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之路：跳出中部看中部
“三西”建设的决策者和甘、宁两省区领导明明看到移民是一步高棋，却又决心难下，原因就在这里。是啊，这着棋万一下歪了，不用说决策者吃不了兜着走，造成的社会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料的，也不是哪一个人能够承担的。
但是，共产党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群众世世代代不得温饱的现实，让他们揪心啊!群众受穷受难的现实逼得他们顾不得去考虑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坚决地朝这个方向去想、去做……
过去一些移民活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必须在下决心前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否则，再好的动机也可能办成坏事，再大的决心也会成为泡影。“三西”建设的决策者，两省区的领导以及有关的专家、学者从过去失败的大量的事实中，总结出三条教训，即所谓强制性、逆向性、依赖性。也就是说，第一，迁移者并非完全自愿，搬迁多是在强制措施下进行的，迁移如发配、充军，产生逆反心理。第二，违背人口迁移的合理流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口迁移的合理流向规律是从条件差的地方向条件好的地方转移，如果逆向流动，又没有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必须的物质条件作保证，是难以成功的。第三，强制与逆向必然使迁移者产生依赖性，从搬迁到再建家园都是在被动条件下进行的，难以调动主观能动性，挖掘出潜在的力量。因此意识中便会产生一种靠国家、靠移民组织者的依赖性，更难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志。到新环境后稍有不顺心之事，便要寻找种种理由打道回府。这三条教训发人深省，可以说是问题的症结，不仅使“三西”建设决策者有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更坚定了他们走移民之路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对其他地区的移民组织者来说也是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三西”移民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们深知移民的艰难，所以，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合理流向，农民自愿，积极稳妥，讲究实效;自愿和组织引导相结合，自力更生和国家扶持相结合，基础性建设和开发性建设相结合;条件成熟一批，迁移一批，巩固一批。”对移民并不断其后路，原种的土地三年之内暂不收回，如果确实不愿留者还可返回。这种解决后顾之忧的办法充分体现了移民工作积极慎重和自觉自愿的方针。
使“三西”建设决策者、两省区领导感到欣慰和放心的，是他们的设想与中央领导的设想、专家学者的设想、地县乡负责同志的设想不谋而合，虽然在具体思路上还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总体方案是一致的，大的方向并不矛盾。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甘肃省定西地区调查后提出：西北地区除了完成第一位的任务种草种树、变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外，还必须处理好“社会生态”的平衡问题。费孝通的这一观点是在分析了定西地区人口与社会生产两大要素后提出来的。他说：定西地区1949年的人口为126万，现在达到270万，35年增长1.1倍。今后的十几年，因前一个出生高峰的影响，人口将继续上升。经预测，到20世纪末，定西的人口将达到330万。而定西的总耕地只有1100万亩，其中水田占1/10，其余均为旱地，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景，粮食仍然很紧张。1983年是个好收成，全区的粮食总产量为12.7亿斤，人均不到500斤毛粮，只能勉强维持现有人口的口粮，实际还没有摆脱半饥饿状态。
费孝通说：这一矛盾启发我们提出一个初步设想——定西人口在其经济活动方式上要合理地转移和调整，从而走出一条新的生存、发展的路子来。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及早采取一些措施。
习仲勋同志很赞同费老的这一观点，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是理论结合实际，经过认真分析论证之后提出的好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也是可行的，请子奇(时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光毅(时任甘肃省省长)参阅，并制定出规划，提出具体措施，分期实行。”
促使“三西”决策者和建设者下决心的另一个因素，是这一地区已有移民活动成功的范例。
早在70年代，国家先后投资在甘肃中部的景泰、靖远、会宁、白银，宁夏的灵武、中卫、同心等地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建设了一批新灌区。工程建设中和建成后，在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已有数万群众从干旱山区迁移到灌区安家落户。其中，靖会电灌灌区的靖远、会宁两县近距离移民5113户，2.8万人。景电一期工程完工后安置山区移民4.8万人。这些移民搬迁三五年后，大都脱贫致富，有的甚至超过原来的老户。
自流形式的移民也是成功的。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县，六七十年代，接待安置了从甘肃中部流入的移民2700多人，经过几年的奋斗，全都达到了当地群众生活水平。在以往历史上，宁南山区群众为解决温饱，自发地从山上下到数十里甚至上百里外的平川开荒垦殖，春种夏收，这种季节性的人口移动被称为“拉吊庄”或“扎禾场”，效果一般都不错。
20世纪70年代初，“民乐县里民不乐，地多水少缺吃喝。”尤其山区，气候寒冷，灾害频繁，农民群众生活困难，辛辛苦苦干一天，挣不上一个鸡蛋钱。
其时，新任县委书记韩正卿做出了一个解决山区贫困问题的重大决策：开发北部滩!
北部滩位于民乐北部，风沙大，无水资源，但却拥有12万亩宜农地。但是，这一决策对被河南移民失败阴影笼罩的民乐来说，确实需要勇气和胆略，因为其实质仍然是移民。
尽管压力很大，困难重重，但兴修水利，平田整地，山粪下山，民乐县还是出现了“家无闲人，锁子看门。拉的帐篷，鸡儿狗儿都搬上去了”的动人情景。
到80年代末，北部滩已发展到上千户人家，10个行政村。这里防风固沙林成带成网，渠路林田配套，群众住宅前庭后院，生产连年丰收，经济林就有3000多亩，“一亩林十亩田”，经济价值十分可观，不仅摆脱了贫困，对国家也有了贡献。
韩正卿高兴地说：那时候设想的蓝图也就是这个，基本实现了。
韩正卿汲取河南移民失败的经验教训，搞大规模的移民基地开发，走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吹响了“三西”移民的前奏曲。他在民乐创建的北部滩经验后来成为“三西”地区进行移民建设的“北部滩模式”。
“三西”建设的决策者从这些事实中，不仅坚定了抓移民的信心，而且也从中受到启示：“三西”移民的路子该这么走。
从主观愿望讲，移民这条路非走不可。从客观条件看，也具备了这种可能性。随着“三西”建设的全面铺开，甘、宁两省区在甘肃中部和西海固人少地多的旱川区先后兴建、改建了景电二期、兴电、靖会、西岔、刘川、固海、盐环等一批大中型引黄提灌工程，新灌区面积达100多万亩。与此同时，河西走廊西部、中部人少地多的社队，一部分林、农、牧场可直接接纳一定数量的移民。另外还有几百万亩可垦荒地，水资源丰富，有的地方搞引水灌溉和打井都比较容易，稍加投资，就可形成移民的安置基地。宁夏北部的平原，黄河川流而过，气候干而不旱，海拔高而不寒，是我国西北地区有名的绿洲。绿洲边缘尚有数百万亩待开垦的荒地。银川地区也有不少可利用的沼泽荒滩。这些地带具有农业开发建设的良好自然环境，都是山区无生路群众的理想迁徙之地。
河西走廊境内有57条内陆河流，水资源总量72.36亿立方米，但经过上百公里的戈壁滩，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渗漏和蒸发了。那时的情景，真是“三十里沟湾，四十里河滩，水流到地里，叫黄羊野兔咂干”，水资源总量的净利用率平均为35%。至80年代末，戈壁绿洲上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150座，总容量11亿立方米，机井2.3万眼，有效地提高了对水资源的调蓄能力。
有水就有绿洲，有灌溉就有农业，这是古老的内陆河灌溉农业区——河西走廊的一大特点，祁连山不愧为母亲山，她以不绝的生命之水滋润养育着河西大地，用她那伟大母亲的乳汁哺育着这里勤劳智慧的人民，使这里成为驰名中外的河西商品粮基地，使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三西”资金的注入，一批新灌区的开发，为大规模移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
“三西”建设的决策者经过通盘考虑，终于在其棋盘上布下了“移民”这枚举足轻重的棋子。
1983年，随着“三西”建设的开始，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成立了。在下辖处室中，有一个专为移民而设的“安置处”。当时之所以没有冠以“移民”二字，是因为几十年来移民的名声不太好，社会反映太敏感：50年代的河南移民，60年代的十万知青支边，70年代的水库移民都失败了，后遗症很多，有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还不断有移民去省政府“告状”，已成为一种不安定的因素。不少人一提起移民就叹息，就摇头，就生疑虑。认为移民工作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至今心有余悸。故称“安置处”较含蓄，宁夏则把移民叫“吊庄”。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深知移民难，因此确定“三西”移民“三不”：不宣传、不报道、不要造成社会波动。为的也是拨乱反正之后不要再因此在群众中造成恐慌，实事求是做工作就行。
定西、西海固的广大农民由于生活在一种不由自主的环境中，其靠天吃饭决定了他们能力的发挥建立在了天时的基础上。贫困，因此也就成了一种“寄生物”附着在他们身上，使之怎么也挥之不去、无法摆脱。这次移民，就是在与历次大自然较量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的斗争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总是在流动、迁徙，使自己的生产、生活范围愈来愈广阔、丰富和文明。或许可以说，人口的流动，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这种情况时断时续，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因为，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人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决定着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要使农业经济在一般年景下，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就必须使人口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生产力水平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将多余人口迁移出去就是为了维持动态中的平衡。
但也有人认为，人口生育基数这么大，移出去的不如生的多，移民造成了环境松动，导致了超计划生育，中部再也没有出路了。更有人视移民为一种耻辱，可事实究竟怎么样呢?难道我们祖先走过的路也是耻辱的吗?
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难以割断的故土乡情，难以丢弃的一草一木;还有那从祖辈手上就开始积攒的家园以及浸透骨髓的生活方式……移民们能否顺利地完成崭新却又陌生的生活转换?这些热恋故土的人们能否迁得出，安得稳，走上富裕之路?
