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篇 走出家门，豪情满怀闯富路
当甘肃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的贫苦农民挥泪告别故园，踏上移民之路的时候，更多的农民兄弟也开始走出封闭的大山，走出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黄土地，来到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打工，从而翻开了反贫困大潮中又一个辉煌的篇章……
人们记得，那是在1986年，陇原又逢大旱，省委、省政府根据甘肃农村贫困落后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劳务扶贫”的战略决策，提出“每户输出一人”的目标和“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思路。在全国首开劳务输出扶贫之先河。
那年，临洮县墁坪村十八九岁的放羊娃何存礼扔下羊鞭，背着行李卷，提着泥瓦刀，走出靠天吃饭的家乡，在兰州和西宁的建筑工地当小工，开挖管道、修建房屋，并从此打开了墁坪村的致富之路。如今，何存礼已是享誉全省的甘肃红旗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公司拥有职工2500多人，仅墁坪村就有160多名乡亲跟着他务工，人均劳务年收入达6000多元。他们在兰州的建筑市场上如鱼得水，仅2000年就创利税300万元以上，他个人被评为“甘肃省优秀施工企业经营者”，公司所建工程连续两年荣获建筑“飞天奖”。在何存礼的带动下，一大批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富起来的何存礼，首先想的是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1996年，走出大山，在外闯荡多年的何存礼和同是从墁坪村走出来的该公司第一项目部经理何存顺毅然决定捐资修路。在全村乡亲的苦战下，终于使三面环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的村子有了一条20多里通向外面世界的砂石路，从此，山里的油料、洋芋等农副产品值钱了，乡亲们融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这年冬天，他们又捐资7.6万元，解决了乡亲们吃水要走五里路的难肠;也还是在这一年，由何存礼和何存顺投资18.6万元的全封闭二层教学楼在山旮旯里开始兴建，全村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100%;也是那两年，他们两人出资40万元，加上县乡配套资金和村民集资，修起了一座蓄水6万立方米的金龙水库……
今天的墁坪村，是全县最早一个有路灯的村，同时还是定西地区命名的“全区贫困山区小康示范村”，这里面，有何存礼、何存顺等一群靠劳务输出致富的乡亲们的贡献……
近年来，临洮县把劳务产业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全县通过加大宣传引导、建立劳务基地、做好权益保障等有效措施，使劳务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临洮建筑”劳务品牌，唱响省内外。全县建筑企业在县内外用工人数达7万人左右，其中临洮劳务人员达5万多人。全县初步形成了“外出务工——积累资本——自我发展——回乡创业”的劳务输出发展新模式，先后有三易花卉园区、华威商贸城、兴达淀粉厂等一大批企业在临洮安家落户，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基地输转近8000人，极大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
甘肃省农业人口多，农民收入明显低于全国水平。为了解决农民增收这一难题，省委、省致府立足省情，将劳务经济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来抓。在全国首开劳务输出扶贫之先河。全省劳务输出从2002年的266.8万人次增加到2008年的425.9万人次，年劳务收入从40亿元增加到256.4亿元，成为贫困地区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近年来，通过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培训带动，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劳务经济的发展，输出人数逐年增加，劳务收入成倍增长，劳务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劳务输转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一项投资少、风险小、收益大、见效快的扶贫工程。让广大农民群众实现了“五子登科”——饱了肚子、挣了票子、闯了路子、换了脑子、摘了穷帽子的致富梦想。他们在领略了外面精彩世界的同时，也在知识上、技能上、观念上受到从未有过的洗礼。
30年来，农民工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为我国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农民工回乡创办企业，带动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大量人口从农村移民城市，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创新了中国的文明模式。
