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 忘 的 岁 月--何权瀛是这样回忆往事的
何权瀛，博士生导师。1970年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在武威县医院工作8年。1979年考入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1992年赴日本深造，曾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
1970年秋天，何权瀛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被分配到甘肃武威县。先是参加省里组织的“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武威县六坝公社十三里堡大队第二生产队，与农民“三同”，锻炼了一年多。翌年秋，正式分配到武威县医院工作。
何权瀛是这样回忆往事的：“因为是北医毕业的学生，一到县医院人家就把我们当做医生来用，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病人对北京医生抱有很高的期望，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业务背景，都提出要北京医生看病。因此，刚开始上班完全是‘被赶上架的鸭子’，很忐忑、很尴尬的。从1964年秋入学到‘文革’前我们只学习了部分基础课，连病理解剖、药理学都没学过，更不要说临床课了，一切几乎都是从零开始。”
当时的武威县医院设内科、外科和妇产科三个大科，内科下面还包括小儿科和传染科。到县医院之后，何权瀛被安排在内科。“虽然当地领导和老百姓觉得我们水平应该很高，但自己心里却很虚。在门诊，每天都会遇到大量各式各样的病人，病情简单的还可以处理，复杂疑难的就只好硬着头皮诊治。如果有两个医生在一起还可以互相商量。如果只有自己‘独立作战’可就苦了，遇到难题有时只好找个借口说‘对不起，我得去厕所’，其实就是去值班室临时抱佛脚，翻翻《内科手册》。那几年，我上班时整天背着一本内科手册，以应急用。”
武威县医院医生来源非常复杂，既有正规大学毕业的，中专毕业的，也有部队家属。何权瀛除了注意向老医生学习，还向药剂师学习。每天上班前都到药房去看一看有什么药，翻阅各种药物说明书，他的药理学知识都是这么“恶补”起来的。他还虚心向老护士学习，许多四五十岁的老护士非常有经验，她们会告诉他哪些患者病重，应该观察什么。
“边实践边学习的日子确实很艰苦，好在那时的医患关系非常融洽，老百姓非常信任我们。他们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或洋芋送给我们，如果不收老乡就会生气，认为我们看不起他。”难忘的岁月，让何权瀛感慨系之。
基层的医学书刊非常少，一开始就一本《新医学》杂志。何权瀛曾到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修学习了三个月的超声诊断，更多的知识和技能都是从实践中学来的。当时武威夏天细菌性痢疾特别多，感染中毒性痢疾的病人往往很危险。他记得：“有一年夏天，一个患中毒性痢疾的五六岁小孩由他的爷爷奶奶抱着来求医，可惜来晚了，已经出现脑水肿、中毒性休克。虽然经过极力抢救，最后人还是没救活。爷爷奶奶觉得没法向儿子交代，把头往墙上撞，却一点都没有责怪我们。还有一次，我去九条岭煤矿接诊一位风湿性心脏病病人，到了矿山为病人听诊后做心电图，考虑有室性早搏，用了一针利多卡因，待病人病情稍微稳定，饥肠辘辘的我们开始吃饭，打算饭后再把病人拉回医院。出乎意料，饭刚吃到一半，病人突然死了，好后悔呀!就这样，死者家属也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说。”
太多的疾病和死亡，激励着何权瀛和年轻的医务人员们努力提高医疗技术。后来，他们在医院的内科、儿科、传染科轮转。当地卫生条件特别差，一到夏天传染科病房里收的全是细菌性痢疾，冬春季就是流脑、麻疹、百日咳。白天出门诊时还好，只管看内科、儿科和传染病，到了晚上全医院门诊只有一个医生值班，处于全院的第一线，要负责处理所有病人。每个人必须独当一面，甚至外科急腹症都得会诊断。能处理的就自己处理，不能处理的再找病房值班的外科医生。他最打怵的是鼻出血，止都止不住。上夜班特别提心吊胆，不知道晚上会来什么样的病人。
“有一次门诊收了个18岁的农村女孩，入院时脸色苍白，体格检查发现血压很低，腹部移动性浊音，考虑失血性休克，但是又没有明确的失血症状，我们判断应该是内出血。腹穿后抽出来的血液不凝，我们当时诊断为宫外孕，但是她是个还没结婚的姑娘，最后请妇产科会诊，同意我们的诊断。姑娘的爸爸坚决不认可这一诊断结果，争吵不休，但是我认为必须紧急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术后证明我们的诊断是对的，处理是非常及时的。”
有一年秋天，何权瀛和妇产科的栾国英医生去一个山区接诊一位高龄产妇。病人骨盆狭窄，还有风湿性心脏病，那里离县医院60多里路，他们赶到时产妇已经非常虚弱，病情十分危急。他们立即决定把病人拉回县医院。“一路上我们分头监测病人，回到医院后直接把病人送到妇产科手术室，我都没看清楚，一向以麻利著称的栾大夫就已经剖开产妇的腹部把胎儿拉出来了。放在现在，又要办手续、交押金，又要告知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早没命了。那时老百姓总体上对医生特别信任，我们看病时不用想别的，一门心思只想怎么把病人的病治好。”
何权瀛说，“当时我们的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结合得挺好，县医院与县防疫站经常开展合作。当地时有痢疾流行，由于农民直接在河里洗衣服，上游地区的农民得了痢疾，拉了肚子到河里洗裤子，下游的河水很容易被污染，因此必须从上游预防。所以一到夏天我们就和县防疫站的同志一起下乡防治痢疾。许多防治技术和手段需要自己去学习、摸索。比如流行病的三个环节、传染源是什么、传播途径是什么、易感人群怎么处理，这些在学校都没学到，都是在工作实践中学到的。
1975年，何权瀛和一些同事与北京医疗队混合编队下乡，在县卫生局的统一组织下，落实预防措施，包括改水改厕，培训赤脚医生，巩固合作医疗，开展计划生育等。
那时没有三级查房制度，所有的医生都独立出门诊，管病人，都是住院医师。大概是1976年~1977年，何权瀛和同去武威县医院的兰炯采大夫确诊了两例多发性骨髓瘤，还确诊了一例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并在《输血和血液学杂志》上做了个案报道。证明即使在基层，只要努力钻研，创造条件，也能做些科研工作。
他说：“在我从一个医学院出来的半成品磨练成为一个合格的全科医生的过程中，武威县医院的各位领导、各科的上级医师，还有许多药师和护士给了我许多指导和帮助，对于这一切我将永志不忘。”
1979年，何权瀛考研回到北大医院，研究生毕业后才从住院医师做起，走过了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主任医师、教授的成长道路。但说起在武威度过的这9年，他认为非常值得：了解了国情，增长了才干，更主要的是教会自己懂得了怎样才能做一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好医生。
