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甘 肃 欢 迎 您

      “六·二六”指示春风吹,

  医疗队员下乡来,

  走村串户送医药,

  党的阳光暖胸怀。

  土药房里制膏丹,

  云岭峭峰把药采,

  地边上办起培训班,

  炕头上搭起手术台。

  合作医疗开新花,

  赤脚医生遍山寨,

  城里医生下乡来,

  千家万户赞口开!

  毛主席教导记胸怀,

  医疗队员志豪迈:

  “开门办院就是好,

  金光道上阔步迈。”

  ——曹印梅

  2011年夏秋之际,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北京市档案馆、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图书馆,一页一页地细细翻查那些落满尘埃的历史档案,走访当年下放甘肃的北京“六•二六”医务工作者,寻觅能够反映他们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各个单位在出发前,都进行了思想练兵,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卫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了……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进一步激发了无产阶级感情,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自觉性。他们还邀请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志,介绍农村新形势和卫生工作的情况。他们在思想练兵的同时,还积极地进行业务练兵,重新温习了有关农村常见疾病的治疗技术,在业务技术、医疗器械和药品等方面也做了一定准备。北京医学院在春节前一星期就通过自愿报名,领导批准的方式,确定了医疗队的人员,并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件,胡传揆院长等还从头学习针灸技术。中医研究院医疗队纷纷向党组织表示态度,写了保证书,决心要深入实际,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及一切病人服务。他们每人都学习了针灸技术,并各自带了一套针灸、拔罐等医疗用具。许多大夫、护士向党组织递交决心书、请战书,并且积极安排好家务,做好准备,一旦被批准就马上背起行装出发。

  在浩繁的史料中,在一页又一页历史档案中,我渐次走进他们,认识他们,体会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我与历史对话,细细体味几十年前,那一大批医务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感受他们为甘肃人民的健康作出的历史贡献。我同时得以梳理出了许许多多能够真实记录、反映那段史实的历史线索和脉络,而那些留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语言,无不充满着激情与豪情,读之令人热血沸腾。那些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那么不可理解的行动或语言,却真真切切的告诉我们,这是那个时代的那样一群人思想感情的真实流淌。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许多在今天看来不可能发生的奇迹,都在真真切切地发生着。

  坚决要去农村

  反修医院贯彻落实“六•二六”指示以来,共产党员谭维溢就立下了去农村安家落户的决心。她唯恐组织上不批准,一连多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到农村安家落户。

  谭维溢报名要求到农村去落户,有的同志议论说:她搞了13年的理疗工作,没有给病人看过病,家里还有刚满周岁的小孩,这些困难她能克服吗?这些困难也曾在谭维溢的头脑里闪过:“不会看病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安排?”带着这个问题,她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和光辉的“老三篇”。

  她越学心里越亮堂。张思德同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愚公移山的坚强意志,深深地教育了她。她想:共产党员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只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红心,在干中学,就能够学会自己所不会的,当好“赤脚医生”。于是,她连续向组织上写申请。她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谭维溢朝气蓬勃地走上了为贫下中农服务的革命征途,她的革命行动受到了同志们的称赞。

  夫妻“一对红”

  年轻医生许世忠和爱人宝玲在落实“六•二六”指示中,一马当先,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起奔赴农村安家落户。

  许世忠和宝玲都在反修医院放射科搞技术工作,缺少临床经验。开始,他俩担心技术不行,不能很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于是,他俩就带着这个活思想,举办了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小许说:“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就能‘完全’、‘彻底’为贫下中农服务,就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宝玲说:“手持小银针,一心为人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俩人提高了信心,再三向党组织表决心,坚持要求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安家落户,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在誓师会上,他俩手捧红宝书,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前,豪情满怀地表示:“六•二六”指示是指南,革命战士意志坚,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在他们即将奔赴农村之前,医院党组织根据许世忠的一贯表现和新党章的规定,批准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宝玲也光荣地被批准为共青团团员。喜讯传来,他们心潮澎湃,无比激动,共同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大道上,认真改造自己,永远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朝气焕发的老专家

  在反修医院首批奔赴农村安家落户的医务人员中,有一个焕发了革命朝气的干部,他就是医院前副院长、共产党员张炜逊。

  张炜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那年冬天,他去农村巡回医疗时,取暖不会烧炕,做饭不会烧水,即使看病,用大医院那一套,还不如“赤脚医生”用银针、草药等土洋结合的办法给病人治病效果好。这使他受到深刻的教育,决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

  在落实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激动人心的日子里,他深深体会到:要使自己的立足点完全转移到工农兵方面来,一定要狠下工夫,痛下决心,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刻苦磨炼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张炜逊满怀革命豪情踏上了与贫下中农结合的“六•二六”光辉大道!

