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农民群众服务
城市医务人员下乡是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有一些医务人员有两个思想障碍：一是怕脏怕苦怕累;二是怕下去以后学不到技术，甚至使原有的技术荒废了。许多人通过访贫问疾，听贫下中农讲家史、村史、人民公社发展史，参加了有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活动，提高了阶级觉悟，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不少医务人员反映：“访贫问疾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有专家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这样描写那段生活——
解放后，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经济、文化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在医疗卫生方面从无到有，建立了基层组织。但是同农民的要求，仍然相差很远。贫下中农终年辛勤劳动，支援祖国建设。他们有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没有尽到责任。
老乡把我们看成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把窑洞让给我们住，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常年不懈……贫下中农想的是集体，而我想的是个人，两种思想相差得多么远啊。经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开始认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知识分子更需要改造。所以，只有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以后，在农村的巡回医疗工作中，我时刻以毛主席关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伟大教导要求自己，把为贫下中农治病的过程，看成是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过程。我们所在的公社，有几个娃娃过去得了小儿麻痹，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娃娃架着拐走到我面前要求治疗。我想：自己过去虽学过新针疗法，但没实践过，治不好要负责任。贫下中农看透了我的心思，向我沉痛地讲述农村长期缺医少药的情景，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是北京来的医生，我们信得过，你就大胆治吧。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深深教育了我。于是，我和医疗队其他同志反复研究，为几个娃娃确定了治疗方案，大胆地做了埋线治疗。为了不耽误贫下中农的时间，我经常出诊，下雨下雪天，我就主动到窑洞里去给贫下中农治病。一些生病的社员家里有困难，我和同志们也主动帮助解决。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指示，我们手术组常常骑自行车跑五六十里路进行巡回医疗，尽量把手术送到炕头，方便贫下中农。冬天，不管风多大，天多冷，冰雪多么滑;夏天，不管风吹雨打，总是满腔热忱地为贫下中农看病。有一次，部分同志要去三十里外的地方巡回医疗，赶上下大雪，他们说：“贫下中农正等着我们呢，雪再大我们也要去。”就冒雪蹬车出发了。在工作中，我们逐渐做到了：凡是能为贫下中农办到的事，就一定办到，决不含糊，决不拖拉。
为了尽快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我们举办了接生员训练班，每个公社各派一名贫下中牧的女青年来学习一个月。有的学员是文盲，有的只自学了一点藏文，教学有不少困难。但她们出身好，劳动积极，肯学习，我们就耐心培养，既教给她们一些简单的数学计算，又教给她们医疗卫生知识。使她们初步懂得了一些科学接生知识和难产的急救处理。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她们分批地带到县医院，在实践中继续学习。
“把技术全部献给山区人民”，已经成为医疗队每个队员的自觉行动。为了及时治好阶级兄弟的病，使他们重返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我们常常吃大苦，耐大劳，有的甚至不顾个人安危，表现了良好的医疗作风。
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初到高原的白衣战士们的心，大家纷纷表示：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到基层去为广大贫下中牧服务;不管环境条件有多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医疗卫生路线的红心永远不变。在医院党支部和革委会的领导下，我们组成一支巡回医疗队，来到草原深处。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怀揣红宝书，身背出诊箱，跋山涉水，走访帐房，向广大贫下中牧宣传毛泽东思想，送医送药，普查地方病，培训赤脚医生。对一些疑难病症，从牧区实际出发，办起了“帐房医院”，就地集中治疗。按过去的老框框，在高寒缺氧的地区是不好做手术的，加上这里条件又差，缺少手术设备。怎么办?医务工作者们学习了光辉的“老三篇”，决心打破老框框，为革命勇挑重担，敢担风险，只要能为贫下中牧解除病痛就大胆去干。两个多月，在高寒草原的小小帐房中，我们做了大小手术60多次。从此，这里的藏族农牧民得病后不再求神拜佛，而是就近找医生，许多农牧民回想在农奴制统治下疾病流行的悲惨情景时感触地说：那时死一个人就像死一条狗。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医生，还享受免费治疗，健康有了保障，共产党和毛主席比父母还亲。
我原来不是搞临床的，单独诊断和治疗一些疾病有困难。但是有的贫下中农满怀希望地跑几十里、上百里来找我们治疗。看到贫下中农对自己的希望，我感到：光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还不够，还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我决心为革命、为贫下中农努力学会自己原来不懂的东西。以后，我虚心向一切内行的同志学习，在干中学，干中用。一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的医疗技术水平有了一定提高，我和同志们一起诊治了4000多例病人，也抢救了一些危重病人。
为了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们积极推广和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力培养“赤脚医生”。护士长徐海英教“赤脚医生”练针灸，讲一个穴位，就在自己身上扎一个穴位，给大家做示范。有的生产队，做到了队队有“赤脚医生”。有个生产队从队长到红卫兵，都能用针灸、“土方土法”治疗近三十种常见病。贫下中农说：“医疗队帮助我们办起了合作医疗，培养了‘赤脚医生’，打起仗来，村村是医院，家家是病房，什么敌人都能消灭!”
