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最终摘掉了穷帽子
张李村曾是甘肃西和县石堡乡的一个贫困村，因大力发展劳务输出，而使山乡面貌发生了巨变，由一个扶贫村一跃成为小康示范村，建立起了劳务基地。2005年，全村在上海、北京等城市长期外出务工人员达到460多人，实现创收超过30万元。家家的房屋都进行了翻新改建，户户买上了电视机、摩托车，电话也普及了。村上还新建了小学，拓宽了公路，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李村的后生老实，肯吃苦，在外务工很受欢迎，大多工作稳定得到器重，不少人因为长期在外务工，已在上海、北京等地成了家，立了业。还有不少人通过出外打工挣了钱，学到了技术，开始置产创业。仅在上海就有十多人开起了饭馆，三十多人在大宾馆饭店执掌大厨，有个叫张翔的年轻人，还把勺掌到了吉隆坡。
人物档案之一：第一代民工老张
“老张这个人”。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有点惭愧，因为和他认识好几年了，我竟不知道老张的官名究竟是叫啥，也没有想到去问一问。
老张没有念过书，家在榆中北山，特别“苦焦”，吃的不够，水也没得喝。老张小个子，瘦瘦的，眼睛却很大，亮亮的，手也粗壮有力，他是甘肃外贸包装储运公司仓储部里的一位农民工。最早，据说是一位在兰州工作的亲戚带出来的。算起来，他来到这里的打工生涯，没有20年也差不多，因为那会的小张如今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老张。
也许是习惯，也许是亲切，人们改不了口，多的都叫他小张，这称呼一叫就是20年。现在，也有人喊他老张，也有人尊称他张师傅。不管怎么喊他，他都应承着，也不介意。其实，他已有四十六七岁，显得老了。
除了在仓库做些装卸、看大门、打扫卫生、烧茶炉等活计，旁边家属楼的住户们谁家里只要有活找人帮忙，大家都会想到他。不管是主任还是工人，也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只要你言喘上一声，他马上就来了。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在周末或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帮着人家刷房子、掏下水、搬家等等，而他又从不主动去跟你要价，只是扑下身子一边苦干，一边乐呵呵地说着点啥，更不会跟人生气、别劲。大家因此都喜欢他，也都很尊重他，就连平时比较难缠的人也不会拿他“开涮”，工钱人们都是尽多点给的，从不亏他。只要听说他要回家，便总有人给他塞上两件旧衣服或家什。而他呢，急急地赶回家里帮着收了田，把老婆娃娃看给一眼，又急急地赶了回来。
相比之下，一同干活的民工中，有的就不那么勤苦，腿来腰不来，拨一下，动一下，出工不出力。一转眼，就已蹴在墙根上，或慢悠悠地卷着旱烟，或晒着太阳打瞌睡，时间溜走了，就是不出活。甚至还有点儿“势利眼”：凡是“领导”，哪怕是尕班长、尕组长，他都眉低眼顺，可你如果是刚退了休的或是用不着的，对不起，那就再也叫不言喘了。有两年，许多企业都在搞减员增效，不少民工也都卷了铺盖走了人。只是，那老张，依旧以自己的勤劳、实诚，坚守着这块阵地，大家都觉得工作中、生活上，越发离不开他了。而老张在兰州城里打工，他农村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好起来。
有几年，我借住在三姐家，故常见到老张，偶尔也聊几句，但和许多人一样，我还真叫不上他的名字，后来，特别熟悉并经常关照他的三姐告诉我，他叫张玉胜。哦，这一次，我终于记下了老张，这位再也普通不过的，为我们都市人的幸福生活洒下了一滴滴汗水的农民工的名字。
人物档案之二：新生代民工何喜民
再见到何喜民时，距他离开家乡来到兰州城打工不过两个月时间，虽然其面孔还透着农村青年特有的红光，但言谈举止已大方了许多。而他那梳得光光的头发和擦得乌亮的战靴，更是让我吃惊不小。
这么快就变了?并且变化这么大。
1998年的一个秋日，我长途跋涉，赶往静宁县三合乡一个叫硷滩的山村，看望我十多年前认识的一家农民朋友。望着吉普车外叠叠的群山，我眼前一直浮现着两年前收到的那封山乡来信。信中这样写道：
天下着雪，风卷着雪花，我们三个人围成一个圈，捧着您的《百万移民》这本书，全神贯注地读着，谁都好像对这寒冷的天气没有感到，就连不识字的妈妈也站在一旁，听着看着，眼睛里滚动着泪花，望着远方，精神不安。当翻到您特殊描写我们家的一段时，我恨不得一口气读完。过了好一会儿，爸爸才说话了：的确，我们的村庄就是山大沟深，路是羊肠小道，往年，雨水合节，还凑合，像今年，折腾了一年，白白浪费了种子和化肥，什么都没有啊!还要上粮、油任务，承包费……所剩无几，吃都不够吃，我们能富裕吗?爸爸带着哭腔，脸绷得紧了，眉毛拧成疙瘩，半天时间，他长声短气的吐出一个字：嗨!接着，爸爸吧嗒吧嗒地吸了两口烟：苦，好苦啊!命好苦啊!咱家在这穷山沟里，世世代代过不上好日子啊!你小哥在的时候，我们还或许有奔头，可世上的人就这样，享福的就是享福的，受罪的就是受罪的，像他不就是吗?树培育成了，果子结成了，就是等着吃的时候，可谁料到他偏偏害了这个病，无情地去了，一去不复返……自此，我们全家人认为命由天定，靠人的奋斗是无用的，就是你能成才，没有幸运还是不行的。就这样，大哥家的两个孩子已经考上学了，可就是因为家穷，因为陈旧的观念，就要让他俩辍学，两个孩子不行，似信非信这些，可大哥死活不让念，生怕又要害神经了，就是考上大学，也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啊!在父母的劝导下，开始务农，可结果又咋样呢?前些天，社里分了一些返销粮，因缺一元钱，爸爸东讨西借，闹了半天也没有借到……您说，在这山沟里会有什么样的出路呢?
