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城市“零工”惨淡营生-- 一个擦皮鞋的小摊

　　　　我坐在兰州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一个擦皮鞋的小摊前，主人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媳妇，她的全部家当是：一把折叠凳，一个小马扎，一个简单的随手能提能背的小木盒。

　　小媳妇戴个花袖套，一顶红色太阳帽，辫子从帽根根上穿出来垂在脊背上。她忽儿执刷，忽儿上油，手脚利索地完成着这么几个动作：将三几个纸片儿垫在你的鞋袜之间，然后用刷子蘸点清水洗洗浮尘，之后是上油，不多，勉勉强强就那么几股，然后打匀。罢了，左手执一块石蜡，右手执一刷子，这是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漂亮的动作。随着刷子一上一下地在石蜡和皮鞋上的翻飞，只见小媳妇脑后又黑又粗的大辫子随着身子的摆动优雅地甩动着，几个回合下来，原本很脏的皮鞋已是光可鉴人了，全部过程也就是三四分钟。

　　擦皮鞋的功夫，我给这个小媳妇算了一笔账。我说，你打一双皮鞋两元，可成本不超过5分钱。鞋油批发价一支一元，至少擦它个上百双，可以说是无本买卖，你一天擦个10双20双，比下岗职工可是强多了。听我这么说，她狡黠地笑笑：擦不上那么多了，现在擦皮鞋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溜就要二十多个呢。不过，要是在我们家里，别说多的，一天两元钱都没处来。她没告诉我一天究竟能擦几双皮鞋。不过，她又说，家里买化肥的钱有了，弟弟妹妹念书的钱有了，父母亲不舒服了抓个药的钱也就有了。

　　她告诉我，这一溜儿排开的“同行”中，就有5个是来自一个乡的姐妹，她们基本都没有念过书，“那会穷，家里供不起。”她们租住在华林山上的民居里，房租每月90元，二人合住，早晨7∶30出来，晚上8∶00天黑前回去。她们一块吃，一块住，相互照应着，生活在这个喧嚣的都市。

　　她说：“村里有的人嫌我们干的活下贱，侍候人，家里也不愿让来。可我觉得有啥呢?又没干见不得人的事，蹴在家里也是个蹴，永远都是啥也见不上，啥也不知道……”

　　“一搭来的5个人中，多的是庙湾的媳妇，我是庙湾的姑娘。”

　　她说。“吃的一般是，每天买一斤面条，再买一斤菜，油和肉是从家里带的，早上饭不吃就出门了，挨到中午了才啃个大饼，牛肉面也舍不得吃，两岁多的娃娃爷爷奶奶看着。你问我想不想娃娃，咋不想呢?一两个月了回去一趟。都为各家的光阴着，不行又咋办呢?家里面没钱。再说，总比在酒店洗碟子洗碗要强，酒店有时还拿不上工钱。擦了鞋不给钱的有没有?也有呢，不多。人家说人家是工商所的，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收了钱，人家就撵着不让摆了。你问我的名字干啥?是不是要把我抓起来呢?”

　　小媳妇名叫杨小玲，26岁，上了四年学。家在榆中县南山的新营乡，一个被重重大山紧紧包围着的地道的偏僻小村。

　　“你最盼的是啥?”

　　“你说呢?就是想着多擦几双鞋。”

　　“你最怕的是啥?”

　　“最怕交警!”

　　我正纳闷儿，忽听一阵急促的呼喊：“便衣来了!”

　　忽地，杨小玲站了起来。顾不得再跟我说话，提起箱子就要跑。短暂的骚动之后，十多米开外原本坐着擦皮鞋的小媳妇们全都惶惶地站成了几堆，只见马路边上停了一辆挂地方牌照的微货车，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穿警服，但未戴帽子，一个着便装)一人手里提一把折叠凳正往车厢里扔，前后过程不过半分钟，奇怪的是竟没有听到一半句的争吵或什么。

　　“昨个交警就把我们的四个凳子拿走了。”一个刚刚被夺走了椅子的小媳妇红着眼睛说，“要去罚款10元，不如买一个，买一个也就8元。”问及收入，又说：“成本不大，交警把凳子不拿去也成呢。”

　　“唉，大盖帽多得把马路都盖住了!把我们照成贼着呢!”

　　我给自己宽心也对她们说，收走你们凳子的，也许根本就不是交警，不然，执法人员收走了你的东西，怎么会一张条子也不打呢?

　　“能想通吗?”我问。

　　“我们也想通着呢，‘家’们的首长在车上坐着呢。可我们想，你有啥集中整治了给我们说一下，我们进到巷子里也行呢，可也不说，来了就提凳子，我们往巷子里跑，后面砖头就追上来了，也不怕后果，反正你们都是乡里人。上次还把一个顾客从凳子上掀翻在地上，结果打了起来。最可怜的是去年七八月里的那一次，为了抢凳子，把我们一块一个摔得头碰在地上，昏迷了两个小时，围观的人把交通都堵塞了。我们也理解你们呢，可你们也理解一下我们唦，要互相理解呢。唉，那个媳妇成了脑震荡，拿着赔的800块钱，再也没有来过。”

　　这帮小媳妇中，有两个有点特别：

　　有一个永登县的还是高中毕业生，看去二十多岁，我问，学的是理科还是文科?

　　“文科!”她扔下这么一句，笑着跑了。

　　还有一个收拾得利索些，也年轻些，三十岁冒头，比别的女人们说头多点：“唉，三口之家要过日子呢，不擦咋办呢?可‘骚’得不行嘛。老板，现在几点了?你看，都11点了，才擦了两块钱。”她从衣兜兜里摸出两张皱巴巴的票子让我看。

　　这么下去咋办呢?

