啥还穿棉裤?”他详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位大娘前几年得了小便失禁，大娘没法，只得一年四季穿棉裤。这天，左步先来到大娘家里，询问她的病症，进行仔细诊断，发现大娘的病确实是小便失禁。小左虽然入伍前也当过两年卫生员，但这种病从未治过，一时觉得治疗有困难。他翻遍了自己学过的医书和笔记本，也没有找到治疗这种病的好方法。深夜，他凝视着挂在墙上的穴位图，忽然想起打开聋哑禁区的赵普羽，心想：赵普羽为社员群众服务，敢于豁出命来干，难道自己就让这点困难吓住吗?想到小便失禁主要是膀胱神经失调，便在自己身上试针，扎了几遍，膀胱毫无感觉。他并不灰心，第二天又去地方医院请教。医生告诉他，人体上有一条经络叫“足太阳膀胱经”，和膀胱有关，可以从这上面找找穴位。左步先就用钢笔在自己的下肢沿“足太阳膀胱经”一指宽划了30多个点，一针一针地试扎起来。有时扎得很深，感到酸麻难忍;有时扎在血管上，针出来，血也流出来。左步先咬着牙，流着汗，扎了一针又一针，心里仔细体会着;突然，整个腿都麻木起来，一阵强烈的针感反映到膀胱，他心里一阵高兴，拔出银针，在腿上记上标记。
有一天，左步先已是第六次来到李大娘家了。李大娘看着这位热情为她治病的解放军卫生员，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感激。左步先开始替大娘扎针，边扎边问针感，效果良好。这一天，大娘的小便不再失禁了。傍晚，李大娘拄着拐杖，到连部找左步先，含着泪花感谢他。从此，左步先瞅空就去替大娘扎针，终于治好了大娘的病，解除了她的痛苦。
三
解放军“爱木其赛音”。
二月的一天傍晚，额济纳旗赛汗桃来公社的牧民桑吉，为了驯服一峰骆驼，不慎摔了下来，左腿严重骨折。正在这里巡回医疗的解放军某医院医疗队的老军医武海龙，立即带领医务工作者们挥鞭策驼赶到了桑吉的蒙古包。经检查，桑吉急需手术治疗。可是，在简陋的蒙古包动手术，困难很多;送医院吧，路程遥远，骑骆驼赶路颠簸的厉害，病人受不了。怎么办?武海龙想：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必须马上进行手术，一刻也不能迟缓。
经过简短的研究会诊，一场手术在蒙古包里开始了。没有灯光设备，他们就把随身携带的几只手电绑在一起，吊起来照明，没有手术台，就用一块门板来代替;没有台布，就把自己背包里的白床单铺在上面。武海龙顾不上天寒风大，脱掉棉衣，挽起袖子，进行了严密的消毒，开始了手术。临时搭起的手术台离地面只有50公分高，站不能站，坐无法坐，武海龙就跪在地上操作。时间一长，膝盖酸痛，两腿麻木，浑身直冒汗。但他不顾这些，全神贯注地进行操作。正在这时，一只手电筒突然不亮了，手术台上有一点模糊。护士孙雷赶紧端过煤油灯来。她一只手给武海龙递送刀剪，另一只手端着煤油灯。为了不影响手术，她挺直胳膊，尽量保持灯光稳定。
经过大家团结战斗，桑吉的骨位调整好了。当武海龙给病人缝好伤口，捆绑妥当时，自己的两条腿已经站不起来了。同志们赶忙上前把他扶了起来。桑吉一家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劲地说：“解放军‘爱木其赛音’(解放军医生好)!”