在信的最后，何喜民的叔叔何虎城发出悲愤的呼喊：“命是什么，难道是天指定，是地安排的吗?!”
记得收到来信的时候，正是周末。夜幕低垂，霓虹闪烁，车流依然喧闹不已，俏丽悠闲的小姐们款款走上街头。都市，又一个歌舞升平的周末。可我无心绪，眼前这封寄自甘肃中部贫困山乡的来信叫我无论如何不能平静地面对都市的热火和矫情……10年了，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城乡差距却日益加大，我所熟悉的那一家人的生活还依旧是那么贫困，还依旧在为最低限度的温饱而与天地相拼争!这怎能不叫我沉重?那个饱经风霜的庄稼汉沉重的叹息，更是如重锤一般，敲击着我怜惜的心扉。我闷闷不乐，为中部山乡这一家人的命运而难过。我知道，这种境况，只是尚未脱贫的许许多多贫苦农民生活的缩影。那么，是中部地区的穷山恶水制约了人类的发展，还是人类对生态的破坏铸成了今天的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生活的贫困暂且不说，单是同一个家庭的两个品学兼优的亲兄弟同样考上学校却又同样不能入学就够让人沉重，够让人感慨，够让人悲凉了!是的，都市的一些人在目睹了现实生活中太多的灯红酒绿、红男绿女，目睹了太多的“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之后，便以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便以为生活就是这般多彩而浪漫。殊不知，就在那些宠儿们背着书包走进迪斯科广场，走进电子游艺厅的时候，在挡住我们视线的大山那边，却有许许多多渴求读书的农家孩子因贫困而辍学，而无可奈何地用那双握了几年、十余年笔的手去提起放牧的羊鞭。
我潸然泪下，为我的父老乡亲。什么时候，你们的命运和温饱才能不再为那恶劣的自然环境所左右?什么时候，你们的孩子才能不会因贫穷而被剥夺读书的权利?!
也是在读完信后，我掏出母亲刚刚给我的100元零花钱，走进了邮局……
这些年，我一直牵挂着这一家人。此行的结果，我看到何家生活有变化，但变化不大。这是我十多年后总的印象。庄上其他农户家境如何，我没有再去作进一步的了解，但我希望他们的困难不是这一带农户生活的缩影。我希望能够帮助这一家人走出困境，能生活得好些，可我无权无钱身单力薄，又能帮他们做什么呢?那年，我曾介绍他们移民景泰，但何家老大在去看了一趟地方后觉得不理想，终于没能迈出这一步。现在，留在我心中的也就只有遗憾、无奈……
何家的孙子何喜民，初中毕业几年了，一直想到兰州打工。于是，我把他介绍给了自己十七八岁时的老朋友、甘肃新盛达包装有限公司的老总马锐军。锐军有着一双深沉的眼睛，有才气，脑子活，魄力也大。前些年，他借改革的春风，创办了一家颇有规模的包装公司，他所经营的企业是全省纸箱行业的龙头老大，效益很好，对员工的素质要求比较高，管理人员全部是大专以上学历。但听了我的一番讲述后，还是当即拍板予以安顿，把何喜民放在了能学些技术的岗位。收入也不菲，一个月下来，挣个六七百，翻过年春节放假时，公司还给每人一份年礼：白酒两瓶，新疆香梨一箱，正林黑瓜子两袋等等。何喜民高兴得不得了。
何喜民挺争气，我的朋友说，小伙子有灵性，干得不错。小伙子挺重感情的，和我其他的一些农民朋友一样，那以后，每逢春节过完从家乡回来，一下车首先要来给我拜个晚年，讲给我一些家乡的变化。每次来，总要提上点自家的特产。一次，他背了一袋自家做的洋芋粉条，吃起来特别筋道上口;还有一次，装了百十个自己家老母鸡产下的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曾经用来装农药的旧纸箱连同鸡蛋都散发着浓烈刺鼻的农药味，而箱子盖和周边竟用针线一针一针缝了一圈，缝的是那么密密实实，令人不忍心拆开它，里面的鸡蛋也一个个用麦草垫得稳稳当当，至于那蛋黄，摊开后更是又黄又亮，煞是喜人……
我真不忍心收何喜民的东西，但盛情难却，又只好收下了，我对还不太懂事的女儿说，你可不能嫌人家脏、嫌人家穷。礼薄情意重，那是感情，是农民叔叔真诚的情分呀!他们对爸爸并没有什么要求，再说我们也为他们做不了啥，但他们却要来看看爸爸，人家来到咱们家，是信任咱，因为爸爸和他们是朋友!
