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 章 扶贫，从此开创新纪元

　　　　　中国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究竟能不能解决，它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解放三十多年了，为解决陇中地区群众的温饱，什么路子都走过，什么办法都采取了，为什么收效甚微，面貌如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上崭新的一页，西部农村广大地区的反贫困事业也借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提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机器都动了起来，一个又一个新思路、新打算、新措施提了出来。而国务院领导一行对甘、宁、青三省区特别是对陇中所做的实质性考察，则真正地使陇中人民的命运在重重灾难中出现了新的历史性的转机。

　　一、陇中：出路究竟在哪里

　　7月的陇中大地满目旱情，焦渴得看不见几片绿色，就是在这个季节里，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一行深入农户体察困难，在地头同基层干部、老农座谈，倾听他们的心愿。一路风尘仆仆，足迹踏遍中部的永靖、榆中、会宁、定西4县，一连三天的深入考察，使他们对陇中的自然和农业生产的特点有了切切实实的感受。认为“再不能按老办法干下去，要改”。在这之前，他们还视察了河西走廊，对河西走廊辽阔的土地、丰富的水源、巨大的开发潜力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1974年8月，甘肃省就已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西”建设的设想，并于1978年开始付诸实施。

　　视察中，赵紫阳听取了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改变中部干旱山区农业恶性循环状况要走的两条路子的汇报：一是走“水路”(即在有水利资源可以利用的地方，搞些水利工程，尽量扩大水浇地面积);二是走“旱路”(即在没有水利资源可以利用的地方，主要是植树种草，搞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综合治理)，因地制宜，水旱结合。之后，他们又实地考察了与甘肃省毗邻的宁夏农村。

　　此行获得的印象和认识，对陇中的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回京后，赵紫阳把对甘、青、宁农村考察的看法和结论性意见整理成一份资料，分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各常委及书记处、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在这份资料里，明确地提出了几个战略性的考虑：

　　一是甘肃河西走廊、宁夏河套地区可垦地很多，日照长，土质好，有水就有粮，有粮就是商品粮，开发很有前途，潜力很大，应提上议事日程。

　　二是包括整个定西地区在内的甘肃中部山区及其毗连的宁夏西海固地区，是全国最困难的地区，过去是恶性循环：越穷越开荒，越开水土流失越严重。要走上良性循环，必须有两个转变：改变生态环境，调整农业结构。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但是一定要有长远打算，否则，困难会越来越大。有了方针，有了规划，实行责任制，政策稳定，坚持下去，搞他多少年，肯定会见成效。

　　三是这个地区从恶性循环到良性循环，在转变的过程中，需要国家给点支援，给点粮，给点钱。甘肃同志提出以工代赈，这是对的。与其单纯救济，不如帮助改变生产条件。同时，要教育群众，不要养成依赖心理。国家也有困难，补贴也不能太高。

　　四是河西和定西，河套和西海固，要联系起来考虑。河套和河西开发起来了，商品粮增加了，就能支持定西和西海固地区调整农业结构。干旱地区，也可以向地广人稀的灌区搞点移民。

　　资料最后指出：“这里是黄河上游。调整农业结构，改变生态环境，搞好水土保持，对下游关系极大。陇中和西海固群众所面临的问题，也正是治理黄河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篇大文章，内容很多，很值得加以研究。”

　　一个陇中地区治理与发展的轮廓从此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这之后，中央有关部、委、办的领导和文化、新闻工作者也相继视察和走访了甘肃、宁夏的贫困地区，他们在看到真正的甘肃中部农民的贫困图时，同时也看到了一幅幅广大农民群众与贫困和命运的抗争图：

　　会宁县有个叫蔺家湾的生产队，1969年开始修坝地，搞小流域治理，到1976年修成820亩。多年来粮食自给有余，每户还修了两个水窖，基本上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造林种草，水土保持还使得小环境得到了改变。

