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岁 月 记 忆

      穿林跨涧到山村,

  革命何惧万里征。

  毛泽东思想放光辉,

  把我心里全照明。

  春风送我下农村,

  甘当群众小学生。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广阔天地炼红心。

  ——摘自北京医务工作者笔记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我们必须以不断革命和彻底革命的精神,围绕着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医疗卫生部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的重要的上层建筑部门,……从医疗思想、体制一直到医疗作风,长期以来都是适应少数人利益的。无产阶级必须全面地彻底地牢固地占领医疗卫生阵地,把它改造过来,让它真正为绝大多数人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们批判了“医生特殊论”,又出现了“医生倒霉论”;我们批判了“技术第一”,又出现了“技术无用”论。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一些人不感到倒霉,下乡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他们反倒感到“倒霉”了。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一些人大搞“技术第一”,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了,他们反倒觉得“技术没用”了。这些问题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不是下放一批医务人员到农村去就能全部解决的,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在思想上来一场深刻的革命……

  在一些农村里,医疗队直接归生产队领导。他们请贫下中农担任医疗队第一队长或指导员;每个队员都请贫下中农当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辅导员。贫下中农给医疗队上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课。进村不久的一天晚上,这些刚从城里来的“新社员”,围着贫农黄大爷,听他控诉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坑害贫下中农的滔天罪行。黄大爷以他自己有病得不到治疗的事实历数了旧社会的罪恶后,意味深长地对医疗队的同志们说:“我们虽然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革命政权,可是还要继续革命,这是因为阶级斗争还存在,阶级敌人还存在,他们天天都在作复辟的梦!”黄大爷简短的几句话,提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革命没有完,革命还要继续。这天晚上,医疗队窑洞里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大家在愤怒批判地主的复辟梦,他们说:“农村有多少像黄大爷这样的贫下中农,他们的病历,就是一部两条医疗卫生路线斗争史的缩影。我们不懂得这个历史,不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继续革命,就不懂得为贫下中农治病,就不能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

  卫生战线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同全国亿万军民一起,奋起造……的反,砸烂了“城市老爷卫生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开进了卫生部门这块长期被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地方,遵照毛主席“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的教导,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医务人员的头脑,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引导广大医务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深入持久地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进驻医疗卫生系统各单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还请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作新旧社会的对比,对知识分子进行生动的阶级教育,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医务人员斗私批修,改变资产阶级医疗思想和医疗作风。

  类似这种“斗争”哲学的文章和鼓噪,充斥着报刊、电台,可谓当时政治形势的真实写照。

  灵魂与肉体的洗涤

  1965年,全国卫生系统开展“批判老爷卫生部”运动,北京尤为激烈,专家都被批成“反动学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批成“白专道路”……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北京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们奔赴甘肃农村“生根开花”安家落户和开展巡回医疗工作前后,时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时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学院是被军管的,军代表动员大家去大西北安家。知识分子们经历了20年的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又处于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听党的话是他们一贯的行为准则。其实,当时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想到农村的确需要医生,还是主动报了名。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政治、历史背景下,有着复杂家庭背景,“多少都有点拖泥带水”的医务人员,作为知识分子,作为一名“下放”人员和“运动员”,也置身运动之中,在作出巨大牺牲、付出巨大劳动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经历着从灵魂到肉体的洗涤。

  此次支援甘肃被当做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既是执行毛主席“六•二六”指示,又是执行“中央一号令”,不去不仅面临失去工作,更重要的是被认为政治态度有问题。

  有的单位对没报名的人天天去家门口敲锣打鼓宣传“最高指示”,闹得四邻不安,最后还是下去了。医院将每个人,包括小孩的粮户关系全部转到下放所在地,这样就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有人不去,在北京就没有了粮户关系和工作,就会成为一个无粮食供应、无户口关系、无工作的无业游民了,一旦因政治问题而失业就意味着无业可就,再加上当时的舆论宣传和严格的政治要求,绝大多数人还是满怀信心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有资料记载,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是北京天坛医院的一部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北京天坛医院曾是日本人的细菌研究所,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又是国民党后方联勤医院,1949年解放后我们才接收过来,人们称它“三朝医院”。