2008年秋日的一天，我抽遐专程去看望何喜民。
转眼间，他已经离开山乡，来到省城工作、生活了10个年头。现在，他已娶妻生子，把家安在了兰州。在厂子附近租了房子，妻子也在一块上班。“新生代农民工”!这是他几年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他们这一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队伍的主体，更具融入城市和追求平等权益的欲望与追求。
正是，何喜民对未来有自己的打算，言谈举止大大方方，穿着时尚，他说，我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特写：杜养富，英雄浩气存天地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1998年春天，传颂在天山南北和陇原大地的甘肃民工杜养富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
被授予“新疆优秀外来务工青年”“见义勇为好青年”“民族团结模范”等荣誉称号，刚刚走完人生25个春秋的杜养富，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的白色被单上印着“千古流芳”四个大字。哀乐低回，呜咽声声。新疆区委宣传部和区民委、教委及广播电影电视厅的领导以及一千多名悲痛的群众默默地为杜养富送行。一位青年人倾其所有买来鲜花，恭恭敬敬地献在杜养富灵前，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连鞠三躬，喃喃地说：“养富，你为我们民工争了光!”
杜养富，甘肃省镇原县中原乡原峰村人，生于1973年11月11日。1998年4月6日，他告别家乡，带着7个月身孕的妻子，又一次踏上打工的路程。来到乌市已经6天了，工作依然没有着落。十二三岁就患上的风湿性关节炎，因无钱医治已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旅途的劳累，又使他旧病复发，夜夜难寐。妻子张金玲望着仅有的140元钱，忧愁不时涌上心头。杜养富却乐呵呵地说：“别愁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中午，租住在农家的杜养富同妻子简单地吃了点，便独自出门去寻活路。此时，乌市第十六中学柯尔克孜族少年阿克力和好朋友董虎，正在离家不远的一片空地上放风筝……
孩子奔跑着，奔跑在一个欢乐的空间，阿克力一边兴致勃勃抖动放线，一边尽力往后退着，他要让风筝飞得高些，再高些。不知不觉，退到了涝坝边沿，一声惊叫，阿克力跌进7米深的涝坝。
“救命啊……”董虎扯开嗓子拼命呼喊。
此时，正为生活犯难的杜养富坐在离涝坝不远的土坎上。听到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他“呼”地站了起来，向涝坝冲去。这是一个多年积水的深坑，宽10米，长60米，坑水浑浊，臭味难闻。有的人围上去，却不敢跳涝坝救人;有的人缩回脖子溜了。但“扑通”一声，杜养富跳了下去。
他一把抓住落水孩子的衣领，将已陷入淤泥中的阿克力托出水面。然后转过身，猛地一推，把阿克力推向岸边。在场的群众乘势将阿克力拉上了岸。就这样，杜养富那“猛地一推”，将生的希望留给了素不相识的少年，自己却被无情的恶水吞没了。驻军某部舟桥连的官兵，经过3个多小时奋力搜寻，才把杜养富的遗体打捞出来。此时，他已变成一尊泥塑的“雕像”：紧握双拳，直挺挺地伫立在淤泥中。
风华正茂的杜养富还未来得及给新婚妻子留一句话，还未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还未来得及实现自己富裕的梦想，就这样突然地走了，而且走的是那样义无反顾。
杜养富生长在陇东革命老区，这里曾哺育了中国革命。家乡沟壑纵横，十分贫困，农民辛苦一年仅可勉强度日。养富全家6口人，只有10亩旱地，全靠父亲一人“土里刨食”。加上几口人长年患病，拉下了16000块钱的饥荒，压得全家人多年喘不过气来。他8岁那年，天大旱，粮食打得少，为了养家糊口，寒冬腊月父亲扛着爆米花机子，走街串巷外出挣钱。屋漏偏逢连阴雨，节骨眼上母亲又卧床不起。养富是老大，小小年纪就挑起了沉重的生活担子。母亲病重时，他和弟弟推上小车送母亲到5公里外的乡医院看病。1986年，因新盖的房子潮湿，他和弟弟又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