今天，劳务输转逐渐从政府主导转变成一种群众的自觉行为。挣脱土地的牵制进城务工，成为中国农民迈出的最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农民工问题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
第七章
一把镰刀闯关中
一把镰刀闯关中，是农民给农民打工，也是甘肃特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千百年来，黄土高原上的农民用他们粗糙的双手，撰写了一部苍凉的西部麦客史。
一、八百里秦川麦客潮
陕西人把外乡人叫客，来割麦子的就叫麦客。“麦客犹如千里养蜂人，逐追花期一样，随着地亩的渐次金黄，帮劳力缺少的人口收割”。麦客赶场是农民给农民打工，其核心是“虎口夺粮”，否则颗粒脱落，浪费就大了。陇东农民利用陕甘两省麦收季节的时间差割麦赚钱，这种季节性的麦客潮可谓中国西部最早、最原始的劳务输出。每年的五月底六月初，陕西关中的麦就黄透了，“旋黄”鸟一叫，他们便坐不住了。他们像候鸟一样从甘肃、宁夏的山窝里飞越关山，在八百里秦川汇成壮观的西部麦客潮。
为了深入了解麦客的历史渊源和生活状况，1997年6月陕西麦黄时节，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申尊敬和记者谭飞、陈俊一行曾追随着麦客的“足迹”，远赴关中地区作采访报道。后来，我又专门拜访了申老师，听他讲述那段令人酸楚而无奈的故事——
在毒辣辣的烈日下，一天里顶好的壮劳力也就能割二亩麦，顶多挣个几十元。麦客白天弯腰弓背，挥汗如雨，晚上和衣而卧，房前檐下，在冰冷的石阶和水泥地上时梦时醒。吃饭得看掌柜的心肠，一盆稀饭、几个白面馍馍和一碟凉拌菜就已满足。挣钱得看场价的高低、老天爷的脸，不是家里不成是没人愿去受那个罪的。
解放前，麦客赶场是“挣钱不挣钱，挣个肚儿圆”。时至今天，每逢陕西关中地区麦熟季节，甘肃东部陇南、天水、平凉等地深山区的农民便会成群结队地分南、北、中三路，经陇海线、宝中线和312国道，涌向关中麦区赶场，如果一年里能出来赶上一二十天麦场，挣上三四百元，家里买化肥和娃娃上学的钱也就攒下了。赶场成了那里的农民脱贫自救的一种形式，千年相沿竟变成了一种习惯。
麦客们千百年来闯关中凭的是一把镰刀。刀快不快，看能不能断发;割得好不好，看你“吃手”咋样。过去的镰刀是月牙形，现在的镰刀已经有些变化。刀片是长条形，两寸宽、八寸长，卡在柄头子上。长把、弯柄，可以省去一些弯腰割麦的辛苦。麦客是关中夏收的功臣。从宝鸡到渭南，川地一半的麦子收割靠麦客，山塬地区约百分之八十的麦子靠麦客，每到麦收将至，关中人便像盼援兵一样跑到小集镇上盼麦客。
衣衫褴褛，头戴一顶草帽，一把镰刀勾着一个编织袋子，搭在肩上，袋里装着一件烂棉袄或一床薄被，就是麦客们的全部行头，少量路上吃的烙饼、干粮也必不可少。麦客们这身穷打扮十分扎眼，一眼就能看出。“不过，改革开放以来，麦客的档次上升了。”申尊敬说，“五六十年代，我所见到的麦客都是步行的，他们身背马架，打着防蛇咬的绑腿，晃晃悠悠的翻过重重山岭去赶场。现在都以坐车为主，多有以村为单位包车前往的，他们一般不过潼关，也有极个别去河南的。割麦也开始挑三拣四了，要看麦好不好割，看给的价钱咋样。”庄浪县岳堡乡下阳村的王镇旗老汉说，自己最早出来赶场是农业合作社的时候，以后断断续续，竟是赶了二三十年。“我们那搭的人赶场，习惯了，说是不去不去，陕西麦一黄就坐不住了，就得出去转转。”
夜幕降临，麦客们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四面八方返回小镇。小镇依然车水马龙，居民们身着入时的夏装上街纳凉。尽管白天太阳火辣辣的，但麦客们为防麦芒扎人都还穿着长裤长褂，汗味和麦味混在一起，身上散发着腾腾热气。小镇的夜生活丰富多彩，但麦客们与这花花世界无缘，几个来自华亭的麦客围坐在电线杆下，时不时伸着脖子向不远处的音乐茶座张望，那儿，一群当地的姑娘小伙在唱卡拉OK。年轻的麦客看着他们，眼里充满了羡慕。
更多的麦客径直走向商店的房檐下或菜市场内，找块空地，解开随身背的编织袋子，取出破毡子铺上，再盖上棉袄，再也动弹不了。有的不铺不盖，一头倒在地上和衣而睡。麦客们无论老少都身强体壮，只要找到一块能遮风挡雨的平地，就当床当炕，没铺没盖都能舒舒坦坦地进入梦乡。已是凌晨12点半，小镇上依然歌声悠扬，街道两侧的墙角横七竖八地躺满了麦客。这时仍有一批批麦客刚从十几里外的地里走回来，拖着疲惫的身子四处寻找一块栖身之处。
二、麦把式心中酸楚的歌
六月初中午的太阳热辣辣的，气温有三十多度，好在有风。田野上麦黄了一大片，风里头夹着麦熟的清香。麦客中，有一对叫马具才的年轻夫妻比较引人注目，比起老麦客，马具才割得慢，少了些利索。真正的老把式自有一套优美、简便、快捷的割麦方式：左腿前伸，右手持镰，左手抓麦茎，嚓嚓嚓，三刀子下去就是一抱，两抱成一捆。前后两人搭档，在前的快割，拧好腰扎子，只放一把;在后的再加上一把，负责扎捆子。有一首名为《割麦谣》的“花儿”这般描绘麦客们的身姿：“提把割，高把放，捆下麦子扇子样，垛下垛子是馒头样。”
千百年来，麦客们自编自唱形成了一种叫“洋燕麦”的歌。“洋燕麦”不像“花儿”，也不像秦腔，而是陇东味的，字字声声都包含着悲凉忧伤，麦客们喜欢唱，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歌。麦客们割得累了，走乏了唱，星夜兼程“撵夜场”时唱，忙了唱着提精神，闲了唱着打发寂寞。“洋燕麦”据说是秦始皇修长城那会遗传下来的。那会儿苦哇。申尊敬特别给我讲：陕西农村的背篓，底是平的，而甘肃东部、南部的背篓的底却是尖的，为什么呢?平底的背到一个地方还可以歇一下，但尖底的背篓却不行，统治者将这一发明用到劳动者身上，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加大劳动强度……也就从那会儿起，凄凉悲怆的歌声划破寂静的夜晚，几个世纪来一直忧伤而孤独地响在关中的大地上。“嗨哟哟，一年盼个麦儿黄，不想婆姨不想娘……”