　　她们商量着，干脆到文化宫南部的茶园子里去擦鞋算了，那地方人多，可那个地方每个月要收50元的管理费。她们思谋着，一边瞅着路人脚上的皮鞋，喊一声：“老板，擦皮鞋。”一边瞅着有没有从天而降的“便衣”。

　　三、留守家人谁抚慰

　　为了生计，为了发展，当家庭中的主要成员，那些为人父、为人

　　母或为人子的青壮年们外出务工后，他们在挣回来有限收入的同时，对于那个家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场景一：留守儿童问题居多

　　“留守儿童”是农村流动人口在户籍地以外谋生时把其未成年的子女留置在户籍地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势必会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走向城市，农村“留守儿童”的队伍将越来越庞大，这是新形势下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

　　甘肃省妇联2006年8月—2007年2月开展的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查显示，全省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7.7万人。

　　本次调查的范围覆盖了全省14个市州、86个县市区，是一次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的全面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全省留守儿童中学前儿童17.9万人，小学生31.4万人，初中生18.4万人。从留守儿童监护的情况来看，隔代监护41.1万人，亲属监护22.6万人，同辈监护2.1万人，其他监护1.1万人，自我监护0.8万人。

　　山丹是张掖市的劳务输出大县，该县陈户乡寺沟小学共有8个班220名学生，留守学生高达90%以上。统计表明，陈户乡总人口20130人，2007年输出劳力5238人，占总人口的26%，学龄儿童2721名，其中留守儿童就有2125名，占学龄儿童的78.4%。乡政府的一项调查表明，父母双方均常年在外务工的留守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42%，父母中有一方阶段性外出务工的比例更大，占在校生的绝大部分，留守儿童群体庞大，总体比例偏高。

　　这一群体中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道德失范、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问题。因为父母关爱缺失，“留守儿童”的宣泄方式呈两极分化，有的孩子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律性强。但更多的孩子容易养成抽烟、喝酒、泡网吧等不良习气，对农村义务教育提出了新挑战。

　　兰州大学教授杨魁认为，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是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殊群体。父母离开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教育环境发生“断裂”，家庭教育随之削弱，学校、家庭、社会这个相对稳定的教育环境被打破，从而使“留守儿童”的正常教育受到影响。

　　学校、家庭之间存在安全衔接上的“真空”，导致留守儿童被伤害的安全隐患无处不在。某村小学3名学生在放学后下塘游泳，全部溺水死亡，3名学生家长均外出打工。

　　留守儿童亲情饥渴现象严重。年仅12岁的赵某，其母亲长期在外打工，父亲杀人被关押，赵某遂潜入某户杀人(未遂)，杀人的理由竟是因为常年见不到父亲，认为杀了人被关押就能见到父亲了。

　　由于缺乏父母的有效保护和教育，农村留守女孩很容易成为性侵犯的对象。而被拐卖儿童中，留守儿童数量仅次于流动儿童。

　　令人忧虑的是，“留守儿童”由于年纪小，识别事物的能力低，自制力弱，普遍具有过度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排他意识，对他人存在戒备心理，很多孩子出现了自闭、孤僻、不相信人、攻击性较强、行动粗暴、缺乏同情心等心理问题，在行动上过分以自我为中心，自私任性，蛮横霸道，不尊敬老师和长辈。如果这些性格缺陷得不到及时矫正，他们极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一些相关的调查结果让人沉重：某农村学校“双差生”中，父母双双外出打工的比例达34.7%，有的乡镇高达82.3%;某省调查显示，留守儿童中，11.4%觉得自己受歧视，9.5%有被遗弃的感觉。

　　父母在外打工对留守儿童生活的影响十分复杂，其中情感缺失问题是最严重也是最现实的问题。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亲情的抚慰与关怀，往往焦虑紧张，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较差。大多数留守儿童表现出对家庭经济、父母健康和安全的忧虑，不希望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且年龄越大，越表现出对家庭完整和父母关怀的强烈需求，对生活的满意度逐步降低。“缺失父母”关爱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带来巨大困惑，情感孤寂成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享受父母的关爱，是每个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体验，也是任何物质都不可替代的。一位“留守儿童”在作文中写道：“上小学是奶奶抚养，上初中是姨家抚养，只有到银行领取父母寄来的学费、生活费时，才能感到父母的存在。”一些“留守孩子”说：“我们不要父母挣那么多钱，只希望他们能经常在我们身边。”

　　父母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得幸福些，可如果因此而毁了孩子，付出的代价岂不太大?留下的遗憾岂不更多?大批的少年儿童成了“留守者”，那么，这些“留守儿童”的思想、学习、生活该由谁来管呢?

　　不外乎这么三个渠道：一是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姑嫂姨妈承包下来;二是将孩子有偿托付给当地学校的老师;三是给孩子一本活期存折，让孩子“自己管自己”。普遍的情况是，这些孩子在学业、组织纪律等方面或多或少地都存在一定问题。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祖父母有隔代溺爱的倾向;二是年事已高，精力受限制，在孩子的教育管理上力不从心;三是本身的受教育水平更低，所以，很多老人主要是在生活上照顾孙子女，教育根本谈不上。

　　孩子的教育成长是由家庭、学校、社会来完成的，这种由于父母打工而把孩子交给亲戚或学校，使孩子的教育成长受到不良影响，是令人痛心的，也是无奈的。其实，许多农民工有很强的自卑感，望子成龙的愿望尤为强烈。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进入上层社会的希望很小，通常会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期望子女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过上比自己更好的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永琴研究员指出，学校、家庭不仅仅是空间的差异，代表的还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思路。家庭教育是生活常识的教育，是教孩子在做人中学做事;学校教育是知识的教育，是教孩子在做事中学做人。