1992年元旦，为改变家境，使生活过得好一些，还不到20岁的杜养富不顾父亲的反对，满怀着希望踏上西行的列车，开始了打工的生涯。
然而打工的艰辛谁又能知?1997年12月，杜养富从新疆回来，掏出100多元钱内疚地说：“我对不住爸妈，挣下的钱都花了，就剩这一点。”看到儿子骨瘦如柴，面容憔悴，父母心头一阵酸楚。他们知道儿子吃了不少苦，外头的钱不好挣啊!父母不想儿子的钱，只疼儿子的难肠。他这次上新疆只有90多天，就病了两个月。养富是建筑工地上的大工，一般情况下一个大工每天砌墙5个多立方，一个立方是518块砖，一块砖要弯腰三回。在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中，5个多立方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非亲身体验是难以想象的。
1996年冬天，和杜养富一起打工的平凉市花所乡一个工友的父亲在新疆得了重病，找了好几个人都没借到钱，最后小伙子找到杜养富。这是杜养富第三次到新疆打工，出门时，父母对他说：“你出去一定要好好干，明年给你娶媳妇。”杜养富没有忘记父母的叮咛，但他还是拿出了积攒的2000块钱，交给这个工友。年终回家，他没有带回钱，追问急了，他才说出实情，而到自己结婚盖房时又不得不向别人借钱。
杜养富本来挣钱不多，加上看病，一年下来剩不了几个钱，家里的债务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上。平日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是日常生活用品也要几番算计，能省一个是一个。但事关人格问题，他却十分大气，那年中秋节，杜养富和一帮工友去乌鲁木齐市红山公园游玩。上车后，工友们见人多车挤，便产生了逃票的念头，快下车时，杜养富主动掏出12块钱给大家买了车票。他生气地说：“一块钱大，还是咱的脸大?不能让别人小瞧了咱们民工!”
这一次，他又要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不同往常的是，养富已是有家室的人了，且妻子身怀有孕。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说，要不今年就不要外出了。父亲不放心，也不忍心，他说：“你媳妇快生了，再说这几年你一直在外面下苦，这次新疆还是我去吧!”养富却倔强地说：“你这么大的年岁外出干活，村里人不知要怎么骂我哩，再说，出门挣钱也不容易，还是我去吧!”……
可是，杜养富来乌市已经6天了，依然没有找到活干。此时此刻，他坐在土坎上，眼望着丽日蓝天，也许在想，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当儿子的却不能尽孝道;也许在想，妻子眼看就要生了，手里再抠不出几个钱;也许，他正憧憬着自己明天也会过上的好日子……
远处，两个孩子在放风筝……
于是，一个英雄诞生了。
在现场目睹杜养富救人壮举的自治区商运司退休老工人马泰激动地说：杜养富这壮烈的一跳和当年为抢救朝鲜落水少年崔莹而牺牲的志愿军罗盛教是何等相似啊!
杜养富的弟弟欲哭无泪、欲悲无声，他怎么也不能相信，亲爱的哥哥会弃他而去。干旱山区长大的哥哥根本就不会游泳，而且还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和脊椎损伤，一遇刮风下雨天，两个膝关节红肿得像大馒头一样，有时候半夜里捂着被子悄悄地哭。但他更明白哥哥的选择。
杜养富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雄浑苍凉的黄土高原。十几天前，这个默默无闻的山里娃在西去的路上，只有年轻的妻子做伴。今天，作为当代青年的楷模，他的名字已经传遍天山南北、黄河两岸，陪伴他的，有朝夕相处的亲人，有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有各级领导，有从各地赶来的记者……阴沉沉的天空下，冷冰冰的寒风里，成群结队的乡亲们站在村口，迎接养富回家。他们一声不吭，默默地跟着灵车，缓缓地走着……
按照当地的习俗，死在外面的人，不能回乡入葬。可面对英雄，面对养富的高尚品格，村里的长辈们，破了这墨守了千百年的乡俗。他们说：“咱娃是咋牺牲的?是为救少数民族娃而牺牲的，值得!他是我们村子没有过的大英雄，不但要办，而且还要办好!”
