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的足迹

  患者慕名盼宝恩,

  经验省地大推广。

  西北五载情满腔,

  八旬老人念故乡。

  如今岐伯在哪里,

  宝恩美名冠庆阳。

  这是2006年2月,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原副院长王宝恩80岁寿辰之际,他在庆阳的弟子为他送上的真诚祝福。真实反映了当地群众对北京医务工作者的感激之情,留下的是一段不能忘怀的记忆。

  诗言志,诗寄情。诚如甘肃省卫生厅杨敬科所言,它记载下的是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抒发出的是百姓对“六•二六” 医务工作者的感恩之情,因为,他们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背井离乡,几十年如一日地扎根在黄土地上;他们克服生活和工作上的重重困难,用坚韧的毅力在贫瘠的土地上大写了“悬壶济世”四个字。

  一

  王宝恩,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内科、消化病及肝病学专家。1970年春,时任北京友谊医院内科主任的王宝恩响应号召,自愿报名,跟随妻子, 时为北京天坛医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朱维馨,到老革命根据地的庆阳地区安家落户,朱维馨任庆阳二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在这里,王宝恩深深体会到了老区人民深厚的感情,也感觉到了老区人民对自己和战友们所寄予的希望。

  当时医院正在筹建,他一面积极参加筹建工作,一面为群众诊治疾病。他的家成了一个简易诊疗所,不管是凌晨,还是深夜,不管是普通病,还是疑难病,他都热情地把病人接待到自己的屋内、床上,细心检查治疗。他觉得,作为一个医生,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不久,王宝恩带着医疗队深入到农村,一方面为社员群众治病,一方面虚心接受社员群众的再教育。他们来到华池县林镇公社最边远的四合台大队抗大生产队,有一个姓谷的老大爷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因当地缺医少药,长期不能治疗,他见医疗队来了,高兴地对王宝恩说:“你们一来就好了,我的病可以治好,也好为农业生产多出一把力啊!”

  谷大爷的话,在王宝恩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想,老区人民过去对革命作过重大贡献,但是现在仍然缺医少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自己有责任为他们解除病痛。

  此后,王宝恩更是浑身是劲地奔波在陇东高原上,热情地为社员群众治病。一次,在华池县林镇公社范台大队,眼看就要下雨了。这时,听说四里外的第二生产队有个急诊病人,他和另一名同志毫不迟疑地跨出了门。出门不久,黄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路滑得像泼了油一样,他们坚持着赶到半山上的病人家里。进了门,就忙着给病人诊断。1971年,王宝恩带了一个医疗组下乡到肖金公社向阳大队,为群众诊病治病。该村一位小脚老太太听说北京医生来为她们看病,就让家里人用架子车把她拉来看脚疾。一听老太太是看脚病的,王宝恩就让她把鞋脱了,但这位老太太嫌人多不好意思脱鞋。这实际是过去农村女人的一种封建落后意识。王宝恩一看老太太自己不愿意脱鞋,他就蹲下身来亲自给老太太脱了鞋,又把裹脚布一层一层解下来,扳着脚趾头细心检查,老太太患的是慢性下肢溃疡,脚上化脓、流血。他用热水为老太太洗了脚,进行了认真诊断后给开了药方。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要做到却是极不容易的,要知道过去小脚女人的裹脚布那可是又臭又长的呀!没有一种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在王宝恩和同志们的精心治疗下,大娘的病很快就治好了。医疗队临走时,那位大娘含着激动的泪水对王宝恩说:“王大夫,你真比亲人还亲啊!”

  二

  “天坛医院”开始门诊以后,来院看病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门诊压力大,病人也很着急。分散居住在县城居民家中的北京医务工作者,一边参加建院劳动,一边在简易的工棚内开始了接诊。到1971年底,医院的基础设施、诊疗、医技场所等建筑工程初具规模。由于他们医术高、医德好,服务态度热情、和蔼,一时间慕名前来就诊求医的患者排成了长龙,叫号的林静老师每天都重复着千篇一律的言语,满足着每一位患者的要求。王宝恩想,这么多病人光凭医生忙忙碌碌、态度和蔼还不能从根本上解除他们的痛苦,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只等群众生了病才去治疗,应当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开展普查防治,把疾病消灭在萌芽时期,使病人从精神和经济上都减轻负担。

  1970年秋,王宝恩和几个同志组成普查队,到莲池公社西原大队作全面的普查防治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原大队1400多人先后都作了检查,其中21个程度不同的结核病人,经过治疗,绝大多数都恢复了健康。

  在西原大队初步取得了经验之后,普查工作又推广到整个莲池公社。王宝恩他们连星期日也不休息,跑遍了全社所有大队,有的大队去过几十次,使莲池公社的疾病防治工作做得又快又好。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基本摸清了这个公社的地方病、多发病和常见病的发病情况,采取了有效措施,为全面开展防治工作提供了经验。