如今像马具才这样的“麦羔子”，不仅麦割得不如老把式好，连那些本应是自己的歌也不会唱了。闻之令人心酸的歌虽然很难听见了，但看一眼让人心里沉重的麦客却依然到处可见。28岁的马具才带老婆孩子出门还是头一遭。老家龙林乡许马村连续4年大旱，实在没办法，全家人二月底就出了门。离家时家里只剩下30斤麦、10斤白面。长得有些瘦弱，看上去很精干的马具才眼神里透着些忧郁：“当麦客是下苦的活儿，不是家里不成谁愿意出来。”今年开春他就出来了，先是在西安市的一个建筑队干，结果包工头耍横不给钱，几个民工闹起来，还差点闹出人命。到了五月底，看着不行，马具才带着老婆孩子决定来割麦。“麦客子虽然累点，但都是老乡，人也厚道。”
五丈原是陕西省岐山县川道里的一个小镇。早上5点，马具才叫醒了妻子、女儿和他叔、孩子他舅，还有同村来的几个小伙子，坐在一家小商店门前的台阶上。
五丈原虽是个小镇，却因诸葛亮当年“出师未捷身先死”于此而闻名。小镇东可去眉县、咸阳，西接宝鸡，北向凤翔、扶风。近几十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个麦客市场，多的时候麦客有三四千人。在关中各县城和乡镇，夏收季节到处都有这样的麦客市场。
7点40分，马具才终于和新庄村来的两个中年汉子谈妥价格，25元一亩地。从小镇到掌柜的家，他们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虽然天热得透不过气来，马具才两岁的女儿小周霞仍在麦地里欢快地跑来跑去，一会儿叫爸，一会儿叫妈，全然不知父母的艰辛。两岁的孩子玩乏了，哭闹起来，在母亲喂奶哄娃睡的当儿，马具才很快割了一抱麦子铺在地上，又竖了四个麦捆子围成个半圆形挡住太阳，随手将衣服铺上，好让孩子安安静静睡会儿觉。马具才做这些时没说一句话，但每个动作都流溢着对女儿深深的爱意。
每年东征的麦客大军中，不乏父子、夫妻和兄弟同来的，但像马具才一家三代人的“麦客小家族”却很鲜见。麦客们大都孤身闯荡。山里人执著地坚守着一个信念：在外头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那是男人的事，再穷也不能让女人受这份罪。因此昔日的西部麦客是一个纯男人的世界。女人只在麦客的梦里和歌里存在：“一把一把抓麦/啥时间望着天黑来/白马拉的轿车子/你看姑娘的帽根子/帽根一甩一条龙/既爱帽根又爱人/……小哥哥出门三天了/姑娘吃水泉干了/半碗凉水半碗米/端起饭碗来想起你。”
“但今天，麦客队伍里已有了女人的身影，男人们还夸她们是麦把式。她们大都是夫妻麦客，也有单个跟着同村人出来的。但女麦客受到了较为特殊的照顾，她们不用砍价，只是跟着去割麦。在宝鸡火车站，曾经碰到一群天水麦客，我们试图接近其中的三个女麦客，但一二十个男人围了两三层，三个女人像盛开在园中的花朵，低头不语，羞涩地享受着这种温馨的保护。”
“想来想去常想你/想得眼泪常淌来/前半夜想你满院转/后半夜想你拉鞋扇。”老麦客魏锦文一边割麦一边用浓厚的庄浪方言唱起了这首名为《洋燕麦》的民歌。苍凉、幽婉的歌是属于麦客的，千百年来就伴随着一代一代麦客闯关中。那是麦客们“长精神”的歌，那是麦客眼中的世界，是梦想，是希望……
雒焕素女士也曾给我讲述了靖远县平堡乡一个女麦客的故事，说的是这家男人在外打工时伤残了手，现在只能在家里喂猪、做饭，干一些家务活。每当麦黄季节，女人一把弯月式的小镰刀，一件圆领汗衫，一顶破草帽就出门了。据说她一人每天能割二亩地。她说自己42岁，可从那乱蓬蓬的短发，高大枯瘦的个头，粗糙黝黑的脸上看，似乎有50多岁了。她还说自己每天能挣30元，种地用的化肥钱和两个娃娃的学费就是靠年年割麦子挣的。果然，我看见她半蹲半跪在一片套种了玉米的地里挥舞着镰刀，一会儿的功夫，已割了两三趟。在她的身后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溜溜割倒捆好的“麦捆子”，一起割麦的男人们被她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休息时，她躺在刚刚割下的麦堆上，闭起眼睛，她那件圆领汗衫的前胸处已变得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粘贴在身上，没有了颜色。在一处无人的麦堆后面，她脱下这件圆领汗衫，把前面倒在后面，把后面穿在前面。我发现，除了这件圆领汗衫，她下面竟什么也没有穿……
一年一度的麦客潮里，还演绎着许多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故事：
陕西人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其实，在甘肃陇东，小伙子们也是很帅气的，他们大多长得高鼻梁大眼睛，核桃吃得头发又黑又亮，“人攒劲，腰子好。”位于陕西潼关一些地方的男人们则因为那吃水里有点多余的东西而干不了农活不说，总显得阳刚不足，阴气有余，而女人们却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楚楚动人。于是乎，每年麦收的时节，就难免在麦客和雇主之间演绎出许多故事来。曾有一见过世面的当地女子，如此描述自己的感受，她说：“咱这搭的男人又是亲又是摸的，把人弄得难受的，还是麦客子攒劲，话没说上几句，就上来了……”因了这“人攒劲”，多有贫穷的甘肃麦客收了田，吃了饭，挣了钱，回家时八成还能领回个陕西女人，以至于成为一段段“佳话”。
如今，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麦客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只有一个传说还可以让人遐想悠远的历史。他们有自己的歌，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规矩，但是这些都在历史和社会的变迁中不断被改变着。如今，那些会唱好听“花儿”的，由一个神秘的“麦王”领着赶场的麦客正在逐渐消失，老魏也许是“最后的麦客”，当然，一种迷人的具有浓厚西部味道的麦客文化，正随着“洋燕麦”的消失而逝去，那是传统的中国西部精神的一部分。