数千名父老乡亲，第一次为英雄魂归故里破了祖先的规矩。他们打着“一生行好事，千古流芳名”的巨幅挽联，为养富最后送别。
杜永军抚摸着儿子的骨灰盒老泪纵横：“娃啊!大(爸)对不起你，没钱让你上学，没钱给你治病，小小年纪外出打工……大(爸)一想到这些就心里难受。可你是为救一个新疆娃走的，值得哇!娃这回回来，就再也不走了……”
这就是英雄的父亲，这就是英雄的父老乡亲，这就是英雄成长的沃土啊!
这就是老区人民的品性，这就是老区人民的胸怀：活要活得硬气，死要死得壮烈。
杜养富——20世纪90年代民工潮中溅起的一朵小小浪花，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男儿的一腔热血，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成为全国亿万民工大军中杰出的代表，成为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
他英雄的精神永远与天山同在!
第 九 章
民工潮，伴生系列社会问题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和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政策措施，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育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解决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农民工的流动是一个伟大的经济现象，”全国政协常委、武汉大学教授、湖北省原副省长辜胜阻先生指出，民工来到城市，既挣了票子，也开化了脑子，经济水平和胆识都有空前提高，也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生存境遇令人同情。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陆续涌入城市，谋生求富，用他们辛勤的汗水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必须向非农产业发展，实践已经证明，这是方向。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广大农民外出务工，在挣回票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虽然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必须重点应对的挑战，但农民工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这是认识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或者不承认这个前提，就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农民工出现的社会进步意义。同时，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必须正视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时代发展到今天，农民工问题正在超越社会问题层面日益扩展成严重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均是青壮年，如此大规模流动到异地就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有的乡村政治版图。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事实上已经难以充分享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力，而他们在流入地又无选举与被选举权，其民主诉求既难以通过原有的途径解决，又缺乏合适的新途径。如何改革和完善我们的选举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户籍政策规范，让农民工真正享有不断进步的民主政治权，很自然地构成了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加以考虑的重大问题。因此，农民工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民工问题是一个以亿计的流动群体权益全面受损并涉及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其他层面的综合问题，它以劳动权益或者经济利益受损、社会排斥及政治权力流失、精神文化困惑、健康及生命代价过高等为主要标志。
兰州市人大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胡康生认为，面对如此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任何轻视农民工问题或者不能妥善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做法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后果，能否妥善地、全面地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因此，应当将农民工问题作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统筹考虑、综合协调、近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积极促使农民工问题得到较快、较好的解决，这是我国向健康和谐的、可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迈进的必要条件。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或者评价农民工，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利益诉求的规模巨大的特殊社会群体，这一群体不可避免地对现行制度安排与政策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融入主流社会和希望得到公平的社会保护及民主政治权力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的共同追求，并且必然导致相应的社会后果与政治后果。
一、合法权益屡遭侵犯
许多民工在为他身处的城市付出辛勤汗水的同时，也被城市深深地伤害着，从心里流淌着苦涩的泪水。而由民工潮引发的社会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
一
国家统计表局甘肃省调查总队对外出务工经商农民工工作、生活的专项调查显示：“我省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59天，平均每天工作9.52小时，有56.34%的农民工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69.20%的农民工每周工作7天;有22.99%的被克扣过报酬。在被克扣过报酬的农民工中，69.92%的农民工被克扣的是工资收入，14.63%的农民工被克扣的是其他补助、津贴、奖金等，还有15.45%的农民工被克扣的是加班报酬。93.38%的农民工被克扣的是加班报酬。94.38%的农民工没有购买养老保险，89.66%的没有购买医疗保险，96.74%的没有购买失业保险，87.83%的没有购买工伤保险。”
