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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安到西安:镌刻在城墙上的历史

2015-06-10 17:30:22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评论

      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世界性格的都城,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明的对照。

西安古城安定门城楼箭楼是古城墙四座门中保存最完好的(摄于上世纪80年代)

  西安古城安定门城楼箭楼是古城墙四座门中保存最完好的(摄于上世纪80年代)

  作者:朱步冲

  隋唐盛世与世界第一城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维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唐太宗李世民一首《帝京篇》,以其君临天下的豪迈雄壮气魄,写意挥洒的笔触,描摹了唐代都城长安的盛景与气派。

  唐都长安的前身,是隋代初期宇文恺主持兴建的大兴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说:“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意即参照周易象数理论,比照乾符六爻,进行都城总体布局设计。

  唐长安外郭城的范围和位置,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考古发掘中已被探明。根据《隋书》、《唐六典》、《长安志》、《吕大防图题记》、《类编长安志》、《长安志图》、《唐两京城坊考》诸书中的记载,长安城“东西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唐代的里程,大程是360步为一里,小程300步为一里;大尺12寸,小尺10寸,唐代建筑长安城用大程里和大尺折合计算后,外郭城墙的总长度已经达到36公里左右,这在1300年前,无疑是一件举世无双的宏伟工程。

  根据今日考古学家的实体探测,庞大的唐代长安外郭城墙为版筑夯土墙,平均高度在5米左右,城墙基宽约9至12米,总长度将近33公里,累次叠筑,逐渐加高。东西南北城墙基点分别位于今日西安市新开门村,胡家庙,西郊任家口村,南郊木塔寨村;外部拥有防护型城濠,宽9米多,深度4米,到了中唐后,逐渐被废弃填平。唐长安城门建设比较完善,城门均包砖,增加了牢固程度,原因在于唐代已经有了抛石车等重型攻城武器装备,单纯的夯土城墙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武器带来的极大破坏力。在唐长安城的城墙上,皆筑有环城一周凹凸形女墙用以加固防御,其中南北城墙中段,各有一部分被利用为宫城以及大明宫的宫墙,因此被增高为三丈五尺,各城门处以及城墙各段,都有专门机构督促执掌卫士,不时进行修葺补筑。

  高宗即位后,国势强盛,经济实力不断提高,长安原有低矮的城墙不仅有碍观瞻,也无法应付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时的侵略与骚扰,因此对城墙进行大规模修缮加高势在必行。为了突显大唐之强盛,唐王朝于高宗永徽五年(654)对长安外郭城增修两次;玄宗时期,也对长安城进行了大规模增修。经过数次大规模修建后,至开元年间,长安外郭城墙高度也为一丈八尺,大约5米左右。

含光门门道北侧遗址,印证西安城墙在隋唐皇城基址之上建造

  含光门门道北侧遗址,印证西安城墙在隋唐皇城基址之上建造

  整体布局上,隋唐长安城改变了中国自春秋以来,宫城位置在郭城一隅,官衙与民居混杂的布局,而将其置于城市中央,并在宫城之南修建专置中央衙署与禁军机构的皇城,从而突出皇权与中央政府威权。唐长安城中宫城与皇城的全新格局,突破了以往都城仅有内城外郭的传统格局,宫城在都城的北部正中,是帝王所居;皇城在宫城南部,集中了中央官署办公机构。纵横相交的路网把外郭城划分为108个坊,设置居民区和市场区。

  长安城在整体布局上,严格的中轴对称,如外郭地区,以东西中央的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大区各自划分为55坊加一市;皇城地区,以东西中央的承天门南北大街为中轴线。外郭城地区各设东西向14街与南北向11街,极端平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有”。由此形成的方格状坊里,除皇城正南36坊仅开东西两门外,其余坊里均设东西南北四向坊门,四周设坊墙。形制上也整齐划一,皇城以南东西十列坊,南北长350步;宫城东西两侧与皇城东西两侧12坊,长度均为650步;布局上也相应术数,皇城两侧南北排列13坊,“像一年有闰”;皇城正南东西四列坊,“以像四时”;南北九坊,则取《周礼》“王城九逵”之制。

