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祁连山下巡诊忙
这里田广地肥人民勤劳，
这里莽莽草场牛羊肥壮。
北京医疗队像春风一样吹拂，
“六•二六”战士的旗帜把祁连山尽染。
从此，阴霾和疾病远遁，
党的关怀温暖着河西走廊。
……
——陈忠虎
杨国庆，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人大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是台湾省台北市人，曾侨居日本，新中国成立后回国。1960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博士。1972年，时为北京市第六医院外科医师的杨国庆参加河西走廊巡回医疗队，在山丹县李桥中心卫生院工作一年，后又在敦煌县农村工作了一段时间，为河西群众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李紫阳，现为中国女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二女儿，她曾参加巡回医疗队奔赴河西，在这片洒下父辈和红军西路军将士热血的土地上，谱写着新的爱民篇章。
吴明江，中国医学会副会长，曾经参加北京巡回医疗队，在河西走廊的农村为民服务，奉献自己的热血、青春和才华……。
从1967年6月以来，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院、北京医院、北京医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妇产科医院和其他一些北京市、区所属的医院的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组成北京医疗队。从此，千里河西走廊的农村、牧区和祁连山麓、嘉峪关内外，洒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黑河两岸、腾格里沙漠，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十年间，先后10批，共4000多人(包括甘肃省城市医院选派，配合开展工作的医务人员)，肩负着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人民交给的重任，不远千里，先后来到河西走廊，跑遍了祁连山麓的村村寨寨，探访了沙漠、草原的毡房帐篷。在河西走廊的北京医疗队还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树立起了一座爱民、为民的历史丰碑，一位医疗队员在酒泉巡诊途中，不慎从骆驼上摔下，将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河西人民的健康事业……
赴河西走廊的北京医疗队，每一批都坚持挨家挨户地访问贫下中农(牧)，送医送药上门，其中第七批医疗队成员共301人，一年之中就访问了13万户，平均每人走访400多户。第八批北京医疗队员共有400多人，其中40%以上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科主任一级的大夫和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主治医生占了相当数量。在组织医疗队的过程中，首都广大医务人员纷纷报名，出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事例。有些同志过去虽然已经参加过医疗队，这次仍然报名要求参加，一些年纪较大的医务人员也积极报名。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50多岁的传染病科讲师赵树馨报名后，听说领导上没有批准，她着急地再次提出要求说：“我年纪虽然大了一些，但决心争取一切机会，好好为人民服务。”赵树馨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高兴地踏上了征途。出发前，党组织为医疗队员们举办了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更加坚定了他们搞好这次巡回医疗工作的决心。赴河西走廊第八批北京医疗队的同志学习贫下中农和赤脚医生的好思想、好作风，学习他们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不仅背药箱看病，还背粪筐拣粪。全队一年拣粪达18万多斤，每人参加农业劳动都在60天以上。社员群众赞扬他们说：“北京医疗队也姓‘农’。”
10年来，北京医疗队顶烈日，战风沙，踏冰雪，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送到千户万家，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戈壁、沙漠、雪山、草原。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满腔热情地为广大农牧民防病治病，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培养当地赤脚医生，积极参加农村卫生建设，促使河西三地区(武威、张掖、酒泉)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河西走廊广大群众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河西走廊4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传颂着北京医疗队队员全心全意为社员群众服务的事迹。干部群众感激地说，北京医疗队从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来到河西走廊，带来的是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带来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温暖。各族人民用最美好的语言赞颂他们，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10年来，在当地医务人员、赤脚医生配合下，北京医疗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当地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进行了普查，基本上摸清了河西走廊疾病发病情况，为进一步开展防病治病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北京医疗队还特别注意培养女赤脚医生。他们和当地干部、群众，发动妇女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决裂，使大批妇女参加到赤脚医生的队伍中来。大批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新法接生员的迅速成长，为河西医疗卫生事业增添了新鲜血液，在农村卫生革命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北京医疗队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河西走廊各族人民进一步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温暖。
古道传真情
——北京医疗队在武威
1973年6月下旬，周恩来总理派北京医疗队六中队一行50人，到景泰协助农村卫生建设……
北京医疗队来景泰后和景泰医务人员组成7个分队，分赴红水、五佛、正路、喜泉、寺滩、芦阳、中泉各公社。一年中共诊治病人5.1万多人次，做各种手术476例，抢救危重病人688例，发动群众改修厕所1.6055万个，改修猪圈1.79万个，修泉46个，改井84眼，帮助整顿合作医疗站64个，恢复5个，新建6个。举办放射、干板摄影、妇产科、检验科、外科麻醉、内儿科、制剂、中草药、新医疗法学习班共10期，初训和复训赤脚医生193人次，公社卫生院、县医院、防疫站医务人员720人次。对4.5万多人进行卡介苗、双百疫苗、五联疫苗等预防注射。用自制大青叶二花喷雾剂、贯众煎剂紫草汤、红根草粉、食醋熏蒸等方法对3万多人进行流行感冒、细菌性痢疾、麻疹等预防投药。对7957人进行了结核病、妇女病、肠道寄生虫病、慢性气管炎、风湿性关节炎等常见病普查，积累了资料。先后制成了骆驼蓬胶冻剂、苦豆子栓剂、沙冬青软膏等21个剂型，118种制剂，用于防病治病，效果良好。1974年6月，医疗队完成任务返回。
——摘自《景泰县志》(1996年版)第七节：北京医疗队在景泰
武威地区地处河西走廊东部，时辖武威、古浪、景泰、民勤、天祝、永昌6个县。几年来，北京医疗队一批一批地来到这里。他们不怕山陡路险，不顾气候多变，头顶戈壁烈日，脚踏祁连冰雪，走遍了祁连山麓的村村寨寨，探访了沙漠深处的毡房帐篷，为社员群众送医送药，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带进了千家万户。他们同当地医务人员、赤脚医生一起，满腔热情地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积极参加农村卫生建设。当地各族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
一
那年，已经要过春节了，一位在天祝县巡回医疗的北京女医疗队员，不慎从惊马的背上落下，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草原,献给了草原上的人民……
在高寒山区天祝藏族自治县巡回医疗的队员们，不顾高原反应，坚持送医送药上门，走遍全县的12个公社和10个牧场。有一个河沿生产队，24户人家居住在深山老林里，医疗队的两名队员，坐上木吊斗，渡过了水急浪险的大通河，攀越崎岖难走的山间小道，挨门逐户遍访这个队的群众。这个县的松山公社有一位藏族贫农温大娘，年老多病，腹部患有肿瘤多年了。近年来肿瘤越长越大，大娘不能躺卧，长年跪在炕上。1973年7月，北京医疗队来到温大娘家。经过仔细检查和反复研究，医疗队决定给温大娘动手术，解除她的病痛。在当地党政领导、医疗卫生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医疗队在公社卫生院顺利地为温大娘摘除了一个31斤重的肿瘤。出院那天，温大娘把儿孙们都叫来，含着幸福的泪花，同毛主席派来的“曼巴”合影留念。藏族群众激动地说：“祁连山再高，没有毛主席派来的‘曼巴’热情高，大通河再深，没有毛主席的恩情深!”
