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奉献者之歌
一九六五年，
领袖指示传。
医疗卫生工作，
农村为重点。
激情万丈支边，
英雄六千援甘，
杏林沐春天。
扎根保健康，
青春献陇原。
建医院，
创科室，
带人员。
心系基层百姓，
艰苦乐向前。
血汗铸就丰碑，
奋斗精神永存，
六•二六薪火延。
闪光人与事，
当歌百千篇。
——金中杰
京 医 池
吃水不忘引水人，池池清水映深情。为了永远铭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许多生产队把在北京医疗队帮助下修建的新式涝池取名“北清泉”、“京医池”、“京医井”等。其中，有空心过滤自来水式的，也有空心过滤泉水式、井水式的。从那以后，这里的农村人畜饮水、洗衣、洗澡都实行了严格隔离。据统计，仅从1974年6月至1975年5月，一年之间河西地区就改涝池670多个，挖井、掏井230多眼，改建厕所10万多个，畜圈8.5万多个，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一
这是古老涝池的真实故事。
民乐县卫生局邢剑丽女士在一篇关于村庄与涝池的美文中这样写道：祁连山脚下，一个叫左卫的小山村里。一个很老很老的涝池，躺在小村的土地上。干涸了的池底让人想起小村的昨天，想起这片土地上，涝池曾养育过大大小小许许多多村寨，养育过他们爷爷的爷爷。
那时候，这里的村庄偏僻、落后、遥远。为了全村人畜饮水，爷爷的爷爷们用黄胶泥拌了盐块和匀了抺在池底，防止涝池渗水。夏季，人们盼呀盼，盼着山下的河水流过来。那天，全村的老小都涌到涝池边，看爷爷的爷爷们把新的活水注入涝池。那一池水仿佛就是小村一年中全部的希望。给涝池注入新水成了小村的一件大事，村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自发地聚集在涝池沿上，看河水奔涌汇入涝池，顿时人们欢呼起来。冬季，小河断流了，村民们便牵着牲口，担着水桶去涝池取水。取水的路上，村民们见面打个招呼，谝个闲谎。那日子很穷生活很苦就这样熬着岁月。
涝池就是露天里的一池水，不能流动。池里慢慢就有了蝌蚪，有了青蛙，有了鱼，有了黄沙，也有落叶还有牲畜饮水时留下的粪便。当时没有好的办法，有的涝池边上多了一道围墙，像一道防线想要挡住家畜的随意，冬天涝池结了冰，要取水先要砸开冰层，有时干脆把大块的冰拉回家，码在草棚里慢慢化水用。洒落的水滴、冰碴使通往涝池的路变的泥泞难行。也许正因为这样，这儿才有了“洗三”的传说：相传那个时候小村因为缺水，当地人一生中只洗三次澡，第一次在出生第三天，父母给孩子洗个澡，喻义用洗澡迎接来到世上的人。第二次是在新婚时洗个澡，新人洗干净了好入洞房。第三次在告别人世的时候，家人给故去的人洗个澡，洗去身上的尘土送故人上路。那凄凉的故事多多少少说出了水的珍贵。
腊八的冰是涝池冬天的故事。冬季最冷的一天属于腊八，村民们希望这一天水中的气泡越多越好，那可象征着来年的五谷丰登啊!于是人们争着抢着到涝池边砸冰捞冰块吃，吃了这冰块也就吃进了小村的期盼。
涝池有养育小村的恩情。小河断流的日子，全村人的生活全靠着涝池。村民们不吃鱼说有鱼腥气，其实涝池里的鱼是池里的神灵，没有人侵犯它们。涝池留下了小村多少愿望多少期盼说也说不清楚，就这样年复一年从涝池边走出了几辈人。
村民们期盼着小村变模样，村民的生活也变样。小村的冬季正孕育着新的生机，春天会唤醒小村并带小村一起走进春天。
二
河西走廊的人民祖祖辈辈靠吃涝池水过活。群众说：“涝池水，黄泥汤，大虫爬，小虫游，粪尿臭，不卫生，吃了就生病。”为了改变这种不卫生的状况，北京医疗队急群众之所急，在民乐县南古公社景会大队试改成功了“空心滤堆管道式自来水”型涝池，使千年的涝池变清泉，广大群众都喝上了洁净的清水，健康状况大大好转。北京医疗队还和当地群众一起，大搞以除害灭病为中心，以“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水、改厕、改灶、改畜圈，改变环境卫生)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过去那种“人无厕所猪无圈，人畜共饮一池水”的落后面貌，大大减少了发病率，使一些地方病、多发病初步得到了控制和治疗。
北京医疗队把搞好“两管”、“五改”工作，看做是在河西走廊落实“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措施。医疗队员们一方面积极宣传、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一方面亲自带头改涝池，修厕所，参加农村卫生建设。共产党员叶蓁蓁，是一个老大夫，患有椎间盘脱出等几种病。但是为了帮助群众改造涝池，她带病和群众一起挖土方、抬石头、拌水泥、烧木炭、做滤罩，样样活儿抢着干。那年秋天，她下乡巡回医疗，当时，她的脚气感染很厉害，但为了把附近四里远的一股泉水引进村庄，改变这里吃涝池水的状况，她忍着疼痛，每天提着水桶，穿着潜水衣，和调查组的同志一起，挖暗井，清泥沙，顽强地战斗在工地上。在她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劳动，终于把清清的泉水引进了村庄，解决了周围几千口人的吃水问题。在民乐县三堡公社和民联公社巡回医疗的共青团员李花枝，在改涝池、修厕所的过程中，不怕脏，不怕臭，经常光着脚，绾着裤腿，和社员一起大干苦干。汗水浸透了她的衣衫，石头划破了她的腿、脚，她不叫一声苦，坚持战斗在工地上，受到社员群众的称赞。
民乐县民联公社高寨大队过去卫生工作抓得不紧，传染病蔓延，影响了社员身体健康和农业生产。北京医疗队来到这个大队后，一面积极消灭已经发生的痢疾，一面大张旗鼓地宣传“两管”、“五改”的好处。群众认识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在4个月的时间里，全大队共进行卫生大扫除14次，还利用晚上时间改造了全部厕所，改建了一眼密封水井。从此，这个大队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发病率显著下降。在同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的日子里，广大社员群众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医疗队员。他们不怕泥脏，不怕水臭，和社员群众一起光着脚干，汗水浸透了衣衫也不休息，石头划破了皮肉也不下火线。为了修补井底渗漏，有的同志脱下自己的衣服去堵。看到这些，社员群众高兴地说：“你们真是我们社员群众的好医生!”
