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处处亲人处处歌 “我可见到毛主席了!”
史顺德37岁，早在他6岁的时候，眼睛就有了毛病，因为没有钱治，眼病越来越严重。到他15岁那年，两眼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解放了，他家分了地又分了房，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公社化后，生产队为了照顾他，又让他跟着饲养员一起干点挑水、垫圈、筛草等零活。但他常常为失明感到苦恼，十分渴望着见到光明。
终于有一天，城里医院的巡回医疗队来到山乡。村里人听到这个好消息，赶快去告诉史顺德：“顺德!北京的大夫下来了，听说人家治眼睛有办法，你还不快去找他们给看看!”
“别闹了，我这眼瞎了20多年，还能治好?再说，瞧这眼没有个百儿八十的也打不住呀!”史顺德心里充满了疑虑。
街坊邻居又来动员他快去看看。他才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找到了同仁医院的眼科医生。刘蔼年医生检查后告诉他：“你的眼是白内障，可以治!”在消除他的担忧和恐惧后，就给他做了手术。10多天后，他的双眼就完全复明，前后只花了10多块钱。
史顺德出院了。一出医院的门，他就觉得真是改了天，换了地，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一条整齐的马路，一眼难望到边的麦浪，一条条的排灌渠道，一道道的电线，一切一切，他都感到新鲜，一草一木，他看着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还没进家，他就先围村转了一个弯。村子也变了样：平整的街道，一间一间整齐的新房，家家户户都安上了电灯。……回到家里，家里也大变样。这些他早就听说，现在却是亲眼看到了。更使他激动的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这就是自己多少年来念叨的亲人啊!他高兴得不禁大声地喊了起来：“这回我可看到毛主席了!”
北 京 来 客
——记陇西县“六•二六”医院
郭子扬，一位90岁高龄的北京“六•二六”老战士、老专家，如今，定居在陇西县文峰镇乔家坪村，过着平淡闲适的小城生活。在他和同事们的辛勤努力下，陇西“六•二六”医院五官外科从无到有，很快发展起来……
陇西钟灵毓秀，人文荟萃，天下李氏源于陇西。陇西又是全国地道药材的重要产区之一，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品质极佳，素有“千年药乡”之称。1970年1月，巍巍陇山，泱泱渭水，又迎来一批北京来客。原北京市东四儿童医院、北京市东城区中医针灸门诊部、北京市东城区妇产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公用企业职工医院(北兵马司医院)、北京市大佛寺医院、北京市第二联合医院、中央直属机关第六医院等12家医疗卫生单位组成的北京医疗队，乘坐火车来到了陇西县文峰镇。他们中有的携带家眷，就连医疗设备器械、药品、办公桌椅、箱柜、医用书籍等，甚至包括一些处方和会议记录本，也从北京千里迢迢托运过来。时至今日，北京带来的一些办公用品虽然斑驳陈旧，但仍在使用。这些医务人员中最多来自的北京市东四儿童医院，该院是整体搬迁，其中多一半人员派到陇西，另小一半被派到了定西县内官镇。
北京医务人员到陇西后，县上一时无法集中安置，就把他们分散安排到原县文峰饭店、文峰镇、县文峰砖瓦厂、县农机公司、县购销站、县农副公司、文峰地区卫生院、省购销站、陇西酒精厂、陇西铁路车站大公房、省地质勘察队等10余处住宿。有的住集体宿舍，有的全家三四口合住一间。队员于1970年1月陆续到达陇西，到2月底时已有104人，到5月底时人数最多，总共达到109人(注：县志记载为82人)，其中有夫妻13对。
陇西县“六•二六”医院随之成立，革命委员会由6人组成，主任赵备伦，副主任江汝琨，委员吕书兰、王成善、曹德仁、陈玉枝。医院业务办公地点分别设在文峰镇、文峰地区卫生院和铁路卫生所三个地方，有一二十间土平房。
1970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三)，陇西“六•二六”医院在瑞雪飞扬中正式接诊看病。当天业务收入223.50元;3月3日，医院第一次发放工资，共104人，计发4909.41元;4月份，陇西县文峰地区卫生院合并到“六•二六”医院，并入和调入3名当地医务工作者。从此，医院各项业务工作转向正常。
医务工作者中，有一批技术精湛的业务骨干，如儿科的郭增誉、生金华，内科的黄桂玉、涂长松，外科的冯明强、于宗勃，妇产科的李勃然、窦莲梅，针灸科的刘楷，中医科的王潜、张印宝，皮肤科的高仲良，眼科的吴君卿，牙科的刘士良，五官科的郭子扬，护理部的胡景尉等。在他们的带领下，医院各项业务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1970年4月，为贯彻省、县卫生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落实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实现年底使全县每个大队有2～3名“赤脚医生”，每个生产队有1名卫生员，全部建起合作医疗的目标任务，县医院和中心卫生院抓卫生战备，建“战地医院”，县医院和县“六•二六”医院经常保持三分之一的人员在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六•二六”医院先后有260多人次参加了文峰、永吉、和平、宝风等公社的巡回医疗，同时，为这4个公社培训卫生员198人，其中接生员10人。