一把镰刀闯关中的麦客浪，这最原始的劳务输出，正在催动穷乡的致富潮，那不正是西部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潮落而又潮起的动力之源吗?
第 八 章
“五子登科”致富路
在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伟大事业中，地处偏僻、落后的甘肃创造了许多可引以为自豪的光辉业绩：由政府出面大规模地组织劳务输出，随之是能人带领，群众自发输出，就源自于甘肃这块贫穷的土地。
能否说，这是甘肃最早的扶贫措施之一?
1986年，甘肃省农委、省劳动局和省扶贫办三家牵头组建了全国第一家省级“劳务工作办公室”。与此同时，各地、县也成立了相应机构，事业编制，财政拨款，专抓此项工作，并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劳务工作管理服务站。从此，劳务输出被正式纳入了政府计划，并作为扶贫工作的一个重点抓在了手上。
有趣的是，甘肃的劳务输出是从“走西口”——进军新疆开始的，并从此走向了全国……
“陇军”进军新疆，首先是因为从地理位置上讲，两省区是近邻，且都是大西北人，生活习惯相近。二是当时穷，去新疆花钱少。第三，有干的活，有他们的地盘，20世纪60年代闹饥荒时曾流去大批贫困人口。同时，对文化等素质要求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这里面还有一个历史原因，就是那两年正值百万知青大回城，加上兵团许多老一辈军垦战士年事已高，而许多人的子女又不愿“子承父业”，一下子造成劳动力的紧缺，土地大面积撂荒，地没人种了，棉花也没人摘了。所以，拥有大量耕地的兵团特别欢迎甘肃贫困地区农民去解燃眉之急。“不但解决路费，连被褥都解决，房子、煤、油等都有，供给制!”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机遇稍纵即逝，但甘肃的干部和群众却把它紧紧地抓在了手里。“开始也很难，”省劳务办原主任彭全国先生如此对我说，“要想把我的孩子弄到外面去打工，就跟杀了人似的。宁愿在家受穷，吃糠咽菜也不出去，尤其是农村的女孩子，更不愿出去，仿佛落进了魔掌。”但是，在各级政府的宣传动员和广大干部的努力下，贫苦的农民们渐渐地认识到了劳务输出是一项投入极少，且收益十分明显的脱贫致富的大好事，于是，他们一个看一个，一个带一个。亲戚影响亲戚，一户影响一户，甘肃的劳务输出终于从点到面，从一个到多个，逐步地发展起来了。
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大规模、成建制输转劳务人员，这是甘肃省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有效解决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战略选择;也是贫困地区广大农民在缺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依靠自身人力资本来增加经济收入的一种现实选择。
2006年，甘肃省委又将劳务输转列为九项重点工作之一，首次把劳务输转纳入了目标管理体系。并且把劳务经济作为全省最大的项目和产业，积极推动劳务输出由体力型向技能性、由分散短期输出向有组织长期输出的两个转变，使劳务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促进农民增收和推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2006年12月初，国务院督察组通过深入调研后，对甘肃省劳务输转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不少经验和做法值得推广和借鉴。
在2007年全国劳务品牌展示交流会上，全省共有41个劳务品牌荣获“优秀劳务品牌”，其中有20个劳务品牌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了商标注册。与此同时，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在劳务输转过程中，管理维权力度不断加大，服务意识不断增强。省劳动保障厅与省司法厅在11个驻外劳务工作机构加挂法律援助工作站的牌子，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权益维护和法律援助。天水市成立了“农民工工会委员会”;张掖市组织了“劳务小分队，并选派314名干部到劳务基地挂职，有效地维护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2009年8月1日，又一批来自临夏赴沙特阿拉伯务工的劳务人员从兰州启程。临夏州近年来陆续组织当地劳务人员赴海外务工，全州赴海外的务工人员达到1000名左右，他们每年的务工收入达到8000万元左右。
2002年，全省境外就业实现零的突破。2004年，甘肃省首个境外劳务工作站——省劳务办驻哈萨克斯坦劳务工作站成立。2008年，全省境外劳务人数达到8480人，输入地达51个国家和地区。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了我省劳务输转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由短期分散输出向长期有组织输出转变。
从走西口到下广东，从去省外到走出国门，从农民自发务工到政府组织输转，甘肃省的劳务经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海。2009年上半年甘肃省劳务输转总人数达405.7万人，同比增长ll.9%;创劳务收入l76亿元，同比增长4l.5%。劳务收入已经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8.43%，几乎是半壁江山!