在离别了武威33年后，2012年10月，何权瀛教授和他的夫人又回到了他工作了9年的武威市。他无限感慨：“那里的面貌焕然一新，除了钟鼓楼、文庙、第十陆军医院还在，其他一切都变了，变得令人无法相认。我再也找不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县医院门诊和病房以及我住过的老房子。原来的武威县医院现已更名为凉州区医院。现任医院领导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专门安排了一次欢迎会，我又见到了许多以前共同工作和学习过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大家欢聚一堂。我还应邀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会诊看了一位重危病人。之后还下到农村看望以前结识的农民朋友。一切一切都恍如昨天……”
价值在服务中体现
冷希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著名外科专家。1969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当年分配来到武威。在古浪县大靖公社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劳动一年后，又赴天祝县参加了两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73年后，在天祝县哈溪公社卫生院和武威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1978年考取研究生后回京。
“我个人人生价值最大的几年就是在乡下的那几年。那个时候甘肃的医疗条件是很差的，缺医少药的情况很普遍，农民们也很淳朴，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动力，使我有了很多临床实践的机会，业务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的成长离不开甘肃和甘肃人民……”冷希圣这样总结自己走过的路。
1966年，冷希圣大学尚未毕业，“文革”就爆发了，学业无法继续。他在校三年，仅学习了医学基础课程，却没有临床实践，所以他有一个外号——“永远的老医三”。但是，在武威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冷希圣通过认真实践和不断学习，成为了一名称职的全科医生。
1973年，冷希圣被分配到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公社卫生院工作。在哈溪的大山沟里，还有上海来的和兰州医学院的五六个大学生，总共二十几个人。冷希圣去后，建立了手术室，开展一些手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因为唇裂找不上媳妇，被父亲领来，要求“把豁豁补上”。唇裂属于整形外科，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类手术。但农民很朴实，说：“你放心做，做坏了也没关系”。这让冷希圣特别感动，于是找来了几本相关的书读了几天。然后，就划线开始做，居然做得挺成功，后来小伙子果真找上了媳妇，还领着媳妇来看冷希圣。
在基层，冷希圣做了不少手术，包括骨折、唇裂、妇产科的手术，还做双眼皮，那时候做双眼皮不是为了美容，当地农村沙眼比较严重，时间长了不治疗会造成失明。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全身心地投身到医疗救治工作中，治愈病人后的兴奋和喜悦让他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那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也解决了一些问题。”
对于“文革”期间毕业的医学生们来说，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太多的临床实践。1976年，甘肃又来了一支医疗队，有一部分人被分到了冷希圣所在的医院，当时他和另一名大夫被安排做一个扁桃体切除手术，结果出了很多血，那名大夫特别慌。当时医疗队的队长就对冷希圣说：“你们的技术都是贫下中农用血的代价换来的。”这件事让他感触很深。
有一个小孩，骑驴时从驴背上掉下来胳膊骨折了，送来时，因为缺血，手的皮肤成了紫色。那时候有简单的X光机，不能拍片。冷希圣连夜找绳子搓麻绳，弄了几根树枝，自己弄了一个悬吊牵引的床，把小孩子的胳膊吊起来，大概牵引二十个小时后，水肿消退了，就这样，他在实际工作中边干边学，尽量弥补，提高很快。
冷希圣说，记得有一个患结核性脑膜炎的小伙子，送来的时候处于昏迷状态，憋着尿，很躁动。我就想办法给病人排尿，排尿后病人很快就睡踏实了。所有这些，都是从实践中学来的，只有实践中经历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些是从书本上学不到的。
冷希圣回忆，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冬天手术室烧的是火炉，有一次做手术，做着做着煤气中毒了，麻醉师跌倒了，一会儿助手也不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倒下，你倒下了，我一个人就完蛋了”。当时的艰苦，现在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这就是一名“六•二六”医务工作者走过的人生成长和事业发展之路。
立志服务一辈子
刘亚荣，黑龙江省尚志县人，1966年5月毕业于吉林医科大学，1968年5月她和新婚的丈夫，同班同学徐彦斌报名来到定西地区工作，全年级12个班分来甘肃32人。他们把自己掌握的医疗卫生技术，无私地贡献给了甘肃中部山区的农民群众。刘亚荣多次受到省市表彰，后调定西地区卫生学校，主讲妇产科，高级讲师。徐彦斌1993年担任定西地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在他和全院同志的努力下，创建成功二级甲等医院、爱婴医院、省级文明单位。徐彦斌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为中西医结合内科主任医师。
刘亚荣刚来通渭县北城公社卫生院时，这里设备简陋，医疗器械很少。临巷两间低矮、陈旧的小屋，既是门诊部，又当治疗室，卫生院有6人，其中3人是社请的。这与她在城市医院见到的大不一样。卫生院共有一坡水的房子四间，买粮和买药都 要走30华里路，雇人往回担。卫生院远离县城50公里。他们去后卫生院才有了人固定值班。不仅如此，当她拿起在学校学习时使用的旧听诊器给群众诊病时，又碰到了语言上的障碍：她讲话，病人大约只懂一半;病人讲话，她也只有一半能懂，彼此常常弄得答非所问。刘亚荣不禁问自己：“在这里我能坚持长期工作下去吗?能把工作搞好吗?”