　　他们还看到了永靖县一万多个太阳灶所带来的效益，看到了西海固扬水工程带来的宁夏川区的变化，还看到了农民修建的沼气池和节柴灶及通渭县申家山的红豆草，就是这个山村，在甘肃省草原工作队畜牧师王素香的指导下，广种红豆草，从而使“有女不嫁申家山”的历史得到了改写：1970年—1979年，全村因贫困，没有一个结婚的，而1980年以后，15个光棍汉全都娶上了媳妇……

　　而位于定西县城东6公里的大坪村，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耕地全是“有雨地挂椽，无雨土生烟”的“三跑田”，植被稀少，土壤贫瘠，粮食平均亩产不到50公斤，是个“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穷地方。从1964年开始，这个村党支部学大寨就认一个理：修梯田。他们不受外界和上级的干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三跑田”变为保水保土保肥的水平梯田。在修梯田的同时，这个村又抓了广积肥，种草种树，发展畜牧，科学种田。20年艰辛换来梯田遍山，林木满沟，牛羊满坡。70年代，粮食亩产提高到120公斤，初步解决了吃饭问题。80年代，平均亩产提高到135公斤，全村群众温饱有余，成为干旱山区的一颗明珠。

　　这些典型的出现，为以后彻底根治陇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他们由此动了感情，而且动了脑筋，动了真格的。

　　“甘肃要定，定西先定;定西不定，甘肃难定。”以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已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困扰多年的重要因素，迅速而彻底地帮助二百多万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农民摆脱困境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矛盾呢?

　　一、 反贫困：“三西建设”拉序幕

　　1982年开始，国务院专款拨付，支持甘肃省定西、河西“两西”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走水路”发展灌溉农业、“走旱路”发展旱作农业、走不通水旱路向河西百万移民，来诊治甘肃贫困“顽疾”。

　　1982年12月10日，对陇中人民来说，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日子。这天上午，赵紫阳主持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改变甘、宁两省区困难面貌及当前救灾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万里、姚依林、方毅、谷牧、陈慕华、薄一波等领导同志以及国家计委、经委、水电部、农牧渔业部、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这么高的规格，这么多的高级领导为一块贫困之地的治理而操劳，是空前之举。专程赴京汇报的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冯纪新的心情激动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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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最后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名义，作出了5条决定：

　　1. 加快河西商品粮基地的建设。河西走廊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可开垦的耕地有几百万亩，生产潜力很大，种小麦单产有的可达1000多斤，值得开发。近年来，河西粮食总产已达30亿斤左右，提供商品粮7亿多斤，占甘肃省商品粮的70%，加快河西商品粮基地的建设，有利于发挥河西农业的优势，解决甘肃省的粮食问题，也有利于支持定西地区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要把河西基地的建设作为一个项目，列入国家计划。

　　开发河西走廊，关键是要解决水利问题。要充分利用祁连山的水利资源，兴修水利，灌溉农田。今后一个时期，要给这一地区增加一些投资，但摊子不宜一下铺得太大，要先易后难，分步骤建设。当前投资主要用于水利挖潜配套，修整渠道，搞好水渠衬砌，防止渗漏。同时，有重点地新建、续建少数水库。

　　2. 甘肃省定西地区，自然条件很差，年降雨量在300毫米以下，常年干旱。“陇中苦，甲天下”，这是全国自然条件最困难的地区之一。对治理这一地区，不能临时打算，只靠救济过日子，要有长远打算，进行科学规划，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把救济同长远建设结合起来进行。一是确定每年调拨给这个地区的粮食基数，国家要把这个地区群众的生活基本包下来。二是把每年拨的救济和其他资金，用于以工代赈，改造本地区的生产条件，如打坝淤地、种草种树、平整梯田，以及根据可能条件使用太阳灶等，逐步改变农业结构，恢复生态平衡。三是鉴于定西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人口增加太多太快，要通过自然渠道，有计划地移民出去。建设河西粮食基地，可以吸收定西的劳动力去参加，既可以解决建设河西粮食基地的劳力问题，又可以疏散一部分定西的群众到河西定居。同时，在征兵、招收矿山工人时，要分配一部分名额给定西地区，这也是疏散人口的积极办法。