  为了增强帝都治安,长安实行了严格的夜禁制度,宫城,皇城各门,郭城门以及坊市之门,根据在直通郭城门的6条大街上设立的街鼓,每日定时启闭:夕阳西下,首先是承天门上暮鼓敲动,然后六街之上,街鼓紧随其动,擂动八百声,各门遂闭,行人禁行,所谓“六街鼓尽行人歇,九衢茫茫空对月”。夜禁之后,有骑卒巡街叫呼,武官巡查夜探,城门坊角,都设有武侯铺,内置卫士百人至5人不等,因公事或者吉凶疾病等急事者,必须持有府县或者本坊的“文牒”才可出行。每年只有在三元放灯之夕,夜禁制度才临时解除,各门大开,允许百姓市民出门观灯,所谓“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唐长安城的皇城和宫城位于大兴城的北部,皇城和宫城东西三面相接。根据考古勘察,皇城南面第一条大街宽度有120米,皇城东面第一街宽度为134米,皇城西面第一街因破坏严重,测得最宽处为68米,隋大兴城建成时皇城和宫城墙已经建好。根据《长安志》的记载:宫城墙高万丈五尺,合今10.3米之高,由于皇城和宫城墙是在初建时一次修成的,因此,可以推测皇城墙应与宫城墙高度基本相同。皇城墙和宫城墙修建得极为坚固,隋唐两朝前后数百年,都没有对其进行过大规模重建。

  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今西安城甜水井街新开口处,成功发掘了位于皇城西南角的含光门遗迹,含光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7.4米,南北宽19.6米,有3个门道。在今天含光门博物馆内,游客可以清晰看到一段保存完好,拥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5个夯土层断面的城墙遗迹,以及唐代城墙过水涵洞。

  宫城是全城设计的核心。唐长安城中共有三处宫殿群,太极宫承隋之旧,坐落在全城南北中轴线最北端,布设在都城北部正中“九二”高坡偏南的最高处,内有殿、阁、亭、馆三四十所,建筑韵律庄重严整,有威严的气势。太极殿巍峨高大,甘露殿“月宇临丹地,云窗网碧纱”,凌烟阁“画阁凌虚构,遥瞻在九天。丹楹崇壮丽,素壁绘勋贤”,北面正门玄武门“城高凤楼耸,场迥兽侯新”。四面共有城门10座,南面正门承天门上建有高大的楼观,横街是一个开阔宏大的广场,唐玄宗常游宴于此。衙署是都城的行政中心,当然以紧靠宫城最为适宜,故皇城被安排位于宫城正南的“九三”高坡之上。

  在原有太极宫的东北,位于龙首原东趾“北据高原,南望爽恺”之地,是大明宫。最初名为大安宫,是太宗为了安置退位的太上皇李渊所置,在高宗朝重新开始大规模修建,体现了高宗朝以降,加强皇权内廷势力,削弱外朝的意图。每逢元朔朝会,来朝者仰望玉座,若在霄汉,有一种拔地而起上接云霄的气魄。大明宫通过地势的崇高、形体的巨大、环境的肃穆威严,将皇权至尊的观念实体化。自1998年起,大明宫遗址就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普查与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探测的结果,位于南宫墙的建福门东西宽度35米,南门长约17米,拥有3个门道,从今天存留在探方里的,宽度达6米的深色夯土层来看,高耸巍峨的城墙可达6至9米高。大明宫的太液池,分为东西两池,西池水面面积达到了惊人的14万平方米,除了史料上记载的蓬莱岛,太液池内还有两座岛屿,在太液池周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青石制的廊柱础石、步道,以及5件残损的鸱尾,众多的灰陶质兽面,莲花纹方砖。“这些发掘都证实了文献中关于太液池边景观的描述,《旧唐书宪宗本纪》说,太液池周围廊庑四百间,南岸与西岸都有宫殿、水榭、楼阁。作为整个大明宫遗址的中心,今日的含元殿遗址已经探明拥有58个柱础,每根殿柱直径在70厘米左右,《大唐六典》中,记载含元殿“南去丹凤门四百余步,东西广五百步,殿前玉阶三级,每级引出一螭首,其下为龙尾道,委蛇屈曲凡七转”。探测察明,殿内两列内柱间距9.7米,并与相邻前后檐柱相距9.2米,形成十三间的面阔,五间的进深。”由此可推算,含元殿大约东西长60余米,南北宽40余米,殿前有两座阁楼式建筑,翔鸾阁与栖风阁,在含元殿前东西两侧高台上,既可南观长安城坊市,也可北望宫城其他建筑。

