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为民敢闯阳关道

　　　　——原陇西县委书记张自强带领干部群众“包产到户”，首开农村改革先河纪事

　　1977年4月，张自强担任中共陇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之后，由他发动的“红崖湾政变”，揭开了中国农村“包产到户”的序幕——

　　一

　　张自强出生于甘肃省甘谷县的一个农村，1949年4月5日入党，先后组织领导试办过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8月，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取得成功经验、尚未得到群众认可的情况下，中央号召搞人民公社，宣布一切归公所有。他作为人民公社的试办者，深深地感到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利益，导致了劳动组织的混乱。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社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年不如一年、生活水平一年不如一年。到了1959年、1960年，甘肃全省范围内出现了人口外流、群众饥饿死亡的极其严重的事件。那个时候，他虽然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整天解决人们没饭吃、饿死人的事情，真让他惊心动魄、终生难忘。他从内心里希望人民群众有衣穿、有饭吃、再不被饿死!196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兰州会议，正式提出抢救人命，左的政策开始松动。他们利用抢救人命的有利时机，划小生产队、生产大队的规模，试着给老百姓放宽“小自由”，允许社员开荒地，通过给社员增加自留地、给社员借地等办法，调动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到1963年、1964年，农民的收成好了、基本上有饭吃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自强因1962年担任中共甘谷县委副书记期间放宽“小自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坐了三年的“牛棚”。审查结束后，于1969年11月至1974年12月去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指挥部工作。1975年1月至1977年3月，他先后担任甘肃省中部地区工作组成员、定西地区农办副主任，1977年4月走上了中共陇西县委书记的岗位。长期的农村工作经历，使他对农村、农业、农民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去陇西上任之初，面对张自强的是数十万“穿着黄衣裳、吃着救济粮、喝着拉运水、住着茅草房”的农民。当时，陇西80%以上的农民都在靠国家救济度日。有一次，他到云田公社看农田基本建设现场，大约有百人左右在集体劳动，在路过一个田坎时，看到劳动的人群拉下的大便占面很大，令人心痛的是那些大便都是一种黄颜色。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在吃国家供应的、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的玉米返销粮!还有一次，他去和平公社的一个村察访，看见一个只穿半节裤的中年女人在院子里劳动，当时大家不便进门，等她进屋后，他们才进入房内，但她仍然没有穿上衣服，羞怯地将小孩抱在怀里遮丑。她哭泣着向大家诉说了生活的困难。目睹这样的惨状，作为一个县委书记，张自强怎能不受到良心的责备?当晚，他就吩咐公社的同志赶紧做了一套劳动布衣服，派专人送到她家，以便使她能够外出劳动。接着，县委专门派出一名副书记去这个村蹲点，帮助群众克服困难。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不管怎么样抓农业生产、怎么样搞农田基建，地里就是不长庄稼，农民群众的生活普遍都很困难。人没有饭吃，国家每天给一斤玉米返销粮，还可以应付，但牲口没有水喝，实在让人难过。张自强亲眼看到牲口喝不上水的时候，就不吃草，两个前蹄子好像人用锄头挖地似的不停地在圈里刨，十分难受。牲口是山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为了让牲口喝上水，天旱时老乡往往要到很远的地方寻找水源饮牲口，几十里的路程，来去一回需要很长时间，等回来后牲口又该喝水了，它又不进圈了。面对饥饿、缺水这样的生活现实，群众没有办法，只好忍受着;干部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上级要水要粮，谁有本事谁就多要一点，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措施。有什么办法能让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成了县委一班人、尤其是县委书记肩上的千斤重担。

　　二

　　出路在哪里?这在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政策、体制背景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被人上升到政治、上升到一级县委对中央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态度上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轻者难免挨批判、受处分，重者将会丢官帽、坐监狱。要寻找出路，必须有超常的胆识和卓越的智慧，必须做到敢为天下先、敢冒强大的政治风险。怎么办?张自强心里确实充满了矛盾。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一个县委书记，他始终有着一种信念，这就是：追求真理、为人民办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解放快三十年了，人民群众依然过着这样的生活，于心何忍!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追求真理、为民造福。他暗下决心：哪怕冒多大的风险，也要为群众找出一条能够吃饱肚子的路子。于是，在他的带领下，县委一班人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毅然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他们一件一件地试着干、一件一件地看着“上面”的脸色干，先干小的，后干大的，一步一个脚印，先后干起了这么几件事情：

　　一是恢复集市贸易。极左路线，根深蒂固。当时的陇西同全国各地一样，“四人帮”虽然已经被粉碎，但一些左的东西，还没有完全被清除。由于“县上规定全县各个集镇只能十天逢一集，除规定集日外，不允许百姓上市场卖菜”，所以就连县委的灶上也“买不上菜”!看到这种状况，张自强想：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把自己套死、把老百姓套死呢?干脆来个大胆，恢复过去的集市贸易。原来全县范围的集市贸易，分别是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逢集，生意人在首阳镇赶完集后去城关镇、城关镇完了赶到文峰镇、文峰镇完了再赶到云田镇，就这样转圈圈，流通活跃、群众方便、生意人能赚钱、国家税收自然也有增加，既利民、更利国。张自强和县委的同志们商量，先把卖菜的市场放开。大家说：“我们就是等你说话哩，就是看敢放不敢放。”因情况十分清楚，不需要做什么调查研究，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就把放开市场的事情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鉴于大家对放开市场的事情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县委就正式做出了开放市场的决定，县政府用很短的时间起草、下发了一个放开集市贸易的文件，全县的集贸市场在风平浪静中恢复了。对于这个决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上会要追究责任、更没有想到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大概过了一半个月后，地区有人问“陇西怎么把集市贸易恢复了?”但没有组织再行追问，县上也没有向上报告，这个事情就过了。1981年1月26日，《甘肃日报》刊发的题为《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陇西农村集市贸易的调查》一文说：陇西县委、县政府大力领导农民开展集市贸易，沟通城乡交流，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农民赞美这项利民便民富民的措施。

