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镜头：一户不幸的人家

　　翻开我写于多年前的日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979年11月15日　　阴

　　午后，1点多，一个汉子在兰州火车站东口攀爬货物列车，结果被滚滚钢轮吞去多半个右脚，脚跟全无。

　　钢轨和枕木上，洒满了血肉、碎骨、破布，洒满了玉米粒和一块块干馍馍，一只盛着骨肉的军用黄胶鞋，扔在枕木间。惨相，令人不忍目睹。

　　伤者静静地躺在路基旁的砖墙下，头枕着他讨要来的食物及衣物，无疑是残废的右脚担放在一块长方石上……

　　围观的人们长吁短叹。

　　不知名的伤者睁着疲乏、悲切的眼睛，环视着善意的人们，也看两眼自己永不复还的关系到自己生存的右脚。一个年方三十岁的青年农民，失去了一只脚，将意味着什么?

　　他的脚用纱布做了临时包扎，脚腕上绑着两根细电线，以求止血。这是一个坚强的男人，他没有眼泪，没有哀号，只有面部不自住地抽搐……

　　一个小时后，一辆白色救护车把他送往铁路医院。

　　现场有人说，他背着大大小小三个装满了干粮的包包，因为穷的没钱乘客车，只好去扒货车。没想到，刚爬上去就被铁路工作人员发现，并且被一块石头击中，结果不幸失足落在加速行驶的车轮下……

　　特写镜头：一户不幸的人家

　　我曾在一个下午来到静宁县三合乡硷滩村王堡社。时间是1986年11月初，在村民何进文家。

　　那山好大，那路也绝门了。我高一脚低一脚跋涉在山塬上，村子看去近近的，可就是走不到，几个弯子一绕就一点儿劲也没了。进门后，我说，洗个脸吧。许久，何老汉才颤巍巍地端个小盆进来。水面上，漂游着几片细碎的草叶。出门在外，将就些吧，我顺手把手巾放进水盆，只这一蘸，那水就所剩无几了。擦罢脸后，我正要顺手把仅剩的一点脏水泼在满是浮土的院子里，站在一旁的何老汉却一步抢上前接过了盆，尴尬地笑道：“我去倒，我去倒。”说着，就一弓身子出了门。没听见泼水声，我觉得蹊跷，赶紧从窗纸上的小洞望出去，却见老汉也正回头朝屋里瞥了一眼，快步把小盆端进对过的厨房交给了老伴。事后我知道，那点水还要存下喂猪。最近的水眼，也在离庄几里外的沟里。大自然的残酷无情和中部老百姓生活的艰辛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展现在我面前，令我再也挥之不去。在这样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这位叫何进文的老人，怕是这辈子也难得“进文”了。

　　“嘿，水赶(比)油贵啊!”何老汉这么对我说。

　　中部，许多人家房顶上的一点雨水也要用塑料袋子缝的管子引到窖里去。冬天下点雪，就更要抓紧扫上，就这，水窖还存不了一半。所以，给姑娘找婆家，人们总要打问一下男方家里有几眼窖，有几方水。有啥错呢?“窖多了，一年不犯难心。”

