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传统的农村社会正在解体
“村子里很寂静，没有狗吠羊咩，没有马嘶牛哞，因为村里人早就不饲养它们了。村头巷尾也很难见到一个人，到吃午饭时，才见到一群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匆匆往家跑。”七月，“是农村人感到最欢快的季节，收割上场的麦子在场上垛成一个一个的大麦垛，等待着人们锄完玉米、谷子地里的草后才去打碾。现在这些几乎都看不到了……”
这是赵长才先生在《那个热闹的乡村还在吗》一文中为人们展示的一幅农村画面。文章说，老家是个地道的山村，曾是个居住集中的有近300户人家的大村庄，但山村发展着进步着，也寂寥着。
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作者的故乡没有以前热闹了。
为什么不热闹，作者在文章中给出了答案。一是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破坏。农村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种植业从多元走向单一，养殖业几乎消失，务工收入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村传统的生产工具消失，机械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二是建立在小农生产之上的农村文化随之消失。讲古今、唱山歌、木臼石磨舂米磨面的声音，吆喝牲口的声音，打碾场的热闹场面，这些小农生产特有文化载体消失。三是建立在小生产方式之上的农村社会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农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青壮年进城打工。
很明显，这三种变化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进城务工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附着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之上的文化形式也随之改变，从而传统的农村社会也正在解体。
甘肃日报记者杨恒先生撰文指出，作者所描写的故乡特征，在甘肃带有普遍性。这种过渡时期的农村社会具有离散性。离散性，这一概念是和“凝聚性”相对的。传统的农村社会具有凝聚性。农村成员都凝聚在土地上，以从事传统的农业种植业、养殖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农村具有土地凝聚性。农村以自然村庄为居住核心，具有地缘的凝聚性。农村社会关系以血缘为主，宗族长老成为农村权威，具有血缘伦理的凝聚性。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农村道德观念也同样具有凝聚性。农村文化建立在农业生产之上，山歌、社戏、社火的主要内容事关农业生产，农村文化具有产业凝聚性。农村自治组织，即农村政治也围绕农业生产和县乡政务开展。村民自治组织也同样具有凝聚性。
而过渡时期的农村，则呈现出离散性特征。农村成员中主要劳动力，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进城打工上，青壮年生产方式亦工(二三产业)亦农，土地对农民的凝聚力减弱或消失。农民生产方式具有离散性。
进城打工，带来居住形式的离散性，一个家庭往往一分两半，妇女、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在农村居住，而青壮年劳动力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居住，一个家庭两处居住。居住方式具有离散性。
农村社会关系的血缘纽带减弱或者消失。劳动具有个体性质，农村社会相对“陌生人”化，农村宗亲对于农民的约束力减弱，熟人社会和宗亲社会变为“半熟人社会”和半宗亲社会。农村社会伦理呈现出离散怪。血缘关系的减弱，建立在血缘之上的传统的农村道德体系也随之瓦解，道德观念也呈现出离散性特质。
杨恒认为，农业生产不再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随之建立在农业生产之上的文化也渐渐淡化，农村文化以电视为载体，以城市文化的流行形式为主要形式。社戏、社火虽然也有，但已经退出农村文化的主要舞台，农村文化形式不完全以集会的、节日狂欢的形式出现，文化呈现多元形式。文化同样具有离散性。
农村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住居方式、血缘伦理、农村道德、农村文化等均呈现出离散性社会特质。
离散，就意味着传统社会特质的破坏，这也使得农民自身对于自己的命运和未来缺乏认知和判断，农村社会心理也处于一种离散状态。
村庄和村庄里的叔伯兄弟不再亲切，农民关起门来干自己的事，村庄只是一个居住意义上的村庄，而村庄本身的向心力消失，因此，农民感到的是漂泊感和不安定感。更主要的是，在家种地和进城务工都不是农民或农民工的终身职业，这使得农民对自己的身份难以确认。随着农民身份的离散，农村经济也存在潜在风险。同样，农村伦理道德的离散性，使农民缺少伦理约束，犯罪率上升也可能成为农村新的法制难题。文化的离散性，带来的是文化方式的多元，黄赌毒和封建迷信，在农民社会里又悄无声息地生长。
面对离散性这种农村社会形态，我们必须积极研究，找出对策，以减小离散性特质对新农村建设的阻力。