“六•二六”指示，给了医疗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以新的强大动力。在广阔天地里，我们和贫下中农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在险峻山道上，我们风雨无阻，更加全心全意地把医药送到千家万户;在沸腾的田野里，我们和社员们并肩战斗，铁臂摇，银锄落……
医疗队在前进!我们走在朝阳路上，越走越觉得毛主席亲，越走越觉得离毛主席近。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贫下中农这个好老师是毛主席给我们选的，农村这个阶级斗争的大课堂，是毛主席给我们定的，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我们决心以思想革命化的新成果，报答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我们请贫下中农帮助自己改造思想，在改造思想的过程中热情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大家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只有诚心诚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让贫下中农给我们治思想上的病，我们才能更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贫下中农也亲热地把我们看成是自己的“赤脚医生”，满怀激情地说：“北京的大夫来到农村以后都变了!变得结实了，变得土气了，越变越像咱们的医生啦!”
越是困难越要去
当我听到我院有下放任务时，一度考虑了自己去不去的问题。我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条件较好，甘南，高寒缺氧，环境艰苦。但是一想起我一家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想起是党和毛主席教育和培养了我，使我成为一个人民的医生，思想斗争很激烈。我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去与不去，虽只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对待困难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比较年老的知识分子能不能继续革命的大问题。我毅然地下定决心，到艰苦的环境去工作和锻炼自己。正因为年龄较大，更不应该失去为藏族姐妹服务，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这个好机会。
我们所在的藏区，地处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山峦重叠，气候严寒，交通不便，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安家落户，对过惯城市生活的北京医务人员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针对这种情况，医疗队党支部举办学习班，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的教导和光辉的“老三篇”，请旧社会当过奴隶的才伙同志作忆苦思甜报告。新中国成立前，远近都知道这里是个疫病窝。一年四季，麻疹、天花、痢疾、霍乱、疟疾……轮番侵袭，到解放时，全寨只剩下了30户。贫苦牧民头上压着万重山。他们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熬煎，有的在宗教寺院、牧主、头人的残酷压迫下死去。才伙在快要解放的那年，因为给解放军带路，被寺院的反动头目抓住后，打得死去活来，最后把他的右手塞进酥油锅中炸成了残废。才伙指着残缺的一只右臂，愤怒地说：“这就是寺院的反动头目对我们贫下中牧迫害的见证!”贫下中牧的血泪家史，给医务人员上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课，大家纷纷表示：“藏族人民祖祖辈辈在这里战斗，我们一定要安下心，扎下根，和藏族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建设祖国西北高原，改善农村的卫生面貌而努力。”
我们把决心变成行动，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不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为了更好地在高原扎根，为藏族人民服务，大家主动为革命学习藏语，和藏族群众、干部交朋友。大家克服重重困难学骑马，从马上摔下爬起来再骑，反复练习，从不叫苦。大家不管山高、路远、天寒、雪厚，始终坚持为贫下中牧送医送药。“宁愿自己多吃千分苦，也不让贫下中牧多受一分累!”有的医务人员还给病人理发、洗澡。经过锻炼，我们和藏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元旦，雪深一尺。医疗队考虑到：雪大，病人行走有困难，更需要把医药送上门;雪大，环境艰苦，正是锻炼自己和锻炼赤脚医生的好机会。于是，我们带着赤脚医生踏雪翻山，走村串户，在实践中向赤脚医生传授医疗技术知识，培养良好的医疗作风。
一次，贫农社员抱着两岁的病危患儿来到医院，经检查是肠梗阻，需要动手术。工农宣传队领导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教导，大家坚定地表示：有毛泽东思想指挥战斗，我们一定能治好病人。我们将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手术。小孩的父母激动地说：“爹娘救不了娃娃的命，毛主席的医生救活了娃娃的命，我们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抓好革命，促进生产，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一位眼睛患白内障病的贫农老大爷，过去两次前来救治，都被推出医院。这次，革命的医务工作者主动把这位老贫农接到医院，想方设法，终于治好了老大爷的眼病。当老大爷看到毛主席像时，心情无比激动，他站在毛主席像前，高声说：“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教育出来的医生，使我重见了光明，看到了您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我的子孙后代永远忘不了您!永远紧跟您老人家干革命!”