  “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实到134人。其中:党员30人,团员9人,占总人数的27.4%;男65人,占总人数的45.7%;女77人,占总人数的54.3%。汉族138人,回族1人,满族3人;高级知识分子18人,普通知识分子79人,占总人数的68.3%;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反动官僚、法官、伪职员等52人,占总人数的36.5%;出身工人、贫农、下中农、中农、自由职业的90人,占总人数的63.5%;本人成分旧职员13人,占总人数的9.2%;出身于学生的90人,占总人数的63.5%;出身于工人、农民、店员的39人,占总人数的27.3%;本人有重大政治问题(国民党、三青团、一贯道、青帮、红帮、防奸小组、励志社、大刀会、统建会等)的33人,占总人数的23.3%;社会关系有重大政治问题的61人,占总人数的42.9%;有海外关系的(美国、英国、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加拿大、台湾、香港等)31人,占总人数的21. 8%。只有26人本人及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系没有问题,其余116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占总人数的81.6%。”

  在对待知识分子的看法上,有的院领导张口闭口“臭知识分子”,把过去当过领导、犯过错误的统统划为“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只要历史上有些问题,一概称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政治上不能依靠,业务上不能使用;技术干部担任连长、排长,也说“走了专家治院的道路”。说“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是个大染缸,什么颜色都有,一定要使自己染成红的,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接好革命班,做好革命人,千万不要忘了本而被染成了别的颜色。”

  “批斗会主要是针对北京天坛医院部分人员的政治问题展开,有时一个批斗会要进行到深夜,记得曾经把一个叫马振山的师傅都给“斗跑了”。他失踪了,医院领导派人找了好几天,最后他自己想通才回来了。还有王秀梅老师被斗得快要发疯了。任育民、高万福老师等都被多次批斗,当洗衣工迟迟不能“解放”。

  他们中有的人是带着一种怨愤和不平被排挤而来的,有的是被打上“接受教育”的标签而来的,他们到庆阳后,不但生活条件艰苦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而且每天还要接受无谓的批判教育,还要参加漫长而残酷的批斗会,有的甚至苦到以变卖自己的婚嫁品为生,有的甚至穷到在亲人从万里之遥来看望他时都端不出来一碗像样的饭菜,有的甚至一家数口住在四面透风的破庙里……

  这批人中许多专家教授在北京天坛医院的政治运动中就受到了“左”的路线的冲击,大多都戴着各类种各样的“帽子”, 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剥夺了处方权。他们在政治上受到严重创伤,到庆阳后,都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做事很谨慎,遇事很少表态,也很少说话,一切都听从组织的安排,

  只是抱着接受教育的态度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组织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但他们内心蕴藏着为庆阳老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无私奉献的强烈愿望。

  (我们被分配在遥远而陌生的西北。需要添置棉被,却没有足够的“布票”。上级给每人发了6个装化肥的化纤布口袋,传说还是周总理批的。我们把化纤口袋拆开、洗净,缝成被里,在什么都要票证的年代这可真算是雪中送炭了。另外每人还发了一个木条箱,装锅碗瓢盆等家什。我们学着把草绳用水浸湿,然后把行李捆绑好,一辆解放牌卡车就把两家人的全部财产送到了火车站。

  离开北京时,我们除了简单的衣服被褥,家里只有结婚时排队买到的一个小书架、一个三合板小五斗柜和一台上海美多牌六灯管交流收音机,出发前又买了两把凳子,把最值钱的收音机用棉被包好装在箱子里,没想到,到了牧区因为没电,或是电压不够,根本不能使用。1970年1月10日,一个“三九”天的夜晚,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和协和医院、阜外医院、肿瘤医院下放青海和甘肃的干部和家属,一行四五百人,在军代表的带领下,坐上晚上十点的火车奔向大西北。送行的同事有的抑制不住眼泪,不停地向我们挥手。他们和我们一样,想象着那里的寒冷、风沙和未卜的命运。因为是“安家落户”,北京的窝不允许保留,所有人的户口必须迁出,即便是70多岁的老父母,身怀六甲的孕妇都无例外一起出征西北。