凡此种种现象和问题，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但不论在农村劳动力输出方面存在多少问题，都不能抹杀农村劳动力输出对改变农村贫困和对城市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面对这一系列问题，不少有识之士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和研究，为政府和其他有关方面改进工作提供了决策依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凌云教授研究认为，农民工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伴随工业化、信息化而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的一个现象和过程。从政治角度看，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是工人、农民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关系重构的过程。从社会角度看，农民工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是农村和整个国家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和社会整合的过程。可见，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得如何，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的解决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城乡一体化将是农民工的终结。
黄爱东先生认为，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破解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推动城乡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根本举措，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一个过程，要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城乡差别悬殊，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彻底破除之日，就是农民工终结之时。只有使亿万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才能使中国在完全意义上实现现代化。把农民工转化为城镇居民，不仅是身份的转化，同时也是素质的升华。在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中，农村人口要转变为城镇人口，既有居住区位的转移性变迁，也有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既有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同时还有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所要求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农民工市民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生活方式的进化，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伴随着这个变迁，农民工必然成为过去，打在农民工身上的身份烙印必将消失。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孙效东指出，农民工问题的时代性、宏大性，决定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需要进行深入思考和整体设计。他认为，只有把农民工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三农”问题才能有出路。只要我们加强立法，不断改进完善管理，加强城乡教育，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就能做得更好，才能更有助于推动城乡劳动生产力的平衡和提高，城乡互益，农工互助，共同繁荣。
第 十 章
从“打工浪”到“创业潮
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据农业部调查，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月平均工资为1060元，首次突破千元，比上年增长10.6%;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1240元，同比增长16.4%。
中国农村的庞大剩余劳动力，过去从农村走向城市，一度形成大规模盲目流动的“民工潮”，但今天，许多民工却带着资金、技术、信息、方案从城市返回农村，在农村掀起一股创业潮。这一转变无疑是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一个可喜现象。
甘肃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峰指出，劳务输出如一所大学校，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一个年轻人出门在外摔打几年，回来时他的思想深处的变化是惊人的，对待金钱、婚姻、人生的态度与先前比较更是大相径庭。而这种深刻的变化，无论对这些年轻人，还是对贫困地区的发展来说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李峰说，许多外出务工人员在带回资金的同时，也带回了技术、信息和新的思想观念，他们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支持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兴办企业，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是的，农民工们在经济发达地区日复一日的劳动中，也接受了文明的洗礼，逐渐明白了什么叫谋生技能，什么叫经营管理，什么叫积累财富等等。对于农民来说，适当调整种植结构，腾出剩余劳力外出打工的确是一种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门路，然而，打工并非发财致富的唯一途径。如今，市场经济本身就为农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只要能掌握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和科技知识，善于捕捉市场信息，立足黄土地，照样能踏上致富路。当这些打工仔、打工妹的见识和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他们便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和创业的能力，试着利用家乡独特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以及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去圆自己的创业梦。昨天的打工仔就是今天的创业星，今天的打工浪就是明天的创业潮。