　　家庭教育是每个人一生中真正的基础教育，它的黄金时段是学龄前，这一阶段的教育除了家庭没有别的可以替代。但是等我们的农民工朋友最终回到家乡，那时孩子已经长大，已经过了影响孩子成长的最佳时期。没有安定生活环境中的良好家庭文化和社会文化教育的熏陶，他们很可能学不到对社会、对家庭甚至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

　　“留守儿童”如此，那么，随父进城的孩子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据中央教科所测算，每年增加的进城务工农民接受义务教育的随迁子女有150万人左右。这些孩子因父母收入少，不稳定等原因只能找收费少，条件差的民办学校读书。更有一些孩子坐在父母的摊子上、三轮车上，成了一个个小“菜娃”。这种和城里孩子在同一片蓝天下而得不到同样权利的现象，实在让人不平和忧心。

　　留守儿童问题，不是农村之事，更不是农民工的“私事”，而是一个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

　　“一个母亲，能胜过100个教师;一个父亲，能胜过100个校长。”这是国际基础教育界的一句名言。有关专家大声疾呼，决不能让农民工群体出现“富了一代人，垮了下一代”现象。

　　场景二：留守妇女处境艰难

　　农村留守妇女，是一个急需社会关注关爱的特殊群体。

　　随着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农村中一个特殊群体正在形成——她们忍受着与丈夫常年两地分居的孤寂，守着家中的一亩三分地，赡养老人，照顾孩子，全家重担一肩挑，她们被称为“留守妇女”，“女耕男工”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家庭最普遍的模式。

　　2009年仲夏，甘肃省妇联联合兰州大学有关专家，在全省范围内对留守妇女地位、现状、问题与对策进行了调研。

　　此次调研将“留守妇女”界定为“丈夫离家半年以上进城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而与家庭其他成员或自己单独生活在农村的妇女”。调研采取了普遍调查与重点调查、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座谈会与入户考察相结合等方式，在对全省留守妇女进行普遍摸底的基础上，对张掖市山丹县、定西市临洮县、天水市秦城区、临夏市临夏县4个县8个乡镇16个村的1084名留守妇女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其中30名留守妇女进行了深度访谈，问卷回收合格率为96.8%。

　　据调查统计，截至2009年8月，甘肃省外出务工人员436.6万人，其中男性占70.9%。留守妇女达135万多人，占农村已婚妇女总数的26.5%，农村30%以上的家庭都有留守妇女。从年龄结构来看，留守妇女大多是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被调查者年龄在31—45岁的占60.5%，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66岁。从文化程度来看，留守妇女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6.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7.6%;不识字或很少识字的占25.7%。从丈夫打工时间长短来看，丈夫外出打工1年以上的占41.9%。

　　调查认为，农村留守妇女扮演着多重角色，肩负的担子很重——

　　一、留守妇女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留守妇女是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在非农产业中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98.5%的留守妇女从事种植业，32.1%从事养殖业，她们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贡献也在大幅提高。她们在独立完成田间地头农活的同时，有的还开始做生意、打零工、买店铺、办企业，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二、留守妇女是家庭生活的顶梁柱。调查中，近七成的留守妇女带有18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近一半的留守妇女照顾在家的公婆，她们挑起了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孝敬老人、抚养孩子等家庭重担，家中所有粗活、重活、忙活、累活几乎都压在她们肩上，她们已经由传统家庭中的“半边天”，转变成为现在家庭中的“顶梁柱”。在家庭教育方面，由于有母亲的照料和管教，这些家庭孩子的生活和学习状况明显好于父母双双外出的“留守儿童”。

　　三、留守妇女是文明乡风的塑造者。留守妇女们既“主内”又“主外”，对内要营造家庭的和谐，对外要处理好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其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以及对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处理，直接影响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她们在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地作用。

　　四、留守妇女是村务管理的参与者。许多留守妇女的视野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管理小家的层面上，而是逐渐走出家庭，走入社会，成为参与农村民主管理事务的实际主体。据统计，我省妇女在农村“两委”班子中当选为班子成员的1.42万人，占14.8%，其中正职211人。村妇代会主任进“两委”的比例达到了86.4%。

　　兰州大学有关专家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就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重点阐述了以下六个观点。即，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完善劳动法律政策，给外出农民工带薪探亲权;鼓励引导发展互助组织，减轻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强化教育培训力度，提升留守妇女素质;构建制度性社会支持网络，促进留守妇女身心健康;进一步加大维权力度，保障留守妇女合法权益。

　　实施“留守妇女阳光关爱工程”，是解决留守妇女实际困难的一个很好选择，也是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她说，实施“留守妇女阳光关爱工程”，是为农民工留守家属排忧解难的新思路和新途径，是不断改善留守妇女的生存、发展环境，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有益探索。“留守妇女阳光关爱工程”以“留守妇女阳光家园”为载体，从留守妇女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按照“党政领导、妇联协调、妇女参与、乡村联动”的原则，坚持就近就便、自愿自助，先行试点，分步实施，面上推广。统一配备供留守妇女学习、交流、娱乐的硬件设施，开通绿色渠道，使留守妇女通过网络定期与外出务工的丈夫视频见面聊天，切实解决留守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留守妇女有一个学习培训的阵地，互帮互助的组织，情感交流的平台，诉求表达的渠道，化解矛盾的机构，文化活动的场所。