1970年7月，县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征用文峰镇红旗大队第五生产队川水地8亩，其中新征用4亩，新建卫生站。1972年，陇西县六•二六医院正式建成，占地面积7510平方米，建筑面积3612平方米，设有内、外、妇、儿、中医、五官等10多个临床医技科室，设置病床40张。有50毫安X光机、牙科治疗仪、光电比色仪、显微镜、恒温箱、水温箱等医疗设备。
医院的落成极大地改善了就医环境和条件，临床诊疗工作全面开展，医院业务建设规范有序，先后开展了腹部、骨外科、子宫切除等一系列难度较大的手术，在全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力地提升了全县的医疗技术水平。
1976年，陇西县“六•二六”医院”更名为“陇西县第二人民医院”。“六•二六”医院在全县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时至今日，许多人还亲切地将县二院叫“六•二六”医院。
1978年至1986年，北京迁来的医务工作者大部分陆续调回北京或调往他地。至此，从北京来的109名医务工作者中，有3人在陇西工作期间因故去世。哈炳德、商树勋、李仲、刘楷、郭子扬、张历华、王德贞、许锡才、高仲良、姚丽珊、牛佩珍、肖淑华12人，继续留在县二院工作至退休，其中刘楷和郭子扬2人安家落户到陇西。到2012年6月，这12人中，只有高忠良和郭子扬在世，高忠良离休后居北京，郭子扬居陇西县文峰镇乔家坪村。
四十多年过去了 ，今日的陇西县第二人民医院，经过历届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全院职工的辛勤工作，已拥有正式职工176人(其中副高职称的13人，中级45人，初级104人)，占地面积5916.29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设置临床科室21个，医技科室12个，职能科室10个，开设病床200张，拥有CT、CR、500毫安X光机、全自动血球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四维彩超、日本富土能电子胃镜等先进医疗设备，年门诊量达8万余人次，住院病人3000多人次，年业务收入1200余万元，成为一所集医疗、预防、保健和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
老君山下天坛人
——记武山县第一人民医院
1970年1月26日，遵照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北京天坛医院职工85人，连同家属百余人，下放来到人文荟萃的武山县老君山下。当时称“天坛医院武山组”，到县上后称“县第二人民医院”，时年10月和武山县人民医院合并，称“武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原武山县人民医院多数职工下放洛门、龙泉等公社基层卫生院。1980年恢复原武山县人民医院冠名。
天坛医院医务人员初到武山，由于基础设施差，设备简陋，专业技术水平悬殊大，尤其是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给工作带来极大不便。曾有医生诊断后对病人说：去撒点尿一下。病人听不懂便问：撒点啥料?大豌豆还是小豌豆?给驴撒还是给骡子撒?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听来虽然是玩笑，但是足见语言不通给医患双方沟通带来的极大不便。杨希文，武山籍干部，时任武山县第一人民医院主要负责人，总是在行政工作之余以“翻译”的身份出现在医生和患者群众之间，有时晚上遇到危重病人往往要和医护人员一起工作到天亮，直至亲眼看着病人脱离了生命危险，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和同志们一起蹒跚而去。他女儿回忆说，“在一个隆冬的傍晚，已经好几周没有回家的父亲突然回来了，说是次日要和医院计划生育工作队(北京天坛医院医务人员)的同志一起去南山下乡，吩咐母亲连夜用白面清油卷了葱花、苦豆，烙了许多饼子，说是山里条件差要带着给同志们吃。我们姊妹几个也高兴地半宿没睡，因为我们好久都没吃过这种饼子了，这回可要沾光改善一下了。”
天坛医院医务人员来到武山后，克服种种困难，很快就适应了环境和工作，病人迅速增加，群众影响很好，人人夸奖“北京来的好大夫”。 为了改善医疗条件，迁来当年，天坛医院带队来武山的负责人陈维伦受医院委派，4次去天水汇报，请求建设医院医疗用房，后上级批准拔付30万元。同年5月，由下放武山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医师尤晚香的爱人、桥梁工程师马有手设计，省建七局建设的住院部楼开工了。共三层，呈工字形，条型地基，建筑面积4690平方米。一楼为门诊，二楼为住院部，三楼为办公室和宿舍，有院领导办公室、会议室、图书室、总务科、会计室、库房，以及25间职工宿舍。1974年4月正式投入临床使用。医院设置总务科(财务室、图书室、托儿所、洗衣房)、药房、供应室、内儿科、外妇科、五官科、放射科、中医科、口腔技工室、针灸室、手术室。
1971年12月2日，由北京天坛医院下放武山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陈凤荣、陈维伦、郑海声、胡连振、田志发等人组成医院革委会，陈凤荣、陈维伦任副主任。1975年9月20日，陈维伦任县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同年12月26日，任命金惠民为内儿科主任，党福薪为内儿科副主任，张振庸为内儿科副主任，李纯朴为内儿科护士长，田玉瑛为内儿科副护士长，徐达彦为外科副主任，纪克宁任妇科副主任，张蕴任外科护士长，李允芳任外科手术室护士长，刘素贞任外科副护士长，郑海声任门诊部主任，关承欢任后勤组副组长。1978年县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取消，恢复院长职务。陈维伦任武山县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陈凤荣任武山县人民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田志发任武山县人民医院副院长。1979年9月29日妇产科主治医师纪克宁由甘肃省卫生厅选派参加援助马达加斯加医疗队。