　　3. 为了建设河西走廊和改变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这片贫困地区的面貌，国务院拟每年拨款2亿元，作为专项基金存入银行。当年使用不完，可以转为下年使用，连续拨10年，但要把这些钱切实用好，不能“撒胡椒面”，不能浪费。

　　4. 现在各地方的经济情况起了变化，民政救济费的分配，不要像过去那样分散，要适当集中使用，主要救济那些最困难的地区。对甘肃灾区，这次拟再给救济款2000万元，明年初根据灾情再酌情解决一些。

　　5. 为了加强对“两西”地区农业建设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由林乎加、李瑞山同志负责，甘肃省和国家计委、经委、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水电部等有关部门参加。这个小组的任务是，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包括专家，制定建设规划，把专项资金使用好，为彻底改变定西这一片地区的贫穷面貌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甘肃省和有关省区要对该地区的干部认真进行教育，把班子配好，振作精神，艰苦奋斗，团结一致把家乡尽快建设好。

　　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国务院“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每年拨2亿元专款对“三西”地区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周期10年。领导小组由刚刚卸任的农业部部长林乎加出任组长，国家经委副主任李瑞山出任副组长，有关部委的主要领导为成员(后来，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要求，国务院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与“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合并为“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任组长，林乎加出任小组顾问，副组长黎中分工负责“三西”地区工作)。

　　应该看到，当时全国的经济才走向好转，而且教育、科学、能源、工业基础等许多方面都缺乏资金，都在眼巴巴盯着中央，希望能拿出一笔钱来解决燃眉之急。每年2亿元，10年20个亿，看起来数额并不很大，但对于正处在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中的国家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因为，当时国家整个财政收入也不过2000亿元。在这种时候，中央拿出这笔资金来解决这块连片地带的贫困，可见确实是经过一番慎重思考的，也反映了中央力图解决最贫困地带的决心和对这片多灾多难的黄土地殷切的关怀和希望!

　　更为重要的，这还是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反贫困探索。1980年，世界银行有个调查：除中国和亚洲其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以外的发展中国家，赤贫者人数约有7.8亿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世界经济显然是很不利的。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都把反贫困放在非常优先位置。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贫困地区的农业区域性开发建设方面还缺乏经验，如能在这项开发中趟出一条路子，那么，对于其他贫困落后地区的区域开发建设将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因此，国务院要求领导小组要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包括部、委、办，协助地方做好“三西”建设的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上也提出了请水电部协助拟出水利规划，请林业部协助拟出林业规划，并帮助实施。请中科院和国家科委组织专家帮助计委协助甘肃、宁夏做好“三西”地区的长期建设规划。农村能源问题研究请农业工程院组织力量开展工作。请民政部提出以工代赈的方案。

　　1982年12月30日，在林乎加、李瑞山、钱正英同志的主持下，我国第一个农业区域性开发建设工程——“三西”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领导小组的任务：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包括专家，协助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制定和实施“三西”近期和长期建设总体规划，把专项资金使用好，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精神。

　　“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扩大会议，于1983年1月11日至18日在兰州召开，以后又于23日至25日在银川继续召开。除领导小组成员外，甘、宁两省区领导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中国科学院沙漠所、冰川冻土所和甘肃省草原生态所等科研单位的专家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明确了“三西”建设的指导思想。即：兴河西、河套产粮之利，济定西、西海固缺粮之贫，发展林、草业，逐步变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对定西和西海固实行以工代赈，扶助生产建设;组织定西和西海固人口密度过大、生产生活条件极端困难地区的群众，采取自愿“拉吊庄”的办法，有计划地疏散到当地的新灌区和河西、河套地区。要做到山川共济，统一规划，互相促进。到20世纪末，彻底改变定西、西海固的贫困面貌;河西、河套两个灌区年提供商品粮由1982年的7.25亿公斤提高到22.5亿公斤左右。