  为了解决这座宏大都市中士庶百姓、皇廷贵族的生活用水、环境用水与水运,隋唐两代王朝在扩建长安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八水绕长安”这一丰富的水源条件,分别从长安的东南西三面修建渠道,引水入城。长安城有细水穿流之余,更有树木成荫,所谓“垂杨十二衢,夹道夭桃满”,晋昌坊大慈恩寺前有水竹森邃,太极宫中有大片石榴林,东苑附近有梨园、樱桃园与葡萄园,宫内水面往往是荷叶覆盖,在2009年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大明宫太液池中发现了一片淤泥,里面居然有一大片完整的荷花叶,根茎印迹,根据植物孢子粉测定,宫苑水池周围还种植有大量的柏树与柳树,从而印证了唐代诗歌中关于长安“园林树木无闲地”的叙述。

  以太极宫为中心,整个长安城布局如同棋盘,街道纵横交错,著名诗人白居易在《登观音台望城》中,居高临下,用“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诗句生动概括了长安城的格局。

  在唐代长安的东南,拥有曲江池、乐游原两处自然形成的地貌,丰富了整体景观。乐游原延展于外郭城东南之升平、新昌诸坊间,平均海拔450米,位于升平坊东北隅的乐游庙海拔则达480米,所以《长安志·唐京城》记载说:“乐游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无怪乎杜甫说“华诞势最高,对酒平如掌”。因地处最高,极目四望,曲江如一涨清澈的潭水泛着粼粼涟漪,坊里屋舍如层云绵延,烘托着皇城与宫城高入云霄的城阀。规划布局把建筑与交错起伏的地貌完美统一在一起。

  随着城市功能性分区的诞生,长安出现了坊(居住区)与市(商业区)分隔发展的格局。长安之“市”分为东市和西市,是当时全国贸易中心,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据近代考古发掘显示,东市南北长1000余米,东西宽24米,面积为0.92平方公里。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共八门。西市内四街宽16至18米,主要为车马道,两旁有排泄水沟,及1米宽的人行道。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周围坊里居住有不少外商,从而成为一个国际性贸易市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

  唐都长安因此是公元7、8世纪时世界第一的国际性大都会,全盛时期大约100万的总人口中,各国侨民和外国居民大约占到总数的2%左右,仅是流寓在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者就有4000多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卡林顿·古德里奇因此在《中国人民简史》中感叹:“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世界性格的都城,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平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明的对照。”

  长安城既是唐王朝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唐代士人精英豪迈自信、积极乐观的情怀的寄托与具体体现。无论是岑参的“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亁”,还是刘禹锡的“春明门外即天涯”,抑或骆宾王的“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都展示了长安从一座具象城池向盛唐精神文化符号的过渡与升华

  “天宝以后,长安景象,日渐衰耗”,安史之乱,终结了唐王朝中期的繁荣景象,地方藩镇林立,李唐中央政府地位的衰落,导致这座壮丽的都城开始频繁遭遇战乱民变的蹂躏之灾: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兵入长安,唐代宗李豫出逃陕州,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官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四月,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焚宫闱,省市,居第略尽”,而前来勤王的诸道官军军纪败坏,入城后对残破的长安继续“纵火焚剽”,导致长安“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此后虽然经京兆尹王徽修复,但长安内外已是“荆棘遍城,狐兔纵横”。此后,僖宗光启元年(885)、昭宗乾宁三年(896)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分别率兵攻入长安,又大肆洗劫,迫使唐皇出逃。最终,在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身兼宣武、宣义、太平、护国四镇节度使的朱全忠,在击败盘踞凤翔的李茂贞后,勾结宰相崔胤,强迫昭宗朝廷与官署百姓迁都洛阳,将长安宫室、官署与民居全部拆毁,所得建材沿渭河漂流送走,这是身为六朝都城长安所遭受的最大浩劫,

  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后,驻防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兼京兆尹韩建对残破的长安进行了改建,史称“韩建新城”,为日后五代各朝相继沿用。为了便于军事防守,韩建放弃了外郭城,改修皇城,使得长安城的建制大大缩小,新城面积仅5.2平方公里,是原长安城面积的十六分之一。这座“韩建新城”东西南三面城墙利用了皇城城墙,北面则以原唐代宫城城墙为垣,南面保留了原皇城的安上与含光两门,改三门洞为单门洞;东西两侧只保留了中间的景风、顺义两门,北面则新开了一座玄武门;府衙所在的子城居中偏东北,顺义门与景风门之间的大街贯穿全城,形成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而由承天门街北段、子城南面东西大街和安上门街北段所构成的折形街道,成为南北交通的主干道。此后五代宋金元历代,长安失去了中国大一统帝国首都和经济中心的地位。