工伤事故大量发生，大多数民工得不到及时治疗和经济赔偿。在某城市，农民工为讨要工资，一年内就发生群体性事件274起，半个月内发生讨薪跳楼事件21起。在湖北省保康县，近三年，进城务工人员伤亡高达592人，其中伤残344人，死亡248人。
专门为农民工免费打官司的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周立太律师告诉我说，那些年，每年仅深圳一地，因工伤致残的农民工超过1万人，但真正讨回公道的却没有多少。
而且，“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已经成了法律空白地带，”周立太分析说，“为了保住工作，农民工们不敢提出合理合法的要求，有的农民工为了多赚钱，主动要求加班加点。另一方面，对企业来说，也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有的企业虽然与职工签订了合同，其中也有劳动保护的内容，但是一旦企业不履行，职工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企业缺乏一种法律责任的约束。”
缺乏规范和与之配套的劳动用工制度及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有的地方政府疏于管理，使有的企业特别是中外合资、独资企业违规操作，只要多创造利税，便不惜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即使有部门去查处，地方领导也会出面说情，使农民工维权步履维艰。
而据一位律师说，在他代理的150余宗工伤索赔案中，90%以上的人在其工伤期间不仅赔偿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甚至还被强行开除。而《劳动法》第29条规定：劳动者患职业病或因公负伤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力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关系。
据全国总工会的不完全统计，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调查结论是：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
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拖欠，或许还能让民工们残存一线希望，然而，根本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包工头的卷款而逃，却使这种希望彻底破灭。据北京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贾俊玲女士介绍，2004年以前，在我国只有深圳等少数地方出台了欠薪保障条件，要求各个企业都要交纳一部分基金，统一放在劳动局管理，一旦发生老板逃跑等拖欠工资情况时，先从基金中支付工人工资，但大多数地方都没有更具体的欠薪保障措施。
老板们是精于算计的，精到何种地步呢?工作量有定额，活干不完不开饭。一次，我曾看不过眼，让几个帮忙的民工先吃饭，吃过再干，因为那会早已过了吃饭时间，民工看去也都很乏了。怎想领头的老板连连摆了一下手说：干活就要把劲鼓上，一吃过就乏的不想动了。
在一些人眼里，民工常常被视为城市的“边缘群落”，他们的权益受侵害等等问题往往被人忽视。在一些行业，劳动用工不规范现象更是持续多年，雇工者出于对自己经济利益的考虑，所签合同往往形同虚设，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后果均由打工者自负。各用工单位中，没有签劳动合同的占到50%～60%;在剩下的已经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为无效的合同;更有甚者，一些私营企业主与打工者签订的合同是不公正的“生死合同”，即合同中规定在该企业工作期间发生伤亡事故，厂方“一概不负责”。这种践踏人格尊严和人身权益的做法，在不少地方都有发生。透视打工者和业主产生劳资纠纷的事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劳资双方“口头协议”占了相当多数。由于打工者一开始就没有与业主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事后，劳动监察部门很难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拖欠工资的业主进行查处，这使那些心田不良的业主借以推卸责任。
面对种种侵权现象，外来务工者往往投诉无门，一些县乡政府部门，往往只注重劳务输出，对民工劳动条件、权益等则疏于监督和维护，加之用工量大面宽，有关部门执法不严，使用工者逃避责任，得不到监管和查处。他们很少或从未得到过单位或社会有关方面帮助，法律援助更是无从谈起。而用工单位和个人从“中介公司”、劳务市场雇工时，常以口头形式承诺“工资待遇”，一些个体经营者，以频繁招聘、辞退人员的方式投机用工，不是以试用为名发很少一点工钱，向务工者收取押金，就是变着法子扣其身份证、务工证明，动辄恶言粗语，克扣工资，甚至于大打出手，使打工者欲干不成，欲走不能。在实际生活当中，老板拒付工资和民工被打事件时有发生，民工在施工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其老板更不愿承担医疗费用。采访中，我还听到这么两件事：一个是一临洮籍民工因土方塌陷受伤，工头、老板躲着不出面，在被“110”、“120”救治后，只好由工友送其回了家;一个是宕昌县一个民工脚被石头砸伤，直至溃烂化脓也得不到有效医治，后被老板派人送往急救中心，放在长条凳上，一走了之。
兰州市城关区团结新村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都吉荣女士认为，现在的情况是，经营者说打工人员素质差;打工人员抱怨经营者为了挣钱不顾农民工死活;劳动部门则认为，经营者违法多，打工者法盲多。
民工，在城里从事着最脏、最累、最危险、最廉价的工作，诸如盖大楼、清垃圾、淘厕所等这些城里人不愿干而又非得有人干的活，为城市的繁荣和发展默默地贡献着血和汗。曾有民工说：“城里人嫌民工脏呢臭呢，可又离不开民工。”农民工不但没有因此而受人尊重，反而被有些人视为“软弱”好欺，轻则恶语相骂，重则拳脚相加。都吉荣说，这需要主、雇双方以及劳动仲裁、司法等部门多方面的配合，而关键的问题是，务工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勇于、善于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
在民工权益受侵害中，一些打工妹的境遇尤其不幸。
“打工妹”是一个极其年轻的特殊群体，以16岁到35岁居多。她们是“打工族”中一支鲜活的生力军，正值青春好年华，接受新事物快，适应变化也快。起初她们只集中于保姆、餐饮等行当，如今已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诸多领域。但是，对大多数从农村来的打工妹来说，合同是一个陌生的词，一些不法用工老板就大钻这个空子，肆意对打工妹进行盘剥与敲诈，从延长时间随意克扣工资到拖欠工资不给工钱，从任意打罚到对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等等，遭遇不幸的打工者多数只是默默忍受。所有男人们需要面对的奔波劳苦，讨薪维权，朝不保夕，她们一样必须面对，因此十分艰辛。甘肃省妇联宣传部部长胡兰说：“打工妹们最主要的希望是保住来之不易的工作，尽可能多地挣钱，而不抗争，不愿抗争，不能抗争，不会抗争，也无处抗争。”
