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巴”情深--在美丽、动人的甘南草原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赞歌更嘹亮。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

  在美丽、动人的甘南草原,一提起“老医生”,人们都知道说的是张世荣。

  他是全国卫生系统的先进典型,多次在北京、兰州等地作报告,把北京医务工作者的故事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天地。

  张世荣原是北京市结核病学会副会长、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主任医师。来甘南之前,他已从事结核病研究工作30多年,人称“气腹张”,在北京结核病界享有盛誉。他采取把大量气体注入患者腹腔的办法,在患者体内形成人工气腹,治疗“空洞性肺结核”,使得当时非常棘手的“空洞性肺结核”达到了止血的目的,减轻了患者症状,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挽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他还使小儿结核性脑膜炎晚期病例的治愈率,由当时的70%左右提高到90%以上,同时写过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一

  1970年春天,张世荣带着一家人告别首都北京,来到藏族聚居的夏河县完尕滩安家落户。从此,比较深刻地理解了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伟大指示的深远意义,进一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当时,张世荣已经是61岁的花甲老人,老伴又患有宫颈癌和其他并发症。有的亲邻劝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也该退休了,在北京找个安静的地方度晚年吧。”张世荣也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有的人以家庭困难为由拒绝去甘肃,也有的人以身体不适,年龄偏大为由逃离甘肃,当了逃兵的情况下,张世荣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光荣,选择了奉献。

  那天,张世荣把老伴和儿子、女儿叫到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谈了自己的想法,全家人都表示支持。有的人知道了,建议他自己下来就对了,把老伴留在北京,在下面蹲几年再回北京也好有个“窝”。他左思右想,觉得这种留后路的做法是对执行“六•二六”指示的动摇,决不能留这个尾巴。决心下定了,张世荣毅然决然地带上全家人和同志们一道,高高兴兴地来到了甘南草原,走上了为农牧民群众服务的道路。

  张世荣性格开朗,身体健壮,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是该校的篮球队队员,经常和外国球队比赛。来到甘南的第二天一大早,在高寒的完尕滩街头,就出现了他在晨光下奔跑的身影。他说,扎根草原干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好身板。

  这是夏河县牧业生产的又一个好年景。入冬季节,牧民们喜气洋洋地赶着一群群膘肥体壮的牛羊,交售给国家。家家门前杀牛宰羊,准备越冬的肉食,顶顶帐篷里堆放着包包酥油,袋袋“曲拉”(乳制品)。

  大忙季节里,完尕滩的北京医务工作者纷纷深入牧场,和藏族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次,张世荣到夏河县清水、麻当两个公社巡回医疗,遇到一个脑挫伤昏迷的病人。他和同来的一位同志,在病人的炕头上抢救了两天两夜。当病人醒过来的时候,一家人流着热泪,说出了牧民群众的心里话:“毛主席替我们把什么都想到了!”牧民群众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张世荣影响很大,他逢人就说:“完尕滩需要我,我更需要完尕滩。”

  看到牧区缺医少药的状况相当严重,张世荣感到草原确实需要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下来,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巡回医疗中,广大牧民群众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冒着风雪严寒战天斗地,不怕苦和累,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的动人情景,又深深教育了他。他清楚地记得那一次,藏族姑娘万玛草为队里送羊毛到完尕滩,刚吃了饭,就下起大雨来。大家留她住下,她说队里等她回去放羊,就冒着大雨回去了。万玛草远去的背影,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了张世荣。为牧民群众服务的强烈愿望,激励着张世荣在甘南草原安家一辈子,再大的风浪也不动摇。有一年,从北京一起来的一位护士因患心脏病逝世了,同时,还有一位领导同志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病,这两件事在医院部分职工思想上引起了波动。党支部发现后,及时在职工中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担任医院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世荣坚定地对大家说:人总有一死,什么地方不死人?这位同志是在为贫下中牧服务的道路上去世的,是光荣的。我们活着的人要接过她的班,要前赴后继干下去,这样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同志。领导生了病,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治疗,一方面要把他的担子挑起来,这样才是对领导真正的关心。如果我们遇到这点困难就发生动摇,想回北京,这算什么革命者?我们要在困难的时候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增强我们的勇气。

