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十 一 章 百年夙愿何时还
引大工程是世纪之梦，浓缩了甘肃几代水利人的追求，许多人为她献出了生命的光华——
一、龙王爷、打砂工，都是秦王川的孳障
从兰州北去60公里，便进入了一马平川的秦王川山间盆地，这里总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干旱异常，蒸发量高于降水量的6倍之多。农民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铺砂保墒的耕作方法，一边在抗旱保墒，一边又在建造着人造戈壁，尽管数十万亩旱砂田占了全川耕地的80%，但那石头缝里“嘣”出来的耐旱的“和尚头”麦子，产量却低得可怜。正是，三月雨中难觅发芽的庄稼，五月风吹不开生命的花朵，八月阳光里没有飘香的金穗。“石山白土头，恶水向东流，民无三日富，县官当不久。”正是永登的真实写照。干旱，成为制约秦王川兴旺的头号天敌。万事难于一个字：水!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想水、盼水、找水、求水，一遭又一遭，一趟又一趟，但都落空了。86万亩的大平川，却解决不了20万人的糊口果腹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命的悲哀。于是，人们只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心里编织水的柔情和水的美梦……
20世纪之初，晚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陕甘总督升允听说发源于今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乡的黑马圈河、红嘴河水量充足，距离干旱缺水的百里平川——秦王川较近，便派人去勘察，设想将水引入秦王川，但终因“川原深且重，形势殊悬隔。有如龙门山，神禹凿不得”而作罢。民国30年，国民党中央经济部也曾前往查勘，后又责成武威地区水利处踏勘，但由于工程浩大，需资甚巨，而又时值政局动荡，库帑空虚，终以二起二落而成为纸上谈兵。
解放以后，秦王川虽然修建了一些小型提灌工程和机井、水窖，但仅仅能解决人畜饮水和少量耕地的灌溉，不能保灌。干旱，依然困扰着这里的经济发展。1958年1月，定西专署为了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自天祝天堂寺附近起首，引大通河水经永登县连城、窑街，到达武胜驿，跨越庄浪河，横贯秦王川的水利工程，以改变陇中干旱面貌的规划，并提交了关于引大通河水利工程灌溉勘查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书面报告。也就是从那会儿起，从研究调水方案，调查、规划、初步设计，水电部现场审查，直到列入省政府基本建设项目，并于1976年开工建设，一晃30年过去了。
今天，当我们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到引大曾走过的这样一些曲折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引水的设想摆上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1956年——1960年，定西地区、甘肃省水利厅都先后派人进行了勘察设计，提出实施计划。1958年，甘肃省委二届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作出决议：引大通河水工程争取1959年秋季开工。但随后不久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工程难以实施。1970年以后，甘肃连续几年大旱，永登、皋兰的干部群众又提出“引大入秦”的要求，省水利部门和兰州市组织技术人员经过几年的勘察设计和论证，于1975年初向甘肃省委提交了引大入秦工程重新上马的报告。时任省委书记的宋平同志，力主工程马上进行，认为这是解决秦王川用水最好的水利工程。为了科学决策，1975年一开春，宋平便带领省水电局局长王钟浩、副局长陈可言及有关专家，实地踏勘引大入秦工程线路走向。