一、饱了肚子挣票子
1997年8月18日，511/2次临时快车从陇西站始发，这是兰州铁路局客运史上的第一趟扶贫专列。
陇西，是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一个贫困县，乡亲们吃饭还要时时看老天爷的“脸色”。1997年，一场60年未遇的大旱降临陇西，撒在地里的种子使尽了浑身的气力也没能在干燥的春风中绽出绿来。
8月，新疆的棉花白了。
陇西县委、县政府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紧急商议决定，组织万名摘棉工进疆，一解兵团棉花收摘之急，二解陇西抗旱自救之难。县委、县政府组织万民劳务大军不成问题，难的是劳务人员的乘车。为此，县委、县政府向兰州铁路局紧急求援。
很快，铁道部就下发了第786号调度命令，决定在1997年8月18、20、23、25日加开陇西至乌鲁木齐511/2次临时快车。
18时50分，特殊的专列——511/2次临时快车在欢快的音乐声中，载着广大农民的梦想，向西部辽阔的新疆疾驰而去。
从此，贫穷的陇西人有了吃饱肚子的“饭碗”，顺着这条路，陇西人书写着反贫困的壮丽诗篇。如今，陇西的劳务输出规模一年比一年大，效益一年比一年好!
从小群体到大规模，从拼体力到靠技能，从发手册到建工会，从盖楼房到办厂子，一连串的打工新变化让陇西县劳务经济步入了新天地。2006年，“全国首批劳务输出工作示范县”“全国首批星火职业技能远程培训项目点”的两大殊荣被陇西县尽收囊中。
从1995年发黄的县上文件，到如今崭新的总结汇报，一份份资料表明，尽管县上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但始终没有改弦易辙，而是一如既往地抓住劳务输出不松手。漂亮的“接力”使陇西县季节性赴新疆拾花工作完成了耀眼的“三级跳”，人数从最初的一千多人，到全省首趟劳务专列，再到一年三四万人。
陇西，是甘肃劳务输出大县，每年有10多万农民到全国各地务工。在陇西县，劳务输出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途径。据统计，近10年间，陇西县50万人口，24万农村劳动力中，就输出劳务人员一百多万人次，创劳务收入数十亿元，劳务收入已占农民纯收入的48%以上。
到2008年，陇西县输转季节性赴新疆拾花工达4.04万人，创劳务收入1.09亿元。这一年，全省近52万人进新疆，共发送进新疆专列28趟，临客29趟，摘棉总收入突破10亿元大关，达到了10.38亿元。
陇西劳务输出的成功经验在哪里?2007年1月23日召开的全省劳务经济工作表彰会上，陇西县副县长马栩健将其概括总结为五个方面，即：健全机制定责任，整合资源抓培训，政府推动促输出，建立基地拓市场、优化服务保权益。
礼县，地处甘肃东南西汉水流域。农民收入增加缓慢，20世纪80年代被国务院列为首批重点国家贫困县，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1071元，71%的劳动力创造的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9%，每个劳动力产出值仅为1514元，远远低于全国和全省的平均水平。
2006年以来，礼县积极实施劳务经济“品牌战略”，《礼县劳务输出案例》被推介选入《中国扶贫案例》，在甘肃省工商局和国家工商局成功注册“礼贤妹”、“礼贤大嫂”、“礼贤架子工”和“礼贤油漆匠”4个劳务品牌，在全国劳务市场首次树起了自己的招牌，这些品牌在北京、天津、新疆等地劳务市场产生了良好的推动效应，有力推动了礼县劳务产业的发展。全县农民人均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在2006年5月底召开的“全国创业之星暨劳务表彰大会”上，礼县作为甘肃省唯一的劳务大县受到国家表彰。
镜头一：“天水白娃娃”走四方
张全香是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曹家岘村的小媳妇，2007年春节过后，她来到北京当保姆，月收入将近一千元。
天水市近年来把农民工输出作为新兴产业来抓，努力实现三个转变，即从“苦力型”向“技术型”转变，从“大路型”向“品牌型”转变，从“土打工”向“洋打工”转变。天水姑娘聪颖美丽，心灵手巧，她们凭借自身的优势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很快赢得了市场，尤其深受广东、北京、兰州等地餐饮服务业的青睐，并获得了“天水白娃娃”的美誉。2005年，天水市提出了大力打造品牌服务，占领国内重要市场的目标，经过不懈努力，“天水白娃娃”、“天水女娲家政大嫂”等三个劳务输出服务类的商标获得了国家工商总局的认可。天水市劳务办市场管理科游德茂、魏志林先生给我介绍说，如今这三个品牌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知名度。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天水白娃娃”、“女娲家政大嫂”供不应求。已有15000名勤劳、善良、秀丽、聪慧的“白娃娃”走进北京、上海、兰州等地的机关等后勤保障部门工作。最突出的是，在人民大会堂，有11位天水的“白娃娃”服务员。同时，2007年还有5600名“女娲家政大嫂”走向北京、天津、上海的千家万户、星级宾馆酒店等，从事家政服务。
如今，灵巧俊秀白娃娃、勤劳能干好大嫂成为大江南北叫得响的劳务知名品牌。她们凭着善良的品格和吃苦的精神，一步步走出大山，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家人的命运。
镜头二：“东乡铁军”，青藏铁路铸辉煌
巍巍唐古拉，高耸入云天。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是青藏铁路的最高点，也是世界铁路的最高点，如今，青藏铁路像巨龙一样横卧唐古拉，但很少有人想过，当年建设之时，奋战在这段铁路上的建设者们是怎样克服恶劣环境对他们生命的挑战。拿下这段举世瞩目工程的竟是东乡汉子。千里青藏线上，来自东乡县的6000多名铁路建设者被誉为“东乡铁军”，誉满高原。