  火车只有少数的卧铺。开车后一些人在过道和座位下的地板上铺上塑料布,安顿他们的孩子睡觉。最可怜的是老人,只能艰难的挺在硬座上。第二天多数人小腿出现了浮肿。有的人不时数着自己的脉搏,观察是否出现高原反应。

  汽车进入山沟已是黄昏,出乎意料,我们听到了锣鼓声,逐渐地见到了有不少藏民在夹道欢迎我们。由于当时对我们所处地位的迷茫,使我们不知如何回应这种欢迎——是“光荣的六·二六战士”昂首阔步向群众招手致意,感谢他们的欢迎?还是“被流放”需要改造的臭老九,低头表明接受改造?结果老乡们看到的只是迈着疲惫步伐,脸色苍白且神色凝重的我们。)

  “我们抱着虔诚改造自己、服务于农牧民的思想,带着与城市生活毅然诀别的心情,等待分配、出发。”“我在做了病毒研究工作12年之后又 ‘被’当上了医生,这似乎是圆了我当医生的梦,又像是和我开了个玩笑,可想捡回丢掉的专业,真的是太难了……”

  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医院到身背药箱走上门,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从北京到大西北农村安家落户的医务工作者,自觉地向老区人民学习,经常请当地的老红军、老党员、老贫农讲家史、村史、革命斗争史。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深厚的阶级感情,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农村阶级斗争的大课堂里,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增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深深感到,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只要你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和广大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就会有做不完的工作,受不完的教育,吸取不尽的营养,就能在这个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赤脚医生进医院

  资料显示:1968年9月,和政县革命委员会为了让贫下中农真正掌握医疗卫生大权,在派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县人民医院时,从农村社、队选派了七名“赤脚医生”参加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随同进驻,有力地推动了医院斗、批、改,迅速改变了医院的面貌。

  驻院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贫下中农社员和医院革命职工说,“赤脚医生”参加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医院的好处很多:

  (一)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医院的局面,由贫下中农直接掌握了医疗卫生大权。

  过去这个医院的领导权,长期被篡夺,医院原来的26名职工中,工农出身的很少,大部分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缺乏贫下中农感情,不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对上门看病的贫下中农,不是不负责任的治疗,就是以种种借口拒之门外。“赤脚医生”进驻医院后,他们和医生一样看病,并参加医院的领导工作,和医院革命职工一起搞斗、批、改,把医疗卫生大权掌握在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使医院迅速端正了服务方向。

  (二)把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带进了医院,狠抓根本,有力地推动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

  这批“赤脚医生”都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毛主席最热爱,对毛泽东思想最崇拜,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忠诚。他们一进医院,就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坚持天天读,组织斗私批修讲用会。医院职工在他们的带动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活学活用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和有关医疗卫生的教导,大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抓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掀起了医院斗、批、改高潮。

  (三)把“完全”、“彻底”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带进了医院。

  这些来自农村的“赤脚医生”,和贫下中农感情最深厚,对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最了解,对……最仇恨。他们一进医院就以张思德、白求恩和老愚公三个光辉形象,“完全”、“彻底”两把尺子,两个“极端”这面镜子来严格要求自己,处处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大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做到贫下中农来院看病,随到随诊,问寒问暖,热情接待,出外看病,不管山区川区,路程远近,不管白天黑夜,天气好坏,不管节日假日,上班下班,随叫随到,并取消了出诊费和针灸费。据统计,“赤脚医生”进院前的6月至9月份4个月,医生出诊仅有120次,进驻后的10月至1969年元月份4个月,就出诊1033次,其中“赤脚医生”出诊700多次。过去,医院很少对病患者使用针灸治疗,“赤脚医生”进驻医院后,带头使用针灸治疗和针灸结合药物治疗,使贫下中农不花钱或少花钱就看好了病。这样的事4个月来就有213例,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他们说:“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赤脚医生’,时时处处替咱贫下中农着想!”