　　男性青壮年劳力走出家门，到城市里打工挣钱，一个家就全扔给了妻子们。35～50岁是“留守妇女”较为集中的年龄段，大都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重，家务劳动和田间劳作都很繁重。她们拥有完整的家庭，却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她们收起女性的矜持娇贵，而顶风沐雨干着本该是男人干的重活;她们柔弱的肩头撑起的，是寂寞的、饱含艰辛的家园。这些“留守女”们赡老养小，操持家务，耕作农田，饲喂家禽，成为独立支撑家庭的“顶梁柱”。在付出艰辛劳动的同时，还要承担无法表述的压力、孤单和沉重的精神负担，日子过得要多苦有多苦。农民工进城引发的农民情感上的问题，是一个铭心刻骨的时代难题，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问题集中在五个大的方面——

　　一是“留守女”劳动负担沉重，身体健康受损。男人外出打工挣钱，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重担自然落到女人身上。为老人、孩子烧菜做饭、端茶倒水、洗衣晒被、服侍起居等家务琐事，都必须要妻子一件件动手去做。男人外出打工，妻子一个人就干起了两个劳力的农活。农村的活，一年到头没个停的时候，一茬接着一茬。碰到收种互相交叉的农忙季节，起早贪黑干，中午不离地是常事，累倒病倒，中暑着凉再平常不过。等忙完这一阵子，她们不是掉几斤肉，就是脱去一层皮。再加上田里农活，常常眼睛一睁就忙到熄灯。镇原县对全县农村妇女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75%的妇女患有腰肌劳损病，而这些患者中，有90%是“留守女”。务农、老人和孩子，成为她们的“三座大山”。一个又一个好媳妇，硬是让家里家外沉甸甸的重担压弯了腰。

　　二是“留守女”文化程度不高，子女教育失调。“留守女”大多文化偏低，能力较弱，教育子女力不从心，对孩子往往是重养轻教。

　　三是“留守女”常受侵害，安全受损。“留守女”身单影只，遭受不法男人性骚扰和强奸的案件时有发生。有调查显示，农村性侵害案件中有65%的受害者是留守妇女。有七成以上的留守妇女遭遇过性骚扰，人身安全成为一大问题。

　　四是“留守女”怕被遗弃，忧心忡忡。“留守女”苦心经营，一副柔肩挑起应由两副肩膀分担的赡老抚小、耕种责任田的重担，为支撑家庭费尽心力和体力，但她们中的一些人在丈夫挣了钱，见了世面以后，却惨遭抛弃，或面临着被抛弃的危险。为节省开支，很多农民工逢年过节都不回家，家人也很少去探望，甚至连通信、通讯联系也是能省则省。另外，由于长时间所处环境、背景不同，夫妻之间共同语言也逐渐减少。而空间的分割一旦形成，许多感情原本就脆弱的夫妻便劳燕分飞。有些妇女反映，由于长期分处两地，丈夫一开始还非常想念家，时间长了就逐渐淡忘了，偶尔电话联系，除了问候一下家中老人、孩子之外，已无更多关爱妻子的话语。另外，外出务工者大多身强力壮，夫妻长期分居，遏制了人的正常生理需求，不仅不利于身体健康，也极易导致婚姻破裂及其他恶性事件的发生。而这些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件，对于留守妇女的影响非常大，精神的压力有时远远大于物质的压力。边远山区农村离婚人群中，因夫妻一方外出务工导致离婚的比例高达七八成以上。

　　五是夫妻感情缺失，家庭功能失衡。留守妇女大多是中青年，一些长期分居的留守妇女，自我控制力不强，易受不良现象和不法分子的诱惑，出现婚外性和婚外情行为，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

　　从这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事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留守女”们的艰难处境，因此，理应引起家庭、社会和各级组织的高度重视。恰如傅谨先生指出的那样，“切不可简单地将脱贫致富看成解决农村问题、改变农民生活境遇的全部。在任何时代，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都并不仅仅局限于金钱和财富;一代又一代农村女性对于温情既原始又深刻的守望，或许比起金钱和财富更具人性的价值与深度。”

　　兰州晨报记者王兰芳认为，我们的社会在颂扬“留守妇女”坚毅刚强、吃苦耐劳的同时，不能对她们身上所承受的压力熟视无睹。这些山里的女人以自己柔弱的肩膀，挑起生活的重担，忍受着超负荷的劳累，忽略了自己的情感需要，默默地撑起了一片天。

　　场景三：留守老人晚景凄凉

　　民乐洪水镇友爱村是洪水镇乃至民乐县的劳务输出大村，90%以上的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是典型的“老人村”。“老人越来越没人管”!孤单、寂寞、无助，让无数留守在家的老人老无所养，老无所乐，老无所安，传统孝道的日渐淡漠，冲击着中国农村传统养老方式。

　　“百善孝为先。”董永卖身葬父感昭世人，刘恒以仁孝之名蜚声天下。孝道，作为中国传统美德被世代所倡导。武开义先生认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业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而其之所以得以延续无非得益于长辈的口口相授，自己的耳濡目染、身体力行。因此，中国传统农业也就造就了中国人崇尚孝道的传统，孝顺长辈成为人们的必要品性之一。而今，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子女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与老人形成了阻隔，本应承欢膝下的子女如今远在他乡，不能共享天伦。

　　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孝道，在广大农村正在渐渐淡化，而且经济状况越差，孝道缺失越严重。“离得太远了，再加上时间太久，亲情也就淡了。”就打工者而言，他们本身收入微薄，生活艰难，加之要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还要承受生活的重压，即使想尽孝心，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单是回一趟家的车费就不菲。老人希望他们“常回家看看”成了奢望。疾病、生产、生活，成为困扰农村老人的三大难题。