当时，专家们提出两条方案，一是沿山修渠，打洞虽少却线路长，地形复杂，运行后维护困难;再一条是走捷径，穿山打洞，线路短，施工技术要求高，但运行时容易维护。经过多次论证，大家选择了由青海天堂寺打山洞引水的方案。同年9月省委常委会研究了引大入秦工程问题，确定继续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并正式向中央提出报告。在经过相关部门审查后，1976年1月24日，国家计委正式复文同意兴建引大入秦工程。1976年6月4日，省委常委会讨论批准了“引大”工程尽早开工，决定由兰州市组织实施。1976年11月25日，在永登县河桥公社沙沟口隆重举行工程开工典礼，人们企盼已久的引水工程进入实施阶段。但是，当初对工程实施的难度考虑不够充分，开工不久的“引大”工程，很快就遇到了资金困难、技术困难。经省委研究，认为如此浩大的工程由兰州市负责的确困难，决定于1978年底移交省上，由省政府组织成立引大入秦指挥部，具体负责施工。其后，建设者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施工，创造条件完成了工程前期的通电、通水、通路和施工房屋修建等各项准备工作。1980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国家要求大力压缩基本建设，引大工程再次陷入困境。1984年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时，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宋平对省长陈光毅提出了“引大”工程应当继续的想法。当年8月，省计委、省两西建设指挥部向国家计委上报了引大入秦灌溉工程项目建议书，恳请国家批准该工程复工，列入“七五”计划，并准予申请世行贷款。
“大通河据传是唐僧玄奘西赴天竺取经途中备尝艰辛的通天河，从当年八戒女儿国里随情嬉水的故事中我们不难想见当年的富庶与风景。它最早开发于明万历年间，灌溉面积1.4万亩。但她却毫无移情别恋之意，只是独自穿过青海省东部的高山峡谷，或高歌，或低吟，悄悄地汇入湟水，又不声不响注入黄河，奔大海而去，构成流径地区一派难言的生态。”
那个年代，每遇天旱，群众都会自发祈雨。先是由和尚、道士设起雨坛，升起香火，沐浴作祷文诵祈，祈祷玉皇大帝降雨。老人们则背上空瓶子(瓶口用蜡封闭)到泉中或河里取“圣水”。过程是，将用蜡封的瓶口插入水中少许，取出背回。取水返回时不准回顾，直将水瓶背回供奉在雨坛上。瓶内无水珠，认为天持续旱;水珠少则下小雨;水珠多则下大雨。待天降雨时将瓶中的“圣水”倒出，以示引雨。
旱象严重时，地方头人及县长便一窝蜂地离居出衙，脱帽持香示街，城乡不准宰牲、食肉，名曰“断屠”。同时将庙中龙王塑像抬出来在太阳底下晒，名曰“晒龙王”。意思是龙王爷晒急了会跑去向玉皇大帝要雨。路人不准戴草帽，只准许戴用树枝、花草扎的遮凉圈。在农村，则有寡妇扫涝池的习俗。一般是，12个寡妇，凑不够时，鳏夫顶替。先烧香焚神笺或诵祷文，后用扫帚去扫干涸的涝池，以祈天降大雨，注满涝池。
其情其景正是：
隍庙里妖僧恶道七打八敲，惊去风云雷雨;
满城中贪官污吏三拜九叩，迎来日月星辰。
一边是海市蜃楼的美丽传说，一边是“但求苍生俱饱暖”的现实。“甘肃地方一大怪，砂石当被地面盖”。这支歌，讲述的就是一个古老的故事：
“压砂田，刮金板，它是农民的牛皮碗。
一个石头四两水，砂田保墒晒不绝。”
史料记载：清朝康熙年间，秦王川连年大旱，庄稼绝收。有个名叫华三的农民，偶然发现麦田中有一丛麦苗长得绿油油的。原来，这丛麦苗长在田鼠打洞掏出来的砂石堆上，再扒开砂堆，又发现下面的土壤湿润润的。哦!砂子能保墒。当年冬天，华三在自家旱地里施足底肥，然后掏砂铺压在上，第二年，麦子就像喝足了水，收成倍增。“阳光石隔不进，砂石保墒蓄水”。从此，一曲砂田歌，一唱数百年。
秦王川自己的诗人、农民企业家张国宏先生是这样吟唱的：
压砂田，刮金板。
挣死老子富死儿子饿死孙子。
回忆灼热的太阳，
锲进漠漠砂田的日子，
旱魔嚼咬得难受的历史，
遍体鳞伤的坑窝横地，
这一缕缕痛楚的象征，
已成为启迪后代的遗迹。
一曲古老的歌谣，
唱得老子神志疲惫，
唱得儿子心旷神怡，
唱得孙子难以启齿，
这首感人肺腑的歌，
已成为村头巷尾的传奇。
不是吗?背砂铺地，到儿子辈才能靠得住，等到了孙子辈，那砂地便败了，就又得起去旧砂铺上新砂，如此循环往复，岂不挣死爷爷，穷了孙子。
背砂造地该耗去生命的几多年华!