陕西省咸阳市妇联成绣琴女士做过这样一个统计，1998年1月至9月9个月的时间里，各种报刊报道的打工妹因反抗凌辱而跳楼的事件就有13起，总计23人之多，其中死亡4人，伤残13人。长武县一位16岁的姑娘去西安打工，在找不到活干的情况下，住进本村在西安开干洗店的一个姓李的人家，第二天晚上即遭到李的强暴，以致精神失常，流浪街头，大小便失禁，成了废人。报案后，两家执法单位互相推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全国妇联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时工作是进城务工妇女的常态。她们大部分人每天工作9～10小时，24.8%的人工作11个小时以上;每月能休息4天的占34.2%，大多数人根本无从享受《劳动法》规定每周至少休息一天的权益;能得到加班(超过8小时)工资的占28.2%;没签过正式劳动合同的打工妇女超过半数;51%的人因为生育遭受雇主歧视，其中，30%的妇女生孩子有产假但基本工资被扣除或降低，21%的人因怀孕或生育被企业辞退。
调查发现，进城务工妇女中有7.3%的人受到过老板的辱骂，2.1%的人受到过带有性意味的肢体骚扰。在求职中有受骗经历的占17.5%，受骗后，有33.3%和27.9%的妇女采取“向有关部门反映”、“到派出所报案”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54.5%的妇女选择了“忍气吞声，不了了之”。
本次调查显示，61.3%的进城务工妇女希望政府“监督用工单位提供社会保险”，62.2%的人建议“有专门机构帮助进城务工者维权”，68.1%的人“希望提供定向职业培训”，85.7%的人期盼“取消农村和城市的户籍差别。”
兰州市维护稳定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硕士研究生贾建军女士认为，打工妹作为市场经济的弱势群体，其权益保护问题却得不到很好解决，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劳动关系由《劳动法》调整，劳务与雇佣关系，应由民法调整，但是目前我国的民法还不健全，其管理结构也不明确，使打工妹的权益纠纷无法可依。处于“弱势地位”的打工妹的合法权益，需要特别的保障与维护。
三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政府管理民工的出发点和政策重点，往往都是如何把民工管住、管严;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防止流动人口犯罪、确保城市的稳定和安全。有些地方甚至把农民工视为“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对象，视为社会治安的综合整治对象，并且把责任交给了公安机关。
有专家指出，政府正在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一个“歧视农民工”的误区。这种歧视性的管理倾向，已经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农村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巨大障碍。
一项调查表明，有56%的农民工在进城打工后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报载：江苏盱眙农民张浩林在南京鼓楼广场献血车前要求无偿献血，一位女工作人员看到农民打扮的张浩林，竟拒绝了这位农民无偿献血的要求。理由是“只有南京户口的人才能献血”。这话不但让这位农民百思不得其解，只要有些常识的人皆感到惊诧!透过这位女工作人员的态度不难看出，农民工地位在一些城市人的眼里到底是什么?
无独有偶，青岛的一个市民给《半岛都市报》写信提议，说：“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的市民素质步步提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与此同时，在青岛打工的民工却素质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乘公交车时经常碰到市民身上……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公交车上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消除双方的隔阂和矛盾。”这位先生怕农民污染了市民的衣衫，想到的是从身体上把农民与市民隔离，而南京采血的工作人员则怕农民污染了他们的血液而不接受农民的献血。这就是高贵的市民对卑贱的农民工的态度。
今天，广大进城务工农民所期盼的，不仅只是经济权利，还包括获得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平等和尊重，对他们尤其显得重要和紧迫。
2006年，一些沿海城市民营企业的缺工问题十分严重，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因为招不够所需人数的50%而无法正常生产。
这一年春节过后，兰州市也出现了严重的“用工荒”现象。市内的一些酒楼、饭店、美容、加工企业纷纷打出招聘启事，一张张醒目地写着“急招”或“急聘”字样的海报不断充斥着行人的眼睛。为缓解“用工荒”，兰州市劳动保障部门于节后举办了首场农民工招聘会，招聘会上，“求工若渴”的50余家用工单位，提供了7000余个工作岗位，但仅有213人与用工单位签约。
造成民工荒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些农民工反映说，他们原来工作的地方待遇特别低，老板对员工刻薄，让人无法忍受。有的老板为了节省点经营成本，往狠里压低工资，员工收入仅能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有的老板对劳务人员缺乏应有的尊重，经常打骂，还有些黑心雇主强迫员工超负荷劳动，并以种种借口克扣工钱……这些做法都不同程度地挫伤了外来务工者的信心与干劲。