天坛医院医务人员下放武山后，迅速开展了各项业务，取得了突出业绩：1975年5月10日县委、县卫生局、县人民医院联合举办天水地区医务人员妇产科学习班，为期半年，由纪克宁医师主持培训。同年，纪克宁代表武山县卫生工作者参加天水地区妇女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1976年县人民医院开展全县赤脚医生培训。1978年，在上级安排下，纪克宁主持开展天水地区妇女病的普查普治，举办了全地区妇产科医师子宫脱垂治疗学习班，推广了阴式子宫脱垂切除手术。
1980年10月20日，北京天坛医院下放武山县人民医院部分医务人员晋升职称，其中：主治医师纪克宁、徐达彦，主管检验师尹玉香，主管药师荣慧红，护师刘素贞、左静缓、田玉瑛、孙贤箴、张蕴，护士乌小平，麻醉医士尚志敏。
天坛医院医务人员在武山的10年间，主要开展了普外、妇产科手术以及内科、儿科为主的医疗服务，治疗大量的传染病患者，抢救了许多疑难复杂病患。据统计，仅纪克宁医师1970年10月15日至1978年10月7日间，就开展大小手术1465例，以普外为主，还有骨科、外伤缝合、肛瘘、胸科、扁桃体摘除等950例。其中外科开腹手术254例，占17%。妇科产开腹手术434例，女扎术290例，子宫全及次全切除32例，绝育手术322例，连硬下做小剖宫术14例，卵巢囊肿摘除10例，宫外孕30例。从1972年开始，医院组织开展下乡巡回医疗，大搞计划生育，常常在下乡当天就连夜开展手术。1974年后半上至1976年，她下乡做女扎术1200例。仅1976年她就下乡4个多月，到公社18次，踏遍全县13个公社，30个大队。下乡医疗设备简陋，无手术床就用讲桌当手术台，单台手术每日可完成26台次，双台手术最多可完成32台。
武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原党支部书记、院长陈维伦至今清楚地记得，从1970年1月天坛医院下放到武山县安家落户，至1983年9月离开武山，这期间，医院门诊量大约为每日100人次，这13年中年门诊量约为4万余人次，年住院病人也有1000余人次，抢救了不少危重病人。13年中，医院人员下乡走遍了全县各大小公社，开展计划生育、放环，做结扎手术在数万人以上。有一次，郭槐公社发生了大面积的痢疾，其中以小孩居多，县人民医院迅速组织抢救队，包万兆医师、叶昆霞护士等连夜赶赴郭槐公社，在公社卫生院设置病房，收治了几十个病人，由于连夜奋战抢救得力，绝大多数病人得以康复。有一年，温泉公社一小学教师发生胃出血，失血量约为2000~3000毫升，我们又一次派出抢救人员，由刘宗华主任带领连夜赶往所在公社卫生院。因为下着大雪路又陡，行走异常艰难。刘宗华身体不好，行至半山腰时，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实在不能走了。稍事休息后，大家决定轮流背着主任上山。赶到温泉公社卫生院后，病人已因大量失血，面色苍白。他们立即开腹探查，开腹后由于灯光昏暗找不到胃的出血点，刘宗华凭着多年的医疗经验和娴熟的技术，经过细致查找，才找到出血点，并立即做了修补手术，历时3个小时。手术中，刘宗华大汗淋漓，当时想给他喝碗白糖水，但却找不到一点白糖。那时我特担心，怕他晕倒在手术台上。第二天我们和护士几个人赶回了县医院，刘宗华不放心病人，坚持守候三天三夜，直到病人转危为安，才在病人和家属的万般感激声中离开老乡家。
赵忠忠，武山县人民医院党支部书记、院长、眼科主任医师，于1977年在该院实习，翌年参加工作，亲眼目睹和感受了“北京来的好大夫”们的敬业与奉献。30多年来，他始终以北京医务人员为榜样，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恪尽职守，担任院长的八年间，医院的各项改革取得长足发展，医疗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据他介绍：北京天坛医院下放武山的医务人员，主要有：内科主治医师包万兆、金惠民，儿科医师张振庸，外科医师徐达彦、刘秀文，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刘宗华，妇产科医师纪克宁、妇产科主治医师尤婉香，口腔科李淑芬、李国栋，放射科李金钟、伊福元，检验科金初存、尹玉香(检验师)、石玉明、潘仁慈，药剂科温萍、蔡心焱、荣慧红(药师)、金含上，针灸科郑海声，各科护士刘素贞、李静宜、李允芳、张蕴、田玉瑛、翟京生、叶昆霞、左静缓、金询询、李纯朴。行政后勤人员有：陈维伦、陈凤荣、田志发、胡连振、王静、姜英才、吕树森、关孟林、关承欢、王尧章、张常民、郭志元、刘玉英、张慧红、孙玉兰、杜嘉英、乌小平、刘学如、刘凤喜、刘招姬、高秀英、高祖荣、孙录生、杨平等。
1980年以后，天坛医院医务人员陆续返回北京，但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了传帮带的好经验，给武山县人民医院留下了宝贵精神和技术财富。北京医务人员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医术在武山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当地新一代医务人员思想上积极上进，医术上精钻细研。几年后，也都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及时地缓解了专业人才青黄不接的现状，为当地老百姓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中西医结合出硕果
——记镇原县第二人民医院
镇原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实践中，坚持中西医结合方向，为广大社员群众防病治病。