北京医疗队来到张掖地区后，把改善饮水条件作为改变农村卫生面貌的重要内容来抓。他们和地区卫生局密切配合，在全区抓了13个改水试点，因地制宜地采取改建涝池、井栏加盖、密封泉水等办法清洁饮水，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民乐县位于祁连山北麓，因地势高，打不出井水，这里的群众一直是吃涝池水，每逢春夏，患肠道传染病的人较多。
开始，医疗队试用药物消毒和沉淀法清洁饮水，但群众反映这些方法一不方便，二不经济，而且水里有药味。
涝池水到底怎样改才好?在涝池最多的民乐县，队员们虚心向群众请教。他们了解到过去这里曾用过滤涝池的方法清洁饮水，但由于没有解决涝池破土后的渗漏问题而失败了。这件事给队员们很大启发，决心攻下过滤渗漏关。
在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过程中，队员们先后画了30多张草图，设计了10种改建涝池的方案，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经过多次反复讨论，最后他们确定了一个“空心砂堆式自来水工程”。就是在涝池里用砂石、木炭、砂滤罩做一个过滤堆，从过滤堆中心引出一个水管通到涝池外，接上龙头，就成了“自来水”。但是混浊的池水会不会造成过滤堆堵塞，水管不通呢?队员们就先做了一个过滤缸进行观察，试验证明不但没有发生堵塞现象，而且因过滤层越来越厚，水质也越来越好。
改建涝池的工程按计划在南古公社景会大队开工了。这里的队员们谁也没有学过土木工程学，他们同群众一起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中防池水渗漏的经验，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防止了渗漏。
改革后的涝池水，经检验完全符合饮用水的卫生标准。在改革涝池后的5个月内，这个大队的肠道传染病的发病率比上年同期下降17%。他们把在民乐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全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饮用其他水源的张掖、山丹等县，他们经总结推广泉水密封、井栏加盖、河水分段使用等行之有效的管水措施，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改厕工作中，北京医疗队本着方便群众，符合卫生要求，利于积肥等精神，大力推广楼式、土楼式和坑槽式厕所，代替平地垫土式的旧厕所，减少了“脚踏粪便，传播病菌”的机会。全区共改建新式厕所9万多个，使肠道等传染病发病率普遍下降。
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改建涝池放水时那人欢马叫鸟儿唱的动人情景，一位80多岁的贫农老大爷用双手接了满满一捧清水，感动地说：是毛主席派来了北京医生，才使这2000多年的涝池流出了这样清的水呀!
三
“1974年6月至1978年5月，曾有4批北京医疗队在清水工作。”那年，酒泉县清水公社的北京医疗队，把显微镜架在街头上，让群众看涝池水和井水哪个干净，增长卫生知识。并第一个改建成有过滤净化设备的自来水式涝池，全县召开了六百多人的现场会，用事实教育群众。经过反复宣传教育和深入的思想发动，广大群众讲卫生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对改变农村卫生面貌的要求更加迫切。
1974年8月份，正当人民日报《搞好爱国卫生运动》的社论发表不久，酒泉县清水人民公社传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北京医疗队帮助下，社员群众日夜奋战，成功地改建了第一个有过滤净化设施的自来水式涝池，永远结束了这里祖祖辈辈吃涝池污水的历史。当洁净的清水从龙头喷出时，广大社员群众欢呼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72岁的贫农老大爷陈大同捧着清亮亮的水，激动地说：“清水，清水!过去，我们祖祖辈辈吃污水，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社员群众的关心。”
安西县过去多数地方吃的涝池水，垃圾粪便满地堆，群众说：“涝池水，着实脏，杂草丛生黄泥汤;大虫爬，小虫游，每逢吃水使人愁。”1976年以来，他们和北京医疗队共同作战，坚持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自力更生的精神，坚持改一个巩固一个，狠抓落实。全县新修土水塔7个，打井改井44眼，新改厕所3900个。
7月的戈壁滩，骄阳似火。北京医疗队的一个小队，来到敦煌县黄渠公社戴家墩大队。在查病治病的过程中，医疗队的同志们发现，戴家墩水井极少，居民饮水不卫生，肠道传染病人较多，有布氏杆菌病流行。
面对这种状况，医疗队员提议发动群众打井，改变饮水不卫生的习惯。可是，他们一跟群众提起打井的事，就遇到了阻力，一位老汉说：“我搬来这里50多年，只见打出一眼甜水井。”还有的社员说：“咱们大队三面紧靠大盐碱滩，以前打过十几眼井，都是苦水。想打出甜水难上难。”
到底戴家墩能不能打出“甜水”来?医疗队员们经过分析认为，戴家墩过去打成过“甜水井”，现在有的生产队还用着“甜水井”，这证明戴家墩地下不全是盐碱量大的“苦水”。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预防为主”的方针，大家决心帮助社员找出“甜水”。意见统一了，决定抽出部分医疗队员，专门去找甜水。
负责找水的社员又到群众中进行调查。社员群众听说医疗队决心要帮助自己找出“甜水”，就告诉他们：第七生产队有位70多岁的老农，解放前打过井，他知道“甜水”的位置。医疗队员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先后4次到七队这位老汉家里去请教。老汉领他们绕着庄子看了几口废井，介绍自己多年打井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打井要靠近水渠。
为了证实那位老汉的经验，找水的医疗队员和大队赤脚医生一道，走遍了全大队45平方公里的土地，察看了废井遗迹61处，访问了141人次。他们总结过去群众打井的经验，初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靠近水渠或涝池打井，就会打出“甜水”来。在他们建议下，社员群众在第六生产队一个涝池和水渠的中间开始打井。
经过医疗队员和社员群众的共同努力，六队的一口井终于打好了。大家把水取上来一尝，是甜的。戴家墩大队党支部立即作出决定，在全大队再打一些“甜水井”。接着，没有一眼井的第七生产队在涝池旁边打出了一口“甜水井”，这个生产队的社员从此再也不吃涝池水了。
在北京医疗队和当地医务人员的努力下，“预防为主”的方针在河西走廊已经深入人心。每到夏天，可以经常看到一个村一个村地行动起来，进行卫生大扫除。社员们把被褥、衣服、家具，成车地拉到河边、水沟和渠口，进行洗刷。许多地方，从七八岁的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以讲卫生为荣，不讲卫生为耻，做到了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一个男女老少齐动员，千军万马“送瘟神”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移风易俗、讲究卫生的新风尚，正在河西走廊逐步形成。为了永远铭记医疗队的恩情，一些社队还雕刻大字红匾，高高地挂在涝池的水房门上，以作纪念。