2001年底，在唐古拉山段铁路工程的竞标中，来自东乡县的甘肃港东建筑公司第四项目部拿下了青藏铁路唐古拉山段的路基、桥梁、涵洞、护坡等工程，但面对唐古拉山这一世界瞩目的特殊地段，招标方还是忧心忡忡。“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工程质量你一百个放心。”面对挑战，港东公司副经理马进海以东乡人特有的豪气拍打着自己的胸脯立下了“军令状”。马进海说到做到，他带着东乡人，克服了高寒缺氧等恶劣环境的影响，提前完成了承接的所有工程。
唐古拉，藏语意为“高原上的山”，唐古拉山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这是世界铁路的最高点，青藏铁路上全线海拔最高的火车站——唐古拉山火车站，也许你无法相信，这座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竟然是甘肃的700多名农民工建造的。三岔河大桥，是青藏铁路第一高桥。这座大桥属于高空作业的高空架杆工程，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在这里不但高寒缺氧，而且是高空作业，属于高难度的技术活，而这有着许多第一高难度的工程，就是由甘肃东乡人完成的。风火山隧道，位于海拔5010米的风火山上，全长1338米，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横跨冻土区最长的高原永久冻土隧道，有“世界第一高隧”之称。这项举世瞩目的宏伟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好几批工程队都是中途撤退，或者是工程无法达标，最后承包方主动请“甘肃东乡人”来承接这项工程，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工程队保质、按时地交付了这项工程。
“吃苦耐劳、讲求诚信是甘肃人的特点，这种精神尤其在东乡人身上体现得更为充分。东乡人在青藏线上干的活，没有一处返工。‘东乡铁军’的劳务品牌是拿命拼出来的!”临夏州人事劳动局局长马远志如是说。
镜头三：全面开花，前景诱人
甘肃摘棉工是全省最大的劳务品牌。2007年，全省发送进疆专列28趟，临客29趟，共运送摘棉工51.55万人，摘棉总收入10.38亿元。两个多月时间里，人均收入2016元，成为全国组织进疆摘棉人数最多的省份。进疆摘棉已经成为甘肃劳务输出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之一。这其中，有组织输出率达36.5%。
为了使外出务工人员实现有序输转，加强对劳务人员服务、管理和维权，甘肃省构建起了覆盖全省、内外通畅的劳务工作体系。全省建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劳务服务体系，通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零距离、一站式”服务，将政策宣传、信息沟通、技能培训、交通运输、与用工单位衔接等环节直接延伸到了农民家门口，极大地降低了外出务工人员外出找工的盲目性和风险。
2004年以来，省政府领导亲自挂帅，赴新疆、天津等地专门考察劳务市场情况，为农民“找工作”，落实”劳务订单“。通过组团考察、劳务对接、劳务推介，积极建立劳务合作关系，订立劳务供求协议，已建立100人以上的劳务基地6298个。其中，省外有4027个。
省政府劳务工作办公室还在北京、上海、深圳、乌鲁木齐、拉萨等12个城市设立劳务驻外管理机构，负责给农民工提供劳务信息，帮助农民工解决打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省政府驻各省区市办事处，将劳务输出纳入主要的工作职能。
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维护农民工权利，增强对农民工的服务。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围绕技能培训、组织输转、工资清欠、维权服务等，着力为农民工办好眼前的急事、难事。省劳务办开通了农民工热线电话，及时提供政策咨询和维权服务。为了防止新的拖欠发生，省上出台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兑付制度，建立了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企业用工信用登记制度等，对恶意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和单位，列入不守信用“黑名单”，进行曝光。2003年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全省共清欠农民工工资6.91亿元。对历年拖欠的农民工工资也基本清欠完毕。2005年初，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劳务输出，只有输出农民，减少农民，才能最终富裕农民，全省开启了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大幕”。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各地和各有关部门积极行动起来，健全机构，充实队伍，增加工作经费，加大劳务输出工作力度。全省所有市州和县市区都成立了劳务输出工作领导机构，设立了劳务工作办公室。2006年4月，省上还成立了由30个部门组成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和指导我省农民工工作。大多数市州已建立了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86个县(市、区)也建立了相应的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