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中西医结合会议精神鼓舞下，他们办起了西医学习中医班，举办中草药展览，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五年规划。当时，西医西药人员努力学习中医中药基本理论，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病，出现了可喜的局面。可是，时隔不久，有的人对坚持中西医结合发生了动摇，说中西医结合是“土琵琶，洋提琴，拉不成一个调”。也有的人说“学西医可以晋级升主治医生、科主任、业务院长，学中医，一辈子只能是个中医”。针对这些思想，医院党支部组织大家开展学习活动，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医院成立了中西医结合领导小组，修订了中西医结合规划，按病种建立了中西医结合防治小组。
由于党支部加强了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的领导，使中西医结合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取得了显著成绩。4年来，他们共开展各种针麻手术300多例，中药麻醉4例，成功率达到80%以上。仅1974年以来做的针麻手术达255例，超过前3年的1倍，成功率也有新的提高。90%的骨折手术采用中西两法治疗。还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愈肠梗阻、阑尾炎、宫外孕等，使患者免于手术，同时缩短了疗程，降低了医疗费用，减轻了社员的负担。运用中草药治疗百日咳、慢性气管炎、细菌性痢疾等常见病，也取得了新的进展。1972年，医院收治了一例肘关节脱位被误诊为骨折的病人，由于绑扎过紧，时间较长，引起右上肢严重缺血性坏死，整个肢体呈黑色，高度水肿，皮肤没有温度，脉搏消失，肌肉溃烂，尺桡骨暴露，并出现了全身中毒症状。面对这种病情，医院党支部召集中西医一起共同会诊讨论。一种意见主张截肢保全生命;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劳动人民的手，我们不但要保全生命，还要尽量保住这只手。党支部支持第二种意见，并详细讨论、制订治疗方案，组织力量合力抢救。经过两个多月中西医医生的共同努力，采外用自制中草药烫伤膏，内服抗生素及其他综合治疗，终于保住了患者的右肢，打破了西医学上“绝对截肢”的理论。1973年7月，医院接收到一位被粉碎机轧断了左前臂的患者。来院时患者受伤已过5个小时，除5~6厘米皮肤连接外，主要的肌肉、肌腱、血管、神经均已断裂。病人因出血过多处于休克状态。当时医院没有抗凝剂，也没有放大镜，全体医务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经过6个多小时的抢救，成功地接活了这例断臂。手术后，用通经活络的中药治疗，2个月后患者奇迹般痊愈出院。
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成果，进一步鼓励了全院医务工作者。当时各个科室都开展了中西医结合工作，人人采集中草药。1975年8月的统计数字显示，几年来，全院职工和家属，共采集中草药50多种，4万多斤。为了提高疗效，方便群众，他们开展中药剂型改革，自制丸、散、膏、丹34种。自制“六•二六”消毒液代替碘酒、酒精消毒，效果良好，在临床进行大、中、小手术50例，均无感染和其他不良反应。他们还广泛搜集各种单方验方，认真整理分析，用于临床，深受群众欢迎。
一 切 为 了 患 者
——记渭源县会川医院
陇中会川，一个叫慕梅的小姑娘，头上甩着一对小羊角辨在雪地上使劲地跑啊跑。
漫天的大雪里，跑着跑着，鞋带断了，鞋也掉了，她就光脚踩着大雪，闯进了家门。从北京舒适的生活环境中，一下来到荒山秃岭的贫困山村，小姑娘怎么也不习惯。慕梅扑进妈妈的怀里，委屈的大哭：“妈妈，你给我头上贴个邮票，把我寄回北京吧。我不能在这儿待，这什么地方啊，没有冰糖葫芦，没有哈哈镜，什么都没有。”小姑娘的母亲是从北京月坛医院来到会川的徐华文大夫，此刻她紧紧地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孩子，咱们在这儿安家落户了，不能回去，慢慢就好了”……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渭源县会川医院，担负起了会川等5个公社，73 350人的防病治病任务。据《渭源县志》(1998年版)载：1969年，北京月坛医院、北京二院、北京四院、北京第一机床厂医院的46名医务工作者，在贯彻落实“六•二六”指示中分配到会川医院工作，其中有30年代留德学生张式贤、张仲凯和50年代留日学生宋瑞芳、房玉英等一批高级大夫，以外科手术和妇科驰名。当时设有病床40多张，共有职工50多人，本县和外地患者纷纷慕名就诊，并通过他们指导，为医院培养了医疗技术骨干，还为社队培养了一批卫生员。
这批医务工作者中有20人左右带家，随迁家属中不乏高学历的人才。如，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助产师高书琴的爱人陈甲孙，195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教育学专业，他来到渭源后在会川中学任教。孟秀菊的爱人是学飞机制造专业的，在渭源待分配一段时间后，调兰州万里机械厂工作。孙瑞芳则是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的学生，其爱人苏红是1955年授予的少将……
1971年6月22日，会川公社沈家滩大队一个名叫倪军生的6岁小孩，不慎受了重伤，送来会川医院时，孩子因流血过多，昏迷不醒，情况十分危急。
抢救孩子的生命，必须马上输血。但是医院条件差，没有血库，时间又刻不容缓，怎么办?