四
为了更好地改善农村医疗卫生面貌，解放军某医院医疗队还积极协助社、队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举办各种训练班，培养赤脚医生，推广新医新针疗法，大办土药房，为社员群众留下了“不走的医疗队”。医疗小分队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精神作指导，帮助社员群众办好合作医疗。他们在社、队党组织和革委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自采、自制中草药，用“一根针、一把草”防病治病，走勤俭办医的道路。小分队里有个年轻军医张明，学的是中医，过去在城市医院里只会开方不会认药。他恭恭敬敬地拜老药农、老中医为师，不怕雨淋日晒，不怕山高路险，经常和赤脚医生一起上山认药、采药。为了广泛发动群众，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办起了小药圃，亲自移植了50多种药材的活标本，自制了100多种药材的干标本，组织社员、赤脚医生和红小兵在业余时间学认药，讲解各种草药的用途，宣传大搞中草药的伟大意义，使一个大队迅速掀起了为革命采药、献药的群众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采集中草药150多种、1200多斤。他们因陋就简办起了土药房，自制了30多种丸、散、膏、丹，减轻了社员群众的负担，合作医疗越办越好，受到社员群众欢迎。
流 动 医院
“奇峰、鸣沙、秀湖、神泉、古庙”，巴丹吉林沙漠以其幽秘、粗犷、惊险向人们展示着的雄姿。而遍布其间的113个大小湖泊，更以它沙水相映、水天相连的独有景致，构成了“沙漠湖群”的罕见奇景，向世人昭示着大自然的神奇雄浑。在这块神奇浩瀚的戈壁滩上，活跃着一支解放军的医疗小分队。不论在骄阳似火的盛夏，还是在寒风刺骨的隆冬，他们身背药箱，骑上骆驼，奔走在分散的蒙古包之间，积极为广大牧民群众防病治病。辽阔的古乃尔和拐子湖区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戈壁滩上的“流动医院”。
瞬息万变的沙漠气候，时而骄阳似火，时而风沙弥漫，甚至一天之内有四季之分。遇上无风的白天，地面温度高达60多度，气温也常在40度以上。这样的天气，骑上骆驼在沙漠行军，时间一长，就使人头晕目眩。午夜，气候有时突然变化，狂风阵阵，黄沙滚滚。多少次帐篷的绳子被狂风刮断，露宿的战士，随时都有被黄沙埋没的危险。有时风沙过后，温度又骤降到零下20多度。同志们风趣地说：“狂风袭来当乘凉，飞沙击脸是家常。”而那些顽强地生存于沙漠之中的胡杨树，更是以其活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烂的英雄般姿态，激励着他们为牧民群防病治病的信心和决心。
当医疗小分队来到温图高勒公社向阳大队时，正值流动放牧季节。他们决定派人到千里之外的巴丹吉林大沙漠为在那里放牧的14户牧民巡回医疗。大队革委会负责同志知道后，出于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说什么也不让同志们去。 “巴丹吉林顶着天，峰高路险无人烟，黄风一吹沙遮天，神仙进去也难还。”怎么办?共产党员、军医张宝惠和共青团员、护士房淑萍自告奋勇，要求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征服沙峰的进军开始了，六七十度的沙坡，一步三滑，一陷膝深。没爬几个坡，连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也失去了威风，累得呜呜叫，四腿发抖，左右摇晃。突然，张宝惠摔下来了，本来已困乏的身体，这一摔就更加疼痛难忍。看到这种情形，带路的牧民劝她们回去。张宝惠挥着手，坚定地说：“没什么，继续前进，为了牧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就是爬，我也要爬上去!”骑上骆驼不好走，就牵着骆驼上。就这样，两位女战士，爬了一坡又一坡，越过一峰又一峰。
沙漠深处，滴水贵如油。一次行军，她们没找到水，嘴唇上裂了口子，喉咙里像塞了什么东西一样难受。在困难面前，革命战士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把仅有的半壶水送给带路的牧民。她们以惊人的毅力，坚强的意志，顽强战斗了24小时，没喝一口水。在黑夜油灯下的讲用会上，她们深有感触地说：“为了攀登‘公’字的高峰，越苦越累越向前。”
经过12天的艰苦行军，两个女战士终于胜利地到达目的地。坚持行军一千里，一户不漏地为14户牧民进行宣传、治疗。
牧民群众激动地说：“切列列克策勒克、爱木其(解放军、医生)真是听毛主席的话，全心全意为咱服务啊!毛主席的恩情大无边。”
小分队的同志们踏遍千里戈壁滩，“完全”“彻底”为人民，把医院办到了各蒙古包、放牧点。贫下中牧感动地说：“托毛主席的福，‘驼背上的医院’办到我们心坎上来了。”
一天傍晚，队长薛永胜来到了牧民巴吐的家里，给巴吐的父亲看病。用新针疗法治这样的病对他来讲还是第一次，银针要从胸椎间隙扎进一寸多深，扎不好，随时都会使病人瘫痪，甚至有生命危险。开始几天，由于治疗不大胆，疗效不明显。病人家属也怕会给解放军带来麻烦，要求停止治疗。怎么办?他认真地总结了几天来治疗过程的经验教训，把深厚的感情倾注在治疗上，一天到晚精心护理，细心观察，有时甚至连饭都顾不上吃。经过多次治疗，终于治好了这个“不治之症”。当巴吐的父亲扬鞭策驼，走上生产第一线时，紧紧握住薛永胜的手激动地说：“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好好为集体放牧，用实际行动报答恩人毛主席!”