上世纪80年代整修前从东大街看长乐门城楼

  上世纪80年代整修前从东大街看长乐门城楼

  青砖灰瓦包覆的西北重镇——明清时代

  明洪武二年三月,大将军徐达率领北伐大军在攻占元大都后,引兵西向,渡过黄河,攻占关中,于三月六日进据这座已经在历史长河中退居二线的古都,改其名奉元城为西安府。西安府作为西北最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军事重镇,是明军向西北出击,荡平蒙元残余势力的首要基地,也是刚兴起的大明王朝治理西北的行政中心。为了巩固北部边防,朱元璋的次子朱樉被封为秦王,驻守西安,作为藩王之首,有天下第一藩封之称。宋元旧城狭小破旧,难以容纳驻军,官署以及藩王府邸与百姓宅邸商界等诸般设施,扩建势在必行。

  洪武初年,由于连年战事,民力凋敝,朱元璋下令“秦用陕西台治”,即秦王府城依托奉元城东北一隅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旧址兴建。这一选址决定了明代西安城的拓展方向——向东北拓展外城以便将秦王府环绕其中。洪武六年(1373),负责工程的长兴侯耿炳文、陕西行省参政杨思义、都指挥使濮英上奏,声称宏大的城墙扩展工事已经展开,但仅仅依靠军士修筑已感不敷,申请征调本土民夫在农事间隙“助筑为便”。根据奏章,西安城的扩展规模为“开拓东大城523丈,南接旧城436丈,今又再拓北大城157丈七尺”。

  由于秦王府的兴建始于洪武四年(1371),城区同时向东拓展,所以必先拆除宋元旧城的东北两面城墙,旧有的城墙建筑材料极可能旋即用于新城墙,所以这项浩瀚的工程历时8年,直至洪武十一年(1378),朱樉就藩于西安,才告一段落。不仅如此,由于龙首原整体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向东北拓展,亦有利于城防。这一工程一扫宋元时代城池的狭小局促,奠定了明清时期西安成为西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坚实基础,使得明清西安城的相当部分一直留至今日。作为一座军事重镇的明代西安城,其防御体系之完备坚固,在今天依旧令人叹为观止。在城墙四角,各有一座高出城墙约2米的角台,突出墙体11米,沿城墙外壁,每隔120米就有一座伸出墙体的敌台(马面),各个相邻敌台之间构成的空间,可使守军利用弓箭、弩、掷枪、礌石乃至小型火器对进犯的敌人实施三面攻击。在敌台上,分别建有歇山式重檐两层式楼式建筑——敌楼,战时成为弓弩等冷兵器远射武器的发射基地。在城墙顶部内沿建有围墙,外沿建有垛墙,上有5984个垛口,间隔0.6米,垛墙呈“品”字形,中间预留一处高宽在九寸,外方内圆的悬眼,做瞭望,射击用。垛墙脚下也预留悬眼,供佛郎机炮、火铳射击用,垛口和垛墙顶部置有山字形封顶砖,以防御攀援而上敌人所用的飞钩与云梯顶部搭钩。

  明清之际500余年,西安城墙经历了多次修葺,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在陕西巡抚张祉的主持下,城墙整体被通砌以灰砖。到了1781年(清代乾隆四十六年),陕西巡抚毕沅在任上再次修葺加固,将城墙基础向外伸出三尺,墙顶缩小一尺五寸,外侧上下斜度统一为五度,保证雨水能较快导入流水槽。为了加固墙体,全城沿墙基通砌两道三层石条,又在城墙外壁和城顶原包城砖的基础上,再追加一层新城砖。随着热兵器与火药的普遍使用,由于敌楼目标显著,屯兵易遭集中杀伤,毕沅拆除了所有明代所筑敌楼,改为硬山式面阔三间一层的驻兵卡房,共94处。

  西安城的四座城门均为三重三楼建制,自内而外,分别为大城(主城墙)、瓮城、月城,以及分别建于其上的正楼、箭楼、闸楼。作为西安城最外重的防护,月城又称羊马城,比瓮城与主城城墙略矮约三分之一,紧邻护城河,控制架设的吊桥。月城之后,是墙体与大城等高同宽的瓮城,敌人若突破进入其中,会遭受来自正楼、主城、瓮城箭楼与瓮城环绕城墙四面的狙击。明代中后期,由于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又增设了东西南北四座关城。由四城三楼,马面、角台、垛口等组成的明清两代西安城防,在工业革命前冷热兵器混合时代,确实达到了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程度。