在山区出诊，不是爬坡，就是跨沟，刘亚荣感到步履艰难。但是，当她翻山越岭来到老乡家里，他们那种热爱毛主席，热爱深厚感情，又让她受到很深刻的教育。
华亭生产队50多岁的张大娘，患“倒睫”已经30年了，眼睛被折磨得痛苦不堪，几乎失明。刘亚荣给张大娘做了手术，彻底治好了她的眼病以后，她感动得热泪纵横，紧紧拉住刘亚荣的手说：“咱山区有了像你这样的好大夫，都是托了毛主席的福啊!”
在巡回医疗中，像张大娘这样的事例，又何止一个!当刘亚荣听到过去山区由于没有医生，社员群众患病往往遭受游医、巫婆诈骗的情形，特别是有些妇女生孩子，被旧风俗、旧习惯折磨得痛苦不堪时，她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逐步坚定了为山区社员群众服务的决心。
为了提高医疗质量，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刘亚荣努力向当地群众学习方言土语。群众能听懂她的话，她也能完全听懂当地群众的语言了。她看到山区的社员群众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山区面貌，一年四季很少空闲，也不怕山高路远，坚持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到北城公社卫生院工作的初期，她的第一个孩子还很小。出诊时，她就把孩子背上，带上医疗器械和药品，一天跋涉20~30里，天晚了就住在群众家里。给群众看病时，她把孩子放在一边，专心致志地进行诊断和治疗。夜间，公社卫生院附近的社员叫她去诊病，也是随叫随到，从不推诿。
在给群众治病当中，她发现有些严重病人，需要住院治疗。但是，卫生院没有病床。她就和院领导及同志们商量，把兽医站的一间小药房借来，打扫干净，放了3块门板，作为她们的“住院部”。卫生院人少，别的同志下乡出诊，她就把“门诊部”和“住院部”的一切都管起来，既在门诊上看病、收费，又为住院的病人诊断、打针、服药。在这个简易的“住院部”里，她们先后收容病员40多人次。1971年，国家拔了一笔钱给卫生院修建病房和办公室。在建设过程中，有一片地基需要填高。如果让承建单位填，需要花450元。她想，应该贯彻勤俭节约的方针，让有限的资金为病人办更多的事。便又和院领导及同志们商量，建议自己动手填。结果，大家利用业余时间，车拉肩挑，运土填坑，几天时间就填平了。后来用节约下来的这笔钱，给住院病人增修了一间厨房和一个厕所。
为了让山区社员群众深切感受到党的温暖和毛主席的关怀，她在医疗实践中，坚持用白求恩“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的精神要求自己。有一次，鹿山大队上岔生产队女社员孔秀英因横位难产，胎儿七天七夜没有娩出，死在腹中。当抬到卫生院时，病人流血不止，生命垂危。当时，有人主张立即在卫生院给病人施行剖腹产手术。刘亚荣想，作剖腹产手术，病人必然会大出血，而卫生院既没有血库，又没有输血设备，冒险作这种手术，很可能造成病人死亡。为了对患者负责，她立即打电话给县医院，请求派救护车前来接病人;同时，在卫生院给病人作胎儿内倒转手术。当时已是深夜，在卫生院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经过3个多小时抢救，终于将胎儿取出，使病人脱险。
考虑到山区交通不方便的实际，每次遇到危重病人，刘亚荣总是和同志们作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和县医院联系，派救护车来接病人;一方面在卫生院现有的条件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水平，抓紧治疗时机，尽一切努力抢救病人。这样，5年来，她们卫生院接收的危重病人，没有一个因不负责任而造成死亡。
刘亚荣在治病时，总是尽最大努力做到使群众满意。1971年1月，刘亚荣生了第二个小孩，分娩后10多天，有些社员就到她的宿舍找她治病。她热情接待，并精心为他们诊断和治疗。公社党委和卫生院的负责人关怀地劝她说：“你还是休息吧!病人让别的同志接待。”刘亚荣想，许多女社员为了改变山区面貌，发展农业生产，直到临产前几天还坚持参加劳动，自己已经分娩十多天，为什么不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社员群众服务呢?因此，坚持接待门诊病人。一天，她头晕发作，躺在床上。这时，有几个妇女从20多里外来卫生院找她治病。她想，社员们生产很忙，到卫生院来一趟不容易，不能让病人白跑路，便起床为她们诊治，几个老乡很满意。
刘亚荣在学校是学西医的。在几年的医疗实践中，她发现山区的许多社员，喜欢用中草药治病。特别是山区的妇女病较多，有些妇女病用中草药治疗，效果比西药好。同时，用中草药治病，可以使群众少花钱甚至不花钱。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刘亚荣在工作中学习中医，虚心向中医请教，在业余时间认真阅读有关中医的参考书籍，掌握了40多个汤头，并应用于医疗实践。同时，她还努力学习针灸技术，用针灸治好了一些社员患的颜面神经麻痹、风湿性关节疼痛等病症。在给群众治病当中，她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做到“三勤、两细、一严”。三勤是：口勤，经常利用一些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向群众宣传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宣传卫生知识;脚勤，尽可能做到送医上门，服务到家;手勤，给病人打针、服药、护理，不嫌麻烦，做到使病人满意。两细是：看病时细心诊断，治疗时细心操作。一严是：对医疗器械进行严密消毒，避免在手术中发生感染。有时，山区的社员来卫生院治病，匆忙中忘记带粮食和食物，病人在治疗期间又需要吃一些流食，她就把自己的米、面、蛋、糖等食物，做成各种流食给病人吃。有一次，吊嘴大队阳坡生产队一个社员患肠梗阻，需要口服清油灌肠，但是一时找不到。她把自己食用的清油给他灌肠，治好了他的病。
在农村的几年里，刘亚荣深深体会到山区的群众需要她，她也和山区的社员群众建立了感情，充满了在山区搞好医疗卫生工作的信心……
深爱着那片土地
李春英，医学博士。1967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翌年进入平凉地区国营778厂从事临床工作，1978年考取北京医科大学劳动卫生专业研究生。曾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我常问自己：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几何?我的青春岁月正是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热潮中，在献身医学，服务基层，造福群众的追求中度过的。对于我，还有许许多多的曾经在甘肃工作过的人来说，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让人无法忘怀的日子,虽苦犹甜。因为我们的口号是,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是李春英在甘肃省纪念“六•二六”座谈会上的一段肺腑之言。感人至深，荡气回肠。
“1968年，我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全班100多人除了有一名同学分配到黑龙江，其余全部分配到西北和西南诸省，到甘肃的就有24人。和我一起来到平凉地区的有杨则宜、朱晓东和孙伯坤,他们分别被安排在崇信县、静宁县和庄浪县。当时最有条件去东北的是我，因为我父母是1961年从北京下放到黑龙江安达的支边干部。可是我明确表态，我要到西北去，我说过的话要算话!”