1971年秋日的一天，听说牧民李增恒有病，医疗队决定派人去给他治疗。不巧，当时医疗队的骆驼都被拉去驮碱，放牧的骆驼离这里又很远，一时弄不回来。让病人来吗?不行，他家里还有两个不太懂事的孩子和有病的爱人，需要他照顾。怎么办?护士王月姝挺身而出，“我步行去”。说着，背起药包大步向李增恒家走去。王月姝每天在沙漠里步行，坚持了半个月，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牧区，牧民居住非常分散，每天要走七八十里甚至一百多里路，才碰见一两个蒙古包。但医疗队的同志们以张思德、白求恩为榜样，坚持送医送药上门。他们说：“党和毛主席对牧民群众的关怀要通过我们体现出来，为了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牧民群众的心坎上，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克服。”
为了彻底改变牧区缺医少药的面貌，医疗队的同志们在千里戈壁为牧区培训了一批“赤脚医生”。很快，这批“赤脚医生”队伍就担负起为牧民群众防病治病的任务，成为一支永远不走的“流动医院”。
从环境舒适的医院来到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从高楼大厦的门诊部来到东一牧群、西一牧点的蒙古包，对这些长在红旗下的年轻战士，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下牧区以前，有的同志心里想：背着药箱，骑上骆驼，奔走在诗情画意般的戈壁滩上，那该多美啊!可是到了牧区以后，由于烈日曝晒，狂风吹打，不习惯牧民生活，酸奶子喝不进，蒙古包住不惯，引起过思想波动，产生了怕苦、怕累、怕脏的思想。在巡回医疗过程中，他们看到了自己肩上的重担，促使把“驼背医院”办得更好。
平时，他们除了给牧民治病以外，还帮助放牧、打水、背柴、挤奶，与大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当他们将要离开住地时，周围的牧民就从几十里以外的地方赶来，为他们送行，说不尽的心里话，道不完的感激情。
骆驼背上的女医生
在祖国西北边疆的千里沙海戈壁之中，解放军的一个医疗小分队，骑着十几峰骆驼，带着帐篷和食物，奔走不息，为分散在沙漠绿洲上的牧民和边防战士服务。
这个医疗小分队的队长，是兰州部队某医院的副教导员、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李翠英。她和她的队员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不畏艰苦，不辞辛劳，为牧民送医送药，被蒙古族牧民们亲切地称为“驼背上的好爱木其(医生)”
一
戈壁沙漠一望无际，常常走两三天见不到一个人、一棵树。这里的贫苦牧民在旧社会得了病，根本请不来医生，只好等死;遇到骗人的巫师，更是人亡财空。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地区的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仍然存在着缺医少药的现象。地方和部队的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教导，深入牧区防病治病，为改变这种状况作出了很大努力。李翠英所带领的医疗小分队，就是深入牧区的许多医疗队中的一个。
医疗队在牧区工作，最困难的要算巡诊了。特别是夏秋季节，牧民们卷起蒙古包，赶着驼、马、牛、羊，四处游牧，经常从这个草滩转到那个草滩，行踪不定，很难找到他们。但是，李翠英和医疗队的同志们，怀抱着“宁跑千里找病人，不教病人叩医门”的决心，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始终活跃在群众中。