这些扎实有效的举措，为劳务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如张掖市劳务办主任张元禧所言：做好劳务输出工作，政府推动是前提，技能培训是基础，劳务基地是阵地，组织服务是后盾，市场运作是方向。只有克难制胜、全力尽办，才能推动劳务输出的超常规发展。
二、闯了路子换脑子
劳务输出不仅仅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扶贫工程，也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更是群众脱贫致富的有效出路。劳务输出不仅仅是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祖祖辈辈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走出了家门，走出了闭塞的区域，跟上了我们这个时代日新月异的节奏，从此开始经受市场经济大潮的锻炼和现代工业文明的洗礼，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观念变了，眼界开了，脑子灵了，创业的欲望和创业的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又会增加农产品需求。这种良性互动，能够使农民收入大幅上升，相对于种植业、养殖业和其他经济作物，打工收入在许多地方的比例已达到50%左右，撑起了半壁江山。从而实现了“饱了肚子，挣了票了，闯了路子，换了脑子，摘掉了穷帽子”的脱贫致富梦。
正是，人出去了、粮省下了、钱挣回了、生活好了、人心稳了。
特写一：宝剑锋从磨砺出
——何存顺：回报父老，造福乡亲的好男儿
在临洮县红旗乡，父老乡亲们一提起墁坪村的何存顺来，就像谈起了他们的红旗建筑公司，说起了公司经理何存礼一样骄傲。乡亲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喊他“铁匠”，这缘于两点：一是早年的何存顺在乡里的铁加工厂干过几年，和铁打过交道;二是因其性格耿直、倔强，说话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事情干得亮豁。对此称谓，何存顺“自己听着也舒服!”在家乡，尕的大的，老的少的，很多人不知他的官名，但说起“铁匠”，说起铁匠为家乡作出的贡献，却个个都是喜在眉梢如数家珍，言语间，流露着数不尽的骄傲与尊敬，而这，说白了，皆因为何存顺是个懂得回报父老，愿为乡里争光的男子汉。
何存顺，1957年生，甘肃红旗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项目部经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临洮农村中许多能工巧匠凭着一技之长，开始进入城市，走向市场搞维修、打小工，一年下来也能挣回七八百，使年收入不足百元的广大农民看到了希望。“无工不富”，成为他们摆脱贫困的新门路。外出打工搞维修的人数与日俱增，队伍逐年扩大。面对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民建筑业，县委、县政府准确把握和利用两西建设的极好机遇，大胆提出了“男建女织，以建带工，以建促农，发展经济，振兴临洮”的战略方针，从此，正式揭开了临洮县建筑业跳跃式发展、异军突起的序幕。县上在充实壮大原有的县建筑工程公司的同时，积极帮助有条件的乡村组建工程队，把分散的能工巧匠和打工队伍组织起来，并于1979年成立了统管乡村建筑队伍的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成为全县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培养和锻炼出了一大批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经济建设人才，走出了一条以建为主、以建带工、以建促农、以建兴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整体推动扶贫开发，致富奔小康的新路子。当年，县建筑总公司两次受到中国集体建筑企业协会和农业部嘉奖，荣获“全国先进集体建筑企业”“全国优秀乡镇企业”称号。同年，临洮县被国家确定为建筑劳务基地县。
红旗建筑公司就是在这不断发展的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一支劲旅。何存礼、何存顺，则是其中勇立潮头的弄潮儿，是临洮儿女的优秀代表。
一
熟悉何存顺成长过程的乡亲们说，何存顺是糟糠育出的贤才;一些有文化的人则说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何存顺出生在墁坪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说真的，他在青少年时期受的苦太多了，记事以来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想吃饱肚子。他给我回忆说，有两件事使自己终生难忘。一件事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刚刚学会走路，一天大人们给了他一块馍馍，那馍馍是那样香甜，现在想起来，好像香味还在嘴边。因为那时候，娃娃们普遍不知道馍馍是啥，野菜树叶熬的汤汤喝得人肚子都鼓起来了，自己的手没挨到炕沿上，肚皮却早顶到炕沿上了。另一件事就是，自己十二三岁就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姊妹六人中，他是老大。“长兄如父”，为了解决家里吃饭的困难，他过早地甩起羊鞭去生产队上挣工分，那会，不要说去念书，连最起码的吃饱肚子这一点最基本的愿望都是那么难以实现。“回想起来着实苦!”他说。一心想念书，却因家庭困难只读了小学五年级的何存顺，最后二年学的还是“红宝书”。