  王宝恩在农村进行普查防治过程中,亲眼看到广大赤脚医生用中草药和针灸解决了许多疑难病症,社员群众非常欢迎中草药,他想,要使自己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必须学习中医中药。

  从此,王宝恩刻苦学习研究中医中药。在医院里,中医医生、针灸医生都是他的老师,一有空他就到老中医的诊室里,一起讨论、研究辨证施治,星期天,他还把老中医请到自己家里,听其传授临床经验。在农村,他又成了赤脚医生的学生,只要他一听说那个赤脚医生用中草药治疗什么病效果好,自己总要千方百计去亲自学一学,边看、边琢磨、边与病人交谈,然后都记到本子上,边学、边记、边研究,记了厚厚的好几本。有的同志看到他这样刻苦地学习中草药,便问他:“王大夫,你何必下那么大工夫去学习中草药呢?”他回答说:“中草药治病方便、经济、简单、实用,社员群众那么喜欢,不下苦功夫学,怎么能为社员群众服务!”

  三

  人们经常看到,王宝恩肩膀上挂着个沉甸甸的小挎包,无论上下班,外出或进病房,挎包总不离身。有的同志感到奇怪,问他:“整天肩上挂着个包,多麻烦呀!”他总是说:“自己麻烦点,病人就方便得多啊!”原来是这样的,因为找王宝恩看病的人太多,而王宝恩的许多时间又在病房,有时病人找见时他又没带听诊器和处方笺,不能及时诊治。于是,他干脆买个书包,装上听诊器、处方笺,随时挂在肩上,无论在院子里、大街上,还是病房里,只要碰见病人问医,他就热情地给病人就地诊断,尽力方便群众。

  他常说:“医生的时间是由病人来支配的。”不论是星期天,还是过年过节休息,他都把这些时间交给了病人。平常那个忙碌劲就更不用说了,有时白天紧张地抢救病人,晚上还要加班加点到一两点,第二天照常上班。那年春上,医院收治一个患风湿性心脏病并发肺梗死的病人,每天大量咯血,病情很危险。王宝恩和同志们紧张地进行抢救以后,一连五六个晚上,他都守候在病人身旁。同志们看到他眼睛一天天红了,人一天天瘦了,都劝他好好休息休息,他笑着说:“只要病人能转危为安,恢复健康,自己少休息点算啥。”人们感动地说:“王大夫真是把他的心血都花在病人身上了。”

  王宝恩针对庆阳缺医少药,贫穷落后,交通不便,病种复杂的特点,经常组织广大医务工作者翻山越岭,自采、自制、自用野生中草药;他走村串户为社员群众送医送药,到乡间,到地头;他率先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新疗法,用活血化瘀疗法治疗慢性肝炎、肝纤维化等,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摸索出“一根针、一把草”适合西部农村医疗现状的新方法运用于临床工作中;他在院内举办全员培训班,使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能掌握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新疗法且取得了显著效果。

  当时,医院设有150张病床,每天门诊有200多病人,仅王宝恩一个人看的病人就有50~60人。病人多数都是冲着王老师的“绝活”来就诊的。在门诊他精心检查诊治,一丝不苟;在病房他视病人如亲人,真情奉献,还经常为山区农村来的小脚老太太洗脚剪趾甲,洗衣捉虱子,为困难患者送去粮票、饭票和衣物。群众说:“王大夫的医术好,他的心术更好。”

  1973年至1975年,王宝恩担任庆阳二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全院业务工作,在他的组织带动下,在全体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医院发生了新的变化,医院整体诊疗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他们采用新针疗法治愈了患者杜英堂长达8年的聋哑,并用新针疗法配内服中草药,结合手术,使5名截瘫患者和11名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重新站立起来。医院自制的“五丹丸”经临床验证,降酶作用甚佳,得到庆阳地区科委的肯定,并予以推广。“气痛散”治胃病深得患者欢迎。

  1975年,他们回到了北京。王宝恩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朱维馨历任北京市口腔医院党委书记、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等职。但是他们心里一直装着庆阳人民,有病人去北京找他看病,他总以老乡的身份出现,并热情接待诊疗。

  2005年6月,王宝恩在离开庆阳30年的一次来信中说:庆阳是我的第二故乡,至今仍怀有深深的回忆与感情,真心希望能重返故里探望庆阳老友,并目睹改革开放后的新貌……

  2008年8月14日,王宝恩个人出资30万元,在庆城县设立了王宝恩医学人才培养基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宝恩仍然惦记着庆阳革命老区卫生事业的发展,仍然在为庆城县的医疗人才培养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大 医 翟 凤 魁