一天，这支医疗小分队来到了一个放牧点，他们像往常一样，边看病，边问周围有没有病人。听说有位叫布冷海的老大娘胃疼得厉害，一天多没吃没喝了，他们就跨上骆驼向这位老人家里走去。当他们汗淋淋地赶到时，蒙古包不见了，周围只留下一片羊粪和一堆灰烬。李翠英爬上沙丘向四处瞭望，没见蒙古包的影子。这时，他们已经很劳累了。但是，他们没有停下休息。李翠英想起牧民常说的一句话：“鸟过有声，驼过留踪”，放牧的地方，驼蹄印很乱;而转场的驼蹄印，都是朝同一个方向走。她带着大家到沙多、地湿的地方，很快找到了同一个方向去的新驼踪。他们顺着驼踪前进，果然在一片洼地里找到布冷海大娘一家。正躺在毛毡上的老大娘看到他们突然赶来，惊奇地问：“才刚转场，你们是咋知道我到这里来的?”李翠英指着门外的驼蹄印说：“是它把我们领来的。”
经过打针服药，病人的病情好转了。但李翠英仍然很惦念布冷海老人。第二次准备看望这位老人时，有人告诉他们，老人一家又转场了。以后十几天，李翠英在巡诊中到处打听老人的去向。一天中午，一位牧民指着前面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说：“听说布冷海前几天到那边放牧去了。”李翠英带着护士跨上骆驼，就向沙漠奔去。中午，沙漠热气炙人，她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翻过一座座沙丘，越过茫茫的沙漠，来到了草滩。可是，这里的草已经被驼、羊吃过，布冷海又转场了。李翠英继续探听老人的下落。一天傍晚，她听一位牧民说，布冷海就在离这不远的草滩上。他们喜出望外，不顾一天的劳累，打起骆驼箭一样地向草滩跑去，终于在一个水草丰盛的地方找到了布冷海老人。布冷海老人怎么都没有想到医疗队的同志为她操了这么大的心，她抚摸着李翠英被晒脱了皮的脸，疼爱地说：“旧社会，牧民有了病，踏遍草原也请不来爱木其(医生);想不到今天为俺这点病，你们踏遍了千里草原。”
李翠英和队员们就是这样关怀着每个病人。不管路途多远，气候多么恶劣，他们都坚持这样做。牧民们常常感动地说：“别看我们散居千里，啥时需要，他们啥时就往这里跑。”
二
李翠英1963年到兰州部队一个疗养院当护理员。1967年，党组织根据她的要求，分配她到一个边防医院工作。那里环境比较艰苦，李翠英在工作中初步经受了锻炼。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有关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她又向党组织要求到医院派出的牧区巡回医疗队去。医院党委批准了她的要求，并让她担任了医疗队的队长。
一个城市长大的青年要适应牧区的生活，要经过一番艰苦的磨炼。李翠英乍来牧区，吃饭、睡觉、走路都不习惯，可是她顽强地坚持着。
在戈壁沙漠巡诊，首先要会骑骆驼。骆驼看来很老实，其实性情很暴躁。李翠英好容易才跨上去，但骆驼不是原地打转，就是屁股一撅，把她摔下来。她不顾疼痛，摔下来又爬上去，直到身上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才骑稳了骆驼背。骆驼在沙漠里跑起来比较快，在练习扬鞭策驼奔跑的时候，李翠英又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
走进蒙古包，蒙古族牧民都热情地捧出鲜奶茶、酸奶子请她喝，拿出“手抓羊肉”和羊奶做的烙蛋子、青油饼请她吃。李翠英从小不爱吃羊肉，开始时吃了就呕吐，但越吐她越大口大口地吃，终于适应了这种生活。
为了更好地为牧民服务，李翠英不但克服了生活上的许多困难，而且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医疗技术。她过去当过护理员、护士长，在医疗上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来到牧区后，她更是废寝忘食地向医疗队里的医生学习，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为了提高牧区常见的腰腿病、关节炎等疾病的疗效，她翻阅了大批医药方面的书籍，研究了新针、按摩、中草药等许多新的疗法，不断向对治疗这些疾病有经验的牧民请教，收集民间的单方、验方。