一
1967年秋天，还在读大学的李春英参加卫生部组织的第二批“六•二六西北医疗队”， 一路向西,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河西走廊,在甘肃省高台县工作了三个多月。
“河西走廊的冬天冷得出奇，最罕见的是下晴雪。蓝蓝的天，艳阳高照，空气中的水分却凝成雪花在飞舞。医疗队按照部队的武装，每个人都有一件皮大衣，一双毡靴，一条棉裤，一顶皮帽。尽管这样，仍然不能抵御凛冽的寒风。有一次，我们去时为甘肃酒泉地区的阿拉善左旗的盐池巡诊，坐在拖拉机车厢里，等到了目的地，硬是下不来了，原来，我们的双腿全部冻僵了。那段时间, 我们还在高台县、临泽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巡回医疗，帮助农村改水、改厕，开展卫生宣教和地方病调查……。巡诊路上,戈壁滩上出没的一群群黄羊,芦苇丛中栖息的一群群大雁的大漠美景，也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医疗队的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我们就准备一些土豆、杏干，还有从藏区买的炒青稞面。把土豆放在炉堂下面的出灰口，再捅下一些仍然在燃烧的碳捂上，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吃烤土豆了。杏干煮一煮放点糖，特别好吃。炒青稞面是藏民做酥油茶的原料，我们就当油茶面吃。当地还有一种野生的沙枣，果肉沙沙的，又酸又甜，藏民拿沙枣作馅，用牛粪烤的馍又香又脆，特别好吃。”李春英这般回忆那段艰苦而快乐的生活。
那时的高台农村，的确是贫困啊，农民的孩子冬天连裤子都没得穿，站在场院房子的向阳处晒太阳取暖。让李春英欣慰的，是自己通过针灸让两个神经性耳聋的孩子听力得到提高，还可以跟着呀呀学语，被一时传为佳话，说是医疗队让哑巴开口了。他还用针灸治好了县气象台一个员工的遗精。“想想当时还真有点神啊!”李春英高兴地说。
这期间,李春英还和医疗队员马玉章组成宣传组，负责高台大队的卫生宣传工作。高台大队共有14个小队，他们二人就背上油印机,走村串户，到各个小队收集线索，刻制钢板，套色油印,编印战报,鼓舞斗志。
年底，我国在罗布泊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核试验成功的第二天，医疗队宣布要返京了。回京的专列走了两天三夜。医疗队每三个人有一个卧铺，三个座席。大家一路上聊天、唱歌，学唱样板戏……好不热闹。“1968年元旦的这一天，我们回到北京，不少医疗队员都表示以后要到西北扎根，因为我们看到那里实在是太缺医少药了，群众打心眼里欢迎医疗队啊。”
二
1968年9 月,李春英告别北医的5年大学生活, 踏上奔赴 甘肃平凉的征程。那个时候，对于一直生活和学习在北京的李春英来说，平凉只是祖国地图上一个很小的点。一个帆布箱子装衣服，一个纸箱子装书，一个铺盖卷儿，是伴他而行的所有家当。
刚到宝鸡，就遇到了困难，由于托运行李的列车在郑州停运，他只能暂时居住在宝鸡的一个小旅馆。后来，他打听到了778厂宝鸡办事处，一位姓苏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
“那你把行李票给我留下，你去平凉吧，等到行李来了我给你取了，厂里有车我给你拉回去就行了”。很平淡的一句话，却让他感到无比的温暖，也更加坚定了支援西部医疗事业、认真落实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信念。
解决完行李的问题，他回到旅馆，那安静的行李包居然忽忽乱动，打开一看，竟是两只硕大的老鼠正在享用他的干粮，哈哈大笑之后，李春英也确实认识到了西北的落后与艰苦，但是，他并没有退缩，反而勇往直前。
李春英在宝鸡住了一宿后，于第二天一早赶到长途汽车站，坐上了开往平凉的长途汽车。车子一出宝鸡就行进在砂石路面的公路上，其中不少路段是搓板路，特别是从千阳到陇县的盘山路，真是惊险。第一次走盘山路的李春英，不时为司机捏把汗。9月份天气还不凉快，但是车窗不能开，因为只要是有车经过，就会尘土飞扬，遮天蔽日。平凉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这里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著名的黄帝问道处——崆峒山距县城10里路，城东的宝塔是明代的建筑。但平凉的艰苦和落后，超出了李春英的想象：没有一条柏油路，下雨满街都是泥，不下雨全都是土。“一条马路，一个岗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黄土高原以其特有的方式，拥抱了来自北京的热血青年李春英。
虹光电子管厂在平凉县城里算是最大的单位了。按照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 60年代末，几乎所有在大城市的军工企业，都按照“散、山、洞”的原则，迁往内地西北、西南，进行“三线”建设。相比之下，来自南京的军工厂能在县城里建厂，就算是条件特别优越了。按照当时四机部的统一编号，虹光厂叫778厂，生产雷达上用的磁控管、开关管等军工产品。厂里有一批清华大学和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的毕业生，一批北京无线电专业学校和南京无线电专业学校的中专毕业生,也算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了。
虹光厂医务室有3个大学生、3个中专生，加一块儿大概十一二个人。在这里，李春英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行医生涯。当时，厂里的医务室仅有两排干打垒的平房，设施简陋，条件艰苦。后来，厂里盖了一座砖混结构三层楼的厂医院,地面是现浇水磨石，成为平凉标准最高的建筑。医院楼盖好以后，开设了西药房、中药房，买了X光机和化验设备，设立了放射科、检验科。
李春英除了搞内科，还承担儿科、卫生防疫、职业病等工作任务。“庆幸的是我们上学时医院分科不细，而且在实习时动手多，许多技术都掌握的不错，很快就胜任了自己的工作,成为业务骨干。很快,我就可以把厂里近2000职工的名字都叫上来了，厂里属于计划免疫范围的400多儿童我可以一一数出来，并全部建立了免疫记录。”说起曾经的岁月，李春英感觉不仅仅是自豪，而是踏实与欣慰……
甘肃10年的卫生工作经历，李春英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每年，我都要参加由省里或地区组织的职业病普查，先后去过兰州、西安以及平凉地区的其它县。我们还有下乡的任务，平凉、庄浪、静宁、泾川等县的农村我们都去过。
1971年春天，我和孙连生、姚赓娣、陈国真到平凉北塬开展巡回医疗。其实北塬离平凉县城不过20公里，只不过是在塬上，我们工厂的吉普车把我们送了上来。村里的老人娃娃围着吉普车这摸摸那看看，问过才知道，他们竟然是第一次见到吉普车。
塬上的农民靠天吃饭，非常苦。如果不下雨，庄稼会全部旱死，但遇上下大雨，农田又会被冲毁。老乡做饭用的水是留存在水窖中的雨水，实在没水了就得到塬下面去挑，来回一趟得3个小时。至于看病，对这里的老乡来说那更是是难上加难。村里有个赤脚医生，只能看点小毛病，如果大病，只能往县城送，小病挨，大病扛，就是他们的真实生活。我们带了不少的常用药，免费发送给老乡，深受欢迎，生产队队部前，天天上午都是门庭若市。下午，我们就随着赤脚医生到老乡家里巡诊。