  二

  初到甘南,张世荣在生活上一时不能适应,上级领导和同志们很关心他的健康。一次生病后,医院党支部曾四五次提出让他回北京休息一个时期。但他却想:自己年纪大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越来越短了,应该抓紧时间,多做一点工作,坚持没有回去。1972年秋天,他得了高血压病,躺倒了。领导和同志们再一次劝他回北京休养。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使张世荣感到格外温暖。他吃了两天药,又上班了。他常常给北京一些老朋友写信,对他们说:下面并不苦,我现在和牧民群众生活在一起,有机会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心里感到格外甜。

  完尕滩山高缺氧,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一到冬季,便冰封雪飘,寒风裹着飞雪,吹得人睁不开眼睛,厚厚的皮袄也抵御不住砭人肌骨的严寒。张世荣因为年纪大,刚来的时候,高原反应很严重,经常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想,要在这里扎根一辈子,就要有一个好身体,适应这里的环境。于是他抓紧机会锻炼适应能力。下去巡回医疗,尽量不坐车、不骑马,坚持走路、爬山;在医院值班时,打扫卫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一早一晚坚持长跑。当时有人问他:“老医生,你在这里能习惯吗?”他说:“藏族同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甘南40多万人民能习惯,我也是能习惯的,关键是要锻炼。”后来,他已经基本上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血压也降下来了,走路、跑步、爬山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强了。他的老伴刚来时高原反应很重,不能起床,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经过锻炼,身体也恢复得很快,能料理家务,还为医院送信送报。

  张世荣经常对大家说:从北京来到甘南草原,使我在为人民服务上迈开了一大步。但究竟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精神从事工作,怎样为患者服务,仍然是一个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说,下到农村,面向农民,是不是这个根本问题就解决了呢?不一定。有一次,一个病人找他看病,他给开了药。第三天见到这个病人,他满有信心地问:“怎么样,好一些了吧?”哪知病人生气地回答:“谁说好了,比过去更重了。”他见病人生气,心里也不高兴地说:“我们这里条件不太好,你去兰州治疗吧。”晚上张世荣翻来覆去想这件事,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第二天一清早,便跑去找见这个病人,向他道歉。经过全面检查,找到了病因,精心治疗半月多,病人痊愈了。张世荣深有感触地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人民的医生,在为社员群众看病时,不应当认为病人是来求我的,摆出医生的架子,而应当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细心治疗。感情变了,作风也就变了。医院原来是结核病专科医院,到完尕滩后,接触的却大多数是其他疾病。由于大家有一颗为社员群众服务的心,不会重新学,很快适应了需要。医院没有血库,危重病人急需输血,大家就主动献血。有人说他60多岁了,不宜献血,可是为了抢救阶级兄弟,他两次献了血。有的新生儿得了急性肺炎,没有设备,需要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他就和大家一起做。他说:“ 这些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有没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想,技术再高也用不上。”他还经常对年轻的医护人员说:技术上精益求精也很重要,一个医生,不懂医疗技术,又怎能看好病呢?为人民服务岂不成了空话?所以说,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在技术上又能精益求精,才能不断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成为人民真正需要的好医生。

  有些人认为,农村条件差,不能搞科学研究。但他认为,根据我这几年的体会,农村是我们开展科学研究的广阔天地,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在这里是大有作为的。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他长期研究的是小儿结核性脑膜炎这项科目,局限性很大。到完尕滩后,每天接触的有各种病人,其中有疑难病,但更多的是常见病、多发病。是固守过去的研究项目不放,还是急广大群众之所急,把研究重点移到常见病多发病方面来?他放下过去的研究项目,把重点放在当地常见病、多发病上。