　　某农业大县有农民105万，其中有25万人常年在外务工，他们主要从事玻璃铝材经营，摆小摊、擦皮鞋等，每年务工总收入约15亿元。这儿有个传统，在外挣了钱回家“做房子”，房子留给老人，自己接着出去打工。60多岁的老王独守着一座空房子。房子是两个儿子几年前合建的，可儿子一直在外打工，只有春节回来住几天，平时就剩老两口了。在当地像老王这样守“空巢”的老人，十分普遍。“山村显得人气不旺，愈来愈寂寥，原因是，最有生气活力的人不在村上，年轻人把人气都带到城里去了，仅剩下老人、孩子和狗……”

　　这里的“留守老人”大多坚持种地。最多的要种30亩，最少的也种了3亩田。老王和老伴种了15亩地，农忙时儿子也不回来。两位老人实在忙不过来，播种的时候只好雇人，工钱花了700多元。老王说，请工不划算，但没别的办法。平时，有些人见老人无依无靠，就欺侮，甚至敲诈，但老人只能忍受。逢年过节老人都希望家人团圆，可孩子们不回来。老王的老伴，想到这些事就偷偷地掉眼泪。许多老人病了也没有人照顾，只好自己扛着，小病还可以，大病给老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老人们更怕小孩得病。有位老人的孙子感冒发烧，村里没有大夫，老人赶紧蹬三轮车把孩子送到镇上的诊所，打了两天吊针才好。老人没敢给在外打工的儿子说，怕儿子担心，影响工作。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是困扰“留守老人”的难题。农村“留守老人”大多是文盲，教育孩子心有余而力不足。

　　“留守老人”的养老怎么办?据了解，老人年纪大了以后，子女要么不再外出，要么托付给亲友后再出去打工。问题在于，年轻人要侍奉老人，供孩子读书，要修房子等，每年花销很多，老呆在家里也不行。把老人托付给亲友，老人们也觉得不方便。当谈到老人最后的养老时，很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只能无奈地抛下一句，到时候再说吧!

　　场景四：计划生育压力陡增

　　以甘肃省为例，近年来，由于省内采取了计划生育地区间、部门间密切配合，并利用逐步健全的基层网络和不断完善的服务计划，从而使农村的计划生育管理越来越严密，农村常住居民的计划外生育基本得到控制，但由于人们的生育观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生儿子和生二胎的愿望还较为普遍，一些人转而将外出打工作为“偷生”“超生”“抢生”的绝佳机会，专门去寻找那些流入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比较松散、用工相对短缺的地方，进行计划外生育或人为干预出生性别。特别是在一些基层管理还不够主动的地区，流出人口的计划外生育所占比例都比较高。当前农村中的计划外生育行为主要发生在外出打工者群体中，他们中的一些人逃避“环孕检”的原因主要是想生个儿子或生一个计划外二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不到位，成为计划外生育的主要原因，也成为进一步降低农村生育水平的关键性障碍。

　　兰州市西固区临洮街街道办事处副书记、主任陈瑶女士在多年的基层工作实践中，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流动人口教育、管理和服务经验，工作中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好做法。但说起如何抓好进城务工者的计生工作，仍感压力较大，主要原因是，街道计生办仅有的2名专干，加上社区再配的一名招聘专干，要面对2000～3000多户居民和大量的出租房，感到做工作人手不够。动态管理，每月要入户，但“没有管理人员，怎么去管理?”“越是到基层，工作越琐碎具体，人员还越少，工作越难做。计生专干一月就拿620元的工资。”面对这么复杂的人群和工作，怎么能干好?陈瑶的想法是，“流动人口的计生问题，仅靠街道和计生部门不行，应该探讨建立通力合作的齐抓共管的机制，要从基础做起，基础牢了，就容易做了。“基层就这样，但还是有信心把工作做好。”她说。

　　农村劳动力大量输出的过程，也给农村带来了新的人口问题，这些问题将会随着劳动力输出规模的扩大和逐步变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农民非农化就业形式，逐渐凸显并影响农村的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表现在，农村新增劳动力来源堪忧。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10年或20年后，农村就会全部成为“六零部队”，到时，“三八、九九”也将大大减少，乡村领导也不再是妇联主任、儿童团长，将成为敬老院院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道路硬化、扶贫开发、危房改造、新农村建设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但目前农村劳动力紧缺。除了留守儿童问题，老人负担过重无人赡养等问题之外，迁移性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凸现出来，由于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打工，留在农村的人口在年龄结构上越来越老龄化;另外，迁移性性别比失调问题日趋严重，由于外出打工的女青年婚姻选择的空间增大，她们中的许多人通过婚姻，迁移到条件好的地区，在贫困地区，特别是条件差的山区，男性光棍增多，甚至出现了不少的光棍村;与此同时，由于外出打工者缺乏正常的家庭生活，形成家庭不稳定的隐患。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民生活质量、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农村社会管理的矛盾之焦点所在。

　　四、心理失衡，行为失当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许多打工青年的精神世界开始在城市中变得倾斜。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不良现象、有害文化的存在，强烈冲击着流动女青年的思想，对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90%的外来民工是17～25岁的年轻人，这是一个躁动的群体。近两年到医院看性病的八成是外来工，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外来民工在繁重的工作之余缺乏适应他们需要的“精神”世界，以致滥交朋友或者走向堕落。

　　据调查，在服务行业和各类工厂中工作的外来女工占到外来工的一半以上，面对城市生活的诱惑，长期的性压抑以及社会监督的弱化，她们的性行为较本地青年活跃，在未婚的外来女青年中，有性行为的占一半，服务行业甚至达到80%，且性生活的年龄偏小，都从十七八岁就开始了。