一、涛声拍岸春潮涌
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工返乡创业还只是个别现象，进入新世纪后，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数量增加迅速，尤其在一些劳动力流出率高的地区，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规模，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打工仔成了发展农村经济的带头人，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甘肃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李国喜说，我省目前正加紧推进农民由打工者转变为创业者，实现由输出劳动力向引进生产力转变。这给全省部分市州县域以下经济带来了活力，效应是多方面的，不但能够促进当地农民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和财政收入，而且对当地新农村建设也很有帮助。
从一名靠体力挣钱的“苦工”，到声名远播的民营企业家，会宁县三利土特产有限公司经理张玉珊回顾自己的创业历程时说，是务工让自己开阔了眼界，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85年，张玉珊高考落榜后，经人介绍，到一家陶瓷厂去打工。可他不甘心就这样在窑里钻出钻进抱砖，他一边打工，一边收集市场信息，了解市场行情。无意中，他了解到“经营建材可以赚钱”。第二年，他便在自己的家乡会宁县郭城驿镇办起了建材门市部。后来，他又相继办起了养殖场、饲料加工厂和小杂粮加工厂。2001年他引进先进的制粉生产线，年生产面粉2万吨。2004，他又投资600多万元，建成了年产6000吨杂粮挂面生产线。他的举动，不仅在一定范围影响着会宁农村的种植结构，还吸纳了当地40多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庄浪县建筑安装总公司一分公司经理李明庭也是在高考落榜后走上了打工路。在外打工的几年里，李明庭由一名普通建筑工逐渐成长为一名懂技术的操作工。1991年，他回到家乡，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每年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几百人，帮助很多乡亲脱了贫。
“如果不走出大山，到外面学本领，那么我就依然还生活在贫困的山村，肯定过不上今天的好日子。”李明庭说。
张玉珊、李明庭的创业经历，是甘肃省劳务经济由单纯的“打工挣钱”向“创业经济”转变的一个缩影。
为了鼓励引导外出劳务人员回乡创业，甘肃省不断加强政策扶持，加大对回乡创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加强创业服务，加大对回乡创业人员创办企业的小额担保贷款力度。营造了鼓励创业、支持创业、服务创业的新环境。2002年以来，省政府连续召开三届“回乡创业带头人”表彰大会，对233名“回乡创业带头人”进行了表彰。
2007年4月1日至7日，省劳动保障厅组织开展回乡创业带头人巡回宣讲活动，11名返乡创业带头人分赴全省12个市州，作巡回报告12场，听众近万人，大力宣传鼓励创业的方针政策和回乡创业的成功经验，激发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创业热情，在很多地方形成了关心回乡创业，支持回乡创业，愿意回乡创业的良好局面。“挣票子，换脑子，回到家乡办厂子，几年带富一个村子”，已成为许多外出务工者的人生理想。
2008年10月23日上午，省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在兰州西北宾馆举行甘肃省第四届创业带头人经验交流表彰大会，对全省14个市州涌现出的200名创业带头人进行了表彰奖励。来自白银的房忠、天水的颉灵杰、平凉的梁彩秀、临夏的鲁鸿宙、张掖的薛应祥在会上介绍了他们返乡创业的经验。在此次表彰的创业带头人中，年龄最小的27岁，最大的59岁，都是从打工、办个体起步，逐渐成长为企业家的。他们在自己创业致富的同时，广泛吸纳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就业，主动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随着全省劳务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甘肃省不断完善创业政策体系，健全创业服务管理体制，营造创业氛围，各地出现了“打工潮”和“创业潮”齐兴共振的良好局面。截至2007年底，全省累计已有18.15万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甘肃省就业促进中心原主任马定保先生多年从事就业管理、就业服务、就业政策研究等，对就业理论的有关问题有较深的研究。他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经过生活的历练，体验了现代文明，掌握了一技之长，他们回到乡村，带回了信息，带回了技术，带回了和乡亲们一起致富的希望。当年的一些“打工仔”“泥腿子”已经成为回乡投资创业的企业家和带领群众致富的领头雁，成为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今天，“输出劳务——积累生产要素——返乡创业”的发展趋势在全省初步形成。