  张世荣来到完尕滩后,遇到的头痛头晕的病人特别多,开一般药吃不见效。一次,一位头痛30多年的藏族老阿妈万的措,拿着他前几天开的药,赶了60多里山路来,说:你开的药吃了不顶用。望着这位老阿妈信任的目光,他心里感到内疚,决心攻破这一关,为草原人民解除病痛。他用较长的时间查看了国内、国外的许多资料,分析研究了自己所接触的许多病例,发现这是一种高原低血压病。最后参照资料记载,结合自己的临床观察,从方便群众出发,提出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在短期内,治好了几百例病人。北京、上海有关科研单位分别来人来信访问,都认为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很有科学价值。有个工人的儿子患肾病综合征,合并肾功能衰竭,全身高度浮肿、尿闭,几个医院都认为治不好了。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张世荣坚持把病人收了下来,经过10个昼夜的抢救,细心治疗,终于救活了这个孩子,为治疗肾炎提供了新经验。在完尕滩的日子里,他和同志们一道,围绕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不断开展新课题研究,摸出了一些规律,提高了疗效。张世荣也由一个结核病专家变成一个多面手医生,他和战友们一道,在治疗高原性低血压、慢性肾炎、心力衰竭、婴儿窒息性肺炎等常见疾病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写出了6篇总结报告,得到了较好的评价。人们都说,”六”六”六”六•二六”指示使这位老专家焕发了青春。

  三

  张世荣说:“我年龄大了,更要只争朝夕干革命,全心全意为农牧民服务”。

  有一次,一个藏族妇女抱着一个生下才12天的婴儿匆匆走进医院。可是打开包裹的衣服一看,孩子已经窒息,心脏停止跳动。母亲以为孩子已死,抱起就要走。张世荣想:还没有救怎么就知道救不活呢?他拦住妇女,抱过患儿,三步并作两步,赶回急救室立即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半个多小时后,患儿开始有了微弱的心跳和微弱的呼吸,大家更增强了信心。人工呼吸继续进行着,可是几个钟头过去了,患儿呼吸还是很弱,只要一松手,就趋于停止。十几个小时后,人工呼吸还不能放松。难道真的救不活了吗?张世荣鼓励大家努力作战,坚持下去。经过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战斗,患儿终于能每分钟呼吸40次了,睁开了小眼睛。5天后,当亲属抱着痊愈的婴儿出院时,激动得眼泪朴簌簌地掉下来,紧紧地攥着张世荣的手说:“曼巴啊!这孩子是你送给我们的啊!我们忘不了你这‘真钦杰’(恩人)!”张世荣听他这样说,赶忙说:“‘真钦杰’是党和毛主席,没有党和毛主席,哪有藏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啊!”

  牧民群众看到张世荣眼熬红了,人累瘦了,常常心疼地对他说:“老医生,你再这样下去,累垮了身子,我们可不答应。”张世荣总是这样回答:“正因为我年纪大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短了,更要只争朝夕干革命。”自从来到完尕滩,他工作不分上下班时间,正在吃饭时,病人一叫就放碗;深夜入睡后,来了病人就起床。为了方便病人,他还在家里设了一张“检查病床”,病人到家里来,随到随检查。近年来,他的听力有些减退,碰上心音很弱的病人,不管是普通病还是传染病,他撂下听诊器,把脸贴在病人的胸部,直接用耳听。

  1972年夏天,组织上让他专程陪宫颈癌复发的老伴去北京治疗。可是,他把老伴送进北京日坛医院以后,就干起自己要干的事情来了。完尕滩医院不能开展心电图业务,他利用这个机会,到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学习心电图业务。每天除跟班学习外,他还用自己的200元钱买了一些照相用的材料,借来150张心电图幻灯片,在亲友的帮助下,在炽热的灯光下,一张一张地照下来,又在闷得透不过气的暗屋里一张一张地冲洗好,每天晚上都要忙到深夜。有些电学知识他不懂,就请清华大学一位教师给他讲课。他连续苦干了半个多月,复制好了3部心电图片子。他从北京回到甘南不久,甘南草原上第一张心电图就从他手上出来了。