紧急关头，医院的一些医务工作者纷纷来到手术台旁，他们挽起袖子、伸出胳膊，争着要把自己的血献给这个素不相识的孩子。经过化验孩子的血型，最后只有负责这次手术的主治外科医师和作为主要助手的女护士长血型和孩子相符。
这位外科医生50多岁了，身体也比较弱。在旁拿着输血器械等待抽血的化验员担心地问：“你年纪大，身体弱，又要担负这次繁重的手术任务，献了血能支持住吗?”老医生毫不犹豫地说：“快抽吧!”
200毫升鲜红的热血，从老医生的血管抽出，输到了孩子身上。女护士长的200毫升鲜血，紧接着也献给了孩子。然后，他们立刻给孩子实施手术，连续抢救几个小时，终于使孩子转危为安。
一次，附近公社的一位社员，在用土炮防雹中被火药烧伤。伤员全身二度烧伤的面积达到40%，一度烧伤的面积达到30%。治疗这样的烧伤，在会川医院存在许多困难。例如，烧伤病人的创面，最怕细菌感染，而这里没有专用防菌的烧伤病房，医疗器械不足，高温高压消毒的条件差，护理人员缺乏。
全院医务工作者团结一致，迎难而上。为了减少病人的创面被细菌感染的机会，他们想方设法，用经过高温灭菌的床单，蒙在病房的顶棚和墙上，以此来代替烧伤病房。
医疗器械需要高温高压消毒，在这里是用木柴作燃料，火力弱，温度和压力不易达到要求。为了避免因消毒不严而造成感染，他们不怕麻烦，延长蒸煮时间，直到达到严格消毒的要求，才放心使用。
护理人员不足，许多人就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坚持战斗。
在他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这个伤员顺利地度过了休克关、感染关，很快地恢复了健康，重新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
会川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时，为了抢救伤病员，他们打破科室之间、大夫和护士之间的界限，全院人员紧密合作，团结战斗，人人贡献力量。有时，病人较多，医护人员少，一些大夫、护士连续做几个大手术，20多个小时不下手术台。医院里没有无影灯，他们就用手电筒照明，或用汽灯照明，争分夺秒抢救病人。一次，一位宫外孕患者抬来医院时已经生命垂危，妇产科的医生立即采取非常措施，把患者肚子里的血取出来，用纱布过滤后，再给她输入体内。截止1972年底，在他们施行肠梗阻、胃肠穿孔、脾破裂、宫外孕等430多次较大型的手术中，没有一例发生手术后感染等医疗事故。
有一个时期，中毒性痢疾在会川公社和附近地区传染蔓延。许多社员群众抱着病势垂危的孩子，跋涉数十里来到会川医院求治。
医院没有专门的儿科医生，内科医生也很少，而且他们也缺少治疗这种小儿疾病的经验。
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一位内科主治医生主动承担起攻克这种流行性顽固病症的任务。为了掌握中毒性痢疾的发病规律，摸索治疗经验，这位老医生深入到社员群众家里访问，了解当地的发病史，并向本地的医生学习，总结当地的治疗经验。一位化验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以外，翻阅大量当地医院的旧病历，对从前的治疗方法和疗效情况作出统计。经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认真学习，终于总结出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毒性痢疾的成功经验。
几年来，他们顶风冒雪，先后跑遍了会川周围的上湾、锹峪等十个公社，帮助社队整顿合作医疗站，培训赤脚医生，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受到热烈欢迎。在深入农村巡回医疗中，他们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受到了社员群众要求医务工作者下乡的迫切心情，从而加深了对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示精神的理解。就是这样，会川医院的北京医务工作者数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社员群众防治疾病，有11名医务工作者在抢救重危病人中，为社员群众患者献出自己的鲜血5960毫升。其中一位叫赵秀清的护士，多次为危重病人献血，院领导看到她单身一人带着两儿一女在会川生活，十分艰辛，给她发一点营养费……
他们说：“我们是医生，虽然苦点，但虽苦犹甜，能给社员群众做好事，给社员群众解决防病治病的问题，我们心里是甜的。”
1980年前后，会川医院的北京医务工作者告别他们奋斗了十余年，留下了他们青春、热血和足迹的土地，回到北京或其他地区新的工作岗位，但是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故事一样永远留在了会川老百姓的记忆里：张世贤、张仲凯、宋瑞芳、林建国、黎平邱桐、练维绢、李淑兰、房玉英、王有功、文 波、汪 援、全文妁、孟秀菊、高书琴、李爱玲、李雅贞、马英秀、杨晶馥、李玉璞、何道民、孙含音、孙跃华、赵秀清、李苏华、徐华文、谭淑侠、王熙华、孟召芬、郑玉香、路希铭、焦永昆、龚雪茹、王凤楼、王立强、孙玉琴、张松山、赵世普、王唯真、薛洞泉、李英、郭裕根、王庆廉、吴淑琴、凌金濡。
乐在山区战瘟神
——记礼县崖城公社卫生院
岷山深处，燕子河畔，有一所深受社员群众欢迎的卫生院，这就是礼县崖城公社卫生院。这个卫生院的医务工作者扎根山区，全心全意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热情支持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为农业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天水地区医疗卫生战线上的先进单位。
一