1974年，平凉地区进行结核病普查，我和肖根海、董秀云、张凌枝一起，带着一台汽油发电机和一台30mA的X光机深入庄浪县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普查。庄浪是有名的贫困县，让人称奇的是，这里的牛瘦的毛都脱光了。而在一户人家的厅堂墙上，我竟然看到了三张并排张贴的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像，多么原始啊。我和肖根海轮流进行透视检查，每天平均要查300多人，却只有一条铅围裙作保护，更谈不上什么营养了，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啊。记得有一次汽油发电机出了问题，我和肖根海当起了修理工，硬是把汽油机拆了，清洗以后重新组装上，还真的可以继续工作了。就这样，我们发现了10多例空洞型肺结核，还有不少活动性的结核病患者，为当地的防痨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今，每当我想起那时的苦日子，想起老乡们对我们的关心，真是再难的事也不觉得难了，不觉得苦了。
在农村,我们见到了最贫困的人家，全家财产加起来不足10元钱。尽管那时候平凉很贫穷，可是那里的老百姓很善良。老乡对我们真的特别好，忒心疼我们，拿出准备换盐的鸡蛋给我们炒(名义上是炒，实际上只有一点油，那是烤鸡蛋啊)，说：“补点营养吧!你们真不容易!”炒鸡蛋放盐又不多，实话讲是真难吃，可那是老乡的一片心意啊。晚上，村里的那些老人们，把我们请到家里，坐在炕上喝罐罐茶。那是一个像小砂锅的罐罐，放上点砖茶，加上水在火盆上煮，煮出来的茶一滴一滴地倒到小酒盅里，那苦涩实在是难于形容，但这却是当地待客的最高礼节了，我们只好入乡随俗。喝了那罐罐茶，一晚上都睡不着。可喝着那种苦茶，心理特甜，那种感觉,那种幸福现在体会不到。真的非常非常幸福，心里觉得自己给老百姓做这么点儿事，他们就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你，实在担待不起。”
说到动情处，李春英噎不成声，几次停顿下来。是啊，他对那里的人民，对那一片土地，爱得深沉。
李春英还说，这次来到甘肃，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这里取得的突飞猛进的变化，十分感慨，很受鼓舞。这里的民风依然纯朴，甘肃人民的深情我们永志不忘。我们年轻时只为这里做了一点微薄的贡献，这里的乡亲们却没有把我们忘记，令我们非常感动。今天在座的有我的同学，他们真正扎根陇原一辈子，他们是我们当中的标兵。今天在座的，也有近年来从北医毕业的学生，他们是来这里奉献青春的新一代，他们是我们时代的标兵。我相信我的第二故乡甘肃一定会变得更加美丽、富庶，这里的人们一定会更加健康、幸福，这里的明天会更美好。今后，乡亲们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的地方就请招呼一声吧，为了陇原人民的健康，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无私奉献为大众
沈为众，生于浙江慈溪，从小在杭州长大，1970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武都地区，后调入甘肃省中医院，曾任急诊科主任、副院长。他是“白求恩奖章”获得者，1986年和1994年，先后被卫生部授予“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像大海中一粒细小的沙石，引不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他给患者治病的故事，就像是一盘撒落在地上的珍珠，随便拣起来都闪闪发光……”
一
沈为众大学毕业时，他的父母亲非常高兴，说：“我们家出了一个医生，以后看病就方便了。”可哪里想到，他却从此远离父母，不要说为他们看病，就连生活上的照顾都谈不上。
从上海来到甘肃，沈为众先在岷县农宣队工作了一年。岷县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地处高寒，生活贫困。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南方人来说，确实是很不适应，首先是吃饭就成了问题。“当时主要是吃‘拌汤’，能吃上馍馍就算很好了，至于菜就根本谈不上。我很不习惯，吃了就吐，还感到胃胀。我想，这样不行，必须首先过生活关。于是就强迫自己多吃一些，吃了吐，吐了再吃，慢慢地就习惯了。这一年的农宣队生活非常艰苦，但也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我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使我认识到，没有过硬的医疗技术，就不可能很好地为病人服务。当时在农宣队工作，看到很多农民看病非常困难，真正是缺医少药，但是我作为一个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却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技术水平很低，害怕病人找上来处理不了。但是时间一长，人们还是知道了我是医学院毕业的，于是就有不少人来求治，而我面对病人却无能为力，至多是开上一些简单的药或者针灸，给予一些对症处理，稍重一些的病人就毫无办法了。记得当时有一个农民坚持把我请到他家，为他父亲看病。这是一个肺心病患者，咳喘不能平卧，但是当时，由于技术水平太差，我既不能诊断，更无法治疗，看了半天，唯一的处理就是建议他到县医院诊治。我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惭愧，但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名医生，要想很好地为病人服务，必须要有过硬的医疗技术。第二个体会是，甘肃农民的贫困和疾病，贫困和疾病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越是贫穷的地方，疾病越多，疾病又使贫困的人们雪上加霜。一年的农村生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农民看病是多么艰难和不易，我想我以后当医生，一定要尽力为他们服务，解除他们的病痛。”
1971年，沈为众结束了一年的农宣队生活，来到省中医院工作，从事内科专业。由于“文革”的原因，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太少，根本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他就利用晚上时间，认真系统地看书，把过去没学完的课程重新补上去。那时他们一起分配来的大学生都住在单身宿舍，每晚都到办公室，如有危重病人，就一起参加抢救，没有事就认真读书到深夜。就这样，比较快的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