  在一些人看来,医生的职责就是给病人治病,至于病房的护理、病员的思想工作,那不是分内的事。而张世荣认为,只会看病、开处方,还不能算是称职的医生。称职的医生要怀着深厚的感情,细心治疗。要学会护理,还要学会做病员的思想工作。有几个骨结核病人,有的不按时吃药,有的活动太多不注意休息,有的老躺在床上不敢活动,思想负担很大。他就分别给他们做了思想工作,给他们讲新旧社会对比,讲公费医疗是怎样得来的,还讲了治病养病的常识。病人去掉了思想负担,积极配合治病,缩短了住院日期。有一次,从迭部县来了一个患结核性心包炎的病人,经过1个月的住院治疗,病情大有好转,病人就要求出院。为什么病还没有全好就急于出院呢?一了解,原来病人带的钱用完了。病人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张世荣和同志们一块凑了些钱给他送去,病友们知道了,也都尽力相助。2个月后,病人治愈出院。为了学会小儿肺炎的护理,他专门观察小儿怎样睡得舒服,怎样保持病房的空气流通,积极向护理人员学习护理知识。从病人入院的第一天起,他在进行治疗的同时,就注意了解病人的思想情况,和病人一起学习辩证法,鼓励病人树立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只要他知道哪一个病人生活上有困难,都热情地给予帮助。有一个藏族老牧民得了急性肝炎合并急腹症,张世荣抢救了20多个小时。病人病情好转后,胃口不好,不能吃酥油、糌粑。他就叫老伴在家里专门给病人开“小灶”,每天定时送四次饭,送了十多天。广大贫下中牧热情地称赞说,“老医生的心就像长在我们身上一样!”

  四

  “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医生。”这是张世荣经常说的一句话。

  1973年10月,60多岁的张世荣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一事当前,首先考虑自己是个党员,然后才是个医生。

  除了认真的为社员群众治病外,张世荣毫不保留地把医疗技术传给青年医生,经常给他们讲课。医院里有个同志过去没有搞过医疗工作。来到甘南后,他非常好学,张世荣就抽空帮助他学习业务知识。两人到农村巡回医疗时,白天一起处理病人,晚上给他讲课。后来这位同志又经过一段时间进修,已经能独立看病了。他们治疗高原性低血压的方法出来后,很多人来打听,开始是口头讲,后来干脆印成材料,谁来信要都给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是党领导和群众支持的结果,都是全院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决不能把它视为个人私有财产。

  张世荣和北京医务工作者一心一意为社员群众治病,社员群众更是关心医护人员。他们到医院来,常常带一些自己生产的土特产送给医护人员。如何看待病人送来的东西呢?张世荣从不把这些看做是自己应得的“报酬”,总是再三说明,加以谢绝。他说,医生看病,这是本职工作,是向人民应尽的义务,决不能收群众的东西。

  张世荣赢得了社员群众的爱戴和组织的信赖,他的事迹被广为传颂。面对荣誉,张世荣十分谦虚。他说:几年来我所以有了一些进步,能为党为人民做点工作,完全是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热情帮助的结果。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幸 福 姐妹

  “千年铁树开了花,万年枯枝发了芽;盲人重见红太阳,哑人唱出心里话。最后一个节目表演唱:《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由桑克尔公社过去的盲人坎召草、过去的哑人卓玛草姐妹俩演唱。”随着报幕员的报幕词和一阵明快的牧笛声,全州群众业余文艺会演开始了,两位藏族姑娘出现在舞台上。她们一起放声歌唱,还不时深情地仰望着悬挂在舞台正中的毛主席画像。这熟悉的歌声,唤起了人们难忘的记忆……

  冉丹,祖籍四川。甘肃省文化馆副馆长、《飞天》文学杂志原副主编,毕业于兰州市卫生学校。曾是夏河县完尕滩医院医生。他给我讲述的这个故事,真实地再现了40年前的甘南草原上,一对藏族姐妹在北京医务工作者的回春妙手下,从地狱到天堂的悲喜人生——

  那年,我到桑克尔公社去帮助整理一个材料,住在贫牧索南家里。我早听说索南有一对孪生女,可住了几天总没见过。有一天,他问起索南来,索南却痛苦地说:“唉,一对苦命的人,在世上已经枉活了12年啦。”接着,索南怀着悲愤的心情,讲述了自己的孪生女坎召草和卓玛草姐妹俩的苦难遭遇。