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我的病是北京医疗队治好的”、“我的手术是北京医疗队做的”、“我儿子是北京医疗队救活的”等等，这些动人的语言，至今在山丹县的群众中碑口相传。人们说，北京医疗队留下的故事，就像祁连山下漫山遍野的山丹花一样，永远是那么芳香四溢，沁人心脾……
一
汪兴圣，山丹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担任县卫生局局长，是一名和北京医疗队员并肩战斗过的当地医务人员。他回忆：“文革”中，山丹县医院派性斗争激烈，医院一度瘫痪，医疗队的到来真可谓是“雪里送炭”。当时在山丹李桥公社中心卫生院工作的医疗队员中，有北京的名医刘渡舟、方药中、杨国庆、李荣德(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杨秀珍(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张秀珍(北京六院麻醉科主任)等。在他们的帮助下，卫生院开展了全麻、硬膜外麻醉手术，开展了腹部手术，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
李桥上寨农民梁福泰患溃疡病大出血、生命垂危，家人卖了房子、自留羊和土改时分的马褥子。北京医疗队得知后，马上联系救护车，护送他去张掖地区医院进行急诊手术，而且是免费治疗。康复后，梁福泰不仅把卖了的房屋等又全部赎回来了，自己还当了煤矿工人。再后来，他供儿子上大学当教师。今日儿孙绕膝的老汉梁福泰时常对人讲，是北京医疗队救了我的命，我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那时，交通十分不便。医疗队员们出诊多靠步行、骑自行车和骑毛驴，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挨家挨户巡回医疗风雨无阻;一日两餐，都在农民家。每餐0.25元，半斤粮票;做手术时，没有电灯，点汽灯;没有电动吸引器，用脚踏吸引器;手术后，亲自洗手术衣、床单等手术用品;帮助农民改水改厕，搬土块做泥活样样都干。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李荣德肩背行李包和手术包，到各个乡开展手术，常常需要步行五六十里路。
巡回医疗队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开展“计划生育”。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主任、教授，但放环时打手电，手术时备皮、量血压、数脉搏、测体温，守护重病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1972年农村建立合作医疗站，北京医疗队帮助选站址，购药品，用芨芨草编制小筐代替药箱。办“赤脚医生”培训班，用师傅带徒弟的方法，传授医术。他们为山丹医疗系统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干和业务人才，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有些病人至今还留着他们的验方。他们为山丹人民的医疗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山丹人民永远怀念他们!
汪兴圣深情地说，在共同的工作、生活中，我们和医疗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每当遇到一些不能解决的病人，我们就给他们打电话、写信。无论是北京还是兰州的，专家们总是及时答复、热情接待，帮助解决。有位肾癌病人，家境贫穷，介绍到兰州军区总院后，免费做了手术，患者全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患者说：你们写的信，比总理批的条子还管用。
二
刘克勤，时任山丹县陈户乡卫生院院长，有过一段和北京医疗队共同战斗、生活的难忘岁月。他记得，北京医疗队由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医生和护士十来个人组成，吃住在卫生院。他们除在卫生院给群众诊疗疾病外，还经常深入农村，巡回医疗，为社员群众诊病治病、宣传卫生常识，宣传计划生育政策。
陈户乡是一个干旱缺水的乡镇。吃的是涝池水，人畜同饮一池水，很不卫生。为此，北京医疗队员和当地的医务人员一起，帮助群众修建厕所，修建涝池围墙，落实计划生育措施，为牛羊喷雾消毒，防治布病(布鲁氏杆菌病)。
卫生部卫生防疫司司长刘兰亭同志是该批北京医疗队总领队。他曾亲临陈户乡看望医疗队，在卫生院住了一个星期，提出了给涝池加围墙，防止牲畜进入的建议。
医疗队纪律严明，作风朴实，在当时农村艰苦的环境下，克服困难，千方百计为病人服务。北京医疗队在陈户乡工作生活了半年时间。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离开时，大家挥泪握别，难分难舍。
据刘克勤回忆，有一年，另一支北京医疗队在张掖(今甘州区)巡回医疗，山丹县卫生局派自己和另一位何大夫去跟医疗队学习。这支医疗队领队姓仇，是北京结核病研究所胸外科专家。他们住在该区的上秦卫生院，有时在卫生院为群众看病，有时下到村社为群众看病，宣传防病知识。张掖地区医院常请仇队长去做开胸手术，一有这样的机会自己就和何大夫也跟着他去学习，对我们的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很大。
刘克勤说，艰辛的岁月已成为历史。今天，随着医疗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我们的医疗条件已经大为改观。我常常想起与“六•二六”医疗队一起工作、生活的日子，北京医疗队员无私奉献，忘我牺牲的精神令人终生难忘。
三
庞百全和老伴张子荣在祁连山下的民乐县乡村，干了一辈子卫生工作，是那里的老卫生人。高寿八十的庞大爷，经历了人生太多的悲伤和喜悦。但他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怀的，还是和北京来的医疗队员在一起度过的那些艰苦而快乐的日子——
那时候的条件十分艰苦，县医院也不过只有几间简陋的平房，缺医少药无设备，许多村寨更是连卫生室都没有，农村整体贫穷，病人没条件治疗，命大得挺过去，没命的见了阎王爷。回想起来，心里就像揣了块腊八的冰，寒透了。
有一天，祁连山下突然来了毛主席派来的北京医疗队，乡亲们多高兴呀，像见了救星一样。许多村民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家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生活在封闭的乡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医疗队员们不论走到哪个村寨，乡亲们都会缠着队长李世忠，围着指导员肖俊清给他们看病，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每当这时候，村里的男女老少总是睁大了眼睛，流着涎水，整日围在热炕上，医疗队来了不仅给咱乡亲看病，还医治精神贫穷哩!