  广大医务人员逐步认识到:是不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疗卫生工作是为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是长期以来卫生战线上两条战线斗争的焦点,每个革命的卫生工作者,都必须首先解决“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使自己的立场、志度、思想、感情来一个彻底的改变,把立足点真正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从而,提高了广大医务人员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自觉性,积极行动起来,从各方面为落实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而奋斗。

  革命的医务工作者

  为了减轻农民兄弟的痛苦,很多医务人员宁肯自己受痛苦,不让病人担风险,每使用一种新药先在自己身上试验,开展新针灸法先在自己身上试扎。他们互相鼓励说:“扎吧!伤,伤我一个;残,残我一人。毛主席的卫生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要能治好阶级兄弟的病,就是把我扎残了,也心甘情愿!”他们说:“不怕千针刺骨痛,锤炼红心为人民。”

  为了抢救农民兄弟,他们用自己的嘴为病人吸粪便,吸痰,吸脓血,吸羊水;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为病人献血,献骨,献皮。他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医疗实践,“宁愿自己受尽千遍罪,不让病人受丝毫苦”。他们敢于向“不治之症”宣战,向聋哑“禁区”进军,攀登了一个又一个科学技术高峰。用小小的银针,使盲人喜见红太阳,使聋哑人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毛主席万岁!”唱出了最响亮的《东方红》,使瘫痪人走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

  已经是深夜十二点多钟了。在靖远矿区总医院的急诊室里,大夫站在一位才送来的重病人身旁,考虑着急救措施。忽然,一个拾掇得整整齐齐的急救包递到大夫面前——里面装着急救用的药品。送药的人是药房的王凡。

  提起王凡来,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呢!那还是1970年的春天,王凡原来工作的北京月坛医院决定抽人支援三线建设,去靖远矿区。当时,有的同志考虑到王凡有病,矿区又是新建单位,条件比较艰苦,劝她留下来。可是王凡想:自己出生在工人家庭,是党和毛主席把自己培养成医务工作者,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工农兵服务。党的号召鼓舞着她,矿区的建设事业召唤着她,她毅然离开了祖国的首都,离开了从小生长的城市,和北京医院、月坛医院的80余名医护骨干一起来到了沸腾的矿区。

  矿区的建设事业深深地吸引着王凡,她一心一意为煤矿工人服务,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她的旧病复发了,矿上坚持要送她回北京。她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上了火车,离开了矿区。可是,到了兰州,她找到有关部门,再三要求回到矿区去,她说:“我虽然有病,但这并不能妨碍为工农兵服务。”领导同志答应了她的要求,王丹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又来到了矿区,又来到煤矿工人身边……

  同吃同住同劳动

  “干革命,就得吃苦。肯不肯吃苦,怕不怕吃苦,正是考验我们革命不革命的试金石。”

  下面的几段文字,就是北京下放甘肃医务工作者们的铮铮誓言——

  我们的队员很多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特别是年纪较大的专家都是第一次到农村。从城市到农村,特别是住在农民家里,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我住的老乡家,一共有两间房子,里间是他们一家人住,我住在外间,那是厨房。我和一位年轻的同志合住一床。三餐烧饭的时候满屋黑烟,晚上睡觉的时候,关在屋里的小猪小狗不时在叫。床是硬板床,虽然铺有麦草,但毕竟和家里的弹簧垫不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说一来就习惯么?虽然没有动摇我和农民同住的决心,但多少有点心情不那么舒畅,觉得这里不卫生。当这种思想有所露头的时候,我想起了毛主席说过农民同知识分子谁干净谁不干净的问题。他在没有参加革命之前,认为知识分子最干净,工人农民比较脏;参加革命后,同工人农民在一起,阶级感情有了变化,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工人农民最干净了。想起毛主席的话,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种心情不舒畅是阶级感情还没有起变化,是还没有革命化的问题。当我决心要铲除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时候,我心情舒畅地度过了住的这一关。

  在农村,吃是不成问题的,但成为问题的还是脏不脏的问题。卫生工作者都知道许多病是从口入的,苍蝇叮了的饭菜吃不吃呢?从理论上来说,我不仅不应吃苍蝇叮过的饭,还应该做卫生宣传,让农民也不吃。然而目前在农村苍蝇还存在,农民家里还没有纱窗纱门,又怎能完全避免苍蝇与食物接触呢?农民天天这么吃,不是绝大多数都长得很健壮么?而且要完全消灭农村苍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既然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农民能吃我也就能吃,这样一想,我和农民们坐在一桌,边谈边吃,吃得很香。