北京医疗队在武威地区送医送药，诊治了大量病人，抢救了不少危重病人。在巡回医疗的同时，他们还对当地的一些多发病、地方病进行了普查，和广大群众一起，大力开展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仅武威一个县，就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改良人畜分用的沙滤式涝池165个，使50 000多人吃上了清洁的过滤水。
二
北京医疗队在武威地区巡回医疗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要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必须让农村中大批医药人员和赤脚医生迅速成长起来，尽快地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北京医疗队通过在实践中用传、帮、带的方法，把自己的医疗技术尽可能地教给县、社医院医药人员和赤脚医生。
武威地区的农村合作医疗，如烂漫的山花，开遍了祁连山下。北京医疗队大力协助各地党组织不断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事业，使各地合作医疗站，发挥了农村卫生基地的作用，真正成了“不走的医疗队”。
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各地卫生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北京医疗队在各县多次召开了座谈会、群众大会，举办赤脚医生、干部和社员群众代表参加的学习班，宣传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同时，他们广泛听取广大社员、干部的意见和要求，对各地的合作医疗站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调查报告，并帮助整顿、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站。
1973年到1974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永昌县巡回医疗的北京医疗队员，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组成10多个小组，在县委统一领导下，认真总结推广当地办好合作医疗的先进经验，帮助整顿巩固了100多个大队合作医疗站，占全县大队总数的83%。全区农村绝大部分生产大队也都有了合作医疗站。
为了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医疗队同当地赤脚医生和群众一道，采药、种药、制药，使用土方、单方、验方，推广新医疗法，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北京医疗队还同当地卫生部门一起，积极培训赤脚医生。举办各种类型的医疗卫生学习班，一批又一批的赤脚医生和医务人员参加了培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特别注意培养女赤脚医生。1973年下半年，医疗队在武威县巡回医疗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县的大队合作医疗站中女赤脚医生很少，农村妇女的卫生工作抓得不得力，他们就向地方党委提出了举办女赤脚医生学习班的建议。在地方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他们专门举办了11期女赤脚医生学习班，培养了378名女赤脚医生，使全县85%以上的大队都有了女赤脚医生。
在培训赤脚医生的过程中，医疗队员们不但手把手地教技术，而且十分注意传思想、带作风。女共产党员、妇产科大夫侯春日，培养天祝藏族姑娘王朵梅时，就是这样做的。22岁的王朵梅开始嫌妇产科工作脏，不愿学。侯大夫就多次找她谈心，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旧社会藏族人民无医无药，没人过问，现在，党要把你培养成藏族人民的妇科医生，你却不愿学，这对吗?”一席话使王朵梅深受教育。在侯大夫的带动下，朵梅不怕脏，争着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进步很快。不但掌握了妇产科的一般技术，还能熟练地做结扎手术。
三
煤油灯下，北京医疗队队员和赤脚医生一起学业务;田间地头，北京医疗队队员和赤脚医生一起参加劳动;毡房、炕头，北京医疗队队员和赤脚医生会诊，给群众防病治病。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北京医疗队的队员们自觉地和社员群众打成一片，在艰苦环境中磨炼自己，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许多医疗队员深有体会地说：“农村牧区是个大课堂，晒黑了皮肤，炼红了思想。”妇产科大夫马必皓，过去一直在条件较好的医院工作。刚到农村时，她看到公社卫生院的手术室条件比较差，有些该做的手术不敢做。后来，马必皓在实践中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以后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风里来，雨里去，三更半夜随叫随到，一些该做的手术，无论在公社卫生院还是在社员炕头，也都敢做了。许多队员在工作中想社员群众之所想，痛社员群众之所痛，他们亲自给病人喂药，喂饭，理发，洗衣，端屎倒尿，帮助病人翻身、运动。不少队员在困难条件下，用口对口的办法对窒息的新生儿进行抢救。有的队员为了更好地培训赤脚医生，让学员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有的队员为了保证自制药品的安全使用，将试制品首先在自己身上试用。在天祝、民勤、古浪工作的医疗队员中，先后有13人为了抢救阶级兄弟，献出过自己身上的鲜血。社员群众说：“过去地主老财吸我们的血，巫神游医骗我们钱;现在党领导我们过上了幸福的日子，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献出自己的鲜血为我们治病，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在民勤县巡回医疗的北京医疗队队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一次深入到腾格里大沙漠中的3个牧业大队，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牧民们看到他们，感动地说：“旧社会，我们踏遍草原请不来医生，得了病只有等死;新社会，毛主席从北京派来好医生，踏遍草原找病人。这真是，千好万好没有社会主义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四
来自北京的医疗队员始终以患者为中心，视患者为亲人，时刻守护着广大农牧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安全。苏俊魁先生讲述的年轻女医疗队员冒雨出诊的故事，好似发生在昨天，发生在眼前……
那天，秀林看见金岚又像往常一样，收拾好药箱准备出发，知道她又要按时去给老祥大叔扎针，便拉住金岚说：“今天晚上雨这么大，能去吗?”金岚笑着说：“咋不能去?雨再大也要去!”秀林说：“那，出个问题咋办?要不，咱俩一起去。”金岚拍了拍秀林的肩膀，说：“我一个人能行，又不是生路!咱俩都走了，谁值班呢?”没等秀林再说，金岚掀开门帘就走了。秀林爬在窗口向外望，只见茫茫的雨幕中，她们的站长，很快消失在初夜的山雨中，只有那手电光，在山路上忽长忽短地闪动着。
雨，越下越大，山路上水像小河一样淌着。金岚把裤筒卷在半腿上，两只解放鞋里早已钻满了水，可她根本没管水深水浅，只是一个劲儿地赶路。这时，她想的是，大叔一定等急了。于是，她那两条粗壮的泥腿跨得更大了。
雨，刷刷刷地下着;水，哗哗哗地流着。一道亮亮的手电光，穿过山林，越过沟豁，有时一上一下地跳跃，有时像流星一样疾驰。
这山叫玉峰山，翻过玉峰山有个玉泉村。在玉泉村的东头，有一户人家的窗户上还亮着灯光。灯下，有两个人正在说话：
“睡吧，今晚金岚不会来了，天这么黑，雨这么大，一个姑娘家咋来得了?”
“不，那孩子会来的。我已经摸透了这孩子的脾性。自从她从北京来到咱公社卫生院，她是咋样给方圆几十里社员群众看病的，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那倒是，提起金岚给社员群众看病，谁不夸呀!可今晚，兴许路都叫水冲断了呢!”
“这也挡不住她。你忘了冬上那次，下了尺把深的雪，把她滑到沟里去了，摔伤了好几处，她还是来了。从她坚持给我扎针、敷药，治我这三十年的腰腿病以来，风里、雨里，她哪一天断过啊!”
忽然，院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了，接着，踩着泥水的“哗啦，哗啦”的脚步声，响到了房檐下，人还没有进屋，清脆的说话声已经飞了进来：
“大叔，大婶，今天我来迟了。这雨够大的啦!”随着声音，金岚走了进来。她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浑身的水还在往下滴，很快，她的脚下就成了水汪汪的一滩。
苏大婶赶快拿来一条干毛巾让金岚擦擦脸上的雨水。姑娘的脸擦干了，苏大婶的眼眶却湿润起来，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淌下来。苏老祥大叔瞅着金岚，嘴动了动，却没有说出声来。
金岚被风雨冲洗过的脸颊，显得更加红润了，她嘴边依然挂着深深的笑涡，仿佛刚才经历的不是一场与风雨的艰难搏斗。
一根银针，扎进了老祥叔膝部的一个穴位，金岚一边轻轻地捻针，一边观察老汉的神情，琢磨扎针的效果。怪，今天老祥大叔皱着眉不吭声，针已经扎到了预定的深度，他仍然像没有感觉一样。近几个月来都不是这样，随着腰腿病的减轻，大叔就是体会针感越来越灵敏，而今天，这是怎么了呢?金岚奇怪地问：
“大叔，你——?”
老汉瞧了瞧金岚，说：“我在想，我这腿已经能够行动了，以后我自己到医疗站去，再不能让你这么天天跑了。”
“那咋成呢?”金岚摇着头说，“你就是腰腿没有病，我也不能让你天天跑这么远的山路!”
