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学习好天地

    为了推动下乡工作的开展,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组织召开农村巡回医疗队座谈会,部分队员畅谈巡回医疗实践中的收获和体会。

  会上,北京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教授说:过去,我认为自己天天治病,没有脱离实际。有些成就就沾沾自喜;有点困难就像天要塌下一样。究竟广大人民要求什么,不了解。在农村过了一个时期,认识上起了变化。现在看来,过去确实是脱离了实际,特别在思想上陷入了“高、精、尖”的小圈子,看不见广大群众。在阜外医院工作时,大手大脚,一个病人没有300元进不了医院,花1000元钱算不了什么。这次到农村一看,花500元钱就可以解决多少人的问题!这是个群众观点问题,过去自己对这个问题认识不足。这次若不到农村也解决不了这个思想问题!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副所长李洪迥教授说:这次到农村巡回医疗,使我认识到农村真是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和改造思想的广阔天地。我们过去脱离劳动人民、脱离实际,教学、医疗、科学研究就做不好。毛主席说:“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卫生工作要为农民服务,就必须了解农民,懂得农民,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改变农村医疗条件,就必须到农村来。医疗队下乡是一个好措施。

  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陶滦副教授说:现在重读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又给了自己很大启发。有一天,我到一个贫农家里给他的孩子看病。这小孩六七天没有吃饭,不大便,抽风,脸都发紫了。一检查,是胆道蛔虫症。除了用针灸和舒张药外,我想给他把肛门口的干大便挖掉一点。我带着一个指套先挖了一挖,没有。再往上一摸,软绵绵的,有虫头!当时我心里有点害怕,但一想,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得尽力为社员群众多做点事。于是下决心用力挖。结果挖出了一大堆死蛔虫,足有20~30条。当时,我两手沾满了粪便,可是,没有再想其他,只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孩子的中毒症状缓解,才能挽救孩子。自己弄脏一点,又算得了什么!

  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沈淑瑾副教授说:读了毛主席著作中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觉得自己过去对自己的改造要求太不高了。口头上说很愿意接受改造,但是在行动上却表现得很不够。这次下乡送医送药上门,和社员群众有了一些接近。我真正体会到他们的双手是又粗又黑、长满了茧子,满脚污泥,但是,他们的心灵却比知识分子干净洁白。我过去满脑子的洋框框,为人民服务是半心半意的,搞研究工作存在着名利思想。现在看看农民,他们一天忙到晚,还省吃俭用,他们为的是集体的利益。他们养活了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们好好服务而只考虑自己呢?

  北京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副教授说:在跟农民兄弟的接触中,使我深深感到他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农民很勤劳,生产积极性很高。可是我们的生产观点却很薄弱。在医病的时候,常常单纯从如何把病医好出发,很少考虑生产问题。很多农民虽然有病,总是不忘记生产,要求我们在不影响或少影响生产的条件下,给他们医好病。这样,我们才逐渐注意尽力做到既医好病,又能最好地保护劳动力,保证生产。因此,我们不仅串户巡诊,还到田头找病人。

  北京阜外医院护士曹友铭说,下乡看到社员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能吃大苦、耐大劳。3月间的气温还很低,犁田、积肥时,他们光着脚板下水干。他们爱集体、爱劳动。有一次,我们去巡回医疗,走到一家贫农家里,发现一个孩子独自躺在床上,烧得很厉害。孩子得了肺炎。一问,他爷是贫协主席,开会去了。姐姐去浇水了……。医生建议去把姐姐找来,孩子急忙阻止说:“姐姐要浇水。”事后,我考虑了好几天,谁不爱自己的孩子呢?在城里,有些同志的孩子一发烧,早就请假了。而社员群众,他们如此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就是连他们的孩子也懂得这一点。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在不断思考、探索着如何在医疗制度、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更好地面向农村,为社员群众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