  (四)破除了旧医院分科过细,等级分明的旧制度。

  过去“西医不问中医事,大夫不做护士活”,“抓脉不抓药,抓药不抓脉”,“医生动嘴,护士跑腿”。“赤脚医生”进驻医院后,便组织医院革命职工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用毛泽东思想对旧制度进行了批判。同时,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医院职工树立榜样。他们既当西医,又当中医,对症下药,适宜吃西药就开西药,适宜吃中药就开中药;既是医生,又是护士,看病、抓药和护理病人,样样工作都干。这样,很快破除了医护分家、中西医不合作的旧制度,促进了医务人员的思想革命化,调动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同时也简化了就诊手续,大大方便了贫下中农。

  (五)有利于“赤脚医生”和医院革命职工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进驻医院的“赤脚医生”都是贫下中农中的优秀分子,他们给医院带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带进了对贫下中农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带进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这些都为医院职工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使医院革命职工随时都可受到深刻的实际的教育。医院革命职工把向“赤脚医生”学习,看成是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好机会。“赤脚医生”为了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干就是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的教导,把门诊室、急诊房、手术床当成学习医疗技术的好场合,紧密结合看病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虚心地向革命医务人员学习,请他们介绍病情和治疗方法,医疗技术迅速得到了提高。

  资料说,实践证明,“赤脚医生”进驻医院是改变医院面貌、由贫下中农直接掌握医疗卫生大权的一项措施。为此,驻院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医院斗、批、改作出两项决定:一、医院内经常保持五名“赤脚医生”进驻,并推选二名参加医院革命领导小组,参与医院领导工作。为了保持“赤脚医生”的本色,实行半年一轮换。二、原来医院的医务人员分成三班,一班留院坚持工作,一班到农村基层巡回医疗,一班到“五·七”干校或社队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三班人员实行轮换制。

  历史的那一页

  北京迁来陇东地区某医院“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前进”。“党支部认真做好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医务人员。资料说,这个医院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全体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树立起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人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全院出现了一个团结战斗的局面。在这方面,他们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经常向医务人员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提高医务人员执行和捍卫毛主席卫生路线的自觉性。

  医院党支部根据知识分子世界观没有很好地得到改造的特点,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纲,向他们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这些医务人员刚下来不久,有的阶级敌人就利用他们当中一些人留恋城市、怕过艰苦生活的思想,生活上的一些暂时困难,跳出来兴风作浪造谣惑众,制造混乱,散布“下放就是流放”。妄图煽动一些人回北京。党支部及时识破了阶级敌人的阴谋,认识到,城市医务人员下到农村是一场深刻革命,必然有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不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不击退阶级敌人的进攻,就在农村扎不下根。(从而)坚定了走“六•二六”指示道路的坚强决心,并不断加深对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示的深远意义的认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充分发动群众,揪出了一小撮阶级敌人,驻院军宣队和广大医务人员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的战斗。因此,组织全院职工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发动群众,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通过对敌斗争,广大医务人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全院进一步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大家群情振奋,壮志满怀,决心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大道上,坚定不移向前进。使大家受到了很大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热潮。接着,党支部又针对一些人坐等病人上门的医疗作风,组织大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使大家认识到,要做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走样,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走出医院门,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

  (二)派下去,让医务人员直接接触贫下中农,接受再教育,培养他们对毛主席卫生路线和对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党支部不断派出医疗队,到农村进行巡回医疗。许多医务人员下乡后,亲自听到了广大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有病无钱治,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控诉;又亲眼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所起的变化,加深了对毛主席卫生路线的理解,增强了对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感情,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一次,医疗队巡回医疗时,遇到一个患阑尾炎并已发化脓性腹膜炎的病人。当时,医疗队只有一名骨科大夫。其余都不懂外科,治还是不治,两种思想斗争很激烈。当他们想到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精神,想到自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白衣战士,克服了怕担风险的私心杂念,群策群力,成功地为这个病人做了手术。又一次,搞群防群治的两位同志完成任务后正往家里走,路上听说八里外有个重病人想请他们去治疗。这时,天已快黑,他俩又累又饿,想明天再去看。可是,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相容的,随即向病人家里赶去。这个病人由于胆道感染引起严重脱水,生命十分危急。他们采取紧急措施,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办法进行抢救,使这个病人很快痊愈,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三)一分为二地看待知识分子,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因素。