兰州市委党校管理科学教研部李绚副教授研究认为，回乡创业以第一代农民工为主，大多从事非农产业，30%左右在农业领域创业，在集镇创业的超过半数。他们利用打工增长的见识、本领、获得的资金、信息、社会资本，在乡村小城镇创办民营企业，发展工商服务业，投资商品农业，给中西部农村发展和县域经济壮大增添了新的动力。
李绚说，从“打工浪”到“创业潮”的变化，使我们看到，贫困地区不仅仅是解决几千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给农村寄回几百亿元劳务收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地区未来的发展培养了新一代技术人才和经营者。中国农村未来巨变，在一定程度上将受到“打工浪”变“创业潮”的推动。
二、山丹，劳务输出一面旗
从小群体到大规模，从拼体力到靠技能，从发手册到建基地，从盖楼房到办厂子，从内地干到沿海闯，改革开放以来，山丹县劳务输出不论是规模，还是品牌都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已成为甘肃省劳务输转工作的一面旗帜。
山丹县是全省18个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县区之一，全县人均保灌面积不足2亩，有的地方甚至不足0.5亩。面对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从80年代初开始，该县极度干旱贫困的村民被迫走出家门搞副业。先后经历了“逼”出去、能人带出去，政府引出去几个阶段。现在，该县的劳务经济已经形成了“以技强身、定向输送、重点布局、覆盖全国”的品牌优势，使建筑安装、石棉开采、道路建设、劳务移民、北京家政、沿海技工等特色输出基地崛起于劳务市场。在政府推动和能人带动下，各乡镇的劳务输出也各具特色，形成了一乡一品的品牌效应：位奇镇的建筑施工，陈户乡的石棉开采，霍城镇的铁路修建，城郊乡镇的三产，沿山乡镇的劳务移民，都形成了规范化订单化管理，相对稳定的特色劳务队伍。
如今，山丹常年外出务工人员在5万人以上，占全县总劳力的60%，年均劳务收入2亿元以上，劳务收入已占到该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近四成。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为“创建全国劳务输出示范县”之一。领导重视，组织到位，是做好劳务输出工作的前提;整合资源，强化培训，是做好劳务输出工作的保证;纵横联系，建立基地，是做好劳务输出工作的基础;以人为本，搞好服务，是做好劳务输出工作的关键;强化宣传，群众参与，是做好劳务输出工作的根本;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是做好劳务输出工作的方向。
如今在山丹，“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的理念得到深切体现。家家都有人长期外出务工，户户都在搞种田务工“两头开花”。正如县长王海峰所言：“劳务输出已名副其实成为山丹农民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成为山丹农民投人最低、见效最快、收益最大的‘当家产业’，也是县上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最务实的举措、最有效的招数。”
2006年，山丹县陈永琳、周世贵、刘学良、吴治国、张克岳、夏学儒、陈希虎、石文南8位劳务带头人被评为“全国创业之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短短几年时间，山丹县已涌现出全国创业之星13人、全省返乡创业带头人16人，一个县获这一殊荣的人数之集中，并且无一例外地全是外出务工创业的农民，这在甘肃省绝无仅有。堪称奇迹的还有，山丹现有上千万资产的农民50多名、百万元以上的有510多名。
政府推动下的“能人带动”是山丹劳务超常规发展的秘密武器。一方面，县上在村级班子建设中，吸引致富能人中的优秀分子，让“双强型”干部进班子，让“老板给群众当家”。现在全县村干部总数中致富能人已达到160多人，占到45%。在他们的带领下，各村的劳务输出达到了“启用一人、带动一片、造福一方”的目的，有力地促进了乡村发展、民主管理和乡风文明。另一方面，鼓励一批实力雄厚的致富能人，通过资产重组、兼并联合、资本人股等形式，组建建筑公司、劳务公司、石棉集团等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劳务龙头企业，让松散的劳务输出变成一个优势互补的劳务“联合舰队”。而这些有实力的“联合舰队”又靠敢打硬拼的精神，在阿克塞、格尔木、青藏线打出了山丹劳务的响亮品牌。
昔日孔雀东南飞，今朝振翅凤还巢。山丹县李桥乡靠搞建筑致富的农民周伟，在家乡投资千万元建设的年产5000吨脱毒马铃薯淀粉生产线正式投产。这意味着，今后李桥乡所产的大部分洋芋基本可以实现就地转化增值，当地农民再不用为洋芋的销路而犯愁。周伟在投资建设脱毒马铃薯淀粉生产线之前，于2007年春季就租种了沿山地区农户千余亩耕地，实行机械化种植脱毒马铃薯，他返聘土地主人管理土地，或将他们吸纳到自己的建筑公司做工。清泉镇郇庄村农民、山丹县福利水泥厂董事长郇维禄投资500万元，在山羊堡滩恢复撂荒地2500亩，种植优质牧草和粮食作物，养羊1500多只、牛150多头，吸纳20多名农村剩余劳力就业，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年纯收入达到80多万元;全县十大杰出青年，陈户乡致富能人吴治国在建成2000只羊、1000头牛的高标准综合养殖场的基础上，又投资100万元，新上现代化屠宰生产线，带动地方草畜产业发展。随着山丹工业“暖流”的不断急涌，昔日为了生计外出务工的山丹创业者，已经开始悄然回归。有的利用在外学到的技术以及积累的资金，自己创办企业当上了“大老板”，有的凭借一技之长选择了县内的企业做工，演绎了一曲曲“凤还巢”的新篇章，促进了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的转变。这些能人依靠劳务输转致富，致富后不忘家乡，反哺农业和家乡建设。