那个时候，许多村寨流行麻疹、痢疾、流感、百日咳、肝炎、流脑、猩红热等传染病，痢疾更是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医疗队走村串户，巡诊送医，面对落后的医疗条件，艰苦的生存环境，他们带着赤脚医生一起想办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一根银针的作用。开展采、种、制，用中草药给乡亲们治病，把采来的部分中草药制成六种散、丸剂来防治疾病。在传、帮、带上下了许多功夫，教会了许多赤脚医生使用听诊器。麦收大忙季节，田间地头，随处可见身背药箱，一面参加麦收，一边在田间地头给群众看病的医疗队员。有一次，一名中毒性痢疾病人送来时已经休克，医疗队派人守在病人身边，打针输液观察病情，直至脱离危险才离开。费寨大队的宋桂花截瘫两年多了，医疗队的医生给她用针灸和中药治疗，使病人生活可以自理了，乡亲们说：“医疗队真是神医啊!”
有的村民一年四季吃不上肉，没有抵抗力。有名医疗队员去涝池钓了几条鱼，炖了汤让病人喝。病人很顽固，说：“老几辈都吃涝池水呀，动了风水要遭害的。”还说鱼有腥气，不吃。医疗队的医生笑着说：“我们不仅要治病，还要同文盲、迷信、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庞百全记得，医疗队还在各乡举办学习班，培养赤脚医生，给他们讲课，传技术，培训卫生员。还结合当地常见病、多发病，讲消毒药品的配制及药理作用，为村民进行体格和妇科检查，给卫生院的医生讲妇科急腹症如何诊治，教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学习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医疗队员甚至挽起袖子，在自己胳膊上做过敏试验，乡亲们惊奇地看着一例例的病人被治好了。他们奔走相告，说：“医疗队真是咱百姓的贴心人!”
队长李世忠合计着说：“农民住在山脚下，却吃不上山泉水，许多村子一个涝池全村共用，人畜共饮一池水，肠道疾病四季都在发生。”他们着急：“改水真是个大问题。”医疗队经过仔细研究后，采用“空心砂滤堆式”的过滤系统改水。涝池水被净化了，在那个年代，这种办法有效地改变了许多村庄饮水的面貌，乡亲们笑了。
四
1970前后的民乐乡村，人们还欢天喜地地迎来了解放军医疗队和北京医科大、上海医科大、兰州医学院分配来的许多大学生，外面来的医生、护士支撑起了当地卫生工作的一片晴空。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乡卫生院不仅有了西医，许多卫生院还可以开展手术了。村民们纷纷赶着牛车，骑着毛驴，把病人从各村寨送到乡卫生院。卫生院门前车马成群，人来人往，真是热闹。老百姓说：“解放军真好，对病人热情接待，悉心治疗，这样的好医生别说看病，一见面心情就好了许多，病马上减轻了三分。”一位偏瘫老大爷大小便失禁，解放军医务人员不嫌脏不怕累，给他换衣服、扎针，扶着他走路，比亲生儿子还好。
冬季的祁连山下，时常大雪纷飞，寒气袭人。解放军医疗队依然在恶劣的天气里，顶风雪，冒严寒，走村串户。他们深入到家庭院落，开设家庭病房，把预防传染病的知识和药品挨家挨户的送到易感者和发病者的手中。他们观察走访，每天数次给病人查温补液，把需要手术的病，如急性阑尾炎、肠梗阻、胃穿孔、肝脾破裂、脑外伤等约到卫生院进行手术治疗。
解放军医疗队帮助当地建立合作医疗站，带来新技术，还有勤俭办站的好作风，他们对病人像亲人，对工作兢兢业业。人们清楚地记得，这些救死扶伤的医疗队员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艰苦，一间土房子，一张炕上，几个医生挤着睡，但从来听不见他们叫苦。
进入二十世纪80年代，医疗队走了，许多当年来祁连山下工作的外地医生、护士也回去了，但医疗队培养的当地医护人员成长起来了。在北京医疗队和解放军医疗队的影响下，许多基层卫生人员，勤勤恳恳、尽心尽力，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祁连山下的卫生事业。庞百全和妻子张子荣依然留在祁连山下的卫生院当大夫。许多村庄结核病高发，庞大夫就和同事们深入到乡村，有计划地开展预防接种，交通不便，靠两条腿或者骑马也要到村子里去。就这样，他们为祁连山下的100多个大队建立了一户一卡，健全了卡、簿、表、册，做到了预防接种工作底子清，情况明。