  这个医院党支部在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时,既看到知识分子需要改造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愿意进步的一面;既看到知识分子长期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旧的一面,又看到大多数人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愿意改造的一面;既看到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一面,又看到这些人中绝大多数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在党的教育下,决心跟党走的一面;既看到他们的动摇性、革命的不彻底性的一面,又看到他们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愿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面。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党支部不断用毛泽东思想团结、教育、改造他们,鼓励他们前进。有个年轻医生来了不几天,就借故回了北京,后来又主动回来了。怎样对待这件事呢?有人提出放到大会上批判。党支部认真分析了这个人的情况,认为她的错误是思想问题,能主动回来表明她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便找她个别谈心,启发她自觉斗私批修,在党支部和群众的帮助下,这个同志进步很快。

  与此同时,医院党支部还针对知识分子的不同特点,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对曾担任过某些领导职务,执行过错误路线,对所犯错误认识不够的同志,党支部组织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划清两条路线的界限,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从而重振革命精神,在开展群防群治、下乡巡回医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历史上有较严重问题的人,党支部鼓励他们放下包袱,对他们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分析,耐心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使其积极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志,党支部成员同他们一起学习党的有关政策,指出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革命的道路完全由自己选择,只要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努力改造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为人民作出贡献。同时,在工作上充分信任他们,表现好的还让他们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对于各方面条件较好的同志,党支部则教育人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斗私批修,克服“自来红”思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一、二、三”制度

  1975年初,中共灵台县委为了进一步搞好卫生战线的斗、批、改,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组织县、社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在联系卫生战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狠批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和资产阶级医疗作风的基础上,总结推广群众经验,实行劳动、工作“一、二、三”制度。即:县、社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每人每年轮流到生产队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1个月,到大队合作医疗站与赤脚医生轮换工作两个月,到农村巡回医疗3个月。

  实行“一、二、三”制度刚一提出,就受到广大医务人员的拥护。大家决心通过自己的实践使这项制度不断发展,逐步完善。但也有人有顾虑,怕长期实行这一制度,会影响医院工作,有的人对走出医院,到农村同贫下中农实行“五同”,思想不大乐意。县委及各公社党委就又一次引导医务人员,反复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及光辉的“六•二六”指示,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武器,深刻理解卫生工作面向农村,医务人员深入基层的重大意义。大家认识到:实行“一、二、三”制度是贯彻落实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有效措施。它对于促进医务人员思想革命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推动卫生革命,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全县17个县、社医疗单位中,已有87名医务人员下到农村,占县、社医务人员总数的39.5%。这87名医务人员中,有16名背上行李和出诊包,到生产队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18名下到18个大队合作医疗站,与那里的赤脚医生开始2个月的轮换工作;有53名组成22个医疗队,到农村巡回医疗。劳动或轮换工作结束时,由贫下中农进行评论作出鉴定,本人写出下队的收获和体会。

  据说,这一制度的好处,首先是促进了医院革命化和医务人员的世界观改造,其次是推动了农村卫生革命。

  在 风 雨中

  北京广大医务工作者下放甘肃、安家落户前后,又逢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为此,一些地方革委会,对迁甘医院和下放人员参加活动提出明确要求。某地区革委会的有关文件这样说:

  当前,要集中力量抓好“一打两反”运动。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三个文件,广泛深入地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的群众运动,把隐藏在医疗卫生战线的一小撮反革命势力挖出来,清除隐患,纯洁队伍。同时,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认真搞好卫生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要继续组织卫生工作队,深入社、队,深入贫下中农家中,宣传毛泽东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要破除洋框框、老教条,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解放思想,大胆独创,凡是符合贫下中农利益的就立,凡是不符合贫下中农利益的就破。要深入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所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专家办院”、“分科过细”、“高、大、洋”、“专、难、深”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在医疗上提倡一专多能,一能多用,一人多用,全面发展。要充分发挥中草药的作用,大力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普遍运用中医中药治病,普遍运用民间土方、土法、单方、验方治病,做到少花钱,治大病,不花钱,也治病。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十月给延安同志们的一个复电》,发扬“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坚持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方针,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勤俭节约这个原则出发,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用思想革命化统帅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要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反对脱离实际,大手大脚,随意浪费国家资财。要加强革命团结,反对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把每一个医院建设成一个团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朝气蓬勃的集体。