“打工潮”推动“创业潮”，两潮相接，共同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近两年来，该县致富能人回乡创业，投资5000多万元，新上项目10多个、兴办企业8个，涉足土地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和保护等领域，并为3000多名城镇待业青年、下岗职工搭建了就业平台。与此同时，他们还累计捐助资金4000多万元，修桥筑路，扶贫济困。
输出一人可以致富一家，那么一人创业能不能致富一方?经过“挣钱填肚子”“攒钱盖房子”的阶段，“进城务工”的劳务大军中，一部分人经过城市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开始走向“筹钱开店办厂子”的创业之路。越来越多的返乡创业者依托当地资源条件，从事特色种植、畜禽和水产养殖及农副产品深加工，形成以某个专项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为“龙头”的规模化经营态势。
访谈录：乐为乡亲谋幸福
——热心助学的农民企业家杨顺彦
2000年初春的一天，我来到位于皋兰县城的兰州营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采访了公司总经理杨顺彦先生。他腮上的胡子和衣上的征尘，告诉人们这是一个为了事业而忙碌的人;办公室里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组简易沙发，简单而实用，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位善于当家理财，注重实效的企业家。
没见到杨顺彦之前，我对他兴教助学的事迹已有所闻，这次主要是想通过采访，进一步了解他热心助学的真正原因。
杨顺彦，皋兰县岘子村人，46岁，身材魁梧，眉宇间透着英武和厚道。除了繁忙的企业管理，他还担任着兰州市工商联的执委，皋兰县工商联副会长，政协皋兰县委员会常委，有很多社会工作要做。杨顺彦还是兰州市“光彩事业奖”获得者，在社会上享有厚望，群众口碑极好。恰如由他亲自建造的那一座座大厦，高高地矗立在皋兰大地上，被人们广泛地传诵着。
笔者：杨总，作为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创造最大效益，现在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你们挣钱也不容易，为什么还要拿出那么多的钱来兴学助教呢?据我了解，您开始投资建学校时，“希望工程”尚未实施呢。
杨顺彦：我曾分析过，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其原因除生产条件差，过去的政策不对头以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缺少文化。现在，农业要搞现代化，要搞科学种田，没有文化或者是文化水平低的劳动者是无法承担起这个重任的。拿建筑安装来说，没文化同样不行，你看不懂图纸，怎么去施工;搞管理，没文化连个合同都签不了，怎么去搞管理。我个人就是被逼出来的，原来的初中文化不够用，就咬着牙自学，学完了高中，还感到不够用，现在，一有点闲时间，我就注意学习一些各方面的知识。我们已经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了，再也不能让后人们没有文化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要办好教育，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一流的人才。办好学校就需要有好的教学设施，好的教学条件，好的教师。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兴学助教方面舍得花钱，这个钱也花得值得。
在捐资助学上，我们确实行动的比较早。1989年，公司年产值达到200多万元。当时县上号召集资办学，我就和村上商量，要把岘子村小学建成兰州市第一批标准化小学，为此，我们捐资16万元，推倒原来的土坯房，建成25间新教室，配套建设了操场、厕所、围墙等设施，使岘子村小学率先成为标准化小学，校长还被省上评为先进。我们还先后拿出6000元，免除了60多名家庭困难学生的学杂费，拿出5000元，作为学校的奖励基金。1991年修建西岔乡二中时公司也是垫资修建;1998年又为岘子小学“两基”教育捐款2.5万元，为西岔一中和二中各捐款10万元。至此，为乡村教育累计捐款达50万元。这些年，还为村上公益事业捐款9万元，并投入1.6万元用于贫困户的肥料、水、电、税、煤等开支，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笔者：您兴学助教可谓是义举、善举。父老乡亲有口皆碑，对此您有何看法?
杨顺彦：我是岘子村的人，是岘子村的五谷杂粮把我养大的。在我事业的发展中也得到了父老乡亲们的关怀和帮助，正是那句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乡亲们的倾力相助，也没有营辰公司的今天。
我们民族自古就有兴学助教的优良传统。乡亲们也从实践中感到文化的重要，再苦不能苦学生，再穷不能穷学校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大家都有一个心思，就是勒紧裤带也要办好学校，教育好我们的后代。只有提高了娃娃们的文化水平，学校和村子才能兴旺发展，大家才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今天，我们用公司多年的积累，做些兴学助教的善事，正是干到了乡亲们的心坎上，所以，得到大家的欢迎，受到大家的好评，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我思谋着贡献还是太少。
才做了一点点事，取得了一点点儿成绩，组织上就给了我那么多的荣誉，让人感到很不安。开会坐在主席台上也感到不稳当。电视上播出来，胡子拉碴的也不像。但不管怎样，是领导看得起我，是乡亲们抬举我。我觉得只有更多地回报父老，回报社会，才能报答县上和乡亲们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笔者：您把这么多资金都投向了社会公益事业，是不是无形中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减少了民工的收入，这会不会影响企业的发展?