五、科学决策，一锤定音
1988年，在“三西”靖远会议上，原农业部部长、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林乎加充分肯定了移民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能，从而结束了过去的探索性工作。
林乎加多次指出：中部建设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着重解决好最困难地区五六十万人的问题，它是中部建设的重点。正常年景过得去，一遇旱灾就没粮吃、没水喝、没柴烧，不具备基本生产条件;彻底解决这类地区的问题，就必须另找出路。他明确支持甘肃省委提出的“有水的地方走水路，无水的地方走旱路，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以后又补充完善为“有水的地方走水路，无水的地方走旱路，水旱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的完整的“三西”建设方针。为了打消顾虑，他和“三西”领导小组的其他同志在陇中和河西走廊做了一系列调查，掌握了大量成功移民的范例和好的做法。1983年9月，在甘肃省酒泉召开的“三西”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他专门针对一些同志对移民的顾虑，讲了很长一段话，从移民的目的到移民的方式、方法都讲了。他强调：移民不能搞强迫命令，要讲自觉自愿;要做移民的两头——迁出县和安置县的工作;要把工作做深做细，真正组织好了，过去移民的一些弊病就可以避免。他还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三西”建设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取得了一些区域性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三西”建设开创了全国成片扶贫工作之先河。在一部分不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拉吊庄，大规模移民，这个经验是成功的。这次会议以后，“三西”地区的移民活动真正被列入议事日程，从设想进入实施阶段。
甘肃省委原书记、省农业领导小组组长李子奇的足迹早已遍布中部地区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深深地了解群众的疾苦。他的比喻十分形象：有的地方很贫困，把马克思请来也不行。没出路，我就把他们迁移出来。
2002年初秋的一个下午，暖暖的阳光洒落李子奇寓所菊花盛开的庭院，就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来到李子奇家中，拜访了这位为甘肃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人。老人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特别是对20年前“三西”建设决策前后的一些事，仍记忆犹新。
他说：“1983年中央机构改革提出干部年轻化，我于3月出任甘肃省委书记。中央交给我的一个任务，就是按照中央的政策，结合甘肃的实际，解决甘肃的贫困。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甘肃粮食不能自给，土地很多，但打不上多少粮食，人民不能吃饱肚子，以定西为代表的18个县，当时实际情况是：三料俱缺，有相当多的农民群众吃不饱穿不暖。那么，如何解决甘肃的粮食问题，如何解决甘肃人民的吃饭问题?我就想，从政一任，造福一方。如果当了一任甘肃省委书记，不能解决甘肃的粮食问题，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就有愧于中央的信任……”
深入的调查研究，使李子奇更加深思：为什么甘肃由50年代初期的粮食调出省变成了粮食调入省，而且调入越来越多?为什么甘肃陷入了不能自拔的“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他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振兴甘肃，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必须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必须改变生态和经济的双重恶性循环。
在认清省情的基础上，李子奇带领省委、省政府一班人，进一步解放思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集思广益、锐意改革，逐步理清和形成了全省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陇原发展战略：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水的地方走水路”，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发展高产农田。“没水的地方走旱路”，兴修梯田，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水旱路都走不通的地方另找出路”，组织劳务输出，开展移民活动。重点建设河西走廊、沿黄灌区、陇东三大粮仓。就这样，怀抱着这么一种造福人民的决心和政治家的勇气，李子奇首先提出了一个特别符合甘肃中部地区实际的“三年停止植被破坏，两年解决温饱”的奋斗目标，广为种草种树，大搞小流域治理，并进而提出了著名的“三条路”方针!其中的另找出路，就是移民。
“当时有些地方，生存条件很艰苦，无霜期很短，但他们仍不愿走动，认为出去是很丢人的。我就讲，你们没有别的出路，但出去搞个一两亩水地，一年时间首先把吃饭解决了，是个好办法。”就这样，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有计划、有步骤、分期分批地，一拨又一拨中部地区的贫苦农民走上了移民河西的道路……
李子奇高兴地对我说：“天气好，政策不好，人民也得不到实惠，关键看领导怎么带头!”说这番话时，李子奇红润的面孔显出无限的欣慰和自豪。
那几年，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政策好，天帮忙，人努力。老百姓说，李子奇能使风调雨顺。的确如此，在李子奇任省委书记的8年间，甘肃农业连续保持8个丰收年。
甘肃省“两西”建设指挥部第一任指挥黎中是移民工作的有力倡导者之一。国务院领导来甘肃省时他鼓吹，在甘肃省上的会议上他倡议，在“三西”工作会议上他更是大声疾呼。他不是不知道移民工作的风险，但是他认为解决500多万人口的温饱更为重要，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只要是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敢闯敢干，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凭着这种胆识，他硬是把移民工作推向了“两西”地区。1987年，当他改任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主要分管“三西”建设后，更是抓住移民工作不放，不断总结新经验，想出新办法，在“三西”大地上导演出一幕威武雄壮的人口大迁移的活剧。他以一种建设者特有的豪情说：“两西建设任务艰巨，工作辛苦，但事成之后将会彻底解决甘肃的农业问题……”
1986年，在宁夏“三西”建设会议上，原甘肃“两西”建设指挥部具体负责移民工作的张英副指挥讲过这样一段蕴含丰富的话：
“我也‘说文解字’，解一个字。移民的这个‘移’字就写的好得很，你看，移字的一半是个‘禾’字，一半是个多字，就是草多粮多，那一定就是移去的地方水草丰茂，土地肥沃。移民的首要条件是必须比原来的地方好得多，不然不去呢!”
张英朗朗地笑着对我说：“但不是一年两年能成功。行不行，让历史去考验!”
正是有了像林乎加、李子奇、黎中、鲍兴邦、张英这样一批敢于冒风险、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领导干部，“三西”移民才迈开步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 五 章
初访移民村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并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南部沿海经济特区，为我国经济的发展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一项议案——设立海南省，把海南岛确定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同其他经济特区比较，这里将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
更有自由度、透明度，更有弹性和自我调节的能力，还有比别处更为宽松更为优惠更为灵活的政策，这就是特区。
有人把地处“三西”的移民基地比做“咱们这的特别行政区”，也自有道理，颇耐人寻味。虽然它的环境、条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和沿海特区相去甚远，但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政策，还有那些特殊的人物，又都呈现出一个“特”字，其大气候是一样的，都是改革、开放。
“西部特区”，“特”在了哪?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特区地处沿海，经济较发达，是面向世界的窗口，正在由富裕迈向小康;“西部特区”封闭而荒芜，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温饱。沿海特区是在向工业化、现代化突进，而“西部特区”是农业型，需要移民们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去叩醒沉睡的亘古荒原。
“西部特区”牵动着无数颗仁人志士的心!
1990年岁末，我历时两个月，穿行于“三西”地区的十几个县，对移民工程进行追踪采访……
一、河西之美，美不胜收
驱车千里河西走廊，旖旎的塞外风光尽收眼底。巍峨雄奇的祁连山位于河西走廊南部，西起阿尔金山，东抵乌鞘岭，横跨甘肃、青海两省，远望祁连，皑皑雪山延绵不绝，舒展如画卷。山下，大漠平沙莽莽，绿洲片片相连，墨绿色的万顷田畴融入大漠烟云雾霭之中。每年春季以后，在强烈的日光下，祁连山的雪峰冰川开始融化，雪水汇成奔腾不息的河流，萦回如带，滋润着山下的绿洲、戈壁、盆地、平原。
河西有美丽而奇特的风光，有悠久而曲折的历史，有勤劳而勇敢的人民，有丰富而多彩的精神和物质产品，一一都值得享受和品味。我脑海中曾经固有的春风不渡的凄凉，悠悠羌管中的悲哀，阵阵胡笳的悲壮，秋风萧萧的战马的嘶鸣，以及城郭半废、赤地千里的历史现象早已消逝的无影无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古城焕发了青春，新城在一个又一个的崛起，商贾云集，车马盈街的景象和人民安居乐业，向往美好未来的精神状态随处可见可感。伟岸的祁连山，柔情的黑河水，神秘的莫高窟，醉人的酒泉水，层叠的嘉峪关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传说，令人目不暇接。
河西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汉武帝时期。关于汉武帝西辟四郡还有这样一段传说。说是汉武帝做梦，梦见河西渥洼池中有天马出没，他极想得到天马，就派兵逼征河西，终于找到了天马。其实，汉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为清除匈奴对汉王朝边庭的侵扰和对长安的威胁，凭借文景之治积蓄的国力，大规模的以武力驱逐匈奴。匈奴被逐，四都初立，他又实行军屯和民屯，使河西很快得到了开发。当然，作为文治武功俱佳的爱马为宝的他，也在渥洼池找到了良骥，并命之以“天马”。后来，张骞“凿空”西域，大宛马贡入，汉武帝夺“天马”桂冠赐予大宛马。但不论怎样，从此时起，“天马”也与河西结下了不解之缘。武威雷台东汉墓穴中奔出了蹄超龙雀的天马，成了今天武威的标志和腾飞的象征，还荣幸地成为中国旅游标志;天马行空，一蹄踏出了马蹄寺，成为裕固、藏汉人民顶礼膜拜的圣地;天马云集山丹，万马奔腾，成为河西又一壮观奇景。
说到汉武帝和河西，不能不说一说长城，如今河西秦汉长城、明长城遗迹纵横交错残存在大地上，凭吊遗迹，我们不难感悟到秦汉为安边付出的巨大代价。秦王朝虽然把长城修到了罗布泊附近，但它来不及考虑驱逐匈奴就淹没在农民起义的浪潮里，守疆安边的伟业也只有汉武帝去完成了。
汉武帝的丰功伟绩，还在于他构筑了丝绸之路，使古老的玉石之路发展成了丝绸之路，促进了汉与西域诸国的物资交流、文化交流、宗教交流，促进了各国人民间的友谊，也为汉以后河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河西石窟遗迹和少数民族的演变中就能体会到这些。据说，西秦时，一个沙弥看见三危山上的佛光，就在此开窟塑佛，开了河西开凿石窟的先河，佛家信徒们经千年有余而不息，为我们留下了历朝历代，风格各异，价值连城的千佛洞石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等十余处石窟寺，加上各地寺院道观，不仅成为教徒之家和驰名的名胜古迹，游览胜地，更重要的是成为我们研究宗教艺术、宗教哲学的重要资料，尤其是莫高窟更是形成了耐人研究的“敦煌学”，成为不可多得的世界文化遗产。
河西之美，美不胜收。河西的富庶始于唐玄宗神游武威元宵赏灯的传说，说的是当时的武威十万户之灯火为中原所鲜见，城市之大可见一斑。当时河西有“一郡屯，二郡足，三郡屯，四郡足，四郡屯，天下富”的说法。隋炀帝曾西幸甘州，接见27国元首，足见当时甘州之繁华。而汉唐以来，酒泉之名更是称誉朝野，文人墨客多有吟诵，李白《月下独酌》曰：“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杜甫《饮中八仙歌》曰：“道逢曲东口流涎，恨不移封问酒泉!”令你对“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胜境由衷赞叹。
是啊!魏晋以来，河西偏安少见破坏为隋唐时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河西在各方面都得了较快的发展，成为迁客骚人向往的地方，著名的西凉乐舞也问鼎中原，对唐宋歌舞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我们登上明长城嘉峪关城楼，但见皓月当空，南山如龙，北山似骥，悬壁长城如蟒蛇涌动，十里钢城如银河落地，灯火辉煌。把酒临风，千里河西，此时你不论在关头赏月，还是在月牙泉边品茗;是肃南草原听呦呦鹿鸣，还是赏裕固歌舞;是姑藏听钟，还是金川弄舟，是阳关访古，还是听桥湾城的传说，都会感到河西那皓月凌空，婵娟千里的韵味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意，不由得使你酒兴倍增，诗兴大发的。
但河西历史上的辉煌是短暂的，这种短暂只能从传说中体会，从史简中寻找。海上交通的出现，使河西在东西方交往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丝绸之路渐趋没落，加上封建王朝自身的腐朽，于是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无休止的战乱，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终于导致繁荣的消失，河西从中唐以后落入衰败，长期不振。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老的四郡旧貌换了新颜，石油城玉门的建成，钢城嘉峪关的崛起，镍都金昌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河西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工农商诸业都有了飞速的发展，成为著名的商品粮基地，现在再去看，“十万户灯火”的情景比比皆是。欧亚大陆桥接通，科学技术的普及，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沙漠综合治理以及宜农荒地的开垦，三北防风防沙林的建设，都为河西再铸辉煌奠定了基础。
河西之美远远不止这些，可书、可叹、可看的景致还有很多，祁连冰川，卫星发射基地，红西路军战斗过的地方等等，都在迎接人们的参观瞻仰，一个更新更美的“金张掖”、“银武威”，一个山川秀美的新河西一定会像奔腾的天马一样展现在人们面前!