  和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虽然会使我感到腰酸背痛,但给我精神上带来莫大的愉快。当我脱掉鞋袜下水田插秧的时候,我觉得我是脱掉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当我用锄头挖土修堤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仅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流微小的一滴汗,也是一锄一锄地挖掉我思想上的资产阶级根子。

  我初到乡下,第一个印象就是农村落后,老乡“太脏”了,简直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放行李。心想,虱子爬到自己身上可怎么办?不要说吃粗粮不习惯,就连农民的碗筷都觉得不干净,不愿使用。和农民连话也谈不到一块。他们讲的,我不愿听;我讲的,他们听不懂。因此,我常借口晚上开会,宁肯多走一二十里路住在冰冷的办公室里,也不愿睡在农民的热炕头上。在装束上,我穿的是皮夹克,盖的是长毛绒毯子和雪白的丝棉被。老乡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特殊人物”。

  在同农民经常接触和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渐渐地动摇和批判了我的清高自大、轻视劳动的恶习。随着我思想感情的变化,逐渐和农民有共同语言了,对农村生活也习惯了。慢慢地,农民能吃的,我也能吃了;农民能铺、能盖的,我也爱用,也能和农民的孩子挤在一个炕上睡觉。我把和农民住一起积肥、挑水、打柴看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在和农民一起劳动中,学习了许多东西,丰富了我们在农村防病的知识。每当天旱或连天阴雨时,我都非常着急,怕影响收成。当我们参加秋收之后,看到生产队大车一辆辆送公粮时,就觉得好像是我自己在向国家交公粮那样的高兴。同农民聊天时,再也没有说不到一块的感觉了。我的兴趣和爱好也变了,我不但可以和农民在一起扭秧歌,还可以在欢迎晚会上唱支民间小调。这时,农民再不把我当做“特殊人物”来看待了。

  元宵节的晚上,孕妇李淑珍患了急型重症克山病。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抢救,病情刚稳定,我给她接尿时发现尿里有血,知道她要分娩了。这时我慌了,我们都不会接生,同时根据过去的经验,急型克山病在分娩过程中危险性很大。当时一位大夫问我:“于老师,抢救大人还是抢救孩子?”我故作镇静地讲:“大人要抢救,孩子也不放弃!”实际上我心里很没底。我们把附近会接生的人请来帮忙。经过大家的努力,李淑珍这个只有一个女孩的四十五岁妇女,现在又生了一个男孩,大家都非常高兴。北方农村下半夜是很冷的,我看母亲被子很单薄,想把自己的皮大衣脱下给她盖上,可是一看到处都是血,稍微犹豫一下,紧接着就把大衣给她盖上。这时我觉得暖和的不是李淑珍,而是我自己;抢救过来的不只是李淑珍母子俩,还有我那几乎失掉了的对急型重症抢救的信心。

  农村生活的实践,使我同农民建立了同命运、共呼吸的深厚感情。贫农高振东的儿子小牛子得了克山病,经抢救一个月无效而死。我情不自禁地和高家夫妇一起流下了眼泪,高家的不幸,就是我的不幸。我痛心自己在这个病的面前这样无能为力。紧跟着高振东由于精神刺激发生了癔病,我又流着泪,紧握着他的手抢救他。贫农王善珍,患了急型重症克山病,经36小时的紧张抢救转危为安。当我摸到她的脉搏整齐而有力地跳动时,我感到好像自己的心在跳动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些与死亡搏斗的场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更加坚定和增强了我消灭克山病的决心和信心。

  我出生在上海,读书在北京,这次下放到农村,和饲养员屈大爷睡在一起。开始,我嫌牛粪臭,怕土炕脏,屈大爷夜里给牲口添草拌料,我也烦躁得直翻身。我和屈大爷睡的是一铺炕,想的却不一样。屈大爷看出了我的心思,耐心地开导我:“穷富两家人,各进各的门。贫下中农有几个怕脏怕苦的?暖房里育不出顶风苗,农村这风口浪头才炼人呀!”他和我一起学习“老三篇”,一起斗私批修。特别是屈大爷爱牛胜过爱自己,一年到头不肯睡个囫囵觉的高贵品质,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我从屈大爷身上,看到了自己和贫下中农在立场、感情等方面的差距,决心通过劳动,缩短这个差距。从此以后,我白天积极为贫下中农看病,还帮助屈大爷铡草、垫牛栏、料理牲口,夜里也起来给牲口添草加料。屈大爷高兴地说,看看王永怡,咋看咋像生产队新来的饲养员。真正是:“牛粪臭没有什么,思想臭就不得了。只有请贫下中农治好自己思想上的病,才能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治好身上的病。贫下中农的好思想我永远也学不完!”