崖城公社位于陇南山区的岷山丛中，这里气候湿润，特别夏来临之时，青山绿水，空气清晰，一望无际的草场上，牛羊成群，犏牛成对，骡马奔腾，气壮山河。然而，长期以来这里一直处于缺医少药的状况，群众得了病，拉上牲口要往返几十里，甚至成百里路去请医生。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发表了，广大社员群众心里乐开了花，他们说：“毛主席的话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我们欢迎城里的医生到山区来。”这以后，从首都北京，从全省城镇，一批批医务工作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身背红药箱来到陇南山区，有的被分配到崖城公社，开始了为社员群众创办卫生院的战斗。
要办卫生院，摆在这些医务工作者面前的困难是很多的。当时，只有原卫生所的几间破旧房子、两把镊子和几具针管。医务工作者决心艰苦奋斗，战胜面前的重重困难，办好这个山区卫生院。为了解决重、危病人能就近住院治疗的问题，他们在人员少、工作忙的情况下，和工人一起打土坯，平地基，拉砖拉土，挑水和泥，很快盖起了十间病房。治疗重、危重病人需要大量的5%氯化钠等液体，而这些液体一时又供不上。怎么办?卫生院负责人杨东发说：“我们不能等、靠、要，吃现成饭，要为社员群众着想，自己制作液体。”老杨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液体试制开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困难。为了解决水的问题，医务工作者们没黑没明地掏泉修池，安装管道，不久，九泉山上的泉水像自来水一样，流进了卫生院，保证了制作液体的需要。试制液体需要蒸馏器和过滤设备，他们动脑筋，想办法，把高压锅改成蒸馏器，用铁皮焊成冷凝器，就用这些家当试制出5%的葡萄糖等5种液体。为了检验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的纯净度，共产党员朱世明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他说：“为了保证阶级兄弟的安全，宁肯自己担风险，也不能给社员群众添一点痛苦。”谁知液体一注射，就产生了明显的输液反应，首次试验失败。但是同志们不灰心，不气馁，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试制成功。几年来，他们还先后试制成功了简易器械台、简易万能手术床、电针疗机等许多医疗器械，基本上满足了当地防病治病的需要。
二
崖城公社卫生院有11名医务工作者，一个山区卫生院，是走出去送医送药为广大社员群众上门服务，还是坐等病人上门?卫生院坚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基层，放到生产第一线。那是1972年的隆冬，卫生院组织了一支中西医结合小分队，深入到最边远的父坪、木树、三联、肖河等4个大队的22个生产队巡回医疗。出发那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他们背着透视机、发电机、手术器械和中西药品，顶风冒雪，沿着山路前进。山大、林密、坡陡、路滑，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他们看到社员群众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情景，一个个心里热乎乎的。小分队来到父坪大队，在村头迎接的社员们激动地说：“这样的大雪天，过去医生请都请不上山，今天你们送医药上门，真是托毛主席的福啊!”父坪大队赵黄沟生产队有个女社员过去长期患病，又遭游医误诊。在小分队医生的治疗下，这位女社员很快恢复了健康，解除了痛苦。三联大队徐家坝生产队有一个40岁的女社员，多年瘫痪不能下床，大小便不能自理。小分队的同志怀着深厚的感情，学习群众的偏方验方，配合西药治疗，病人很快下了床，而且还能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在巡回医疗中，他们还进行了大量的地方病、多发病的普查工作，用中西结合的办法，诊治常见病700多例，在社员炕头做小型手术13例，透视检查病人近百人。后来，他们又组织巡回医疗小分队，活跃在田间地头，为广大社员群众防病治病，受到群众的赞扬。
小分队在坚持走出去巡回医疗的同时，努力做好上门医治病人的工作。1974年元月的一天清晨，卫生院接收了一个因难产引起子宫破裂的病人，当时病人处于休克，情况十分危急。面对这种情况，小分队的医护人员迅速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大胆地提出了手术方案。病人抬上手术台，仍然处于休克状态，脉搏时有时无。为了及时掌握病人的病情变化，他们争分夺秒果断采用针刺麻醉进行手术。腹腔打开后，发现病人子宫破裂成梅花瓣形状，有拳头大的一块完全坏死，婴儿坠落在腹腔。这时，病人血压又消失了，但心脏还在跳动，神志还清醒。他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顺利地取出了婴儿。在进行子宫修补术的过程中，突然病人呼吸微弱，神志不清，瞳孔散大，生命奄奄一息。在这紧急关头，医务工作者们迎难而上，又经过两小时四十分钟的紧张战斗，终于把病人从死神手中抢了过来。几年来，他们还为几例小儿成功进行了双手烧伤瘢痕挛缩切瘢整形植皮手术，成功地做了卵巢囊肿摘除、骨折、肠梗阻、疝气等手术。
三
“门口就是医疗站，不误生产少花钱;合作医疗真正好，毛主席恩情说不完。”这是乡亲们编的顺口溜。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崖城公社卫生院始终把扶持这一新生事物的成长，当做大事来抓。起初，有些队的合作医疗缺药缺资金，影响了防病治病工作的开展。卫生院及时组织人员到崔山大队蹲点，总结推广这个大队发动群众，采集中草药，开展群防群治的经验，从而推动全社合作医疗越办越好。崖山大队为了解决缺药困难，他们把中草药的学名译成当地的土名，发动群众采集。乡亲们高兴地说：“原来我们这里一出门遍地是药草!”从这以后，学生放学回家时捎带采几把药草交给合作医疗站，社员们利用劳动休息时间也都要采几把药材。仅一个月时间，全大队采集中草药58种共2000多斤;这样做还不够，他们还种植当归、党参、大黄、生地等药材。几年后，这个大队中草药不仅能自给有余，还支援兄弟队500多斤。由于中草药实现自给，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得到了及时治疗，社员们高兴地说：“合作医疗就是好!”