　　其次，确定了“三西”的范围。陇中范围很广，困难都很大，由于国家投放的资金有限，只能贫中选贫，作为扶持对象，最后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确定为18个县(1991年行政区划变动后成为20个县区)。这20个县区分别是：定西地区的定西县、通渭县、陇西县、临洮县，兰州市的永登县、榆中县、皋兰县，白银市的会宁县、靖远县、景泰县以及白银区、平川区，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永靖县、东乡族自治县，天水地区的秦安县，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庄浪县，庆阳地区的环县、华池县，武威地区的古浪县。当时有人口55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24万人。宁夏西海固干旱高寒山区包括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泾源、同心、盐池7个县，以后又从中划出一个彭原县，现在讲就是8个县了。当时有人口16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56万人。河西走廊境内有3地2市，15个农业县(包括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古浪、景泰两县)、4个牧业县、17个国营农牧场，当时有291万农业人口，水地面积721万亩，近期还可能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20万亩。

　　第三，初步确定了改变定西和西海固贫困面貌的生产方针和主要措施。归结起来，就是后来叫响的三句话，叫做“有水走水路，没水走旱路，水旱路不通另找出路”。所谓“另找出路”，就是在定西、西海固地区那些人口超载的地方探索多余人口走出去的途径——向外移民，把他们从老天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另找出路”的指导方针，是根据中部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经过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从解决中部问题的战略高度提出来的。要从长期形成的“固守一方、死守一业”的狭隘的小农经济圈子中走出去，就必须重提人口迁移流动这一古老的课题，正视移民活动这一棘手的现实问题。

　　据调查摸底，这块载育着700多万人口的贫困地区，大多数人可以通过“走水路”搞灌溉农业和“走旱路”搞旱作农业求得温饱。真正难办的有200万人，其区域主要集中在甘肃中部年降雨量只有二三百毫米的干旱山区和宁夏六盘山一带的高寒阴湿土石山区，其中甘肃部分140万，宁夏部分60万。这些地方，自然条件极为恶劣，资源极为贫乏，人口负载极为沉重。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改变现状，与其年复一年地穷下去，年复一年地靠国家救济，不如变“输血”机制为“造血”机制，另找出路，走出一条新的生存、发展的路子来。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出路中，移民确是一种比较现实、可行性较强的选择：移出的农民可以获得较好的生存条件，得到发展的机会;留居者生存空间相对变大，土地、林草等资源人均占有量增多，生态环境也会相应得到改善。走移民之路，无论对迁出者和留居者，都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都有可能成为改变这块负载最重的极贫区面貌的突破口。的确，这是一种具有极大诱惑力的选择，这是一笔并不难算的账：若移出去100万人，首先可以减轻两个地区超载和人口负担过重的压力。如果按每人退出5亩地，就能退出500万亩土地和节省100万人的生活用水及燃料等，这又为当地改变生态环境和调整农业结构提供了条件，从而可以通过以搞畜牧业为主的大农业来解决当地的生活出路。其次，可以减少向26个贫困县调进粮食和拉水的运费。如果按一人两天一公斤粮食算，一年将减少1.5亿公斤的粮食调运费和相应的水、燃料。移走这100万人，正常年景下，也就不再向这些地方调入粮食，不再从外面拉水送水。这样不仅缓解了人的饮水矛盾，还缓解了人畜饮水矛盾。另外，移出去的人由于生产、生活条件转好，从而能很快地走上致富道路。留在当地的人因为自然资源的缓解，也就有了向良性循环发展，从而尽快停止破坏植被，解决温饱的条件。

　　这样，移走一个，可以缓解两个(三人资源两人用)，等于解决了三个。

　　走一步天宽地阔，挪一处柳暗花明。“三西”移民，100万人投向他方，便是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经济规律的一种选择，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气吞山河而无先例可借鉴的“三西”地区百万大移民工程，从此在甘、宁大地拉开序幕。

　　“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不通另找出路”这一从根本上解决“三西”地区贫困面貌的农业区域性扶贫开发建设方针被完整地提出来，并付诸实施。它标志着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国家扶贫工程的第一炮由此打响!中国西部农村的反贫困事业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