沈为众回想起曾经的岁月时，由衷地说：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老师们都非常出色，他们的技术，他们的工作态度都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夏永潮主任和金文媺主任，他们的精湛医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高尚的医德医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主任和金主任不仅教我如何看病，更教我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我想，这就是我的榜样，我应该像他们那样去工作，去学习，去生活。
二
一个初冬的夜晚，凛冽的寒风撕扯着如漆的夜幕。急促的电话铃声唤醒了刚刚进入梦乡的沈为众。门诊上收到一位年近花甲的重病号，患的是大面积心肌梗死，抬进医院时已经昏迷不醒了，六神无主的老伴只是一个劲地抹眼泪。
沈为众大步流星地赶到病房，亲手把病人抬到电梯上，送到6楼急诊科，一边镇定地指挥抢救，一边轻声安慰患者的家人：“不要怕，有我在。”
“有我在”，就有了生命的守望者;
“有我在”，就有了健康的保护神。
多少次了，一声温和而坚定的“有我在”，为人们赶走了死的恐惧，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监护室不熄的灯光，伴着沈为众度过了又一个漫漫寒夜。
从冬到春，沈为众始终守在病人身边。老人五次休克，医院下了两次病危通知，每一次都是沈为众从死神手里把他夺回来。患者的家里，老伴、儿子、儿媳三班轮流守护，沈为众一人从早陪到晚，吃不上一口热乎饭，睡不了一个安稳觉。哪一次不是这样?
陪员实在过意不去，几次送点儿吃的，他总是连连摇头，“不用，我自己带来了。”硬是把他们劝了回去。家人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样的好大夫我们从来没见过。”“没有沈主任，老汉几条命都没了。”
又有谁知道，这时的沈为众正忍受着阵阵的疼痛。右手的中指在去甘南出诊时受了伤，随时都有感染截肢的危险。
时值清明，蒙蒙细雨中走来三位衣衫褴褛、神情忧郁的庄稼人。一位20岁的农村青年患了白血病，这对于生活贫困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县上的医院看了，地区的医院看了，大夫们只是一声长叹。万般无奈，家里人带着张文全来到省中医院。病情严重，只能住院治疗。
山里人穷啊，上千元的医疗费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怎么办?沈为众毫不犹豫，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陪员付不起旅馆费，他又搬来家里的钢丝床让张文全父子俩住下。天气凉了，沈为众送来衣服;病人营养不良，他拿出家里的鸡蛋……
就这样，沈为众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队员”。办公时而在病房，时而在护士值班室，有时干脆就在过道里。对一个素不相识的患者做到这一步，也算仁至义尽了吧?可沈为众还是感到不安。他每天早晨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详详细细地检查张文全的病情，下班出门前再认认真真观察一遍。稍有空闲便伏身于医学资料里，以期为患者找到最新最好的治疗方案。
在沈为众的感召下，急诊科的同事、病员纷纷拿出自己的水果、蛋糕、衣物，送给张文全父子。山里人接过平生第一次见到的香蕉，连声说“好人多啊，城里也是好人多”。
急诊科里多是危重病人，生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人命关天，身为主任的沈为众当然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在人们眼里他总是那么行色匆匆，风尘仆仆，或许从来没有体会过“闲庭信步”的从容自若，从家属院的5楼到急诊科6楼，常人要走十来分钟，可他一听说有病人，两三分钟就会赶到。只要一出现在患者面前，沈为众的脸上立刻浮起和蔼的笑容。不管得了什么病，不管身上有多脏，他都要拉着患者的手，和声细语地询问病情。那种耐心体贴，如同母亲对待初生的婴儿。病人们说：“见了沈医生，病就会好一半儿。”
古人论医，“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非聪明理达不可任，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在沈为众身上，处处体现出一个医生应有的高尚品格。
为了患者的生命，他曾在凌晨2时同时抢救3个危重病人，从前6楼到后5楼和2楼之间不停地奔跑，直到天色大亮;为了患者的生命，他曾不顾满身满脸被喷洒的鲜血，对着病人沾满血污的嘴进行人工呼吸;
为了患者的生命，他曾在陪员面有难色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亲自为病人掏大便;
为了患者的生命，他曾做好可口的饭菜，满面春风地送进病房，而自己却已饥肠辘辘……
老师的医德医术春风化雨般融入他的心田，使他更加理解，医学是生命的科学，仅有高尚的医德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高超的医术，才能担负起治病救人的艰巨使命。早在大学时代，沈为众已经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刻苦钻研业务。年轻的医护人员至今还记得，一本内科教科书沈为众几乎能背下来，问到什么病在第几页，他马上就能讲出来。多少年来，他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学习国内外医学界的最新资料，创立了多项新技术用于临床，在医学杂志上发表10余篇论文，成为院内外有名的急救专家。
1986年，沈为众受命组建急诊科，10年功夫，就把以前仅有4张床位的观察室发展成为拥有15张观察床和23张病床的急诊科，还自行设计了危重病人监护室。为了培养新生力量，他把自己丰富的经验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医生，建立起了一支技术力量较强、结构合理的急诊队伍。近8年来收治病人1966人次，平均每年246人次，其中仅危重病人每年就达86人次，抢救成功率达87.6%。
三
30多年前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夜，一阵敲门声把沈为众从睡梦中惊醒，一位肺心脑病患者病情出现反复。当时他的爱人正在值大夜班，家里只有3岁的孩子。沈为众二话没说，反锁上房门直奔病房。抢救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当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家里时，见孩子光着膀子坐在床上，嗓子已经哭哑了。
病人称他是个好医生，青年称他是个好师长，医护人员称他是个好同事。可在妻儿面前，他不敢说自己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夜幕茫茫。急救室如激战前的阵地，一片沉寂。
沈为众伏在一位患者身上，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十几分钟过去了，患者喉头猛地一动，黏痰、血水带着浓烈的腥臭气全部喷进沈为众的嘴里。他漱了漱口，指挥着人们继续抢救。
又一条生命摆脱了死亡的阴影。在场的医护人员眼眶一阵阵发热：一个肝病患者，别人躲得远远得还生怕传染哩。你连块纱布都不垫，就这样做人工呼吸，难道不怕那老百姓谈虎色变的病毒吗?