据王守义先生考证，西槽乡西槽村距取砂的地方有八里地之遥，“攒劲”人扯展背一天也就六趟，一回背两斗砂，每斗四十斤，背一千回才一方，而一亩地至少要铺六十方砂，才能覆盖住那干旱贫瘠的土地，一年以三百六十天计，就要历时二十七年多，这不就是一辈人铺一亩砂田吗?一户成份高的“赵地主”所拥有的，也不过是六亩砂地。为了掏取救命的砂石，许多人被那张着血盆大口的黑幽幽的砂坑吞噬了。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也拔不去他们根深蒂固的穷根!这举世堪称奇特的砂田日久便成了一大片人造沙漠，成为砂田的“爷爷”。据统计，1949年，永登全县有砂田24.69万亩，其中90%在秦王川。正常年景，砂田每亩能有二百斤的产量，而未铺砂的旱地收一百斤足矣。因此，每一个春秋，这里的乡民们都在与天斗与地斗，展开一场浩大的搬砂造田的运动。一位曾当过村支书的老人这样概括自己的人生：“旧社会我给地主背砂铺地，新社会我领着大家还是背砂铺地。活了一辈子人，背了一辈子砂。”
这是怎样悲凉的人生?!
“解放前，西槽的大部分农民都是打砂工，这里遍地是石头，打砂工一个石头也没有，有的打砂工弟兄俩一边背砂，一边要着吃。有父子打砂工地无一垅，只养两驴，父子两个各赶一匹毛驴驮砂挣工过日子。还有打砂工兄弟两人娶了一个女人……”
二、美丽诱人的天堂梦
20世纪70年代，引大入秦工程再次被提上甘肃省委、省政府的议事日程。省水电勘测设计院数百名勘测设计人员，肩负着改善甘肃省农业生产条件的历史重任，背负着秦王川祖祖辈辈的渴望与梦想，先后对几条引水渠线进行了历时几年的勘测设计，最后确定了从甘、青交界的天祝县天堂寺引大通河水灌溉秦王川的宏伟方案。
天堂寺镇一条街道贯穿东西，居民房屋高低参差，呈现浓厚的藏族风格。精美庄严、金碧辉煌的天堂寺，是始建于唐代的一座古老的藏传佛教寺院，暮鼓晨钟，诵经声日日不断。引大渠首位于天堂寺下方，科拉沟口一天然河流之弯道中。引大渠首是引大工程的“龙头”和枢纽，整个工程的命脉所系，它的选位也恰好占据了秀丽宜人的自然风光。站在渠首隔河相望，青海省的村寨尽展眼前，依稀还可看到山头藏民插箭的箭垛，显示着佛法僧三宝的威严存在。发源于青海木里山的大通河水从绿色群山和云封雾锁中逶迤而来，在渠首溅起奔腾的浪花。远方美妙迭出的一壑一峰，千奇百秀，清幽险峻，仿佛鬼斧神工所雕琢，绝非自然得成。当那支历经千辛万苦，饥寒交迫的队伍踏勘出一条最佳的水线——2250线时，已是1975年的冬天。拉开引大帷幕的，是这样一批可以留芳的人们：冯显德、杨思荣、王福滋、贾玮、赵宗仁、曹相云、王长有、卯长春、陈广寿、韩长跃、王耀亮、王书本。
1977年9月，甘肃省政府正式将引大列入基本建设项目。
经历过抗日战争烽火硝烟，曾当过工兵营教导员的兰州市委副书记烽野同志亲任市引大指挥部党委书记、总指挥。他满怀信心地带领500名干部和3000多民工浩浩荡荡地进入工地，喊出了“三年任务两年完”和“宁可前进一步死，不可后退一步生”的悲壮口号。他们要用钢钎、炸药、铁锨征服绵绵的群山，为干渴的秦王川引来一股清泉。就这样，在隆隆炮声中，他们以撼山的豪情，拉开了引大建设的帷幕。
结果，怎么样呢?只一个“卡脖子”的盘道岭隧洞就令人不寒而栗：铁锤打眼，柳条筐挑土，干了3年，却一天进尺不足1米，总进尺还不到1公里，如此打下去，全长15.7公里的盘道岭隧洞何年何月才能贯通?
