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篇--闪光的青春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1968年夏,周总理在北京医科大学视察时,和青年学子们进行了亲切交谈,他语重心长地提出,大学生要有革命理想,志在四海,服务人民,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毕业以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主席的指示,总理的要求,让北医大和全国其他省市的医学院校的青年学生们深受鼓舞和感动,他们下定决心,纷纷表示,毕业后要“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服务人民,谱写人生的壮丽篇章”。从那时候开始,一批又一批医学院校的毕业生,走出大学的殿堂,迈出人生的第一步。他们手提书箱,肩扛行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服务陇原人民,献身甘肃医学事业的道路,作出了人生的无悔选择!

  邵英德,甘肃省秦安县郭加乡人,现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员,处长,是一位热心于家乡发展,有着浓郁故土情怀的游子,四十多年前北京医生在家乡开展医疗服务的故事仍然珍藏在他的记忆深处。他说,1967年我们公社卫生院来了一位青春女子,乡亲们都叫她关大夫,她是卫生院唯一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只有23岁。关大夫是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来的,在这个山乡卫生院整整工作、生活了八年时间。几年后,她对所有当地乡俗俚语都能听的懂,同事们还考过她呢。邵英德说,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并没有在她那里看过病。病看的好、修养好是从乡亲们那里听来的。那时老百姓生活很贫困,但全公社两万多人可以说都认识关大夫。关大夫给人的印象是,娇小文弱、医术又高又好、脸面常带微笑。我们经常看到病人在卫生院看完病后,她笑着将病人送到卫生院门口才挥手离去的情景,而当地医生没有送病人的做法。给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人垫付医药费,对关大夫来说更是常有的事了。在她那年轻瘦弱的手中,不知多少人起死回生,又有多少人解除病痛。四十多年过去了,但关大夫的形象深深扎根在郭加那代人的心中.........

  草原就是我的家

  王万青,中共十八大代表,一位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后奔赴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娶藏族女子为妻,扎根草原一辈子的上海市人。2010年11月,获第七届“中国医师奖”,这是我国医师行业的最高奖项。被评为“感动中国·2010’年度十大人物”、 “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获“白求恩奖章”。王万青,用他绚丽的人生,唱响了一曲汉藏人民水乳交融的民族团结赞歌。

  1968年12月26日凌晨,上海火车站月台上,走来一位身材颀长,戴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他稍稍停留片刻,回头凝视了一眼身后繁华大上海的夜景,毫不犹豫跨上了车厢,这是一列上海发往乌鲁木齐的火车。半夜,站台上一片哭声。但是,这位叫王万青的年轻人踌躇满志、心情激动,没有那些哀怨和悲愁。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学毕业时,他在分配志愿表上写下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今天,他就要去践行诺言,为甘肃的人民服务了。

  王万青到甘南藏族自治州后,州委组织部考虑到他来自上海,不习惯牧区生活,决定让他去条件最好的迭部县农区。但他一腔热血,跑去找领导,一定要去最艰苦的地区。一路争取,最终来到了玛曲县阿万仓公社卫生院。他立下誓言:为党和人民贡献一份力量,做一个有价值的人。

  玛曲县地处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处,是一个纯牧业县,平均海拔3800多米。那时,玛曲的交通条件十分落后,从合作市到玛曲县是2天的路途,从玛曲县城到50多公里外的阿万仓乡,还得多半天的路程。阿万仓乡方圆1000平方公里,有牧民3000多人,散住在草原各个角落。当地医疗条件的简陋和缺医少药的状况超出了他的想象,“我没有想到我们国家有那么落后的地方,所谓的卫生院只有两间房子,最宝贵的医疗器械就是体温表、血压器和听诊器,听诊器还是我从上海带来的。这里缺医少药,需要大夫,需要为牧民、为藏族同胞的健康和生命献身的大夫。这也更坚定了我要为草原人民做点事的信念。我就是要用行动向祖国表白:‘我是忠于您的。’”