  院长专家下乡来

  毛泽东主席“六•二六”指示发表以后,中国医学科学院响应号召,迅即行动起来,组织了农村巡回医疗队,奔赴湖南省湘阴县开展巡回医疗工作。院长黄家驷亲任医疗队队长。四个半月的巡回医疗工作,让黄家驷院长感慨良多,8月4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题为:“医生要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的署名文章,文章从“四个半月的医疗工作”、“带着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度过‘三同’关”、“认识农民优良品质、愿意为农民服务”、“从实际出发、打破旧框框”、“医疗制度、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要面向农村”、“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的重大意义”等六个方面,畅谈自己的体会,纵论下乡巡回医疗的时代意义。文章最后说,深入农村巡回医疗,首先,这是解决当前农村的迫切需要。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如果农民的健康不好,农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必然受到影响,也就必然要推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其次,在农村进行巡回医疗,熟悉农村情况,同农民建立了阶级感情,就使我们卫生工作有明确的方向,使我们能更好地贯彻面向工农兵的卫生方针。这不仅使我们在农村有全心全意为社员群众服务的思想,也使我们回到城市做医疗预防、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各项工作时能面向农村,为农村解决防病治病问题。

  黄家驷说,我们完全拥护这样的主张:今后要像干部参加劳动一样,把城市卫生人员下乡为农民服务的做法,形成为一种制度,实现我国卫生工作和卫生队伍革命化。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担任赴湖南巡回医疗队分队长,深入农村,为社员群众服务。回京后,她由衷地抒发着自己在广阔天地里的心路历程——

  从农村归来,衣衫上仿佛还在散发出一缕缕泥土气息,乡亲们淳朴的微笑仍在眼前晃动,我是多么思念那里的乡亲们啊!

  记得我们巡回医疗队离开的那天清晨,在金光灼灼的朝阳里,乡亲们大大小小亲热地牵着我们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当我们恋恋不舍地上了小船,小船在溪流中缓缓行进,乡亲们流着泪在岸上跑,紧紧地跟在我们后面喊着:“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你们一路顺风哪!”这一切,在我的心上刻下了深深的记忆……

  “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下乡了!”这个消息很快在四乡八村传开了。到诊疗所来看病的乡亲络绎不绝。他们把我们当做自己的亲人,向我们诉说着过去惨痛的遭遇,倾吐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我们医疗队驻点的地方,是用围堤围起来的湖区。过去,那里的农民岁岁月月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加上无情的湖水,几乎年年冲倒围堤,冲毁田园,农民们流着眼泪,驾起小船爬到大树上住宿;有些人家只得外出逃荒讨饭,等水退了才回乡。

  而今,湖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围堤修的又高又宽,堤边还修建了电力排灌站。一到春天,油菜花遍地金黄,紫草花交相辉映。农民们住着亮堂、宽敞的房舍,不愁吃不愁穿,黑红的脸上终日泛漾着幸福的光彩。现在党又派医疗队下乡,为他们送医送药。难怪乡亲们一见我们就兴奋地说:“有了党和毛主席,我们真是福气!”

  农村沸腾的生活激荡着我,给我增添了千百倍力量。在那广阔的天地里, 我的心胸越来越开阔。我在那里工作得紧张而又愉快。我们四月底下乡,北京天天红日当头,南方却是阴雨绵绵,难得有一个晴天。一到农村,给我第一个印象是,那里的路好难走。我平时走路很快,可是在那泥泞的田埂上走,也是一步三滑,一摔一身泥。有时出诊,我就拿根拐杖帮着走,过些日子也就慢慢习惯了。后来,医疗队有些小伙子竟能挑百十斤担子,在田埂上健步如飞。

  在协和医院做手术的时候,要有手术室、手术台、铁床,还有双层玻璃、无影灯……,一进手术室,那里差不多聚有一班人马,有大夫、麻醉师,有大助手、二助手、三助手,还有专门拿器械的护士。我们在农村,只有一间简单的房子,我们大家动手糊顶棚、刷墙,用纱布糊纱窗,把屋子拾掇得又干净又明亮。我们用蒸笼代替消毒器,晚上就在手电筒和煤油灯的灯光下做手术。两只药箱,架一块板,就是妇科检查床,我就在这样的床上,为一千三百多个妇产科病人作了检查,效果一样很好。

  我做了几十年的临床工作,从来是等病人上门,只管开处方,病人的家庭情况,我是不大了解的。这次下乡,我亲眼看到农民的一分钱都是用血汗换来的,来之不易呵!以后,我给农民看病时,尽量做到少花钱。我曾开了一张四毛钱的药方,治好了一位妇女队长患了十年的老病。

  只要有一颗为农民服务的白求恩式的红心,一切困难都能战胜。四月的一个雨天,夜很深了。一个叫任福芝的女社员被抬到诊疗所。她临产已近三十个小时,情况十分危急,需要马上动手术。我已经七八年没有用过中产位钳接生了,旁边又没有助手,我担心手术会失败。可是时间就是生命,我抛开一切杂念,立刻投入抢救工作,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在凌晨三点多钟,一个大女娃子哇哇落地了。