杨顺彦：几年来，我们的企业在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下，在县上的扶持下，一年一个脚印的发展起来了，现在企业注册资金563万元，正常施工时有人员700多人、年工资支出150多万元。村上户均一人在公司打工，有10余台大型车辆依托公司致了富，全村80%以上的人家住上了砖瓦房。现在，我们不仅解决了家乡部分富裕劳动力的就业，还使一部分困难户脱了贫。这些年，我们也干出了一些好工程。如：西电家属楼被省乡镇企业管理局评为“优秀工程”;皋兰大峡河堤护岸工程，产值达584万元;皋兰县蔬菜冷库10000平方米，产值600万元;还有皋兰一中教学楼……仅1999年，就上交利税39.4万元。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们的企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党的好政策，离不开县上的扶持，离不开父老乡亲们的关怀，什么是恩，这就是恩，知恩图报理所当然，而企业报答于社会也是树立企业正气，增加企业凝聚力的途径之一。大家把钱花在正道上，再通过合法经营挣回来，这不是很好吗。父老乡亲的恩要报答，但自己给别人的帮助我从来没想着要别人回报。几年来，看起来我们在公益事业上投入了很多，但这完全可以通过内部挖潜和多创造效益等弥补回来，从而为社会做更大的贡献。在我看来，能够做一些回报父老乡亲，造福社会的事比啥都有意义，都快乐!
笔者：杨总，今天，从您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了我们时代前进的脚步，看到了西部农村脱贫的希望所在，实在是获益匪浅。我衷心祝愿您的企业越办越好，路子越走越宽畅，对社会做的贡献越来越大。
杨顺彦：谢谢，感谢你对我和我们事业的希望。今后，企业壮大了，我们还会为家乡人民致富奔小康做更多的工作……
三、共享阳光，分担风雨
2008年4月30日，在甘肃省纪念五四青年节表彰大会上，省建筑总公司七建集团劳务公司副经理多文山被评选为第八届“甘肃省十大杰出青年”。18年来，多文山用坚实的脚步，朝着心中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行，最终成长为企业的生产骨干。2004年，多文山被建设部评为“劳动模范”。2006年，他被团中央等13家单位评选为“全国优秀进城务工青年”。
甘肃省七建集团公司是使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公司现有职工7000多人，其中农民工达3358人。近年来，七建公司十分重视对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从工资待遇、民主管理、培训学习、文化娱乐等方面，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按照集团要求，每个公司都建立了电视室、活动室、图书室、游艺室等“四室”，每年还利用冬季对农民工进行集中培训，搞技术比武和各种文艺竞赛活动。截至2008年，公司有农民工党员26名，工会会员100O名，职工代表86名。2006年，有6名农民工被评为“优秀党员”，3人被评为“七建标兵”，2人获得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1人被评为“全国优秀进城务工青年”。“农民工是企业的主力军，是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搞好农民工工作，才能促进企业持续发展。”七建公司党委负责同志说。
镜头一：跨越历史的一步
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走访三峡移民时为农民工熊德明追讨欠薪。总理的行动吹响了全国清欠运动的号角，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清欠运动迅速推进。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全社会进一步形成了理解农民工、尊重农民工、善待农民工、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
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这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温家宝总理多次对制定和完善关于农民工的各项政策作出指示。2005年2月，他在一份研究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从深层次研究农民工问题，制定和完善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统筹城乡发展，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流动，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为他们进城务工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并指出，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全文10个部分、40条，9000余字，涉及了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各方面的政策措施。字里行间体现了五条基本原则：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发布，是中央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农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转移，推动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30年来，农民工队伍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一部分亦工亦农的季节工外，绝大多数进城就业的农民工与土地之间已没有劳动和收入上的关系。他们长期在城市就业，取得工资收入，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并在很多行业已占从业人员的半数以上。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的调查，农民工已占企业员工总数的过60%，流动劳动力对GDP贡献率达21%。
2003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加入工会被首次写入这次大会的报告。2004年初的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第一次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这样的论断，有着充分的实践依据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这一活跃在城镇和乡村中最积极、最能干、最可敬的新生力量，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塑造自己。随着《若干意见》中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进程。
农民工的数量，已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使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把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确认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有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对新生社会阶层的凝聚力。同时，它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政治地位，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偏见和歧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推动农民工问题的最终解决，进而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第十届全国人大在有关法律草案中明确规定农民工的全国人大代表名额问题，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农民工从当选地方人大代表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说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正不断向高层次推进。