蓝天、白云、雪山、绿洲和开阔平展的大地上洁白的羊群、驼峰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优美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耕牧诗画……
马上望祁连，连峰高插天。
西走接嘉峪，凝素无青烟。
对峰拱合黎，遥海瞰居延。
四时积雪明，六月飞霜寒。
所喜炎阳会，雪消灌甫田。
可以代雨泽，可以资流泉。
——明·陈棐
祁连山是神奇的，河西走廊是秀丽的，它们以粗犷而又古老的风采，激发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美好未来的憧憬!
二、第一颗棋子，布在北凉故都
甘肃“两西”移民的组织者经过反复实地勘测，选定了一批可供建设移民基地的场所。作为先行试点，他们选中了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高台县的骆驼城滩。
可以说，甘肃省境内从定西向河西走廊集中安置移民，即进行大型移民基地建设，发轫于骆驼城。因此，骆驼城是甘肃省“两西”在河西走廊建设大型移民基地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基地建设的过程和现状，进而可以了解整个移民基地建设的概貌。
建设骆驼城移民基地的设想，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插花”到有条件的村社分散安置，或利用原农、林、牧场小集中安置，条件比较现成，易于安家和尽快解决温饱，但可供安置的地方和容量有限。甘肃“两西”地区移民的组织者曾认为，河西走廊分散安置潜力很大，在酒泉、张掖两地区有8400个社，如果每社安置2户10人，仅此一项即可安置移民8万多人。但实际上安置了2万余人即告饱和，再硬性给这些村社下达任务已困难重重。要进行大规模移民非得另辟蹊径，建设大型移民基地当是一个重要途径。而河西走廊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又有此可能性。其二，河西走廊光、热、水资源丰富，近期可垦荒地在200万亩以上，特别是有一部分荒地离村镇较近，交通比较方便，水源较丰富，土质较好，开发较容易。但是要开发为移民安置基地，需要较大投资，工作量大，建设周期比较长，有的地方，当地农民已在着手开发，只因财力不足而进展缓慢。如能将“三西”资金和其他资金用于这些地方的水利建设，既可大量成批地集中安置移民，又能加快河西走廊开发，对当地农民也有利，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高台县在河西走廊算不上大县，但颇有知名度，这是因为红军西路军西征时董振堂将军及3000多红军将士在这里惨烈殉难，演出了悲壮的一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红军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利益而坚忍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光照人间，永远激励着后人前仆后继去完成革命先烈未竟的事业。
位于高台县城西南20公里处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北凉故都骆驼城，则以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堡而享誉全国，吸引了许多中外专家学者。据史书记载：从西汉开始，这里便是河西走廊的重要农耕区。到了晋代，曾繁荣一时，“兵马精强，仓库有蓄，乐庶殷富”，呈现出一派“树密荒村隐，草深斜径虚”的兴旺景象。苻坚淝水之战后，前秦帝国四分五裂，北中国陷入分裂混战局面，曾在这里担任郡长的长安人段业，公元397年在部将的胁迫下，背叛后凉，在骆驼城建立北凉王国。时过三年半，段业被部将沮渠蒙逊杀害，迁都甘州。当年，东晋十六国前凉威康元年张骏的建康郡的盛况从今天的古城遗址中仍可觅到，相传为古时“聚将台”的形址在沙滩中也依稀可辨。岁月流逝，这里已是飞沙走石，荒漠一片了，留下的是一段“悬羊击鼓，饿马摇铃”的美丽传说。其衰败的过程和原因，因北凉国在此建都时间太短，尚无可信资料可考，但肯定与水源断绝有关。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到骆驼城一游，能领略到的就是这一派“颓城荒刹，遗迹犹存，回望沙丘一片，风物全非”的苍凉景观和在风沙中哀鸣着的骆驼刺和芨芨草。剥开稀疏的植被，下面就是沙漠和曝晒得灰一般的黄土。冬春季节，风卷砂石，搅得天昏地暗。
但此处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海拔1390米～1410米，地势宽阔平坦，土质较肥沃，地下水较丰富，日照充足，交通方便，易于开发，离有人烟的村落比较近。1973年，高台县的正远、宣化、巷道3个乡的农民组成垦荒大军开进骆驼城，拉开了开发戈壁荒滩的序幕。每到冬季农闲，他们打着红旗，风餐露宿、安营扎寨，架设农田线路，打井开荒，营造农田林网，一块块荒滩变成一片片绿洲。北凉国子孙废弃的耕地，1500年后，被高台县人民用辛勤的汗水和现代水利建设手段重新复活了。1984年7月，高台县正式成立了骆驼城乡，当时垦区有农户210户，1100人。不过，这片绿洲，在方圆几十公里的骆驼城荒滩上只是其小小的一隅，大部分仍是风起砂石扬的荒凉之地，等待着人们进一步开发利用。
这也便是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在确定规模移民的试点时，把它作为移民基地建设的首选地点的缘由了。
所谓移民基地，就是先由国家在荒地多、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建设水利工程，开辟为新的耕作区，然后成批集中安置中部干旱山区的移民。骆驼城移民基地1984年设计，1985年动工，东西长3公里，南北宽1公里，规划开荒1万亩，工程总投资为306万元，安置移民3000～4000人。截至1990年，已定居201户，1019人，全部来自定西县。村委会筹备小组已成立并开展工作，21名党员建立了临时支部。这里的工作仍归县农委直接领导，“一竿子插到底”，待条件成熟后再移交当地乡政府。
在骆驼城乡新民村回族社，我访问了县政协委员中唯一的回族委员、青年移民马维林，他健谈、爽朗，哈哈地笑着，给我讲创业时的艰辛和对新生活的喜悦。马维林是1985年携一家6口第一批到这里落户的。初来时，荒滩一片，没住的，就挖“地窝子”栖身。恰在这年，一场十年一遇的黑风，刮得昏天黑地，黄沙掩没了“地窝子”进出口。恰如当地人所说“吃饭有沙米，种地有沙田，吃菜有沙葱，水果有沙枣，盖房有沙芦草”，这以苦为乐的幽默与风趣是当地人的自豪和骄傲。然而，黄土高坡的人听了后感到的是贫困和无奈，他们没有品尝过，也享受不了这些“土特产”，为此，有的人打起了退堂鼓，也有人开始打道回府。马维林意识到这是一场考验，为了坚定信心，他在自家“地窝子”的门楣上写了一副对联：人世间条条路坎坷，谋富贵永远不退缩。横批是“奋斗”。“地窝子”一住就是3年。为了闯过难关，马维林一家不知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经过一番艰辛的搏击，终于苦尽甜来，如今他家已成为移民基地的首富之一。1990年，产粮8250公斤，现金收入4200元。
马维林带着我参观了移民们引以为自豪的清真寺。这里本没有清真寺，社里的居民也均由定西县香泉回族乡中庄村迁来。风里雨里，回民们只能在荒滩上找一处干净地方做“礼拜”。1987年春，穆永吉副省长来骆驼城视察，回族移民无处做“礼拜”的窘境深深地牵动着他的心，他热情鼓励回族移民们建设新家园，回到省城后，他指示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修建了这个总面积121平方米，一砖到顶，雕梁画栋、古色古香的清真寺。大寺建成后，原来心存疑虑的回族老人纷纷随儿孙们迁来。他们认识到，不管到哪里都得要下苦，只要干上两年，一切都会变的，何况政府还为咱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总不能让政府把热馍馍摆在我们的炕头上吧!”