牧民巴图包音脖子上生了个疮，痛得很厉害，用许多办法都没治好。李翠英在巡诊中发现后，便积极为她治疗，用了几种药，效果不明显。李翠英非常着急，她认真翻阅有关书刊，向牧民打听治这种病的办法，一天她听人说有种叫牛含水的草有消炎作用，便骑着骆驼跑了几十里路向有关单位和牧民请教，并且亲自做试验，确实弄清了这种草的性能。后来她用这种药草为巴图包音治疗，结果只一个多星期就把病治好了。
有一天，李翠英在巡诊时发现老牧民特莫尔突然得了脑血栓病，半身不能动弹。她和医疗队的同志对老人的病情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这次发现病情快，只要治疗及时，护理精心，有可能很快就把老人的病治好。从此，她带着医疗队的同志一天几次来到这个老牧民家里，给他打针服药、擦背翻身，不管巡诊多忙，总是按时为老人进行理疗。一天夜里，李翠英工作忙，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她又领着大家四处巡诊，一直跑到日头偏西。一天的疲劳，使她又困又乏。这时，为特莫尔护理的时间又快到了。她用湿毛巾擦了擦脸，马上向特莫尔老人家里走去。一来到特莫尔家，她就为老人按摩起来，整整按摩了近一个小时，直到把有病的半身揉搓得发起热来。在李翠英和医疗队同志的治疗护理下，特莫尔老人的病只一个多月就有了很大好转。
三
牧民到了放牧季节，四处流动，医疗服务就显得特别重要。李翠英和医疗队的同志就帮助牧区办起了赤脚医生学习班，经常带着赤脚医生一起去巡诊，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李翠英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在路上跑，到了放牧点，又要忙着看病治疗，护理病员。她常常在骆驼背上，利用路上的时间给赤脚医生讲诊断各种疾病的方法，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牧民们看到李翠英带着赤脚医生在路上边走边讲，笑着对她说：“学校上课，是在课堂上坐着讲的;你们上课，是在路上跑着讲的。你们坐在驼背上教出来的学生，肯定能骑着骆驼为俺牧民看好病。”
当地中草药资源很丰富，如果能教会赤脚医生用当地的中草药给牧民治病，牧区的医疗卫生工作就一定会搞得更好。她和医疗队的同志十分注意了解当地中草药分布情况，收集土方验方。只要听到那里有草药的线索，他们一定亲自查看。
一天，李翠英和三位女同志巡诊时听说四五十里路外，有被称为“沙漠人参”的苁蓉。他们水没顾上喝，就跨上骆驼，向牧民指的方向跑去。这里，一个沙丘连着一个沙丘，找起来真不容易。他们冒着烈日连续找了六个多小时，找遍了方圆六七里的几十座沙丘，脸晒得火辣辣的，嘴上暴了一层皮，终于找到了苁蓉。李翠英高兴地把这个地区记了下来。带上苁蓉，踏上了归途。就这样，他们经过调查、挖掘，弄清了他们所到地区中草药的药源，并把采来的草药制成标本，利用巡诊的机会在放牧点进行展览，向牧民讲解各种药物的功能、采集方法和分布地区，帮助生产大队办起了土药房，不少牧民家里还设立了草药篮，使赤脚医生和许多牧民学会了用中草药治疗一些常见病。一次，牧民王治安到离大队很远的地方去放牧，突然拉起肚子。他按照李翠英教给的方法采来沙枣、苦参，熬成了药汤，服下后很快就好了。
过去，牧区有些地方卫生条件较差。李翠英和医疗队的同志，在巡诊中，热情向牧民宣传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重要意义。她和医疗队的同志一起，利用休息时间，帮助牧民打扫卫生、整理水井、擦拭蒙古包和修建猪、羊圈。如今，这个医疗队活动的地方，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一座座整洁的蒙古包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队的合作医疗室里摆满了各种自采自制的草药，蒙古族赤脚医生背着药箱四处巡诊，草滩上人欢马叫，牛羊追逐。
牧民们在歌唱草原的兴旺景象时，爱唱这样一支歌：
老人们说，金色的凤凰飞到哪里给哪里带来吉祥。
我看，解放军爱木其才是这样。
为我们的医疗事业踏遍草原，
把幸福的种子撒遍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