　　2004年初夏，我在广州拜访广东省计生科学技术研究所郑立新先生时，他告诉我，独身在外的男女青年，离开了亲人朋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自我控制能力和道德规范约束力都在减少，最容易滑人放任自由的状态中，迷失自己。他说，广大农民工在陌生的工业城市里处于“边缘”状态，干的是工人的活，却还是农民的身份，经常受人歧视，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尤其在那些劳动条件较恶劣的工厂，农民工的这种苦闷情绪便显得更为强烈，有些人便把畸形的男女关系作为发泄和寄托。农民工们的生活很单一：白天忙于生计，晚上无所事事，实在无聊了，就到一些不健康的娱乐场所去“消遣”，有的甚至因此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饱汉子哪知饿汉子饥?在城市，众多正值青壮年的农民工春来冬去，抛妻别子，长期过着没有家庭情趣的生活，在感情世界和性需求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和饥渴，以至出现了一批专门周旋于他们中的同样来自于农村的女青年，从事着性服务。这里面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和其他打工者一样，她们也如候鸟一般，农忙回家，农闲进城。她们大多出没于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某一地点的工地旁、马路上、房檐下，对所干之事几乎不做任何掩饰，特别直白地讨价还价，成为专门周旋于民工群体的“风尘女子”。

　　这是我亲历的两件事——

　　有那么一次，自己家里厨房的水龙头漏水，准备换一个新的。在卖水暖五金的小铺里，我花8元钱买了个冷水嘴子，再到住所旁的工人文化宫桥头，打算找个水暖工。时值中午，红日高照，蹲在树底下懒洋洋的民工见有雇主找上来，顿时精神起来，“呼啦”一下，围上来一帮。“25(元)。”有人开价，操着榆中北山的口音。

　　我斜了一眼，没理。

　　“20(元)。”于是，又有人开价。并说这是“一口价”。

　　天价!我有点恼火，和他们“理论”起来。不就是换个水龙头么，值得了这么多吗?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水龙头该咋换是吧?别看我戴副近视眼镜，我可是有着10年工人生活的经历的，粗活细活都能干。我说，我告诉你好了：先把旁边的那个阀门拧紧了，再提个管钳，“唿、唿、唿”三五下，旧龙头就完成了它的使命。然后，再给新嘴子的丝扣上缠上几圈薄薄的防漏带，没有也行，顺手从笤帚上扯上一截子麻绳就得，就这么简单，更费不了大力气，10分钟撑死了。最多10元钱。

　　可是，没有20元钱，人家就是不去，我的水龙头就只能继续“跑冒滴漏”。七八个人，竟没有一个动心的，这10元钱好像就不是钱。即使这城市里遍地黄金，你也得把腰弯下去拾呀!

　　我说，如果有这样的钱，你们说给我，我去挣。你们以为城里人个个都是款爷富婆或是个个都是挥金如土，你以为我一天能挣多少大(钱)?错了。再说20元钱事小，这事情做得气人。不就是因为我手头没握那管钳么?我有点愤愤不平，这水龙头不修了，让它漏去。

　　我转身走人。走出二十多步，正要上楼，听见有人撵上来，另两个刚才也在旁边帮腔的小伙子问我能给多少钱，“10元。”这会，我也学会了“一口价”：“干就干，不干就拉倒!”于是，两个小伙子不再吱声，跟我上了楼，按我刚才讲的“程序”，几下子，就换了新水龙头上去，果然没出10分钟，这钱人家该挣。我想，谁让那吃饭的家当——管钳握在人家手里呢。

　　罢了，我在楼下张老伯的小铺里换了零钱给他们。无意间，看到俩老弟满脸红彤彤的，大约还没有吃饭，不由又动了恻隐之心，顺手递给他们一瓶黄河啤酒，他们也不客气，你一口我一口，咕嘟咕嘟地喝，都再没说一句话。

　　2001年的二三月间，忙忙碌碌地收拾了一阵子单位上新分的位于五泉路的房子。

　　魏本学和我是姑舅，家在临洮南乡的岚观坪，他在兰州打工十多年，靠着勤苦和精明，终于拉起了一支自己的队伍，手下有百十号人马，我要收拾房子，便免不了请他安排几个民工来帮点忙，“民工队，亲戚队”，好几个都是沾点姑表亲的。

　　有那么一天中午，为了赶进度，我来到五泉山天桥下喊了三个“晒马路”的油漆工。有趣的是，他们也是我的临洮乡亲，讲好了，四扇窗子四个门100元。就要动手了，他们的眼睛滴溜溜转了几转，又不干了，为首的小伙子一手叉在腰子上，一手伸出两根黑黑的指头，说起码得180，没这个数，绝对干不下来，一副“大拿”的架势。我问他们这活儿多长时间能拿下来，油漆只盖一层就可以了。他们说是得三个小时。听他这么说，我也就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三个小时，每人挣60元，是不是太多了点，这又不是啥大不了的技术活，何况，油漆是我的，砂纸是我的，就连洗刷子的橡胶水我也已买好备下了。

　　可不行，没一百八就是不行。我有点火了，便多说了几句，我说，人家南方打工的，为什么能在咱大西北站住脚?看看从前些年擦皮鞋的、修皮鞋的，到现在搞装修的、开发廊的，哪个不是人家南方人，人家能在你大西北，在兰州扎住脚，除了勤劳、聪明，另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因为他们大钱挣呢，小钱也抓呢，集腋成裘，从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人家那吃苦、奋斗的精神，却是我们许多仍在贫困中挣扎的甘肃乡亲们所不能比的。