那时，许多乡村妇女生孩子时，家里只能请来个老年婆。人说：“人生人，吓死人。”生孩子的人家，没有任何消毒措施，在土炕上铺一层炕洞灰，孩子生出来，一把剪刀放在火上烧一烧，剪断脐带、胎衣，血渍吸到炕灰里，造成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死亡的现象普遍存在。张子荣就教育群众与不良的卫生习惯做斗争。她们到处发放自己编写《妇女四期保护》、《新法接生的好处》等宣传材料。去乡村培训新法接生员和女赤脚医生。为乡村卫生院配置接生包，还发放冲洗脸盆、毛巾、肥皂等，同时耐心细致地为患子宫脱垂、尿瘘等病的妇女进行手术。基层卫生工作的有效开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祁连山下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的发病率下降到了1‰。妇产科的大夫们做到了产前检查、产后访视，让产妇住院分娩。进入90年代，这里没有再发生过破伤风、产褥热及孕产妇死亡的现象。妇女病查治率直线上升，围产儿死亡率直线下降。
庞百全和老伴退休了。1988年，庞百全被卫生部授予“从事基层卫生防疫工作30年”证书，张子荣获得了一枚1992年卫生部、人事部联合颁发的“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的金色勋章。回想过去，他总会说，在他从医的30多年中，最难忘的还是和医疗队一起工作生活的那段日子。他清楚地记得医疗队员中李春九、蒋国彦、黄公一、夏玉全等人的音容笑貌。每当提起那些闪光的名字，老人都禁不住热泪涟涟。宠百全多次到北京看望他们，牵挂着他们，而医疗队的医生同样深深地思念着祁连山下那片战斗过的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1990年：李世忠时任中医药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李春九时任北京医院医务处处长、黄公一时任北京医院外科主任。1976年：肖俊清时任北京医院高干病区党总支书记、蒋国彦时为北京医院糖尿病专家)。
如今，祁连山下的老百姓已经摆脱贫穷，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但他们祖祖辈辈都不会忘记那些给自己带来健康和福祉的北京巡回医疗队员……
医 患 情深
今天，王大宬要离开沙窝场村了，他早早来到医疗站，等着哑巴前来治疗。近两个月来，哑巴总是准时或者早早来医疗站等着开门，可是今天却不见他的人影。
老乡已经把王大宬的行李放在骆驼背上，准备马上送他出发。王大宬还想再见哑巴一面，给他做最后一次治疗，还想再安慰安慰他，耐心地等着他，可是他一直也没来。郝大力催促说：“王医生，时间不早了，不能再等了!”
在留下的队员和村民们的欢送下，王大宬带着沉重感骑上骆驼，在郝大力的口令下，骆驼站起来，一步一步离开了医疗站，给欢送的人们留下了叮当叮当的驼铃声……
约摸走出村口一里路，忽然听见后面传来了呼叫声。王大宬慢慢回头一看，原来是哑巴一边招手一边奔跑过来。他说：“老乡，停一下，哑巴跑过来了!”这是发生在酒泉地区某村的一个真实故事，有一个聋哑青年，听说从北京来了医疗队，他的父母激动得睡不着，老两口商量决定带着聋哑儿子到沙窝场村，让住在这里的北京医生说个究竟。
哑巴妈说：“哑巴在三四岁的时候发过一次烧，因为家里穷没钱瞧。哑巴早先灵灵儿的，等发烧好了谁再对他说话，他的眼珠子直直儿地连头也不动。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啥也听不见。啥也听不见了还能说话，又过了半年连话也说不成了，就成了哑巴。”她停了一会儿又转了话题，说起了与病情无关的事，“我们这哒有个风俗，兄弟几个人得等老大先娶媳妇，老大不娶媳妇几个兄弟就不能娶媳妇……”
为了给儿子治病，老人家不厌其烦地给值班医生王大宬和陈晓霞诉说家事。
老人家看了看他俩接着说：“我生了八个，四个丫头四个娃儿。我家老头子腿脚不好，把孩子拉扯大可不易呀!四个丫头都嫁人了，四个娃儿老大是哑巴。老大的婚事一直拖着没办成，把几个兄弟耽误了好几年。没方子，才给三个兄弟娶了媳妇。如今他们都有了孩子，分出去另过了。我老大啊，还没生出来就订了媳妇，要是把媳妇娶上门早就有几个娃娃了。我老大啊，小时候灵灵儿的，后来成了聋子哑巴，早订好的媳妇不成了，到今儿还是一个人，孤单哩!我老大啊，是我跟他大的一块心病……”年近花甲的哑巴妈含着泪花如泣如诉，“医生，你说说，等我跟他大走了，他可咋办哩!求好心的医生想方子救救他吧!”