移民的信心坚定了县上的决心，县上的决心又稳定了移民的情绪，基地建设由此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高台县的骆驼城和南华两个移民基地的建设，不仅是最早和较早的，而且具有较强的试点示范作用，其基本经验可从多方面进行总结，对此，甘肃省“两西”建设指挥部分管移民工作的副指挥刘俊清同志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了高度概括：一是思想上高度重视，把移民基地建设和移民安置，当成发扬顾全大局、勇于奉献的“河西精神”的一件大事来抓。二是工作上注重效益，使移民基地建设进展顺利。三是注重林业配套建设，为农业生产提供防护保障措施。四是生产上加强指导，使移民尽快掌握灌溉农业生产技术，脱贫致富。
在河西走廊，安西县腰站子、金塔县羊井子湾移民基地也初具规模。
金塔县羊井子湾乡，是一个专为整建制移民设立的乡政府。1986年，在“两西”移民大潮中，永靖县8730名农民迁到这里，开始了新的人生之路……
从1989年起，甘肃从中部向河西走廊移民，进入了以基地规模安置为主的阶段。甘肃省人民政府在1989年批转的移民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两西’地区的移民建设，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正在由‘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的旧观念向东迁、西移、脱贫致富的新观念转变，由政府号召动员迁移向群众积极要求迁移转变，由分散零星搬迁安置向集体搬迁，基地规模安置转变。”
自此，甘肃省远距离移民基地建设步入正轨。
三、一腔热血为移民
1990年11月5日，我在原工作单位甘肃省畜牧学校办妥留职停薪手续，吻别襁褓中的女儿，由武威黄羊镇乘火车赴河西采访移民生活，第一站，便选在了素有“塞外江南”美称的“金张掖”。
“不见祁连山顶雪，错把甘州作江南。”张掖古称甘州，地处河西走廊中段，其南面，是巍峨雄奇的祁连山，积雪常年不化，远挂天际。远望北阙，厚重无垠的巴丹吉林沙漠远远与天地相接。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冲积出了坦荡肥沃的大平原，历史上的很多朝代都因此十分重视张掖的战略和屯垦地位。难怪应劭在注《汉书》时说“张国掖臂”，把长安比做躯体，河西就是它的胳臂;胳臂有劲，关中就安宁。
张掖硷滩乡。
乡长老周翻着笔记本给我算细账。他说：为了使移民来得了、住得稳，乡里派了一个退下来的村支书在新建的甲子墩村移民社蹲点，教给他们灌溉农业的生产技术，帮助开展工作。移民修房子款除自己筹集外，全乡每村支援2条梁，108个社每社支援3根檩条，4396户人家每户再支援一根椽子，由乡里向移民收半价，补偿修地款。另外，乡砖瓦厂优惠价拨给每户3000砖，保本不取利，门窗乡上统一制作，面粉厂的粮先给了吃，以后有指标了再给个加工费。
新村民们浑身的泥水点，黑红的脸膛，但都望了我咧个嘴乐。他们来自榆中县8个乡的58户人家，主要劳力都已经上来，但庄子还“吊”着，女人娃娃们待房修好以后过来。这会儿，都正忙着盖房。原来农委意思先少盖上一半间，可移民们看这个地方好，打算扎根，便都是一应的六间，一步到位。当地人盖一间房子得花四五百元，移民花两三百元就盖得相当漂亮了。月门，砖桩门，好几户人家的外墙围都是水刷石的，够阔气，够排场。村落尚未建成，但一溜排开的前墙已统一规划，拔地而起，有的桩门已按开进小四轮设计，也有的临街开个窗口，打算将来做小卖部。
敦煌市。
市委市政府发文，对移民实行减免有关税费的优惠政策：
1. 迁入耕区，耕种熟地的农民，从迁入之年起，免征两年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迁入现耕区以外开荒种地的，从荒地有收入之年起，免征五年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
2. 从迁入之年起，四年内免交定购粮和各项提留，并减免两年义务摊派工。
3. 免征宅基地占用税和土地管理费。
在移民基地跑得久了，常听到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党的政策有了，关键就是干部。移民背井离乡，千里西上，寄我们的干部以厚望，其感情是不难理解的。这使我想起带我下乡采访的张掖市农委主任舒茂林讲给我的话：我们干的事情，用百姓的话说，也就是行善积德，用共产党的话是为群众办事。
而在移出地，移民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他们的父母官们心情却极为复杂，内疚、抱憾、惭愧……他们含着热泪认真地、仔细地安排着每一项移民工作。不仅嘴说，而且还组织移民到移入地进行实地考察，虽然努力说服，但绝不勉强迁移。迁移时免不了从车辆转送到吃饭住宿，从领队的人选到随队的医生都悉心安排。移民迁走，父母官们并没有卸任。每年，移出县的领导都要专程去移民点探访移民，对移民中存在的问题和当地政府部门商量办法，尽量予以解决。没有八小时制，没有白天晚上。移民干部们为移民说话，替移民做主，移民安置妥当了他们会高兴，移民吃不上了他们会惆怅，移民喜怒哀乐的一丝一毫都和他们的感情相维系，只要能把移民的事情办好，他们的感情就会得到满足，良心上就会求得安宁。移民干部们以自己的赤诚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温暖了无数移民的心，呼唤和激发着移民们艰苦奋斗，开拓新家园的信心和勇气。
特写一：吴敬忠，回报家乡为民生
吴敬忠，静宁县农委干部，俊秀的仪表透着深沉和练达，言谈举止流露出思想的成熟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作为迁出县的移民带队干部，他从1986年初到1989年底，每年有半年时间在河西7个县的移民基地跑。“初去时，钻地窝，睡羊圈，三石一顶锅，干部和移民住一炕”，对他们的工作可以用“难”和“苦”这两个字去概括。人生地不熟，又没有交通工具，但他们吃百家饭睡千家炕，谁家去炕上都坐，不管穷富都要拉扯。至于住麦草铺，睡“地窝子”，一天在戈壁滩上跑几十里吃不上一顿饭的时候就更多了。风沙弥漫的时候移民的事情还得去办。不苦吗?苦!“有的年轻人哭了，哭得像牛一样，说把这咋的呢，跑来受这罪呢。再穷，哪怕穷死还有个娃娃女人热炕头呢，把这有啥图头?”——不坚决者回了。但吴敬忠却带着更多的乡亲咬紧牙关，硬是坚持了下来。“是啊!那有的女人娃娃连穿条裤子的钱都没有，结果卖了家当凑了几十元钱上去了，就是为了寻一块好地方。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你能让那些人吃不上住不上吗?让那些人再回去你能安心吗?!”
为了移民，为了事业，移民干部们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就这样过去了。那几年，经吴敬忠的手就移了2600多人，返回率不过2%，并且都生活得比较好。不理解的人把他叫做“丐帮的帮主，叫花子头”，可移民们却亲切地管他叫“县长”!
吴敬忠十分感慨：“这是关系到一个家庭、整个社会的事情，所以我宁可抬杠骂仗，也要把移民的事情办好。搞移民工作就是要为移民办实事，不为移民办实事干啥去呢?干了四年，我在这个工作上不悔矣!”
就这样，静宁县被评为移民先进县，高台南华移民点被评为先进点。移民工作由最初的上门动员发展到蜂拥而上，甚至到了批条子，找熟人，走后门的程度。
吴敬忠说：我本来是个不服人、不求人、不输人的完美主义者，倔强而执著。说实话，搞移民工作很不适合我，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这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生活对我的回报。小时候家里很穷，姊妹五人，我是老三。姐姐身体欠佳，母亲风湿病卧床，上有爷爷奶奶，下有侄子侄女。家中十一口，仅靠父亲与兄长挣工分养家。年年超支，年年不够吃。幼小的我经常因求学与父亲发生矛盾。父亲让我放羊挣工分，我要求学，父亲有时候堵在大门口不让我回家吃饭，我就一周不回来，找同学，求亲戚，一条裤子冬天当棉裤，春天当单裤，半截小腿放在外面，一件棉袄四季挡风。新学期开学了，别的孩子去报名，我没有学费，学校免了。同学有新书、新本子、新笔用、我没有，班主任戴士志老师给我垫上。星期日劳动时，别人的孩子有玉米面馍吃，我连口炒面都没有。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当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初中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母亲也离开了人世，无奈何，含泪告别了母校，告别了同学，背起了拾生粪的小笸笼，走上了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的生活道路。那时因为穷，因为不如人，我怕见同学，怕见熟人。连偷带拣拾满一天要完成的生粪任务后，才怀揣上书本，偷偷躲在不见人的地方，把日头推下西山。1971年初，在党和组织的关怀照顾下，我离开了家门，在二月初二寒风似剪的严冬里，赤脚步行四十里路赶到县城，来到了靖远煤矿工作。幼年的穷，幼年的苦，幼年的不如人，幼年的苦难生活，使我明白了什么叫苦，什么叫不如人，什么叫耻辱，什么叫挣扎，什么叫期盼，什么叫理想中的梦。当你有这种经历时，再去看移民那期盼温饱和幸福的眼光，干裂的嘴唇以及布满老茧的手时，你会明白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盼什么，这时的你，还能无动于衷吗?二是报效故乡的夙愿。当我告别16年的工业生涯，如学子学成归来，背着沉甸甸的行囊和装有“天花乱坠”的档案到故乡人事局报到时，人事局长问我为什么要回来，“为了报效故乡!”回故乡，本想为故乡地方工业的发展大显身手，不曾想被分到农业口，已是阴差阳错了，又被派去搞移民，当时很想不通。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执行分配是一个干事的职责。再说刚回来，组织上又不了解。干吧，不要叫别人说咱是脓包。把移民工作搞好，等于把县上的事搞好。就为这一点，我踏上了西去的路。当我亲手安顿了第一个困难移民的生活之后，从他溢满笑容的眼神中，我立刻明白了一个很大的道理：我不仅仅是一个移民干事。对于移民来说，我就是他们的希望，他们的保护伞，他们的救命草，他们的安定剂，他们的精神支柱，甚至说是他们的父母官。移民工作的顺利与否，移民的安定与否，全系在带队人的身上。这时的你，还能无动于衷吗?幼年期盼恩赐的渴望和移民眼下渴望恩赐的期盼，促使我日不能寝，夜不能宿，我就用组织这张大脸，“父母官”的身份，和别人磨，和别人讨，尽量为移民办实事。移民因为穷，才移民他乡，已经被人看不起了，我能做的，就是尽量让他们带血的心灵再少受些创伤。
说苦，说屈，说酸，说甜，说难，都有，但最难的是下乡去移民点。茫茫戈壁，一走就是半天，有一次连鞋跟都掉了，高台农委为解决我的脚程，支援了一辆旧自行车，50年代产的。我花了50元几乎把大件全换了才能骑，在安顿黑泉乡的移民时，我骑了一个来回，那卵石路，迷眼的风沙，尤其是沿途没有人家的干渴，至今难忘。回来后，屁股竟然磨破了一层皮，三天不能坐凳子，和别人说事时站着，别人还夸我太客气。最难、最酸的一次，还要数解决临泽的“移民大闹政府案”这件事。
那是移民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吊庄安置时，上级安排静宁县与临泽县结成对口县，计划在鸭暖乡和明水河各安置400人。为配合工作，静宁成立了移民办，调来新干事，我卸了任。经过各乡挑选，两点第一次上去了200人，移民上去了，政策却不落实，临泽县的移民点和高台县的移民点相隔一沟，互相审视，一片天地，两种政策。临泽的原则是先坐稳，保证一年不走，才发放移民经费，移民本来就有意见，加之移民用自身的钱平地、买种子、化肥、播种机，把地种好，已是兜空肚空。有的户开始断顿，无奈去找地方政府，却因言辞过激，惹恼了县上，下令公安抓了带头人，酿成了“移民大闹政府”的公案，一时间，电话、电报要求静宁的书记、县长过去解决此案，书记找县长，县长找农办，由于棘手，连夜派车把我这个“老移民”从乡下接到县城商量对策，我不去，书记说：“去是你，不去也是你，你就是县上四大机关驻河西的全权代表。”我说：“请给我胸前挂个四大机关全权代表的牌子。”牌子没挂上，我还是去了，直奔移民点。当我看见有人已三天靠别人的面汤维持生活时，我坐不住了，心想要出人命了，向移民讲了顾大局，互相周济的空道理后，点米未进，连夜步行临泽县城。在和临泽县政府舌战了三天之后，仍无任何效果，没有见到一杯水，肚里却装满了县长的话：“庄浪的移民连乡亲们的擀杖、铁锅都背走了，我凭什么相信你?人可以放，移民经费就是分文不支。”我带着不平、失望二返移民点，用自己的全部差费，安排了几十号人的眼下生活。难忘的是，不到两小时移民们派人到临近的村上，买回两个鸡蛋、一斤韭菜、一袋白面，给我端来了一碗滚水荷包蛋、一块韭菜饼子和半碗饺子，表示对我的谢意，我的眼睛湿了，但我还是在哽咽中吃了。饭后，我对他们说，凭我这张老脸，我再向高台县借去，保证你们麦收前的生活费。就这样，连夜从高台县农委借回三千元，安排妥当了几十号人的生活。
当我带着自己的酸甜苦辣，带着移民的苦楚离开他们时，他们集体为我送行，有的人老泪纵横，双膝下跪，感谢我这位救命恩人，活菩萨!