  有一天,乡亲们抬来一个叫李玉从的贫农女社员,她二十岁怀了头胎,得了妊娠中毒,全身水肿,血压增高,病情很重。病人的亲友们都摇头叹息,伤心地说:“没救得了,有去无回了!”同志们立即腾出厨房作病房。我和大家一起投入抢救工作,有效地进行产程处理。在深夜三更,胎儿安全降生了。婴儿一度窒息,我们又赶紧进行了人工呼吸,终于把孩子从死亡的边缘夺了回来。产妇感激得热泪盈眶,她的爱人也高兴地说:“真是搭帮毛主席派来的好医生呵!”

  从农民兄弟的渴望与感激的眼神里,我看出他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我们,而我们从农民兄弟的身上也吸取到多少珍贵的东西呵!

  第三篇

  千里陇原迎亲人

  “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做卫生战线的接班人!”

  “把青春和力量献给祖国大西北的社会主义卫生事业!”

  ……

  这些豪壮的誓言,已经成为北京医务工作者们立志耕耘的伟大革命行动,一批又一批的人们奔赴甘肃农村。他们离开首都,离开亲人,怀着同一个理想,同一个志愿,为了革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在陇原的农村牧区扎根落户,决心在那里生活、战斗一辈子。

  1965年,北京平安医院支援酒泉钢铁公司建设,约200名医护人员整体搬迁嘉峪关,组建“酒钢医院”,首开北京医院迁往甘肃之先河。搬迁前夕,任命该院医务部主任谢善民(女)为院长,带队来到塞上新城。

  在全国城市医务工作者响应主席号召,纷纷奔向农村、牧区、边疆,为人民群众防病、治病,开展巡回医疗的热潮中,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医院忙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医务工作者也纷纷加入到各自的阵营中,下乡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1969年,随着中苏关系紧张,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党“备战、备荒,为人民”。中央军委“一号通令”:城市人口疏散农村。

  在此大背景下,卫生部所属医院、单位和北京市各个医疗单位迅速行动起来,积极采取措施,挖掘潜力,争取抽调更多的人到农村去。“一号通令”下达后,北京市很多医院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敲锣打鼓去卫生局请愿,主动要求支援大西北,有的单位甚至写了血书。就这样,一些医院被整体搬迁,一些医院部分搬迁,还有一些苗红根正的医务人员个人申请,由单位选派。在较短时间内,又一次掀起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安家落户的热潮。

  北京医生到陇原

  1969年12月25日的《甘肃日报》上,一则醒目的通栏消息:“首都一批医务人员到我省农村安家落户”,向全省人民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佳讯。消息说:

  首都一批医务人员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豪情,到我省农村安家落户,受到了我省各级革委会和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这次来到我省农村安家落户的医务人员一致表示:一定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生交给党安排,扎根农村干革命,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为建设祖国的大西北贡献自己的一切。

  首都医务人员到我省以后,受到了各级革委会和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各级革委会遵照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伟大教导”,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为这批医务人员顺利落户创造了条件。这批医务人员到各地农村以后,广大贫下中农像接待亲人一样,敲锣打鼓,热烈欢迎。许多在旧社会饱受疾病折磨的老贫农,看到毛主席派来的医务人员,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首都医务人员到我省农村安家落户的革命行动,对我省广大城市医务人员鼓舞很大,他们决心向首都革命战友学习,抓紧时间,奔赴农村,全面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力量。

  北京市卫生局《关于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报告》(1972年10月)说:

  1969—1970年两年,市属各级医疗卫生单位,有3619名医务人员(占医务人员总数的30%)和701名医务行政人员到农村、边疆安家落户。同时,还组织了6000多人次参加的医疗队,去云南、内蒙古、陕北、甘肃等地和本市郊区农村落实“六•二六”光辉指示。

  1976年5月的一份资料显示,10年来,仅北京医院,就有80多名卫生战士到西北地区安家落户,先后组织了25批医疗队奔赴农村、牧区巡回医疗。

  约占当时全省卫生技术人员十分之一的大批北京医务人员的到来,对缺医少药的甘肃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曾经的甘肃:万户萧疏鬼唱歌