　　二是把林权归还给社员。有一次，张自强到地处一条沟里的昌谷公社越胜大队小菜子生产队下乡。一进沟，就看到沟里白杨树长得特别好，直径足有两市尺大的树很多，沿沟大约有上百、上千棵这样的树。他好奇地问随行的公社干部：“怎么有这么多树?如果一户人家有这么十几棵乃至二三十棵树不是非常好吗?”随行的公社干部说：“这里有个老植树造林模范叫贾兴汉，这些林就是他种的。”于是他就让公社干部带路找到贾兴汉，询问了有关情况。原来从初级社入社、高级社入社，一直到人民公社，这些树的产权变更了四、五次，最后完全成了集体的财产。尽管人民公社时期经常砍树修生产队的办公室和学校，别人也偷砍，但留下来的仍然很多。如果每一户农民能在地边、河边上种上这么百十棵树，那柴火问题、经济问题不是就能解决很多吗?能不能鼓励社员干成这件事呢?他一边想、一边提出“能不能把这些树的树权明确一下，就归贾兴汉，让他管护、补种、使用”?同时鼓励大家酝酿能不能把全县树权明确下来，还种树人对树林的所有权，做到谁种谁有。随从下乡的一些干部异口同声地说：“如果能将农民群众对树林的所有权确定下来，群众种树的积极性肯定会马上调动起来。”回到县上后，他就将林权归属问题提交县委常委会讨论。经县委同意后，县委农村部的同志大概测算了一下贾兴汉的树价，价值大约是两万多元。随后，县上专门召开大会，县政府给贾兴汉发了林权证，明确规定从哪里到哪里的多少棵树归贾兴汉所有，在全县引起了轰动。1979年4月1日，《甘肃日报》发表的《房前屋后植树谁种谁有》的报道说：陇西县委落实林业政策，将昌谷公社越胜大队小菜子生产队贾兴汉价值2万多元的树归还本人。把林权归还给社员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在房前屋后、河滩荒地植树的积极性，掀起了陇西县各家各户私人种树的高潮。时隔十多年后，我和他重新去访贾兴汉，看到贾兴汉的林木郁郁葱葱、满山遍野，出于振奋，就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翻山越岭到牙河，寄想幽林感慨多。百里翠微屈指处，清风杨柳舞婆娑。”这首诗，连同其他几首一起于1990年被《甘肃监察》杂志第六期刊登发表。

　　三是集体牲口分户饲养。1978年夏的一天，陇西县的德兴、柯寨等西部地区遭受了罕见的雹灾，冰雹把地垄上的草都打完了，连洋芋蔓子也打没了，农作物受害十分严重。听到这一情况，张自强于当天下午就赶到德兴一带察看，只见庄稼地里到处都是白花花的冰雹。当天晚上，他就召集干部进行座谈。大家说：“人的口粮问题由公家管着，反正吃饱吃不饱，有吊命的粮吊着，可这牲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十几个村干部参加会议，都耷拉着头，一筹莫展、一言不发。张自强：“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到底今后该怎么办呀!现在庄稼也没有了，可咱这里耕种的土地全部是山地，总不能把牲口再丢了，牲口丢了明年又没啥种庄稼了。”沉闷了好长时间后，终于有一位同志说话了：“张书记，我说一句破坏政策的话，成不成?”“把牲口按劳动力分到户，劳动力多的一家牵两头，少的一户管一头，白天由各家各户的人牵上放牧，晚上统一拴到集体的饲养场，不然上面来人检查怎么办。只要我们人活着，这牲口就能保证活着，只有这样了。”这个意见提出之后，会场没有一个人说话，谁都知道，这是搞单干，是违反政策的。非常明白，大家都在等他这个县委书记表态!到底怎么办呢?反正他就一个想法、一个主意，不管怎么样，那就是不能让一头牲口死掉。然后就说：“就按刚才发言人的意见办，大家赞成不赞成?”大家嚯地说：“能成，好得很。”他问：“如果上面说这是单干怎么办?”大家说：“瞒着么。”张自强思忖了好一阵子，最后说：“不管用什么办法，牲口必须保住。牲口保住了，上面追究责任咱再说。但是要按刚才发言人的意见办，必须做到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不能说，县上的干部来问也不能说，你们干部务必向群众说清楚保密的要求。明天你们就按劳动力把牲口分到各户，做到责任明确，白天去负责放牧，晚上回来以后集中拴到集体的饲养场，并负责添夜草。”第二天上午，这个村子就开会，下午就把牲口分开，各家牵着牲口去放牧了。此后，周围受灾的生产队也陆续这样做了。当时的分户饲养，尽管是个临时办法，但在县委的默许下，陇西北部山区的各个生产队都逐渐对牲口实行了分户喂养。1978年夏天，他去水泉公社走访时，一位农民给他说了好多分户喂养牲口的好处：“如果能把牲口分户喂养，人人操心，有几年就繁殖起来了。可没人敢试，一试就会挨批斗。我这个地方是山区独户，没人来，我把牲口养好，还能积肥种好自留地，多收粮食，挨的饿少一点。”这句话，使他至今难以忘怀。是啊，“挨的饿少一点”，这是当时中国农民唯一的期盼。怎不让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