  离开上海时,除了行李卷,王万青还带了一箱医学书籍,当时,阿万仓还没有通电,晚上看书只能点自己做的煤油灯,光线暗不说,第二天起来,鼻孔都是黑的。在阿万仓卫生院,王万青学历最高,工作中遇到了难题,他无处请教,只能在书本中找答案。这些宝贵的财富,陪伴他度过了阿万仓草原的一个个不眠之夜。“那么差的医疗条件下,藏族同胞是怎么过来的?草原上的有些病,在大城市无疑能治好,在草原上只能痛苦之下,生命结束。我们都是人啊,我感到很伤心。草原上疾病流行,严重的缺医少药,使我感觉自己责任重大。”王万青说。他铁定了心,要改变这里的卫生状况。

  在教科书中,王万青学会了胎盘剥离术,掌握了麻醉术,熟悉了各项手术操作规程。在学习的过程中,还不断摸索钻研,因陋就简,自制了不少简单实用的小器械。他为被牛角顶穿肚子的10岁牧童南美做肠管切除和吻合术时,没有什么无影灯,为了看清伤口,卫生院的两位同事打着几把手电筒辅助照明。受此启发,他发明了一种简易手术灯,将射灯绑在头上,或夹在各种支架上,如输液架、各种活动臂杆上等,手术时既清晰又便捷,可以轻松照到无影灯照不到的部位。

  那会,乡卫生院手术室极其简陋,只有一盏煤气灯,每隔半个小时就得充一次气。后来,条件改善了,上面给卫生院配置了发电机,手术室装上了100瓦的电灯泡。发电机没人会用,他照着说明书,学会了操作和修理。每次手术前,他先把发电机发动起来,随后,术前高压消毒、麻醉、手术、伤口缝合、术后手术器械消毒打包,这些工作都由他一人完成。这样的条件下,在阿万仓卫生院的20余年时间里,夫妻承担了大部分的门诊量,阿万仓历史上第一例肠道肛漏手术是由王万青完成的。肛漏是个慢性病,人很痛苦,这个病人不想给别人说自己的隐私,他只想给能解决问题的人说,于是找到了王万青。“当时讲,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很革命的口号。手术开始了,我既是主刀医生,又是麻醉师兼助手。现场没有第二人,手术中我只有两只手,我对手术过程反复设计,我知道不可能中间说忘了什么,再把手套脱下来取,那是不可能的,好在手术挺顺利的。”

  二十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加强计划免疫工作,在规定的时间内,要为适龄儿童及时接种相关疫苗。王万青一个人骑马完成了阿万仓全乡人畜共患的布氏杆菌病普查,给当地的牧民孩子逐一实施计划免疫。建立了全乡3000余人的门诊病历,使全乡90%的藏牧民有了健康档案,在玛曲县首开先河。1982年他一人独立完成全乡疾病普查任务,几个月骑马走遍全乡,风雨无阻。1985年阿万仓“四苗“接种率达到85%,成为当时玛曲县乃至甘南藏族自治州计划免疫工作的先进典型。

  牧区群众居住极为分散,有时跑一天,只能走一两户人家。那段时间,卫生院人手紧张,多数时间只有王万青和妻子凯嫪两人。每天一大早,接诊、安顿好卫生院的病人,两人就出发了。没有摩托车的时候,就骑马或牦牛,孩子没人照看,就一起带上。后来,卫生院有了摩托车、拖拉机,他又自学驾驶和修理技术,交通工具的改善,对儿童计免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医疗中也曾赢得时间成功抢救了许多危重患者。为了让牧民少得病,他曾背着X光机、心电图机,骑马去冬窝子(冬季定居点)为牧民进行健康体检。自从来到阿万仓后,他没事就对照书本熟悉操作流程,每次下乡时,都带上显微镜,并从县医院要借来血清,以备不时之需。草原牧民居住分散,偏远放牧点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危重病人不能骑马,只能往医院抬,高原缺氧,人又走不快,最近的路也得走六七个小时,等送到医院人可能就没命了。因此,每次下乡,他都尽可能将卫生院仅有的几样设备带上,以便危急时现场施救。

  在多年的实践中,王万青成为了临床上一个真正的多面手。成功救治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患者。1982年他成功抢救一名满口血痰,呼吸困难的急性高原肺水肿男性牧民。在玛曲县人民医院任外科主任期间,他主刀或主持参与颅脑、颈、胸、腹、骨、妇产、五官科等各类手术数千例,有些手术填补了玛曲乃至甘南高原外科手术空白。他不仅自己坚持学习,也十分注重培养卫生人才。在任阿万仓乡卫生院院长期间,他试行病例讨论制度,举办卫生院人员业务及英语知识培训班,提高卫生院医疗卫生服务质量。43年来,他视藏乡为故乡,视牧民为亲人,克服重重困难,全心全意为牧民群众解除病痛。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只要牧民需要,他就义无反顾地前往。