哑巴妈诉说完儿子的情况，王大宬比划着让哑巴端坐在凳子上接受检查。王大宬问：“你叫啥名字?今年多大了?”哑巴笑了笑。王大宬又问：“会写字吗?”哑巴又笑了笑。即使有时候用手势和“呜呜阿阿”的声音给予回馈，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表达的什么意思。母亲看着心里着急，抢着替哑巴回答问话。
医疗队没带检查听力的工具，只能大概了解情况。王大宬站起来，走到哑巴身后，把手表分别放在他的两侧耳边，他没有反应。在他身后发出从低到高的声音，还没有反应。用力拍手，仍没有任何反应。王大宬说：“看来哑巴一点儿听力也没有。从病史可以判断，他是后天性失聪，因失聪致哑。”
王大宬说：“除了聋哑以外，你看他的甲状腺还有不规则的肿大，我看可定为Ⅲ度大。”
王大宬仔细触摸哑巴的甲状腺，哑巴妈说：“再早没这么大，因为他不能说话心里着急，就越来越大了。”
王大宬说：“这是地方性甲状腺肿，有的是因为缺碘造成的，不是着急急出来的，跟他的聋哑没有直接关系。”
母子俩眼巴巴地看看王大宬又看看陈晓霞，企盼的目光如同一颗钢针刺进了王大宬的心。诊断明确了，关键是治疗问题。对于聋哑，至今还没有治愈的报导，面对他们母子，他感到窘迫和不安。他带着深深的同情把情况向哑巴妈做了说明，最后沉重地说：“可以试用针刺治疗，但不保险有用;您告诉他别抱太大希望。如果他和您都同意，从今天起就给他用针。”
一直在旁边的陈晓霞认真听完了王大夫的话，她说：“用针刺治疗，你有把握吗?这可是不治之症啊!”
王大宬说：“你说怎么办?反正针刺对他没有什么坏处，扎针时小心一点儿就是了。”
哑巴母子不停地用手势互相比划着，哑巴一边发出“哦，哦”声，一边不停地笑着点头。哑巴妈说：“医生，不管扎针顶不顶用，他愿意，我也愿意，就给他扎吧!”哑巴伸出大拇指频频点头。
王大宬看了看刘莎的病历，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打开第一页，写下：聋哑人，男，30岁，后天性聋哑26年。下面写着两组穴位，单日针刺治疗聋哑的穴位，双日针刺治疗甲状腺肿大的穴位。他让哑巴端端正正坐在凳子上，取出毫针，用酒精棉球擦了一遍又一遍，小心翼翼地刺进了治疗聋哑的几个穴位。
王大宬坐在哑巴对面仔细观察着，大约每过十分钟把毫针捻动几下，行针四十分钟后取下毫针。结束了第一次治疗，他对哑巴妈说：“您告诉他每天都来。今天治聋哑，明天治大脖子，交替用针。您家离这儿有多远?”
“不远远儿，二十几里。”
王大宬感慨地说：“呦，还不远哪，天天都得跑那么多路!”
“治病哩，走点儿路怕啥!还能到生产队借毛驴、骆驼啥的骑上就来了。”
“那就每天早上——就是你们今天来的时间或者晚一点儿来也没关系，我在这儿等着他。别让他着急，我肯定在这儿。”
哑巴妈跟儿子比划了一会儿，哑巴又伸出大拇指笑着对王大宬大夫点点头。
因为是第一次，需要了解病情、做检查、制定治疗方案等，结束治疗已到了晌午。医生们下班了，哑巴母子高高兴兴离开了医疗站。
哑巴每天早早来到医疗站，轮到王××上巡诊班时也不受影响。从第一次针刺起，从未间断过治疗。哑巴妈截长补短陪着来医疗站，代替哑巴与王大宬交流情况。
这一天，哑巴妈高兴地对王大宬说：“扎了一个多月，我们在他旁边大声说啥，他好像能听见一点儿了!医生，扎针顶用哩!”
听了哑巴妈的话，在给哑巴行针过程中，王大宬绕到哑巴身后，跟最初给他检查时一样用力拍手测试，见他的头颈动了动。再一次用力拍手，他的头颈又动了动。从反应上看，他好像真有了一些听力。王大宬喜上眉梢，面对哑巴左看右看，反复触摸甲状腺，甲状腺也缩小了一些。治疗似乎取得了疗效，他沾沾自喜，兴奋得不知所措。
过了几天，一个小伙子跟哑巴一起来到医疗站，哑巴把小伙子引到王大宬面前，小伙子主动说：“他是我哥，我妈这几天腿子发困，让我跟他来了。”
王大宬说：“好啊，你们都挺关心他，对他也是个安慰。”
小伙子爽朗地说：“对着哩，亲哥嘛!医生，快把我哥的病治好了吧，我们兄弟四个，三个都娶了媳妇，就剩下大哥一个了!”
王大宬让哑巴坐好，按计划扎好了针，然后坐在小伙子对面和他随便聊起来。他说：“咱们想得都一样，我们做医生的见了病人也很着急，可是治好聋哑还没有先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听了王大宬的话，小伙子的情绪一下子沉重下来，他说：“我是老四，十八岁娶媳妇。我都有娃娃了，可是大哥都三十了还是一个人，落怜得很哩!”
……
两个多月来，王大宬一直在对哑吧做着耐心的治疗。这天，他心里有一种很难表达的感觉，时不时对正在行针的哑巴端详一阵，好像比往日对他更加关心。治疗完了，他不得不把要离开的消息告诉哑巴妈：“大婶儿，我有别的任务，明天就要走了。”
哑巴妈一听就急了：“咋?医生明儿就走?这可咋办哩?”
王大宬安抚说：“您先别着急，哑巴的治疗由刘医生接替。刘医生您认得，她对哑巴的情况很熟悉，我们已交好了班。您嘱咐哑巴明天早一点儿来，我给他扎完针再走。”
哑巴妈点点头，忙把情况用手势告诉儿子。哑巴看了母亲的手势，突然急躁起来，一边呜呜阿阿地发声，一边心急如焚地伸出双手比划着，眼看着似乎减小了的甲状腺一下子又胀大了，见此情王大宬深感不安，赶紧对哑巴妈说：“您快把刘医生接着给他治疗的事告诉他!”