　　当地的自然条件如此恶劣，水都不能尽了肚子喝，群众生活之清苦也就不难想像了。

　　算是家么?土崖下一个破败的小院，三间房，土垒的，门框低得进屋须先弯腰，就连炕上那条红毯，也是为我的到来专门从炕柜里取出的;另一间屋里，两代女人扯一条分不出里面的破被，蜷缩在炕头上……可就在这样的山沟里，却飞出了一个“金凤凰”——何家三儿子何效勤居然考取了全国重点农业中专——甘肃省畜牧学校，念起了“牛马经”，成为何家多少辈里唯一的念书人。对辛勤劳作的中部农民的儿子们来说，似乎也只有通过高考这条“羊肠小道”上的竞争，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才可以去吃“皇粮”。本来，他们这样的家庭是无力供养儿子读高中的，可儿子就是要念书，不让去就在家里跟老哥打仗、睡觉，啥活也不干。到乡中学读书后，每个星期，他都要从母亲手里接过一袋子黑面饼子背回学校，他没有钱吃食堂。还好，学校里有喝头，水管子里的水宽得很。为他上中学，两个妹妹一个早早地说给了人，小的也提起了别人家的羊鞭……可谁又能想到，何效勤考取中专才一个月就精神失常了。按学籍管理办法，对其可予退学。当时我在学校从事学生工作。记得那天午饭时，我问刚刚参加校务会回来的父亲，这个学生怎么处理，时任畜牧专业科主任、毕生致力于教书育人的父亲动情地说：“中部山区的娃娃能上个学不容易，能上就尽量让上吧!会上，大家的意见也是先让休学治疗!”以后，他两次返校上课，但不出多久又旧病复发。何老汉由此得出结论：“咱们从老人手里就是这搭活人的，啧，书把娃娃念坏了……”来学校接兄弟回家的何老大说外面的世界说学校，就像在讲一个神奇的童话。他撇着大嘴，以富有感染力的手势表达着对水的顶礼膜拜：“那龙头一拧，水就哗啦啦地往下淌，清冽冽个，再也用不完。”就在该生退学之际，班上同学还你一元我两元地进行捐助。班主任老师高勇不但自己掏了10元钱，还从班费中拿出一部分，静宁籍年轻教师杨世禄和许多学生中的老乡也纷纷献出爱心。最后，大家将七八十元带着师生拳拳爱心的捐款交到了何家老大手里。然而，几年后的一个清晨，人们却在一处断崖下，找到了这个终于未能走出中部大山的年轻人……

　　二、洞若观火看陇中

　　陇中贫困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年来，各方面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侧面的探讨，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自然条件恶劣论。陇中地处内陆腹地，自然条件的确是“得天独薄”。这里大部分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由于大气环流的影响和本身的地理条件，造成区域性气候恶劣，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按降水量计算，由北到南，由西到东，分属干旱、半干旱、半湿润区，年降水量一般为200毫米～500毫米不等，而且分布不均，集中在7、8、9三个月，蒸发量却高达一两千毫米。气温低，无霜期短，一般只能种一茬庄稼。土层虽厚，但十分瘠薄，山坡地居多，常常是“有雨地挂椽，无雨土生烟”。除黄河、洮河、渭河两岸经开发后得到些灌溉之利外，其余绝大多数地方可资利用的地面水、地下水奇缺。即便有的地方有点地面水，水质也极差，含氟、含盐、含碱量极高，不仅人畜不能使用，而且也不能用于灌溉。定西县虽有北河、西河绕城而过，但水色浑黄，含氟极高，连癞蛤蟆都活不下去。及至20世纪70年代之前，县城数万人口饮用的还全是苦涩的井水。在会宁县城，也曾打井至600米深，但或是不见水，或是人畜不能饮用的苦咸水。“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十有九年旱，岁岁人发愁”的民谣称得上是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另外，有些地方属高寒阴湿地区，降水稍多，但气温低，山高地陡，可耕地少，土层瘠薄，地方病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地区甚至还不如干旱半干旱地区。陇中一带，几乎年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旱、涝、冰雹、风沙、山洪、霜冻、病虫等自然灾害发生，其中以干旱最普遍最严重，雹、洪、冻、霜次之，于农业生产极为不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地区是全国最早自发而强烈地进行变革、实行包干到户的地区之一，然而缓解温饱问题的势头仅持续数年就停滞了。

　　二是生产方针错误论。有人认为，陇中之所以贫困，是生产方针违背了自然规律。按理，陇中的自然生态条件以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林业最为理想，在人少地多的地方，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事实上也确有地广人稀的社队靠种草种树发展畜牧走了脱贫致富路的。但是，在大量的地方，作此选择却是极不现实的。因为到六七十年代，这块地方早已人满为患了，就连贫瘠的山地人均也只占有四五亩。退耕还草还牧是个好主意，然而大面积推广没有这个可能。在当时，一亩草最多能满足2个羊单位牲畜的需要。种草养畜的收益也远远不能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这么多的人天天要张嘴吃饭，国家根本供不起。对农民来说，种粮是收益最丰的选择，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做出这种悖理的事。