  我们医疗队刚来农村出诊时,有的同志怕看深沟,有的怕走夜路。参加劳动以后,都变了,有的顶风冒雪跟着羊群爬陡坡、跳河沟,成了女羊倌;有的挥鞭赶牛犁地,成了女犁手;有的挑起粪担,气不喘,腿不软,能跑几十里山路,……这些长期在城市里的医生、护士,变得衣服上沾满了泥巴,鞋里灌满了田土,头上落满了飞沙,被贫下中农称为“我们的新社员”。很快,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刚来时大不一样了。“前进路上纵有千难万险,我们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把医药送到贫下中农炕头。平时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打起仗来就能像白求恩那样不怕死,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医疗队的挂号员马思志,刚到农村一走山路就摔跤,对出诊很“头疼”。一位贫农女社员送给她一双草鞋,说:“你穿上它,好好劳动,好好锻炼,好好为咱贫下中农服务。”小马含着热泪接过这珍贵的礼物,开始了刻苦的锻炼。革命重担争着挑,越是艰险越向前。她劳动不缺勤,出诊抢着去,成了“铁脚板”,穿着草鞋经常走几十里山路为贫下中农看病。有一次,她给一位贫农社员接生后,还主动把产妇的脏衣服拿到河里洗得干干净净。有时她走山路虽然还要摔跤,可是她再也不怕了,还风趣地说:“越摔越坚强,在山路上摔硬帮了,才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走扎实。我要为贫下中农背一辈子药箱。”

  经过锻炼,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了贫下中农自己的“赤脚医生”。贫下中农需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就地采药,就地治病,大力开展针灸、火罐疗法,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我们天天送药走百里,夜夜出诊翻大山,能送上门就决不让病人找上门。医生徐卓镖,一次走了150里路到县医院参加会诊。可是,会诊的医生没有到齐,他惦记着生产队一位病人,第二天便返回去给病人做治疗,第三天又步行150里,准时参加了会诊。除夕之夜,鹅毛大雪满天飞。就在这时,一位贫农社员得了急病,全家都急坏了,雪这么大,又是大年夜,到哪里找医生?正当他们坐卧不安的时候,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除夕巡诊的医疗队赶来了。那位贫农社员望着满身冻雪满脸热汗的北京医生,热泪满腮,激动得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医疗队给这位社员治了病,就离开了房东大娘的热炕头,冒着严寒飞雪一直巡诊到天亮……他们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动人事迹,像春雨滋润的烂漫的山花,开遍了附近的大小村庄。

  青年知识分子在前进,旧知识分子也在变。有一个留过洋的老教授也乐呵呵地和贫农老大爷睡在一个炕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治疗中,他走几十里送医送药上门,让“赤脚医生”在他身上学注射,练针灸。在斗私批修会上,他把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亮出来,叫贫下中农给他“动手术”。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地说:“以前,我总以为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高明;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使我懂得了工人农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就是这样,许多医疗队的同志们在农村、牧区胜利地度过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关。

  感情的变化

  我们大多数人生长在城市,有不少人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长期受着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上深深地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什么是为人民服务。10多年来,我们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做了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有的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之中绝大多数缺乏阶级斗争经验,过去很少到群众中去,缺乏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因而不能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次有机会参加农村医疗工作,不仅使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上发挥了力量,也使我们在改造主观世界上打下了基础。我们珍视这个机会,还要争取更多的机会到工农群众中去,使我们在知识分子革命化和劳动化道路上向前迈进。

  劳动人民中许许多多感人的事实,教育了我,打破了我的陈腐观念。

  那年冬天,一家姓池的父子俩同时得了急型克山病,病情很重,病人家里没有人,全由左右邻居照看。我担心父子俩任何一个死亡,都会影响另一个。正在焦急的时候,一位姓张的邻居,主动提出:“把孩子背走!”我吃惊地说:“他会死掉的!”他说:“这没关系,谁家还没有个红白喜事,救人要紧!”把孩子背走后,邻居们主动分为两伙,一伙照顾父亲,一伙照顾儿子。他们对病人照顾得那样热情,很难看出不是在护理自己的亲人。父子俩到底没有被抢救过来,邻居们就像自己家里发生了不幸那样悲痛地埋葬了他们。劳动人民这种一家有事众人相助的无私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