　　僵持。正在我思谋着是不是应该给他们追加一点工钱的时候，那领头的看上去很精明的小伙子忽地挥了一下手：“撤!”他很“酷”地从嘴里蹦出这么一个字，一如兰州城里染了金发露了肚脐眼的尕小伙们，样儿同样很酷。我颇有些吃惊。

　　于是，叮叮当当地，他们提上瓶瓶罐罐，扬长而去。

　　三小时每人挣30多元，他们看不上眼!这不能不令我跌镜……

　　夕阳西下，我请几个帮忙的民工朋友吃过卤面加肉后，却见那几个扬长而去的小伙子还个个斜倚着坐于五泉山天桥路边的电线杆下，灰头土脑的，倒是黑红脸膛上一双白眼仁儿在嘟嘟地转。他们的脚边扔着一两个装着刷刷、铲铲的破包包，眼望着白银路上滚滚的人流车流，一脸的疲惫。

　　我突然有点悲哀：他们这一辈子大约也只能是这么过活了!这些人大钱挣不了，小钱又看不上，不想付出，又想暴富。可是，肚子不饶人，一旦太阳晒不成，他们会去干什么……

　　五、报复社会，犯罪突出

　　某年4月，兰州市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案情很快大白天下：凶手是两个来自农村的“破烂王”。

　　民工潮，伴生系列社会问题。而城市社会治安问题便是其中一个不能让人掉以轻心话题。从犯罪量来看，城市犯罪中民工犯罪比例正在加大。

　　一

　　法国著名社会学者图海纳(Touraine)认为，近年来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他的意思是说，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人们地位高低不同，而同时又都在同一个结构中;而今天这样的一种结构正在消失，而变成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

　　图海纳所说的这种现象，实际也正在今天的中国发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用“断裂”来描述这一社会状况，也即目前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成果与这部分贫困人口之间出现了断裂，这也是民工犯罪久打不绝的根本原因。

　　这种“断裂”表现为，在土地、水等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极贫山区，扶贫难度越来越大，减贫速度越来越慢，返贫人群不时增加。让人忧虑的是，产业扶贫还是外出打工等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脱贫方式，放到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极贫地区却难以发挥作用，原因在于当地农民文化程度低，许多是小学毕业，而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等多种因素，使贫困的农民难以在上述扶贫方式之中找到自己的产业位置，而同时被摈弃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这致使他们摆脱贫困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选择铤而走险。

　　刘健、张琴、秦亚洲先生撰文指出，一列高速行进的经济列车如果不设立社会保障、社会救助、行之有效的扶贫体系等“站台”，许多人将永远无法搭乘这趟列车，其结果则是引发一系列黑色而沉重的社会问题。

　　2005年以来，在深圳、广州一带，活跃着被老百姓称作“砍手党”的犯罪群体。“砍手党”的成员大多数来自一个地方，甚至是一个村子的;成员的年龄均在20岁左右;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同学和好友的所占比例比较大。这个犯罪群体有明显的残忍化、年轻化、村庄化的特征。难道他们的行为仅仅是道德沦丧的结果吗。有一个“砍手党”群体，所有的成员都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温江村一个极度贫困的村子，不少村民一年都吃不上几次肉，实际人均货币年收入为不足400元。因贫困，许多孩子都早早的放弃了学业，到外地打工谋生。到了城市，由于没什么文化，只能从事高强度劳动，即使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也只能换取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实现这些年轻人的城市梦想，更何况还有那么多来自城里人的无处不在的歧视和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为了在城市里有安身之地，冲破道德的底线，放弃“汗酬”选择“血酬”就成了极有诱惑力的选择。令人惊讶的是，在进城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的。《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认为，城乡藩篱造成的歧视和制度鸿沟，让这些年轻人的城市梦想变得渺茫。如何让这些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打工者合理地分享改革成果，不只是抽象的公正问题，至少目前，也是社会安全问题。

　　与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不同，绝大多数犯罪的民工在原农村居住地并无前科，为什么他们会为了少量钱财走上犯罪道路，甚至酿成恶性大案呢?一方面是弱势群体，一方面犯罪又十分突出，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二

　　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第一审判庭审判员岳龙告诉我说，近年来，兰州市外来民工犯罪突出，农民工犯罪占每年刑事犯罪受案的30%以上。有关数据表明，1998年全市破获涉及农民的案件1433起，占外来人口犯罪的82%。1999年破获涉及农民的案件1885起，占外来人口犯罪的82.5%，并有逐年递增的趋势。从犯罪类型来看，高度集中在侵财型案件上。根据研究人员在某监狱的调查，在230名逮捕前为外来民工的犯人中，犯各种与钱财有关罪行者占93%。另有2.8%所犯的流氓罪和故意伤害罪因讨工钱而引起，两者合并占95.8%。从犯罪发生来看，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古人曰：饥寒起盗心。犯罪最集中的季节是在春节前，因为要回家过年，又没挣到钱，于是，一些民工便萌生非法聚财之念。另外，民工犯罪还有其特殊之处，如破坏城市公共设施，偷盗自行车、食品、衣服等生活用品、往往小标的引起大案件。

　　甘肃省委办公厅牟岩俊女士认为，这些“边缘性”群体成员由于本身素质低，只有少部分人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抓住机遇，改变自己的“边缘性”地位，因此他们比其他社会成员更直接地感到各种社会压力。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感到自己越来越无法展示自己的能力，开拓不可知的明天，在感到自己有被文明社会摒弃的可能这种焦虑中，特别是遭到城市人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后，用犯罪手段来达到占有财物的目的或报复社会，就成了一些人的选择。在犯罪者对自己犯罪动机的阐释中，没有几个人能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作出除占有他人财物冲动之外的任何解释。还有少数女性农民工或因无谋生之技，或因好吃懒做，贪图享受，只好出卖肉体维生。

　　2000年夏日兰州如火的街头，一个花甲农妇流浪在都市的街头。晚上，她露宿火车站，白天，则蹒跚于小西湖市场，靠出售手工编织的小饰品所得买饼充饥。谁能想到，这已是她为了替儿子讨回打工钱，为了“找到那昧心的老板，做一个清算”，而在半年时间里从东北万里迢迢地二下深圳、四赴兰州了!