是啊，多朴实的话语。它道出了北京医疗队员对社员群众的深厚感情。
那些年，一批又一批的北京医疗队员来到武威地区，他们没有辜负“北京医疗队”这一光荣的称号!每当一批医疗队员完成自己的任务，要回原单位的时候，勤劳好客的武威人民总是恋恋不舍，依依送别。他们拉着医疗队员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北京的大夫们，欢迎你们以后再来啊!”
亲人就在我身边
——北京医疗队在张掖
张掖地区南依祁连山，北临大沙漠，6个县居住着10个民族，广大农村、牧区缺医少药，农(牧)民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
北京医疗队来到张掖地区后，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为社员群众(牧)防病治病。从此揭开了张掖卫生历史新的一页，广大社员群众热情地赞扬说：“北京医生为我们带来了毛主席的恩情、党的关怀。”
那一年，北京同仁医院妇产科专家姚德馨，在老乡家中巧施妙手，为社员摘除十几斤重的卵巢囊肿;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李荣德，一位中央首长保健医生，外国友人保健专家也在巡回医疗队大显身手……
一
在张掖地区，活跃着一支又一支北京医疗队，他们建立的历史功绩，当地的地方史志中多有记载——
1967年、1972年、1973年，国务院三次派北京医疗队来肃南，为各族人民群众防病治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1972年，在北京医疗队的大力帮助指导下，举办“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学习班，共7期，对全县90%以上的“赤脚医生”采取了基层初训、县上复训、划片分点、以师代徒、现场教学、门诊见习，实习和课堂讲授等办法，80%的“赤脚医生”提高了业务水平。1975年至1977年，全县参加合作医疗的社员4540户，24 595人，占农牧村总户数的100%，人口的99%。全县共有合作医疗站31个，其中队(村)办11个，社办20个。20个公社，77个生产队有站，巩固和比较巩固的合作医疗站占95%以上，实现了站内看病不收钱，外出看病全报销的“双免”站有7个，占20%。全县有153名“赤脚医生”，其中：男98名，女55名，少数民族“赤脚医生”97名，卫生员50名。“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平均每队2名，全县有接生员69名。
——摘自《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志》(1994年版)
1967年10月，北京医疗队驻张掖地区中队的一个小队，一行6人进驻民乐，在5个月时间内，为群众治愈了大量疑难病症，并通过传、帮、带传授了医疗技术。1972年5月，第二批北京医疗队来民乐，由北京西苑医院、北京广安门医院、北京医院等12个单位的41人组成。医疗队由西苑医院副院长李世忠任队长，北京中西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医务科主任李振海任副队长，首都医院高干住院部党支部书记肖清复任指导员，国家卫生部祝秀莲任副指导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京医疗队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诊治了大量的各种常见病和疑难病，并开展了以两管(管水、管粪)、五改(改厕所、改涝池、改炉灶、改畜圈、改造环境卫生)为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设计并改建了130个过滤式涝池。
——摘自《民乐县志》(1996年版)
1967年10月，首批北京医疗队来到临泽。通过巡回医疗，促进了临泽县医疗技术的提高。同时，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下放来临，一批医学院校毕业生充实基层，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技术队伍，医疗技术得到全面发展。1969年，由北京协和医院等单位组成的第二批医疗队来临。1972年6月，由北京市结核病研究所、北京儿童医院、结核病医院、输血站、药检所等10个单位44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北京医疗队第三中队来临。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因陋就简地开展外、骨、胸、妇、眼科等手术，并对当地医务人员进行外、儿、妇科、化验、X光机等专业培训。是年，在北京医疗队指导下，成功地进行开胸手术2例，并协助县医院开设眼科。1974年6月和1975年6月，甘肃省新医药研究所肿瘤普查防治队两次来临，开展了10万人次的肿瘤回顾调查，对确诊的患者进行治疗，交流经验，传播技术。
——摘自《临泽县志》(2001年版)
二
在祁连山区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辽阔草原上散居着裕固、藏、汉、蒙古等七个民族。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这里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一扫历史上遗留下的一无医、二无药的状况，使各族人民的健康有了保证，草原上呈现出人口兴旺、经济繁荣的新气象。
那年，北京医疗队的一个中队来到了祁连山深处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这里重峦叠嶂，雪峰连绵，地广人稀。17 000多裕固族和藏族、蒙古族牧民分布在20 000平方公里的高山草原上。在这里巡回医疗面临很大的困难和考验。但是队员们望着那巍巍雪山，心中涌起一股革命的豪情，他们在放下背包后的2~3天里，就迅速组成医疗小组，纵马奔向千里草原的各个放牧点。
7月的祁连山区，风雨变幻，气候无常。一天，一个医疗小组冒雨翻越海拔4 200米高的家积尔大坂。这里遍地冰雪，空气稀薄，行走十分困难。在60度陡坡上，路只有2尺宽。头上，雨雪交加;身边，云雾翻腾;脚下，百丈深涧。但是队员们毫不畏惧，拉着马，克服高山反应，顽强前进，跋涉十几个小时，终于胜利地翻过了家积尔大坂，催马向长干河边的两座帐房赶去。这里的两户裕固族牧民听到马蹄声，迎出户外，他们看到浑身湿透了的医疗队员翻山越岭送医上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赶紧请医疗队进帐房，热情地端出热腾腾的酥油奶茶，款待他们。队员们顾不上休息，立即打开药箱为这两户牧民查治疾病。
肃南县大河区韭菜沟公社西岭生产队有280多口人，大部分是裕固族，常年过着四季游牧的生活。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他们把原先的“三尺平地当炕，天阴下雨水汪”的地铺，一律改成木板炕，无论一年流动放牧到那里，板炕就驮到那里，一到住地随时可以搭炕。过去的“三石一顶锅”换成了柴、粪、煤三用大铁炉，既卫生，又暖和;碗筷、衣物都有箱柜。由于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群众的健康水平有很大提高，畜牧业生产连年取得好收成。60多岁的下中牧老人干干草，利用空闲时间特意织了一个马捎裢，亲手交给医疗站的医生，语重心长地说：“合作医疗站是毛主席给我们办在家门上的医院，我没有别的东西感谢毛主席，就织这个马捎裢送给你们驮药看病，表达我们贫下中牧对毛主席的一片心意。”在进入肃南草原后的1个月内，这个中队就探问了近2 000户牧民，为10 000余人检查了身体，诊治了疾病，用自己的辛勤工作传达了党和毛主席对裕固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一天，北京医疗队的一支小分队跋山涉水，穿过草原来到距县城130多里的张掖县平山湖公社。在逐户探问中，发现张永桢大爷患肠梗阻已经10多天了，病情十分危急，急需手术抢救。可是，这里既没有手术室，又缺乏必要的药品，手术治疗有很大困难。这时，队员们想起了白求恩大夫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在破庙里为伤员做手术的情景，决心尽一切力量抢救老人。副中队长陈桂滋闻讯后，立即从160多里外的大满公社赶来，组织队员进行手术前准备工作，然后又往返260多里到县城取来葡萄糖注射液。队员们在一间小学教室的房梁上张开一幅白布防尘，地上洒了消毒水，用两张课桌拼成“手术台”，自己动手制作生理盐水和各种敷料。就这样，迅速地布置起一个简易手术室。教室外面的乡亲们议论纷纷：医生来到山村做手术，开肠破肚救病人，真是从来没有的事。