  走出去与请进来

  某医院开诊以后,是围着医院转,还是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送医送药上门?有过不同的思想认识和尖锐的思想斗争。开始有的同志说:“我们从北京来到甘肃,已经是个很大的革命,门诊量大,下去不下去问题不大。”驻院军宣队及时发动广大群众分析批判了这种“半截子革命”思想,一致认为:我们要做到贯彻毛主席光辉指示毫不走样,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定不移,就必须深入农村送医送药上门,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送到贫下中农的心坎里。认识统一后,医院就派出了第一支下乡医疗队来到了庆阳县肖金公社向阳大队。在那里,一位从小得病的贫农老大爷,向医疗队的同志愤怒地控诉了在旧社会贫下中农一无钱、二无药、三无医的苦处。老大爷说:“过去,医生都住城里,山沟里的人有了病,拿车子接也接不来,现在你们把医药送到我们家里,这全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贫下中农的遭遇和诉说,使他们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有了更深刻的领会,倍觉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他们满怀对贫下中农的深厚感情,忘我地投入了为阶级兄弟救死扶伤的革命医疗工作,在设备非常简陋、人员少的情况下,成功地运用中西医结合的疗法抢救了许多危重病人。

  开诊以后,用什么样的思想和态度对待病人,也是路线斗争中一个突出问题。一次,从60多里外来了一个患慢性病的贫农社员,要求治疗。一位医生检查后说:“这病是不治之症,不要再看了。”患者家属听了,失望地把病人背走了。这个情况被院领导和军宣队知道后,认为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便立即派人去找这个病人,最后在农村找到这个病人的家。他们往返三次,为病人进行详细检查,最后把病人请进了医院,经过半月时间的精心治疗,使这位患者的病情有了好转。军宣队及时抓住这个问题,以“怎样执行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为题,对全院职工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医务人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大家自觉地在路线斗争上找问题,在立场、感情上找差距,在世界观上查根源。从此以后,他们改变了服务态度,每看一个病人,都以白求恩同志为榜样,以“完全”、“彻底”为尺子,用“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克服困难,疼工农兵之所疼,想工农兵之所想。

  医务人员从首都北京来到陇原农村,跋山涉水,送医送药下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曾经进行过20多年传染病研究的老医生,一次到一个生产队去,贫下中农热情地给他拿来馍馍、酸菜和盐水,他却只能勉强地吃下一个馍;和贫下中农睡在一起,担心炕上脏会传染疾病。晚上,他打开毛主席著作,“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一行金光闪闪的大字,使他联想到自己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毒害下,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更不懂得贫下中农对一个医生究竟需要的是什么。思想一通,虽然他年龄较大,但每天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工余时间主动上门看病。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所以吃饭也觉得香了,睡觉也踏实了,劳动也不觉得太累了,得到了贫下中农的好评。

  这个医院的医务人员经常要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出诊,在条件差、设备少的情况下,是怕担风险,怕挑重担,还是完全、彻底,知难而进?也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一次,电话里传来东塬上一个妇女难产已经好几天了的消息,需要他们马上出诊。出诊的医生有畏难情绪,心想,难产好几天了,病人家里条件差,手术不好做,风险太大,还不如让病人到医院里来。这种思想一出现,她想起毛主席关于“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的教导,立即背起药箱,直奔东塬。她在医疗中狠斗自己怕担风险、怕苦怕累的个人主义思想,精心护理病人,使病人很快转危为安。虽然她已经感到十分劳累,可是一想到自己爬山过河,走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心情格外舒畅。