年初，上级下达了妇女病普查普治任务，要求在5月底完成。当时，全院只有11个女同志，除去孩子小的、身体差的，只有4人能下乡。全公社方圆200多华里，别说搞普查，就是叫这4位女同志走完全社15个大队，也得到5月底。怎么办?没想到在会上一动员，全院11个女同志全部报名参加。原来，她们听说要下乡搞普查，早就悄悄地做了准备。有的给孩子断了奶，有的做了背孩子下乡的背带。最后，经过再三说服，把3个孩子小的女同志及两名男医生留在院里坚持工作，其余全部下乡搞普查。
沈珊君已50多岁了，从来没有走过山路。这次搞普查，领导上和同志们都要她留下，她坚决不肯。为了提前完成任务，她带领一个小组，天天为群众查病治病。同志们关切地对她说：“你这么大年纪，就不要爬坡了!”她却豪迈地说：“干革命就要吃大苦，耐大劳，照顾了我，势必加重同志们的负担。”
留在院里坚持工作的3位队员，虽经领导上的劝阻仍然克服困难，背着孩子下乡了。她们跑了5个大队，普查了1100多名妇女。她们白天走路，早晚检查病人，工作完了，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一天，从常么大队转到水井大队的途中，当她们正走在一个75度的陡坡上时，突然来了狂风暴雨，3名女同志就紧紧地抱在一起，和大自然奋战。她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普查任务。
我们尽力为山区人民服务，和山区人民结下深厚的无产阶级情谊，他们对我们关怀备至。一次，范玉英等4位同志到野猪湾生产队普查儿童病，她们查完病，已经是下午5点钟了，为了提前完成任务，决定当晚赶到20里路外的一个生产队。出寨不久，走进密树丛林，突然下起雨来，白蒙蒙的雨雾遮住了山冈。正需要有人指路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回头一看，原来是大队的饲养员杨大娘，在招呼我们到家里躲雨。想到自己的任务，我们谢绝了大娘的好意。大娘说她也要去山里，便和我们一路走去。走出密林以后，大娘说：“这里去青岗岭是直路，放心走吧，我该回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大娘是特意为我们带路来的。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深，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高原干革命的决心。
在农村的一年过去了，这一年，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年。我决心把这一年的战斗生活作为自己继续革命的新起点，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情 真 意切
过去只知大粪臭，不知庄稼怎么长，现在认识到五谷甜又香，没有大粪哪有粮?
做产前检查时，没有胎心听筒，要把耳朵贴在孕妇腹部听，又嫌孕妇皮肤脏，就想找块布铺上再听……如果再铺一块布，这布虽薄，它却像一条鸿沟把自己和贫下中农的感情隔开了。
羊水吸在嘴里又苦又涩，但苦在嘴里却甜在心里。
一
原北京医学院的一位副教授，过去一直致力于研究泌尿系统的一些疑难病症。这次他来到陇南山区武都县三河公社地区卫生院安家落户不久，一位腿骨患骨髓炎的贫农老大爷被抬进了卫生院，要求北京来的医生给他做手术。这位副教授虽然是外科医生，但从来没有做过骨科手术，卫生院也没有骨科器械。可是，他看到老大爷迫切要求治病的心情，就和其他医务人员一起，克服医疗设备和技术上的重重困难，给老大爷做了手术。当医务人员把从老大爷的骨髓腔里取出那一块已经发黑的死骨拿给他看时，老大爷含泪诉说了他得病的悲痛经历。他小时候是孤儿，10岁那年给地主放羊摔坏了腿。由于无钱医治，腿一天天腐烂发臭。狠心的地主把他赶了出来。他用两只手在地上爬着讨饭讨了8个月，后来勉强能走路干活了，可是腿伤已经变成了骨髓炎。新中国成立后，老大爷过上了幸福生活，可他的病一直没有得到治疗。这次他听说毛主席派医生来到了山村，无比激动地说：“毛主席心里想着我们山沟里的贫下中农，他老人家的恩情我一生一世报不完。我要让自己的儿孙世世代代听毛主席的话，世世代代跟毛主席干革命!”