  王万青来到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在此成家立业,工作了一辈子。1971年,他娶当地一名藏族赤脚医生为妻,40年来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他把自己的爱情、亲情和工作热情全部融入到养育他的草原,他坚守草原43年,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的四个儿女也都留在了玛曲草原。他把藏区医生的“接力棒”传给了大儿子:他放弃在兰州的工作,心甘情愿回到玛曲高原,为当地群众服务、为玛曲的医疗事业奉献,也成了一名草原上的医生。已成长为县医院院长兼党支部书记。

  43年来,王万青每一次出诊或路过牧民帐篷时,总有热情的召唤和香甜的奶茶相伴;逢年过节,经他诊治的病人会专程赶来,送些冰糖、酥油等礼品,表达谢意,家住县城的患者更是天天过来看望,让他感到温暖、感动。他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不能回上海,而是在医学上的成绩和奉献太小。和大学同班的50名同学相比,学术上的造诣让我自愧不如。但在遗憾的同时,自认也有他人都不会有的收获。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当地藏族同胞的尊重和认同。”

  王万青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自己的草原和他的妻子、他的家。他深情地说:“我和我的藏族妻子,我们这样的结合并不多,我们彼此深深相爱,在工作生活中不离不弃。当然,这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光荣,这是草原的光荣。是整个藏族、汉族大家庭的光荣。”

  2011年6月23日,参加完“情系陇原‘6·26’赴甘医疗队员先进事迹报告会”后,王万青作为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于次日赶往北京,光荣地出席了中共中央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观。王万青写下了这样几句心中的歌,抒发一名来自甘肃草原上的“曼巴”的心声:“呀拉索,呀拉索,40年前离开城市,走进草原,我不会骑马,没有亲人,我努力救死扶伤,不怕高寒风雪,有一位好姑娘,走进我的生活……呀拉索,呀拉索。一对老人,离开草原来到北京,他们手牵手登上天安门,我祝福祖国的草原,我感谢伟大的党和人民。”

  爱 洒 陇原

  李其棠,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原院长。1970年离开北京来到民勤农村劳动锻炼,并开展医疗活动。是甘肃省第一批拔尖人才、省级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那是个激情澎湃的年代。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充满自信,充满豪情、信心和勇气。当时的梦想只有一个,就是听党的话,报效祖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服务人民,是那个时代年轻人最纯真、最崇高的想法。”李其棠满怀激情地说。

  1970年,北京下放医务工作者到基层工作开始后,李其棠第一时间报了名。就这样,他离开刚刚工作了几个月的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成为支援甘肃医务工作者中年轻的一员。

  离开北京的那天,他的父母、姑父姑母、哥哥、妹妹都去送行,医院组织了秧歌队,敲锣打鼓欢送奔赴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现场是一片欢乐的海洋。“我们是高高兴兴离开的!只是火车开动的一瞬间,我隔着车窗看见我的母亲在抹眼泪。没有想到,我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李其棠来到甘肃后被分配到民勤县工作,并且当天就开始参加农业劳动。从北京到民勤,从医生到农民,对于从未出过远门也从未参加过农业劳动的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农村,李其棠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派饭,每月12.5元,每天4角钱,农民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他说:“农村的炕上,卫生条件很差,虱子就是革命虫,我也长了一身虱子,回来后,一个大盆子,煮上衣服,上边漂了一层,像麦壳一样。在民勤的那几年,生活是艰苦的,内心是乐观的,我所追求的,就像北医教育的那样,要永远为广大患者服务,要尽心尽力解决他们的病痛。”

  开荒、种地、打井、放羊,那些年,农村的许多活他都干过来了。最令人难忘的是打井,特别是在冬天,在零下20多度的严寒中,他和老乡们常常在冰碴水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那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繁重的劳动之余,李其棠开始了为农民群众的医疗服务。当时,他唯一的医疗器械是自己从北京带来的一个针灸包和一个听诊器。手拿这“一包一器”,他走进了老乡家中、田间地头,开始了在甘肃农村的从医之路。他给群众看完病后,告诉他们吃什么药,自己去买。他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学医学,中医是必需的,对一些老年病、地方病,能用中医的。我尽量采取中医的方式处理,对当时较为常见的胃胀气、胃痉挛等疾病,则多采取针灸的办法,既省钱,又来的快。