无情的大山不买“热情”的账。
于是，有人发誓：引大如能建成，我就改姓、跳黄河。资金的不足和设备技术的落后，使工程犹如陷于泥泞，欲罢不忍，欲干不能，被迫两上又两下。
在工程建成几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坐在兰州市农牧局局长(现任兰州市政协副主席)张立荣的办公室里，听这位刚参加工作就在引大一期工地当技术员，后来又以永登县常务副县长的身份筹建引大兰州分部的建设者讲述当年的故事：
这么大的工程，施工又那么艰难，可让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一个开凿地下长河的艰巨工程，写在红头文件上的名称叫“民办公助，土法上马”。进行一项大工程必须有一个工程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其内容应包括工程的施工难度、技术标准、工程总量，以及由工程总量决定所需的投资。而在当时，引大是根据“民办公助、土法上马”的原则所做的，总投资预算仅有1.6亿元，与实际的需要相差达6倍，仅这一点，就决定了它悲壮的结局。当时，永登全县25%的劳力“开”上了引大工地，浩浩荡荡的军事化队伍焕发着革命热情，黑城连的张福荣为上引大，与未婚妻权兵兰推迟了结婚日期，表示要用大通河的水来蒸他们婚宴上的大花馍。秦川营贫苦农民郭唐永的爷爷去世，家人叫他缓几天动身，先料理爷爷的丧事。他说：“我迟去一天，水到秦王川就迟一天。”硬是随队出发了。在当年秦王的彩塑金身辉煌过的遗址上，一拨旧社会的打砂工，集中了他们当年背砂的背篼、驮筐，燃起大火，做了一次迎接大通河水的燔祭仪式。百里秦王川157个村庄，一派父送子，妻送夫的欢腾景象。
公元1976年11月25日的河桥镇已是冰雪覆盖、寒风凛冽，冬天过早地莅临了这个大通河畔的小镇，但盛大的开工典礼却火一般炽热地在鞭炮、锣鼓声中于大沙沟口举行。
据《引大入秦工程建设大事记》载：
“省委、省革委会、兰州军区、省军区、市委、市革委会、兰州警备区的领导……参加了典礼。”要求：“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要依靠广大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精神，努力加快工程进度。”
在此之前，市引大指挥部积极做好施工准备，为全线开工创造条件。市引大指挥部在《关于1977年生产计划安排意见的报告》中称：
“自7月以来，引大工程的全体民兵、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为施工准备做了大量工作。截至目前进入工地的民工共4825人，已完成工棚2765间、窑洞1254间、地窝子1595间，可住29000人，基本上解决了原计划32000人的住宿。已完成道路28条，长73公里。已购置设备、车辆、发电机组121台(辆)。9月份以来在大通河架设钢丝吊桥4座。为给全线施工培训骨干，11月10日在1—3#隧洞开始了施工，有800名民工参加了练兵大会战。”
3300多名公社社员按军事编制，四个工区为团级建置，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每个营、连、排配发枪支弹药若干，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这支平调来的工程大军，每天早晨要跑操站队列，要做定期的习武演练。指挥部设有练武团专抓这项工作。
因为是“民办”，每个公社、大队都自带资金、粮食，起灶的锅碗盆瓢、开山炸石的炸药雷管，搭造工棚的椽棒檩条，造渠用的水泥木材以及拉砂运石的驴、马、骡子、车辆等一应用物。例如，第四团自带115200元、水泥33.35吨、木材1895立方、雷管12000发、牲畜无算等。秦王川的社员贫穷不堪，秦王川又是个不长高树的地方。在动员拆屋献木时，他们无屋可拆无木可献，硬是背着一卷行李来到大通河工地。据第四团的一份材料记载，当时工地上有75%的民工没住处，夏天一身雨，冬天一身雪。正如当时诗歌写的，“深山老林扎营盘，铺天盖地把家安，头顶蓝天脚踩泥，披星戴月枕风眠。”有些工段山坡土层厚，就挖地窝子住。七山营是个缺水缺木的干旱山区，除一个灶房、一个仓库和营部办公室三大建筑为地面建筑，民工全住地窝子。柳树营条件更差，连盖一间伙房的木材都没有，只好三石一顶锅，“晴天土调盐，雨天雨和饭”。
日子实在苦。