这位贫农老大爷对旧社会的愤怒控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深深打动了这位副教授的心。当了大半辈子医生，只有今天，他才明确地把自己的工作和“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紧紧地连在一起。来到山区农村以后，他感到每给社员群众治一次病，都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一次加深理解，都是对自己一次深刻的再教育，使自己逐步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
为了更好地为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服务，他把丢下多年的普通外科知识重新熟悉起来，并向其他医务人员学习内科、儿科，学习中医。过去他想的是自己能搞出个什么“名堂”，现在想的是贫下中农需要什么。他感到能为贫下中农服务，就是自己最高的职责，最大的幸福。
这样一种深深触及灵魂的思想改造，正在越来越多的北京医务工作者的心坎里发生着。
一天，一位被人称作“连脖生”的老贫农到了平凉县安国公社地区卫生院。这位老贫农从小被巫医用香火烧伤，下颏和胸脯长在一起，四十多年一直抬不起头来。北京来的一位年轻外科医生和卫生院其他医务人员一起，给他作了切开和植皮手术。这个老贫农第一次能抬起头的时候，万分激动，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这种情景，使北京来的年轻医生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回想自己过去做手术时一心想练真本事，好成名成家，根本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内心感到十分羞愧。从这以后，他想贫下中农之所想，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和卫生院其他同志一起，在设备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地为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作了50多次手术，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赞扬。
二
北京医务工作者，经过在甘肃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深有体会地说：贫下中农需要我们，我们更需要贫下中农。是贫下中农用毛泽东思想治好了我们思想的“病”，我们才能治好贫下中农身体上的病。
原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位妇产科主治大夫，过去热衷于搞出个人的“科研成果”。她过去也曾经下过几次乡，前后在贫下中农中生活了近两年时间，可是一回到城里，洗一个淋浴，就把对贫下中农的一点感情冲掉了。这次，她来到甘肃农村，决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社员群众的再教育下，彻底改造世界观。
她到平凉县白水公社地区卫生院以后，除担任门诊外，还帮助一个大队的接生站开展了妇幼保健工作。她一面做他们的技术辅导员，一面做他们的学生。一天深夜，接生站的副站长、共产党员段大娘派人通知她，说十几里外的山村里有一位贫农妇女难产，让她出诊。可是，当她赶到产妇家里的时候，段大娘已经给产妇作了很好的处理。她想，段大娘已经六十多岁了，为什么能跑到自己前头?这说明自己对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不如段大娘深。从这以后，她更加注意一点一滴地学习农村接生员无限忠于毛主席，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感情。一次，她为一位患宫外孕的贫农妇女做手术。这个妇女已经流血很多，需要输血。可是，她想到自己身体比较弱，怕献血后头晕，影响工作，就没有献，手术后，她看着病人苍白的脸色，越想越不对头。白求恩同志不止一次在手术台前为受伤的八路军战士献血，献完血又照样坚持做好手术的情景，出现在她眼前。于是，她毅然地给病人献了血。
过去，她为了搞出个人的所谓“科研成果”，对病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现在，她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毅然挽起自己的袖子为患者献血，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变化啊!这样的变化，正发生在从北京来的许多医务人员的身上，这是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的灵魂的伟大胜利!
有一位从小生长在大城市的女护士，过去从来没有下过乡，爬过山。这次她来到成县山区，出门不是爬山就是下沟。一次，她和一位贫农老大娘从三十里以外的山村，护送老大娘的孙女，一个横位难产的临产妇女到公社卫生院去。刚下过雪的羊肠小道又陡又滑，行走非常困难。刹那间，这位女护士心里闪过这样一个错误的念头：“我怎么来到这样一个倒霉的地方啊!”正在这时候，老大娘看她下山困难，不顾她的劝阻，放下自己的孙女来照护她。老大娘怕她滑到沟里，自己总是走在危险的沟边，让她走在里边。走着走着，她摔了一跤，把老大娘撞倒了，没等她扶起老大娘，老大娘却先爬起来扶她。她望着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和在前边独自慢慢行走的临产孕妇，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她还没开口，老大娘却说：“我没啥，你没有摔着就好。你们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我们如果照顾不好，就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啊!”听了这些话，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位山区贫农老大娘在三十里路上给她的教育，使她一生难忘。从此，她每次爬大山，走险路，工作苦累的时候，就想起这位贫农老大娘，想起老大娘对她比对自己亲人还无微不至的爱护，想起老大娘心里只有毛主席，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高尚品质。每当这样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的心和社员群众的心贴得更紧了!