无论哑巴妈怎么对哑巴比划，哑巴的情绪一直没有稳定下来……
看到从远处奔跑而来的哑巴，王大宬从驼背上下来，迎着哑巴走过去。哑巴上气不接下气跑到他面前，把一只捆绑着双腿的活鸡硬塞在他的手里。他没有什么话可说，能说什么呢?说什么哑巴也听不懂。他把鸡放在路边，从挎包里取出放有毫针的小盒子和装着酒精棉球的小瓶子，示意哑巴坐在地上，和往常一样给他做针刺治疗。行针期间，王大宬一直在望着哑巴，哑巴也一直在望着他，他们相对无言……
“王医生，时间太迟了!”老乡着急了，他反复催促着。约摸行针二十分钟，王大宬把毫针一一取下来装好，从地上拿起那只鸡送还到哑巴手里，转回身再次骑上骆驼。骆驼站起来迈开大步，驼铃的叮当声再次响起来……
王大宬回过头向哑巴挥手，哑巴站在那儿呆若木鸡。见哑巴那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心里顿时又生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刚才的做法有什么用?只是给哑巴一点儿慰藉而已，这时他在那里想什么呢?他的希望是不是就此彻底地破灭了……
孤鸿断雁，顾影自怜!聋哑人啊，愿你尽快好起来，去拥抱属于你自己的一切，尽情地享受生活的快乐吧!
(这支北京巡回医疗队在河西走廊的工作就要结束了，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医务工作者们在为贫下中农健康服务的共同追求中，也收获了自己的甜蜜爱情。
酒泉的夜幕已经降临，繁星一闪一闪眨动着眼睛争先恐后地悬挂在高空。王大宬和陈晓露走到钟鼓楼墙脚下停下来，王大宬抬头望着灿烂的星空动情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大西北，有这古老的钟鼓楼作证，晓露我如实地告诉你，我喜欢你!”他进一步靠近了她，一下子抓住了她的手，“晓露，请你答应我!”
她把身子转过来面对着他。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一下子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轻声说：“晓露，在酒泉古城的钟鼓楼下我对你发誓……”)
大 地 丰碑
1977年夏日，千里河西走廊处处麦浪滚滚，瓜果飘香，一派丰收景象。河西各族人民载歌载舞，迎来了参加“甘肃省河西地区卫生革命和医疗队工作会议”的贵宾，也迎来了许多他们熟悉的北京亲人……
为更好地落实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为纪念敬爱的周总理派出北京医疗队来甘十周年，经党中央批准，卫生部于1977年8月15日至8月31在甘肃省召开了“甘肃省河西地区卫生革命和医疗队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是卫生部在甘肃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全国性会议。卫生部党组成员杨纯(卫生部主要负责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人民解放军卫生部门的领导同志，河西地区各县、市、旗的代表共167人参加会议。会议代表中，有五人是北京医疗队各分队负责人。他们是：河西队大队部负责人陈棣、一中队队长黎桂春、二中队队长金北城、三中队队长田志勇，四中队队长吕秉仁、五中队副队长潘自浦。
一
历史，永远铭记北京医疗队在河西地区救死扶伤的伟大实践。
甘肃省卫生局局长卫屏潘在大会上作的汇报发言和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三地一市的汇报交流，将北京医疗队付出的辛勤劳动，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绩，真实地再现在人们面前——
他们不辞辛苦，不怕疲劳，不避寒暑，不畏风沙，走遍了河西走廊420 000平方公里的村村队队，帐篷毡房，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挨户探访了90%以上的社员群众和牧民。在辽阔的戈壁沙滩，巍峨的祁连山麓，无论田间、地头、牧场、军营、铁路、矿山、机关、学校，坚持送医、送药、送温暖，把毛主席、党中央、周总理的亲切关怀送到千家万户，送到工农兵的心坎上。有些十分偏僻，或在祁连深处，或在沙漠之中，很少有人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社员群众激动地说：“旧社会医生咱们请不上门，新社会医药送上门，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
他们以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和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为榜样，发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想社员群众所想，急社员群众所急，“宁肯自己多走百里，不让病人多走一步”，全心全意为群众防病治病。10年来，他们在当地医务人员、赤脚医生配合下，共诊治各种病人100万人次，开展各种手术万例以上，把数千名患有严重疾病的阶级兄弟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过来。他们亲手给病人喂药、喂饭、端屎、倒尿、洗衣、理发。为了抢救窒息病人，有的同志进行人工呼吸;为了抢救垂危病人的性命，医疗队员主动献出自己的鲜血。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了几千年来那种“医不叩门”、“坐堂待诊”的陈规习俗。
他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积极帮助当地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培养提高赤脚医生和生产队的卫生员、接生员。10年来，经过他们培训、复训的人员在万名以上。肃南县康乐公社位于海拔3500米的扎科草原上，这里有裕固、藏、回、汉4个民族的400多人口，散居在几条狭长的峡谷里，远离县城，世代无医无药。1969年10月，扎科办起了合作医疗，培养了第一代裕固族的赤脚医生，经过北京医疗队的帮助建设，已有赤脚医生5名，他们不仅在医疗站值班看病，还坚持深入各放牧点巡诊。由于他们大搞中草药群众运动，实现了免费医疗。广大贫下中牧总结得好：“合作医疗赛拜纳(裕固族语意为好得很)，草原发生新变化，看病吃药不发愁，互相合作力量大，移风易俗讲卫生。”他们又说：“扎科草原卫生面貌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有了自己的医生;第二个变化是牧民有病不但能看得上，也能看得起;第三个变化是彻底改变了过去吃生肉、喝生奶、睡地铺、三块石头支一口锅的不卫生习惯，形成了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新风尚。
他们采取传、帮、带的方法，不知疲倦地把医学技术和临床经验教给赤脚医生和基层卫生人员。特别注意帮助那些还没有实行合作医疗的大队建立合作医疗站。他们采取办培训班、开经验交流会、办专题讲座、以师带徒等各种形式和开办外科、内科、中医、中草药、眼科、妇科、儿科、针灸、化验、放射线诊断、按摩等学习班、轮训了大批县、社医院医务人员，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仅1974年6月至1975年5月统计，北京医疗队就在河西走廊地区办地、县、社医院医务人员培训班112期，轮训1880多人次，办13种专科培训班56期，培训910多人次，办赤脚医生培训班109期，培训赤脚医生2180人。他们还把积极培养“一生两员”(即赤脚医生，卫生员、新法接生员)作为医疗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从1971年到1975年6月，医疗队就先后帮助当地整顿、恢复和新建合作医疗站1351个。手把手地教，临床和巡诊中带，使河西地区的医疗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他们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宣传、动员群众，大力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两管五改”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他们亲自指导并和群众一起结合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改造了大量的涝池，打下了不少机井、手压井，有的地方还吃上了“土自来水”，改变了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那种“涝池水，着实脏，杂草丛生黄泥汤;大虫爬，小虫游，每逢吃水使人愁”的旧貌。