  桑克尔草原临解放前,索南的妻子身怀着坎召草和卓玛草姐妹,可直到临产前的一刻,还被逼迫着背水、扫院做苦工。坎召草一生下来,两只眼睛的黑眼仁就被一层不吉祥的白膜遮盖着……索南愤恨地抱着这亲生骨肉走出门外,孩子尖厉的哭声撕裂着他的心。他带着坎召草躲在山林里,直到解放。全家团圆了,可是,过了一年,刚会说话的妹妹卓玛草,不知道怎么得了一种说不上名的高热病。虽然几经周折,保住了卓玛草的小命,可从此她再听不到什么声音,也再不会叫“阿爸、阿妈”了……

  “以后呢,再没有到医院去看过吗?”

  “咳,看过,县上、州上、省上的医院都跑过来了,全说这病没法治。”索南说完又长叹了一声,看得出,他为这事是很苦恼的。

  在索南家住得久了,我和孩子们混得很熟。没想到,什么也看不见的坎召草,竟是一位出色的歌手,经常唱一些动听的藏族民歌。她时常用手揉着那布满白膜的双眼,像是要把那白膜撕去,看一看这只能听见而不能看见的欢乐世界。可是,她总是失望地放下手来,又用耳朵细听着。每当姐姐放声歌唱的时候,卓玛草总是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直盯着姐姐那变幻着的、引人动情的口形,她有时揪着耳朵,有时搔着喉头,好像要听、要喊,但仍然听不见、喊不出……

  一阵热烈的掌声,把我从深沉的回忆中唤醒过来。演出结束了,我赶紧向后台奔去。在剧场的大门口,才追上这对幸福的孪生姐妹。我尽量抑制住激动的心情,用半通不通的藏语打着招呼:“啊罗,细毛(喂,姑娘)!还认识我吗?”在明亮的电灯光下,坎召草凝眸呆呆望着我,她那被长长的睫毛覆盖着的晶莹的眼珠,和站在一旁也望着我的妹妹卓玛草一样炯炯有神。许久,坎召草茫然地摇了摇头说:“不认识。”就在这时,卓玛草却惊喜地叫出声来:“啊!叔叔!姐姐,这就是那年住在咱们家的那位叔叔!记得吧,你还给他唱过不少歌呢!”

  “是啊,八年前的我们就见过面。不过,那时候你们还都是小孩子,坎召草还不能像现在一样看得见我,卓玛草也不能像现在这样用流利的语言和我交谈。可是现在……”

  “现在全变了!”卓玛草兴奋地打断我的话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了草原上的奴隶,又给我们这一对苦难的姐妹带来了光明和声音,带来了幸福。”

  “以前,我有眼看不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妹妹有嘴喊不出‘毛主席万岁!’”坎召草也激情洋溢地说着,“现在全变了,毛主席使我们姐妹俩睁开了眼,张开了口;我们不但当上了公社的放牧员,而且还是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队员。”

  我和这对孪生姐妹漫步走在这座草原新城的宽阔大街上,倾听着她们诉说自从我离开桑克尔公社以后的巨大变化。

  “从你那年离开我们家以后,我们姐妹俩又过了五年盲哑人的生活。”卓玛草滔滔不绝地说,“天上飞来了吉祥的云彩,三年前,一位年轻的‘曼巴’——听说是北京哪个医院的,响应毛主席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来到我们桑克尔草原安家落户啦。因为他鼻梁上总架着副眼镜,人们都亲昵地叫他‘眼镜曼巴’。”