定西县第二人民卫生院巡回医疗队，在春播期间来到边远山区符川公社。他们肩背药箱，深入到生产队和田间地头，为贫下中农防治疾病。一天，医务工作者闫福州刚从生产队巡诊回来，听说勤宝大队第四生产队贫农社员胡德荣的母亲有病，便不顾疲劳，同公社卫生所的同志赶了三十里路去给胡大娘治病。胡大娘患的是皮肤肿瘤，过去曾跑了很多地方求医都没有治好，最近病情恶化，需要进行手术治疗。这时，闫福州想：送到县上去治吧，从这里到县上有一百多里路，交通不便，病人怎能受得住路上的折磨，同时也会增加病人的经济负担。于是，他和卫生所的同志商量，决定在公社卫生所治疗。这样的手术在卫生所还没有做过，可是全所同志都很重视，一起会诊，一起分析病情，一起讨论治疗方案，并成功地用针刺麻醉给病人做了手术。
三
苍郁的关山一带，群峦起伏，林木茂密，在这里，不管是寒风刺骨的严冬，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衣着简单朴素、身背十字药箱的人翻山越岭，走村串户，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他，就是崇信县新窑卫生院从北京来的年轻医生杨纯。
1970年，杨纯从北京医科大学来到这里。刚到农村，杨纯白天爬山串梁，晚上一躺下就感到浑身酸疼。他翻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白求恩、张思德的光辉形象鼓舞着他，社员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激励着他。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杨纯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先后三次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他努力为革命钻研业务，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内科、妇科和儿科，都拿得起放得下，成了公社卫生院里的多面手。在工作中，他对技术刻苦钻研。对病人满腔热情，对工作认真负责。仅3年时间，他就做了140多例妇女绝育手术，没有发生一例技术差错。后庄生产队社员马永清的妻子患宫外孕病，病人送到医院，已经腹腔充血，脸色蜡黄，急需进行手术，没有血源，怎么办?杨纯怀着对阶级姐妹的深厚感情，决定对她进行腹腔血过滤回输的办法，进行手术治疗。在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手术终于成功了。出院那天，她感动地对杨纯说：“是你救了我的命啊!”杨纯说：“是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救了你的命。”
杨纯把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做反修防修，密切联系群众的大事。他经常这样想：自己为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防病治病，就是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杨纯肩不离药箱，手不离劳动工具，走到哪里就劳动到哪里。在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中，杨纯晚上为社员群众防病治病，白天参加农田基建大会战。在工地上，他出大力流大汗，手冻裂了口子流了血，也从不叫一声苦。除了给群众防病治病，1个月的大会战他就参加了28天，受到了公社党委的表扬和社员群众的赞扬。
四
邓国仁，协和医科大学学生。协和医科大学是全国最知名的医科学校，八年制。他上了五年，就被“文革”中断了学业，两年后下放西北牧区。
他父亲是儿科前辈诸福棠之后的北京市儿童医院院长，真正的学术权威。早在1942年他父亲邓金鍌就与诸福棠教授创建了北平的第一个儿童医院。在解放战争的战火中，他们又决定留在北京。1951年他们将私立的儿童医院无偿捐赠给国家，成为著名的北京市儿童医院。这种发自肺腑的爱国心和事业心令人敬佩。尽管他父亲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文革中还是受到了冲击。但他还是抱病整理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液体平衡，水盐代谢。这是儿科中的重要领域。
邓国仁分配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单身一人住在医疗站上，吃饭全部包在藏民家，藏民们对他很好。可他一年365天，每天都是同样的酥油、糌粑和手抓，但他从来没说过一句诉苦的话。他虽是知名教授的儿子，平时却穿了一件藏袍，骑着一匹烈马，到处给老乡看病，还培养大队赤脚医生。他们的合作医疗站年年都被评为先进，站上的赤脚医生也是年年模范。他还主动抽时间给大队学校的学生讲课，总是 那么温和、宽容，深受大家喜爱。一次，邓国仁到县上，赶上别人家吃馒头，他随口说，我多长时间没吃到这样好吃的馒头了。其实牧区的馒头哪能和内地的相比，由于揉了不少碱，颜色都是黄的而且发粘。但对与一个天天吃糌粑的北京人，其味道的确是不一样的。
他把藏民做的酥油点心带回北京，这哪里比得上北京的糖果、点心呢!他的老母亲在想念数千里外的儿子时吃上几口，算是慈母寄托对爱子的思念吧!
他虽然时时惦念遥远的父母，经常回忆自己受到的不公处分，但为藏民服务，与藏民及赤脚医生为友则成为他重新振作，克服困难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柱。
心里有群众的人一定是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