在总结推广崖山大队经验的同时，卫生院还采取传、帮、带和办训练班的办法，及时帮助赤脚医生掌握医疗技术，学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他们的培训下，这个公社的大部分赤脚医生都能治疗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深受社员群众欢迎。自古以来，只有病人求医生，哪有医生找上门?赤脚医生却一反“医不叩门”的陈规，随叫随到，不叫也到。经过卫生院培训的45名赤脚医生，他们身背药箱，茁壮成长，巡回在田间地头，出没在社员家庭院落，满腔热情地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成为当时农村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
病 人 之 家
——记平凉县白水公社卫生院
奋战在基层卫生院的“六•二六”队员们，克服种种困难，以扎实的工作业绩，开创了为社员群众服务的新局面。中共平凉地委、平凉县委一份写于1975年8月的调查报告，让我们在30多年后的今天，仍可以清晰地看到平凉县白水公社卫生院在这方面所作的可贵探索——
一
1974年以来，白水公社卫生院发生的两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件是这年夏天永和大队的孟念祖失足落水，当地赤脚医生一面向卫生院报告，一面施行排水和人工呼吸等急救措施，在卫生院大夫赶到后，一起使呼吸已停止五分钟的孟念祖起死回生;第二件是来年春上，该公社发生了一起病菌食物中毒，发病急，面积大，一天之内就涉及7个大队的200多人，由于各队赤脚医生发现早，抢救及时，在公社卫生院的配合下，很快使中毒病人全部脱险。人们说：“且不提平常那些数不清的好处，就这两件事真是太神啦，没有合作医疗站的赤脚医生，是不可想象的。”
1969年，北京和平凉地、县的一批城市医务工作者到白水公社卫生院安家落户。他们下来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合作医疗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院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从城市来到农村，这只是落实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第一步，而对待合作医疗的态度，是衡量一个公社卫生院是否真正“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大问题。认识清楚了，他们决心把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事业当做公社卫生院的一项主要任务来抓。几年来，他们采取派医务工作者带药物、器械去一些经济困难或少数民族聚居的队重点扶持，帮助合作医疗站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指导合作医疗站开展“三土”(土医、土药、土方)“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活动，不断提高赤脚医生业务水平等措施，使各队的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中间，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培训赤脚医生的几种办法：
一是短期训练班。时间不等，有新医新针疗法等专项训练，也有综合性的医疗技术培训。二是走出去辅导。医务工作者用巡回医疗等机会，定期到各大队对赤脚医生进行业务辅导。三是请进来带训。他们轮流把各队赤脚医生请到公社卫生院，跟有经验的医生在临床实践中学习。四是逢五例会制。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这三天，各队赤脚医生自觉地集中到公社卫生院，学习政治，讨论业务，汇报疫情。五是互换位顶班。卫生院抽调一些医务工作者短期下到合作医疗站工作，换回一些有经验的赤脚医生到卫生院顶班，互相学习。几年来，他们培训赤脚医生128人，培训卫生员104人，妇幼保健员34人，为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
二
合作医疗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初步改变了白水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大大方便了社员群众。然而作为一个基层农村医院，不能仅仅满足群众看病方便。他们认识到，农村医院如果不以“预防为主”，只搞“坐堂行医”，发展下去，就会变成农村老爷卫生院。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他们正确处理“防”与“治”的关系，把“防”作为根本任务来抓：
一是配合赤脚医生利用广播、黑板报、开会前宣讲、演电影前放幻灯等形式反复宣传“预防为主”的好处，狠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旧习惯，使广大群众自己行动起来，与疾病和不讲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二是结合农业学大寨，发动群众开展以“两管五改”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三是以赤脚医生、卫生员和妇幼保健员为骨干，建立一支有领导、群众参加的三结合卫生保健组织，健全疫情报告制度，随时发现随时报告，无病早防，有病早治。四是结合巡回医疗，对全公社范围内的地方病、多发病、常见病以及季节性的传染病进行普查，掌握发病规律，制定防治措施，把一些土、单、验方，如“预防病毒流感症，井泉定期投贯仲”等编成顺口溜教给群众，充分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作用，开展群防群治。五是配合合作医疗站对各大队群众的身体情况逐队逐户摸底排队，做到心中有数。有的还建立了社员健康情况登记卡，防治措施到户到人。
这样，公社卫生院和各队合作医疗站就能在防治工作中打主动仗，初步做到在传染病流行的季节里，把疫情扑灭在发生之前或苗头之中，使全社的发病率逐年下降。实践证明，搞不搞预防大不一样。这个公社的高沟大队水沟生产队，前几年不重视预防工作，每到春季都发生流行脑炎，还死过几个人。近两年，由于这个队的合作医疗站采取水中投放或口服药物等预防措施，这种病基本绝迹。
三
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狠抓群防群治以后，白水地区群众的发病率显著下降。可是公社卫生院的门诊压力并没有减轻，这是因为有不少别的公社甚至外县的病人也前来求医。
有人说：“白水卫生院是病人之家。”这话一点不假。这个医院的同志最能体贴农民群众因生产劳动忙或经济困难等，不到万不得已不进医院的这种心情。因此，他们一天24小时不关门，一年365天不停诊，病人啥时到啥时看;看病不需挂号，住院不收押金;对经济有困难的病人，他们设立家庭病床，送医送药送手术上门。社员群众感动地说：“旧社会借上钱，牵上牲口都请不来大夫，现在人民的大夫把毛主席的温暖都送到咱炕头来了。”卫生院只有12张病床，每天通常看20~30个病人。原来除了药房、灶房以外，门诊部、办公室、甚至职工宿舍都做过“病房”。医院职工给重病人做饭，用自己的乳汁喂初生缺奶的婴儿，用自己的鲜血抢救病人那是常有的事。几年来，这个仅有21人的医院就有33人次为病人献血……不能否认白水卫生院的确是“病人之家”!