刚刚撂下牧羊鞭的何存顺又投入了紧张的“农业学大寨”中，那时是挖不完的土方，推不到头的架子车，平不尽的黄土地。每天都是披着星星出工，扛着月亮回来。因为总是吃不饱，人一回到家就想躺在炕上好好睡一觉，连动也懒得动一下。十八九岁的时候，他来到乡上的铁加工厂当小工，在烈日下曝晒，在寒风中磨炼，一身泥水，一身汗。就这样，在饥饿的煎熬与劳累的摔打中，这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成长起来。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千古旱塬，也吹暖了何存顺年轻的心，他立志要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勤苦改变命运。1980年，他来到兰州的一个建筑工地，当上了一名普通的民工，从此，焊工、钢筋工都一一干过来了。又苦又累的民工生活，令他铭心刻骨，那时，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希望能放开肚皮吃顿饱饭。但在有定量标准且没有副食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愿望的也是那么难以实现。他们常常不能吃得痛快，吃得酣畅淋漓。在这种无奈中，他和他的同伴们发明了一个在城里人和今天的乡里人看来却是非常简单而又不可思议的吃法：一顿两个的热馒头，舍不得吃，而是存下，等放冷变干变硬了再吃，原因很简单，热馒头两口一个，架不住吃，更架不住饿。只有冷馒头才更耐吃，更耐咀嚼，更耐饥饿。那几年，不管是酷暑，也不管是严冬，何存顺和他们同伴们嘴里咀嚼的，永远都是干馒头、冷馒头——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但苦难的生活把何存顺磨炼得无比坚强。虽然书没有念下，但何存顺却十分有悟性。在繁重的劳动中，他处处留心，时时学习，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苦练内功，逐步掌握了工地管理和建筑行业的技术流程，为日后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3年，年方26岁的何存顺终于拉起了一支自己的队伍。他以借来的七八百元钱为资金，带了几十个乡亲，拉着几辆架子车和几十把铁锨，凭着临洮人特有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承接了永登交通水泥厂礼堂改造工程，也拉开了红旗公司第一项目部创业的序幕……
创业的历史是漫长的，创业的历程是艰苦的，三年后，何存顺带着壮大起来的队伍杀向省城兰州，并于1988年承接楼房工程，走上了更大的发展之路。有人说，城市现代化大厦的脚手架是民工搭建起来的。正是如此，在烈日下，在寒风中，一项又一项的优质工程在何存顺手中宣告诞生。他完成了自己一点一滴的原始积累：这支来自洮河之滨的农民建筑队在摸爬滚打中技术日益精湛，知识不断增长，队伍日益壮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与诸多国营大公司的竞争中，“临洮老乡”们以报价合理、讲求信誉、工程质量过硬而屡屡获胜。从几把泥瓦刀闯天下，实现了向大型建筑企业的成功跨越。在省城兰州深深地扎下根来，用大手笔书写着建筑业的辉煌篇章。1995年以来，每年完成建筑产值500万元以上，建筑面积年均七八千平方，屡获地区“优良工程”，他本人荣获甘肃省“优秀项目经理”奖。十多年功夫，何存顺就从一名身耕田亩的农民成长为优秀的农民企业家，给社会和人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启迪。
二
我问何存顺，你现在生活在兰州，事业也在兰州，早已实现了人生的大境界，为什么还总要不断地回报家乡?
他答：我是农民的儿子，不能忘了这个本。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故乡，生我养我的父老。再说，我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没有党的富民好政策，我们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和幸福生活。今天做这些事，说白了，就是要给村上争光，给共产党争光!
今天，何存顺虽然已是人人羡慕的大老板，屁股下坐着自己的小汽车，但对他来说，唯一的后悔却是“把书没有念下”!所以，富裕起来的何存顺首先想的就是回报家乡，建学校。这高尚境界不正是他的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石吗?何存顺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苦恼不苦恼。他最大的爱好是吸烟，一天吸烟三包。他人生最大的愿望和乐趣，就是孝敬父母，回报父老，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贡献……
据乡亲们粗略计算，这些年，何存顺、何存礼已为家乡建设投资上百万元。2001年又投入四万多元建了一个村文化活动中心，仅音响设备就花了上万元。如今，乡亲们可以尽情地在那里吼秦腔、唱歌子、办舞会;乡亲们说，现在村上路修好了，自来水吃上了，红瓦房住上了，比起过去，日子就像在天堂里呢。为此，他们受到了全乡人民的信赖和尊敬，事迹上了中央电视台。
1980年以来，何存顺从家乡带出了一百多人，几乎每户有一人，人均增加收入五千多元，占纯收入的一半以上，全村年带回打工收入五十多万元。曾经家境贫寒的张学成、何玉福、何存敢等一大批乡亲，跟随他劳务输出，走上了富裕之路。这对于自然资源贫乏的甘肃中部地区意义尤为深远。
如今，在临洮县，农民盖楼房最多、最好的是墁坪，买汽车、小车最多的是墁坪，捐资兴学、修路架桥拉电最多的是墁坪，崇尚文明的还是墁坪。昔日贫穷落后，温饱都不能解决的红旗乡，在何存礼、何存顺等好汉的带领下，靠建筑业，靠劳务输出，闯出了一条小康之路，处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