  在深入工农兵的过程中,这个医院的广大医务人员,还特别注意从群众中汲取丰富的政治营养,虚心向工农兵学习,向“赤脚医生”学习,不断培养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锤炼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他们在给工人农民看病中,看到有的贫下中农身患多种疾病,但为了实现农业新飞跃,仍然战斗在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生动的事例深刻地教育了这个医院的医务人员。因此,许多医务人员都经常带病出诊,随叫随到。他们在深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忆苦思甜,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一起斗私批修,自觉改造世界观,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

  劳动工作第一线

  劳动第一线是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二百米地段。在这里两种思想短兵相接,最能触及灵魂,是促进思想革命化的好课堂。医疗队的同志们,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少同志出诊时一个肩上背药包,一个肩上挎粪筐,手里拿着捆柴绳,腰里装着理发刀,有病人就看,见柴火就拾,看到粪就拣,有空就给社员理发,成了“特别医生”。通过劳动,他们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的深刻含义。

  某县革委会为坚持医疗卫生工作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正确方向,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别重视对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鼓励他们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

  有些医务人员刚下到农村的时候,人在农村,心在城市,思想感情和贫下中农格格不入。为了引导他们把立足点移到贫下中农这方面来,各个生产大队都成立了专门小组,组织下放人员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建立了由贫下中农对下放医务人员进行评比、考核的制度,组织赤脚医生和下放医务人员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同时选派一些贫下中农出身的赤脚医生到社、队医疗机构工作,让下放医务人员和贫下中农出身的民间医生,在政治上、思想上、技术上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县、社还定期为下放医务人员举办学习班,召开讲用会。有些人长期生活在城市大医院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对于走山路,住窑洞,睡土炕,吃小米都很不习惯,有的同志还产生了嫌脏怕累的思想。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和有关教导,他们以张思德、白求恩和老愚公的光辉形象对照检查自己,深刻认识到,这些“不习惯”,说明对贫下中农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立足点没有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从此,他们决心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英雄的老区人民为榜样,一点一滴地刻苦磨炼自己,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在医疗队处于极为分散、独立工作的情况下,他们始终抓住世界观转变这个根本问题,坚持“天天读”雷打不动,定期召开讲用会,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巡回医疗过程中,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促进了思想革命化。通过这些工作,使下放医务人员政治上、思想上有人关心,生活上有人照顾,把对他们的再教育工作落实到了基层。

  大学毕业的医生刘贵林,一度埋头苦钻“罕见病”。那时,他嘴里也喊为工农兵服务,但不知道贫下中农需要什么,他也练技术,但不知道手术刀是给谁服务的。来到农村,“罕见病”实在罕见,他学的那一套脱离大多数人,用不上。贫下中农找他医治常见病,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当地那些没有进过一天医科学校的“赤脚医生”,凭着“一颗红心,一根银针”,把刘贵林治不了的病给治好了。开始,刘贵林并不理解这里面的奥妙,他问“赤脚医生”是怎么学会的,回答是:“有了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决心,什么都能学会!”他找贫农老大爷攀谈,老贫农对他说:“毛主席派你们进这深山大沟,这是他老人家给你们指出的光明大道。”刘贵林听了很受教育。原来,“赤脚医生”一心为贫下中农服务,而自己为的却是“一举成名”。他决心从个人名利的小天地里走出来,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前进。有个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务人员,刚到一个大队卫生所时,认为是“大材小用”,情绪不高。一天有个被毒蛇咬伤手指的贫农社员来到卫生所求医,他看到病人的手掌已经发黑,就主张转院截肢。卫生所一贫下中农出身的老草医说:“贫下中农建设社会主义一双手还不够用,怎能再截掉一只手!”毅然把病人收了下来。经老草医精心治疗,不到一个月就痊愈了。那个社员临走时激动地说:“我这只手是毛主席给的,我今后一定要更好地为革命种好田!”类似这样的许多事实使下放医务人员认识到,自己同贫下中农出身的医务人员比,“差就差在路线觉悟上和对贫下中农的感情上”。就这样,绝大多数下放医务人员认真向贫下中农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在为群众防治疾病、培训赤脚医生、加强和建立基层医疗机构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许多下放医务人员被评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有的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来自首都的医务工作者们在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大道上,越走,同贫下中农的感情越深;越走,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越坚定。他们决心扎根陇原,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辈子为贫下中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