有人还说“白水医院的大夫都是一专多能”，这话也毫不过分。在这里，看不见那森严的医护等级和过细的科室分工，人人都是多面手。当然，这也是逼出来的。有一位北京来的青年大夫，刚来时，碰到不少妇、儿科病人找他看病，他说：“我是搞外科的，看不了你的病，你去找别人吧。”不了解情况的人就说，“天哪，你是从北京来的，我就找到顶了，还有比北京大夫手高的吗?”几句话问得董大夫既惭愧，又难受。看来，光有下农村的热情还不够，还必须一有套适应农村需要，真正的能为社员群众服务的本领。从此，他刻苦钻研其他科目，向有经验的大夫和赤脚医生学习。经过几年实践，农村的一般常见病、多发病他都能处理，被群众称为“一堵墙能挡八面风的多面手”。这个医院钻研业务蔚然成风，就连司药、化验、收费等辅助人员也一有空就学习医疗知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早日成为能够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的多面手。
还有人说：“在白水医院，病人就是命令。”真的，平常只要有危重病人进院，不论上下班时间，也不管有没有人喊，全院职工都自觉地找事干。5月的一个傍晚，一个老汉被背进了医院，然后来人把病人放在门诊室过道上又匆匆忙忙地走啦。原来他是从镇原县来的，进医院后发现身上没带钱，又不知道这里可以先不交钱的规矩，招呼都未来得及打就跑回家取钱去了。此时病人已呈休克状态，连姓名、地址都问不出来。听到这种情况，全院职工都围过来，经检查，诊断为急性肠梗阻，需马上动手术。可家属又不在，怎么办?救人要紧，有的跑去请示公社党委，有的做手术准备。就这样，在患者一分钱未交，连个姓名、地址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白水医院安全地为病人做了手术。
四
董启智原是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大夫，刚下到白水公社卫生院工作时，与社员群众格格不入。一天晚上，南新大队一位社员的孩子得了重病，请他去出诊。小董带着勉强的心情来到社员家里。经过治疗，孩子的病稍有好转。老大爷端来一碗香喷喷的长面，关切地说：“董大夫，吃碗面吧!”老大爷的一片心意，小董却体会不到，他吃着面条，口里不知是啥味;睡在热炕上，盖着新被子，还觉得脏，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他回到卫生院，还在想昨晚发生的事。他想，自己到群众家里为什么嫌脏呢?心里越想越惭愧。从那以后，他下定决心，一心为乡亲们服务。一天下午，董启智出诊归来，听说来了一个横位难产的产妇，大人婴儿都有生命危险。小董二话没说，马上参加抢救。产妇脱险了，可婴儿却不会哭。小董采取各项急救措施，仍然没有效果。他看着脸憋得发紫的婴儿，立即嘴对嘴给婴儿做人工呼吸。经过抢救，婴儿终于哭出了第一声，小董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高兴，他开始感受到把心和社员群众贴在一起的愉快。
一天傍晚，夜幕已经降临，在蒙蒙的细雨中，附近打虎大队抬来一位子宫大量出血的病人，脉搏摸不着，血压量不到，已经休克。又是一例危重病人，时间就是生命，需要马上进行手术抢救。这时，有人说：“这样的大手术，我们条件又差，出了问题不好办，还是转地区医院去吧。”小董想，就地抢救，是要冒很大风险，转院，虽然可以避免担风险，但这里离地区医院好几十里，病人怎能经得住路上的颠簸呢?患者的家属带着期望的口气对他说：“董大夫，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社员群众信得过，尽管动手术吧!”小董听见乡亲们说这样的话，心情十分激动。他果断地穿上手术衣，坚定地说：“同志们，不能再犹豫了，病人在大量出血，争取时间就是胜利!”手术在手电筒、煤油灯下进行，经过全体医务工作者的全力抢救，病人脱离了危险。
仅三年多的时间里，董启智就在没有电灯源，没有输氧设备的条件下，先后为500多名患者做了手术，其中大、中手术40多例，抢救了30多名患子宫破裂、嵌顿疝、中心前置胎盘、急性肠坏死的危重病人，得到群众的好评。
乡亲们说：“医院是病人之家”、“医生是一专多能”、“病人就是命令”，形象而又生动的赞语，告诉了人们这个医院的门诊量为什么越来越大。无怪乎泾川、崇信、镇原等县的患者都远道前来看病。他们说：“这才是咱社员群众自己的卫生院，我们进得去，信得过，进了这号医院觉得病也好像轻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