深夜，四束手电光照亮了“手术台”。陈桂滋大夫和藏美孚大夫密切合作，敏捷地切开了病人的腹部，找到了梗阻的地方后，细心地分离着肠间粘连。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手术成功啦，病人脱离险境。在医疗队员们的精心护理下，张大爷很快恢复了健康。
北京医疗队在偏远的农村和牧区进行巡回医疗，没有城市大医院的设备和条件，但是他们从实际出发，因陋就简，创造条件，积极开展“帐房手术”和“炕头手术”。仅半年时间，他们就克服种种困难，做各种手术3200多例，抢救脑外伤、子宫破裂、宫外孕、农药中毒等危重病人400多例。还使不少白内障病人重见了光明，为社员群众解除了病痛。
三
北京医疗队一中队党支部，为了使农村卫生工作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作出了“卫生工作上条田”的决定。新墩公社医疗小队接到通知后，立即组成了“农村卫生革命宣传队”，连夜排练了几个小节目。第二天一早就上了条田工地，他们利用广播宣传除四害，宣传“两管五改”重要性，受到广大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中队党支部及时推广了新墩公社医疗小队的经验，各小队也都深入社队边劳动、边宣传、边防病治病。和平公社医疗小队和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一起自制感冒散，送到地头。沙井公社医疗小队在劳动中发现地里有很多鲜芦根，就向群众宣传它对防治麻疹的作用，动员大家采集。民乐县医疗小队不仅组织了宣传队上条田，还在工地上办起了赤脚医生学习班，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社员有病及时治疗，干部、群众都很满意。
统计显示，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上半年，张掖地区共采干草药130多种，20多万斤，自制丸、散、膏、丹等成药231种，不仅临床效果好，还减轻了群众的医药费负担。
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全区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重点放到了农村，农牧区卫生事业蓬勃发展，医疗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截止1976年，全区国家卫生机构比10年前增加了32%，床位由50张增加到1369张，其中960张设在农村。国家医务人员增加了50%，其中县以下的占73%。66个公社医院均已初具规模，有54个能开展普通外科手术，大部分内、外、儿、妇等科疾病可以不出社治疗。医务人员坚持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方向，在认真搞好院内工作的同时，有400多人坚持常年在农村巡回医疗，受到了社员群众的热烈赞扬。
在培养和提高赤脚医生的过程中，北京医疗队员们言传身带，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所掌握的医疗技术教给赤脚医生。 针灸大夫康希圣，在举办针灸学习班时，手把手地教赤脚医生新针疗法，还经常让学员在自己身上试针。他带着学员边看病边教学，有时一天要看200~300个病人。从清晨忙到深夜，手都捻出血泡来，仍然坚持工作，耐心地帮助学员捻针、看病。别人劝他休息，他总是不肯。就这样，一年来他走遍了张掖地区的6个县，行程数千里，始终坚持着边巡回看病治疗，边培养、提高赤脚医生的工作。同志们看他实在太累了，劝他休息一下，他说：“我们多培训一个赤脚医生，就能多留下一个永远不走的医疗队员!”在培训赤脚医生的过程中，许多医疗队员还常常主动地当助手，让赤脚医生站在第一线独立看病和进行手术。医疗队员们耐心地把手术前的各种准备和麻醉技术，以及手术前、手术后的种种护理方法，无私地教给赤脚医生，使他们医疗水平得到很快的提高。
北京医疗队在开展农村卫生革命中，对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这两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热情支持，对那些散布合作医疗是“草上露水，瓦上的霜，兔子尾不得长”，赤脚医生是“放羊娃当大夫，明打明哄人哩”的错误言论，予以坚决抵制和批判。他们加强领导，抓好典型，解决新的问题，使新生事物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区658个大队，全部实现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发展到1800多人，使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变。1965年前，农村平均1630人中有1名医生，当时240人中就有1名医生。再加上4000多名卫生员、接生员，这样就基本上保障了社员有病能够得到就近而及时的治疗。各合作医疗站和广大赤脚医生，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带领社员群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大搞以“两管、五改”为内容的卫生基本建设。全区1400多个人饮涝池，已有一半改建成沙滤井或土自来水，使20多万人民群众结束了祖祖辈辈人畜共饮一池水的历史。赤脚医生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送医送药上门，积极防治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有效地降低了发病率，还治疗了许多疑难病症。据统计，全区合作医疗站一年诊治病人达432万人次。他们还在34万人口中进行恶性肿瘤的回顾调查，初步摸清了肿瘤在张掖地区的发病情况。他们还大力宣传晚婚，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使全区人口增长率从1965年的34‰，下降到1975年的20.4‰。社员群众喜看农村卫生面貌的深刻变化，高兴地说：“合作化挖掉了我们的穷根，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挖掉了我们的病根，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就是好!”
草原儿女乐开怀
——北京医疗队在酒泉
新华社兰州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电：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医研究院、北京医院和北京市所属各个医院医务人员组成的北京医疗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于去年六月到甘肃省河西走廊西部酒泉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地普查和防治地方病、常见病。去冬以来，他们先后在敦煌、安西、玉门农村普查了十九万多人，其中在二十七个公社十万零五千六百多人中进行了布氏杆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普查，在八个公社十五个大队的三万余人中进行了结核病普查，为九千二百人作了胸部透视。由于采取了边查、边防、边治的措施，不仅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健康水平，而且还为今后进一步控制和消灭当地的地方病、常见病，打下了基础……
潺潺的小溪，在青青的草地上穿行;远处，稀稀落落的帐篷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
一支北京巡回医疗队宣传队乘座着一辆大卡车，从公路走下来拐进一条小路，又行驶了一段路程，在帐篷比较密集的地方停住了，原来这是藏牧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人们纷纷下了车，牧民们新奇地向大卡车围拢过来。领队与牧民们用手比划了一会儿，不知说了些什么，顿时人们欢呼起来：“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3名队员分成3组，在一家藏包两边设立了临时医疗点儿，牧民们纷纷走到队员们的面前。给每个人检查完了身体，这个人就跟医生说：“突吉其!”
为前来的所有牧民们检查完了，队员们列队站成两排。宣传队队长站在队列前面对牧民们说：“同胞们，同志们，卫生部“六•二六”医疗队宣传演出现在开始!”
声音刚落，队长转回身挥动双臂指挥队员们高唱“社会主义好”、“东方红”等革命歌曲，接着又跳起了“忠字舞”。牧民们顿时鼓掌欢呼……
演出完了，队员们分别走进三顶藏包。落座后，女主人给队员们先倒上酥油茶，又端来了叫不出名字的小吃和还没熟透的牦牛肉，随后给每人斟满了青稞酒……队员们尽兴品尝牧民们用动物内脏做成的特殊食品，时不时用藏语说：“突吉其!”