  “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记住那些为改变历史作出贡献的人们;我们回顾历史,是因为“生命所系,性命相托”,就是要激励所有医务工作者,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工作,奋发有为,这才是今天我们回顾历史的目的所在。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历代地方封建势力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剥削和复杂的民族斗争,地方涂炭,民不聊生,甘肃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巨大的限制。基层的医疗状况非常之差,缺医少药现象十分严重。尤其农民,有病大部分都得不到救治。农村广大群众过着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百病缠身尸骨多,哭干眼泪无医药”,“药店门里一根草,千两黄金买不到。有钱人得病药里泡,无钱人得病受煎熬”的谚语,真实反映了当时甘肃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普通伤风感冒,没有或少药,人们就用花椒、白矾、姜片冲水服下。最惯用的就是搓热周身的肌肉、血脉,针刺十指,流出黑红色的血液,病灶就被解除了。或者寄托于迷信活动,企图克服病痛。头疼拔火罐,伤风喝姜汤,病情严重了,就只能听天由命看造化。地方病如大脖子病无药医治,村民们就用木匠用的骨胶抹于黑布之上,粘住皮肤,晾干后尽力撕扯,意在拔出“大疙瘩”里的脓包,拔出的脓液令人触目惊心,心有余悸。

  民国以前,妇女生育,由接生婆助产,或自产自接。由于没有严格的消毒处理,新生儿死于破伤风者不计其数,产妇流血过多而导致死亡的现象经常发生。正是,水缸边上跑马,跑过去就活,跑不过去就死。有些妇女生育多次,婴儿却无一成活,当时民谣云:“只见娘怀儿,不见儿成长。”

  有些妇女为了止血,将炕灰从炕洞里扒出来,细筛过后,缝绑在裤子里以止产后瘀血。条件稍差的,没有可以缝绑装灰的裤子,就坐在筛好的炕灰上,待干燥后,皮肤上都是黑褐色的干痂,撕扯时,疼痛异常。

  “(1948年)全省仅有公立医院及县卫生院86个,区乡卫生所33个,有病床380张,各级各类卫生人员619人。加之医疗设备极其简陋,社会卫生状况恶劣,以致疾病丛生、疫疠流行,人口死亡率极高,人口平均寿命还不到35岁。”

  据有关史料记载:1948年是国民党卫生事业发展的最高年份,但河西地区仅有简陋不堪的县卫生院14处,病床10张,医疗卫生人员30多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省仅有37个医疗机构,80张病床,177个医务人员,而且都集中在少数城市,广大农村无医无药,农民饥寒交迫,贫病交加,一旦疫病流行,往往造成“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地方病十分严重,“孩子在炕上玩,爹要爬到炕上去,说,我告你妈下地回来收拾你。”此乃地方病的真实写照。1920年张掖地区伤寒流行,4个月内就死亡4000多人;1933年武威县白喉、猩红热、伤寒同时流行,死亡达数万人;1938年到1939年玉门、敦煌、安西白喉流行,结果造成“老弱者转乎沟壑,少壮者流散四方”,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那次霍乱,“人在前面走,背后蝇虫飞。”身后的蛆虫似乎能感知到生命的终结,它像未卜先知的幽灵一般,驱赶着前面行走着的身体,情景悲凉、诡秘。走着走着,人便倒下来。死的人多了,就没有人敢去抬埋,乡里村外,一片凄楚、辛凉。

  甘肃是多民族地区,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长期遭受反动势力的压榨与种族歧视,有的甚至过着奴隶生活,文化落后、生活贫困,有病只知求佛拜神、听天由命,生命遭受着严重的威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康乐公社杨哥、寺大隆两个生产队离县城有100多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个边远牧区。在旧社会,穷苦牧民根本没有医疗条件。1946年流行了一次“小儿麻疹”,一年生的21个小孩,死了18个。有一个牧民偶尔碰到一位“医生”,给病孩打了一针,就花掉了20只羊。由于性病和妇女不孕症比较普遍,人口只减不增,最好的也不过保持原状。据调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六乡的二村、四村,1940年两村共22户,86人;1949年调查为87人,10年来只增加了1人。东乡族自治县新中国成立前黑热病严重流行,死亡率高达85%,一般疾病死亡率亦高达40%之多。其他如风湿性关节炎、营养不良症、寄生虫病、肠胃溃疡病也十分普遍。