农民工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各地政府都在探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佳出路。一些地方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逐步取消城市管理体制上对农民工的不合理限制。
2006年8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意见》在社会各界和广大农民工的热盼中出台了，该《意见》涉及农民工的工资发放、合同签订、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居住条件、户籍管理、政治权利等多个方面，其计35条。为了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民工的良好氛围，甘肃省政府确定每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为全省农民工权益维护日。届时，各地要开通农民工热线，为农民工提供咨询、信息和法律等方面的服务。
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永富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立足省情，把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和全省的最大产业来抓，坚持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培训带动、宣传发动、服务促动，同时积极与兄弟省市加强劳务合作，有力地推动了甘肃劳务经济的健康发展。
刘永富强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依然是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工作。今后三年，甘肃省将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发展劳务经济的主要目标，通过实施劳务培训、劳务基地建设、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劳务品牌建设、回乡创业、农民工权益保障等“六大工程”，不断推动劳务输出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由短期分散输出向有组织长期输出转变，进一步做大做强劳务经济。
兰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国祥认为，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涉及面广，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当前，特别要抓紧解决涉及农民工利益的一些带普遍性和最现实的问题。
第一，着力解决农民工收入偏低和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问题。这是农民工最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也是当前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第二，加强农民工就业培训和劳动合同管理。第三，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抓紧建立农民工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既涉及维护农民工权益，也关系稳定农民工队伍。第四，改善对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和管理方式，对农民工实行属地管理。第五，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第六，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这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庞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必由之路。第七，着力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由于农民工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劳动大军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素质和竞争力，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
镜头二：责任和爱心，擎起留守儿童希望的蓝天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崔玉琴指出：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和新一代建设者的素质，关系到城乡稳定协调发展，这一问题已得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7年9月，甘肃省妇联联合省委组织部、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农牧厅、省卫生厅、省人口委、省广电局、省文明办、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16家单位共同开展的“共享蓝天，全省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行动”正式启动，并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任务，努力为67.7万农村留守儿童撑起一片蓝天。截至2008年5月，全省已建成留守儿童家长学校50多所……
在16家单位中，省妇联负责“共享蓝天·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行动”的组织、协调和推进工作，开展“爱心妈妈”“代理家长”等关爱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活动。发展和完善留守流动儿童家长学校、新市民家长学校和“爱心之家”。
省教育厅负责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年教育工作，制定保障农村留守流浪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将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当地义务教育发展规划，降低入学门槛，简化入学手续，收费与当地学生平等对待，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向农民工子女加收借读费及其他任何费用。并通过缓收、减收、免收和设立助学金等方法，帮助家庭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就学。建立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经费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按照学校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公用经费。在核实教师编制和核拨教育经费时，要对接收留守儿童较多的学校给予倾斜。
省民政厅负责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村(居)民自治组织，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有过流浪经历的留守儿童的关爱和保护，建立和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留守儿童全部纳入低保范围，符合五保供养条件的留守儿童要提供五保供养服务。配合有关部门依托社区建立留守流动儿童供托管中心，防止其外出流浪。
省劳动保障厅、省农牧厅在劳动和转移培训中，要求留守儿童的父母签订“五个一”协议，即签一份托管协议、留一个外出电话、学一点家教知识、每月与孩子联系一次、每年至少回家一次，发动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为留守儿童及家长捐赠“爱心电话卡”、“亲情联系卡”等，增进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的亲情联系。在“阳光工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计划”项目中，将失辍学和初、高中毕业大龄留守儿童纳入教育培训计划，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和职业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