离开了藏牧民居住地，人们乘上大卡车又从小路慢慢开上了公路，再次飞奔起来。
这是北京巡回医疗队在酒泉服务的群众的一个真实场景。
酒泉地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最西部的戈壁滩上。这里气候多变，冬季严寒，夏季酷热，有时风沙漫天，有时暴雨倾盆。在方圆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居着近70万蒙古、哈萨克、回、满、汉等各族人民。新中国成立前，不少村庄被称为“布病窝”、“痨病窝”。北京医疗队分期分批来到这里后，认真开展地方病、常见病的普查、预防和治疗工作。其情其景，恰如酒泉县银达公社大队墙头诗《城里医生下农村》(社员：赵彦泉)所云：“城里医生下农村，访贫问苦查疾病。一根银针凝深情，全心全意为人民。”
一
“六•二六”指示指航向，
白衣战士赴边疆。
我们的“驼背医院”，
巡诊在千里草原上。
载着阶级的深情，
驮着党的关怀和希望，
我们把红太阳的温暖，
送到贫下中牧心坎上。
治愈了瘫痪病的加布大妈，
现在策驼放牧忙，
双目复明的巴登大爷，
正在修建洗澡塘。
医好的聋哑孩子，
引吭高歌红太阳。
合作医疗像吐穗的红柳花，
在草原上溢彩喷香。
……
望着草原人畜兴旺的景象，
我们的心情似碧波在荡漾。
——武永清
《玉门市志》(1991年版)载：
北京医疗队自一九七一年开始，先后有四批共一百九十二名专家和医护人员来本市防病治病、培训医技人员。仅一九七一年，就培训农村“赤脚”医生一百二十四名，卫生员四百零六名，红医员四千六百九十九名。在此期间，农村卫生队伍有显著发展。
《酒泉市志》(1998年版)(第三节 北京医疗队)载：
1967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向河西地区派遣第一批医疗队，此后，每年一批。从1974年第七批开始每年向酒泉县派出医疗队，先后共4批、144人。
北京医疗队成员大多是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其中有著名泌尿科专家刘猷坊，血液病专家周霭祥，骨科专家奚达等。医疗队在酒泉县共诊治各类病人30多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496例，做输卵管结扎手术2337例，放节育环20 396人(次)，推广其他节育措施94例。积极开展针灸、针刺麻醉、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等中医疗法;培训赤脚医生1012人(次)，并培训了妇产科、外科、内科、牙科、眼科、放射科等专业人才，举办了中西医学、针刺麻醉、中药炮制等学习班，培养了一批中西医结合的骨干力量，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北京医疗队在开展以“两管、五改”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中，亲自设计和实践，改建成功自来水型沙滤槽式涝池307个，初步改善了饮水不卫生状况。
医疗队还对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甲状腺肿、妇科病等进行了普查普治，查清了地方病、常见病的流行、发病情况，提出了具体防治措施，编印出《农村常见病中草药治疗手册》。
二
“这段历史,很值得人们铭记。北京医疗队不仅给大家带来健康和文明，还让乡亲们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勾起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说起北京医务工作者在自己家乡的医疗活动，兰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敦煌县杨家桥公社鸣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兼团支部书记毛仁感慨系之。
文明新风在戈壁滩上吹拂。
毛仁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大队有4个生产队，1200口人，经常有医疗队走家串户，我们也就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医疗队员对人群中、饭桌上放屁不以为然，说你们不要可笑这事了，上下通气，是一种健康的标志。而老百姓不懂，还认为是北京人怪异。农村的小娃娃，糊着个土蛋。大人们也不讲卫生，张口就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话不对，怎么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病从口入。”医疗队员们听到后马上进行纠正。北京医疗队从很现实、很朴实、很常见的知识讲起，给老百姓讲饭前便后要洗手、要刷牙的道理。让不要吃涝坝水，一定要把人畜隔开。还建议老乡们不要吃从盐湖中直接挖出来的硝盐，说这种盐未经加工、缺碘，吃了会长大脖子。当时我们大队的大脖子就有一二十个呢。从而改变了一些人不良的生活习惯，传播了一些卫生常识，让他们渐渐懂得并接受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说起北京来的医生，毛仁的脸上漾满了敬仰之情。他说，北京来的医生可亲可敬。一个是和善和蔼，不嫌老百姓脏、不嫌老百姓穷。二是不但看病，而且宣讲健康知识，带来了健康新风。这种普及，太重要了。看到医疗队的人活得清新、健康，十分羡慕。都说“这辈子还没有见过这么清新亮丽的女医生。”
1977年，鸣山大队被树立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毛仁被授予“甘肃省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这年9月，县上组织农村三级干部赴大寨参观，大家特别绕道前往全国人民为之向往的北京。可是住宿十分紧张，于是大家想到了曾经在敦煌工作过的北京医疗队，求助他们。听说敦煌的老乡来了，一下子来了五六个当年的医疗队员，张罗着把远道而来的这五六十号农村人安排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大礼堂住了下来。毛仁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个医生叫洪迈尔，大个子、很帅气，50多岁了，忙前忙后，非常热情。“他们借来铺盖，打上简易地铺，让大家在北京安安稳稳住了两个晚上，还带着大家去看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动物园等。这一年我21岁，也是第一次来北京，看天安门，神秘得很”。
三
秋日的一天，一支由3名女医生、2名男医生组成的巡回医疗小分队，策马向肃北草原进发了。9月的肃北，气候变化无常。有时火辣辣的太阳晒得皮肤发疼，有时暴风雪迎面扑来。一次，小分队乘马巡回到海拔4000多米的盐池湾公社第四生产队的妖鲁图峡谷时，天气骤变，七八级大风夹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不过十几分钟，远山近谷都成了白茫茫的一片，人马都披上了白色的冰甲。谁也不知道暴风雪将持续多久，但却没有一个人后退。他们抓紧缰绳，踩紧马蹬，以顽强的意志，翻过一座座耸入云霄的大山，跨过一处处深不见底的峡谷，终于来到牧民群众的毡房。看到医疗队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送医送药，牧民群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把最好的奶茶端给医疗队员喝，把最新的被褥拿给医疗队员铺盖，用最美好的语言感谢党和毛主席对草原牧民的关怀。医疗队员们深受感动，不顾路途的疲劳，拿起听诊器、血压表，给牧民们进行全面的体检，对有病的牧民进行治疗。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战胜暴风雪的威胁，骑马行程1500多里，走访了216户牧民，诊治了近千例病人。
敦煌县红光大队一位女社员，患老年慢性气管炎5年多了，每到冬天咳嗽、痰多，不能睡觉，不能劳动。1971年冬天，北京医疗队用当地中草药牛含水(又名野胡麻)制成的注射液，每天给她注射一次，经过连续八天的治疗，这位女社员的病基本痊愈了，并能参加劳动。她非常的感激，逢人就说：“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治好了我的病。”
牛含水注射液是怎样来的?这要从北京医疗队员宋振玉认识、研究中草药说起。
宋振玉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副教授。他在高楼大厦里搞了几十年药物研究，从未来过农村。在大城市里，他从实验楼到图书馆，从文献里来到文献里去，对治疗地方病、常见病的药物从不研究。
这次医疗队下来之前，他曾想：去的地区是戈壁滩，气候干燥，药草稀少，大概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这次，宋振玉走出大楼，来到戈壁滩，耳闻目睹这里缺医少药的严重情况，他决心为社员群众研究出防病治病的药物。由于长期待在大城市里，当地中草药叫什么名字，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用途，他根本不知道。他就拜敦煌县三号桥大队赤脚医生李惠为师，在李惠的带领下，一边认药，一边采集。一天，李惠对宋振玉说：“用牛含水的根部熬汤，可以止咳、去痰。”宋振玉想：既然牛含水可以止咳、去痰，还可以消炎，那么，对于治疗老年慢性气管炎有没有作用呢?他和医疗队员黎莲娘一起，采回牛含水，开始了研究、试制治疗慢性气管炎药物的工作。