　　三是民情懒惰论。从表象上看，陇中一带农民苦熬精神有余，苦干劲头不足，在一些社队和一些农户身上，目光短浅，等、靠、要思想十分严重。这是几个极端但却真实的例子：

　　之一：定西地区某县一个贫困户，为帮助他脱贫，乡上为他买了一头牛。他既嫌麻烦，又想花钱，于是灵机一动，把牛牵到集市上卖掉，花掉一大半钱，然后用剩下的钱买了只便宜的羊，以对付上级的检查。过了一段时间羊也不想养了，卖掉换成鸡，又省事又有蛋吃，自得其乐，后来蛋下完了，鸡也宰了，依然家徒四壁。他照旧不慌不忙，因为“共产党不让饿死人”。

　　之二：有位贫困户党员，妻子呆傻，儿子哑巴，家中一贫如洗，全部家当不足50元，完全靠救济过日子。领导看后忧心忡忡：“日子这么艰难，怎么过?”他坦然回答：“我是共产党员，靠党吃饭。”

　　之三：中部有个地方，高寒阴湿，不适宜小麦生长，种麦年年遭雹灾。上面要求调整作物结构，改种蚕豆、洋芋、油料等喜阴凉作物。但当地农民照种小麦不误。究其原因，是他们“不怕雹灾”。因为雹灾过后，领导照例要实地察看，一看庄稼无收，不能让群众挨饿，于是回销粮会源源不断而来。

　　之四：渭源县祁家庙公社大寨子大队有一农户，家有两间茅草房，房内除一张土炕、一口锅外，别无他物。炕沿上有三个用水泥抹成的小坑，算是三个孩子的饭碗。这家人懒得出奇，种子撒进地里就算完事，用粮也没有节制，秋粮、洋芋下来后，一家人敞开肚皮吃，猪也跟着吃肥了。三五个月就把一年的粮食吃光了，然后就伸手要回销粮。有时做饭没柴烧了，就顺手把房上遮风挡雨的草扯下一把来塞进灶膛里。

　　之五：在临洮、渭源、岷县三县交界处，有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他住的房子还是土改时分的房，房内有一张土炕，上面连片草席都没有，一床救济的被子已成了一堆烂渔网;还有一个煮饭的锅，锅盖也是残缺不全的。披在身上的是烂得不像样的救济的黄军装。问他生活怎么样，他说：好着哩。哪次发放救济，他都是头一份，钱粮一到手，就大吃二喝了，谁也拿他没治。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年年春分一过，有粮没粮的的人都找干部要供应粮、救济款。干部中也有些人“不怕有灾，就怕没灾”，好借机夸大灾情，多要救济，给群众办“好事”。多年形成的惰性习惯，短期很难改变。但如果由此就得出陇中群众生性懒惰贫困活该的结论，就大失公允了。因为，在贫困地区，简陋的生产工具，人力、畜力并用的劳动过程，与外界隔离的生产环境，落后、保守的生产习惯，不存在对任何可以带来更多收入的生产要素需求的需求，因此，因循守旧不求进取的心态就构成了落后地区人的素质的基本内容。另外，“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是至理名言，劳动只有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生产对象相结合才能创造财富。而陇中很多农民，面对的只有几亩瘠薄的土地，一年苦到头，还填不饱肚子，他的积极性能不打折扣吗?干活大呼隆，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允许个人从事集体劳动以外的生产活动的极“左”路线，又怎能不使人懒惰，不使人产生依赖性?但更多的事实说明，一旦他们有了较好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有了较好的政策，其劳动积极性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皋兰县西岔乡和平村曾经是个远近闻名的要饭村，村里“电杆比树多，飞鸟不落窝，十种九不收，喝水贵如油”。全村没一亩水地，每年打下的粮食只够吃两三个月，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派人轮流外出讨要。但自西岔电灌工程建成后，旱地成了水浇地，和平村农民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日子。过去有人说和平村有要饭的“习惯”，那实在是生活逼的，现在棍子也打不出去了。