  翟凤魁是一位传奇人物,是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医务工作者,他是北京挂牌名医,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月工资400多元,相当国家一级教授的待遇。1970年来到庆阳时,已经53岁,他带着82岁高龄的老母亲,带着两房妻子,还有两个念小学的外孙女。而他的母亲,来到庆阳的当年冬天就去世了。

  1980年,翟凤魁在自己已是肝癌晚期,病情十分严重,站立不住的情况下,还跪在地上,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从一个孩子的气管里用镊子取出异物,挽救了患儿生命,而他自己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翟凤魁去世后,庆阳地区卫生局在西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他的学生们为他做了一个洁白的大花圈,中间镶上一个大大的红十字,悼念自己心中最崇敬的老师……

  一

  翟凤魁在北京天坛医院时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思想上有很大的压力,到庆阳后,又因此而遭到批判和管制,说话、走路都有人留神看着。他个头高大,走路走得快了,头抬得高了,人家批他嚣张;哭了,批他态度不对;笑了,又说他讥笑。他哭笑不得,干脆不哭不笑,整天低着头。可是,面对无情打击,他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始终把患者视为至尊,只要给病人看病,你看他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根本心无芥蒂!对病人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给病人讲患病原因,提治疗方案,动员病人放下思想包袱,配合治疗。给学员讲课时,他和颜悦色,眉飞色舞,仿佛忘了自己的处境,还鼓励我们认真学习,积极向上,努力向前看,乐观面对一切!后来,他终于解放了,恢复自由了,担任五官科主任。他依然是那么乐观豁达,总是笑呵呵地面对病人、同事和学员。特别对曾经批过他、整过他的人,哪怕是批他整他最凶的人,他都不愠不火,以礼相待。以平常心面对生活,荣辱不惊,处变不乱,时刻保持乐观、积极、向上、从容、大度的精神风貌。

  当地干部张鹏回忆,翟凤魁给我父亲看病时特别认真仔细,而且基本是每两天就要来一次。我们全家人都被他的这种精神感动了,想帮他做点什么以表示感谢,也是给他为我父亲诊病提供一些方便。有一天,我就对翟凤魁大夫说:“你还是搬我们家来住吧,我们家这几间房子都闲着,尽管破旧点,总比你们一家三代六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方便一些吧。”开始翟大夫有点害怕,因为他是从北京天坛医院戴着“帽子”下来的,害怕组织不允许。我说,反正我家成分很低,是城镇小居民,政治历史都很清楚,什么也不害怕。后来我和医院革委会副主任朱维馨同志商量,朱维馨表示同意,认为是件好事,可以搬去。这样,我就为翟凤魁大夫腾出了三间大房和一小间厨房,在医院其他人员的帮助下,翟凤魁大夫就搬进了我家的房子里,他才把从北京搬来的家具摆了出来,这样,他就开始一边上班一边为我父亲治病。

  翟凤魁待人平易热情,做什么都很讲究,也很有礼节,他对他的老母亲非常孝敬,每天上班前都要嘘寒问暖,他的两位妻子也非常和睦。我们给他腾出的三间大房子,一间作为客厅,一间是翟大夫和他的二房妻子住,一间是翟大夫的老母亲和大房妻子住。他的大房在家闲居,二房徐蕴霞是医院的外科护士长,她们二人的关系特别好,平常以姐妹相称。

  二

  翟凤魁在革命老区的十年行医路上,留下了许多传奇,成为学生和受惠患者的永恒记忆——

  庆阳二院院办卫校学员韩菊芬清楚的记得,翟凤魁工作中只要一有空,就看书学习。他时常教育我们:知识的问题是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医疗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要想搞好工作,首先必须学好理论,只有将理论学懂弄通,才能去实践;理论是基础,只有具备雄厚的理论功底,才能指导实践中不出差错事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医几十年,从无差错事故或医疗纠纷,靠的就是丰厚的知识学养和学以致用的精神。翟风魁老师让我明白了“空口袋是立不住的”道理。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首先得用理论武装自己,用知识把自己“装满”。

  不论是大手术还是小手术,翟凤魁都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去做。术前都要认真温习理论,详细翻阅病历,仔细查看病人,拟定手术方案。即便普通门诊,他也要认真问诊、详细检查后才予以施治。对诊疗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他从不走捷径。只要有病人在,他就心无旁骛,仔细诊治,常常不分昼夜,不分上下班,不顾自己的身体。这种严谨求实的医疗态度和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教育了我们这些学员,让我们懂得,不论做人、做事都要严谨求实,只有脚踏实地,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才能做一个作风踏实的大夫,才是一个好大夫!