最后，吴敬忠用这样一句斩钉截铁的话结束了和我的谈话：“说句心理话，凭着良心，忘掉自我，你就能把任何事干好!”
(时隔10多年的2002年8月2日，当我第四次专程来到静宁县，见到敬忠兄时，当年英姿勃勃、才华横溢的他已过“知天命”之年。怎想，“命不周济”的敬忠兄在县办企业辉煌几年后，如今下岗在家，每月以330元的企业内退金维持生计，夫妻俩位于县城北环路的“威戎相馆”惨淡经营。)
特写二：梁祖琪，理解我们北山人的心
榆中县移民办公室原主任梁祖琪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干部。以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几十年过去了，家乡面貌依旧。移民开始后才算真正找到了出路——
老梁的家就在北山，他也曾在这个区的4个乡工作并担任领导。1981年—1982年中部大旱，夏秋绝收，人均产粮161公斤，人均收入52元，除了中部的川区外，北部、南部都很贫困。北部属于旱山区，降雨量很少，虽然人均有6.5亩耕地，却是十年九不收，为贫中之贫地区;南部属高寒阴湿山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有110人，人均耕地2.8亩，是地少人多地区。当时全县的工作重点都放到了抗旱救灾上，任哈岘乡乡长的老梁先是给乡亲们分配汽车送来的水，后来又带着群众挖涝坝打窖与“天”斗，也算是缓解了当时的困难，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深感，北山的自然条件已成为一种先决条件，早已决定了这里的一切。按照北山的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这里靠天吃饭的问题，移民是唯一的出路。但在“三西”移民的探索阶段，榆中的移民工作也因为许多说不清的原因而曾经有过一个“马鞍形”的发展阶段：该县曾设想在北部山区的7万人中移出2万人，南部山区的5万人中移出1万人，这样就可以缓解人口和资源的压力，再通过其他方式使贫困面貌得到改变。为此，于1984年成立了4人的县移民工作站。大旱之后无法维持生活的群众移民积极性很高，迅速形成小高潮。一年多时间迁往河西368户、1639人，但不久就返回了107户，523人。返回之后，却自流去了56户，304人。在此情况下，移民站班子撤了，人也调走了，只留下一个人守摊子。移民初期，由于经验不足和急于求成，再加上工作上的大包大揽，使习惯于救济的移民们有很强的依赖性，到了新垦区，稍遇挫折便经受不住，还有其他诸多的复杂原因，头两年移出的，返回的人数达三分之一。然而几年过去，当坚持下来的移民们一个个回来讲述自己的辉煌时，返回来的人又动心了，更多的人则坚定了移民的信念。
老梁说：“那时，河西的摊子已经铺开，就这么冷冷地放下，感到心里很不安，深感工作上的不稳定和缺乏连续性已成为群众思想上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1989年，随着“三西靖远会议”对移民工作的肯定和“走亲戚”，掀起了第二次高潮，移民办公室宣告成立。一年功夫，报名者逾几千户，353户，1516人。县上也总结经验，并派出由人大常委会主任带队的考察团到移入地进行考察，回来编写了《移民访问录》，下发宣传。为了汲取教训，他们健全了本人申请、村委会审查、乡政府确定、县移民办批准的迁移程序;并制定了“三不动员”、“四不移”(不是贫困带的不动员，因其他原因造成贫困的不动员，纯属社会救济的特困户不动员;迁移态度不坚决和家庭主要成员思想不通的不移，缺乏劳力或主要劳力有痴、残、呆、傻的不移，不实行计划生育或未采取节育措施的不移，前几年移出去又返回的不移)的规定。
1989年，根据安排，全县准备移民1000人，而在1988年仅赶到县上报名的人数即达4000余人，这还不算在乡上报名的。县上一再劝说乡亲们在乡上报名就行了，因为主要是村委会审查、乡政府确定，可乡亲们还是要往县上跑。北山的人跑一趟县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四五十公里乃至上百公里的山路，坐班车当天不能回去，加上住宿，光花费就得三四十元，他们便凑钱派代表到县城来，不走趟县城心里总是不踏实。移民办公室一度出现了移民蜂涌，络绎不绝的现象。短短两年光景，老梁也“转战”了一大圈：由乡政府到移民办，又由移民办回到乡政府，最后又“杀”回移民办。到乡政府以后，特别是每到条件差的地方，他都会上讲，会下做工作，讲河西的优越条件，支持群众上河西，他对我说：“我之所以认真去做这项工作，是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党的干部，是出于同情感和责任感，理解我们北山人的心!”
迁出县的干部如此，迁入县的干部同样奉献出了一颗火热的心。
被称作是“移民司令”的毕有贤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毕有贤是玉门市移民办公室干部，憨厚、耿直，肚子里没有弯弯，从1985年5月以来，从未离开过这个辛苦而棘手的岗位，是个地道的“移民司令”。他说，一想到中部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抛家舍园，常常觉都睡不好。妥善安置好中部来的移民，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来，全市8个乡镇，一个移民基地，240多个村，560多个村民小组，3440户人家，都深深地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
他告诉我：“搞了这么多年移民工作，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要热爱移民，热爱移民工作。在工作中吃苦耐劳、认真负责，经常关心他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教育他们、鼓励他们安心扎根、建设玉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那年3月，武都县五十多名移民迁入玉门市柳河乡官庄子村移民点。正赶上天下了一场雪，一时间，移民吃住成了大问题，带队领导也发愁。面对这重重困难，当地干部群众有的腾房子让移民住，有的送些菜，有的送点柴，有的还把自己的锅灶都让出来叫移民做饭吃。有个年轻妇女抱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住在村委会的桌子上，桌子上只铺了块纸板子。有个叫王生福的农户看到后，把这对母子叫到自己家的热炕上。孩子的父亲李科社感动地说：“你们待我们这样热情，我们忘不掉，就是要饭吃也要在这里，绝不回去。”
我在骆驼城采访时，高台县农委干部石成荣一直带着我走东家进西家，介绍移民工作情况。那时，他已从事了6年的移民工作。他虽然花白了头发，却有一副挺得笔直的好身板。基地开发之初，他长年累月泡在移民中住地窝、吃炒面，进了移民家，又总是盘腿往炕头上一坐，就拉开了家常，为移民办实事有家而不归，啥心都操到了，深受移民爱戴。
河西，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从此张开有力的臂膀，热情拥抱着来自中部干旱地区的贫苦乡亲。
四、悲欢离合移民曲
千里西上，生活在“西部特区”的移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着生存的奇迹，谱写了一曲曲新的创业之歌，演绎了一幕幕悲与壮、苦与乐的活剧，高奏着自己或酸或甜或苦或辣的悲欢离合曲——
故事一：树一挪一死，人一挪一旺
说起过去的岁月，甲子墩村移民社社长张正堂长长地叹了口气，黑红的脸上布上了一层阴云：“我爹是地主。咳，山区的地主嘛，穿的是烂皮毡。我爹放羊是一把好手，务庄稼细得很，吃个麻洋芋一顿也就过了……至今南北山还在吃回销粮，就是玉米面，24斤，还在吃国家!”
有什么，能比种粮的农民吃不饱自己的肚子更愁更悲呢?
今天的移民们都认识到了一点，自己的家乡没发展前途，至今许多地方还不通电，农业机械没法使用，用的都是毛驴。化肥不买不行，买上连籽带肥都丢掉呢，可有的人还不愿来，说祖祖辈辈没饿死，这辈子也饿不死。
“共产党比我们的父母强，父母把我们‘另’出去再啥也不管哪!”
我禁不住笑了，问他：“到这张掖来适应不适应?”
张正堂挠了一下光头，嘿嘿一笑：“别说人了，来到这儿牲口都适应得很。”他指指远处几头悠闲自得的小毛驴说，“毛驴子整天撒着欢儿，毛也光溜溜的。在榆中时就把嘴扎住了!”
落户在张掖市南湾村的莫我俭曾是定西县石峡湾乡卫生院长，是干了32年的集体人员。他能走上移民之路，其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是不难想像的。可不走又咋办呢?
“全家七八口人种了50亩地，却分了一百多处子，山梁子也算是地，亩产就100来斤。”从他记事的时候就吃回销粮，“陆陆续续尽管吃，每人每年补一百斤，一月挣的工资也都补助着吃粮了。”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掰着指头对我说：“在三岔村住了七辈子人了。家谱上看，从祖爷、太爷、爷爷、父亲、本身……可祖祖辈辈做了个啥?多年不够吃不够喝。人再奋斗，天不下雨也没治呀。树一挪一死，人一挪一旺，我也拾起了走。”
常尽忠在家开着个体诊所，条件还可以，但也走上了移民的道路。在他看来，哪里的五谷都可以养人，哪里的黄土都可以埋人，能行，就干一下，不行回来，这大自然没法抵抗。在定西，五六岁的苦孩子就知道没粮吃的难怅。一次，小孙子黎明随他去地上，孩子扑闪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看爷爷，又看看麦田，然后轻轻拽拽他的衣襟：“爷爷，你再‘和’(别)发愁了。麦长得这么好，咱们也有吃的了，你给我爸爸和我太爷打封信，让他们也来嘛!”