在戈壁滩上进行科学研究，缺少设备，缺乏资料，困难很多。宋振玉和黎莲娘等同志就利用农村现有条件，因陋就简，没有高温消毒锅，就用两个脸盆扣在一起来代替;没有渗漏容器，就把旧瓶子底部打掉，安上橡皮管，以土代洋。从采药到试制，前后 只用了两个月，牛含水注射液就试制出来了。
为了观察牛含水毒性大小，宋振玉从市场上买来几只兔子做实验。他为了对病人负责，先在自己身上试用，最后用于临床。他们用试制成功的牛含水注射液，给患老年慢性气管炎、小儿扁桃腺炎、妇女乳腺炎的病人治疗，取得了比较好的疗效。宋振玉很有感触地说：“我由大楼来到戈壁滩，由争名、争利到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这是……的结果。只有树立为广大群众健康负责的思想，才能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
以后，每批北京医疗队都是一班交一班，帮技术，给设备，一帮到底，又办起了党河公社卫生院制药厂，药厂的产品全部供给本院和各合作医疗站使用，占全社用药量的10%以上。敦煌县南湖公社卫生院，过去转院病人多，经过北京医疗队十年的苦心帮助，医院的业务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基本上做到了内、外、妇、儿等一般疾病就地治疗，病人转院数由1973年以前每年20多人下降到1976年的1人。大大方便了群众，减轻了群众的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
四
在开展疾病普查、防治工作中，由于缺乏设备，曾遇到不少困难。医疗队员们就和当地医务人员、赤脚医生一起，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摸索出了一些适合农村的检查和防治办法。如普查布病进行血清凝集试验需要恒温箱，医疗队员就和赤脚医生一起，利用冬天取暖的火炉，制作达到恒温要求的土恒温箱，使普查布病得以顺利开展。在普查肺结核病时，因不少社员外出劳动，为了做到普查不漏人或少漏人，医疗队员背上X光机，往返几十里给外出劳动的社员检查身体，从而，使受检率达到应检人数的90%以上。严冬检查视力时，为了解决屋内光线不足的问题，医疗队员利用雪地的反光作用，在室外检查，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在开展医疗工作中，他们还根据农村的具体情况，开设了“家庭病床”、“帐篷手术室”、“群众自办医院”。这些方便群众的治疗形式，受到了社员们的欢迎。在安西县布隆吉公社工作的医疗小分队，同当地医务人员紧密合作，利用农闲空隙，开办了群众“布病医院”，把病人集中到一个大队，一面治疗，一面向病人讲解布病的传染过程和预防措施。病人出院后，回到各生产队去宣传防治布病的常识，使广大群众都懂得了防治方法。为了预防布病，医疗队员们还一个村一个村地搞喷雾免疫，有效地控制了布病的传播。那年3月，敦煌县党河公社发现流感，他们用当地中草药熬大锅汤16万毫升，抬桶提壶，送药到田间、炕头，仅用5天时间，就走遍了全公社的10个大队22个生产队，给1400多人服了药，治好了500多个病人，有效地控制了流感的传染，使广大社员及时投入到春耕生产之中。
酒泉地区各级党组织对医疗卫生工作十分重视，他们对医疗队提出的建议给予大力支持，这是查、防、治工作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酒泉地委和一些县委对卫生革命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不够重视到比较重视，由不够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这与北京医疗队在当地付出的艰苦努力是分不开的。开始，有的同志认为“农业要大上，卫生顾不上，业务部门抓一下就行了”。怕抓卫生影响抓农业。敦煌县在北农会议以后的三年，粮食生产上得比较快。但1974年，正当春耕大忙季节，由于流感发生，严重影响了劳动出勤;夏收大忙季节，五墩、党河等公社又流行痢疾，有的队发病率高达30%以上，拖长了夏收时间，大风摇倒不少小麦，加上这一年旱情严重，粮食减了产。为此，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1974年以来，每年“四干会”上都请北京医疗队的负责同志讲卫生工作为农业服务的问题，既总结农业生产的经验，也总结卫生革命的经验，既表彰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也表彰卫生革命搞得好、农业上得快的先进单位。较好地处理了卫生革命和农业生产的关系，1975年以后全县粮食连年增产，1976年粮食亩产一跃跨过“长江”，皮棉亩产70公斤。
安西县在普查、防治老年慢性气管炎时，专门召开会议，并成立了查、防、治领导小组，在各公社组织了由当地医务人员、社队干部和医疗队员组成的“三结合”普查、防治小组。各社队统一计划，统一行动，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从对五百多病人的治疗中，通过疗效比较，筛选出了疗效较高的药物——复方棉花根七号，为当地防治气管炎找到了一种疗效较好的药物。玉门市委在普查布病之前，组织当地医务人员和医疗队员一起举办学习班，为普查、防治布病作好思想、物质准备工作。使布病的查、防、治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胜利完成了。
在开展疾病的普查和防治工作中，北京医疗队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充分发动广大群众除害灭病，移风易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敦煌县黄渠公社常丰大队，过去卫生面貌比较差，人畜共饮一池水，每到夏季，就发生肠道传染病。医疗队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积极利用会议和劳动空隙，宣传打井抗旱和吃井水的好处，宣传修厕、修圈积肥和防止肠道传染病的关系。这种把卫生工作和生产结合的道理，群众爱听易懂。大家明白这些道理以后，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在1个月的时间内，社员们把街道、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做到了队队有水井，人畜饮水分开，夏季肠道传染病比前年下降26%。
五
1971年11月的一天，玉门市赤金公社和平大队的合作医疗站里，有几个儿童不停地咳嗽，使赤脚医生王玉贤很为难。原来，这几个小孩得了“百日咳”，合作医疗站的几种抗生素都用光了，他们的病却还没有好。小王正准备再去买些药。
这时，北京医疗队的籍孝诚同志走了进来。他看到这些天真活泼的孩子被“百日咳”折磨的痛苦情形，深感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他对王玉贤说：“你先不要取钱买药，我找中医想想办法。”老籍与当地老中医一块研究后，到合作医疗站抓了20多包中草药，发给各生产队，让他们立即熬成汤，给所有小孩服用。经过2~3天的时间，这个大队小儿“百日咳”的蔓延得到了有效控制，发病小孩也逐渐治好了。
籍孝诚是北京一所医院的小儿科主任。1959年他在河北省安国县搞儿童病普查时，骑上自行车，带上一个大杆秤，在农村跑来跑去;群众只见他称小孩，记数字，为写论文积累数据，却不见他给孩子治病，群众很有意见。1966年，他到张掖地区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接受以前只查不治的教训，整天背着药箱给群众看病送药。1967年，籍孝诚第三次来到农村。他认真地总结了前两次只查不治、只治不防的经验教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全心全意地为社员群众服务。1972年春节前，玉门市革委会发出“搞好爱国卫生运动，掀起积肥高潮”的号召。他积极响应，不仅宣传群众，而且亲自动手帮助社员群众修厕所。他到各个生产队去，总是身背粪筐，走到那里拾到那里，为生产队积了一些优质肥，受到群众的赞扬。开春后，他在赤金公社普查小儿病时，又把查、防、治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使这个公社的小儿病普查和防治工作得到了顺利进展。
1972年，北京医疗队的一个小分队来到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有海拔4000多米的当金山，有一望无际的海子草原。医疗队员们刚一来，就遇到了气候不适应、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这“三关”。在困难面前，队员们用毛主席的教导激励自己，很快以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闯过了“三关”，跃马扬鞭到每一顶帐篷里送医送药送温暖。民主公社燕丹图一个牧民生命危急，医疗队冒着狂风暴雨，连夜赶去抢救，使病人转危为安。北京医疗队的好人好事不胜枚举，他们的革命精神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为此，酒泉地委曾两次发出通知，要求全区医务人员学习北京医疗队的好思想、好作风、好技术、好经验，和医疗队一条心，一股劲，共同搞好卫生革命。许多医疗卫生单位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等形式，请北京医疗队传思想、带作风、教技术。不少医务人员在北京医疗队的帮助下，为社员群众服务做到五个不分：不分上班下班，不分白天黑夜，不分路远路近，不分天气好坏，不分生人熟人。全区城镇医务人员，每年抽1/4巡回在农村、牧区，坚持送医送药上门，接受社员群众再教育。