  翟凤魁在北京时常常教的是国内外的博士生,而我们却是未经专业训练的初入行的学生,基础差,底子薄。但他却耐心地给我们讲解剖、生理、用药、诊断、治疗,不厌其烦,深入浅出,举一反三,一直讲到让我们听懂为止,还手把手地给我们传授技术。那时候我在口腔科上班,归属五官科管理,两个科室斜对门,科室工作人员少,病人多,手术多。有病人诊疗做手术时,翟凤魁老师叫我去,先观摩,后当助手。当他看到我态度积极且具备一定手术能力时,就大胆放手让我实践,自己在一旁指导,使我很快学会了五官科常见病、多发病的查、防、治等基本的医疗技术。翟凤魁带出了庆阳二院乃至全地区一大批五官科技术人员,至今都已成为这方面的技术专家和能手。

  三

  气管异物取除是一项危险性大、死亡率高的高难度的医疗技术,但从小孩喉部取除异物却是翟凤魁的拿手绝活,就这一项,不知把多少小孩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傅满霖,1966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1972年调庆阳二院,后任庆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他清楚地记得,1972年,有一个小孩把圆珠笔帽卡在气管里,当时呼吸困难,右肺都听不到呼吸音了,人们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最后找到了翟凤魁大夫。他经过仔细判断,然后用一把长镊子伸进孩子的气管,一下就把那个笔帽钳出来了,几分钟后,这个孩子的呼吸就恢复正常。

  翟凤魁的另一个拿手绝活就是为病人摘除扁桃体,他不但摘除手术简单,而且摘除得干净彻底,做过后不留一点后遗症。他人虽然在庆阳工作,但却有兰州乃至北京的一些著名演员慕名来医院,请他做声带修复手术,就这一点,也使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名声大振。记得庆阳县宣传部有位干部的儿子是先天性腭裂,影响说话,先后去过好多医院都没有治好,后来找到翟凤魁,他只做了一个上颚修复手术就把这个孩子的病治好了。他给病人修复声带的手术任何人都无法超越。

  庆阳干部郑重景回忆,有一年,我家中的一个堂弟做土枪,结果试枪时土枪发生后射,一块铧铁从嘴里打进喉咙里,送到县医院后,县医院不接收,说没有办法取出来,病人都昏迷了。实在没有办法,家里人就来找我,我一看人都昏迷了,就马上把他送到翟凤魁大夫那里。翟凤魁一听,就把我们一起领到了透视室,透视后,他当即决定,就在透视室里进行手术。他通过透视看准了铧铁的位置,然后在喉部打开一个小口,用长嘴镊子伸进去慢慢地就把铧铁钳住拉出来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救下了我这位堂弟的一条命。后来我才得知,这看似简单的手术,却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因为颈部血管和神经密集,稍有不慎,就会给患者留下后患或者危及生命,一般人是不敢这样做的。他之所以能顺利完成,皆因他对人体颈部血管和神经了如指掌,可谓艺高人胆大呀。现在我的这位堂弟回忆起这件事,还一直念念不忘翟凤魁大夫的救命之恩。

  一次,住院医师为一位破伤风患者进行气管切开术,当切开气管时,因出血多找不着切口下套管,血随着病人呼出的气冲出又随着吸气流进气管,病人呼吸困难,脸发紫,肺胸憋得很高。危急之时,翟凤魁及时赶到,他快捷娴熟地一边用脚踏吸引器吸掉气管里的积血,一边镇定自若地为病人下好气管套管,使病人转危为安。病人得救了,我看见他脸上、眼镜上溅满了病人喷出的血。

  有一个幼儿吃西瓜时哭闹,将西瓜籽呛入了气管中,因路途遥远家长送诊迟,患儿来时剧咳、喘鸣、发烧、呼吸困难、心力衰竭,病情十分危重。看到孩子已翻白眼,救活可能性不大,家长号啕大哭。翟凤魁闻讯赶来,一边问病史一边麻利地洗手更衣上手术台。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既稳且准地取除了异物,并纠正了并发症,使患儿转危为安。家属感动地跪下向他磕头,翟凤魁连忙上前扶起,说:“这是我应该做的!”简短的话语,道出了医生的责任。

  1978年,庆阳地委摘掉了戴在翟凤魁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恢复了他的级别待遇,可惜的是,1980年他发现肝癌晚期,在送到武汉他的女儿那里治疗时不幸逝世了。治疗期间,庆阳二院还派了多人去看望他,也给他送去了不少药品,当时他已知道自己的生命无法挽救,就叮咛家人把送来的药品全部带回庆阳给老百姓治病,说这些药对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临终前,他都记着老区人民。

  这就是翟凤魁啊,一位北京医务工作者留在庆阳革命老区的无私大爱……

  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庆阳老区医疗卫生事业,他把自己精湛的医疗技术和崇高的医德医风永远留在了庆阳这块黄土地上,堪称北京天坛医院医务人员医德医风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