　　四是极“左”路线破坏论。从解放初到合作化时期，中部地区也是年年有灾，但由于社会安定政策稳，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1957年下半年开始，政治运动频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唯心主义口号和大搞高指标、高征购，大刮“共产风”、“平调风”，使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摧残，甘肃中部地区尤烈，造成灾难性后果。1958、1959两年，中部地区10万精壮劳力放下当年生产，被征调到临洮、渭源一带搞共产主义的“引洮工程”，沿线红旗招展，号子震天，但却是耗资上亿元，民工大量伤亡，最后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大损元气，至今残迹犹存，给定西人民留下了惨痛的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天灾加人祸，人民饿饭，流离失所，死亡无数。在三年恢复时期，这个地区情况有所好转，但元气尚未恢复，“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甘肃的农业再次遭到空前的灾难。“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极大地打击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遭到破坏，高征购，过头粮，取消按劳分配政策，把集体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

　　生产队没有生产的自主权，“出工大呼隆，干活磨洋工”，生产力水平极低，每个劳动工日平均只有两三角钱，每人每年纯收入仅四十多元。农民一年苦下来，除从生产队分得一些粮食、柴草、蔬菜之外，分到的现金寥寥无几，有的根本分不到现金，甚至倒欠集体的。农民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穿衣、看病、点灯、孩子上学，甚至买回销粮款，都要从家庭经营的副业中取得，家庭副业几乎成了农民唯一的财源。然而，就是这么一条路，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

　　定西地区渭源县南部的11个乡，是著名的“岷当”生产区，种植当归，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副业收入。在“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错误口号影响下，岷县县委把自留地种药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在县委的“红头”文件里，明文规定农民自留地不准种药。一时间，有的乡发动学校师生闯进农民的自留地，连铲带踏，把已经出土的药苗毁得一干二净。

　　平凉地区泾川县分布在泾河、黑河、红河两岸的6个乡，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是陇东地区难得的好地方，农民家家户户栽种有梨、枣、核桃、杏树，成为家庭的一大收入来源。但荒唐的平凉地区在1960年搞起了大开荒活动，学校停课，机关关门，成千上万的人涌到盘岭等地毁林开荒，晚上将大片森林放火烧光，白天用泥土将树根盖住，谓之完成了多少亩开荒任务。1975年—1976年，泾川县委积极推行“左”的路线，强迫农民砍掉栽种多年的果树，共毁果树2.49万株。仅此一项，就使农民每年损失数百万元。

　　(2002年7月，我在崇信县采访时，对此闹剧作过专门的了解——

　　受泾川影响，一川之隔的崇信县也遭受了空前的灾难。

　　“一百多一百多的树林林子，就像割粮食一样地割掉了，喔砍掉的多得很!”

　　听到崇信的老人们讲述这一幕时，我不禁打了个寒战，那一把把利斧，分明就砍在自己身上。

　　“农业学大寨，产量不得上去。砍树的理由是影响粮食上纲，为了多打粮。崇信九功乡与泾川相邻，受其影响，大砍果树木，多半是梨树核桃树还有桃树，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满川寻不见一个大核桃树。核桃树最大的能长百年，最小的也要四五十年。”

　　朱启林，这位祖祖辈辈的崇信人，当过小学老师、校长，后来是县秦剧团团长、电影公司经理。前几年因企业破产，靠帮着照看老伴的小日杂摊聊以度日，“经理变成了卖牛缰绳的!”老人年近七旬，面孔黑黝，须发雪白，抽着旱烟，地道的农民形象，山水吃得全身关节都大的变了样，“手臂都不是直的，是伸不直的”。给我说这些时，老人怒不可遏，花白的胡子抖抖着，拿着旱烟的手也抖抖着，双眼通红，在喷火……

　　“一个林子一个林子地伐，不是单个地，而是整个树园子地被破坏了，把太爷手里的大树都伐了，一个村就伐了几十……合抱粗的树再见不到了，过去上百年的核桃树满川成林，现在看去空荡荡的，糟蹋了!”)