  庆阳是革命老区,二十世纪30年代政府就有了主管卫生的机构,但也就有几个民间医生和私人药房。40年代有了公办的华城县保健药社,50年代改为县卫生院。1958年大跃进时,各公社建立了三四个人的卫生所,县卫生院改为县医院,60年代医院仅有少量病床。到1967年,各公社才正式建立卫生院。环县有一个农民的女孩得了病,呼吸困难,一个游医给开了药,吃了不顶事,就用刀子从病人脖子上割了两下,致使大出血而死亡。以后家属找见游医时,他还说是“你的孩子该死”。把人杀了还不认罪,这是个什么大夫?农村的巫神马角到处骗钱害人就更不用说了。

  “据1966年统计,全省各地各类医疗卫生机构3089个,病床21 021张,卫生技术人员24 394人。”缺医少药造成的人口质量差,成活率低,寿命短,又使人们生育观念变得十分落后。“多儿多女有福享,有女无儿受凄凉。”“只生女孩不称心,不生男孩不甘心,一男一女不放心,二男二女才安心。”是当时农村生育状况的真实写照。

  “县城的产妇基本都在家里分娩,助产士都去家里接生。有的产妇出现胎盘滞留,就需送到县医院。有时还找婉芳来手取胎盘,因为她的手较小,能进入宫腔慢慢剥离粘连的胎盘。遇到剖腹产则需依靠外科医生。一次一位正在做刮宫术的助产士来找婉芳,请她看一下胎儿的脐带为什么那么粗。婉芳一看吓了一跳,那哪是脐带,分明是产妇的肠子呀!原来她不仅把孕妇的子宫刮穿,还夹出了一段肠子。以后产妇出现了肠梗阻症状,只能由外科医生剖腹把肠子拉回腹腔,修补子宫。”

  1965年9月12日,甘肃省卫生厅就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问题,向省委作出专题报告。报告说,据1964年底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45.6%在城市,54.4%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3.7%。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35.5%,农村占64.5%,其中县以下仅占22.6%;中医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在经费使用上,全年卫生事业费共为1845万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430余万元,占23.4%;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2.2%;用于农村的为700余万元,占43.3%,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3.2%。

  透过甘肃省卫生厅党组给省委的《关于加强地方病防治工作的报告》〔甘卫机发(65)第10号〕,我们可以看到,甘肃广大农村,除了缺医少药外,地方病对农民群众健康的威胁非常之大。报告说:

  克山病、大骨节病和地方性甲状腺肿三大地方病,在我省分布很广、发病率高,严重危害病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的发展。

  克山病,分布在陇东和陇南的礼县、西和、张家川、清水、天水、秦安、武都、成县、岷县、宕昌、宁县、庆阳、华池、合水、正宁、灵台、平凉、泾川等十八个县市。直接威胁的人口近二百万。急性克山病多发在冬春季节,发病急,病程短,死亡快,不少病人发病后三小时左右即死亡,病死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有的病村病人死亡率高达该村总人口的10%。慢性患者的发病率一般病区在30%左右,少数重病区高达70%左右。病区的范围也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秦安县、成县原来没有该病,去冬发病情况非常严重。它严重地影响着病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和思想情绪,妨害生产。礼县的王坝公社由于年年发生急性病人,病死率又高,有的病村人口呈现典型的衰退型。灵台县奠王坡、尚家山、刘家坡三个自然村自五五年发病后至五八年冬,三村居民全部外迁,村庄被遗弃。

  大骨节病,俗称柳拐子。主要分布在陇东和陇南二十九个县市的部分地区,以陇东靠近子午岭、董志塬和关山周围地区最严重,得本病后四肢骨节变粗变形、疼痛、活动困难,重度患者骨节畸形,致成终身残废。全省患病人数据重点调查估计,约在五万人以上。以宁县为例,患者占全县总人数的1.4%,个别重病村高达63%。国营平凉万宝川农场调查362人,有大骨节病的146人,占43%。

  地方性甲状腺肿俗称大脖子或瘦瓜瓜,几乎全省各县都有。也以陇东、陇南山区为最严重。全省患者约有百万人左右。患者体质衰弱,劳动能力降低,并易使下一代发生克汀病(傻瓜)。病区群众流行着“头辈发(因山区资源丰富易发家)、二辈瓜(傻瓜)、三辈连根拔(绝后)”的谚语来反映此病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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