  在你最困难、最艰辛的时候,别人的一个微笑都足以令你感动终身!在民勤工作、生活的两年时间里,民勤的老乡们也给了李其棠极大的关心和帮助。他居住在一户姓刘的老乡家,房东大嫂把靠近厨房稍稍暖和一点的房子腾出来给他住,刘大爷把家里只有来亲戚才用的毛毡拿出来给他用。李其棠调兰州工作后,刘大爷还多次到兰州看他,送来他爱吃的民勤白兰瓜……

  李其棠说:“民勤的老乡对我们非常好,可以用三句话总结:心灵的感染,工作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没有他们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或许我过不了那一关,或许我早已经回到北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我感受了人间最真挚、最纯真的感情,感受了人间大爱。”

  1972年,李其棠调到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在老师的教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逐步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外科医生,后来,又走上了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的领导岗位。二十世纪90年代,在兰州市就有了“李一刀”的外号,他相继主持完成了胰头癌根治术、脾脏切除自体移植术等重大手术,填补了甘肃医疗卫生的空白。

  回顾自己在甘肃43年的成长过程,李其棠总结出了医生成长的六个要素。一是党和政府的培养,没有组织的培养,不可能成就一个人的梦想。二是师傅的培养是进步的源泉。三是患者的理解信任是一个医生坚持走下去的动力。四是同事的支持帮助,团队的协作是成长和进步的关键。五是临床、科研、教学是一个医生的全部生命。六是自己要不懈努力。

  说到患者的理解信任,李其棠讲了一个小故事。“1983年,一位榆中的老人因肝癌晚期来医院住院,我们尽力治疗,延续她的生命。在她弥留之际,他和老伴坚持把孩子叫到身边,给我们鞠躬表示感谢。那一刻,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几位护士也在病房里哭泣,当时我感到非常惭愧,我只是做了一名医生应该做的,也没治好老人家的病……以后每每想到那个场景,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些年,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回到北京,而是选择留下来?这里面有自身的坚持,也有政策的原因,但不论怎样,我心甘情愿,从没后悔过。这是因为在甘肃的43年里,组织上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很多的荣誉和很高的待遇。我的老师、同事给了我很多帮助,患者也给了我很多信任和理解,使我坚定了扎根甘肃的信心,所有这一切,都令我终生难忘!”李其棠坚定地说。

  在甘肃工作期间,李其棠的家人给了他很大支持。他的母亲、哥哥、妹妹都希望他能回北京,1983年,当他要选择留下来的时候,母亲说他在甘肃受了苦,常常为他流眼泪,哥哥和妹妹都很不理解。而父亲则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表示尊重他的选择,并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他真留下来后,他的家人又给了他真诚的理解和支持,他的哥哥妹妹从没有因为父母给他的支持比自己的多而有过意见,更没有因为他无法照顾老人而有怨言。后来,他的哥哥和妹妹曾多次专程到兰州看望他,每次来,都带来很多书籍和日常用品。

  在甘肃43年,他记不清看过多少病人,做过多少手术,可他没有给自己的父母、姑父母(他在姑父母家长大)、哥哥、妹妹等亲人看过一次病,也没有带他们去过医院。

  让李其堂一辈子都揪心的是:“父母走的时候,我都不在身边。父亲生病住院后,我去北京看望,第二天,看到父亲病情有所好转,我又急匆匆地赶回兰州,原因是我还有几台手术已经因此而延期,我急着赶回来做手术。回来的第三天,我的父亲因病救治无效去世。知道消息后,我非常内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原谅自己。我的母亲走得很突然,她老人家去世以后,哥哥从北京打来电话,那天晚上,我流了一夜的眼泪。没有给父母看过一次病,没有尽一个儿子的孝心,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忠孝难以两全啊!”

  但43年的奉献,李其堂无怨无悔。因为他的一生,跟甘肃卫生事业的发展与老百姓的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甘肃变成了家,北京变成了老家。在甘肃这么多年,他得到了甘肃人民的理解、支持、信任,他对甘肃、对兰州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我愿意把自己的余生献给需要的病人,献给甘肃卫生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