1973年秋末冬初，北京医疗队阿拉善右旗分队有3名队员决定到巴丹吉林大沙漠深处的巴丹吉林大队去探访。临行前，旗上不少同志劝他们不要去了，说路上困难不小，即使有经验的人，还曾经在大沙漠里迷了路呢。但医疗队员决心把毛主席的关怀带给那里的牧民。他们在一位邮递员的带领下，生平第一次骑上骆驼，向大沙漠深处进发。他们不怕风大，天寒，吃干馍，喝冷水。他们好几次从骆驼上摔下来，也不气馁，坚持翻越海拔3000米的连绵不断的沙海，越过陡如屋脊的沙山，迎着风沙，整整走了2天，才到达巴丹吉林大队。牧民看见北京的医生到来，十分激动。全大队42户牧民散居在8000多平方公里的沙丘之中，畜群点之间相距几十里地，但医疗队员们挨家挨户地进行探访。他们经常星夜赶路，有时一天要走十几个小时，每当深夜还找不到畜群点时，就在沙窝里趴滩露宿。就这样，他们巡回医疗了56天，走遍了每个蒙古包，并把手术送到蒙古包里，在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为一个患有卵巢囊肿、阑尾炎和阴道三度撕裂的牧民妇女做了手术，抢救了一个2度烧伤面积达60%以上的幼儿，受到了牧民的赞扬。
北京医疗队把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始终当做一件大事来抓。1974年8月，医疗队的同志一来到敦煌县郭家堡公社梁家堡大队，就听群众反映说：大队医疗站虽然小，但处方大、药费高，我们负担不起。医疗队员们立即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医疗站的赤脚医生存在坐堂行医，开大处方，轻视中草药的倾向，结果药费开支越来越大，增加了社员的负担。给外队社员看病时更是开大方，赚大钱，使医疗站偏离了正确方向。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医疗队队员和赤脚医生、社员群众代表一起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提高了赤脚医生的觉悟。此后，医疗队又帮助医疗站健全了规章制度，建立了中草药房，坚定了走中西医结合和勤俭办站的道路。从那以后，这个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社员群众随叫随到;并且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采、自种中草药，基本上做到了小伤小病不出队。金塔县三上大队由于合作医疗越办越好，社员发病率逐年降低，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强马壮学大寨，战天斗地夺高产。1973年，这个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粮食亩产上了《纲要》。广大社员群众深有感触地说：“旧社会，求医如拜相，拉上毛驴请不上，新社会，医疗站设在家门上，一人有病众人帮，翻身多亏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
人们说，北京医疗队是一支卫生革命的突击队。几年来，他们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依靠群众，大搞农村卫生基本建设，为发展河西农村卫生事业，提高社员群众的健康水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留下一支“不走的北京医疗队”，1971年以来，酒泉地区各级卫生部门请北京医疗队先后帮助举办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中医、中草药、化验、放射、新医正骨疗法等各类学习班460多期，培训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9700多人次，培训卫生员、接生员3500多人次。由于他们言传身带，使全区70%的赤脚医生和30%的医务人员学会用中西医两法防治常见病和多发病，50%以上的合作医疗站都办起了土药房。
蒙古族赤脚医生
一个蒙古族姑娘，骑着匹枣红马，顶着好布拉草原上的狂风暴雪，向前飞驰。遇上几尺宽的沟坎，姑娘一提马叉子一跃而过。马蹄疾，姑娘的心更急!她来到一顶蒙古包前，翻身下马，扶了扶身后的药箱，连马都没有去拴，匆忙向毡包里跨去……
吉格资力玛姑娘，这位祁连山好布拉高山草原上的第一个“赤脚医生”，就是北京医疗队培养出来的许许多多赤脚医生中的优秀代表。刘玉、曹永安先生的讲述，使吉格资力玛的事迹跃然眼前——
吉格资力玛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的家里。是毛主席、共产党给草原送来了太阳般的温暖，党把她和其他贫下中牧的子女，送到县城里上学。后来，她为了照顾生病的阿妈，只上了3年学，就回到了家里，由于草原上缺医少药，加上人们思想上的迷信还没有完全破除，有了病就讲迷信，被骗去了不少钱，病人还是不能治好。吉格资力玛的阿妈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从此，这个爱唱爱跳的蒙古族姑娘，沉默寡言了，她那欢乐的眼睛里罩上了一层忧虑的神色。一起去放牧的小姐妹们，常常见她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山包上，双手托着圆圆的红脸蛋，失神地望着远方，望啊望啊，她在想什么呢?她在想，毛主席让我们贫下中牧翻了身，什么时候像打倒牧主、头人那样，把疾病也从草原上赶走，那该多好啊!
吉格资力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嘉木生来找她。嘉木生同志说：“吉格资力玛，党支部决定送你到县上的保健员训练班去学习，当一个我们牧民自己的‘爱木其’。”
吉格资力玛又惊又喜，她问：“我?能行?听说当一个‘爱木其’要有很高的学问哩!”
“行!怎么不行?”嘉木生同志拍着吉格资力玛的肩膀说，“旧制度造成草原的落后。解放后，我们草原上依然缺医少药。现在，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的指引下，许多医务人员深入到农村、草原来啦。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培养一批亦牧亦医的医生。县上已经来了通知，要举办牧区保健员学习班，你就去吧!你是个共青团员，相信你能够学好。”
吉格资力玛听着嘉木生书记的话，想起毛主席对牧民的关怀，想起草原上缺医少药的景况，勇敢地点头答应下来。
吉格资力玛带着牧民们的信赖和期望，进了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举办的保健员训练班。她懂的汉语不多，文化程度又低，老师的讲解只能听懂一点，老师写在黑板上的病名、药名，她只能用半生不熟的蒙语记一点。她晚上只休息一会，在感到疲倦时，眼前就出现无数双牧民期望的眼睛，她又抖起精神苦学。在短短的十五天以后，训练班结业了。牧羊姑娘背着一个有红十字的药箱，带着一些治疗常见病的药物回来了。她的双脚踏上好布拉草原的时候，感到身上那小小药箱，是多么沉啊!
吉格资力玛回来的消息，一下在草原上传开了，牧民们骑着马，骑着骆驼，兴冲冲地都向嘉尔寸大叔的毡房里跑来，都来看自己的“爱木其”。吉格资力玛还是那个吉格资力玛，矮墩墩的身子，红扑扑的脸蛋，一对水灵灵的眼睛大方地瞅着前来探望她的牧民们。但在大家眼里，吉格资力玛不一样了，她带来了党对牧民的关怀!姑娘们围着给她拂打身上、靴上的尘土，掰开那双拿惯了牧羊鞭子、今后将要使用注射针的手，看看有什么奇妙的变化。还有人轻轻地抚摸着药箱，不停嘴地说：“散!散!”(蒙语：好)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牧民匆匆忙忙地钻进毡包来，焦急地说：“吉格资力玛，我的孩子病得很重，请你快给看看去!”
来到那个牧民的毡包，吉格资力玛见病孩在他阿妈怀里，脸红的一团火，鼻翅忽闪忽闪地出着粗气，眼睛紧紧地闭着。她上去摸了摸孩子的脸，好烫手!拿出体温表一量，已经烧到40度了。孩子的阿妈望望昏迷的孩子，再望望吉格资力玛，眼里充满焦急和期待的泪水。这个才学了15天医疗技术的“爱木其”，第一次出诊就碰上了这么一个重病人，她的心扑通扑通直跳，有些慌乱了。“沉着，沉着!”她心里暗暗叮嘱自己，同时从药箱里取出退烧注射液，给孩子打了一针。等了一阵，孩子的高烧还是不退，依然昏迷不醒。吉格资力玛感到束手无策了，望着张开的药箱，不知取那样药才好，急得她头上渗出一层汗珠。
这个牧民孩子病重的消息，惊动了附近蒙古包的许多牧民，他们不约而同地走来，一来看孩子的病情，也来看看吉格资力玛怎样看病。里面还有个别人，是怀着一团疑问来的：难道小羊羔打了个滚变成骏马了?他们看吉格资力玛给病孩打了针，孩子一直还是昏迷着，难过地摇着头，悄悄地说：“这孩子怕是不行了。”他们既替孩子的阿爸、阿妈焦急，也替吉格资力玛作难。吉格资力玛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孩子，忽然觉着肩上热热的，她回过头来，碰上了嘉木生书记的热情鼓励的目光：
“沉住气，尽力治，不要顾虑过多。”
吉格资力玛点点头，她回想着15天里学过的东西，想到几个退烧的简易办法。她取来一条毛巾，在冷水里浸了浸，又拧干折起来敷在孩子的头上。然后俯身去解开孩子的衣服，在滚烫的胸脯上用棉球蘸上酒精擦起来。擦着，擦着，孩子慢慢恢复了知觉。吉格资力玛又把孩子抱在自己怀里，给他喂药，一直护理到孩子病情好转。孩子的阿玛一见孩子得救了，紧紧地拉着吉格资力玛的手，感激的泪花在眼里闪亮，……
“散!散!咱们的‘爱木其’行哩!”
