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总理派人察民情
一、周总理派人察民情
5月29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讲话中，专门讲了一段甘肃中部地区的情况。
周总理动情地说：“这次会上，我听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很难过，很不安。解放二十多年了，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的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讲到这里，总理心情沉重地停顿了好一会，声音颤抖，难过得掉了泪。接着，他又坚毅地说：“我们一定要帮助那里的人民，扶持那里的生产，一定要把那里的贫困面貌改变过来。国务院各部委的同志要和甘肃人民一起商量一下，研究出个办法来，争取一年小变，三年中变，尽快把甘肃的农业搞上去!”
中央工作会议刚一结束，周总理就委托华国锋副总理组成了由农林、商业、水电、轻工等8个部委参加的工作组。6月15日至18日，由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商业部副部长刘忍、轻工部副部长王应先带队，12位司局长参加的近百人的工作组先后到达兰州。三天后，他们兵分三路，分赴定西、陇东和河西、甘南察看灾情，部署救灾。
这是工作队员和社员一段意味悠长的对话：
“老人家，你看现在的生活比‘文化大革命’以前咋样?”
“我看差不多呵。”
“你看现在的生活比1960年以前咋样?”
“我看差不多呵。”
“那你看现在的生活比解放以前咋样?”
“我看还是差不多呵……”
灾区老乡连续三个“差不多”，包含了太多的辛酸。
在灾情最严重的定西、通渭、秦安、会宁、靖远等县，工作组所见触目惊心，来自北京的干部们一次次洒下心酸的泪水。他们看到，许多农户一贫如洗：
——在陇西。马河公社罗家山生产队口粮年人均只有一百多斤，社员高世民一家五口人，住着一间破土窑，全部家当只有一口锅、五个碗。一个牛皮纸袋里仅存几斤包谷面，一床破被子是传了三代的“嫁妆”，提起来已是烂线串串，早已没了被子的形状;首阳公社陈家湾生产队马建祥的女人从陕西背粮回来，火车没停稳就往下跳，结果一条腿被轧断。陇西火车站旁边的酒精厂，常有许多灾民抢拉酒糟，为的竟是回去掺上一点面顶饭吃;
——在甘谷。北山基本没有墒情，挖下去一锨多深也不见湿土，种的夏田种子都粉了，也出不了苗，洋芋更是无法下种;
——在渭源。路园公社的11个社员背粮扒火车时，在货车车厢抽烟引燃货物，被活活烧死;
——在秦安。刘坪公社，许多社员家只能喝点菜汤，一点咸盐都没有。有的家里点火没有火柴;
——在会宁。四方吴公社，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光着屁股。当时农民每人只有八尺布票，还大都卖了换粮吃，没布做衣服;
——在皋兰。黑石川公社，公社准备盖几间办公用房，木料砖瓦已备下两年，却因为没有水而无法动工;
——在静宁。饥饿的农民因吃胡麻油渣，有83人中毒。缺衣少被34000户，炕上没有席子的有9600户;
——在环县。甜水公社夏粮估产亩产只有10斤左右。1972年全社每个劳动日值只有0.37元，全年人均现金收入只有15.8元，有29%的农户全年拿不到一分钱。南湫公社14%的羊和几十头大家畜被渴死;
——在通渭。李家店公社社员董生俊家里实在没钱买粮，只好把房上一半瓦卖了。而有几片瓦卖的还算好一点的户。社员王永祥一家六口住一间破窑洞，门帘是用牛皮纸袋剪的。窑门口，三个孩子手抓着碗里的苜蓿菜往嘴里塞着，连一点盐都没有。社员王海山家屋子破得实在不蔽风雨，就只好寄宿在村里的破戏楼底下，一家四口钻在一个草堆里……
在通渭县鸡川公社，宋平和罗玉川首先听取公社的情况汇报。他鼓励干部：“不要顾虑，有什么说什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特别是群众生活和灾情，不准说假话。因为说实话都 说不完，哪有时间说假话!大家说对不对?”
当公社副书记张启鸣汇报到猫儿眼生产队有一户人家只有一口锅、两个碗、一口土窑，炕上没有席，身上没有衣穿时，泪流满面，哽咽得几乎说不下去。宋平一再安慰：“慢慢讲，不要太激动。”可他越发激动：“宋书记、罗部长，是我们把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社员当好家，让群众受了大罪，吃了……大……苦，请……请首长批评我们吧!”说着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在场的同志们也都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个个泪如泉涌。宋平也抹了好几次眼泪，他还了解到，水莲大队一个叫任代成的特困户一家三口人，和母亲、妹妹同住一眼窑洞，同睡一个火炕，不分春夏秋冬，一人一件破棉袄，白天穿，晚上盖。烧炕、做饭全是拾来的驴粪蛋，全部家产折合起来还不到十块钱。张启鸣痛心地说：“(19)60年天灾人祸，通渭饿死了好多人，县委书记、县长，还有公社书记都坐了班房。如今灾害这么严重，出了问题，可如何交代啊!”