一个以卫生为光荣，不卫生为耻辱的社会新风尚正在形成。由于这一运动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各种传染病的流行，例如酒泉地区1965年各种疾病的发病率曾高达3%，以后逐年降低，1976年已下降到1%以下，人口死亡率亦由8‰下降到4‰以下。许多地方出现了“千年涝池变了样，人强马壮精神爽”的新景象，群众无限深情地说：“吃水不忘打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他们对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进行了查、防、治。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河西地区在937 000人中对布氏杆菌病、结核病、妇女病、儿科病、慢性气管炎、眼病等进行了普查普治。并在查、防、治的实践中，挖掘了一些疗效较好的中草药。如牛含水用于治疗气管炎、苦豆子用于治疗妇女病、红根草用于治疗痢疾等，这些药源广、疗效高的中草药的发现，对于开展群防群治提供了方便，深受群众欢迎。
他们遵照毛主席、周总理关于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指示，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大办各种类型的西医学习中医班，大搞中草药群众运动，大力推行针灸疗法和新医疗法，从而加快了中西医结合的进程。酒泉地区由北京医疗队亲手帮助建立的328个合作医疗站，大部分都办起了土药房，而且由他们亲手教会了许多中草药剂型改革的技术知识，自己可以制作许多种制剂。在张掖地区，他们亲自带领群众进山采药130余种，累计干药204 000斤。武威地区在北京医疗队治疗过的32万多人次的病人中，用针灸治疗的就达41 000多人次。
他们大力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积极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他们为当地党委当好参谋助手，出主意，提措施，搞宣传，培育手术队伍，落实节育措施，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武威地区在北京医疗队进驻以前的1973年，计划生育工作还处于后进状态，人口自然增长率很快高达33.7‰，1974年经医疗队宣传和帮助，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69‰。特别是武威县，是一个拥有70多万人口的大县，医疗队在这里指导帮助了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很快由1972年的34.2‰下降到1976年的10.8‰。
10年来，北京医疗队在河西地区的卫生革命实践中，所作的大量模范事迹说明，他们是一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是一支卫生革命的工作队，是一支救死扶伤的医疗队。河西广大社员群众热情称赞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二
甘肃省河西地区卫生革命和医疗队工作会议，对北京医疗队10年来在西北地区的工作作了全面回顾和总结，会议组织代表们分别在河西的有关地、县、公社卫生院和大队、居民点的合作医疗站进行参观、学习、交流。会议认为，河西地区的卫生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一是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深入人心，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河西地区各级党组织注意把卫生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经常研究，定期检查，通过有线广播、黑板报、专栏、学习班和各种会议等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宣传活动，使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和周总理为医疗队提出的六项任务，基本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出现了无病早防，有病早治，不信鬼神信科学，不靠老天靠路线的新思想，一个以讲卫生为荣，不讲卫生为耻的新风尚，逐步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二是农村医疗条件有了显著改善，一个防治结合、平战结合的医疗卫生网基本形成。截止1976年底，河西三地一市共有医务人员9101人，病床7032张，较1949年人员增长了330多倍，病床增长了700多倍;较1965年，人员增长了1.2倍，病床增加了1.4倍。卫生机构已发展到677所，地、县都有人民医院，公社都有卫生院，大队有合作医疗站，生产队有卫生员。赤脚医生已发展到7000多人，卫生员、接生员共有13 000多人。他们常年战斗在防病治病的第一线，送医送药到田头，方便了群众，促进了生产，基本上改变了河西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三是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发展，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这几年来，河西地区普遍开展了挖井、修涝池、改圈棚、修厕所的活动，改造环境卫生，基本上改变了历史上“人无厕所猪无圈，人畜共饮一池水，做起饭来满屋烟”的不卫生状况。各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地方病加强了治疗。张掖地区对危害人民的布病，进行了群众性普查、普治，1976年患病率比1971年下降了76.6%，使许多贫中农患者恢复了健康。敦煌县黄渠公社常丰大队由于在医疗队队员的帮助下大搞爱国卫生运动，1971年夏秋季肠道传染病发病率比1970年同期减少了62%。
四是计划生育工作进展较快，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几年来，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了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一面向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一面从自身做起，带头实行计划生育。各地通过层层举办晚婚和计划生育学习班，组织宣讲团、手术队，挨村挨户进行宣传和落实节育措施，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33.7‰，下降到1976年的10.37‰。
会议认为，10年来，由于卫生革命的发展，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逐步提高，保护了劳动力，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1976年粮食总产达29.9亿斤，比1949年净增2.8倍。河西地区22个县、市、旗中，已有12个县粮食上了《纲要》。
大量的事实，充分反映了在毛主席”六”六”六”六•二六”指示指引下，在北京医疗队的具体帮助指导和辛勤工作下，甘肃省河西三地区医疗卫生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它向人们表明，坚持不懈地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对于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千里河西走廊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