  也是在这前后,我们去抢救一位名叫张金的贫农社员的妻子。当我们赶到时,病人已死去一小时了,我们都陷入悲痛中。张金却忍痛对我们说:“你们来,我就感激了!大夫,把尸体拿去解剖吧!早些把克山病研究清楚,免得大伙遭殃!”农民的这些不平常行动教育了我。我问自己:“你能做到吗?”我肯定地回答:有困难。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存在着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我暗暗地对自己的种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并决心在防治克山病工作中献出自己的力量。

  医疗队还组织了“巡回手术组”,这是一支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轻骑兵。为了把手术送到贫下中农的炕头,我们经常挎着药包爬高山,跨深沟,穿荆棘,过森林,每到一个村庄,首先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挨门逐户地把毛主席对广大贫下中农的深切关怀送到贫下中农心坎里。我们硬是把一些被判为“死刑”的病人治好了;过去在大医院才能做的手术,现在我们在贫下中农的炕头做成了。有时给贫下中农的孩子做手术,我们让大人照样去劳动。等大人收工回来,手术做完了,同志们把柴给劈了,水缸挑满了,连饭也给煮熟了。一次,一个刚生下的婴儿停止了呼吸。我们的医生马上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终于抢救过来了。这时站在一旁的老大娘却在一个劲地哭。大娘为啥哭?她想起了往事。她说:“资产阶级‘老爷医生’只知道吃我们种的大米白面,一看到我们这些两手大茧的泥腿子,就黑心地把我们挡在医院门外。只有毛主席派来的北京医疗队,才把我们放在心上。”这时,看病的炕头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我们和贫下中农集中火力又一次对修正义医疗卫生路线进行了一场进攻战。

  过去,我们大多数医务人员对农村阶级斗争没有亲身感受,对于地主、富农剥削压迫农民的残酷情况缺乏了解。通过参加农村的实际斗争,听到了贫下中农的血泪控诉,加深了对剥削阶级的仇恨。在日常生活里也能看出贫下中农拥护党,热爱毛主席。在一次打预防针的时候,有的人不愿意注射,一位贫农老大爷把袖子一挽,说:“先给我打一针,党的号召,准是好事。没有错!”那种无条件拥护党的号召,使人感动。医疗队下乡后,深入农村,广泛地接触了贫下中农,在同贫下中农一道参加各项斗争和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与农民建立了感情,初步树立了为农民服务的思想。不少人检查了过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不明确,批判了过去在医疗、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生产的资产阶级观点。说:“过去培养学生,只考虑‘拔尖’,留在城市深造,心目中没有农村,没有农民。这次接触了农村实际,对农民产生了一定的感情,又通过培养不脱产卫生员,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感到医学教育必须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实践使我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只有彻底背叛剥削阶级,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坚持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学好毛主席著作,也只有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能更好地理解劳动人民,才能够进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

  通过同农民相结合的过程,我从思想感情上热爱农民,农民和我也就更加亲密了。老一点的农民常管我叫老兄弟,年纪小的叫我大叔,干部干脆叫我老于,不少农民亲切地称我为“农民的教授”、“我们的教授”。

  好不容易啊!“我们”,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这是在党的教育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经过多少年的磨炼和痛苦的反复的改造之后,才取得的啊!我总算“挤”进农民队伍里来了。我把它看做是人民对我最大的信任,并以此作为进一步改造自己、做好工作、克服困难的动力。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的幸福莫过于得到群众的信任。

  我开始认识到,坚持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正确方向,反对只为少数人服务的错误方向,这对广大医务人员来说,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从为城市少数人服务的“高级大夫”,到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从坐在高楼大院等病人,到身背药箱走上门;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到放下架子当普通劳动者,这里包含着思想、作风、工作以及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剧烈变化,触及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灵魂。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在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感情起了巨大变化。

  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家史,就是一部被剥削、被压迫的血泪史。他们一谈到旧社会就是无限的仇恨,一讲到新社会就感到由衷的热爱。贫下中农的忆苦思甜,深刻地教育了我。在农村的生活实践使我认识到:不了解剥削和压迫,就不能了解贫下中农,也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

  当我对农民熟悉了一些之后,我开始知道过去对旧社会、对剥削阶级所以仇恨不起来,就是因为我还没有背叛它的缘故。我开始对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和自己的思想意识进行了初步的批判。我联想到自己过去一心想搞所谓的“尖端”,方向越走越偏,离劳动人民越来越远,感到很对不起贫下中农,对不起毛主席。深夜里,我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我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过去,我也学过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但只有今天,我才对毛主席这一教导真正有所理解。我当了大半辈子医生,只有今天,我才明确地把自己的工作和“为人民服务”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紧紧地连在一起。来到农村以后,我感到每给贫下中农治一次病,都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一次加深理解,都是对自己一次深刻的再教育,使自己逐渐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