大通河两岸，八月九月的连绵阴雨里，民工在雨地吃饭，雨里睡觉。雨水打湿了衣服，拿到火上烤一烤穿上再干。-25℃的严寒里，许多民工没有棉裤棉衣穿。秦川营的民工有80人无棉裤，14人无棉衣，拉砂的民工鞋袜很费，没有穿的。就是这些吃盐都很困难的民工，硬是拿着原始的钢纤和铁锤，在坚硬的花岗岩、玄武岩上，开凿着一百多华里长的地下隧洞……终于，有些人产生了畏难消极情绪，“想引大，盼引大，上了引大很害怕。”希望的火焰被浓浓的怨气扑灭了。
于是，便用革命大批判开路，开忆苦思甜会稳定军心，大抓阶级斗争，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出现了自带木材，自己解决运输，自购工具等新局面。民乐公社狠批了等、靠、要的思想后，八个大队就自带木材四十立方米。卜洞、普贯两个大队户户献木料，共支援引大木材503根。第四团的七山、苦水实现了建房木料自带，龙泉营拆房子43间，红城营拆椽900多根。城关营一民工，家里人来看他，拿了些鸡蛋，他舍不得吃，偷偷卖给同伴，给抓着了，于是，“一个鸡蛋卖给谁”的批判会开了个昏天黑地。资料显示：1976年第四团共召开各种批判会217次，参加4467人次，写批判文章716篇。第三团1976年半年时间开营、连以上批判会994场，参加15万余人次。然而，“谁能相信浩大的引大建设工程竟能指望几万缺衣少食的民工接受成千次革命大批判，就会迸发出战无不胜的力量?”
后来，在省委书记宋平同志的支持下，引大总算建立了一个机械施工队。但家当也不过有卷扬机2台、手动葫芦5台，车床3台，手风钻75台。寥若晨星的机械设备，作为“人海战”的互补，对这样一项高难度隧洞工程来说是无异于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构成一种决定性的趋势。再后来，在引大龙家湾的工地上，破天荒地出现了一台全断面掘进机(TBM)，那是70年代末最后的几个月里发生的事。王炳权，便是那个年代里不多的敢为天下先者。曾在省水电工程局第四工程处任副处长的王炳权来到引大后，看到“一双空手两条长腿”的农民与如此巨大的工程较“劲”，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他感到要实现通水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机械施工，最好是能有一台全断面一次成洞的掘进机。经过几番周折，总算将铁道兵部队一台刚刚仿制出来，尚未派上用场的“TBM”开到38#隧洞，权做试验。这台中国的第一代掘进机开始还算争气，月进尺200米，一时间，引来了国内众多研究掘进机的专家的青睐，纷纷前来研究取经。然而后来，情况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到1984年夏，这台在38#隧洞与王炳权这帮试验者们一道顽强拼搏运转了三个春秋的TBM，终因岩层承受不住100多吨的重量和440吨的压力，在洞深1420米处全机沉入了破碎的岩石和泥浆之中。事后，在有关单位领导和专家共28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对其“盖棺论定”：会议认为，SJ5.5米全断面岩石掘进机是在我国缺乏资料和经验的情况下，由原铁道兵科研所于1970年制造的，属我国第一代全断面岩石掘进机试验样机，已经过两次机体性能试验及掘进施工试验，前后共掘进1600米(其中，在引大毛家沙沟38#隧洞掘进1421米，运行1502小时)，完成了各项试验任务，为今后掘进机的改进取得了许多有益的资料。目前各部件均已严重损坏，无修复价值，建议报废，云云。……从而“为我们的后代提供了一个新的考古活动。”就这样，TBM这个用钢铁和血泪铸就的里程碑，深深地埋入龙家湾大山腹中，它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引大入秦建设将迎来一个新时代。它，就是新时代的奠基石。王炳权，这位把整个人生献给祖国西部水利事业的专家，用他的一掬热泪，书写了中国第一代TBM的祭文。
在以后的岁月里，当年的一些建设者们有机会就要来到洒下他们血泪与汗碱的盘道岭隧洞看看。当年以“人海战”开挖的洞子，深946米，洞壁没有衬砌，突兀的石棱如狼牙一般在黑暗的洞中隐约显现，似在讲述昨天的故事，而洞顶眉额上那用红漆书写的“宁可前进一步死，不可后退一步生”的大字，历经数年风雨，血样的颜色早已深深地渗进岩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