宋平说：“同志们还是平静一些吧，不怪下面的同志，下面的同志很辛苦，是我们把工作没有搞好，责任在我们。”
在李家店公社李店大队王永诚家，宋平看到，三间借住的房子也快要塌了。一盘石磨的磨口被支起着，已断粮好几天了。仅有的从磨子里扫出来的一点堂面，也已吃得仅剩下一两把。王老汉听说是省上的书记来看自己，激动得连连招呼“请坐请坐”，可就根本无处可坐。他情急之下用口吹吹炕沿上的土，宋平也不推辞地坐了下来，向老汉问寒问暖。王老汉用颤抖的声音说：“家里没有一颗粮食，这几天就扫点堂面，拌些苜蓿菜吃。苜蓿也不是自己的，是生产队的，生产队不让掐，我就偷着掐点，其实也不怪生产队，这苜蓿小苗掐了就薄了(意思是长不好)，要是把队里的牲口饿倒可不得了，没法下种，明年都没希望啊!”
面对这令人揪心的倾诉，宋平又一次流下了痛心的泪水。
在考察和了解了灾情后，宋平支开随从人员，把公社书记常怀智叫到身边，像慈父般地把手拦在他的肩膀上，推心置腹地说：“怀智啊，我有个想法……”宋平重重地按了一下常怀智的肩膀，压低声音说，“这个地方困难是客观事实，但是还可以根据地方特点，能发挥的要尽量发挥，能放开的还是要放开，能搞活的还是要搞活。比如，这里闲散土地多，社员的院子也都很大，不要闲放着，能种点什么就种点什么，能搞点什么就搞点什么，不要嫌少，不要嫌小。这样搞你们有些怕是不是?怕犯错误，怕揪辫子，怕打棍子，怕人家说你搞资本主义是不是?那么，弄得群众没饭吃、没衣穿我们就不怕犯错误?就不怕群众揪我们的辫子，打我们的棍子?我知道基层的同志很难、很苦，但是为了群众生活得好点，我们苦点累点，为他们担点风险又有什么呢?”
宋平语重心长，说出了下面同志敢想而不敢说的话。更令大家不能忘怀的是，在当时，像这些话，一般的领导是不敢讲也不愿讲的，要讲只能拉个官腔。可宋平讲得那样实在，那样亲切，像是在同亲人拉家常。
救灾如救火。6月28日晚，罗玉川和宋平商量，就通渭的灾情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领导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发出特急电报，并请呈报周总理。
电报对通渭县的灾情作了如实反映：“通渭县连年干旱，粮食产量低，副业少，家底很薄，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今年口粮不足292斤(每天不足8两)的生产队占68%，目前吃回销粮的生产队已达83%。有相当一部分社员无钱购买回销粮。有的在卖掉猪、羊、鸡等以后，又变卖衣物，有的砍掉不成材的树木当木料卖，有的户拆房揭瓦，换十几元钱买粮。2232人外流，其中，全家走的94户。有些户缺衣少被，炕上只有一片破席，有的连破席也没有，真是一贫如洗。我们看了这些情况，心情沉重，深感责任重大。”
电报说：“对于上述急迫问题，我们提出了解决的意见，并与宋平同志商定：目前群众已断炊的，要提前供应下月的回销粮，无钱买粮的，增拨一批救济款，解决眼前急需，稳定社员情绪，组织生产自救。要抓紧农时，尽可能多种一些小秋作物和蔬菜，切实解决种子问题，并要贷给一些款买化肥，力争秋粮有个好收成。至于全面解决群众生活和生产问题，容当再报。”
通渭察灾之后，工作组又到会宁、靖远等几个县察看灾情，情况和通渭都差不多。到处是赤日炎炎，树木干枯，山上的草和地里的禾苗都已晒死，一片荒凉。群众断粮、牲畜断水的现象十分普遍。
7月初，工作组集中到兰州汇报。调查结果表明，工作组所去的18个干旱县中的9个县，所见所闻，比省上介绍的情况更为严重。经过汇总，中共甘肃省委和国务院工作组共同起草了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部干旱山区群众生产生活困难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18个干旱县“连续几年干旱，集体和社员家底都很薄，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吃的、穿的、用的、烧的，甚至人畜饮水都很困难。据通渭、会宁、靖远、皋兰、东乡、秦安、静宁、庄浪、环县9个县的调查，1972年粮食亩产不到100斤的有4个县，只有一个县刚刚超过200斤;社员集体分配的收入在50元以下的6个县，其中2个县在30元以下;社员口粮分配，除东乡县超过300斤外，其余8个县都不足300斤，最高的287斤，最低的218斤;9个县交售公购粮8000多万斤，到今年7月底，回销11000多万斤。目前，9个县无钱买回销粮的户数高达53%”。
“由于当前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确实很大，急需国家在生活上给予救济，生产上给予扶持。经省委与国务院工作组共同调查研究，请求中央调拨粮食12997万斤(其中：夏接秋口粮8927万斤，籽种1765万斤，饲料2305万斤)，拨生产、生活补助费5650.5万元(其中：474.5万元，籽种饲料贷款407万元，医药费补助368万元，机井配套补助2550万元，机耕费288万元，架子车购置费408万元，汽车购置费90万元，小农具购置费645万元，购置木材费420万元);救济棉衣45.6万套，单衣45.6万套，棉布570万米，絮棉102.6万斤，被子42.2万条;另请拨给拉水拉煤用的汽车130辆，生产用的木材2万立方米。以便帮助干旱山区群众克服当前困难，搞好当前生产。”
该报告经宋平、罗玉川审阅后，省委笫一书记冼恒汉于7月18日签发，用特急电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时刻关注着甘肃灾情的周总理，看到电报后，立即批示有关部门迅速解决。