沈为众何尝不知道这么简单的医学道理。可是救人如救火，对于有些危重病人来说，生存与死亡，健全与残废，有时候就在短短的三五分钟之间，他顾及得了那么多吗?
听了这事，他的爱人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老沈啊，你为了病人把命都泼上，我不怪你，可您总该替我们娘儿俩想想吧?
除夕夜，万家灯火为冰封雪裹的大地送来一片温馨。
沈为众一家三口坐在饭桌前。福州上大学的儿子第一次回家探亲，这次无论如何也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
除夕是团圆的日子，可多少年了，沈为众就没有在家里过上一个囫囵的春节。不是值班就是急诊。家里人纳闷：平时医院里你最忙，怎么春节也不能歇口气?他总是笑笑：“年三十谁不想着吃个团圆饭，可班总得有人值吧?”人们还记得，那年春节科室里回家探亲的人特别多，沈为众一肩挑起了门诊和住院部值班的两副担子，从初一到十五忙得脚不沾地，连口热乎饭都扒拉不到嘴里，哪来的时间去瞅一眼家人责备的目光?
有人说沈为众是“天生当医生的料”。沈为众心里明白，真正的医生是天生劳碌的命。凭他多年经验，每到春节前后，是急诊最繁忙的时候。
面对儿子的笑脸，丰盛的饭菜，沈为众心里沉甸甸的。他一直惦念着急诊科里那位重病号。果然，饭刚吃了一半，刺耳的电话铃声凝固了家里的笑语欢声。他只说了一句：“你们吃吧，别等我。”便一阵风似的跑了。
这一夜沈为众没有回来。
初一、初二、初三……一直忙到初五，病人得救了，他才满怀歉疚地想起儿子的埋怨：“这个春节过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原谅爸爸吧”，沈为众心里默默地说：“生命是宝贵的，对于一个医生来说，还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重要的呢?”
年轻的医护人员感叹：“沈主任的心里只有病人，爱病人胜过爱他自己。”干部病房的副主任韩滟清楚地记得，那天深夜，一位患者出现心源性休克，几经抢救也没能恢复。情急之中她立刻想到了沈为众，急忙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家里人感到十分为难：“老沈抢救病人回来刚刚睡下，他们能不能让他稍微休息一会儿?”
医院里很多人都知道，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沈为众家里的电话似乎就没有安宁过。在他心目中，那尖厉的铃声就是冲锋的号角，稍一响动，他光着脚就直扑过去，不敢有稍许的耽误。每每这边刚刚把线挂断，那边他已经小跑着进了病房。护士们开玩笑：“沈主任咋来得这么快，是不是睡觉没脱鞋。”有时好不容易睡个安稳觉，他也会从梦中突然惊醒，瞪大眼睛问“有电话吧?”
就是钢打铁铸的身子也得加油添料吧?况且沈为众也是肉体凡胎啊。他真该缓缓劲儿了——韩滟轻轻放下话筒。谁知不大功夫，沈为众气喘吁吁地来到了病房。震耳的电话铃声早已把他浓重的睡意驱赶得无影无踪。
望着沈为众苍白消瘦的面庞，韩滟又感动，又难过，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身高1米60，体重从来没上百。跟沈为众共事20多年的护士周慧文总也不明白：没明没黑的，沈主任那尕身子板是咋挺过来的?沈为众的确是在“挺”;头晕、失眠、不思饮食，经常感到疲惫不堪——毕竟是快50的人了。
朝霞万丈。沈为众照例来到病房，观察病情，嘘寒问暖。突然他眼前一黑，几乎摔倒。旁边的护士忙说：“沈主任你可不能倒下，你倒了，谁来抢救?”
她本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不知为什么，鼻子一酸，泪水差点掉下来。
1996年9月17日，甘肃省卫生厅授予沈为众“人民的好医生”光荣称号。省委宣传部和省卫生厅分别在兰州市、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天水市、临夏州等十个地州市举办沈为众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许多年过去了，事迹报告会成员，现甘肃省中医院副院长舒劲女士声情并茂的演讲犹在人们耳畔回响——
沈为众，他把人生的朝露、阳光和晚霞都默默地奉献给了甘肃这块土地，奉献给了他挚爱的病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一生为了人民大众。而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伟大的白求恩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体现。
也许，病房、诊室、住家三点一线的生活过于单调;
也许，查房、会诊、抢救的任务过于繁重;
而这些却是他几十年从医生涯的全部内容。
难道我们不可以说，沈为众人生的辉煌不正是寓于这平凡之中吗?