  “卓玛草,别那么啰啰唆唆的!”坎召草制止住妹妹,接着说,“听说这位曼巴对贫下中牧很亲热,手艺也高,阿爸就把我和妹妹一块领到他跟前说:‘曼巴,我这两个孩子,一个瞎,一个哑,过去跑了好几个医院,都说没治,请你再给看看,她们的病到底还有治没治?’曼巴给我们作了详细的检查,又问了我们得病的经过,说:‘索南大伯,坎召草的病是先天性白内障,卓玛草的病是那次高烧中造成了聋哑。说真的,这样的病我还没有治过,可是,咱们解放军里有同志已经治好了许多聋哑病人;至于治疗白内障的办法,咱们祖国很早以前就有,我想,只要咱们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共同合作,向解放军学习,孩子们的病是一定能够治好的!’从此,我们姐妹俩就开始每天治疗……”

  “我主要是扎针,姐姐还动了手术哩!”卓玛草又抢过姐姐的话头说,“手术台就在我们家的火炕上。曼巴拿着镊子、刀子、针,像个绣花姑娘一样,在姐姐的眼睛里一下一下地细心挑着。”

  卓玛草刚说到这里,坎召草又接着话茬说:“过了好一阵子,我觉得我的一只眼好像亮了,就惊叫着:‘哎呀,我看见什么啦!’这时,曼巴急忙按住我说:‘坎召草,静一静,现在不能乱动。’紧接着,他又治着我的另一只眼睛。末了,又把我的双眼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纱布,还要我静静地躺几天。”

  “这可够急人的。”不知怎的,我倒为坎召草着急起来,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是急人哪!可是,这一天总算来到了:曼巴又一次来到我家,给我取蒙在眼睛上的纱布。当最后一层纱布从我眼睛上揭去时,我眨了眨眼,只见阿爸、阿妈和许多乡亲,都在紧张地望着我。”坎召草越来越激动,她不由得又唱起了刚才在舞台上和妹妹一起唱着的歌来:

  “从没有降落过大雁的荒滩,

  今天变成了人间的乐园,

  从没有见过光明的盲人,

  现在睁开了幸福的双眼。

  为什么歌声格外嘹亮?

  毛泽东思想照亮了草原……”

  “以后呢?”我高兴地问着卓玛草。

  “以后姐姐当了生产队的放牧员,可是我还是老样子。”卓玛草说,“那时候,我真有些泄气了。可‘眼镜曼巴’每次给我治疗时,总是宽慰我:‘不要急,卓玛草,你的病总会好的。’他虽这么说,我还是不太相信。”

  “现在你相信了吧!”我有意打趣说。

  “哪里还等到现在,几天后我就相信了。”卓玛草像讲故事一样富有表情地说,“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从牧场回家,路过医院时看见‘眼镜曼巴’的窗户还亮着,就悄悄走过去,透过玻璃窗往里一看,让我大吃一惊:‘眼睛曼巴’正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摸着在给自己脖子上扎针,他头上冒着黄豆大的汗珠。眼看着一根长长的银针越扎越深,我的心一阵比一阵紧张。这时,只见他的身子突然震颤了一下,直呆呆瞪着双眼,双手溜了下来。我赶快过去推门,可是门从里面闩着。他清醒过来,赶忙拔出脖子上的针,开了门,对我说着什么。我听不见,只是感动地噙着泪花,用手势对他‘讲’:‘好心的曼巴,你为给我治疗吃这样的苦,我怎能不相信你的话哩!’”

  “噢,是在自己身上做试验呀!”我深深为卓玛草讲的这个故事所感动,不知说啥好。

  卓玛草接着说:“是的,他是宁愿自己吃千遍苦,也不愿在我身上错扎一针。第二天,他就开始用新选的穴位给我治疗。当然,手法是很轻的,不像给他自己扎那样。第一针扎下去,我只觉得全身发麻。这一针以后,我便慢慢听到像是很小、很远的声音了。又经过好几次治疗,那奇妙的声音就越来越清楚了。姐姐开始教我喊‘毛主席万岁!’,教我唱《东方红》!从此,无声的世界和我永别了……”

  听完这对幸福姐妹深情的诉说,我思绪万千。夜深了,我向她们告别:“再见吧,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到桑克尔草原去看望你们。”

  卓玛草说:“好,我们欢迎你来看看我们的牧场,我们的医院,还一定请你看看我们的‘眼镜曼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