常尽忠的双眼湿润了：“这么小的孩子会说这么的话，人心上难怅的!”
出酒泉南行约五十余公里，我来到安置移民较多的金塔县，追寻移民生活的足迹。
金塔县早期叫王子庄，十六国时期，北凉王沮渠蒙逊的长子沮渠牧健西游时，发现这里水美草肥，便辟为放牧之地。北魏灭北凉之后，这里因地处边关，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百业俱弃，王子庄也成为了残垣断壁。雍正四年，肃州通判毛凤仪来此巡视，发现这里适合耕作，才又上书朝廷，请示开发，获准后，始招募民勤一带的农民，前往王子庄，开垦王子东坝、西坝荒地，并凿山引水。以后由于民族矛盾，又荒凉了一段时间。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才逐渐得以真正开发。
在县农办昝兴荣同志的陪同下，我去采访一个叫鲁廷文的移民。这是又一个因贫穷而染上悲剧色彩的人物。
吉普车从金塔县城开出，先在县乡公路上奔驰了半小时，然后驶上崎岖不平的乡道，又约摸跑了二十多分钟，才来到古城乡五分村四社，来到鲁廷文老汉的家。他是最早一批到河西落户的移民。
鲁老汉花白的胡茬，棱角分明的下颌首先让人感到的就是刚毅与坚定。谁也不好说什么，所有的人都十分压抑。只有炉膛里的煤火“呼呼”地抽着，像是在对人们陈述着一个酸楚的故事。就这么，悄悄地坐了许久后，他才用一口浓浓的永登乡音，断断续续地讲给了我一段催人泪下的不幸遭遇——
“在永登就想买个机子，可是山区地方，危险得很，算了。”老汉说，“就一个儿子!”只这一句，他就心酸得说不下去，哽咽着出去擤鼻涕。
“老家是雨浇地，雨下上就成了，雨下不上就完了。回销粮十年里也要吃五六年，不是雹打了就是旱了，吃的主粮洋芋占五成，吃的光能吃饱。以前给了吃上呢，不给吃不上，过不去啊!”鲁老汉凑在火炉前，不停地把一杆尺余长的铜烟杆伸在炉口上叭嗒着，长长地叹了口气，“疙瘩干饭吃不上，就是个拌汤。”
“头年八月里来的，七月里娃娃就埋掉了，没有出一年!”
鲁老汉的儿子很精干，人也能吃苦，干临时工挣了点钱，又贷了些款，买了个手扶拖拉机。可车买来才四十几天，就在一个大风天里与汽车相撞了……顿时，天塌了，一家老小哭天喊地，悲痛欲绝，感到再也无法在这块留下巨大悲痛与创伤的土地上生活下去了。面对鲁廷文一家的不幸，村社干部和群众热心帮助料理后事，并再三劝慰鼓励，终于使鲁老汉重新振作起来。
“咋不行就下，回老家。”兄弟说。
“回去咋办?阿么也就是金塔人了。”鲁老汉用手背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毅然地回答乡亲，“凭着我这把老骨头，怎么也要在金塔干!”
悲，且壮!就这么，鲁老汉带着老伴、儿媳和三个孙子在金塔扎下根来。农闲时节，别的农户无事干，鲁老汉却起早摸黑忙个不停，拉沙压碱，深翻倒土，沤积绿肥，疏松土质。“丫头子就当作小伙子们干，”吃了比别人更多的苦。鲁廷文落户的社，东靠河湾，西靠碱湖滩，土地盐碱严重。他承包经营的21亩耕地，大部分是紧靠碱滩河湾的边角地，瘠薄产量低，亩产只有175公斤左右。为了把这些地改造过来，鲁老汉率领一家老小经常起早摸黑，赶着毛驴车到几里外的沙丘上拉沙压碱，中和土壤。他又根据当地农民的经验，采取高茬收割、压麦草、收割野草、拾大粪、拔蒿子沤积绿肥等办法疏松土壤，提高地力，终于使自己承包的21亩“贼窟窿”地变成了亩产350公斤的稳产高产田。1987年，他家盖起了砖木结构的新房11间。1988年，全家经济总收入达到8380元，人均纯收入720元。如今，鲁老汉的房前屋后杨树成椽，梨树挂果，猪、羊满圈，家里有沙发有电视，有热炕还生着火炉……
吃过饭，老汉没忘记左一下、右一下细细地舔舔那碗底的一点糊糊。
另一种悲，但这悲后是希望。
1985年，魏花伍牵着家里顶值钱儿的“家产”——一匹瘦骡子，从榆中的宣家岔上了玉门黄花农场，当年的收成就足够吃了。好端端的，他却心慌得整天地蹲在地头上瞪着眼瞅天瞅地，瞅着红太阳从地平线那头升起，又从地平线的这头落下。渐渐地，他眉心的那个疙瘩越结越大，也越结越硬。“这地方，冬天太冷、夏天太热，如果在兰州，我一天要饭吃也吃饱了。”一个晚上，他终于道出了自己的心事：“急坏了，看不见个山嘛。咱们那面死了人头顶山脚蹬山，前后靠山，死了也有个埋的地方。河西的大平原上死了人都没处埋!”五十多岁的人，担心死了以后的埋法。要回，便任谁劝也不行，瘦骡子一卖，回得势不可挡。回去后却是惨淡经营仍吃不饱肚子，当初为回与不回与他抬杠骂仗的女婿，1987年光卖黑瓜子就收入近万元，没多久，又置办上了小四轮。魏花伍后悔了：“这两年干脆没吃头了，水也吃不上，给的一点回销粮都没钱买，那河西到底还是好呀。”所幸的是他的玉门户口还没注销，1989年底，他又第二次踏上了西行之路。
张兴仁在玉门镇种了一茬庄稼，收成不错，可却溜了。原因不外就是自己的猪吃了当地户地里的菜，人家驴又进了自家的地，畜生挨了打，人也就伙上闹，结果村上不给水浇，排挤的不行，“计划生育这么紧，不如让多生个娃娃，要他定西人干啥?”他自己也认了，说是来路的沙子压不住本地的土。为这，市移民办富有工作经验和责任感的“移民司令”毕有贤三番五次去调解，做工作，“我给你划上地，打土坯的水也要上，你还干啥?你走了将来还能不能再踏回来?就是我们要你，河西的人民还要不要你?”可结果却是对牛弹琴。没出过门，出了门稍微照顾不到就想不通。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张兴仁卖了房子当了家产，给谁也没打招呼就走了。结果却是回去也没落上户，那会儿，他的几十亩薄地早就收去由别人种了。他蹴不住，来到祖坟上大哭一场，烧了最后一张纸，领着一家老小真正走了“口外”——到新疆找着落户去了。
张兴仁回了，值吗?
即使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临泽某拿权的干部在宅基地和土地的划分上不按规划搞，像训学生训儿子一样训移民，“把天能吹破，实际自己连二分钱的事情也办不了”;镇原乡某村支书名曰看望移民，喝了酒吃了肉还把人家媳妇揽在怀里;芨芨乡一个村支书把移民派往远处出义务工，然后当晚上就把人家媳妇睡了;明水河的“医生”都是“庆大大夫”，没有医疗点，50%的移民家里都备有注射器，不管头痛脑热肚子疼，就是一针“包治百病”的庆大霉素;已是11月中旬，村小学的火炉仍没有生火，没有炭，娃娃们一个个冻得瑟瑟发抖，教师不够，让自己解决，村上请了民办教师，县上却不开工资。
感情、人格、贞操、钱财。
在付出艰苦劳动的同时，移民们确实也付出了一些不应该付出的代价。即使这样，能走回头路吗?
我不禁想起，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河北献县手枪队队长，多年负责移民组织领导工作的张英副指挥对我说的一番话：“搞了这么多年工作，就移民费了脑筋，很费精神。人的事情是不得了的，人的习惯势力、传统观念，两个字——复杂。人的问题复杂极了，没有点组织工作那敢来吗?吃的问题、穿的问题、供给、就业、医疗、上学等等。”
是的，移民难。可这对于张兴仁来说，对于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因“跟前儿子多却没有家孙子”，而被老太爷拉回来的小两口来说，对那老家儿子多却无人养活年迈的父母，老人又不肯移去而被迫流着泪回来当“孝子”的儿子来说，又能说明什么呢?
大跨度的迁移带来的环境、生活、人际、耕作方式等等的改变对具有浓厚乡土观念、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的农民来说，得有一个适应过程，在这个适应过程中一个不返回不可能，也不现实。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移民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客观上，也有一些工作做得不好，也有少数干部腐败，但从大的方面讲，大环境是健康的，大气候是好的，党的政策是为移民说话的，是保护移民利益的。外部的一些困难在此情况下应该得到克服也可以克服。事实正是如此!
故事二：欢欢喜喜走河西
结婚是人生最高兴的事，可又有谁的婚姻比光棍汉娶媳妇更甜呢?
这两口子都属马，却夫比妻大，差了一轮。汉子是原静宁县孙湾村36岁的谢三东，女人是甘沟乡阎岔村的张米庄，24岁。
两间新房整洁、亮堂，给人的印象就是它的主人勤劳、聪明、丰衣足食。墙壁上，玻璃镜框内大红塑料皮的结婚证书镶嵌得端端正正，一旁，是一张娃娃甜甜的照片和三人合家照，都是带彩的。见我笑着端详结婚证，谢三东便踩了椅子上去把镜框端下来，小心地取出红本本，用双手捧给我。我看看，没错，是属于这两口子的：1990年4月20日签发第63号。
1989年8月成的亲，好事多磨，结婚证是养了娃以后补办的。
曾经，张米庄是“换头亲”，但不是和谢三东，是和甘沟乡孙岔村全家。她换给属龙的姓全的男人，哥哥娶来的是全家的姑娘，哥哥比嫂嫂大15岁。
这亲又咋“换”呢?