特别是那些“80后”新生代农民工，多是学校毕业后直接来到城市，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强，眼界更开阔，他们不怕流汗，但希望自己被社会认同，被他人接纳，有一个相对舒心稳定的工作环境，而一旦现实与理想发生激烈碰撞，自己的辛苦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就会产生叛逆情绪。于是，年后重返城市时就选择了跳槽，期望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另有说法认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指的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非常丰富，不用增加工资，就可以源源不断地雇到劳动力。多年来，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都处于低水平，且增长幅度很小。如深圳市雇用民工几百万，10年来GDP和财税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市民收入也连年大幅增长。但民工10年只涨工资68元人民币，平均每年6元多钱，如果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是下降的。但目前，在廉价劳动力表面上仍用之不尽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力供求已悄然变化。一些工种的工价大幅上涨是劳动力短缺最直观的反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指出，全国20%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在中西部地区的许多村子里，16～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劳动力短缺是目前农村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劳动力供给状况研究报告》指出，2004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数量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增长率较上年减少74%。而且，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增长率也在2004年首次出现下降，到2011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不再上升，2021年开始绝对减少。
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说：“什么样的资本原始积累结构，就形成什么样的利益结构。南方许多‘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型外向企业，‘第一桶金’均来自圈占土地、占有级差地租收益;‘第二桶金’来自于外来打工者提供的‘剩余劳租’。目前的既得利益结构，奢侈地吃光‘地租’和‘劳租’，企业又没有留足研发资金，导致一般制造业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而杀价竞争又造成企业利润不断摊薄，一些企业只能与地方政府联手，继续维持原有的低工价、无社保、无权益的运行模式，这才是一些地方出现‘民工荒’的体制性弊病。”
四
2006年8月，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城市农民工工作和生活条件普遍较差。他们劳动强度大，生活开销大;文化程度低，社会保障低;工作环境差，生活条件差;文化娱乐少，技能培训少。尽管如此，但多数农民工仍认可目前生存的现状，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
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权益受保障程度明显偏低。农民工所在单位提供工作待遇较低。只有近六成农民工与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协议，57%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
劳动保护措施不够严密。调查表明，51.47%的农民工反映其工作岗位的安全防护措施有一些，但不够严密。
劳动时间偏长且一半以上农民工没有加班报酬。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天和每周工作时间都比城镇单位就业人员长，其中有11.79%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甚至超过12小时。
调查结果还表明，农民工生活质量普遍不高。农民工生活、卫生条件差。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消费几乎全部用于住宿和食品消费，而每月的文化娱乐支出很少，生病时只有少数会选择去正规医院。
子女受教育难。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就学所遭遇的最大困难是学费高，负担重，其次是没城市户口，分别占了35.95%和27.62%，还有16.15%的农民工认为是受歧视、经常转学等。
农民工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育不到位。调查表明，只有50.20%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调查还显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有明显的提高。
农民工的交通意识极差。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自经济欠发达的山区或边远地区，他们不懂交通法规，更没有遵守这种法律的意识，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们往往成为交通事故中受害的对象。近几年广东省东莞市每年发生车祸一万多起，死亡900多人，受伤6000多人，其中七成是外来农民工，也就是说每年有近5000农民工因车祸而伤亡。
广大农民工的知识有限，对职业病的巨大危害认识不够，“黑心”老板只顾赚钱而漠视职业病对民工的损害。
2001年，广东省组成联合调查组，分赴佛山、深圳、江门和惠州等外来工比较集中的地市，进行职业危害重点检查。结果发现，各地普遍存在有章不循，对职业病危害认识不足、化学品使用管理混乱等问题。本来就没有劳动保护意识的外来工，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身体受损乃至中毒，有的人竟然把中毒当作感冒、头痛、贫血等病来治疗。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黄汉林指出：“一些制鞋、玩具和塑料行业的厂家只顾省事或多捞钱，拒不执行各级政府的相应法规。对职业危害严重的岗位采取轮换辞退旧工人、不断招收新工人的方法，从而把隐患转嫁给了社会和农民工家庭。”因此，农民工成了“最容易受伤的人”。
恰如吴梦寒女士所言：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化的浪潮中，背井离乡，轰轰烈烈地来到城市。他们是传统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农民，却远离土地;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却没有产业工人的待遇。身份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使得他们在背离了乡土之后，却难以和城市工业化同步，所以他们长期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了制度夹缝中的小草。
二、生存艰辛令人忧
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一个共同的感受是，虽然工作、生活在城里，但始终游走在城市的边缘，和城里人隔了个世界。原因在于，他们的生活与城里人差距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