“毛主席给咱们的吉格资力玛长上了一双起死回生的妙手!”
……
从此以后，在祁连山区海拔3800米的高山草原上，出现了一个身背药箱的牧羊姑娘，这就是被牧民们称作“我们自己的‘爱木其’”的吉格资力玛。她骑着大队固定给她使用的那匹枣红马，挎着红十字药箱，奔驰在春风里，奔驰在阳光下，在广阔无垠的好布拉草原上，到处开放着那匹枣红马的蹄花。
有一天，一位过路的牧民，给吉格资力玛捎话说，达格玛大娘的病加重了，让她去看看。达格玛大娘农奴出身，在旧社会受尽了牧主的欺压，过去那种冷一顿饿一顿的苦难生活，种下了胃病的根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病也越来越重了。但是，50多岁的达格玛大娘，还经常带病去放牧，谁也劝不住，那次嘉木生书记和嘉尔寸队长一起来劝她好好养病，她说：“旧社会，我给牧主放了多少年羊，没有一只是我的，有的是牧主的皮鞭留在我身上的血印子。新社会，我翻身做主人，身上虽有些病，但不要紧，我要以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给我的恩德啊!”吉格资力玛一听说达格玛大娘病了，就不顾当时风狂雪暴，骑上马，疾如流星地赶来……
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同样让贫下中牧民们对吉格资力玛刮目相看：队里有个名叫玛格斯尔的年轻姑娘，腿上得了病，先是红肿，接着是严重溃烂，又淌黄水又流脓。吉格资力玛护送她到一个很远的城市大医院去看，谁知碰上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夫，两个蒙古族姑娘只好千里迢迢归来。……今天，党把听诊器交给了自己，我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牧服务。吉格资力玛下决心千方百计地给玛格斯尔治腿，她到处寻药问方，为使这个阶级姊妹重拿牧羊鞭而奔忙。一度，连玛格斯尔都泄了气，但吉格资力玛不松劲，不论她放羊跑得多累，出诊回来连饭也顾不上吃，就往玛格斯尔的毡包里跑，按时打针敷药。在吉格资力玛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整整两年，玛格斯尔的腿终于好了。
党河的流水流不断，吉格资力玛的故事讲不完……
1969年3月，好布拉草原上降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草山、牧场全被大雪覆盖了。吉格资力玛为抢救公社的羊只，劳累加感冒，病了。她昏昏沉沉地睡了多半天。没有吃一点东西。天快黑的时候，她在昏迷中听见有人正和她阿爸说话，说是三队有个人得了病。阿爸对那个人说，吉格资力玛也正病着，她的乘骑又不在，明天去吧。那个人听说后就走了。吉格资力玛心里一急，急忙翻身坐起，穿好衣服。背上药箱就要走。阿爸一看，急忙拦住，劝她明天再去。她说：“不行，阿爸，病可不等人呀!”不等阿爸再说什么，她已经撩起毡帘子走了。
茫茫雪夜，阵阵寒风迎面袭来。照路的只有天上的星星。好在山沟里的那些路，吉格资力玛都很熟。她完全忘了自己的病，心里只想着阶级弟兄，踏着星光匆匆忙忙地赶路。滑倒了，爬起来拍拍雪又走，山谷里不断传来野狼的嚎叫声，她理也不理，只想着快点找到那个病人的毡包，在没膝的深雪里艰难地向前走着，走着。翻过好几个山梁 ，穿过好几道峡谷，来到那个病人原先扎毡包的山弯一看，那顶毡包不见了。啊，他们什么时候搬家了?这里草原上的牧民是不断搬迁的，这片草场的草吃得差不多了，就拔起毡包，赶上羊群，搬到新的草场，一个冬天在冬季牧场上要搬好几回。这次，他们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回去吗?不行!她决心要找到病人的毡包。又朝这个队活动的范围找去。在寒冷的黑夜里，她从这个山弯找到那个山弯，衣服被汗水湿透，又在外面冻成一层冰壳。身上又困又冷，她轻声背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直找到天亮，才找到那位的毡包。刚踏进门，身不由己地软软坐了下去。这家牧民看到吉格资力玛累成那个样子，知道她为找他们带病在雪里跑了一夜，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拉着她的手，牧民半晌才说：
“吉格资力玛，吉格资力玛，你真是把一颗赤诚的心都给了我们贫下中牧啊!”
山鹰飞得多高，天上的云彩知道。吉格资力玛的确把一颗赤诚的心都交给了贫下中牧，这个牧民的话，也正好是好布拉草原广大贫下中牧对吉格资力玛的评价。
这次，吉格资力玛冒着风雪，带病徒步奔波了200多里给贫下中牧治病送药。回来后，她的病更重了。
吉格资力玛病倒了，嘉木生书记来看她。吉格资力玛笑着说：“没事，我只是有点累，休息一下就好了。”接着，她又兴致勃勃地对书记说：
“我建议咱们把大队的保健网快点搞起来!”
“对，这是件要紧的事情，乘着现在冬春之交，发病率比较高的时节，一面灭病，一面培训各生产队的保健员。”嘉木生书记说：“这些日子把你忙坏了，要培训生产队保健员又得多靠你啊!”
吉格资力玛兴奋地坐了起来，嘉木生同志连忙上前挡住她：“好好睡着，等你的病好了再说。这几天你不要操心了，县上要下来几个医生巡回医疗。”
嘉木生书记临走时，指着吉格资力玛对她的阿爸说：“嘉尔寸大叔，把你的羊圈看好，别让这只羊羔子跑出去。”嘉尔寸大叔说：“你们拿春草喂起来的这只羊羔，我可看不牢!”说着，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这年的12月26日，成了吉格资力玛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从这一天起，她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71年2月，她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回来以后，吉格资力玛更加朝气蓬勃地战斗在草原上。
1971年的秋天，草丰畜壮的好布拉草原上，又传来了一个喜讯：党委送吉格资力玛上兰州医学院去学习!
吉格资力玛离开草原的那天，好布拉大队里像过节一样，男女老少都来给她送行，有的骑着马，有的骑着骆驼，高高兴兴地踏着清晨挂满露珠的水草跑来。草原上五彩缤纷的野花，也像抑制不住喜悦的牧民一样，在早霞映照下含笑点头。
吉格资力玛骑着枣红马，走在人群中间，达格玛大娘也赶来了。人们又说又笑，那些年轻的歌手们高兴地唱了起来。吉格资力玛眼望着草原，耳听着人们的叮咛，不住地点头。在这个草原上的“散爱木其”的眼里，今天的草原是那么美丽，碧绿的流水，如茵的草坡，白云般的羊群，她离开一天也要想念啊!但想到学习回来，能够更好地为草原出力，便催马向前走去。
达格玛大娘拉着她的手说：“我的吉格资力玛，我们盼着你学好本领回来啊!”
嘉木生书记说：“吉格资力玛，牧民的女儿上大学，真是天大的喜事，你去了以后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党的培养，为咱牧民争光啊!”
这是草原的嘱咐，这是党的嘱咐，吉格资力玛一一记在了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