张米庄认认真真、一五一十地给我讲开了——
“换亲，衣裳各家给各家买，礼钱也没有，也不待客，一个毛驴，两个人，一个拉驴的一个背箱的。我结婚时，来人就是一碗茶。收了七元钱的礼，每家不是二毛就是四角，有的来就抓了一把秕粮食，屁股后面还跟了一帮娃。”
“说的时候见了一面，见第二面已经各家引去了。腊月廿三领上去的，到正月三天年过不罢就跑回娘家了。私婚，年龄上各有一方不够，就没有扯结婚证……人家的老人好着呢，后人不愿要，后人念了二年级书。”
张米庄换来的嫂子“迟过门了三天，日子是‘阴阳’给看的。媳妇嫌我哥年岁大，正月初就跑回了娘家，哥没有打她，对她还真好，可好也不行，家里的一切都由她，吃、穿、游由人家，谁也不敢说，谁说和谁揪住嚷仗，结果，各走各家了。”
36岁的谢三东呢?
这说不成，那说不成。家里有的就是四间土房，三个桌子，十四口人。可“自从88年春水上做了移民，9月份回去就寻上了!”
甘沟集上，谢三东和张米庄见面了。
“听说你是换的亲，你不去了。”嗫嗫半天，谢三东才挤出这么一句。
张米庄闪闪眼皮，头都没抬：“就这么个。”
“我移到高台了。明水河是一马平川，各种粮食作物都高产早熟，不但有白面吃，还有菜水。我年龄大了，如果你不嫌我年龄大了就跟上我到高台去吧!”这头一面，他就喜欢上了张米庄。
“如果你真的到高台的话，那我就去呢。”忽地，一团红晕飞上张米庄瘦黄的面颊。
“真的办到高台了。”谢三东生怕女方不相信，抬手指了指“苍天”，连连说，“我不哄你，我都准备着盖房子呢，庄稼也收了一代了。”
“那就咱两个商量好先走，不要让家里面知道了……”终于，张米庄忸怩了一下，垂下头，这样轻轻地告诉他。
这正是：天阴着雨没有下，石头上麻辣辣的。尕手里抓住着没给头，悄悄的尕手里捏了个大豆。
“在老家见了两次，第三次就领上走起了!”谢三东兴冲冲地说。在约定走的头一天，先领到家里住了一夜……
哦，这是多么诱人的移民式婚姻!
说起老哥还想拿她再换或仍和全家成，张米庄直起擀面的身子，十分坚定地说：“换这一次就够了，换伤了，不换了!换给的全家每年到过年的时候没饭吃没柴烧，连洋芋都吃不饱。炕眼里没填的，做饭没柴烧，冬天没棉衣，夏天没单衣，就那么困难，比娘家还困难。”
那以后不久，知道张米庄下落的两个光棍汉哥哥又撵来了，理直气壮地向谢三东要礼钱3600元。
这是什么道理?
看来，当贫困达到极限时，换亲似乎也是一部分中部农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合理方式。不然，这些食不果腹的人们怎么才能去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这个意义上看，它在现阶段至少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了!
一眼看去，张米庄瘦弱了些，但白衬衣，蓝外套，剪发头，拾掇得利利落落。谢三东淳朴憨厚不善言辞，人却是高鼻梁大眼睛十分精神，他不停地咧着嘴望了我笑，从这张喜悦的脸上，我看到了他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满足。屋里，尽是满满的粮食口袋，玻璃窗亮晃晃的，水泥面锅台又光又亮似镜子一般，案板上是白白的长面条……
“这个人如果不遇上移民这辈子就完了!”
明水河移民村村主任这样对我说，他和谢三东是出了五服的兄弟。
11月14日晚，在明水河移民基地简陋的办公室，我和十来个村社干部小聚。他们来自静宁、定西、通渭、东乡4个县。年龄不同，口音各异，生活习惯也不尽相同，但这会儿都围在热烘烘的房子里吆五吼六，有说有笑。看了，让人格外亲切，也格外有感触。村文书刘本立调皮、幽默，他捞上一大盘鸡肉后冲我笑道：
“从煮着吃小麦、沙枣子到煮着吃鸡肉，这就是移民生活的变迁!”
是啊，这是一种怎样的变迁，在这变迁中又包含了怎样的艰辛?
冬天，凛冽的北风在戈壁滩上呜呜地吹过，初来乍到，睡在“地窝子”羊圈里可想而知其感受。白天尽管苦，晚上没事了就唱，漫“花儿”吼秦腔，也扯几嗓子“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可那不是欢乐的歌，而是一种宣泄，“年轻人仰绊一睡牛朝天，黑了睡下看着星星亮晃晃的，还是想呢——想老婆!”但是，他们却创造了人类生存的奇迹，在这里建立了新家园。这是第一代移民，那么，移民的日后呢?移民的子孙们呢?
大家尽兴地喝着酒，聊着天，讲给我这几年来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命运上的大起大落。
我注意到坐在门口的一位男子。他来迟了点，未能介绍与我认识。他酒喝得少，划拳的声音也不高，其凝重的神情透着一种特有的深沉。我端过一杯酒和他碰杯，简单地聊了几句，知道他叫陈应科，34岁，是复员军人，三社社长，原籍静宁县甘沟乡梁岔村。
第二天上午，高台县农委的同志已来到基地接我回城。要动身了，陈应科匆匆赶了来，挽留我再住上一天。他说：“记者，我想跟你把我的思想谈谈，想请你到家里坐坐，看看我现在的生活!”
我被陈应科坦诚、淳朴的感情深深打动了。可去家里来不及了，我说以后一定再来。我和他又进到屋子里，坐了下来——
“家里灾情多，收成少，二老哥自小与张湾村的女孩定了亲，可到了结婚年龄人家嫌家庭困难不来了，一拖再拖，在不能再拖的情况下，就把大妹子做了换头亲……这时，二老哥已36岁了，妹妹22岁，人家妹妹当时20岁，她哥哥38岁。那是1985年!
“从这事情上把我也拖下来了，思想上感到有点悲观。一个人睡在床上也苦恼地哭过。老人把咱们生下，供给上学，上学以后又减轻不了负担，给家庭还增加了负担。人活着究竟是为了啥?后来我又到新疆挖煤，可几年过去，钱也没挣上……在这种情况下，1987年4月，自己的小妹妹又与人换亲，给自己换了个媳妇，妹妹那年20岁，和妹夫年龄相同，我的媳妇是1968年生的，和我差了一轮。
“知道移民情况后想，再也不能流浪了。如果再不出来，在干山荒岭里对后代更有影响。我在部队就是预备党员，不搬就不搬，搬来了就要扎下根。万事开头难，再苦再累，我还是要坐……那时候，我们夫妻二人就带着一个铺盖卷，媳妇怀着两个月的身孕，我水土不服，吃不好，得了肠炎。肚子疼得不行了就蹲在地上卷根烟抽上，一天光坚持吃两顿饭，稍好些了就继续干。当时种麦子跟不上，就种了两亩玉米，这时别人的玉米已出苗了。头年亩产300斤，在老家最好亩产200斤，在此情况下达到300斤，是个鼓舞;第二年小麦、玉米都是400斤，又是一次鼓舞;今年试种了4亩带田，结果亩产1000斤!”
最后，陈应科信心十足地说：“盖了四间房，欠了一千多元账，但是思想上不怕。以前如果欠上这么多就不得了了，就得把妻子儿女领上讨饭了。现在只要我人在，把几亩地种好，也还上了。总的是，党的政策好，各方面的事太好了……”
“赵景存，也是个复员军人，当要饭娃时曾走过河西。复员回到山村后，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三口人仅靠着一亩薄地过日子。移民伊始，他们就报名来到河西，起早贪黑地务弄庄稼。那棉花一下子就种了五亩，令当地人咋舌，害怕他们吃不了那个苦和出不了那个力，因为当地人都不那么干。好在他媳妇也是个勤快利落的人，地里的盐碱很大，两人就拉麦草和沙子往地里铺压，结果在别人产25公斤粮食的地里当年就生产出150公斤粮食。
“也是在这年，一场热风席卷了这一带，别人地里的瓜秧折了，棉花苗蔫了，他的却损失很小，乡上领导下来检查灾情，问他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在热风来时，他用棍子打落不少树叶铺在棉花地里，防止了日晒，又搬了些大土块压在瓜秧上，防止了风吹。直乐得乡领导对村、社干部说：人家移民还知道想想办法，铺压些东西，你们白在这里长这么大了。
“这就是榜样，这就是希望，这就是财富。虽然他们没有读过《资本论》，也不知道‘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那深厚的哲理，可是却知道简朴的道理：没有劳动就没有收获。农民不尚空论，他们希望见真格的，这些活生生的事例都是真格的。”
田子胜也曾是一名战士。移民张掖后，妻子住院欠了两千多元债……他有那么多苦，有时也感到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可当谈起前景时，一下子又兴奋起来。他说，有那么多枣树果树，两年后不种麦田也能养活自己了。
这位勤劳的年轻人刚来时，当地人犁地放水他都跟在后面看。为了改变过去“朝天一把籽，种收去两次”的耕作方式，还参加过市农委办的农业技术讲习班，学习河西的灌溉农业和果树栽培技术。“枣子树不害羞，当年红溜溜。”田子胜高兴地告诉我：“在这个地方越干心越高，还想着盖本地人讲究的八廊房，美观大方，排场阔气。”
敦煌，吕家堡乡。来自通渭的张振东30冒头，可盖的房子却高大阔气别具一格：前拔一廊的敦煌特有建筑风格;屋里，也是敦煌人特有的“请桌”，桌上是瓶瓶罐罐的农家小摆设和几本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18吋长风彩电、双卡录音机、沙发、组合家具更是一应俱全。除乡音未改外，举手投足给人的印象已是典型的当地老富裕户了。
他说：“我现在的生活在老家还没有一家能比上，可在敦煌就很一般了。干啥都没有走在人后头，想着把明天的活今天干了，个人吃点苦头，也不让人小看。”
越穷的越打颤，越富的越发汗。张振东今年“鸟枪换炮”，手扶子换成了小四轮。这不说，还给当初留下的兄弟办来了户口，那时是为了留下后路，上下来去方便。
(2002年“五·一”长假期间，我又一次离开省城，赶往河西走廊的移民基地。一天一站，依次跑了民乐、张掖、高台、玉门、安西、敦煌和阿克塞等7个县市。在敦煌，首先拜访了张振东。见到张振东时，他正提个水管在自己家院子里浇花。令人称奇的是在这座全封闭的太阳能庭院里，八九种花卉竞相争妍，四季常开。一棵已经生长了六七年，高达五六米的竹子更是挺拔俊秀，茂盛葱茏，据说在敦煌市仅此一株。原先的上房两侧，又新盖了东、西房。皆是一砖到顶，有十四间之多。干啥都不愿走在人后头的张振东如今的日子过的比很多当地人还殷实，两口子年收入万元以上。因为他的勤苦，因为他的忠厚，也因为他的富裕，那年，他被共青团敦煌市委等单位联合评选为敦煌市“十大杰出农民”和敦煌市“新长征突击手”。)
提起这段生活，每一个移民都是那么感慨。那会，许多人栽不来树，要求成行还想不通，见播种机种包谷、种麦，更是排上长队看新鲜，“当了一辈子农民，才感到当农民也大有作为，前途相当大。这个地方真了不起，种上金子都长呢!”“千真万确的，没有共产党确实站不住脚，没有共产党靠谁呢?”