植根在陇原的大地上
梁世章，吉林扶余人，甘肃省卫生厅原厅长。他是一位光荣的“六•二六” 战士，也是一位在更广阔的舞台上为甘肃卫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医务工作者。1967年，梁世章毕业于吉林医科大学医疗系临床医学专业，翌年响应时代召唤来到甘肃省民勤县工作。
1968年仲夏，一对毕业于吉林医科大学的新婚夫妻历经千辛万苦，携手从东北长春来到位于大西北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民勤县中渠公社芥宇生产大队中心卫生院。梁世章、杨凤云，这对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从此在青土湖边安下家来，这里远离县城67公里，所谓的卫生院，也就是个破庙，加上他们两个，共6人，仅有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计三件家当。住的庙，透过屋顶的瓦，可以看到夜空中的星星，吃的是涝坝水，环境十分艰苦，生活条件极差。
梁世章说，我们刚毕业，没有医学的实践经验，但病人来了不管见没见过，处理没处理过都要干，边学边干。从没接过生，也要上。刚来中渠三四个月，就遭遇了一次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的骇人的难产：那天，姜桂大队一户杨姓社员的儿媳妇难产，娃娃生不下来，家里人就把产妇的头发拴上，吊在房梁上，往身上泼凉水，炕上铺的是一堆沙子。看到这种情景，我赶紧让把湿沙子铲掉，把被子铺上，把人放下来。经检查，发现是因生孩子压力过大，造成子宫外翻：只见子宫脱出阴道外，还翻了个个。我忙拿温开水冲洗，用盐水消毒，再用点消炎药，然后把子宫推进去。后来，产妇全家人拿了一筐油果子来到卫生院，男主人见了我扑通一下就跪在面前，让我非常感动，几十年过去了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些年，梁世章随叫随到，经常在夜里骑上自行车出诊，也曾在老乡家的门板上做过手术。1968年的民勤县仅有两辆汽车，还是卡车。从民勤城到地区所在地武威城96公里，开车要三四个小时，危重病人根本就送不走，逼着你就地抢救，当场解决。1973年，三雷公社一个农民被翻倒的拖拉机砸中头部，昏迷不醒。按当时条件，只有武威地区医院能够开颅。但二三十个社员围着梁世章，恳求他进行手术，说你就给做吧，死马当活马医，做不成，我们也不找你麻烦。他感慨地说，“我当时是外科主任，但从未做过开颅手术，但受伤的老乡命悬一线，不做又怎么办?手术台上，我把头骨渣一块一块弄出来，把坏了的脑组织去掉，把好的脑组织留下。头皮缝上后，头顶上一个大坑。放现在来说，处理和消毒等等都不符合规定。但就在这种条件下，手术十分成功。记得当时我一边做手术，旁边一人边念手术图谱。在艰苦环境中的行医生涯，也让我们受到了锻炼。那些年在民勤，骨科、胸外科、脑外科手术我都要上。过去只是在学校看着人家做，现在是自己做，逼成了万金油。”
在民勤的岁月里，梁世章也曾经遭遇不曾想到的坎坷，1971年清理阶级队伍，他受到冲击，和他在一个公社工作的几个外地来的大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他被污蔑为小头目，三四年以后才平反。在这次“收听敌台”事件中，一位年轻教师，因不堪屈辱和折磨而自杀身亡。
1972年，梁世章调到县医院，后任院长。民勤16年，他“边工作边学习边改造，受了不少苦，但现在想起来也值得。”这么多年过去了，梁世章十分怀念那些和自己并肩战斗、生活在民勤土地上的来自内地的同事，从1967年到1973年，五年中，仅民勤县医院，就有27名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来的风华正茂的医学生，他们是：北京医学院陶达铭、高胜利;北京医科大学胡环香、裘宗达;上海第一医学院钟翠萍、姚永康和郗铁侠、瞿敬仪 夫妇;上海第二医学院曹承吉、季一珊夫妇;上海中医学院汪志诚、张培君夫妇;大连医学院吕世昌;兰州医学院毕开国、王开兴、王会和、李守明、彭春荣、连金秀、赵佰元、王茂运、张柏青、邱香玉和郭解宁、陶文若夫妇等。在那个年代，在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大一批英才，对当地卫生事业的贡献，那真是太大了。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工作，赢得了基层群众的爱戴和敬仰。
如今，梁世章年已七十有二，但他念念不忘的是“天下最勤民勤人”，是民勤老乡的淳朴善良。“你对老乡好，老乡对你更好。光送给我的布鞋就四五双，那都是老乡自己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呀!”
1979年以后，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历的梁世章先后担任甘肃省人民医院院长、兰医一院院长，并于1982年获甘肃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96年他又挑起了甘肃省卫生厅厅长的千斤重担。在担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的四年间，梁世章稳步推进卫生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积极推进城市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了试点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正式实施。继续加强农村卫生工作，农村卫生“三项建设”在总结“八五”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几个一点”的筹资办法，重点抓了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县级防疫站、妇幼站的建设也取得了积极进展。狠抓预防保健及疾病控制，完成了4轮消灭脊髓灰质炎扫荡免疫任务;重视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艾滋病高危人群血清检测工作;坚持以消除碘缺乏危害为重点，积极有效地开展地方病防治工作;加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深入开展了省级医疗卫生重点学科和学术技术带头人选拔培养工作。重视加强医院管理和医德医风建设，使医疗服务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梁世章的辛勤工作，为甘肃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老夫喜作黄昏颂，不用扬鞭自奋蹄。”
对甘肃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群众，梁世章有着特殊的感情。
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他担任甘肃省医学会常务副会长，仍然十分忙碌。他发挥个人影响力和人格魅力，牵头组织成立了甘肃省政协专家医疗队，并任队长。和他共同从事这项慈善事业的省内著名专家有陈胜举、马建雄、王茂运、刘永祥、赵玉元、任登先、雷仁义、王世栋等。连续十年，他和老专家们不辞辛劳，忘我工作。他们带着省肿瘤医院的手术车深入庆阳、天水、武威等地农村为白内障患者做手术，每年一次，迄今已做一千两百多例，而所有的资金都是他从省慈善总会、省残联、省市各大医院募捐而来，累计为农民患者节省医疗费300多万元……
梁世章说，有工作才有动力，人这一辈子总得干点事，干事就得去基层做。他说：“这件事我还要继续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