  1644年,满清挥军入关,定都北京之后次年,即攻克了西安这座西北重镇,在前明疆域内,最早两处拥有八旗驻防的城市就是西安与江宁。而雍正朝之前,全国八旗驻防地中设有将军一职的,除了西安,只有盛京、江宁、广州、杭州等九地,足见其战略政治位置之重要。为了安置大批驻防八旗兵丁与家眷,于是从顺治六年(一说二年)开始,清廷就在西安城东北兴建城中之“满城”,作为其集中屯驻防御之依托。为了尽可能减少迁徙居民商户之纷扰,西安满城的选址定于城东北,征用了明代秦王府以及附属官署设施所用地,王府砖城则被拆毁荡平,辟为满城八旗校场:“西墙自安远门起,南至钟楼止,南墙自钟楼起,东至长乐门”,即北墙和东墙借用原有西安大城城垣,仅南墙与西墙为新筑。满城南墙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正是长乐门外月城南垣与西安大城东垣相接处,故而能使东门外月城,瓮城与大城满城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根据雍正年间编修的《八旗通志初集》,西安满城的规模占据了大城面积的几乎40%,约为4.7平方公里,驻扎兵力为全国之首,雍正年间,满城与南城所驻守满汉八旗官兵多达8229人,大部分为马兵。

  清代西安满城,共设五个城门,东门借用明代大城东门长乐门,西南门则为钟楼东门洞,另外新开三门:“新城门”在明秦王府萧墙北墙拆毁后形成的后宰门街西段;南门“端礼门”与明代秦王府内城南门名称相同,但南移至今日端履门街北口;西门“西华门”与秦王副城萧墙西过门位置处于一线,在今日西华门大街西口。满城内共有7条大街和94条纵横交错的小巷,各巷命名参照了兵营方位与排列次序,其中部分名称,诸如东九巷与西十巷,一直沿用至今。

  满城与南城的建造,再次对古都西安的城市结构空间产生了一次彻底改变,自明初以来形成的四隅独立,以钟楼为中心的四大街十字形城市格局,逐渐变为城市东西两部相对隔离的形态:东西南北4条纵贯线大道仅余2条半,并重塑了剩余城市空间的功能性与集中性分割——明代官署分布较多的东大街南侧由于交通不便,空间狭小,使得清代除咸宁县署之外的大部分官署向城西半部集中,从而使得西安城西部逐渐成为政治核心。在满城以南的东南城区,由于环境静谧偏僻,则逐渐发展为以文庙,关中书院,府学为中心的文教区域。

  清代西安的商业贸易区,也依托官署集中的南北两院附近展开。有趣的是,满城的封闭却促成了西安大城东门外东关城的繁荣:传统长安、咸宁两县商业集市由于原址被占,被迫向东关转移,而作为满城东城墙唯一出入口的东关本土集市,也由于满城大量八旗兵丁与家眷的日常需求而繁荣增长。

  爱尔兰记者、摄影师、人类学家基恩(A.H.Keane)在《北亚和东亚》中描述说,西安是维系鞑靼斯坦、西藏和四川与中华帝国腹地贸易的要地,向甘肃运送陶器和瓷器、棉花、丝绸、茶叶以及小麦,接受兰州的烟草、豆油、毛皮、药材与麝香,宝石也通过这里输送到西藏与蒙古。庚子事变后,由于慈禧与光绪皇帝行宫所在,除了食材、鲜花、皮革丝绸等,古董珍玩字画交易也逐渐勃兴:“沿街京官车马往来,已有京师气象。”从盐店街至南广济街以及梁家牌楼,是西安钱庄票号的麇集之地。尼科斯在游记中曾记述:“陕西人在全国范围内,都被视为银行家与金融从业者,在从公共广场(南门院广场)向西延伸的一条大街约半英里处,就有将近20家钱庄与票号,每年经手的银两数以百万计。”

  明清时期,西安虽然已经失去了全国性首都与经济中心地位,但身兼省城府城,以及长安、咸宁两县县城,其城市规模除了北京、南京外,罕有其比。到了清代嘉庆年间,两县“在城坊”数量共计94,但面积远小于唐代规模,坊间不再有坊墙间隔,但设栅栏与栅门,街巷纵横,其中包括由官府或士绅出资兴修,由条石铺砌的官街及泥土小巷,东西向127条,南北向83条,而拐形街道只有21条,深刻体现了西安城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方城正街”格局。

  (感谢西北大学历史系张永禄教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史红帅研究员为本文提供的资料与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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