　　在此之前的1999年元月，老太太的儿子——辽宁农村青年周雨祥应聘到深圳一家酒店做厨师，月薪2000元，可是，在9个月的时间里，他仅领过一次工资，李老板以酒店经营不佳为由，与他达成协议，拖欠的工资到年底一次性发放。至此，酒店已欠周雨祥工资1.56万元。然而，周雨祥上当了：老板携款而逃。周雨祥顿时身陷困境，负债累累。为了追回自己的血汗钱，他泣别赡养的老母和因此而闹僵的相恋四年的女友，独身一人在1999年的最后几天里从冰天雪地的东北来到地处大西北，同样寒彻心骨的兰州，寻觅欠债的老板。

　　等待打工者周雨祥的会是什么呢?

　　李老板先以无钱相推，后来索性避而不见。任周雨祥如何乞求下话全无济于事，根本置之不理。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眼见年关将至，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要回打工钱实在不敢指望，孤立无援的周雨祥终于被逼上梁山，铤而走险，选择了他自己不愿做但却是唯一的一条路!就在2000年元旦刚刚过去，人们还在喜迎千禧的时候，无奈的他将李老板就读于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挟持到崔家大滩南山顶上的一个破土房内，将其捆绑在一个柱子上，堵住嘴后，给李老板打传呼，让他携带2万元赎人。

　　毕竟，周雨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他善良而勤劳，尚不知何为欺诈。是的，他不是惯犯，更不是坏蛋，充其量不过出卖自己技术和体力的一个打工者罢了。其“智商”远远不及“李老板”们，更不够用来“敲诈勒索”。所以，第二天中午，当他满怀信心地在建兰路附近等着取回自己的“工钱”时，却换来了一副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冰凉的手铐和后来的3年有期徒刑。他是被课以“非法拘禁罪”的。可是，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法律审判的难道只应该是他一个可怜的打工仔吗?法律对欠债逃债者，对案件的始作俑者们又该作何追究?正如安徽大学法学院韩美秀教授指出的那样，在这些犯罪行为中，固然有农民综合素质低、法治意识淡薄的原因，但对业主的侵权行为缺乏有效管理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业主侵权在先，民工犯罪在后，对犯罪当然要处理，但是侵权往往被忽略。

　　从这起案件中，我们不难看到，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问题十分突出，已成为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三

　　尽管有关部门屡屡呼吁广大民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仅仅靠民工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在那些求告无门的外来民工铤而走险之前，应该由谁来为他们做主?这是值得我们沉思的问题。

　　另外，个体私营老板对劳动政策了解不够、素质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等等也是导致民工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少数地方领导和有关部门对侵犯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麻木不仁，民工想要“讨一个公道”更是难上加难，往往容易走向极端。

　　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根弹簧。一个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和方式通常是由这个世界对待他的态度和方式决定的。也就是说，世界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他，他也将以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世界。从根本上说，关心、帮助、拯救社会的弱势群体，就是关心、帮助、拯救我们自己，就是拯救全社会!

　　血淋淋的事例一再警示：打工者一定要增强依法自我保护意识。

　　曾经有人问一群聚集在马路沿上寻找拖欠他们工钱的老板的满脸焦虑的民工，看着这些酒店里出出进进的人们，你们有啥想法?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用两个字恶狠狠地回答：仇恨!

　　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贫富分化、城乡差异所造成的社会悲剧，这悲剧使一些人的人格体系、道德体系发生了分裂与变异，又是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城市的安宁。

　　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怎么办?

　　中共兰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徐伟先生不但在法学理论上具有很深的造诣，而且有丰富的审判经验。他认为：“凡犯罪都有其偶然性。但当同一群体犯罪者越来越多时，就必须考察导致其走上犯罪道路的非个人因素。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庞大，民工权益保护和相关管理却没有明显改进。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工受歧视特别是被拖欠、克扣工资问题就非常突出的存在，由此引发了大量民工违法犯罪案件。这就需要在城市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提供法律支持和援助。”

　　徐伟说，过去一段时期，城市政府对于进城农民的管理，基本理念还是旧的：重视用经济、行政的处罚手段，必要的保护、服务工作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外来农民与城市社会产生了很深的隔阂。这种隔阂的后果是，一方面，外来人口难以形成正常市民应有的规范和法制观念;另一方面，在城市的生活工作中经常受挫，产生被歧视感，以及生活上强烈的反差、贫富差别的悬殊等，都会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心理危机，从而成为潜在的犯罪动因，当这种危机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导致极端的反社会行为。

　　徐伟进一步指出，社会问题需要社会来解决。综观近年来民工犯罪案件，要有效遏制目前民工犯罪逐年上升的趋势，公安机关首先要加大打击力度，各执法机关也要积极配合，对犯罪分子形成威慑，但这只是治标，治本之策还在于全社会形成合力。要在政府重视的前提下，劳动部门、工会组织、司法部门，各负其责，为净化社会环境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