　　定西地区临洮县的洮河川区，本应是富庶之地，但这儿的“割尾巴”，不仅把农民个人的副业包括种葱、种蒜、种黄烟等活路给搞掉了，连集体副业——砖瓦窑，也被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子，烂干部的坑子，搞投机倒把的窝子”而被判处“死刑”，弄得农民连穿衣、吃盐、买灯油的钱都没有了。

　　那时候，社会主义总是同穷连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总是同富连在一起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搞副业是生财之道，自然成了“丧门星”，谁搞谁倒霉。谁家副业搞得好，收入多，谁家就成了批判的对象。陇西县宏伟公社山坪村一个农民，懂点手艺，他利用农闲擀毡、织口袋、做挂面，收入了几百元和一千多斤粮食，结果在路线教育中受到审查批判。渭源县祁家庙公社官路村的一些社员，由于把自留地经营得好一点，加上能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比一般户强一点，也遭到批判。

　　“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大批促大干”的闹剧，不仅没有“批”出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水平的提高。

　　从20世纪70年代学大寨以来，陇中地区的干部群众又把希望寄托在压砂、修梯田上。压砂，即在耕地上均匀地铺上二三寸厚的砾石，这是一种减少土地水分蒸发、提高土地保墒能力的原始耕作方式，但它毕竟是一种“挣死老子，富死儿子，穷死孙子”的落后方法，只能作为权益之计，长久来看绝无好处。而且，有铺砂条件的地方并不很多;有的地方砂地太多，又带来“后遗症”———成为一片人造戈壁，恶化了生态环境。把跑水、跑肥、跑土的山坡陡地修成保水、保肥、保土的水平梯田，有明显的抗旱增产效果，粮食增产幅度一般在30%以上。但是，由于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和不切实际的大兵团作战，挫伤了农民修梯田的积极性，搞得好、成效显著的地方不多。就大多数山区来说，单项突进，其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没跟上，特别是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比如通电、修路、办学校、通广播等改善不大，所以效益也很有限，群众生活依然十分困难。

　　在生产上，则不顾客观实际，无视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强迫命令，硬搞“一刀切”。这一切，等于给农业生产来了个“雪上加霜”，把这一地区的广大群众进一步逼到破产的边缘。正是，“困难来了定政策，吃饱肚子变政策，搞个运动批政策，谁当干部谁倒霉!”不能不承认，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确是造成陇中贫困的政治根源。

　　五是人口增长过快论。这里过去自然条件虽然恶劣，灾害也多，但那时人口增加缓慢，人少地多，靠草田轮作和休闲恢复地力，遇上一年雨水好，打下的粮食也可以吃两三年。所以在50年代前半期人均占有粮食还有七八百斤，生活基本过得去。解放以来到70年代末，陇中地区除“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有所下降外，其他时期人口都高速增长，不少县30年翻了一番还多。粮食的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问题相当突出。1978年，甘肃中部29个困难县粮食总产量只比1956年增长了7.3%，人均占有耕地由7.45亩下降到3.69亩，而同期人口却增长了55.7%，人均占有粮食大大下降。据定西地区统计，解放后34年中，粮食总产增长了1倍，而人口却增长了1.14倍。人均生产粮食，由50年代的301公斤下降到60年代的258公斤，70年代的250公斤，到80年代的头3年只有180公斤。会宁县1949年全县人口17.79万人，产粮6200万公斤，人均350公斤;1978年人口达到40万，产粮9500万公斤，人均不到250公斤。由此可见，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不能不是这个地方贫穷落后的重要根源。

　　陇中是典型的地区性贫困，因此，分析陇中贫困的历史和现状，其贫困的特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两个恶性循环带来两个全国之最——

　　两个恶性循环：越穷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两个全国之最：人口增长之最和贫困之最。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陇中的贫困是地区性贫困机制、贫困经济、贫困文化等综合因素或规律作用的结果。

　　陇中贫困的症结由此洞若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