1986年春节，骆驼城的移民社火队进城拜年，把秧歌送到了县政府;在明水河基地，11个移民社就组织了7支社火队，吃饱肚子的移民以震天的腰鼓，表达着他们对新生活的喜悦。
一位东乡族老人对我说，我虽然离开了东乡，离开了家乡，但是家乡的“花儿”我还是要“漫”，心中的歌，我还要唱：
尕骡子戴的是铜铃铛，
尕犏牛驾了个独杠。
尕妹妹撒籽我抓杠，
责任田种了个名堂。
东乡山高高了个大白山，
我们到河西迁了个干散。
群众的生活大改变，
党的政策落了个喜欢!……
移民中有“三多”：中学生多，复员军人多，手艺人多。他们在走出中部山区，把富足的劳动力资源带来河西的同时，也带来了中部的文明和传统文化。在玉门市柳河乡的文艺骨干中，80%是移民，在市上举办的文体比赛中，多次为乡里争得名次。移民，有力地促进了山川人民在经济、技术、文化上的双向交流和共同富裕。河西人普遍认为中部人地种的细，肯吃苦，有头脑，房子也盖得好，都是些人物。是啊!他们如果不是移出地的人尖尖，如果不是有些魄力和远见，敢迈步走上这千里西上的迁徙之路吗?
大跨度的迁徙铸就了这一代移民的顽强、成熟和拼搏进取，而这些可贵的品格，才是一笔更加巨大的财富!
故事三：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
人生自古伤离别。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明水河移民基地，老初中生牛俊宝将李白的《静夜思》抄录在一块三尺见方的绿纸上，寄托自己思念亲人、思念故乡的情怀。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如果不是老家吃不饱肚子，又何苦要背井离乡，远走他乡，犯这个难怅?故土难离，穷家难舍，更是每一个移民共同的感情。年轻人普遍想得开：怎么好怎么来。老年人没见识，山里呆了一辈子能有啥经历?火车都没见过。18岁嫁到山里，60年过去了，足没迈出过庄子一步，但指责起儿子来却头头是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你有啥见识?”全不管儿曾读过七年书。
不是清明，不是年关，可榆中县梁坪乡瓦子岘村的山梁上，却翻飞着燃烧的纸钱和缕缕上升的青烟，一阵低低的哭泣随山风呜呜地传去。
故土难离，穷家难舍。再有一天，金玉就要举家迁往张掖小河乡了，行前，带着儿女给先人们烧了张纸。
人呢，年龄越大，有儿有女了，像对父母的感情才越深，那离愁别绪才越重。
金玉四十几岁了，老父亲仍坐着个手扶子跑了三十多公里山路送子进城，这不算，又把他送到了兰州的火车上。“七十多岁的一个老人，也不知咋走的。父子之情，多会了完呢!”上路前老人说不出多的话，只是自个儿颤抖抖地从灶头上搬了一块土疙瘩，悄悄地卷在儿子的铺盖里，说：“娃娃，去把它塑到那面的灶头上，就等于把家也搬去了……”
“老人不说嘛，在跟前打着、吵着呢，怎么都行呢。我坐着手扶子出门，我妈就在门上，多的话无法说，那心里面就——”金玉眨了眨眼，已是热泪盈眶了。
是啊，条件再差，生活再苦，毕竟养育了这么多年。突然离开了，总是难舍难分，心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每一个山是熟悉的，每一点黄土也是亲热的，“我走的一天正是古历正月初七!下着大雪，雪特别大。我走到一里之外回头看时，老人和所有送行的人还在门口张望着……”每一个移民，都能十分清楚地说上自己离开家乡的时间和场景，听了，无不感人至深。是啊，人是感情喂养的!农民自古以土地为本，祖祖辈辈的心血全部浇灌在了故乡的热土中，非到迫不得已，是绝不会舍弃故土迁移他乡的。“哪怕就是今天去吃海参呢，哪怕就是现在到外面去做官呢，心里也是不放心。就是在跟前，喝上一嘴汤这也照(看)着哩。”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的心就是这样的。现在呢，金玉吃的是哗啦啦淌的自来水，可他的父母呢?苦了一辈子还连窖水都不够喝……
人移走了，房子也拆了，狗呢?
狗是“忠臣”。农民说，家值千贯，狗值千贯。金玉的狗带不走，也杀不得。人坐在车上走，狗就在路上撵。他喊着狗儿的名，眼泪刷拉拉往下淌。几年后回家，那狗还围上来，在他身上过来过去地蹭，眷恋之情畜生都有啊!也就在这个村上，一户人家房拆了，主人也走了，可那条养了十多年的老花狗没带走。那狗饿了出去找点吃的，吃饱了就经常在那废墟上守着。最后，竟饿死在这里了;还有一家的狗送人以后刁个空儿还要回来叫几声，卧一会……
在数十万贫苦农民挥泪告别亲人，离开故乡，踏上开辟新生活道路的同时，也有人急匆匆地“打道回府”，回返原籍，而那原因，就更是千奇百怪，令人瞠目了。
1989年初春，27岁的刘娥娥带着一岁的女儿做了移民。划地，领化肥，拉籽种，浇水。从此，那些爷们家的活计都“承包”给刘娥娥了。男人振振有词：“我不愿上河西，你女人愿意了你就看着。”这男人高挑个，却死懒，一天光是一吃一转领娃娃。这两口子在老家就打架，原因还是个男人不干活。女人就嫁在娘家门上，伤脸的死活不爱蹴。“大家带了我的笑声，我要飞高落远，要着吃也不往他们眼皮子底下蹲。”听说移民，她义无反顾地来了。
对此，有移民干部向我介绍说，“移民时特别重要的是要让女人上来，女人一上来，她的娃娃上来了，狗也上来了，……这样，男人也就住稳了。不然，水一浇地一种就又跑了，回来上床侍候老婆去了!”这很精辟的，但也有例外。刘娥娥的男人就是其中一个。
刘娥娥正干得起劲，没料到不出几个月男人却打起了退堂鼓：说这鬼地方风沙太大，太阳照得像火炉子，风刮起来像刀子，长这么大也没受过这苦。还说这里又是施肥，又是锄草，又要浇水，而且都不是一遍两遍的，比在老家春天一把籽，秋天一把镰不知要苦多少倍。“我宁在老家喝糊糊，也不下苦吃白面，再穷也不到处乱走!”等等，说得她很生气：“你不想干，就在家呆着，看看孩子喂喂猪，也都是些事，另外相互也有个依靠。”刘娥娥移民高台决心大，可男人不干活她也奈何不了他，不干就不干呗，她好不容易把籽种拉到了地上，却被男人一顿老拳打得满地头跑，这且不说，还把籽种拉回去给农委退了，弄得庄稼也没种上……
两个月后，一个北风呼呼的夜。
小地窝子里，那不干活的壮汉一把拽过刘娥娥，可刘娥娥哪有“这”心思?不从，便被男人又一顿“老拳”打了出来……
河西的大戈壁黑茫茫伸手不见五指，夜风瑟瑟，更让人不寒而栗。刘娥娥却赤条条地被爷们家打出“地窝子”不让进门。
刘娥娥哭啊!刘娥娥叫!刘娥娥哭干了眼泪喊哑了嗓子，却是哭地地不应叫天天不响。她无颜去敲别人的“地窝子”。夜色下，她不由自主地徘徊在铁路边，一双无神的大眼死死地盯着那两条乌亮而冰冷的钢轨……她想到了死，可她没有死，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和做母亲的心的躁动又把她带到了大漠深处。从静宁来到明水河不就是为了选择新的生存地，不就是为了生活得好些吗?为什么要死呢?
当一轮红日给树梢披上温馨的霞光时，在沙枣林中蜷缩了一夜，早已被冻得浑身青紫失去知觉的刘娥娥，被一个正在滩上放羊的毛小伙发现了。放羊娃扔给她两件从自己身上脱下的衣裤，带着这个不知名的女人走进了自己的“地窝子”。
烈火干柴。
那以后，发生在这两个衣食男女身上的事情，就是顺乎人性顺乎自然的了……
刘娥娥失踪后，男人找了两趟没寻见人，就回了。走时卖了家当、口粮，带走了女儿。
回去不久，这汉子便疯了!
家在高台县南华乡陈号村的放羊娃家里也困难，二十啷当岁了还未婚娶。在把刘娥娥领进自己“地窝子”一年后，没办任何手续，他的“作品”——一个小女孩就呱呱坠地了。感情好，小日子过得挺“喔也”，刘娥娥这才敢给急坏了的娘家打信报平安，结果却被男方家发现了。嘿，这还了得?一纸状子就告到了高台县法院。同时，男人家里又放了话，如她还回静宁一起过，就不告了。可刘娥娥死也不回去，她已不再是一年多以前那个逆来顺受的弱女子了。“宁可坐‘班房’，也不回去，要在高台生存。”
不幸的是刘娥娥这后一个男人犯了案，偷商店进了公安局。即便就是这样，刘娥娥也只是抹了一把泪，语气却更坚定了：
“几时等着男人判了刑后，我看给一眼，再到静宁离婚去!”
刘娥娥“吃官司也要在高台吃官司”，宁肯等着后一个进了“班房”的男人，宁肯蹲“班房”，也不回那老家西巷村，也不跟那不愿上河西的男人过……
我感慨万千。
我为刘娥娥欢呼!刘娥娥的移居他乡，刘娥娥的出走乃至“重婚”，对她对整个移民来说，实实在在是人性的复苏，是历史的进步，是一场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